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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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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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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6.7-1917.2
CC列宁全集第28卷1916.7-1917.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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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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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机会主义(以社会沙文主义形式出现的)对欧洲工人运动取得的异常可鄙的胜利，是否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呢?

    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有可能而且应当来分析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我们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上已经充分证明了如下两点：第一，我们这个时代和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二，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及其相同的思想政治内容。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表现为五种主要形式：(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3—5家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各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同银行资本融合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超过100个，它们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在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从政治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50](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这首先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活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第四，“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行贿受贿之风猖獗，各种各样的巴拿马案件[51]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极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罗马的无产者靠社会过活；现在的社会靠现代无产者过活。西斯蒙第这个深刻的见解，马克思曾特别加以强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6页。——编者注]。帝国主义稍微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大国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部分地也依靠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过活。

    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织的现象”)，其含义也是一样。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定义，就不免要同卡·考茨基完全抵触，因为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断定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力图兼并“农业”国的企图[注：“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或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于1914年9月11日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的统治，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力图兼并农业国，而是力图兼并一切国家。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来，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割裂开来，为他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如“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捏造这种理论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讲“统一”的理论辩护。

    考茨基的这种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我们已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党人》杂志[52]上详细论述过了。我们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以阿克雪里罗得和斯佩克塔托尔为首的“组委会分子”，包括马尔托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托洛茨基，都认为最好避开不谈考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问题。他们不敢维护考茨基在战时所写的东西，而只是吹捧考茨基(如阿克雪里罗得所写的一本德文小册子，组织委员会曾答应要用俄文出版)或援引几封考茨基的私人信件(如斯佩克塔托尔)来敷衍了事。考茨基在这些信件中硬说他属于反对派，而狡猾地试图完全否认自己的一切沙文主义言论。

    应当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无异于粉饰帝国主义的“见解”，不仅比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倒退了(虽然希法亭本人现在极力维护考茨基，维护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统一”!)，而且比社会自由派约·阿·霍布森也倒退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丝毫不想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是他在1902年的著作[注：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中却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定义，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得多的揭露。请看这位著作家(在他那里几乎可以找到考茨基的一切和平主义的和“调和主义的”庸俗论调)对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这一极重要的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吧：

    霍布森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

    “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这种关于帝国主义者的“盲目症”的调子从社会自由派霍布森口中唱出来，比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口中唱出来更加适当〉，就是大不列颠、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大不列颠。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斗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庞大的常备军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目前英格兰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食利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化也难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个方面，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社会自由派霍布森看不到，只有革命无产阶级，而且只有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才能实行这种“抵抗”。正因为如此他才是社会自由派!不过，他早在1902年就精辟地分析了“欧洲联邦”问题(请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饰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即：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而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现在战胜了(能长久吗?)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之间的这种极深刻的经济联系，我们不仅在一些论文中，而且在我们党的一些决议中都一再指出过。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考茨基主义者却喜欢回避这个问题!例如，马尔托夫还在他所作的几次专题报告中就进行过诡辩，他的那番话登载在《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上(1916年4月10日第4号)，原文如下：

    “……如果那些在智力发展方面最接近于‘知识界’的最熟练工人竟也难免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而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那么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是很糟糕的，甚至是没有希望的……”

    玩弄一下“难免”这个愚蠢字眼和某种“偷天换日”的把戏，就把某些工人阶层转到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回避过去了!而组织委员会的诡辩家们要回避的正是这一事实!他们用考茨基主义者希法亭以及其他许多人目前所炫耀的“官场的乐观主义”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客观条件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革命派的胜利!说什么他们都是些对无产阶级抱“乐观主义的人”!

    其实，所有这些考茨基主义者，如希法亭、组委会分子以及马尔托夫之流，不过是……对机会主义抱乐观主义罢了。实质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儿，而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儿。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迟早——早50年或迟50年，从这一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问题——“会”统一起来，而且革命社会民主党“必然”会在无产阶级中获得胜利。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你们现在在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向机会主义者献媚讨好，而这些人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说来是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不摆脱这些人，工人运动就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人运动。你们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即同列金、大卫之流，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统一”，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得力代理人去奴役工人。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它正在到来而且必定到来，正在实现而且必定实现，但是这一胜利完全是反对你们的，它将是击败你们而取得的胜利。

    当代工人运动中的两种倾向，甚至是两个党派，在1914—1916年间显然已经在全世界分道扬镳。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在英国仔细地考察过这两个党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但是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例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之间的联系。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4—345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72年9月21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黑尔斯(Hales)在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投票谴责马克思，因为他说过“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了”[注：同上，第33卷第521页。——编者注]。马克思在1874年8月4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至于说到此地〈英国〉的城市工人，遗憾的只是那帮领袖都没有进入议会。不然这倒是摆脱这帮混蛋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注：同上，第637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注：同上，第35卷第18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注：同上，第353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7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这里〈英国〉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respectability)……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6页。——编者注]他在1890年4月19日的信中说：“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暗中向前发展着，席卷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而且往往是那些至今处于停滞状态的、处于最低层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然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运动着的力量。”[注：同上，第391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91年3月4日写道：“分崩离析的码头工人工会失败了，战场上将只剩下一些富足的因而也是胆怯的‘旧的’保守的工联……”[注：同上，第38卷第44页。——编者注]他在1891年9月14日写道：在工联纽卡斯尔代表大会上，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旧工联主义者失败了，“而资产阶级报纸承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遭到了失败……”[注：同上，第151页。——编者注](所有的黑体都是恩格斯用的)

    恩格斯曾把他数十年来反复说明的这些思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他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个序言中谈到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谈到了“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相对立。工人阶级中间只有那些“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英国在1848—1868年间的特权地位所提供的“长期的利益”，而“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特权地位……”“新”工联即非熟练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的成员’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在英国被称为“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7—382页。——编者注]

    我们之所以特意相当详细地摘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坦率的言论，是想使读者能够全面加以研究。这些言论是必须研究的，是值得细细玩味的。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条件要求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所采取的策略的关键，正是在这里。

    考茨基在这里也企图“把水搅浑”，用同机会主义者调和的甜言蜜语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坦白的、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伦施之流)说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垄断，考茨基在同他们论战时，用来“纠正”这种明显的谎话的是另一种同样明显的谎话。他用娓娓动听的谎话代替厚颜无耻的谎话!他说，英国的工业垄断早就被打破了，早就被破坏了，因此已无可破坏也无须再破坏了。

    这种论据的虚伪性何在呢?

    第一，就在于避而不谈英国的殖民地垄断。而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早在34年以前即1882年，就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种垄断!如果说英国的工业垄断已被破坏，那么其殖民地垄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了，因为全世界被瓜分完毕了!考茨基用甜蜜的谎言作幌子，偷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小市民的货色，妄说“没有什么东西要通过打仗来争夺”。恰巧相反，现在对资本家来说不仅有要通过打仗来争夺的东西，而且如果想要保存资本主义，他们不能不打仗，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

    第二，为什么英国的垄断使机会主义在英国(暂时)获得了胜利呢?因为垄断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从这种超额利润中，资本家可以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维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它们的雇主的有名“同盟”吧)，即一国的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英国的工业垄断早在19世纪末叶就被破坏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破坏得怎样呢?是不是一切垄断都消失了呢?

    如果情况是这样，考茨基的调和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理论”倒会有些根据了。但问题就在于情况并不是这样。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以及每家大银行，都是一种垄断组织。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财力雄厚的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剥削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厉害了。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加以掩盖，而不是加以揭露。

    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自己的”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10亿之多。至于这点小恩小惠怎样分配给工人部长、“工人议员”(请回想一下恩格斯对这个概念的精辟分析)、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53]，工人官吏、狭隘行业工会工人以及职员等等，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在1848—1868年间，以及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英国享有垄断；因此机会主义能在英国得势数十年；当时任何其他国家既没有最丰富的殖民地，也没有工业垄断。

    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是向帝国主义新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时享有垄断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在日本和俄国，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对极广大领土和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条件的垄断，部分地填补了，部分地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由于这种不同的情况，从前英国的垄断能够存在几十年而无人争夺。现代金融资本的垄断却遇到了疯狂的争夺；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从前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被收买、被腐蚀几十年。现在这就很难办到了，甚至办不到了，但是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能够而且正在收买人数较少的(与1848—1868年间英国的情况相比较)“工人贵族”阶层。从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用恩格斯的寓意极深的话来说——只能在一国内形成(因为当时只有一国拥有垄断)，但是能维持很久。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赃物而进行疯狂斗争，这种党未必能在许多国家里得势很久。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

    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安享清福”，用装备着精良的杀人武器的最新军国主义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到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当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必将在这两种趋势的斗争中逐渐展开。因为前一种趋势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经济上“有根据的”。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已经产生、养育和保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象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的成形的、十足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党，同波特列索夫、格沃兹杰夫、布尔金、齐赫泽、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半成形的所谓的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工人贵族阶层分离出去而投靠资产阶级的过程，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完成了，而这种经济事实，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要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形式，是不怎么“费劲”的。

    在上述经济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设施，如报刊、议会、各种社团和代表大会等等，就替那些恭顺驯良的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职工们，创造了一种同他们获得的经济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小恩小惠。在内阁或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在议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堂堂正正的”合法报纸编辑部或同样堂堂正正的“唯资产阶级之命是听的”工会理事会中安排有油水的和稳当的职位，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诱惑和嘉奖“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代表人物及其拥护者的手段。

    政治民主制的机构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运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没有选举；没有群众是行不通的，而在印刷发达和议会制盛行的时代，要让群众跟自己走，就必须有一套广泛施展、系统推行、周密布置的手法，来阿谀奉承、漫天撒谎、招摇撞骗、玩弄流行的时髦字眼、信口答应工人实行种种改良和办种种好事，——只要他们肯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把这套手法叫作劳合－乔治主义，因为英国大臣劳合－乔治是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典型国家里玩弄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劳合－乔治是一个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滑头政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演说家，他善于在工人听众面前乱吹一通，甚至讲一些最最革命的词句，他善于向驯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许诺实行社会改良(保险等等)，他出色地为资产阶级服务[注：不久以前，我在一种英文杂志上读到劳合－乔治的一位政敌托利党人[54]写的一篇文章：《托利党人眼中的劳合－乔治》。战争擦亮了这位政敌的眼睛，使他看到劳合－乔治是资产阶级的一名多么出色的帮办!托利党人已经同他和解了!]，并且正是在工人中间替资产阶级服务，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资产阶级影响，即在一个最有必要而最难于在精神上征服群众的地方传播这种影响。

    试问，劳合－乔治同谢德曼、列金、韩德逊、海德门、普列汉诺夫以及列诺得尔之流是否有很大的区别呢?有人会反驳说，在后者中间有些人会回到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从政治上即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一种程度上的微不足道的区别。在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中间可能有个别人会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是社会沙文主义或机会主义(这是一回事)的流派却不会消失，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这个政治流派，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事实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俄国的齐赫泽党团[55]、《我们的事业》杂志[56]、《劳动呼声报》[57]以及国外的“组委会分子”，都无非是这样的党的变种罢了。我们根本不能设想这些党派会在社会革命以前消失。恰巧相反，这个革命愈迫近，爆发得愈猛烈，革命进程的转变和飞跃愈急剧，革命的群众潮流反对机会主义的小市民潮流的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愈大。考茨基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流派，因为它无论在群众中间或在投靠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中间，都没有根基。但是考茨基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利用过去的观念，竭力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坚持前者和后者的统一，从而提高后者的威信。群众已经不再跟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走了：劳合－乔治在英国工人大会上受到了斥责，海德门退出了党，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波特列索夫和格沃兹杰夫之流全靠警察来保护。考茨基主义者暗中维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行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考茨基派惯用的诡辩之一，就是以“群众”为借口。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脱离群众和群众组织!可是请想一想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吧。英国工联这些“群众组织”在19世纪曾经拥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就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而是揭露它。他们没有忘记：(1)工联组织直接包括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少数。无论当时在英国或现在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参加组织的人数不超过1/5。决不能认真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数无产者包括到组织中去。(2)——这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组织的人数，而在于这个组织所采取的政策的客观实际意义：这个政策是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即为群众从资本主义下得到解放服务呢，还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代表少数人同资本主义调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19世纪的英国和现在的德国等等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把“最低层的群众”即真正的多数同旧工联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分开，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开，并且向这个没有沾染上“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的真正多数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于此!

    我们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估计到，无产阶级中间究竟有哪一部分人在现在或将来会跟着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走。这只有斗争才能说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只代表少数。因此，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下到和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背叛和出卖群众的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从而教育群众认清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利益，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休战交替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通过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切丑恶行径而不把它们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试就这条同考茨基主义截然相反的路线的主要特点作一概括的说明。

    载于1916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163—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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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是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70。

    [51]巴拿马案件是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大的贪污贿赂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成立了巴拿马运河公司，由苏伊士运河建筑师费·莱塞普斯任董事长。1881年工程开工，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舞弊，公司发生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乃向法国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行贿，以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几十万股票持有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1893年法国议会大选前，这一贿赂事件被揭露，受贿者有总理、部长、议员等多人，结果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潮。为掩盖真相，法国政府匆忙宣告被控的官员和议员无罪，只有一些次要人物被判罪。1894年该公司改组；1903年公司把运河开凿权卖给了美国。后来“巴拿马案件”一词就成了官商勾结进行诈骗的代名词。——70。

    [52]《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为此力求吸收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拉狄克)和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杂志的工作。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而拉狄克也与布哈林等结成联盟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07—309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随后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来代替这个刊物。

    关于《共产党人》杂志的创办以及处理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的分歧问题，可参看列宁1916年3月(11日以后)、1916年5月(6—13日之间)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1916年5月21日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1916年6月(17日以前)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和1916年11月30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72。

    [53]指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工人团。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80。

    [54]指英国保守党人。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82。

    [55]齐赫泽党团是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70—275页)、《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本卷第296—300页)等文。——83。

    [56]《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ше  Де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1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83。

    [57]《劳动呼声报》(《Голос  Тру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6年接替被查封的《我们的呼声报》在萨马拉出版，共出了3号。——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