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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工人政党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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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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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898-1901
CC列宁全集第04卷1898-1901/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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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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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政党和农民

    （1901年2月下半月）

    农民解放已经40年了。我国的社会人士以异常兴奋的心情来庆祝2月19日这一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一天是旧的农奴制俄国崩溃的日子，是预示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时代的开端。但是不要忘记，在庆祝者的颂词中，除了对农奴制及其一切表现表示真正的仇恨外，还夹杂着许多谎话。在我国流行一种对“伟大的”改革的评价，说什么“国家的赎买办法帮助农民带着土地解放出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其实这是一种农民失去土地的解放，因为数百年来农民占有的份地被割去了很大一部分，数十万农民完全失去了土地——被困在四分之一或极小的一块份地[118]上。农民实际上遭到了双重的掠夺，他们除了被割去土地，还被迫为留下的那块一向就属于他们的土地缴纳“赎金”，而且赎价规定得要比土地的实价高得多。在农民解放10年以后，地主自己也向调查农业情况的政府官吏承认，农民不但被迫出钱赎买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被迫赎买自己的自由。农民虽然为人身解放缴纳了赎金，但是他们仍然不是自由的人，他们还得当20年的暂时义务农[119]，他们仍然是（而且至今还是）下贱的等级，他们遭受鞭笞，缴纳特别捐税，不能自由退出半农奴式的村社，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也不能自由迁到国内其他地方去。我们的农民改革并不能证明政府的宽宏大量，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极大的历史例证，证明专制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肮脏。由于军事失败，财政困难不堪，农民怒火填膺，政府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沙皇自己也承认说，趁现在还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解放的时候，应当来个自上而下的解放。可是，政府在进行解放的时候，为了满足“受委屈的”农奴主的贪欲，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它都做了；政府甚至不惜采取卑鄙手段，如暗中撤换负责改革的人，——虽然这些人也都是贵族出身的！第一批委派的调停人被解职了，换上了另一批不会阻碍农奴主在划分地界时去欺骗农民的人。如果不调动军队来镇压和枪杀拒绝接受规约[120]的农民，伟大的改革是不可能实行的。无怪乎当时的一些优秀人物虽然被书报检查封住了口，但是内心里还在诅咒这次伟大的改革……

    从徭役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被改革者变成了被折磨、被掠夺、受卑视、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的人，他们除了“自愿”去服徭役以外，别无他路。农民又回去耕种老东家的土地，向他“租种”原先是自己的被割去的土地，为了借点粮食维持挨饿的家庭，冬天就定好了夏天的活。工役和盘剥，——这就是伪善的神父所拟就的宣言中叫农民去“祈祷”的那种“自由劳动”的实质。

    由于倡导和实现改革的官吏宽宏大量，保存了地主的压迫，又额外加上了资本的压迫。我们知道，法国农民从地主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不是通过可怜的不彻底的改良实现的，而是通过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实现的，可是就连他们也受到金钱权力的压迫。这种金钱权力现在重重地压在我国半农奴式的农民身上。缴纳恩赐的改革所加重的赋税需要钱，租佃土地需要钱，购买一点已经在排挤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工业品需要钱，购买粮食需要钱，无处不需要钱，因此，无论如何要弄到钱。金钱的权力不仅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而且使农民发生分化：绝大部分农民陆续破产而变成无产者，小部分农民中又分出少数贪得无厌的富农和善于经营的农夫，他们把农民的家业和土地攫为己有而构成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分子的核心。改革后的整整40年，就是这种农民分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缓慢地痛苦地死亡的过程。农民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和牲畜住在一起，穿的是破衣，吃的是野菜；他们只要找到栖身之所，就会离开自己的份地，甚至倒赎份地，付钱给愿意收下这块份地的人，因为经营份地是蚀本的。农民经常挨饿，由于连年歉收，成千上万的人不断死于饥饿和瘟疫。

    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形也是这样。试问，出路究竟何在？用什么方法才能改善农民的景况呢？小农只有参加工人运动，帮助工人为争取社会主义制度、为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工厂、机器等）变为公有财产而斗争，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想用保护小经济和小私有制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办法来拯救农民，就是徒劳无益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就是用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安居乐业的幻想欺骗农民，就是分散劳动阶级的力量，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建立少数人的特权地位。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将永远反对荒谬而有害的措施，例如：规定农民份地不得转让，实行连环保，禁止自由退出农民村社和自由接收任何等级的人入社。但是我们看到，我国农民不仅受资本的压迫，而且还受地主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受后一种压迫甚至更深。这些桎梏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极端恶化，束缚着农民的手脚，同这些桎梏作无情的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也是必要的，因为农民极端贫困、愚昧、无权和受卑视，使我国的一切制度都打上了亚洲式野蛮的标记。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全力支援这一斗争，那它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简单地说，这种支援应当是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

    我们看到，目前俄国农村并存着两种阶级对立：第一种是农村工人和农村企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第二种是全体农民和整个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第一种对立在日益增长和发展，第二种对立在逐渐减弱。第一种对立将愈来愈严重，第二种对立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过去。虽然如此，对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第二种对立才具有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实际意义。至于说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来启发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觉悟，因而应当注意城市工人（例如操纵蒸汽脱谷机的机械工人和其他工人）移居农村的问题和农业工人的雇佣市场问题，那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我国的农村工人同农民的联系还非常密切，他们还遭受着一般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所以农村工人运动，无论现在或最近将来，决不会有全国性的意义。恰恰相反，扫除农奴制残余，消除俄国一切国家制度中等级不平等和成千万“平民”受鄙视的精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一个想做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的政党，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几乎大家都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笼统地承认）农民遭受着苦难；1861年的改革“有缺点”，国家必须给予帮助，已经成了流行的说法。我们的职责，就是指出这种苦难的根源正是农民所受的阶级压迫，政府是压迫者阶级的忠实卫士，真正希望根本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人所应当争取的，不是政府的帮助，而是摆脱政府的压迫，获得政治自由。有人说赎金过高，政府应该采取减少赎金和延期付款的仁慈办法。我们说，一切赎金无非是地主和政府在合法形式和官方空洞许诺的掩盖下对农民的掠夺，无非是为解放奴隶而给农奴主的贡税。我们将要求立刻完全取消赎金和代役租，要求把多年来沙皇政府搜刮去满足农奴主的贪欲的数亿金钱归还给人民。有人说农民土地太少，国家必须帮助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我们说，正是由于国家的帮助（自然是对地主的帮助），农民才在很多场合下失去了他们所必不可少的土地。我们将要求把割地归还农民，因为这种土地仍然被利用来保持强迫的、奴役性的、徭役制的劳动，实际上还是农奴制的劳动。我们将要求成立农民委员会来纠正沙皇政权的贵族委员会对解放的奴隶所采取的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公平作法。我们将要求成立一种法庭，它有权降低地主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所榨取的过高地租，而农民也有权向它控告那些乘人之危而订立盘剥性契约的人的高利贷行为。我们将经常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向农民指出：谁要向他们说什么可以得到现在这个国家的保护或帮助，这种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或者是农民的死敌；农民首先需要的是摆脱官吏的虐待和压迫，首先需要的是承认他们在各方面同其他各等级完全绝对平等，承认他们有迁移和迁徙的完全自由，有支配土地的自由，有处理一切村社事务和村社收入的自由。俄国任何一个村庄生活中最寻常的事情，往往可以为我们提供成千上万的论据来为上述要求进行鼓动。这种鼓动应当从当地农民具体的、最迫切的需要出发，但是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些需要上，而应该不断扩大农民的眼界，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指出地主和农民在国家中所处的不同的特殊地位，指出农村要想摆脱所遭受的虐待和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推翻官吏的专横统治。有人断言，要求政治自由是工人意识不到的，这是胡说八道。不仅那些同厂主及警察进行过多年面对面的斗争，经常看到任意逮捕和迫害他们队伍中优秀分子的情形的工人，不仅这些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熏陶的工人，就是一切稍有见识的农民，只要稍微考虑一下他所见到的周围的情况，也会了解和领会工人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也会领会使全国摆脱可恨的官吏的专横统治的国民代表会议的意义是什么。以农民最迫切的直接需求为中心的鼓动工作，只有当它能够结合一定的政治要求来揭露某种“经济”弊端时，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

    但是试问，社会民主工党能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上述种种要求呢？能不能担负农民中的鼓动工作呢？这不是会分散我们的力量而使本来就很单薄的革命力量离开主要的唯一可靠的运动轨道吗？

    这种反对意见是出于误解。是的，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使我国农村摆脱一切奴隶制残余的要求，提出足以使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即使不作独立的政治斗争，也会自觉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要求。如果我们坚持足以阻碍社会发展的办法，足以人为地阻止小农向资本主义即向大生产发展的办法，我们就会犯错误；假如我们不善于利用工人运动，向农民宣传那些在1861年2月19日的改革中因地主和官吏的歪曲而没有得到实现的民主要求，我们就会犯更加不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我们党想领导全国人民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它就必须把这些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注：我们已经拟就包括上述种种要求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希望在“劳动解放社”的协助下讨论和修改这个草案以后，于近期在本报予以公布。]但是，列入这些要求，决不是要我们把城市的积极革命力量调到农村。根本不是这样的。毫无疑义，党的一切战斗力量应当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勇往直前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斗争，只有这个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样的斗争手段：组织公开的游行示威或创办正常出版和广泛发行的人民政治报纸。我们之所以要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农民的要求，并不是为了把信仰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从城市调到农村，把他们困在乡下，——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能在农村活动的力量给以行动上的指导，是为了利用同农村的联系来从事民主事业和进行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而这种联系由于种种情况还由许多忠于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保持着，这种联系随着运动的增长必然会不断扩大和发展。过去我们是一支很小的志愿队，那时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力量只是一些普遍“到工人中去的”青年的小组，这个阶段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运动已经拥有一支大军，为社会主义和自由而斗争的工人大军，一直参加运动而现在分布在俄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大军，以及对工人运动抱有信心和希望并且准备给它大力帮助的同情者大军。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任务：把所有这些队伍组织起来，要组织得使我们不仅能够实行闪电式的爆发，不仅能够给敌人以偶然的、分散的（因而是没有危险的）打击，而且能够全线出击，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斗争，凡是在专制政府播下了压迫种子和收获了仇恨果实的地方，都能够向它实行攻击。然而，不把阶级斗争和政治觉悟的种子散播到千百万农民群众中去，难道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请不要说散播这些种子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进行着，正在沿着尚未引起我们注意和不受我们影响的千万条渠道进行着。如果我们善于加强我们的影响，提出口号，并打出使俄国农民摆脱一切可耻的农奴制残余的旗帜，这种播种工作就会进行得非常深广而快速。进城的乡下人，现在已经好奇和关心地注视着他所不了解的工人斗争，并且把斗争的消息带到一切穷乡僻壤去。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使这些旁观者不是好奇，而是了解（即使不是完全了解，至少也要模糊地意识到）工人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使他们变得日益同情工人的斗争。到那时候，革命的工人政党战胜警察政府的日子就将到来，而且会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载于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429—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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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四分之一或极小的一块份地，即所谓“赐地”。俄国1861年改革中，按照改革法令的规定，地主可以同农民达成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得到这种赐地的农民是土地最少的一类农民。——379。

    [119]暂时义务农指俄国农奴制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379。

    [120]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面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约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