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
FB
YB
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
RQ1902.1-1902.8
CC列宁全集第06卷1902.1-1902.8/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06
TY
GJ列宁/列宁全集
ML
XH013
ZW
    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

    （1902年3月10日〔23日〕）

    下面全文援引一封胶印的给地方自治活动家的信，这封信曾在地方自治会议最近一次会议上传阅过（可惜，这封信只是最近才落到我们手里）。

    “阁下！

    俄国、俄国人民和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目前处境艰难，迫使我们向阁下写这封信，希望得到您对信中所谈的见解和意愿的同情。

    我们是近来一系列令人愤慨的悲惨事实的无言目击者，这些事实犹如一片阴云压抑着社会的良知，于是向每一个有知识的人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能否再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能否再对祖国日益深重的贫困和堕落采取消极的态度？

    连年的歉收、诸如赎金和无定额税等的苛重税赋，简直把人民搞得筋疲力尽，一贫如洗。

    农民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自治权，‘稳固政权’中的官方人士和志愿人士包揽一切的监护制，不请自来维护‘独特的和法定的原则’的人使人民在智能上处于人为的饥谨状态，凡此种种都削弱了人民的精神威力、人民的主动精神和毅力。

    国内外的活动家凭借着玩弄祖国命运的冒险家的仁慈帮助，正在蛮横地掠夺国家的生产力。‘乐善好施的政府’徒劳无益地力求用一些彼此矛盾的、仓猝拟就的措施来代替国内各经济集团进行的活跃而有步骤的斗争。面对着农业、工业和货币危机这些俄国经济和财政破产的不祥之兆——奉行侥幸和冒险政策的辉煌成果，热心的‘帮助’和‘处理’都无能为力。报刊被扼杀，不准把制度维护者时刻侵犯俄国公民的自由和荣誉的罪行，哪怕是部分罪行揭露出来。惟有毫无理性和残酷无情的横暴势力在耀武扬威地大叫大嚷，统治着整个受破坏、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辽阔的祖国大地，而且到处都没有遭到应有的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个人和社会倡议的微小表现、对各种社会团体的活动，包括对地方自治机关这一60年代的俄国指望在它上面确立一个新帝国的基石的一贯不信任，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了。地方自治机关被扬扬得意的官僚们搞得半死不活，它的活力、作用以及在社会与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年年都在受到新的打击，人民几乎分不清地方自治机关和官僚行政机关了。地方自治会议不顾国内一切进步团体明确的抗议，变成了等级官僚的会议，因而失去了同俄国人民群众的任何联系。地方自治局日益成为省长办公室的附属机构，因而失去了独立性，逐渐沾染上政府机关的各种缺点。地方自治选举会议声誉扫地，成了一出滑稽剧。参加选举的人寥寥无几，同时把选举人分为几个等级集团，结果会议无法通过被选出的议员来表达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变成了卑劣的个人自尊心的角逐场所。

    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渐渐地、而且不断地被缩小。粮食事务从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内取消了。在估价工作中，地方自治机关变成了官吏命令的执行者。在国民教育方面，地方自治机关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哥列梅金内务部制定的医疗章程并未正式废除，而象达摩克利斯剑[181]一样，威胁着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疗事务。对学校委员会颁发训令的黑色幽灵看来已经消失。可是地方自治机关无法保证这种已经体现为法律形式的幽灵不再出现，无法保证地方自治国民学校不再因这种幽灵而遭致彻底毁灭。各省地方自治机关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已是尽人皆知的，但是由于内务部最近颁布的一项有关通告而遇到了新困难。地方自治机关作为一个社会机关，它的每项措施都会牵涉到各个大臣的如同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许多通告，地方自治活动家在贯彻某一项措施时都要白白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和机智去解开这个蛛网。臭名昭彰的地方自治条例第87条，特别是它的第2款，使得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活动都要由省长裁夺。省长对地方自治局的检查愈来愈频繁，政府通过省地方自治事务会议常任委员对地方自治机关无礼地进行公开监视。政府通过颁布地方自治税限额的法令，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基本权利——自动捐献的权利公然表示极不信任。由于警察司的干涉，经选举产生的以及雇用的优秀的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被迫停止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大概在不久的将来，内务部关于由国家监察总署官员监督地方自治机关金融业务的法案以及关于整顿各地方自治局谘议委员会工作的法案都将在法律上生效。

    地方自治机关的请愿不仅得不到满足，甚至不按规定手续审理，而被大臣们用个人权力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要对这个工作的效果怀有真正信心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地方自治人士、特别是地方自治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的境遇每况愈下。对地方自治事业忠心耿耿但对目前条件下的工作效果丧失信心的人正陆续离开地方自治机关。而代替他们的是另一种气质的地方自治人士，是投机分子，他们胆小怯懦，害怕地方自治机关的名望和形式，他们对行政当局不成体统的曲意逢迎彻底损害了地方自治机关的尊严。于是地方自治机关从内部瓦解了，这比正式取消自治还坏得多。政府公开反对地方自治这一思想会引起公债，而官僚们是非常害怕公愤的。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人在伪装掩蔽下对自治原则进行破坏，而且很遗憾，这种破坏并未遭到有组织的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实际成果微乎其微，丝毫不因为它所起的教育作用而得到弥补。而地方自治机关在发展文明、加强社会自我意识及主动精神方面将近40年的工作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化为乌有。从这个观点看来，对投机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平心静气俯首贴耳的等待，只能可耻地、白白地断送地方自治机关的伟大理想。只有大力反对那种认为讨论超出地方生活细节范围的问题就会使人民遭难的荒谬想法，才能使地方自治机关摆脱由监护制引入的绝境。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公开地、勇敢地讨论同当地居民的需要和利益密切相关的全国性问题，来反对这种当然对人民和国家安全并不可怕的唬人东西，反对这种其维护者自己也恬不知耻地承认是荒谬的想法（见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会议愈是全面地、充分地、热烈地讨论这类问题，就愈能清楚地看出：公开讨论人民的疾苦不会使人民遭难，反而能防止人民遭难；目前出版物所受的压迫只对人民的敌人有利；控制思想和言论的警察制度不能培养出诚实的公民；法制和自由彼此并不矛盾。在几个省的地方自治会议上同时公开阐明这样一些问题，无疑会博得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同情，会大大调动社会的良知。要是地方自治机关对俄国目前的危急状态不作什么反应，那么西皮亚金之流的先生们和维特之流的先生们剥夺了它的代表劳动利益的作用之后，当然就会毫无顾虑地使它完全‘适应’帝国机关的总制度。至于这种‘适应’将采取什么形式，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我国的执政者们是老谋深算、很有办法的。内务大臣先生无耻之尤，令人惊异地蔑视帝国‘最重要’阶层，竟把他们的当选人——贵族代表派去充当可耻的特务，负责监视人民讲座的讲演者和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顺地屈从于官僚们对地方自治机关和整个俄国所做的一切实验，就不仅是一种自杀，而且是对祖国的严重犯罪。实际生活已向我们充分证明投机取巧的策略是没有根基的和丧失理智的，这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182]：专制官僚起初攫取了长子权，现在又夺走了我们这碗‘红豆汤’。他们一步步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几乎所有的公民权利，从实行‘伟大改革’以来，过了40年，结果又使我们回到40年前我们开始进行这种改革的那个起点。我们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呢？除了可耻的胆怯和完全缺乏自己的公民义务感之外，能用什么来为我们的继续缄默开脱，能用什么来为它作解释呢？

    我们作为俄国公民，而且又是‘上层’人物，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必须给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自由和主动精神的些许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奴隶的专制官僚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人士，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地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

    我们不能再象一个犯了过错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让我们终于证明我们是成年公民吧，我们将要求得到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即我们的‘长子权’，我们的公民权利。

    专制官僚向来是不会心甘情愿拿出任何东西来的，拿出的只不过是别人从他们那里硬逼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竭力假装他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仅仅是出于他们的宽宏大量。如果拿出来的比逼他们拿出的多，他们会马上取消一切过多的让步，就象我们的‘伟大改革’的遭遇一样。在面临千千万万的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这种强大的‘工人运动’之前，政府未曾关心过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政府才急急忙忙着手进行‘工人立法’，这虽然非常伪善，但毕竟还是可以满足工人某些要求，可以安抚这些令人可畏的群众。数十年来，政府摧残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兄弟姊妹和子女，不许对政府杜撰出来的‘教学制度’提出丝毫批评，并且残暴地镇压学生的‘骚动’。

    但是这些‘骚动’变成了群众性罢课，学院机器不再转动，于是官僚们忽然对青年学生满怀‘竭诚保护’的热情，而那些昨天还只是用哥萨克马鞭的呼啸声作答的要求，今天却被宣布为政府‘教学改革’的纲领了。

    当然，这种转变含有不少伪善成分，但毕竟……毕竟不应该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官僚们’被迫向社会舆论公开承认并作出相当重大的让步。而我们，以及整个俄国社会和全体俄国人民，只有勇敢地、公开地、同心协力地和坚持不懈地要求这些权利，才能指望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并得以实现。

    鉴于这一切理由，我们决定给阁下和各省地方自治机关的其他许多地方自治活动家们写这封信，请求你们促使本届省地方自治会议提出和讨论下列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一、在以下几方面审订并修改地方自治机关条例：

    （1）在大大缩小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的条件下，不分任何等级差别，给予各居民集团同等选举权；（2）取消地方自治机关成员中这种等级代表；（3）在地方自治机关同所有其他个人和机关一样服从国家法律的条件下，地方自治机关的一切行动不受行政当局的监督，给予地方自治机关处理一切地方性事务的充分独立自主权；（4）在不损及整个国家利益的范围内，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给予它关心一切地方公益和需要的充分独立自主权；（5）废除地方自治税限额的法令；（6）给予地方自治机关采用一切办法普及国民教育的最广泛权利，而且除经济照顾外，应给予地方自治机关照管和改进教学工作的权利；（7）废除上述威胁地方自治机关医疗事务的医疗章程；（8）恢复地方自治机关粮食事务的职权，并且给予地方自治机关组织和进行地方自治统计估价工作的充分独立自主权；（9）整个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只能通过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人员进行，地方自治机关人员无需由行政当局批准，更不应违反地方自治会议的意志而任命；（10）给予地方自治机关不经行政当局批准而完全自行聘请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11）给予地方自治机关自由讨论一切与地方公益和需要有关的全国性问题的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提出请愿，上级政府机关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加以审理；（12）给予一切地方自治机关相互交往、以及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讨论涉及所有或某些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的权利。

    二、审订和修改农民条例，使农民的权利同其他各等级的权利完全平等。

    三、修改税制，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以均衡税负，同时使收入低于一定限度的人免交税赋。

    同时，非常希望地方自治会议提出和讨论下列问题：

    四、恢复各地治安法庭，同时废除各种限制陪审法庭权限的法律。

    五、给予出版物更多的自由；必须取消书报检查机关的预审；修改书报检查条例，明确指出哪些可以发表，哪些不能发表；消除行政当局在书报检查中的专横行为；把出版方面的一切犯罪案件完全交由普通司法机关公开审判。

    六、审订有关保卫国家安全措施的各种现行法律和内阁指令；取消这方面的秘密行政‘处理’；在普通司法机关中公开审理所有这类案件。

    我们想，您不会拒绝在贵省会议上敦促提出上述普遍性问题，我们荣幸地请您通过您所熟悉或认识的议员，把地方自治会议可能通过的决议尽可能通知所有地方自治机关。同时我们希望，在大部分地方自治机关里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善于通过地方自治会议提出这些要求的勇敢而刚毅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公开而果断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那么官僚们就会象他们在碰到团结的觉悟力量时总要作出让步那样，不得不作出让步。

    原地方自治人士”

    这是一封很有教益的信。它表明，生活本身甚至使那些不太善于斗争而专门致力于细小的具体工作的人们也不得不起来反抗专制政府了。而且，如果拿这封信同诸如尔·恩·斯·先生为维特记事写的序言那种作品相比较，那么依我看来，这封信给人的印象要更好一些。

    信里确实没有什么“广泛的”政治概括，——可是要知道，信的作者本来不是发表“纲领性的”声明，而是提出谦和的建议：应当如何实际地开始进行鼓动。他们“没有想入非非”，甚至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自由，然而他们也没有一句话提到那些或许可能影响沙皇的、接近皇室的人物。然而他们也没有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功绩”作虚假的颂扬，相反地表露出对带引号的“伟大改革”的嘲弄。然而他们正直而勇敢，坚决反对“地方自治人士－投机分子”，敢于向“可耻的胆怯”宣战，不向特别落后的自由派讨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原地方自治人士的呼吁书有了什么成果，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倡议无论如何是值得全力支持的。最近地方自治运动的活跃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写信人自己也指出运动是怎样扩展的：开始参加的是工人，后来扩大到学生，现在地方自治人士也参与了。所有这三种社会因素这样按顺序参加运动，是同它们的人数、它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它们的社会政治激进程度和革命决心的依次递减相一致的。

    这对我们的敌人更不利。不大革命的分子愈起来反对他们，对于我们这些专制制度和整个现代经济制度的死敌来说就愈好。

    向新的抗议者——因而也是我们的新同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

    你们看到：他们是贫穷的；他们发出的只是一份小小的传单，印得还不如工人和学生的好。我们是富裕的；我们把它印发出来了。我们要给沙皇－奥勃曼诺夫们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打耳光的人愈“气派”，这记耳光就愈有意思。

    你们看到：他们是软弱的；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很少，他们的信是传阅的，很象是而且事实上也只是私人信件的一个转抄本。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这封信送“到民间去”，首先送到决心斗争和已经开始为争取全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中去。

    你们看到：他们是怯懦的；他们才刚开始自己的职业性地方自治鼓动。我们比他们勇敢；我们的工人已经度过了单纯的职业性经济鼓动“阶段”（强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阶段）。我们要给他们作出斗争榜样。既然工人曾经为实现取消《暂行条例》这样的要求进行过斗争，以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那么现在也就有同样充分的理由来反对当局凌辱虽则微乎其微但总算是“自治”的行为！

    但是各种各样公开的和暗藏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马上就来阻拦我们了。他们问我们：工人支持地方自治人士是为了谁呢？不是仅仅为了地方自治人士吗？不是为了那些也许只是对政府偏爱工业企业主而怠慢农业企业主表示不满的人吗？不只是为了仅仅希望“国内各经济集团进行活跃斗争”的资产阶级吗？

    为了谁呢？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的阶级”如果不利用一切机会给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以新的打击，那么实际上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样一些对斗争有利的机会，例如错过了甚至连这个敌人的昨天（60年代）的同盟者以及一部分今天的（投机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农奴主－地主）同盟者都开始同他吵架的机会，那么我们在声明和纲领中关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言词就都是空话。

    让我们密切注意地方自治生活，注意新的抗议浪潮的增长和扩大（或衰落和缩小）吧。我们要努力使工人阶级更多地了解地方自治机关的历史，了解政府在60年代对社会所作的让步，了解沙皇欺骗性的言论及其策略：起初用“红豆汤”来代替“长子权”，而后来（靠着他们所保持的这种“长子权”）连红豆汤也夺走了。愿工人们学习识别这种由来已久的、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警察策略吧。这种识别对于我们争取我们的“长子权”，对于争取无产阶级反对各种经济压迫和社会压迫的自由，都是必需的。我们要在小组会议上向工人们读一些有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对政府的态度的材料，我们要印发一些有关地方自治人士抗议的传单，我们要作好准备，使无产阶级能够用反对庞巴杜尔－省长、强盗－宪兵和耶稣会士－书报检查官的游行示威来回答沙皇政府对多少是真诚的地方自治人士的任何侮辱。无产阶级的党应当学会惩办和打击不论对什么社会阶层、什么民族或种族都任意使用各种暴力和胡作非为的专制制度的一切奴仆。

    载于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49—358页

ZS
    [181]达摩克利斯剑意为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命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顿时吓得面色苍白，如坐针毡，祈求国王恩准离座。——340。

    [182]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