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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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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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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6.5-1906.9
CC列宁全集第13卷1906.5-1906.9/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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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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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1906年8月29日〔9月11日〕）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1906年莫斯科版）一书[188]的问世，是再及时不过了。吸取十二月起义的经验，是工人政党的迫切任务。可惜的是，就象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这本书材料十分令人感兴趣（尽管不完备），但是结论却作得非常草率，非常庸俗。关于这些结论，我们以后专门来讲[注：见本卷第383—387页。——编者注]，现在只谈一谈目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谈谈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莫斯科十二月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和平的罢工和示威。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一切革命政党，莫斯科的一切工会，在宣布罢工时就已经意识到，甚至感觉到，罢工必然会变成起义。12月6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作出决定，“要努力使罢工变成武装起义”。但是，事实上一切组织对这件事都没有准备好，甚至战斗队联合委员会[189]谈到（12月9日！）起义时也好象是在谈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巷战发生时它当然毫无所知，没有参加。各个组织都没有能够跟上运动的发展和规模。

    罢工发展为起义，首先是由10月以后形成的客观条件促成的。举行总罢工已经不能使政府措手不及了，政府已经把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了。无论10月以后的俄国革命的总的进程或莫斯科12月期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都惊人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深刻原理：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

    12月7日和8日这两天，群众举行了和平罢工、和平示威。8日晚上，阿克瓦留姆花园被包围[190]。9日白天，龙骑兵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屠杀群众，晚上菲德列尔学校被捣毁[191]。民情鼎沸。街上无组织的人群完全是自发地但又犹犹豫豫地在构筑第一批街垒。

    10日，开始向街垒和街上的人群进行炮击。构筑街垒已经不再犹豫不决了，已经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大批地在构筑。全城的民众都涌上街头；全城的主要中心地区都布满了街垒。战斗队员同军队进行了好几天顽强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使军队疲惫不堪，杜巴索夫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12月15日，政府军队才完全占优势，17日谢苗诺夫团才把普列斯尼亚区这个最后的起义据点攻破。

    由罢工和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构筑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并同军队进行巷战。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各种组织的前面，由罢工发展成了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个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样，是用极大的牺牲作代价换来的。运动从政治总罢工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采取极端的进攻手段的时机大大提前到来。反动派炮击街垒、房屋和街上的人群以后，已经再也无路可走了。革命则除了组织莫斯科的战斗队以外，还有别的道路可走，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走。革命从十二月事件以后又大大前进了。革命危机的基础已经更加广阔得多，这时刀锋必须磨得更加锐利了。

    无产阶级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快地感觉到了要求由罢工转为起义的客观斗争条件的变化。这时也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和平的罢工和示威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了，工人们问道：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构筑街垒的指示下达到各区很迟，当时中心地区已经在构筑街垒了。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干这件事，但是他们对此还不满足，他们又问道：下一步又怎么办？他们要求积极行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象一个这样的将领，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非常荒谬，以致他指挥的大部分队伍都没有能积极参加战斗。工人群众曾经想方设法要得到关于采取积极的群众性行动的指示，可是没有得到。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用不着举行那次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因此现在我们也就应当公开地大声承认举行政治罢工是不够的了，应当在最广大的群众中鼓动武装起义，而不要用任何“预备阶段”来掩盖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要模糊这个问题。向群众隐瞒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的歼灭性的战争这个未来行动的直接任务，就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此。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性质、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变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说什么同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行的，需要使军队成为革命的军队。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假使革命没有波及军队，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军队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杜巴索夫自己说过，在莫斯科15000人的军队中，只有5000人是可靠的。政府为了控制动摇分子而无所不用其极：说服他们，诱惑他们，用发给表和钱等等收买他们，用伏特加灌醉他们，欺骗他们，威吓他们，把他们禁闭在营房里，解除他们的武装，通过告密和暴力把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士兵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我们未能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来积极、大胆、机智、主动地争取动摇的军队，而政府却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成效。我们已经着手在思想上“影响”军队，而且今后还要更加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在起义的时刻还需要进行实际具体的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

    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在十二月的日子里给了我们从思想上“影响”军队的卓越教训。例如，12月8日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上，有一大群人把哥萨克军队团团围住，同军队混合在一起，同他们联欢，结果使他们撤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10日那天在普列斯尼亚区，在上万人的人群中，有两个青年女工打着红旗向哥萨克军队迎面走去，她们大声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这时哥萨克军队不知所措，只好在人群高呼“哥萨克万岁！”声中疾驰而去。这些英勇无畏的范例，应该永远铭记在无产阶级的心里。

    但是，请看看我们落后于杜巴索夫的例子吧。12月9日，有些士兵唱着马赛曲沿着谢尔普霍夫街行进，去同起义者会合。工人们派代表去会见他们。这时马拉霍夫也亲自骑马拼命向他们那里疾驰。工人们来迟了，而马拉霍夫却及时赶到了。他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把那些士兵说得动摇了，随后又用龙骑兵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送回营房禁闭起来。马拉霍夫及时赶到了，而我们却没有及时赶到，虽然在两天之内已经有15万人响应了我们的号召，他们本来能够并且应当在街道上组织巡逻的。马拉霍夫用龙骑兵包围了士兵，而我们却没有用掷弹队包围马拉霍夫们。我们当时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何况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早已（旧《火星报》[192]）指出，在起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民政长官和军事长官。显然，在涅斯维日兵营前，在克鲁季茨基兵营前，在无产阶级试图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团“撤走”时，在派代表到亚历山德罗夫工兵队去时，在派往莫斯科的罗斯托夫炮兵中途撤回去时，在解除科洛姆纳工兵的武装时，等等，都曾大致重复过谢尔普霍夫街发生的情况。我们在起义的时刻，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争取动摇的军队的任务。

    十二月事件还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另一个深刻的、被机会主义者遗忘了的原理。马克思写道，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准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193]我们没有充分领会这一真理。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学习这种艺术，学习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实行进攻的准则，也没有把它教给群众。现在，我们应当竭力弥补我们的缺陷。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划分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划分派别。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局势将迫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敌方的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莫斯科起义给我们的第三个伟大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战术和起义力量的组织。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个真理，恩格斯曾反复向马克思主义者作过通俗而详尽的解释[194]。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19世纪中叶那样的了。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考茨基说得对，他说，在莫斯科起义以后，应该重新审查一下恩格斯的结论了，因为莫斯科起义推出了“新的街垒战术”[195]。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这种战术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可以由十人、三人甚至两人组成。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一笑，不过是回避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巷战所提出的战术和组织的新问题的一种最廉价的办法。先生们，你们仔细读一读关于莫斯科起义的记述，就会明白“五人小组”和“新的街垒战术”问题有什么联系了。

    莫斯科起义推出了这个新战术，但是远没有加以发展，远没有在多少广泛一些的、真正群众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当时战斗队员太少，工人群众没有接到大胆出击的口号，也没有实行这个口号，游击队的性质还过于千篇一律，它们的武器和它们的活动方法还不够多，它们领导群众的本领几乎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当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且只要我们学习莫斯科的经验，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鼓励群众自己发挥创造精神，去进一步发展这个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够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几乎不断发生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一定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消灭和铲除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莫斯科人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著名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里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196]。

    最近时期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在对日战争中出现了手榴弹。兵工厂已制造自动步枪出售了。这两种武器都已开始成功地在俄国革命中采用，但还远远没有被广泛采用。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日益完善的技术，教会工人队大批制造炸弹，帮助工人队和我们的战斗队储存炸药、导火管和自动步枪。如果工人群众参加城市起义，如果向敌人大规模出击，如果进行坚决巧妙的斗争来争取那些自从杜马解散以后，自从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后愈发动摇的军队，如果保证农村参加总的斗争，在下次全俄武装起义中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

    让我们吸取俄国革命伟大事件中的教训，更广泛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更勇敢地提出我们的任务吧！我们的工作是以正确估计当前各阶级的利益和全民发展的需要为基础的。围绕推翻沙皇政权、由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我们正在团结并将继续团结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农民和军队。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然而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一般的、经常的、基本的任务以外，俄国当前所处的局势还加上了一些特殊的专门的任务。我们不要作书呆子和庸人，我们不要用一些关于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候都有永远不变的责任的空洞借口，来推脱当前的这些特殊任务，推脱当前这种斗争形式的专门任务。

    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在投入一场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以确保斗争的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

    载于1906年8月29日《无产者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69—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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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905年12月的莫斯科》是孟什维克选辑的一本资料汇编，1906年在莫斯科出版。——365。

    [189]战斗队联合委员会是为了反对黑帮斗争的需要于190年10月底在莫斯科成立的，存在到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派代表参加战斗队联合委员会的有分别隶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小组、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各党派战斗队以及“自由区战斗队”、“大学战斗队”、“印刷业战斗队”和“高加索战斗队”。在联合委员会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战斗队联合委员会跟不上形势，未能起到起义的作战参谋部的作用。——365。

    [190]1905年12月8日（21日）晚，沙皇军警包围了座落在莫斯科凯旋门花园广场上的“阿克瓦留姆”花园。当时在花园的剧场里正在举行群众大会。工人战斗队挺身保卫大会，使流血事件得以避免。但是大会参加者从大门走出时，遭到了搜查和殴打，有37人被捕。——366。

    [191]莫斯科清水塘畔的菲德列尔学校是一所实科学校，1905年由该校校董兼校长И．И．菲德列尔交给各革命党派使用，成为各党举行集会的固定场所。1905年12月9日（22日）晚，沙皇军队包围了菲德列尔学校。当时这里正开大会，与会者多数是战斗队队员，他们拒绝投降并在会场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军队用大炮轰击这座建筑，结果死伤30多人，120人被捕。——366。

    [192]《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都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369。

    [193]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第17节《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2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原是一组论述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1851年8月初，《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因忙于经济学研究工作，转请恩格斯为该报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和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文章寄发之前，也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发表时署名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这些文章没有重新出版过。以后出版的一些单行本也都用马克思的名义。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370。

    [194]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反杜林论》第2编第3章《暴力论（续）》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1—189页），发挥了这个论点。——370。

    [195]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更详细地谈到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88—199页）。——370。

    [196]1905年11月底—12月初，拉脱维亚的图库姆斯、塔利先和其他地方曾爆发武装起义；文茨皮尔斯、鲁延、马兹萨拉察、萨尔杜斯和坎达瓦等地的政权转到了起义者手中。——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