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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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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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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0.11-1911.11
CC列宁全集第20卷1910.11-1911.11/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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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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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

    （1911年3月）

    标题中所指出的问题，就重要性来说，在一个愿意研究周围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整套观点中即使不占首要地位，也占首要地位之一。1908—1910年这个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时期。社会的和政权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就是变化，不弄清这些变化，在社会活动的任何方面都寸步难行。弄清这些变化，就能了解前景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前景当然不是指那些谁也不懂的凭空猜测，而是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这些趋向的合力决定着国家最近将来的前途，这些趋向决定着每一个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任务、活动方向和性质。但是后面这个问题，即关于任务、活动方向和性质的问题，又同取消主义问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因此，毫不奇怪，在1908年，当时一经弄清楚或者开始弄清楚我们面临着俄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恰恰已经把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指出了这些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其次，他们不仅仅限于讨论，——如果仅仅限于讨论，这就是糟糕的文人习气，这只可能在认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辩论小组中发生，——不，他们还对讨论的结果作出了确切的表述，使它成为不仅这个著作家小组的成员、不仅同某一类知识界有某种联系的人可以遵循的指南，而且任何一个、每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自觉的阶级代表也可以遵循的指南。到1908年年底，这种必要的工作已经完成。

    这种工作的主要结果如何，我已经在我们的杂志[98]第2期上说过了。我现在从中引用几行文字，以便使后面的叙述好懂一些。

    “俄国国家制度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在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17世纪的贵族杜马君主制不同于18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19世纪上半叶的君主制不是1861—1904年的君主制。1908—1910年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那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与这一步有密切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要求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第2期第43页）再过几行又说：“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老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夫先生、列维茨基先生等人那样）。”（第44页）[注：见本卷第122—123页。——编者注]

    不管谁怎样对待上述论点中所表明的一些想法，然而对于这个时期所作的这种估计中各个部分的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却是未必可以否认的。比如，就拿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来说：毫无疑义，这个法令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它标志着“上层人士”对村社和份地占有制所早已采取的那个土地政策中发生的原则性的转变。但是直到现在，就连诸如立宪民主党人这样一些最无原则的、随风倒的人也不敢断定：这个原则性的转变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否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农民经济的新基础，是否已经消除了老问题。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同第三届杜马选举办法及其社会构成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除非中央政权同封建（我们现在采用这个不完全确切的、全欧洲通用的说法）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结成联盟，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法律，就不可能采用种种办法来施行这个法律。这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是我国整个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是不是排除封建式土地占有者保持“政权和收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呢？不，并不排除。就是在这一方面，也如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已经发生的那些变化并不排除旧制度的基本特点，并不排除各种社会力量旧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因此，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根本任务也就清楚了：要估计到这些新的变化，“利用”它们，把握住它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抛弃旧有的东西，要保存基本的东西，这不仅在理论方面、在纲领方面、在政治原则方面要这样做，就是在活动形式方面也要这样做。

    试问，那些集结在《复兴》杂志、《生活》杂志、《生活事业》杂志、《我们的曙光》杂志等等这类刊物周围的“思想领导者”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列维茨基和马尔丁诺夫先生，他们对于这种对“该死的问题”作肯定回答，对于这种对一定观点作直接明白的叙述，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采取的态度，恰恰不象政治家，不象“思想领导者”，不象负责任的政论家。而象著作界，象知识分子小集团，象自由作家团体的自由射手。他们这些善于估计自由派沙龙中形成的时髦风尚和时代精神的人，故作宽容地讥笑这种爱对该死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陈旧过时的怪癖。既然不论在哪里，无论什么事，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写；既然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作出卓越的榜样表明，只要回避直接回答问题，回避确切地叙述观点和肯定的纲领等等，就可以得到一切利益、方便和好处；既然健忘的伊万[99]之流（尤其是不爱回忆过去肯定过的东西的伊万之流）在最广大的“社会”人士中受到推崇和敬重；还要这样去肯定又是干什么呢？

    这样，在整整三年中，我们没有看见这整个著作界稍微尝试对“该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肯定的回答。转弯抹角的说法和空洞的假设不可胜数，可是直接的回答一个也没有。这整个著作界的特点就是爱好不定形，也就是爱好这样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正是在对该死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的时候，被人们最明确、最确切、最肯定地公认为取消主义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不定形地随波逐流，欣赏自己的不定形，“否定”与不定形的现状相反的东西，——这也就是取消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机会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消极地随波逐流，满足于“敷衍了事”的回答，从一个代表大会（禁酒的）跑到另一个代表大会（工厂的）[100]，满足于从一个“团体”（虽然是最值得尊敬的和最有益的，如工会，消费合作社，文化团体，戒酒协会等）联合到另一个团体等等。取消主义是一切机会主义所固有的、在俄国历史的一个时期内在我国一个社会政治派别中以一定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总和。

    在历史上，取消派对上述的“直接回答”（对该死的问题的回答）只有过两个确切的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应当用“财阀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可是这种代替是完全不对的。1861—1904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生活的各方面，财阀统治制的影响在增大，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占优势。在1908—1910年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不同于“财阀统治制”的另一种情形：资产阶级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考虑到过去三年对它的阶级自觉所给予的教训，正在建立一种原则上既仇视社会主义（不是全欧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又仇视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就是说，它成为一个阶级了，它的某一部分在第三届杜马中有经常的代表（并且是很有势力的代表）。最后，在1908—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已有一套实行资产阶级土地制度的一定计划的办法。这个计划至今“没有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失败是一套资产阶级办法的失败，同时财阀统治制在农村中却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就是说，农村财阀统治制从1908—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肯定得到了好处，但是，资产阶级制度尽管造成了很大牺牲，还是不能“确立”。总之，提出用“财阀的”这个术语的建议，在各方面都是十分不妥当的，以至大概连取消派本身也宁愿忘掉这个建议了。

    另一个意见是：上述回答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个回答等于叫人“钻到……”失败过“一次的地方去”[101]。这个简短有力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清楚地概括了取消派的一切著作的内容，从波特列索夫的《社会运动》一书，到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个意见的内容完全是否定的；它只是斥责“钻到……地方去”的意图，而对于应当“钻到”哪里去，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指示。它只是说，你们漂吧，怎么漂都行，“大家”怎么漂你们就怎么漂吧；至于漂的结果怎样，应当怎样漂，是不值得去总结的。

    但是，不管机会主义者多想安安稳稳地不作任何总结，避开关于对“该死的问题”作直接回答这一“不愉快的”谈话，这毕竟是办不到的。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102]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那些爱把自己称作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先进”人物、在1908年对必须作出直接回答问题的指示嗤之以鼻的取消派，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以后，在1910年夏天，却不得不对这些指示加以考虑了。而他们自己阵营中的事件，也迫使他们这样做。取消派过去根本回避直接回答，认为这不知是从什么可鄙的、陈腐的、毫无生机的、无用的、有害的“鬼地方”提出来的要求；可是，过了一年半之后，突然在他们中间产生一种也要求直接回答、并且大胆地作出直接回答的“思潮”！

    正如所意料的那样，尤·拉林来扮演“大胆者”的角色了，但是这一次已经不单是他一个人了。大家知道，拉林是机会主义者中的一个不知进退的孩子。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拉林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他认真地、真诚地、深思熟虑地去领会他们中间出现的倾向，努力把这些倾向联结成一个整体，追根究底，作出直接的回答，得出实际的结论。读过拉林著的关于广泛的工人政党一书（该书在三四年前出版了）的人，大概会记得拉林是怎样用他的热烈的拥抱扼杀了阿克雪里罗得臭名远扬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的。

    从1910年3月起，拉林开始在《复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正是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问题的文章。附和拉林的有皮列茨基先生。这两位作家以一种新信徒的热忱研讨这些问题，他们徒劳地在自己的取消主义阵营中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草率从事，不加思索。他们说当前的俄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奴制度，政权已经变为资产阶级的了。拉林撇开著名的“第三种分子” [103]说道：“第一种分子和第二种分子都可以高枕无忧，因为1905年10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复兴》杂志第9—10期合刊第20页）“如果杜马被取消，它的恢复就会比革命后的奥地利还要快；奥地利曾于1851年废除宪法，而在1860年，即过了9年以后，宪法就重新得到了承认，当时并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这样做只是出于统治阶级中那部分最有势力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人的利益。将来，在资产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扎根以后，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就会迫使这些阶层（在俄国也象其他各国一样）去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同上，第26页）“俄国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过程……在政治方面也正在完成。这种完成说明，在目前这个阶段，不可能发生1905年那样的全国革命运动。”（第27页）

    “可见，既然政权〈按照拉林的结论〉根本没有‘几乎完全’掌握在土地封建主手里，那么，‘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也就不能变成反对现存政权的全国性斗争……”（第11期第9页）“靠指望即将到来的‘全国性高潮’来制定自己的策略路线，就必定要使自己陷于毫无结果的期待中。”（同上，第11页）“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如果政权的社会性质没有丝毫变化，那么无论是任务还是活动形式都应该照旧不变，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如果谁想继续前进，谁想建设新事物来代替、继续和提高那个已瓦解的、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那就请他彻底弄清楚建设的条件吧。”（同上，第14页）

    这个拉林岂不是幼稚吗？他居然要求机会主义者“彻底”，居然要求他们“不脚踏两只船”！

    《复兴》杂志编辑部弄得张皇失措。它在第9—10期合刊上声明不同意拉林的意见，它写道：“思想”（拉林的思想）“新颖”，但是“尤·拉林的文章没有说服我们”。在第11期上，弗·米罗夫大概是代表编辑部出来反对拉林的，他承认拉林和皮列茨基“代表一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可是使用的语言却很明确”（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这是最大的缺点了！）。米罗夫先生写道：“拉林顺便地而且是完全出人意料地〈原来如此！这个不安分的拉林总是使用“很明确的语言”搞得他的朋友们不痛快！〉提到了另一个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建设的形式同俄国政府的性质之间，是没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保留单独来谈这个问题的权利”。（1910年7月7日出版的那一期，第22页）

    在《生活》杂志第1期上（1910年8月30日），尔·马尔托夫已经代表这个“我们”“单独地谈过了”，他声明说：“只能同意”（第4页）弗·米罗夫和编辑部的意见而不同意拉林的意见。这样看来，取消派中间这整个辩论的结论，已由尔·马尔托夫说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取消派的这个结论吧。

    马尔托夫办事，同往常一样，非常机敏，非常……“巧妙”。他一开始就说：“1907年6月3日以后，在我们这里，人们就立刻开始细心地寻找掌权的资产阶级或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六三制度是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制度。这个公式，无论是上述的那班孟什维克作家（拉林，皮列茨基），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正统派布尔什维克，都同样接受了；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写文章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

    请看，这岂不是“巧妙”之至吗？拉林责备马尔托夫，说他脚踏两只船，并且直截了当地、不支吾搪塞、不耍花招地承认，如果不重新改变“正统派”对该死的问题所作的回答，那就应当同取消派作斗争。

    而马尔托夫却“巧妙地”在空中翻斤斗，企图使读者相信（这些读者在1910年8月完全没有可能听到另一方面所说的话）：“这个公式”，无论是拉林，还是“正统派”，“都同样接受了”！！

    这种巧妙手段就是布勒宁式或缅施科夫式的巧妙手段[104]，因为不可能设想还有比这更无耻的……违背真理的行为了。

    马尔托夫在同一个地方还写道：“在书刊上的辩论中，人们往往忘记了究竟是谁先‘开始的’。”不错，在著作家的辩论中，常有这种情形，因为那里谈不上对该死的问题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恰恰不是著作家的也不仅仅是在书刊上的“辩论”。这一点，这位把《生活》杂志的读者引入迷途的尔·马尔托夫知道得很清楚、很详细、很确实、很透彻。马尔托夫很清楚，“正统派”所作出的和拥护的肯定回答是什么。马尔托夫很清楚，拉林所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回答，他把这种回答称为“僵化的公式”，“建造空中楼阁”等等。马尔托夫很清楚，他自己和他的一切同道和同事都曾经驳斥“正统派”所作的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很清楚：“究竟是谁先开始的”；谁开始（和最后）作出确切的回答；谁只是讥笑和表示不同意，而没有作出并且现在还没有作任何的回答。

    不能想象出有比尔·马尔托夫这个诡计更可恶更下流的诡计了！拉林以自己的直率和坦白刺痛了取消派外交家，因为他承认（虽然过了一年半才承认），没有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于是尔·马尔托夫企图欺骗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拉林和正统派接受了“同样的公式”；其实前者的公式和后者的公式是相互对立的：从拉林的公式中得出袒护取消主义的结论，而从“正统派的”公式中却得出痛斥取消主义的结论。

    为了掩盖自己的诡计，马尔托夫从“公式”中抓住一个字眼，断章取义（这是布勒宁和缅施科夫的拿手好戏）。马尔托夫硬说：正统派写文章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而拉林则写道：在俄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奴制度，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就是说”，拉林的公式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戏法变完了。相信马尔托夫的读者被愚弄了。

    实际上，正统派的“公式”，确切些说，正统派的回答却是这样：俄国的旧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而且捍卫的恰恰是这样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想保持的正是封建式土地占有者的政权和收入”，——由于这种实际情况，“引起”20世纪初叶第一次危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正在继续发生作用”。

    拉林说：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因此只有赞成“僵化的公式”的人，才说封建主“还保持着政权”，因此过去的高潮的“基本因素”就不继续发生作用，因此应该建设一种新事物“来代替‘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

    “正统派”说：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不是一般的政权，而是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而实际的政权却仍旧保持在封建主手里，所以从前的趋势、从前类型的演进的“基本因素”“正在继续发生作用”，因此，那些说什么“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的人，就是取消派，他们事实上就是自由派的俘虏。

    两个公式，两种回答的对立性是明显的。我们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完整的回答，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马尔托夫象布勒宁一样在变戏法，他借口说，两种回答都“说到”什么“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同样有理由可以借口说，两种回答都承认俄国的资本主义正在继续发展！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共同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形式、条件的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为争论的对象！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共同承认）旧政权正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这个转变的程度、形式、条件、进程的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过去的因素是不是在继续发生作用？是不是容许放弃旧的形式？等等），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为争论的对象！

    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国的政权，一般地是“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发展的，这一点拉林没有否认，任何一个有责任能力的、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至今都没有否认过。建议用“财阀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是由于不正确地估计了转变的程度，但是在原则上却不敢否认：实在的“道路”，现实演进的道路，恰恰就在于这种转变。让他去说，1861—1904年的君主制（也就是说，同当前的君主制相比，它无疑带有较少的资本主义性质），同尼古拉的农奴制时代相比，不是“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迈了一步！

    马尔托夫不但没有打算这样说，而是相反，他“附和”弗·米罗夫的意见，而弗·米罗夫反驳拉林时所援引的，恰恰是认为维特的改革以及60年代的改革[105]，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现在让读者来判断米罗夫和马尔托夫的“巧妙手法”吧。起初，他们重复着“正统派”一年半以前用来反对马尔托夫和米罗夫的最亲近的朋友、同道和同事的理由来反对拉林；——而后，他们又硬要读者相信，拉林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

    这不仅是反对政治的文人习气的典型（因为政治要求肯定的直接的回答，而文人往往只是转弯抹角地说话），而且是把文风降低到布勒宁风格的典型。

    马尔托夫引证了上面援引的拉林的话，即“如果……没有丝毫变化……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然后回答他说：

    “我们至今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由我们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我们的活动形式是第一由这些任务，第二由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政权的社会性质对于决定我们的任务和活动形式，并没有直接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关系。”

    这不是回答，而是空洞的遁词。马尔托夫又企图搅乱问题，企图把争论引向不发生争论的地方去。问题不在于政权的社会性质同任务以及活动形式有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系。就算这个联系是间接的，——既然承认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问题就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可是马尔托夫又不敢说一句话来否认有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援引“政治条件”是为了蒙蔽读者。把“政权的社会性质”同“政治条件”对立起来，就好比我如果把人造的胶皮套鞋同雨鞋对立起来一样毫无意义！雨鞋，这也就是胶皮套鞋。除了人造的胶皮套鞋以外，就不会有其他的胶皮套鞋。政权的性质，这也就是政治条件。除了社会性质以外，政权就不会有其他性质。

    结果我们看出：马尔托夫“说话”转弯抹角，避而不答拉林的问题。他所以避而不答，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回答。拉林认为，对于“政权的社会性质”（说得更确切些，对于政权的经济性质）的见解同对于“任务以及活动形式”的见解有着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一点上拉林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拉林，还是“正统派”，都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对此作了阐述。而马尔托夫（及其奴仆）却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见解间的联系。因此马尔托夫不得不拿“雨鞋”来支吾搪塞、敷衍了事。

    请听下去吧：

    “这些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援引科甘在1907年《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做例子〉多少明显地露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正逐渐地、可以说是有机地‘长入’那个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的‘法治国’[注：这个从法语借用来的字眼也许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懂得的，在我看来，这个字眼用得极不妥当。“法治国”——pays  légal的直译，它是指那些在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并享有民众甩不能享有的宪法特权的阶级或者集团、居民阶层而言的。顺便说说，这对估计马尔托夫的动摇有特殊意义。他不愿承认1908－1910年的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但是，他承认，“资产阶级”（而不是“财阀”）在1907年6月3日“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谁能摸得着头脑啊！]，就是说，资产阶级〈不是“财阀”吗？啊？〉六三特权正逐渐推广到广大的民主派中来。如果当前的带引号的‘取消主义’或当前的‘合法主义’的实际的原则基础果真如此，那么，这就是真正取消我们的传统，就是真正的、奉为原则的合法主义，就是在原则上同我们过去的一切决裂。我们也就应当同这种取消主义作认真的斗争了……难道我们一定会看到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者吗？”在这个地方马尔托夫又加了注释：“我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我们所以需要作这段长篇摘录，为的是使读者弄清楚马尔托夫的“手法”。他承认，科甘（经常同马尔托夫共同撰写重要“著作”的孟什维克）“多少明显地露出了”改良主义。他承认，如果改良主义真是取消主义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改良主义者”。末了，他要别人相信（你们猜他要别人相信些什么？）：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要知道，这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言论，让·饶勒斯的言论，或者拉姆赛·麦克唐纳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们都“承认”，有些“极端派”“露出”……一种不好的东西，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他们都承认，如果自由主义真是他们的政治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们都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自由派”。末了，他们都要别人相信：……他们“不怀疑”拉林之流……（我讲错了，请原谅），“不怀疑”他们的那些更公开的、更“右的”同志、同道、朋友、同事、同仁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倾向。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拉林在上述论文中，叙述了最确凿、最真实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体系”！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反对明显的事实，等于抽掉改良主义这一个概念的全部含义。但是，如果你们要“驳斥”拉林，“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喊出响亮的话来反对“爬入……”，同时又几乎要别人相信你们“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那么，这样一来，你们就完全自我揭露了。这样一来，你们就完全证明，你们说你们“原则上”仇视“原则上的改良主义”，这就象小商人卖货时发誓说：“请相信吧，凭良心说，这是亏本买卖”。

    请相信吧，凭良心说：我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我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这些可疑的正统派，真是令人厌恶！），并且在取消主义的实践方面我完全同意拉林。

    当代俄国机会主义的“展开的公式”就是如此。

    马尔托夫至今还被幼稚的人（或者不懂新的重新组合的底蕴的人）认作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非取消派，请看他本人是怎样应用这个公式的吧：

    马尔托夫在第9页和第10页上写道：“在所谓的‘取消派’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策略，就是这样的‘策略’，它以公开的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力求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扩大这个运动，在这个公开的工人运动内部〈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并且只在那里〈请注意：只在那里！〉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

    这是尔·马尔托夫说的话。而这也就是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爬入”这两个黑体字，我是向同一个马尔托夫借用来的，因为重要的是：在上面所引的几句话里，他马尔托夫事实上鼓吹的恰恰就是爬行。不论你在进行这种鼓吹的同时怎样发誓说你反对“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改变。事实上，马尔托夫既然说过：“只在那里”，既然说过：“作为中心”，那么，他执行的恰恰就是改良主义路线（在1908—1910年的俄国的特殊环境下）；至于赌咒，许诺，担保，发誓，那就让政治上的毛孩子去相信吧。

    “……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同维利希—沙佩尔的争论恰恰〈！！〉是围绕着关于秘密团体的意义和是否可能由这些团体来领导政治斗争的问题……布朗基主义者〈在60年代的法国〉‘准备’应付这些事变〈应付波拿巴主义的破产〉，建立秘密团体，把单个工人封闭在这些团体里；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部……却跑到工人组织中去，建立工人组织，用一切手段‘争取合法性’……”

    无论前一个例子还是后一个例子，恰恰都文不对题。50年代马克思同维利希的争论，60年代布朗基主义者[106]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完全不在于是否应当“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马尔托夫的文章，《生活》杂志第1期第10页）组织中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这一点马尔托夫很清楚，他企图把读者引入迷途是枉费心机的。这两种争论都不涉及“恢复”工人政党的问题，因为当时不能争论关于恢复那时候还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两种争论恰恰是关于是否需要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工人政党，阶级的政党。维利希和60年代的布朗基主义者否认的恰恰是这一点，这是马尔托夫很清楚的，他企图谈论现在无可争论的问题，以此来掩盖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这是枉费心机的。马克思不仅在50年代和60年代从来没有主张过“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寻找恢复或者产生党的生活的因素；而且甚至在70年代末，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处于更高得多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因为这些机会主义者取消了德国的“党的生活”的最近的历史，他们担忧“极端行动”，谈论“更文明的”运动形式（用当前俄国取消派的话来说就是“欧化”），维护“仅仅”应当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去“寻找恢复……因素”的思想。

    马尔托夫写道：“我来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在所做的事情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足够了：现时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中这些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

    马尔托夫这些话（“足够”）——足够使我们也来作出自己的总结了。马尔托夫认为“足够”的东西，无论立宪民主党人，还是一部分十月党人都是承认的。1911年1月《言语报》对问题的提法，就同1910年8月马尔托夫建议的提法一样：立宪制度同反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两个阵营——一个拥护立宪，一个反对立宪。对于《言语报》足够的东西，对于马尔托夫也“足够了”。这里连一点点儿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里马克思主义完全烟消云散，由自由主义代替了。我们有“矛盾的结合”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这种说法是不够的，它含有一点点真理和一大堆谬误，它掩盖了矛盾的底蕴，粉饰了现实，否认了摆脱现状的惟一可能的办法，——只有认识和了解这些以后，才算懂得了马克思主义。

    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这不仅在现时的俄国存在，而且在现时的德国，甚至在现时的英国（上院；在对外政策方面国王不受国民代表的约束等等）也存在。试问，如果政治家说，一个俄国人承认对于德国和对于英国都是正确的东西就“足够了”，那么，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说不管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和善意的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站在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就连我国的稍微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而且也没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马尔托夫的结论，即他用以概括取消派全部辩论的总结性公式，非常确切、异常清楚、详尽无遗地表示出这是打着冒牌马克思主义旗帜偷运私货的自由派见解。

    如果自由派（不仅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还有一部分十月党人）说：要给我们的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政治上的辩解，只要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就足够了；那么，自由派仍旧完全忠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这些说法提出了真正确切的自由派的公式，即1908—1910年（即使不是1906—1910年）自由派政治的公式。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他阐明这个公式由于抹杀了俄国“矛盾”同英国矛盾、德国矛盾之间的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区别而是不充分的和虚伪的，只有这个时候，也只有这样，他才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派说：“承认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东西是同立宪制度相矛盾的，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这种承认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认识到，对于‘立宪制度’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基本的、重要的、本质的、必要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承认存在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础，这种错误说明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而产生这种错误则是由于资产阶级好心肠的软弱无力。”

    把政治上的这种自相矛盾译成经济语言，可以表述如下。自由派认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提出了，确定了，完成了；问题在于扫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和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在经济演进方面有了这些无可怀疑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如1906年11月9日（或1910年6月14日）的法令，如第三届杜马等等，这条已经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至今还没有使人走出绝境；还有另外一条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引上康庄大道，不管自由主义怎样动摇不定，怎样缺乏信心和怯懦畏缩，我们都要指出这条道路，都要说明、准备、坚持和实现这条道路。

    马尔托夫同拉林争论，似乎他比拉林“左”得多。许多幼稚的人也就受了他的欺骗，他们说：当然，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都是取消派，当然，他们都是极右派，象我们的鲁阿内之流一样，可是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嘛，却不是取消派！然而事实上，马尔托夫反对拉林、反对爬行的改良主义者的那些娓娓动听的话，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马尔托夫在自己的论断中，在自己的结论中，在自己的总结中，恰恰是支持拉林的。马尔托夫一点也不比拉林“左”，他只是比拉林更圆滑，更无原则，在用冒牌“马克思主义的”五花八门的陈词滥调来掩饰自己方面做得更狡猾。马尔托夫的论断是：承认矛盾的结合就“足够了”。这个结论正是拉林所需要的那种对取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确认。但是，拉林想把这个结论加以证实，加以证明，追根究底，使它成为原则性的结论。于是马尔托夫便对拉林说，正象福尔马尔、奥尔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老麻雀”对年轻的机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亲爱的拉林！……不，亲爱的爱佳（爱德华的小名）！你是头笨驴！可以这样做，但不能这样说。”“亲爱的拉林！我们两个人有取消主义的实际行动就‘足够了’，我们只要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之间的矛盾就‘足够了’，但是，请你千万别再前进一步，别‘深入下去’，别去寻找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别对‘目前形势’作什么估计，因为这样就把你我都揭露了。我们可以做，但不要说。”

    马尔托夫在教拉林怎样做机会主义者。

    拉林对马尔托夫说：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他要求对他们两人都珍视的取消主义作原则上的说明和辩护。

    马尔托夫回答说：好了！要是你不会脚踏两只船，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要是你力求对实际行动作明确的、直接的、清楚的原则性辩护，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应该脚踏两只船，正是应该拥护“策略－过程”[107]（请回忆一下1901年时期的马尔丁诺夫和克里切夫斯基），正是应该随波逐流，消痕灭迹，绕过任何原则性。现在伯恩施坦（在接受了福尔马尔、奥尔等人的教训以后）已经有做修正主义者的本领了，他并不建议对正统派的爱尔福特纲领[108]作任何修改。我和你也应当有做取消派的本领，不建议对正统派关于目前形势的“该死的问题”的正式回答（1908年）[109]作任何修改。亲爱的可爱的拉林！要做一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就应当在行动上，在自己的实践中，在自己的工作性质上爬行，而在口头上，在群众面前，在发言中，在报刊上，不但不要寻找袒护爬行的理论，而且相反，要大声叫喊说反对爬行者，要热烈地赌咒发誓说，我们不是爬行者。

    拉林默不作声了。他的心灵深处大概不能不承认马尔托夫是一个更老练的外交家，是一个更精明的机会主义者。

    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马尔托夫的总结性公式：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结合的矛盾就“足够了”。请把这个公式同弗·列维茨基的著名公式比较一下吧：“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我们的曙光》杂志第7期）。列维茨基（——《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拉林）在这个公式中，只是更直接地、更公开地、更有原则地说出了波特列索夫用矫揉造作的话语所搅乱、掩饰和遮盖了的东西，在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的影响下把自己那篇反对领导权的文章加以整理和修改。

    马尔托夫的公式和列维茨基的公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向假装不懂得领导权思想同取消主义问题的联系的马尔托夫解释这一情况，将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附言：当我们收到载有尤·拉林《向右——向后转》一文结尾部分的《生活事业》杂志第2期时，本文已经付排了。尔·马尔托夫“当然不怀疑”尤·拉林有改良主义，可是拉林却在新的取消派的杂志上照旧明确地阐述改良主义。现在，我们只能把改良主义纲领的要点摘引如下：

    “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处于张皇失措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情绪，就是模模糊糊地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还是希望‘等着瞧’。当前的任务，不是在海边白白地坐等好天气，而是向广大阶层灌输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活动来聚集和训练自己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识；特别是为了在封建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以后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在俄国各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确定方向〈辩明方向〉和保卫自己！”（第18页）

    这一段话，确切地表达了拉林“纲领”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也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包括我们已经分析得“足够了”的尔·马尔托夫的一切取消主义著作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这一段话，就是最纯粹的、最完整的改良主义。我们现在不能来着重研究这一段话；我们在这里不能对这一段话作应有的详细分析。因此，我们只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人民社会党人”[110]）和那些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的改良主义者，都向工人们鼓吹这样的纲领：聚集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训练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为着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这样的纲领大大削减、缩小、阉割工人阶级

    1908—1911年的政治任务，正如“经济派”阉割了1896—1901年的这些任务一样。旧“经济派”自欺欺人，喜欢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德·曼和布鲁凯尔的卓越著作不久以前说明了比利时人中间改良主义占优势的情况；关于这些著作，我们以后再谈）；新经济派即取消派，喜欢援引奥地利在1867年以和平方式实行立宪的例子。无论是旧“经济派”，还是我们的取消派，都从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历史中挑出这样一些由于某些原因而造成工人软弱、不觉悟、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例子、情形、事件，——并且拿这些例子来作俄国的榜样。无论是“经济派”还是取消派，都是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

    载于1911年3月《思想》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8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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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指《思想》杂志。

    《思想》杂志（《Мысл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刊物（月刊），1910年12月—1911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加强对取消派合法刊物的斗争和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创办的。该杂志的正式编辑和出版者是П．К．皮罗日柯夫，实际编辑是列宁，他从国外领导这一杂志，经常与编辑部通信。积极参加杂志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为杂志撰稿的还有孟什维克护党派格·瓦·普列汉诺夫、沙·拉波波特等人。《思想》杂志头4期刊载了6篇列宁的文章。《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5期被没收，杂志也被查封。不久《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出版，它实际上是《思想》杂志的续刊。——188。

    [99]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后来人们就用“健忘的伊万”来形容那些忘记自己过去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190。

    [100]列宁指的是1909年12月28日—1910年1月6日（1910年1月10—19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全俄第一次禁酒代表大会和1909年4月1—6日（14—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190。

    [101]列宁引自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费·伊·唐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1908年）上就“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所作的发言。——191。

    [102]“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192。

    [103]“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Ｂ．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个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93。

    [104]布勒宁式或缅施科夫式的巧妙手段是指俄国君主派黑帮报纸《新时报》撰稿人维·彼·布勒宁和米·奥·缅施科夫所特有的不诚实的论战方法。——195。

    [105]维特的改革是指1892—1906年谢·尤·维特担任沙皇俄国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大臣会议主席期间在财政、关税政策、铁路建设、工人立法等方面实行的改革。维特还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为后来彼·阿·斯托雷平所采用。

    60年代的改革指19世纪60—70年代沙皇政府实行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1860—1864年的财政改革；1863年的废除肉刑；1862—1864年的国民教育改革；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和司法改革；1865年的出版和书报检查改革；1870年的城市改革；1874年的军事改革。——198。

    [106]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202。

    [107]“策略－过程”是一种崇拜自发性的机会主义理论，它宣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这种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4—47页）。——205。

    [108]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206。

    [109]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些决议宣布要同取消主义进行斗争。——206。

    [110]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茲、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