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王东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支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018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210.4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3877.7亿元，上交税金46089.7亿元，进入世界500强的大陆企业为106家，其中国有企业71家，占到了2/3。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在支撑增长、增加税收、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私营企业数量超过3474.2万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税收收入达96465.52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6.80%，新增就业达到90%。由此可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富总量越来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要分好“蛋糕”，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但目前仍还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城乡收入倍差为2.69。

　　为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调动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继续做大“蛋糕”。

　　同时收入分配要更加合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强化知识价值导向，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在再分配领域，要落实好“调高、扩中、保低”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建立民生保障长效机制，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开始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伴随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邓小平曾经说过，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但市场并非万能，在产权保护、公共产品(服务)、社会救济扶贫等领域市场会失灵。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微观市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推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运行规范体系，将市场运行纳入法治轨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积极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不断强化对市场秩序的规范作用和市场监管作用，不断加大社会管理和服务，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和管理效率，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制度在我国国家制度中的统领地位

　　甄占民

　　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已成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本遵循。同这样的基本遵循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彰显党的领导制度的统领地位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作出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阐述。全会在回顾总结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的历史性成就时，反映的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不懈探索的历史过程和实践成果;在系统阐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时，第一位的是关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在部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任务时，首先强调的也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可以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贯穿着全会精神的一个核心要义。

　　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共产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事业同生共进，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是一对“孪生兄弟”，共产党的领导制度的推进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相辅相成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级跳”，都是在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治国理政水平中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党的领导制度的统领地位，更在于这一根本领导制度的优势，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证和根本标识。党的十九届四届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这是作为13个方面显著优势的第一条来阐述的，实际上也是贯穿各方面显著优势的基本支撑。对于党的领导制度的显著优势，可以从多个层面去理解，但最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有着崇高使命追求的政党，作为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都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初衷，并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推进自身的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创新，从而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主心骨和政治领航者。这反映在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也反映在面对重大历史关头的“历史大考”之上，体现在应对时代之变的“变”与“不变”的“历史抉择”之上。比如，面对十年“文革”造成的百业待兴、思想混乱以及何去何从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自我革命的精神进行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革”错误、结束“左”的思想束缚，毅然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思潮，从而开启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比如，面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不信邪、不怕压，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决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和行为做斗争;同时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方面的重大改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再比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西方大国对社会主义中国政治误导、战略遏制、价值观围堵的加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本清源、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历史和现实也反复表明，中国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关键是党的领导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这与一些国外政党上台时为了选票对民众“承诺满满”、在位时则为党派和集团利益另搞一套形成鲜明对比，与一些国家实行多党制带来的不同党派相互倾轧和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讲“中国之治”，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优势之治。当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都难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党的领导制度也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问题。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结合新的实践要求就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了进一步部署。可以预见，随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好体现。

　　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个支撑

　　李　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要求，为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奠定“中国之治”的法治根基，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总体来看，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重点把握五个支撑。

　　第一个支撑，根本保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第二个支撑，机构设置：发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顶层设计作用。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要求，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因此，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要管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解当下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顶层设计上，主动谋划和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特别是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抓紧研究制定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推进科学立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开辟新的局面。

　　第三个支撑，基本格局：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一步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个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在立法方面，必须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在执法方面，各级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在司法方面，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守法方面，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第四个支撑，重要基点：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相结合。一方面，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另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

　　第五个支撑，关键少数：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是进一步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积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推动领导干部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法治就像空气和水，平时感觉不到，一旦失去就会知晓它的至关重要。结合我分管的工作领域，特别强调负责管钱、管物、管工程的同志，一定要树牢法纪意识，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一定要明白法律的规定是什么、法定的程序是什么、违法的后果是什么，一切按规定办、按程序办，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对组织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的一生负责，坚决不越底线、不触红线，时刻做到警钟长鸣。

　　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谢春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在这方面，我们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有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我认为，至少有五个问题必须讲清楚。

　　一是讲清楚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华文化根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制度，跟它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文明史，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领先世界。古人曾提出过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也实行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有的治理思想至今还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比如，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大一统传统、选贤与能思想、以和为贵思想，等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其成果也体现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我们要阐释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影响，使全党全社会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也努力通过对外传播使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增进对中国制度的理解和尊重。

　　二是讲清楚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反映着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式建立。民族区域自治1947年就在内蒙古开始探索，新中国成立时，根据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决定建立单一制国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随后，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还领导人民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讲清楚我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由来和发展，就能明白其理由和依据，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是讲清楚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党的性质和宗旨密切相连。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区别于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所在。从这一视角观察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可以看清楚我们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初衷。比如，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精准扶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等等。无不体现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四是讲清楚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我们的有些优势，就连很多西方人也看清楚了。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避免了多党制必然存在的政治恶斗，能使中国政治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党能高效做出重大决策，也能使决策得到有效执行。比如，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能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央可以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可以让发达地区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等等。我们要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从中外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效能的比较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讲得让人服气。

　　五是讲清楚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搭起了四梁八柱，但还没有成熟和定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全会提出，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注意到，全会概括了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也指出了制度建设十三个方面的坚持和完善，但这两个十三不是一一对应的，民主政治方面的显著优势讲了几条，而行政管理体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三个方面则没讲显著优势。这决不是疏忽，而是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不足，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说明，四中全会的决定不仅仅强调制度自信，更重要的目的是把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得更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证。因此，我们既要说清坚持和巩固什么，也要说清完善和发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