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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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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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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5.10-1906.4
CC列宁全集第12卷1905.10-1906.4/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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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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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91]

    （1906年2月7日〔20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戒严，枪杀、死刑，关满了人的监狱，受饥饿折磨的无产阶级，由于许多秘密据点遭到破坏以及缺乏合法据点而加重了的组织上的紊乱，最后，同恢复党的统一这一艰巨工作同时进行的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所有这一切必然会造成党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涣散。

    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是克服这种涣散状态的正式手段，我们深信党的全体工作人员一定会尽一切努力使这次代表大会早日召开。但是在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造成涣散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让全体党的工作人员进行十分认真的讨论。关于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实质上只不过是重新审查党的整个策略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而重新审查党的策略问题也只是俄国目前形势和俄国革命目前历史阶段的意义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由于对目前时局有两种不同的估计，才出现两条不同的策略路线。一部分人（例如，见列宁发表在《青年俄罗斯报》[92]上的文章[注：见本卷第137—140页。——缩者注]）认为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只不过为新的更坚决的武装斗争打下基础和准备条件。认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在于打破立宪幻想。认为革命的这两个伟大月份（11月和12月）是和平总罢工发展为全民武装起义的时期。全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已经得到了证实，运动已经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广大群众已经积累了争取今后起义胜利所必需的实践经验，和平罢工已经过时了。应该更仔细地收集这方面的经验，让无产阶级聚集一切力量，坚决丢掉任何立宪幻想和放弃参加杜马的任何主张，更顽强、更耐心地准备新的起义，巩固同农民组织的联系，因为他们在春季来到时一定会掀起更加强大的运动。

    另一部分人对于时局有不同的估计。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的《日志》[93]第3期、特别是第4期上，极其系统地论述了对时局的另一种估计，可惜他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把自己的看法完全说出来。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不合时宜地发动的政治罢工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的武装起义。看来，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是不难预料的。所以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工人运动中的觉悟分子的实际任务是“向无产阶级指出他们的错误，向他们说明这种被称作武装起义的游戏的全部冒险性”。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他想阻止这一运动。他提醒人们记住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的半年前曾经警告过巴黎的无产阶级不要轻率从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说：“实际的生活已经表明我党最近几个月所奉行的策略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我们正处在新失败的威胁下面，我们必须掌握新的策略手段。……”“主要的是我们应该立刻加强对工会运动的注意。”——“我们很大一部分同志过分迷恋于武装起义的主张，因而没有能够比较认真地支持工会运动。……”“我们应该珍视非无产阶级反对党的支持，而不应该对反对党采取鲁莽举动，致使它们疏远我们。”普列汉诺夫也表示反对抵制杜马（然而他没有说明他是赞成参加杜马，还是赞成由复选人组成“孟什维克”所欣赏的“革命自治机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农村中进行选举的鼓动会把土地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党内的两派都主张夺取土地，他们的决议“现在已经到了贯彻的时候了”。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我们几乎完全是用《日志》编者本人的原话来叙述的。

    我们希望读者看了这一番叙述能够确信，关于杜马策略的问题只不过是整个策略问题的一部分，而整个策略问题又从属于对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估计。策略分歧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有一些人认为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他们号召大家弄清楚起义的冒险性，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会运动上去。他们认为第二次和第三次罢工以及起义是错误的。另一些人认为应该拿起武器，否则运动就不可能提到高级阶段，就不可能创造起义所必要的实际经验，就不可能摆脱单纯依靠和平罢工这种已经过时的斗争手段的局限性。因此，在前一种人看来，起义的问题实际上从日程上勾销了，至少在迫使我们对策略重新审查的新形势到来之前是这样。由此必然会得出要适应“立宪”（参加杜马和加强合法的工会运动中的工作）的结论。相反地，在后一种人看来，根据已经获得的实际经验，现在正是把起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因为实际经验既证明军队是可以有办法对付的，又提出了更顽强地、更耐心地准备下次发动的直接任务。因此他们的口号是：打倒立宪幻想！把合法的工会运动放在一般地位上，无论如何不能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上。

    显然，我们不应该从想采取哪一条行动路线的愿望出发，而应该从当前的客观条件和对社会力量的估计出发来探讨这个有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错误的。说莫斯科起义“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样的估计是非常片面的。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实质上就是承认革命的时期已经结束，民主主义变革的“宪政”时期已经开始，打个比方说，也就是等于把俄国十二月起义的被镇压和德国1849年起义的被镇压相提并论。当然这不是说我国革命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局，从目前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看来，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结局现在已经来临。如果客观的条件不允许举行起义，那么坚决放弃起义的念头要比浪费力量去作新的毫无结果的尝试更合理些，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这样做就是过早地给目前既成形势下结论，并把这一形势视为整个时期的规律。难道我们没有看见革命每前进一大步，反动派就更加疯狂吗？尽管这样，难道革命运动不是经过一定的暂息时间就又更加猛烈地高涨起来吗？专制制度并没有向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要求让步，相反地，它在开倒车，从而引起了那些曾经庆贺起义被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的抗议。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远没有耗尽。经济危机和财政混乱与其说在趋于缓和，不如说正在扩大和加深。甚至极端敌视起义的资产阶级“法制派”机关报也承认，现在对第一次起义的镇压还没有结束，新的爆发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注：例如保守的资产阶级《言论报》（1月25日第364号）写道：“时常听到坚决拥护中派的人说，当然还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大肯定地说，没有革命政党所准备的新的爆发，就不可能实行必要的完整无缺的改革……指望由上面用和平方法实行改革的念头现在几乎已经打消了。”]杜马这出闹剧的真面目现在愈来愈清楚了，我党参加选举的企图是枉费心机的，这一点也愈来愈无可怀疑了。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起义的问题从日程上勾销，那就是鼠目寸光，就是随波逐流的奴才习气。你们看看普列汉诺夫是多么自相矛盾，他一方面热情地建议贯彻鼓动农民夺取土地的决议，同时他又抱定宗旨避免对反对党采取鲁莽举动而使他们离开我们，幻想在农村的选举鼓动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土地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自由派地主会原谅你们的千百万次的“鲁莽举动”，但是决不会原谅夺取土地的号召。难怪连立宪民主党人也说他们赞成用军队镇压农民起义，不过军队要由他们而不是由官僚机构来掌握（见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法学》[94]上的文章）。土地问题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通过杜马，也不是通过警察参与下进行的选举而提出来的，可以肯定地说，在选举鼓动中也同样永远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土地问题。

    我们完全拥护夺取土地的口号。但是，如果夺取土地不是意味着武装起义的胜利，那么它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因为现在反对农民的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地主雇用的志愿兵。我们鼓动农民夺取土地，也就是号召他们起义。然而，如果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的起义上，寄托在工人对农民的支援上，难道我们有权这样做吗？除非我们只说革命的空话。如果农民行动起来了，开始夺取土地了，而工人却由于没有战斗组织只能靠受警察保护的工会来给予协助，那真是莫大的讽刺。

    不，我们没有理由把起义的问题从日程上勾销。我们不应该从目前反动时期的情况出发重新调整党的策略。工人、农民、士兵这三股分散的起义洪流最后一定会汇集成胜利的起义，对此，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失去信心。我们应该为此进行准备，当然我们也不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但是我们决不对这些手段抱有幻想，夸大它们的效力和作用。我们应当搜集莫斯科、顿涅茨、罗斯托夫以及其他各地起义的经验，推广这种经验，顽强地耐心地准备新的战斗力量，并使这些力量在一系列的游击性战斗行动中受到训练和锻炼。新的爆发也许在春天还不会到来，但它一定要来的，大概为期不会太远了。我们应当武装起来，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使自己有能力采取坚决进攻的行动，迎接新的爆发。

    我们在这里稍微离开本题来谈一谈战斗队的游击行动问题。我们认为，把游击行动同过去的恐怖手段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恐怖手段是向个人报复。恐怖手段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密谋活动。恐怖手段同群众的情绪没有任何联系。恐怖手段根本不能培养出群众的战斗指挥员。恐怖手段是不相信起义和缺乏起义条件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这两种情况的症状和同伴。

    游击行动不是报复，而是一种军事行动。游击行动并不是什么冒险，正如侦察队在主要战场沉寂时期骚扰敌军后方不是决斗和谋杀一样。至于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早就在运动的一些主要中心组成的、以工人为主要成员的战斗队的游击活动，无疑同群众的情绪有最明显的和最直接的联系。战斗队的游击活动直接培养着群众的战斗指挥员。战斗队的游击活动现在不仅不是不相信起义和没有可能起义的结果，正相反，它是正在进行的起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任何事情上随时都可能发生一些错误，可能试图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不恰当的发动，也可能由于头脑发热而走向极端；这无疑总是有害的，会使正确的策略本身受到损害。但是事实上我们至今在俄国本土上的大多数运动中心的缺点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是我们战斗队的主动性不够，战斗经验不足，它们的发动不够果断。在这一方面高加索、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中心的运动对旧的恐怖手段摆脱得最彻底，起义准备得最充分，无产阶级斗争的群众性表现得最明显和最突出。

    我们应该赶上这些运动中心。如果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愿意准备起义，并且承认无产阶级要认真准备起义，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阻止而应该鼓励战斗队的游击行动。

    俄国革命是从请求沙皇恩赐自由开始的。枪杀、反动和特列波夫阴谋并没有能够扼杀运动，反而促使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已经完成了第二个步骤。革命以力量迫使沙皇承认了自由。革命以手中的武器来捍卫这种自由。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捍卫住这一胜利果实。枪杀、反动和杜巴索夫阴谋不会扼杀运动而会促使运动蓬勃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革命结局的第三个步骤：革命的人民要为获得真正能够实现自由的政权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不应该指望反对派的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而应该指望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民主－革命的农民将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肩作战。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艰巨的斗争，争取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争取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现在一切迹象表明，事态的发展使这场斗争临近了。让我们同心协力，务必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新的浪潮到来时已经作好新的战斗准备。

    载于1906年2月7日《党内消息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75—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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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一文载于1906年2月7日（20日）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秘密机关报《党内消息报》第1号，署名：一个布尔什维克。——158。

    [92]《青年俄罗斯报》（《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学生的合法报纸（周报），在彼得堡出版。编辑兼发行人是Ｂ.Э.列斯涅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马·高尔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第1号于1906年1月4日（17日）出版，被没收。1906年11月13日（26日），该报被当局查封。——158。
    
    [93]《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159。

    [94]《法学》（《Пра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由弗·马·盖森和Ｈ.И.拉扎列夫斯基编辑，1898年11月8日—1917年10月10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主要登载法学问题的学术文章。从1904年秋起，该报也用一些版面登载政论作品，实际上成了解放社的一个合法机关报。——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