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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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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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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3.9-1914.3
CC列宁全集第24卷1913.9-1914.3/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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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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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70]

    （1913年10—12月）

    在俄国社会生活诸问题中，民族问题目前已经很突出，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气焰嚣张，还是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转向民族主义（特别是转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次是转向波兰、犹太、乌克兰以及其他的民族主义），甚至各个不同“民族的”（也就是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趋严重，发展到违反党纲的地步，——这一切都绝对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关注民族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专门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些涉及纲领的动摇思想从总的方面进行研究。我在《北方真理报》第29号上（1913年9月5日《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23—426页。——编者注]谈过自由派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犹太机会主义报纸《时报》[71]发表的弗·李普曼先生的文章，对我这篇文章进行抨击。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也批评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问题纲领（1913年《钟声》杂志[72]第7—8期合刊）。这两位著作家提到的问题很多，要回答他们，就非得涉及我们这个题目的各个方面不可。因此，我感到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转载《北方真理报》的那篇文章。

    1．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许多报纸都不止一次地提到高加索总督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黑帮反动主张，而在于它的羞羞答答的“自由主义”。顺便提一下，总督表示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即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高加索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自己就在竭力教儿童讲俄语，例如，在不一定要教俄语的亚美尼亚教会学校里就有这种情形。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言论报》[73]（第198号）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在俄国，俄语之所以遭到敌视，“完全是”由于“人为地”（应当说：强制地）推广俄语“引起的”。

    该报写道：“用不着为俄语的命运担心，它自己会得到全俄国的承认。”这说得很对，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总是要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居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有力、愈迅速、愈广泛，经济流转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个民族去学习最便于共同的贸易往来的语言。

    但是自由派报纸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证明它的自由主义不彻底。

    该报写道：“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象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

    逻辑正好相反！瑞士没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有三种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此吃亏，反而得到了好处。在瑞士居民中，德意志人占70％（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43％），法兰西人占22％（在俄国，乌克兰人占17％），意大利人占7％（在俄国，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4．5％）。在瑞士，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经常讲法语，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野蛮的警察法（在瑞士没有这种法律）强迫他们这样做，而纯粹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使用多数人都懂得的语言。法语之所以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民族的语言，而不是靠令人厌恶的警察措施强迫别人接受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成分复杂得多而又极端落后的“庞大的”俄国却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从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情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如果俄国想赶上欧洲，它不是应当尽量迅速、彻底、坚决地取消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象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象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并且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有着血缘关系）是这样，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农奴主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交易。

    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让资产阶级用各种“良好的”民族纲领去欺骗人民吧。觉悟的工人将这样回答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追逐金钱、互相争吵和人剥削人的世界，民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

    证据是：西欧的瑞士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东欧的芬兰是一个具有新兴文化的国家。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有这样的统一，这样的打成一片，才能捍卫民主，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反对资本（资本已经成为而且愈来愈成为国际资本），捍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

    2．“民族文化”

    读者看到，《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通过一个实例即通过全国性的语言问题阐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机会主义，说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有一只手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谁都知道，除了全国通用的语言问题外，在其他一系列类似的问题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也很阴险、虚伪和愚蠢（甚至从自由派的利益来看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加以对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加以对照，那么事实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于是崩得分子李普曼先生失去克制而大打出手，写了一大段杀气腾腾的话对我大肆攻击：

    “凡是对民族问题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各民族共同的（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文化并不是非民族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注：Интер——在……之间；——非；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各民族间的，国际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非民族的，非国民的，无民族的，无国民的。]文化（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非民族的文化，即既不应当是俄罗斯的，也不应当是犹太的，更不应当是波兰的，而只应当是纯粹的文化，这种非民族的文化是荒谬的；超越民族的思想只有适合工人的语言、适合工人生活的具体民族条件，才能成为工人阶级所亲近的思想；工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状况及其发展不应当漠不关心，因为通过民族文化，而且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工人才有可能参加‘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然而对这一切，弗·伊·却不愿意知道……”

    请仔细考虑考虑这个典型的崩得分子用来驳倒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议论吧。崩得分子先生非常自信，俨然以“了解民族问题”的人自居，把常见的资产阶级观点当作“大家早已知道的”真理奉献给我们。

    是的，亲爱的崩得分子，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谁也没有宣布过什么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等的“纯粹”文化，可见你说了一大堆废话只不过是想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想用空话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实际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实际上，崩得分子和资产者的表现一样，因为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崩得分子却用这些无可争辩的道理来掩盖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可否直接或间接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呢，还是说必须“适应”各地方和各民族的特点，用各种语言宣传工人的国际主义口号以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不取决于这位知识分子的诺言或他想“说明”这个口号“是指通过它来推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善良愿望。这样看问题就是幼稚的主观主义。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还要重说一遍，资产阶级到处都在同地主和神父勾结）。气焰嚣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麻醉、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

    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联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挠地同“自己的”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

    举个具体例子。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能采纳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吗？不能。这样的人应当请他到民族主义者那儿去，而不应让他呆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们的任务是同占统治地位的、黑帮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作斗争，完全用国际主义精神并通过同别国的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来培植那些在我国民主工人运动史上出现的幼苗。你的任务是同本国的大俄罗斯的地主和资产者作斗争，反对他们的“文化”，“适应”普利什凯维奇和司徒卢威之流的特点为国际主义而斗争，不是去鼓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不是让这个口号畅行无阻。

    对于最受压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犹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犹太的民族文化，这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口号，是我们敌人的口号。但是犹太的文化中和犹太人的全部历史中还有别的成分。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有一半多一点居住在落后的、半野蛮的加里西亚和俄国境内，这两个国家用暴力把犹太人置于帮会地位。另一半居住在文明世界，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帮会式的隔绝。那里犹太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具有世界进步意义的伟大特征：它的国际主义，它对时代的先进运动的同情（犹太人参加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百分比，任何地方都高于犹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

    谁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犹太“民族文化”的口号，谁（不管他的愿望多么好）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谁就在维护犹太的旧的和帮会的一套，谁就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帮凶。相反，犹太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同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的工人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之中打成一片，并且为建立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既用俄语又用依地语），也正是这些犹太人不顾崩得的分离主义，继承了犹太人的优良传统，同时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维护民族文化这一口号，并且根据这个口号制定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揽子计划和实践纲领，因此，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同化[注：字面的意思是同类化，一律化。]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  果。

    李普曼先生正确地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惯用的论据，更确切些说，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的手法，他把本国的各民族工人必须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之中统一和打成一片的这个要求（见上面提到的《北方真理报》刊载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叫作“同化的陈词滥调”。

    关于《北方真理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弗·李普曼先生说：“因此，要是有人问你属于哪个民族，工人就应该回答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的崩得分子认为这种说法俏皮极了。其实，这种立意反对彻底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俏皮话和关于“同化”的叫嚣，正是他们的彻底自我揭露。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试问，我们的崩得分子向苍天高喊反对“同化”，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他不会是指对民族采取暴力和某个民族应享有特权，因为“同化”二字在这里根本不适合；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斥责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民族暴力、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还因为那篇遭到崩得分子攻击的《北方真理报》的文章，也十分坚决地阐明了这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不。这里含糊其辞是不行的。李普曼先生在斥责“同化”时，他指的既不是暴力，也不是不平等，更不是特权。那么同化这一概念，除了一切暴力和一切不平等现象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

    当然有。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崩得分子以及（我们就要看到的）列·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的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都属于这类不值得尊敬的人物之列。

    为了具体说清楚这些民族主义市侩的观点的十足反动性，我们引证三种材料。

    反对俄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化”喊得最厉害的是俄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崩得分子。不过，从上面引证的材料可以看到，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约一半人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处在“同化”最多的条件下；只有俄国和加里西亚的被蹂躏的、无权的、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俄国和波兰的）压迫的不幸的犹太人，才生活在“同化”最少、隔绝得最厉害，甚至还有“犹太区”[74]、 “百分比限额[75]”以及其他普利什凯维奇式的种种好处的条件下。

    卡·考茨基和奥·鲍威尔说，文明世界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被同化得最厉害。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很遗憾，他们（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过错）在这里还是帮会。这就是那些完全了解犹太人历史并且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的人所作的无可争辩的论断。

    这些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只有犹太的反动市侩才会高喊反对“同化”，他们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想让历史不要从俄国和加里西亚的制度走向巴黎和纽约的制度，而是想让历史开倒车。

    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其中出现过全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他们从未高喊过反对同化。只有那些肃然起敬地注视犹太人“后背”[76]的人才高喊反对同化。

    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同化过程的规模一般究竟有多大，以北美合众国的移民材料为例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1891—1900这10年，欧洲有370万人去那里，而1901—1909这9年，就有720万人。根据1900年的统计调查，合众国有1000多万外国人。而纽约州活象一个磨掉民族差别的磨坊，根据这份统计调查，这里有78000多奥地利人，136000英国人，20000法国人，480000德国人，37000匈牙利人，425000爱尔兰人，182000意大利人，70000波兰人，166000俄国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43000瑞典人等等。在纽约州以巨大的国际规模发生的过程，现在也在每个大城市和工厂区发生了。

    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就拿俄国和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来说吧。自然，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都会坚决反对骇人听闻的对乌克兰人的侮辱，都会要求保证他们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如果削弱目前存在的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甚至从乌克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任务”来看，这也是愚蠢的政策。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自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马克思！），他就是推行这种愚蠢政策的榜样。尤尔凯维奇先生写道：1906年索柯洛夫斯基（巴索克）和卢卡舍维奇（图恰普斯基）断言，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因此它不需要另立组织。尤尔凯维奇先生根本不打算举出任何一件涉及问题实质的事实，而是抓住这一点对他们二人进行攻击，完全以最低级、愚蠢和反动的民族主义精神，歇斯底里地狂叫什么这是“民族的消极性”，是“对民族的背弃”，扬言这些人“分裂了〈！！〉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尤尔凯维奇先生硬说，现在我们这里，尽管“工人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增强了”，但是有“民族意识的”工人还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民族主义的市侩大声疾呼，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率领群众前进，向他们说明民族的任务（民族事业）”（《钟声》杂志第89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论。但是，甚至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想使乌克兰获得完全平等和自治，另一些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值一驳的。反对乌克兰人谋求解放的意愿的是大俄罗斯和波兰的地主阶级以及这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有能力抵抗这些阶级呢？20世纪的头10年已经作出实际的回答，只有率领民主主义农民的工人阶级才是这种社会力量。如果真正的民主力量获得胜利，民族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而尤尔凯维奇先生则竭力分裂这种真正的民主力量，从而削弱它，因此他不仅背叛了民主派的利益，而且背叛了本民族即乌克兰的利益。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谈不上这一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的限制。在南部即乌克兰，已有好几十年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较快的经济发展过程，乌克兰把数以几万、几十万计的大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场、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些地方，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一事实肯定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乌克兰和大俄罗斯愈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广泛愈迅速，那么资本主义将会更加有力地把国内各地区的各民族工人和各邻国（如果俄罗斯成了乌克兰的邻国的话）的劳动群众吸引到城市、矿山和工厂里去。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作所为，活象是一个十足的资产者，而且是一个狭隘愚蠢、鼠目寸光的资产者即市侩，他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事业的一时成就而将两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交往、联合、同化的利益置之脑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跟着他们跑的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我们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保证民主派的利益，而没有民主，无论是自治的乌克兰，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在尤尔凯维奇先生层出不穷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奇谈怪论中，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他说，乌克兰工人中有民族意识的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国文化的影响下”（бīльшīсть　перебувае　ще　пīд　впливом　росīйськоǐ　культури）。

    在谈到无产阶级时，这种把整个乌克兰文化同整个大俄罗斯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最无耻的背叛，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效劳。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如果说多数乌克兰工人处于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么我们就确凿地知道了，除了大俄罗斯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产生影响。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并且要告诉自己的工人们：“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巩固一切机会，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相交往，阅读他们的书刊，了解他们的思想，乌克兰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都要求这样做。”

    一个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仇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忘乎所以，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仇恨起来，哪怕只有一点儿，哪怕仅仅采取疏远态度，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如果一个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只是一分钟忘记了乌克兰人对于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享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么他同样也会滚入民族主义的泥潭，并且不仅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而且还会滚入黑帮民族主义的泥潭。

    只要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一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鼓吹把一个民族的工人同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分离开来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的言论，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4．“民族文化自治”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整套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依据的。

    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

    这种思想用到民族问题上，正如蒲鲁东思想用到资本主义上一样。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商品生产，而是清除这个基础的各种弊端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是“确立”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正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也没有弊端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样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清除其中的暴力、不公正等等现象。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我们亲眼看到，在修筑每一俄里铁路，建立每一个国际托拉斯，建立每一个工人协会（首先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其次是思想方面、意向方面的国际性协会）的同时，这种融合正在加强。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因此不能因为这种承认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多半是消极的。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项任务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属于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了。

    冲破一切封建桎梏，打倒一切民族压迫，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正在为民族纠纷所掩盖和妨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里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往往是很细微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它全忘光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实例，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组成大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而组成大民族的实例，也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实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周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

    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这样做就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一边去了。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布隆代表大会[77]上（1899年）讨论民族文化自治草案时，几乎没有注意对这个草案从理论上加以评价。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提出了以下两个反对这一纲领的论据：（1）它会加强教权主义；（2）“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沙文主义永世长存，把沙文主义搬进每一个小团体，每一个小组”（见布隆代表大会正式德文记录第92页。这个记录有犹太民族主义政党“犹 太社会主义工人党”[78]出版的俄文译本）。

    毫无疑问，目前世界各国，一般含义的“民族文化”即学校等等，都处于教权派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绝对影响下。崩得分子为“民族文化”自治进行辩护，说民族的确立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带任何不相干的意图的纯粹斗争，这是很明显很可笑的诡辩。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重大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教育部门从这个领域分出来，首先，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以及笼统的“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其次，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每走一步都迫使消除荒谬陈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而把学校教育这一类事业分出来恰恰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付诸实施，只能意味着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十足反动性了，即使从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

    只要举出学校教育“民族化”的一个例子和一个草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的实质。北美合众国在全部生活中直到现在仍然划分为北方诸州和南方诸州；前者自由传统和反对奴隶主斗争的传统最多，后者奴隶占有制的传统最多，经济上压制黑人、文化上歧视黑人（黑人中44％是文盲，白人中6％是文盲），等等对黑人迫害的残余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北方诸州，黑人和白人是合校上课的。在南方则有专门的——“民族的”或种族的，怎么称呼都行——黑人学校。看来，这倒是学校“民族化”的唯一实例。

    东欧有一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可能发生类似贝利斯案件[79]的事情，那里的犹太人被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们贬到比黑人还不如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内阁不久前拟了一个犹太学校民族化的草案。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反动的空想未必能够实现，奥地利的小资产者的空想也是如此，这些人对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对终止民族纠纷已经绝望了，于是就在学校教育方面给各民族重重设防，使各民族不会因为分校而发生纠纷……然而各民族之间却“确定地”要发生一种“民族文化”反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永无休止的纠纷。

    奥地利的民族文化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著作家杜撰出来的，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己都没有把它当真。但是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市侩机会主义分子，例如崩得分子、高加索的取消派以及俄国各民族左派民粹派政党代表会议[80]，却都把它纳入了纲领。（顺便说一下，这个代表会议在1907年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爱国派、波兰社会党[81]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弃权——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人在涉及民族纲领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所采用的一种极其典型的方法！）

    在奥地利，正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最主要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在自己的书中，用专门一章来论证对犹太人不能提出这个纲领。而在俄国，正是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应声虫崩得采纳了这个纲领[注：崩得分子常常激动万分地否认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彻底揭露了崩得所起的真正作用。崩得分子之一马宁先生在《光线报》上试图重申其否认，恩·斯科宾则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启蒙》杂志第3期）。但是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在《钟声》杂志上（1913年第7—8期合刊第92页）引用《启蒙》杂志（第3期第78页）上恩·斯科宾关于“崩得分子同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一起，早就维护民族文化自治”这段话时，竟加以歪曲，删去了这句话中的“崩得分子”几个字，并以“民族权利”一语偷换了“民族文化自治”一语，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惊奇！！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一个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它的纲领极其无知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维护崩得利益而干脆捏造引文的人。崩得和尤尔凯维奇先生们的情况不妙啊！]。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历史用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揭露了鲍威尔的荒谬杜撰，同样，俄罗斯的伯恩施坦分子（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之流）也用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迅速演变的事实揭露了德国伯恩施坦派的实际思想内容。

    无论是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把“民族文化”自治纳入自己的纲领。然而，一个最落后的国家里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冒牌的社会主义市侩集团却采纳了它，以便用精致的形式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这个事实本身很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奥地利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那就不能不恢复常常被崩得分子所歪曲的真相。在布隆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这是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第2条说：“居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维护这个纲领的不仅有克里斯坦，而且还有颇具威信的埃伦博根。但是这个纲领被否决了，没有一票赞成。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拥护地域原则的，即主张不建立任何“与民族成员的居住地域无关”的民族集团。

    已通过的纲领的第3条写道：“同一个民族所居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参看1913年《启蒙》杂志第4期第28页[82]）显然，这个折中的纲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萨拉托夫省的德意志移民村社、里加或罗兹城郊的德意志工人区和彼得堡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居住区等等合起来组成俄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统一民族联盟”。显然，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干这种事，不能巩固这种联盟，虽然他们当然丝毫不否认在这个国家成立任何联盟的自由，包括成立任何民族的任何村社联盟的自由。但是，按国家法律把俄国各地的和各阶级中的德意志人等单独组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联盟，这种事只有神父、资产者、市侩等等人才会干，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干的。

    5．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最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奥地利作例子。我在《北方真理报》[注：见本卷第121—124页。——编者注]（《启蒙》杂志第10期第96—98页）上发表的那篇遭到机会主义分子攻击（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新工人报》上，李普曼先生在《时报》上）的文章中肯定地说：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民族问题一般地说有解决的可能，那就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顺便举了瑞士的例子。

    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机会主义分子都不喜欢这个例子，都企图驳倒这个例子或缩小其意义。据说，考茨基曾经说瑞士是个例外，说瑞士有完全独特的分权制，有独特的历史，有独特的地理条件，说那里操外国语的居民居住分散，情况非常特殊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企图回避论争的实质罢了。当然，瑞士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是个例外。但是奥地利和俄国也属于这样的例外（或落后，——考茨基补充说）。当然，在瑞士，正是独特的、不寻常的、历史形成的条件和生活条件，才保证了它比那些同它接壤的多数欧洲邻国有更多的民主。

    可是，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应该借鉴的榜样，那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在现代条件下，那些已经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建立了某种机构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例外。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难道因此就不该坚持一切机构都应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吗？

    瑞士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它的地理条件和其他条件。俄国的特点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国家的各方面都非常落后，这种落后客观上要求必须冒着种种失利和失败的危险，特别迅速、特别坚决地向前迈进。

    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的观点为依据来制定民族纲领的；从什么时候起选个榜样必须选坏的而不该选好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在彻底实行民主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实现民族和平（既然一般地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在任何情况下难道不都是不可争辩、不可反驳的事实吗？

    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机会主义分子坚持要以奥地利而不以瑞士为例，就是地道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手法，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总是抄袭欧洲的坏宪制，而不是抄袭好宪制。

    瑞士通行三种国语，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诸全民投票时，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种国语外，还用了两种“罗马语族的”方言。根据1900年的调查，在瑞士的3315443个居民中有38651人操这两种方言，即占1％强。军队中军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语同士兵讲话的最大自由”。在格劳宾登和瓦利斯两个州（各有居民10万多一点），这两种方言是完全平等的。[注：见勒内·昂利《瑞士与语言问题》1907年伯尔尼版。]

    试问，我们是应该宣传并且维护一个先进国家的这种生动的经验呢，还是应该从奥地利人那里抄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试验过的（奥地利人自己也还没有采纳的）象“超地域自治”一类的杜撰出来的东西呢？

    鼓吹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就是鼓吹按民族分校，就是鼓吹非常有害的观点。而瑞士的经验表明，在整个国家实行彻底（仍然是相对而言）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保证高度的（相对而言）民族和平，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实现了。

    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们说：“瑞士不存在东欧那样的民族问题。这个词汇（民族问题）在这里甚至都无人知晓……瑞士的民族斗争早在1797—1803年间就终止了。”[注：见爱·布洛赫尔《瑞士的民族》1910年柏林版。]

    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时代不仅用最民主的方式解决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一些首要问题，同时还顺便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俄国境内有的县份甚至一个县的一部分的20万居民中就有4万人操两种方言并且希望在本地区享有使用语言方面的完全平等，现在就让谢姆柯夫斯基和李普曼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去试试作出论断，说这个“唯独瑞士的”解决办法不适合于这些地方吧！

    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就可以把每个民族的彻底的民主分子（即只是无产者）单独分出来，可以不按民族，而是根据他们对一般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和重大改善的愿望把他们联合起来。反之，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尽管个别人和个别集团出于好意），就是离间民族，并且实际上是促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同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接近（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这个“民族文化自治”）。

    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我在《北方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对这个原则的表述几乎同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召开的会议作出的更确切的正式决定的表述完全一样。这个决定要求“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

    李普曼先生试图嘲笑这个提法，他问道：“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少数民族的权利呢？”民族学校使用“自己的教学大纲”的权利，是否属于这些权利之列呢？少数民族要有多大才有权设自己的法官，自己的官员，开办使用母语的学校呢？李普曼先生想从这些问题中作出必须要有“积极的”民族纲领的结论。

    其实，这些问题清楚地表明，我们这个崩得分子用所谓细节问题的争论作掩护，正在偷运着多么反动的货色。

    在自己的民族学校里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可亲的民族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校教学大纲，比方说，大纲要求实施绝对的世俗教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背离这个共同的大纲（至于用某些“地方性的”课程、语言等等作补充的问题，可由当地居民决定）。可是，根据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民族管理的原则，我们工人就得允许各“民族”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把人民的钱财花在办教权派的学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觉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性！

    “少数民族要有多大？”这一点连崩得分子心爱的奥地利纲领也没有确定，这个纲领说（比我们的更简短更不清楚）：“对于少数民族的权利，帝国议会将颁布一项特别法律加以保障。”（布隆纲领第4条）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质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呢？这个法律究竟应该保证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因为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懂得，纲领中规定细节问题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纲领只能确定一些基本原则。这里所说的基本原则在奥地利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决定也直接表述了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不容许存在任何民族特权和任何民族不平等。

    为了给崩得分子解释清楚问题，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根据1911年1月18日的学校普查材料，圣彼得堡市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初等学校有学生48076人。其中犹太学生396人，也就是说，不到1％。其次，罗马尼亚学生2人、格鲁吉亚学生1人、亚美尼亚学生3人等等[83]。能不能制定一个包罗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条件的“积极的”民族纲领呢？（自然，在俄国，彼得堡还远不是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城市。）看来，连崩得分子这样的研究民族“微妙问题”的专家也制定不出这样的纲领。

    然而，如果在国家宪法中有一项规定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条款，那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要求废除这样的命令，例如，规定不得用公费雇专门教员讲授犹太语、犹太史等等的命令，或者规定不向犹太、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孩子乃至一个格鲁吉亚孩子提供公家场所听课的命令。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少数民族的一切合理公正的愿望决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而且谁也不会说，宣传平等是有害的。相反，宣传按民族分校，例如，宣传在彼得堡专门为犹太孩子办犹太学校，那就是绝对有害的，而且为所有的少数民族，为一两个或两三个孩子办民族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任何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中，都不可能规定究竟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才有权开办专门学校或聘请讲授补充课程的专门教员等等。

    相反，关于民族平等的全国性的法律，完全可以在各地区议会、各城市、各地方自治机关、各村社等等的专门法令和决定中，详细地加以规定并加以发展。

    6．中央集权制和自治

    李普曼先生在自己的反驳意见中写道：

    “以我国的立陶宛、波罗的海边疆区、波兰、沃伦、俄国南部等地为例，——你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杂居的居民；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大的少数民族。不管分权制实行得怎样广泛，到处（主要在城市公社中）都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起，正是民主主义把少数民族完全交给多数民族支配。然而，大家知道，弗·伊·是反对瑞士联邦实行的那种国家联邦制和无限分权制的。试问，他为什么要举瑞士作例子呢？”

    我为什么举瑞士作例子，上面已经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可是在上面的一段引文中，李普曼先生还重复了一条最流行的（也是最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或者怀疑意见），这种意见通常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的，因此值得加以分析。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和统一成为国家的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还有和它必然同时存在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各自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

    关于民族自决权，即关于民族享有分离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要专门来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3—285页。——编者注]但是，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决不能忘记，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在这方面，所有的市侩和民族主义市侩（包括已故的德拉哥马诺夫），把问题搅乱了，这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花时间来进行澄清。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我们这里人们总是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俄国的历史自然会引起这种混淆，然而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举个具体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长篇文章《民族问题和自治》[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84]1908年和1909年克拉科夫版。]中犯有许多可笑的错误（下面将要谈到），其中一个错误特别可笑，这就是她试图说明自治的要求只适用于波兰。

    然而，请先看看她是怎样给自治下定义的。

    罗莎·卢森堡承认（她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承认），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和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决不应该由各区域的自治议会掌管，而只能由全国性的中央议会掌管。属于这类问题的有：关税政策、工商法、交通和联络工具（铁路、邮局、电报、电话等）、军队、税制、民法[注：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自己的思想时谈得很细，例如，她还谈到（而且谈得很对）离婚法（上述杂志第12期第162页）。]和刑法、教育的一般原则（例如，关于绝对的世俗教育、关于普及教育、关于最低教学大纲、关于学校的民主制度等等的法律）、劳动保护法、政治自由法（结社权）等等，等等。

    根据全国性的立法，由自治议会掌管的是纯粹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或纯粹民族方面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这个思想时也谈得十分详细（甚至过于详细），她指出了例如建设地方铁路（第12期第149页）、地方公路（第14—15期合刊第376页）等等。

    非常明显，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并且民族成分不同等等的区域享有这样的自治，那么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能设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集中制原则，不仅不会因为实行这样的（地方的和区域的）自治而遭到破坏，反而会因此能够民主地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得到贯彻。没有这种既促进资本集中、生产力发展，又促进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的自治，那么，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有极大的阻力。这是因为，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的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在大的、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实行集中制的障碍之一。

    因此，当读到我们杰出的罗莎·卢森堡非常严肃地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竭力证明自治要求只适用于波兰，而且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的时候，是很难叫人不发笑的！自然，这里并没有一点对“自己教区”的爱国主义，这里只有“实际的”考虑……例如对立陶宛的考虑。

    罗莎·卢森堡以维尔纳、科夫诺、格罗德诺和苏瓦乌基四省为例，力求使读者（也使她自己）相信，这些省份居住的“主要”是立陶宛人，她还把这些省份的居民加在一起，结果是立陶宛人占全体居民的23％，如果再把日穆奇人[85]同立陶宛人加在一起，则占居民的31％，就是说不到1/3。结论自然就是关于立陶宛自治的想法是“无根据和人为的”（第10期第807页）。

    凡是了解我们俄国官方统计方面存在的人所共知的缺点的读者，立刻就会发现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为什么要以立陶宛人只占百分之零点二（0．2％）的格罗德诺省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维尔纳省而不是只以该省的立陶宛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特罗基一县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苏瓦乌基省为例，确定立陶宛人占该省居民的52％，而不以该省一些立陶宛人居住的县份，即以7个县中立陶宛人占居民72％的5个县为例呢？

    在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要求时，不用“现代的”，不用“资本主义的”行政区划，而用俄国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官僚制的行政区划，而且用的是最粗线条的行政区划形式（用省而不是用县），这是很可笑的。非常明显，不废除这些区划，不代之以真正“现代的”区划、真正符合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官家的、不是官僚制度的、不是守旧势力的、不是地主的、不是神父的要求的区划，那么就谈不上在俄国进行什么比较认真的地方改革，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无疑会包括居民的民族成分要尽可能统一的这项要求，因为民族性、语言统一对于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和经济流转的完全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崩得分子麦迭姆重犯罗莎·卢森堡的这个明显的错误，他想证明的不是波兰的那些“例外”特征，而是民族地域自治原则行不通（崩得分子是拥护民族超地域自治的！），这实在令人惊奇。我们的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搜集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错误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思想，并且囊括的一定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最坏的东西：从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的著述中摘录的只言片语凑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垃圾博物馆。

    麦迭姆用教训的口吻说：区域自治对于区域和“边疆区”是适合的，而对于拥有50万到200万居民、面积相当于一个省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样的州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区域自治，而是普通的地方自治……在这种地方自治之上必须建立真正的区域自治……”同时这位作者还斥责了对旧的省和县的“破坏”。[  注：弗·麦迭姆《关于俄国民族问题的提法》，1912年《欧洲通报》杂志[86]第8期和第9期。]

    事实上，保留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行政的区划就是“破坏”和损害现代资本主义条件。只有满脑子是这种区划精神的人，才会“故作博学的专家的姿态”，动脑筋把“地方自治”同“区域自治”对立起来，考虑什么按照死板公式大区域应推行“区域自治”，小区域应推行地方自治。现代资本主义完全不需要这些官僚死板公式。为什么不仅不可能成立拥有50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甚至拥有5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一类的州在合适的情况下，在经济流转需要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同毗邻的大大小小的州联合成统一的自治“边疆区”，——这一切始终是崩得分子麦迭姆的一个秘密。

    我们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布隆民族纲领完全立足于民族地域自治，它提出“废除历代的皇朝封地”，而把奥地利划成若干“以民族为界”的州（布隆纲领第2条）。我们是不想走这么远的。毫无疑义，统一的居民民族成分，是实现自由的、广泛的、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周转的最可靠的因素之一。毫无疑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去保护奥地利的皇朝封地和俄罗斯的省和县（后者不象奥地利皇朝封地那样糟糕，但毕竟还是很糟糕的），都不会否认必须尽可能地用按居民的民族成分划分区域的办法来代替这些旧的划分办法。最后，毫无疑义，建立拥有清一色的、统一的民族成分的自治州，哪怕是最小的自治州，对于消灭一切民族压迫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散居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这个民族的成员都会“倾向”这些州，同它们交往，同它们组成各种自由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只有从顽固的官僚主义观点出发，才会对这一切提出异议。

    居民的民族成分是极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在其他诸因素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着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但是任何地方的城市，波兰的也好，立陶宛的也好，乌克兰的也好，大俄罗斯等地的也好，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由于考虑“民族”因素而把城市同那些经济上倾向城市的乡村和州分割开来，这是荒谬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完全绝对地以“民族地域”原则为立足点。

    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所规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奥地利的办法要正确得多。这个会议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如下的原则：

    “……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当然，不是指波兰一地，而是指俄国各个区域）“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注：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不是按照现在的省界、县界等）。

    这里是把居民的民族成分和其他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其次是生活条件等等）相提并论的，这些条件应该作为确定与现代资本主义相适应而不是与官场习气和亚洲式的野蛮状态相适应的新区划的根据。只有当地居民才能够完全准确地“估计”所有这些条件，而国家的中央议会将根据这种估计来确定自治区域的区划和自治议会的管辖范围。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的一大帮机会主义分子——既有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也有崩得分子李普曼，还有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都在“推广”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下一篇文章，我们将专门探讨这个被这“一大帮”搅得特别混乱的问题[87]。

    载于1913年11月和12月《启蒙》杂志第10、11、1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13—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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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写于1913年10—12月，并于同年11月7日（20日）、12月7日（20日）、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第10、11、12期上。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列宁曾于1913年夏在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作过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并于1913年秋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长篇报告。——120。

    [71]《时报》（《Di Zait》）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文在彼得堡出版。——120。

    [72]《钟声》杂志（《Дзвｉ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刊物（月刊），倾向孟什维克，1913年1月—1914年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共出了18期。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B．П．列文斯基、弗·基·温尼琴柯、列·尤尔凯维奇（雷巴尔卡）、德·顿佐夫、西·瓦·佩特留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刊。——120。

    [73]《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21。

    [74]“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131。

    [75]“百分比限额”是指沙皇政府从1887年起实行的限制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犹太人学生的办法。根据规定，在所谓“犹太区”内，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的犹太人学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10％，在“犹太区”外限定在5％以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限定在3％以内。——131。

    [76]“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131。

    [77]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映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来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另一个是主张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的妥协决议（参看本卷第339—341页《关于奥地利和俄国民族纲领的历史》一文）。——138。

    [78]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906年。该党的纲领基础是要求犹太人民族自治，即建立有全权决定俄国犹太人政治制度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因此该党亦称议会派）。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们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38。

    [79]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Ａ．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1911年持续到1913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年9—10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140。

    [80]指1907年4月16—20日在芬兰举行的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和各民族内与社会革命党相近的政党的代表。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每年召开一次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专门的秘书处来执行会议的决议、关于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创办秘书处的定期机关刊物等决议。《1907年4月16—20日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记录》于1908年由圣彼得堡议会出版社出版。——140。

    [81]这里说的波兰社会党是指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见本卷第341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和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40。

    [82]这里指的是发表在《启蒙》杂志上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该文第4章引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纲领的条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16—317页）。参看注135。——142。

    [83]列宁引用的这个材料摘自统计汇编《1911年1月18日进行的帝国初等学校一日普查。第1编，第2册，圣彼得堡学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奥洛涅茨省、普斯科夫省和圣彼得堡省》1913年圣彼得堡版第72页。——146。

    [84]《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P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积极参加下办的刊物，于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149。

    [85]日穆奇人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居住在立陶宛西部的古立陶宛部落热迈特人的称呼。——150。

    [86]《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8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培秀列维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152。
    
    [87]这里列宁说的是他准备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该文写于1914年2—5月，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3—285页）。——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