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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革命教导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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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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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5.7-1905.10
CC列宁全集第11卷1905.7-1905.10/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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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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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教导着人们[66]

    （1905年7月13日〔26日〕）

    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仅靠原则性的论战来解决，而且也会随着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得到解决，甚至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与其说是靠前者解决，不如说是靠后者解决。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即党的政治行动的意见分歧，结果往往是持错误意见的人在实际生活教训的影响下和在事变进程本身的压力下实际转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因为事变进程本身常常迫使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把错误意见完全抛在一旁，使它们失去基础，变成毫无内容，枯燥无味、谁也不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不具有重大意义，不需要进行唯一能使党保持高度理论信念的原则性的解释。不是的，这只是说，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以前通过的策略决议。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通过事实，通过经验来证实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否正确和正确的程度如何，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政治事变要求我们对决议作哪些修改；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真正学会贯彻这些决议，学会把它们看作应立即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指示。

    在革命时期，政局发展得很快，日益发展起来、暴露出来和不断解决的政治冲突十分尖锐，因此可以用来进行这种检验的材料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在革命时期，旧的“上层建筑”在崩溃，新的“上层建筑”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主动行动在众人面前建立起来，这样就在事实上表明了这些社会力量真正的本质。

    俄国革命也是几乎每星期都提供出极其丰富的政治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检验我们以前作出的策略决议，为我们的整个实际活动吸取最有益的教训。拿敖德萨事变来说吧。一次起义没有成功。一支革命军队遭到了失败，不错，它不是被敌人消灭掉了，而是被敌人排挤到了中立国领土（就象1870—1871年战争期间德国人把一支法国军队排挤到了瑞士那样），并且被中立国解除了武装。失败是惨痛的，沉重的。但是这种斗争中的失败同希波夫先生们、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们、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司徒卢威先生们以及沙皇的一切资产阶级奴仆在讨价还价中的失败真是有天壤之别！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编者注]这句名言用于不断有先进阶级的代表补充进去的革命军队要比用于某个国家的军队更恰当得多。只要旧的、腐烂的、腐蚀全体人民的上层建筑还没有被摧毁，任何一次新的失败都会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奋起作战，使他们从他们同志的经验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学到新的更好的斗争方法。当然，在国际民主运动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还有全人类的广泛得多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已经被革命思想的先进代表所肯定。我们党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进行日常宣传鼓动的材料。但是在以千百万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能够直接学习这种经验的只有少数人。群众主要是从亲身的经验中学习，而且每吸取一点教训，在解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作出巨大的牺牲。1月9日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它使得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思想革命化了。敖德萨起义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在已经革命化的思想的基础上，它现在不但能教会革命无产阶级如何进行斗争，而且能教会他们如何取得胜利。关于敖德萨事变我们要说：革命军队是失败了，——革命军队万岁！

    我们在本报第7号上已经指出，敖德萨起义又一次阐明了我们提出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口号[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6—324页。——编者注]。在前一号上我们讲了（弗·谢·同志的文章）起义的军事教训。在这一号上我们再谈谈它的若干政治教训（《城市的革命》一文）。现在还应当从我们上面谈到的两个方面——理论上是否正确，实践上是否适当——来检验我们不久前通过的策略决议。

    目前迫切的政治问题是起义问题和革命政府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谈得最多，争论得也最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主要决议，谈的都是这些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在策略上的主要意见分歧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现在试问：在敖德萨起义以后这些意见分歧变得怎样了呢？谁现在只要用心读一下有关这一起义的评论和文章，再读一下党代表大会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关于起义和关于临时政府问题的四个决议，他立刻就会看到，新火星派在事变的影响下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就是说，他们不再根据自己的决议而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行动了。革命事变的进程是错误理论的最好的批评者。

    《火星报》编辑部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向“俄国公民、工人和农民”发出了一份传单，题为《革命的第一个胜利》。现将传单最重要的部分引述如下：

    “采取勇敢的行动、全力支持士兵勇敢的起义的时刻到了。现在勇敢就会取得胜利！

    举行公开的人民集会，把沙皇制度的军事支柱崩溃的消息告诉人民！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占领市政机关，把它们变成人民的革命自治的支柱！驱逐沙皇的官吏，举行全民选举来产生革命自治机关，委托这种机关在彻底战胜沙皇政府和建立新的国家制度以前临时管理社会事务。占领国家银行的分行，占领军火库，武装全体人民！建立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让武装的公民互相支援，哪里需要支援就火速到哪里支援。攻占监狱，释放那些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你们可以用他们加强自己的队伍！在各地宣布推翻沙皇君主政府，代之以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公民们！起来吧！解放的时刻到了！革命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革命军队万岁！打倒专制制度！”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坚决、公开、明确地号召全民武装起义。我们还看到同样坚决地，可惜是不公开地、吞吞吐吐地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起义问题。

    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没有原则区别呢？无疑是有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6号上已经谈过这一点（《倒退的第三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下《解放》杂志的颇有教益的证明。该杂志第72期写道，“多数派”堕入了“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与此相反，少数派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经过马克思主义预备班训练并通晓伯恩施坦主义的自由派所发表的这段议论是极其宝贵的。自由派资产者历来就指责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有“抽象的革命主义和骚乱主义”，历来就夸奖机会主义派提问题的“现实主义”。《火星报》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见第73号的附注，这是为司徒卢威先生称赞阿基莫夫同志的小册子的“现实主义”而加的），解放派所谓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解放派先生们除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现实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强调先进阶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推翻这种事物的因素。所以《解放》杂志对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评论，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书刊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就是“多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少数派”是这个党的机会主义派。

    《解放》杂志断然肯定，和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的”。事实的确是这样。第一，代表会议的决议自相矛盾，一会儿否认有计划的起义的可能性（第1条），一会儿又承认这种可能性（§4）；第二，决议只是列举了“准备起义”的一般条件，比如：（1）扩大鼓动；（2）巩固同群众运动的联系；（3）提高革命觉悟；（4）建立各地区之间的联系；（5）争取非无产阶级的团体支持无产阶级。与此相反，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提出了正面的口号，认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起义不可的地步，号召组织无产阶级进行直接的斗争，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在宣传鼓动中“不仅”讲清楚起义的“政治意义”（代表会议的决议实质上仅限于此），而且讲清楚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我们回顾一下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产生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问题的看法的发展经过。第一个阶段是1897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说，“现在来解决社会民主党将采用什么手段去直接推翻专制制度，是选定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这个问题，这就好象将领们在尚未调集军队以前就召集军事会议一样”（第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2页。——编者注]。我们看到，这里甚至连准备起义也没有谈到，而只是提出调集军队即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

    第二个阶段是1902年。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1902年2月）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第136—13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8—170页。——编者注]

    这段话就起义问题提出了哪些论点呢？（1）认为“准备”起义就是指定专门的代办员去“坐待”口号的想法是荒谬的。（2）进行经常性工作的个人和组织必须在共同的工作中形成联系。（3）必须在这种工作中巩固无产阶级（工人）阶层同非无产阶级（一切不满的）阶层的联系。（4）必须共同培养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政治形势和对政治事件适当地“作出反应”的能力。（5）必须把一切地方革命组织在实际上统一起来。

    可见，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准备起义的口号，但是还没有直接号召起义，还没有认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起义不可的地步，必须立即武装起来，组成战斗小组等等。这里所分析的恰恰是代表会议的决议（1905年！！）几乎一字不差地加以重复的那些准备起义的条件。

    第三阶段是1905年。在《前进报》上以及后来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除了起义的一般政治准备以外，提出了立刻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进行起义、建立特种的（战斗）小组的直接口号，因为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非武装起义不可的地步”（代表大会决议第2条）。

    从这段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三个无庸置疑的结论：（1）自由派资产者、解放派硬说我们堕入了“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这完全是造谣。我们现在和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提法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具体情况为基础的，我们在1897年、1902年和1905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各不相同的。关于骚乱主义的指责，是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的机会主义论调，他们准备在同专制制度进行决战的时代出卖革命利益和背叛革命。（2）新火星派代表会议停留在起义问题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上。它在1905年只是重复了仅仅适用于1902年的提法。它比革命的发展落后了三年。（3）在实际生活教训的影响下，也就是在敖德萨起义的影响下，新火星派事实上已经承认不能按照自己的决议而必须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行动，也就是承认起义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承认立即公开号召直接组织起义和组织武装是绝对必要的。

    落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教条一下子就被革命屏弃了。我们和新火星派在共同工作中达到实际统一的障碍又减少了一个，当然，这还不等于完全消除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的策略口号跟在事变后面蹒跚而行，在事后才去适应事变。我们应当力求做到使这些口号能引导我们前进，照亮我们今后的道路，使我们能够看得比当前的迫切任务更远。为了进行彻底的坚定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发生一个事件制定一种策略。它应当在自己的策略决议中把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正确估计革命阶级的先进任务结合起来。

    再拿另外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火星报》编辑部在自己的传单中实际上抛弃了代表会议的口号而接受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口号。“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在民主革命中）“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这种谬论已经被抛弃，因为传单直接号召“占领市政机关”，组织“临时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个荒谬口号（在革命时期是荒谬的，尽管在只能进行议会斗争的时期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已经被送进档案馆，因为敖德萨事变迫使《火星报》懂得，在起义的时候只提这个口号是可笑的，应当积极号召起义，号召坚决果断地实行起义和利用革命政权。“革命公社”这个荒谬的口号也被抛弃了，因为敖德萨事变迫使《火星报》懂得，这个口号只会使人更容易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而把这两种极不相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完全是一种冒险主义，这说明理论思想模糊不清，这样，要实行十分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工人阶级能在民主共和国中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就会更加困难了。

    请回忆一下新《火星报》和《前进报》的论战，新《火星报》提出“仅仅从下面”行动的策略，而前进派提出“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的策略，你们可以看到，《火星报》接受了我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连它自己也号召从上面行动了。请回忆一下《火星报》的担忧，它怕我们担负起国库和财政等等的责任会损害自己的名誉，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的论据没有说服《火星报》，事变本身也已经使它相信我们的论据是正确的了，因为在上述传单中《火星报》直接建议“占领国家银行的分行”。那种认为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由两者共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背叛无产阶级”或者说是“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米勒兰主义）”的谬论，已经被新火星派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们自己就在号召工人和农民占领市政机关、国家银行的分行、军火库，“武装全体人民”（显然，现在已经是用武器来武装，而不仅仅是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了），宣布推翻沙皇君主政府，等等，总而言之，完全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纲领，根据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来行动了。

    不错，这两个口号《火星报》在传单中都没有提到。它所列举和描绘的一切行动全都是临时革命政府的行动，但是它避免用这个字眼。这是枉然的。事实上它自己已经接受这个口号。没有明确的术语，只会在战士的头脑中造成摇摆、犹豫和混乱。害怕“革命政府”、“革命政权”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有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恐惧心理。要“占领”机关和银行，“举行选举”，委托“临时管理事务”，“宣布推翻君主政府”，就一定要先实现和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把革命人民的全部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统一起来，去实现同一个目的。没有这种统一，没有革命人民对临时政府的普遍承认，没有把全部政权转归这个政府掌握，无论怎么“占领”机关，怎么“宣布”成立共和国，都不过是无谓的骚乱。人民的革命力量如果不通过革命政府集中起来，在起义得到初次胜利以后就只会七零八落，失去全国性的规模，无法保持已经夺得的战果和实现已经宣布的主张。

    再说一遍：那些不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事变进程的影响下事实上不得不根据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来行动，而抛弃代表会议的口号。革命教导着人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革命的全都教训，一点一滴也不放过，使我们的策略口号适应我们的行动，适应我们的当前任务，使群众正确了解当前的这些任务，着手在各地最广泛地组织工人去实现起义的战斗目标，去建立革命军队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载于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33—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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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革命教导着人们》一文最初在1905年7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9号上发表时，第一部分有一些删节。《列宁全集》俄文第1—4版都是按照《无产者报》的文字刊印的，第5版第11卷首次按手稿全文刊印了这篇文章。——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