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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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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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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5.7-1905.10
CC列宁全集第11卷1905.7-1905.10/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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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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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

    （1905年10月4日〔17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火星派在“杜马”运动中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策略有两个基本点站不住脚：一是力图在承担某些革命义务的基础上支持想参加杜马的解放派，一是宣布“公民革命自治”的口号，号召在专制制度下由全民选举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的决议试图确切地、正式地表述火星派的策略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都是俄国新火星派的优秀人物。决议试图认真地阐述向无产阶级提出的纯实践性的意见。正因为如此，认真地分析这个决议，无论从确定某种实践活动来看，还是从评价整个《火星报》的全部策略立场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把决议全文引述如下：

    南俄组织成立代表会议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符合全民利益的出路，就是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来废除专制制度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基础和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会议还注意到：

    （1）国家杜马的选举制度，不是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选举。而且由于对城市居民规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无产阶级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至于农民，只有一部分人能参加选举，选举方法是四级选举制，这种选举制度为当局对农民施加压力大开方便之门；

    （2）整个俄国依旧没有各种必不可少的公民自由，而没有这些自由就不可能进行竞选鼓动，从而也不可能进行稍微公正的选举，相反，行政当局的暴行目前在各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广大地区相继宣布戒严；

    最后，（3）正在为所有边疆地区制订更加滑稽可笑的代议制度；

    代表会议要求所有组织大力展开鼓动工作，揭露这个专制政府想用以欺骗人民的滑稽可笑的代议制。代表会议宣布，不论是谁，只要他想满足于国家杜马，而不给自己提出任务，不在目前决定关头用行动和策略来支持革命人民关于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那他就是自觉的人民叛徒。

    为了尽快地实现上述要求，南俄代表会议建议各党组织采取如下策略：

    （1）在工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中大力进行鼓动工作，借以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俄性的组织，以便积极进行反对国家杜马和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斗争，同时立即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要建立这种全俄人民组织，应该先成立由各工厂工人选出的鼓动委员会并且把这些鼓动委员会联合起来；在农民中也建立相应的鼓动委员会；在市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成立各省的委员会，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

    （2）如果这个组织有了足够的力量，工人群众的情绪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选举运动一开始就要着手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同时应当看到，以实现这种选举为目的的有组织的人民运动，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起义，因为在进行选举的时候，必然要遇到沙皇制度的反抗，必然要同沙皇制度发生冲突，这样就会提供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而由于事先在人民中间进行了组织工作。起义将会普遍展开，步调一致。

    （3）此外，代表会议提议努力争取选举集会的自由，建议积极干预选举运动，使人民干预复选人会议，让复选人在人民中、在广泛的人民集会上讨论被选入国家杜马的代表所应担负的任务，而社会民主党则应该努力争取使有权选举国家杜马的各居民阶层走上革命的道路，而革命的道路可以表现为参加由人民的民主组织领导的起义，在没有起义的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努力把正在建立的国家杜马变成革命的会议，以便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或者协助人民的民主组织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

    （4）如果到国家杜马最终召开的时候，人民运动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并组织立宪会议，那么就要准备为了上述目的而对国家杜马施加压力。——要准备向国家杜马提出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最后通牒，提出立刻实行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和武装人民。——要准备以政治罢工和其他广泛的人民行动来支持这个最后通牒。

    （5）整个这一策略应当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选举运动前和选举运动中所组织的广泛的人民会议通过。

    我们不去谈这个十分冗长的决议在行文方面的缺陷。现在直接来谈它的主要错误。

    1.决议一开头谈的是关于摆脱目前境况的唯一出路的问题。在这里，整个重点放在立宪会议这个概念上，而丝毫没有谈到，应当由谁来召集这个会议，以便使这个“出路”不致流于空谈，而成为实际的出路。不提这一点，就等于社会民主党人向解放派屈服。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为了君主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解放派才只要求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而不谈由谁来召集它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这个问题已经被蓬勃发展的革命提到首要地位，目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妥协”）策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的根本区别正在于此。新火星派的决议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件证明：这一派人在策略的基本问题上害了不可救药的失明症，因而落到采用解放派的口号的地步。

    再往下看，决议把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搞得更加混乱了。鼓吹什么在这方面要信赖国家杜马，这简直是一种反动的宣传，至于说由“人民的民主组织”来召集立宪会议，这无异于建议通过住在火星上的人民之友的委员会来召集立宪会议。新火星派在自己的全俄代表会议上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把由革命政府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和由一个代表机关召集全民立宪会议这两者等同起来了。现在，新火星派更倒退了，他们闭口不谈临时革命政府。为什么？理由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有哪些改变？——这一切现在还是个谜。孟什维克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不去阐发策略指示，而仅仅树立了一个忽而向左忽而向右跳跃和动摇的典型。

    2.宣布“不论是谁，只要他想满足于……他就是自觉的人民叛徒”等等，这正是那种似乎是向左的跳跃，不过不是跳向真正革命的道路，而是跳向空谈革命的词句。第一，“自觉的”（叛徒）这个尖锐的字眼讲的是什么呢？约翰·雅科比在1847年曾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参加了国家杜马或联合议会，而在1870—1871年战争以后转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方面，那他是不是自觉的人民叛徒呢？凡是想参加杜马并“想”满足于极其微小的利益的农民都是自觉的叛徒吗？第二，这里把谁想满足于……谁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等等作为叛变的标准，是否恰当呢？用什么来证明这种“想法”和“提出任务”呢，是用言论还是用行动？如果是用言论，那就应当要求那些想参加国家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现在解放派自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立下字据或承担革命义务（帕尔乌斯、切列万宁、马尔托夫）。果真是这样，那决议就应当清楚地说明这个思想，而不是施放烟幕。如果要用行动来证明“想法”，那为什么决议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明，是什么样的“行动”在它看来可以证明想法呢？这是因为决议反映了新《火星报》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分不清革命民主派和君主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派的界限。第三，一个进行斗争的政党，只是一般地讲某些人（“不论是谁”），而不具体谈哪些派别或政党，这是否恰当呢？对我们来说，目前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面前揭穿一个派别，即立宪民主党，这个党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表明它所支持的要求是什么和怎样进行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名义向工人谈论想参加杜马的人，谈论杜马复选人等等，却丝毫不谈立宪民主党（或称解放派），这是卑鄙地支吾搪塞，玩弄花招（暗地里根据帕尔乌斯或切列万宁的条件同解放派达成支持解放派的协议），或者是毫无理智地向工人散布毒素，不去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

    除了同《解放》杂志、解放派、地方自治人士和其他立宪民主党人的活动有关的历史事实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重要材料可以用来评论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人民一道进行斗争的“想法”。新火星派对这些材料避而不谈，却一味说空话。普列汉诺夫还尽力要我们相信，《火星报》只有组织观点是模糊的，策略观点则不模糊！

    火星派事实上不仅假装看不见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叛变的“想法”（从地方自治人士的七月代表大会到九月代表大会期间，他们那种明目张胆的、有目共睹的向右转的行动就是证明），甚至不惜以攻击抵制来帮助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火星派对于假设的解放派（“不论是谁，只要他们”……）用“极其可怕的”字眼进行威吓，而对于现实的解放派却通过自己的策略给以帮助。这同立宪民主党的一位领袖罗季切夫先生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位先生激昂慷慨地宣称：“我们不从沾满人民鲜血的手中接受自由！”（罗季切夫先生的这句话是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反对威·斯特德时说的，现在所有的国外报纸都在引用它）可他同时又要求通过这样的手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

    3.决议的另一个根本错误表现在“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俄性的组织”这个口号中。社会民主党人居然提出这样的口号，其轻率态度简直令人吃惊。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能有两种理解，或者是把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淹没在民主主义者的组织中（这一点新火星派不会有意识地去做，因为这就等于完全背叛无产阶级），或者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联合，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新火星派想宣传这种联合，他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出来？为什么要在“建立”这个字眼后面躲躲闪闪呢？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们究竟号召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哪些派别或哪些团体联合起来呢？难道这不是一个不可宽恕的策略观点模糊的新典型吗？策略观点模糊，事实上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

    决议只有一个地方明确地谈到这种“广泛的民主组织”的性质，这个地方指出，这种组织有两个目的：（1）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2）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关于第二个目的火星派说得软弱无力，就是说，没有指出应当由谁来召集全民立宪会议，所以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赞成这个目的。这不是表明火星派在鼓吹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民主党联合，只是羞于直接讲明吗？？第一个目的讲得非常含混，只有在故意欺骗公众的俄国法律中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这样含混的措辞。什么叫作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呢？假定拟订决议的人想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那么按字面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抵制杜马，因为反对还不存在的机关，也就是不让这个机关产生。但是我们知道，火星派是反对抵制的，我们从这个决议中看到，他们接下去讲的已经不是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而是对国家杜马施加压力，努力把国家杜马变成革命会议，等等。就是说，“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这句话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不应当狭义地理解。既然如此，那应当怎样来理解呢？是不是象在讲课时批评国家杜马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样来理解呢？到底什么叫作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这还是一个谜。我们的这些头脑混乱的人对于这一点没有讲出一句明确的话。我们的新火星派知道，有觉悟的工人的情绪无疑是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的策略的，是反对在某些条件下支持杜马的策略的，因此他们就胆怯地选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重复受无产阶级欢迎的口号——“进行反对国家杜马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抽去这个口号的真正含义，迷人眼目，把反对杜马解释为对杜马施加压力等等。正当解放派向全欧洲拍着胸脯大叫，说他们进入国家杜马只是为了斗争，完全是为了斗争，说他们“想”同政府彻底决裂的时候，火星派的这些最有威望的组织却提出这种可怜的糊涂观点！

    我们要问问读者：在社会民主党策略中，有谁在哪里看到过比这更可耻的动摇呢？鼓吹同解放派一起“建立广泛的民主组织”（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同意火星派所说的建立这些组织的目的）但又不直接说出解放派，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能够想象出比这更有害的事情来吗？？

    普列汉诺夫由于近两年来替火星派的“组织观点模糊”进行辩护，所以在全体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丧失了信誉，而现在他又来要我们相信，新火星派的策略是好的！……

    4.再往下看，把广泛的（和界限模糊的）民主组织的联合叫作“全俄人民组织”或“人民的民主组织”是极不恰当的。首先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大家知道，“经济派”的过错就在于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现在火星派重犯了过去的错误，把各种民主党派或民主组织的总和同人民的组织混为一谈。这种说法是空洞的，骗人的，有害的。说它空洞，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没有指明是什么民主政党或民主派别。说它骗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也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整个阶级的政党，更不用说包括全体人民了。说它有害，是因为它用响亮的字眼使人头昏目眩，而没有推进实际工作来解释真正民主党派的真正意义、它们的阶级基础、它们接近无产阶级的程度等等。正是现在，在民主革命，即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所有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等等直到社会革命党人，都特别热中于宣扬“广泛的民主组织”，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鼓励非党性，就是说不严格划分民主派。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人应当坚决地无情地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因为这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倾向。我们应当把正确区别各党派的工作提到第一位，揭穿一切混乱观点，揭露充斥于我国各自由派报纸的所谓统一、团结、广泛的民主主义这类骗人的鬼话。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我们建议同某些民主派联合，但是应当只选择革命的民主派（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指出，“想”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人（目前在革命队伍中的）和“想”同专制制度搞交易的人有什么极明显的不同的特征。

    为了更清楚地向火星派说明他们的错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纲领谈到了农民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更确切地说明了农民委员会的意义，把它们叫作革命农民委员会（在这方面，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在实质上同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致的）。我们提出，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一般的民主改革，包括直到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现在，火星派在决议中又提出“在农民中”建立新的“鼓动委员会”。这不象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建议，而是自由派资产者的建议。这样的“农民鼓动委员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会对解放派有利，因为这些委员会的革命性质将会被自由主义的性质所代替，我们已经指出，火星派所确定的这些鼓动委员会的鼓动内容（进行“反对”国家杜马和争取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斗争），没有超出解放派纲领的范围。现在新火星派是否清楚，除了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他们又提出“农民鼓动委员会”的口号，就等于把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变成解放派的口号？

    5.最后，我们来谈谈这个“全俄人民组织”的主要任务：组织立宪会议的全民选举。要在保存专制制度的情况下举行全民选举！同专制制度的“冲突”会提供“推动起义的新因素”……这个确实滑稽的选举，倒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

    “革命自治”的口号和立宪会议“自然发生”的理论，必然产生这种会成为典型的荒谬论点。在特列波夫之流的统治下，就是说在起义胜利以前，在实际上推翻沙皇政权以前，就谈全民选举，这是一种最大的马尼洛夫精神，这只能使工人的思想受到不堪设想的政治毒害。只有被新《火星报》训练得习惯于到处讲空话的人，才会接受这些一遇到冷静的批判就会烟消云散的口号。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全民选举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只要想到它要求的是鼓动自由，是让全体居民知道情况，是使全体居民承认这个编制全体居民名册并且一无例外地对真正全体居民进行民意测验的中心组织或各地的中心组织，——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肯定《火星报》所设计的“全民选举”不过是全民的滑稽剧或全民的骗局。任何一个多少能称得上是“全民选举的”议员，就是说，能得到人民真正自由地和自觉自愿地投给他5—10万张选票的议员，不论在俄国的哪个地方，“选举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是选不出来的。

    火星派的决议和无产阶级去演滑稽剧，不论什么样的保留和遁词都不能改变这个滑稽可笑的决议的本意。他们对我们说，只有“组织有了足够的力量”的时候，只有“由于事先进行了组织工作，它〈起义〉将会普遍展开，步调一致”的时候，才举行选举。我们回答说：力量应当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证明。在起义胜利以前，即使谈什么有力量宣布“全民选举”而不遭到讥笑，这也是个笑话，而谈什么举行全民选举，就更是如此了。如果（1）这个组织不是由真正能够举行起义的人组成（而我们知道，决议鼓吹的只是“广泛的”组织，即事实上是解放派的组织，如果爆发起义，这些组织无疑会背叛起义），（2）没有力量取得起义的胜利（为了取得胜利，除了社会舆论、人民福利等等精神力量外，还需要有革命军队的物质力量），那么，这个组织不管怎样遍布各地，不管怎样步调一致，都不能“保证”起义的胜利。把这种精神力量，把这些关于“全民性”的响亮字眼提到首位，而在战斗的号召中不提直接的物质力量，就等于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降低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

    滑稽的选举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而是人为地转变成起义，这种转变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凭空想出来的。制造这种人为转变的做法，同以前纳杰日丁臆造“激发性的”恐怖手段的做法十分相似。新火星派也想人为地“激发”、推动人民起义，这种思想根本是骗人的。要建立真正全民的组织，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打算在专制制度下举行选举，这种选举也必然会成为滑稽剧，而利用这类杜撰的理由来发动起义，就等于在人民中还缺乏真正的激昂情绪的时候下令举行起义。只有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的人，只有喜欢使用尖锐字眼的知识分子，才会在1905年的9月杜撰什么“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好象在我们俄国，很少有真正的而不是滑稽的起义的因素，很少有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伪造的群众的激昂情绪！滑稽的选举永远不会激发群众。但是罢工、游行示威、军队哗变、大学生的重大发动、饥饿、动员、国家杜马中的冲突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倒能经常不断每时每刻地真正激发群众。不仅虚构“推动起义的新因素”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甚至事先指出只能是某一种因素而不能是其他因素能真正激发群众的想法也是不明智的。凡是稍许自重的人，稍许严肃对待自己言论的人，都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臆造“推动起义的新因素”。

    可敬的马尼洛夫们，缺少的不是“新因素”，而是军事力量，革命人民（不是一般人民）的军事力量。构成这种力量的是：（1）武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2）这些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有组织的先进部队，（3）愿意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所有这一切就组成了革命的军队。只讲起义、起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等，而不讲革命军队，这是荒谬的、糊涂的，在反革命军队愈是加紧动员的时候，就愈是如此。在高加索和黑海，波兰和里加爆发起义的时期，虚构“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就等于有意闭关自守，逃避运动。我们看到，工人和农民处于群情激荡的状态。我们看到，从1月9日起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这些起义日益广阔地、有力地、顽强地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谁也不能担保说，这些起义明天不会在任何大城市、任何军营、任何乡村重新爆发。相反，一切材料都证明，这种爆发是可能的，是即将来临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爆发能否胜利，第一，要看革命的鼓动和组织的成就如何，——这里是指革命的，而不是《火星报》所乐道的“广泛的民主的”，因为在民主主义者中有许多不革命的人。第二，要看革命军队的力量和准备程度。第一个条件早就为大家所公认，而且全体革命者在全国各地，可以说在每一次小组、团体的会议上，在每一次飞行集会、群众集会上，都在实现这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很少被人所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是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承认它的。在革命者当中，只有死心塌地做君主派资产阶级尾巴的人才避而不谈第二个条件。

    起义是个很大的字眼。号召起义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社会制度愈复杂，国家政权组织愈高级，军事技术愈完善，就愈不能允许轻率地提出这种口号。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为提出这种口号做了准备，但是，只有到革命运动确实开展得非常猛烈，非常深广，问题确实需要彻底解决的时候，我们才提出这个口号作为直接的号召。对待大字眼必须持慎重态度。要把大字眼变成大行动是困难重重的。正因为如此，用讲空话来回避这些困难，用马尼洛夫式的臆造来逃避严重的任务，用所谓“自然而然地转变”到实现这些艰巨任务的美妙空想来蒙住眼睛，是不能宽恕的。

    革命军队也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建立革命军队，这是一个艰巨、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各地一块块地、一片片地发展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没有这种军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真正胜利的时候，我们应该提出坚决而明确的口号，宣传这个口号，使它成为当前政治任务的试金石。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那是错误的。不，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并不是那样合适和那样“方便”的。变革可能成熟了，但这一变革的革命创造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一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拖延数十年之久。至于民主变革在俄国已经成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革命阶级实现这一变革的力量够不够，这还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斗争，如果许许多多直接的和间接的迹象没有使我们产生错觉的话，可以说这个斗争的紧要关头正在飞速地逼近。精神上的优势是肯定无疑的，精神力量已占压倒优势；没有这种力量，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变革。这种力量是个必要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它会不会变成足以摧毁专制制度的极为顽强的（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一点）反抗的物质力量，斗争的结局将会告诉我们。起义的口号是用物质力量解决问题的口号，——按现代的欧洲文明来说，这种物质力量只能是军事力量。在变革的一般条件还没有成熟，群众的激昂情绪和采取行动的决心还没有明确地表露出来，外界情况还没有引起明显的危机的时候，这个口号是不能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口号一经提出，如果再从这个口号退回去，再回到精神力量上面，即再回到发展起义基础的条件之一上面，再回到“可能的转变”之一上面等等，那简直是可耻。不，既然已经决定，就应当毫不退缩，就应当明确地公开地向最广大的群众讲清楚，目前胜利实现变革的实际条件是什么样的。

    我们还远远没有说完火星派决议的一切错误，在能够思考问题而不是一味“捕捉时机”的人看来，这个决议将永远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任务庸俗化的遗臭万年的历史文献。我们觉得，重要的是追究错误的基本根源，而不是列举根本错误的所有的、甚至比较小的表现。因此我们只是附带地指出，向杜马提出“最后通牒”（在缺乏有充分准备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宣扬这个军事用语，是一种庸俗的吹嘘行为）的思想，努力把这个杜马变成革命会议[注：如果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同沙皇政府的决战中表现强大，那么国家杜马必然会向左转（至少它里面那一部分自由派会这样，我们不讲反动派），但是不摧毁沙皇政权而想要对国家杜马发生重大影响，这是十分愚蠢的，就好象日本不摧毁俄国的军事力量便开始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或认为中国的援助有重大意义一样。在1848年3月18日以后，普鲁士国家杜马（联合议会）立刻“匆忙签署”召集立宪会议的文件，而在这以前，革命者的一切“最后通牒”，他们为了影响国家杜马而作的一切“努力”，他们的一切恐吓，对于坐在国家杜马中的彼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米留可夫之流来说，都不过是空话而已。]的思想，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人民的革命自治”这一口号的一般意义。

    提出这个口号，更确切些说，把这个口号变成中心口号，这是《火星报》一切动摇行为的根源。《火星报》试着援引“辩证法”来为这个口号辩解，它援引的就是普列汉诺夫的那个辩证法，普列汉诺夫曾依靠这个辩证法对《火星报》的“组织上的含混不清”先是进行辩护，后来又进行揭发！

    我们说过，人民的革命自治不是起义的序幕，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起义，而是起义的尾声。没有起义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和完全的自治。我们还补充说，把重心放在国家管理上而不放在国家制度上的思想是反动的，把革命自治和革命军队混为一谈是极为荒谬的，革命军队胜利后一定要实行革命自治，而革命自治还不一定包括革命军队。

    《火星报》企图用无意识的自发过程的“辩证法”来为自己这个有意识的口号的混乱辩解。它说，生活没有明显的界限。工人职业介绍所现在还存在着（《社会民主党人报》[174]第12号），这就是自治的要素。又说，序幕和尾声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常常是互相交错的。

    后面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是的，实际发展过程永远是错综复杂的，尾声中的一些片断往往出现在真正的序幕之前。然而，是不是说，有觉悟的政党的领袖因此就可以搅乱斗争的任务，就可以混淆序幕和尾声了呢？是不是就可以用错综复杂的自发过程的辩证法来替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逻辑中的混乱开脱呢？难道这不是用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来代替马克思的辩证法吗？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思想，我们举个例子。假定讲的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危机日益成熟，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日益临近。这时，机会主义者把消费合作社的口号提到了首位，而革命者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提到首位。机会主义者争辩道：消费合作社是无产者的现实力量，是争取到的现实的经济阵地，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一部分；你们革命者不懂得辩证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要长入社会主义，不懂得社会主义细胞要渗入资本主义的内部，不懂得用新的社会主义内容来代替资本主义。

    革命者回答说：是的，我们同意消费合作社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为了消费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大消费合作社；第二，没有强大的多方面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而消费合作社必然是这许多方面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消费合作社就是可怜的一小部分，它保证不了任何重大的变动，引不起任何决定性的变化，有时甚至使人脱离争取变革的严重斗争。工人在消费合作社中获得的本领非常有用，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只有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以后，才能提供出充分发挥这些本领的天地。那时，剩余价值也将由消费合作社体系支配；而现在，由于工资微薄，运用这个有益的机构的范围也很狭窄。那时，将是真正自由的工作人员的消费合作社，而现在，是受资本压榨折磨的雇佣奴隶的合作社。总之，消费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应当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进行部分的缝缝补补，因为这往往使战士们脱离真正革命的道路。

    《火星报》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谁是正确的呢？

    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革命自治”的口号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反对革命自治，关于这种自治我们早已在我们的最低纲领中的某个地方谈到了一下（见关于广泛的地方自治那一节），我们同意这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点《无产者报》第15号[注：见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在讲到斯摩棱斯克杜马的时候就曾经指出过。民主革命没有强大的多方面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争取自治的运动。不过，假如没有革命的学校，民主革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革命学校就象不受警察管辖的工人职业介绍所一样，象僧侣中的风潮一样，象违法的地方自治等等一样，也是沙皇制度真正瓦解的无可怀疑的标志。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火星报》的同志们，请想一想吧！是应当把所有这些起瓦解作用的部分综合为完整的起义口号呢？还是应当歪曲起义的口号，使这个口号只同其中一个部分，即同自治联系起来呢？

    勇敢的《火星报》（第109号第2版第1栏）写道：“组织革命自治，或者换一个说法，组织人民起义的力量”。这就等于说，组织革命学校就是组织起义力量，组织僧侣中的风潮就是组织起义力量，组织消费合作社就是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不，《火星报》的同志们，你们真是拙劣的辩证家。你们不会辩证地看问题，虽然你们象普列汉诺夫一样，非常善于在你们观点中关于组织上和策略上含混不清的问题上耍花招，兜圈子。你们没有看到，在起义胜利之后，所有这些变革的部分都必然会汇合成起义的完整统一的“尾声”，可是，没有起义的胜利，部分仍然是部分，仍然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只有庸人才感到满足的可怜的部分。

    教训：（1）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还是在民主革命的前夕，都有一种总是与伟大过程中的一个小部分纠缠不休的恶习，他们把这个部分当作整体，使整体从属于这个部分，以此歪曲整体，因而就变成不彻底的、懦弱的改良主义者的奴仆。（2）自发过程永远是而且必定是错综复杂的，但不能用这一过程的辩证法来为逻辑结论和政治口号的混乱开脱，尽管逻辑结论和政治口号常常是（但不必定是）混乱的。

    附言：当我们接到火星派在国外出版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决议的时候，本文已经拼版了。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同我们前面转载的俄国出版的决议稍微有些不同。但这些不同之处都不是本质的，因而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批判。

    载于1905年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54—372页

ZS
    [174]《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п-Демокраг》）是俄国孟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1904年10月1日（14日）—1905年10月14日（27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的主编是费·伊·唐恩。——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