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第四章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某些特点的解释
FB
YB
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
RQ1893-1894
CC列宁全集第1卷1893-1894/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01
TY
GJ列宁/列宁全集
ML
XH011
ZW
    第四章

    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某些特点的解释

    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第6章）专门分析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俄国经济的发展。这一章的理论内容包括下列几部分：（1）俄国农业人口过剩及其性质和原因；（2）农民分化及其意义和原因；（3）工业资本主义在农民破产中的作用；（4）私有经济及其发展的性质；（5）俄国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在分析司徒卢威先生对上述每个问题所提出的论据以前，我们先谈谈他对农民改革的意见。

    作者反对“唯心地”理解这个改革，指出了国家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指出了赎买，指出了“来自下面”的压力。可惜作者没有把他这个合理的反对意见全讲出来。民粹派认为改革是由于“社会”中“人道”思想和“解放”思想的发展。这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但用它来说明改革，就等于陷入空洞的同义反复，把“解放”归结为“解放”思想。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对于为一定思想而实行的措施的内容必须进行专门的考察。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改革”，尽管是具有阶级性的，也都用崇高词句和崇高思想为它进行宣扬。农民改革也正是这样。只要注意一下它所造成的变化的实际内容，就会看出这些变化的性质是这样的：一部分农民被剥夺土地，而主要的是，其余的农民虽留下一部分土地，却不得不象买别人东西似地向地主赎买这部分土地，而且是按有意抬高了的价格赎买。这种改革不仅在我们俄国，而且在西欧，都是被“自由”“平等”的理论掩盖起来的；《资本论》一书已经证明，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生产。不管在俄国实施这一改革的官僚机构多么复杂，不管它看起来[注：实际上，正如以上所述，这个机构无论就其成分或历史起源来看，都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跟资产阶级本身离得多么远，但无可争辩的是，在这种改革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制度。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把俄国的农民改革和西欧的农民改革对立起来的流行看法是不对的，他说：“有人认为西欧农民解放时没有得到土地，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通过法律手续被剥夺了土地，这种（过于笼统的）论断是根本不对的。”（第196页）我特别把“过于笼统的”这几个字用了黑体，因为通过法律手续剥夺农民土地，固然是所有实行了农民改革的国家都有过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但并不是普遍的事实，因为西欧有一部分农民在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时向地主赎买了土地，在我国也是这样。只有资产者才能抹杀赎买这一事实，说什么“农民连同土地得到解放[注：如果讲实话，那就应该说：让部分农民以双倍的价钱向地主赎买自己的部分份地。甚至用“让”字还不恰当，因为农民不接受这种“份地的供应”，就有在乡公所遭到鞭打的危险。]使俄国变成了一块白板”（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衷心欢迎”的一位雅柯夫列夫先生的话，见彼·司徒卢威的著作第10页）。

    一

    现在我们来谈谈司徒卢威先生关于“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性质”的理论。这是司徒卢威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学说”退到马尔萨斯主义的最重要的一点。他同尼·—逊先生论战时所发挥的观点的实质是：俄国农业人口过剩“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种单纯的、适合自然经济的”人口过剩[注：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一篇载于《社会政治中央导报》（1893年10月2日第1期）的文章中就是这样表述的。他还说，他不认为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

    司徒卢威先生说他对尼古拉·—逊先生的反驳，“同弗·阿·朗格对马克思的相对人口过剩理论的总的反驳是完全一致的”（第183页脚注），因此，为了审查他的反驳，我们先来看看朗格的这个“总的反驳”。

    朗格在他的《工人问题》第5章（俄译本第142—178页）中谈到了马克思的人口规律。他首先指出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原理：“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增殖规律只存在于……动植物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编者注]关于这点，朗格说道：

    “首先让我们指出，严格说来，植物界和动物界也没有任何‘抽象的’增殖规律，因为一般说来，抽象就是从一系列的同类现象中抽出共同点来”（第143页），接着朗格向马克思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抽象。显然他根本不懂得马克思的话的意思。马克思在这里把人和动植物加以对比，是根据前者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地更替的、由社会生产制度因而由分配制度决定的社会机体中。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朗格说抽象就是从同类现象中抽出共同点来，这种解释完全是反对他自己的：我们只能把动植物的生存条件看作同类的，但决不能把人这样看待，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生活在组织类型各不相同的社会联合中的。

    随后，朗格叙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人口过剩理论，他说：“一眼可以看出，这个理论把贯串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有机界的长线割断了，它把工人问题的基础解释成这样：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对于我们的目的，即对于理解工人问题，似乎完全是多余的。”（第154页）[注：这种“一般探讨”能是些什么呢？如果这种“探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那它只会是一些陈腐见解。如果它要包括几个形态，那显然应当先对每个形态分别进行专门的探讨。]

    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没有把贯串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有机界的长线割断，它只是要求不要在“一般探讨”人类增殖的基础上，而要在专门探讨资本主义关系的规律的基础上来解决“工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而朗格却持另外一种意见，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首先很清楚，工厂劳动在其最初萌芽时期就是以贫困为前提的。”（第154页）朗格接着用了一页半的篇幅来证明这个论点，实则这个论点不言自明，而且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因为第一，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本身还在生产采取工厂形式的发展阶段以前，在机器造成过剩人口以前，就造成了贫困；第二，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结构形式，即封建的、农奴制的形式，就造成了自己特有的贫困，并把这种贫困传给了资本主义。

    “但是，即使有这样有力的助手〈即贫困〉，第一个企业主也只是在稀有的情况下才能诱使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新型活动。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企业主从工厂工业很兴旺的地方带来一帮工人，然后添上几个当时没有活干的单身无靠的农民[注：顺便问一下：这些“单身无靠的农民”从何而来呢？按朗格的意见，也许这不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也不是资本统治的产物，而是“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第157页）的结果吧？]，而再要补充工厂的员额，就要到正在成长的少年中间去物色了。”（第156页）朗格把“正在成长的少年”这几个字用了黑体。显然，“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表现为如下的论点：厂主是从“正在成长的少年”中间而不是从正在衰颓的老人中间招收新工人的。善良的朗格用整整一页（第157页）的篇幅继续进行这种“一般探讨”，他告诉读者说，父母努力使自己孩子生活有保障，而游手好闲的道德家无端地谴责这种想挣脱出生时的处境的努力；父母努力使孩子自己谋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只有看过所有这些只宜载入启蒙课本的论断以后，我们才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在土地属于大小占有者的农业国家里，只要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希望靠该地域的产品过活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的经常过剩就是不可避免的。”（第157—158页）朗格简单地搬出这种纯粹的马尔萨斯原理，而没有提出任何论据。他一再重复这个原理说：“不管怎样，这样的国家的人口即使绝对稀少，也总要呈现出相对过剩的征象”，“市场上劳动的供应通常过多，而需求仍然很低”。（第158页）但这一切仍然是毫无根据的。从哪里可以看出“工人过剩”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这种过剩同人民习俗中缺乏自愿节育风气有联系呢？在谈论“人民习俗”之前，不应当先看看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吗？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朗格所说的那些大小占有者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是这样结合起来的：小占有者从大占有者那里取得养活自己的份地，并为此而给大占有者服徭役，给他们种地。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遭到了破坏，人道思想冲昏了大占有者的头脑，他们竟“使自己的农民连同土地得到了解放”，就是说，割去了农民20％左右的份地，同时迫使农民支付上涨了一倍的地价来购买其余的80％。显然，这些因此而保证没有“无产阶级脓疮”的农民，为了生存，照旧要给大占有者做工，但他们现在已不是象从前那样按农奴主管家的命令做工，而是按自由契约做工了。这样，他们互相争抢工作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联系在一起，而是各人经营各人的了。这样争抢工作必然会把某些农民排挤出去：既然他们由于份地的缩小和税款的增加，比起地主来力量更弱了，那么，他们的竞争一定会提高剩余产品率，所以地主有较少的农民也就可以经营了。无论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如何巩固，人口“过剩”的形成总是不可避免的。朗格这种忽视社会经济关系的论断，只是清楚地证明他的方法毫不中用。除了这样的论断外，朗格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他说，厂主很愿意把生产移到偏僻的乡村，因为那里“时时刻刻为任何工作准备着必要数量的童工”（第161页），但他不去探讨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促使父母“准备”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受人盘剥。他的方法最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下述论断中。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机器工业使资本有可能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从而把工人变成了“奴隶贩子”。

    朗格得意地叫道：“原来要说的是这一点！”“由于贫穷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如果不是贫困和诱惑促使他出卖妻子和儿女，难道可以想象他会这样轻易地采取这种步骤吗？”（第163页）

    善良的朗格多么热心，他竟保卫工人免受马克思的攻击，向马克思证明工人“为贫困所迫”。

    “……这种日甚一日的贫困，实质上不是变相的生存斗争，又是什么呢？”（第163页）

    请看，这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所达到的发现！有人对我们说这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我们听了会不会对“贫困”的原因及其政治经济内容和发展进程有所了解呢？要知道，随便什么关系，甚至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土地占有者同厂主和农奴的关系等等，都可以说成是变相的生存斗争。朗格修正马克思观点的尝试，除了这类毫无意义的陈腐见解或天真想法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看朗格的信徒司徒卢威先生在谈论俄国农业的人口过剩这个具体问题时，用了什么东西来支持这种修正。

    司徒卢威先生一开始就说：商品生产扩大国内的容量。“交换不仅通过生产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彻底改组表现出这种作用，而且在生产技术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自然经济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保持着以前的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也表现出这种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期的活跃，完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口过剩’；如果要拿这一点怪商品生产，那只能怪它第一是刺激物，第二是使事情复杂化的因素。”（第182页）即使没有商品经济，人口过剩也会产生，因为它具有非资本主义的性质。

    这就是作者提出的论点。这些论点一看就令人惊奇，它们和朗格的论点一样地毫无根据，硬说自然经济的人口过剩不可避免，但又不说明它究竟是由什么过程造成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认为能够证实自己观点的那些事实。

    1762—1846年期间的资料表明，人口的增殖总的说来是并不快的：每年的增长率为1．07％—1．5％。此时人口增殖较快的，据阿尔先耶夫说，是那些“种谷物的”省份。司徒卢威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对于原始形式的人民经济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增殖直接依赖于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而且这种依存关系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在起作用（第185页）。“土地面积愈大，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愈大。”（第186页）这个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这里仅仅根据一件事实，即欧俄中部各省在1790—1846年内人口增长最慢的是弗拉基米尔省和卡卢加省，就得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难道可以根据“土地面积”来判断居民的生活资料吗？（即使承认依据这样少量的资料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要知道，这些“人口”并没有把他们所取得的“天然肥沃”的产品直接归自己，他们是跟地主、国家分享这些产品的。这种或那种地主经济制度（代役租或徭役租，两种租的数额及其征收方式等等）对人们获得“生活资料”数量的影响，要比不归生产者绝对占有和自由占有的土地面积的影响大得无法比拟，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不仅如此。尽管有表现为农奴制度的社会关系，人们当时就已被交换联系在一起了，作者说得很对，“加工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即社会的全国的分工，在改革前的时代就已存在”。（第189页）试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认为生活在沼泽地带的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者或商贩的“生活资料”不如握有“天然肥沃的土地”的坦波夫省粗野农民那样充裕呢？

    接着，司徒卢威先生列举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资料。他引证过的那些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归之于“生活水平下降”（第189页）。作者得出结论说：

    “我们所以谈到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事实，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俄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人口，在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和社会法律条件下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因为这些条件对将近40％的人口的稍微迅速的增殖，都是非常不利的。”（第189页）既然农奴制的社会制度把这些生活资料直接送到一小撮大土地占有者的手里，而不给人民群众（要研究的却正是他们的增殖），那么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有什么关系呢？作者认为人口增加最少的，是土地不肥沃、工业不发达的省份，或者是人口稠密的纯粹农业的省份，能不能承认这种见解有什么价值呢？司徒卢威先生想把这个事实看作“非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的表现，认为这种人口过剩即使没有商品经济也一定会产生的，“是适合自然经济的”。但是，同样有理由，甚至更有理由说，这种人口过剩是适合农奴制经济的，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对农民劳动的剥削的加重，而剥削的加重又是由于商品生产在地主经济中增长起来，因为地主开始使用徭役劳动来生产出卖的粮食，而不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作者举出的例子是反对他自己的，这些例子说明，决不能忽视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发展阶段而按照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公式来建立抽象的人口规律。

    司徒卢威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代时说：“我们在农奴制崩溃后的人口史中看到解放前也有过的那种基本特点。增殖力总的说来是与土地面积和份地成正比的。”（第198页）那个把农民按份地面积分类的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表说明：份地面积愈大，人口的增长就愈多。“在首先用来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的‘自己消费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况。”（第199页）

    假如事实是这样，假如份地首先是直接满足生产者的需要，假如份地是满足这些需要的唯一泉源，——那时，也只有那时，的确可以从这类资料中得出一般的增殖规律。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份地“首先”是满足地主和国家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没有如期得到满足，这些份地就会从占有者的手里夺去；同时这些份地要付出超过其收入的税款。其次，这不是农民的唯一资源。作者说，经营上的亏空必然会预先对人口产生惩罚性的影响。外出做零工吸去了成年男子，更加阻碍着增殖（第199页）。但是，如果租地或外水收入能够弥补份地经济的亏空，那么农民的生活资料对于“大力增殖”是足够的。毫无疑义，只有少数农民才会有这样有利的条件；但是在对农民内部的生产关系缺乏专门分析的情况下，无从看出人口的增长是均衡的，无从看出这种增长主要不是由于少数人生活水平较高。最后，作者自己把自然经济作为证明他的论点的条件，可是在改革以后，他自己也承认商品生产已广泛地渗入原来的生活。显然，要确定增殖的一般规律，作者的资料是绝对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个规律的前提是，改革后社会的生产资料“首先用来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这样一个抽象的“简单的”规律对极端复杂的事实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毫无证据的阐述。例如司徒卢威先生说，解放后，把土地租给农民，对地主是有利的。“这样，农民可以得到的食物面积即生活资料就增加了。”（第200页）把全部租地这样直接归入“食物面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正确的。作者自己指出，地主把他们土地上出产的绝大部分产品攫为己有（第200页），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样租种土地（例如用工役抵租）是否恶化了租地者的生活，是否让他们担负了归根到底会缩小食物面积的义务。其次，作者自己指出，租得起地的只有富裕的（第216页）农民，这些地在他们手里，与其说是巩固“自己消费的”经济的手段，不如说是扩大商品经济的手段。即使已经证明，租地总的说来改善了“农民”的状况，可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贫苦农民由于租地而破产（第216页），即一部分人的改善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恶化，那么这种改善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在农民的租地中，显然交织着旧的农奴制关系和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作者把这两种关系都置于不顾的抽象论断，不仅对弄清这些关系没有帮助，反而把问题搅乱了。

    最后还要谈谈作者还指出一个似乎能够证实他的观点的资料。也就是他找到的一个根据，说“地少这个旧词不过是学术界称之为人口过剩的那一现象的日常用语”（第186页）。可见，作者似乎是在依靠我国整个民粹派著作界。民粹派著作界确凿地证实了农民份地“不足”的事实，无数次地用人口增长、份地缩小、农民自然就要破产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的愿望。可是，民粹派这种“地少”的陈腐议论未必有什么科学[注：就是说，这种议论根本不能说明农民破产和人口过剩的现象，虽然“不足”这个事实本身，正如它由于人口增长而更趋严重一样，是不容争辩的。需要的不是肯定事实，而是说明事实从何产生。]意义，它除了可以当作“善意的言论”[100]在讨论祖国如何平平稳稳地沿着正确道路行进的委员会里发表之外，未必能有什么别的用处。这种议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的外部轮廓，不见图画的主要社会经济背景。一方面是大量土地归“旧贵族”制度的代表所有，另一方面是依靠购买而取得土地，——这就是使得任何“扩大占有的土地”终究会成为可怜的治标办法的主要背景。民粹派关于土地少的议论也好，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也好，二者都忽视了当前具体社会经济关系，恰恰犯了抽象“简单”的毛病。

    这样考察了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据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的关于俄国农业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他给自己的论据作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由于商品经济因素和其他一些从农奴制时代的社会制度继承下来的重要特点而复杂化的自然经济人口过剩的图画。”（第200页）当然，对于一个正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国家所发生的任何一件经济事实，都可以说，这是“由于商品经济因素而复杂化的自然经济”的现象。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是“由于自然经济因素而复杂化的商品经济的现象”。但这一切不仅不能提供一幅“图画”，甚至丝毫不能说明人口过剩究竟是怎样在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用来反对尼·—逊先生及其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理论的最后结论是：“我国农民生产的食物是不足的。”（第237页）

    农民的农业生产直到现在仍把产品交给通过国家而取得赎金的地主，它是夺去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活动的经常对象；最后，这种生产在“农民”内部的分布情况极为复杂，以至按总平均说来是正数（如租地），而对多数人说来却是负数，但司徒卢威先生却用“生产不足”这样一个抽象的、毫无根据的断语来把这个社会关系网象斩断戈尔迪之结[101]似地全部砍掉。不，这种理论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因为它只是把应该予以研究的东西，即农民在农业经济中的生产关系掩盖起来了。马尔萨斯公式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白板，而不是在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组织中交织在一起的农奴制关系和资产阶级关系。

    当然，我们决不能仅仅以批评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为满足。我们还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错误根源是什么呢？两个论敌（尼·—逊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中，谁对人口过剩的解释是对的呢？

    尼·—逊先生是根据各行各业的资本主义化“腾出”大量工人这个事实来解释人口过剩的。然而他只举了大工厂工业增长的资料，而对同时发生的、表现社会分工深化的手工业增长的事实未予注意[注：改革后，我国手工业的增长和许多新的手工业的出现，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在说明“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时，对这一个与其他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一同发生的事实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他把自己的解释搬到农业上来时，甚至不试图确切地描述农业的社会经济组织和它的发展程度。

    司徒卢威先生回答这一点时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是同技术进步密切联系着的。”（第183页）但他和尼古拉·—逊先生一样，认为农民“经济的技术几乎没有进步”（第200页），因此也就拒绝承认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去寻找另外的解释。

    司徒卢威先生回答尼·—逊先生时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这样造成的：资本掌握了生产，减少了必需（对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来说）工人的数量，因而造成了多余的人口。马克思关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人口过剩说道：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注：顺便提一下。对这个事实的观察，大概给朗格对他所不很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修正提供了理由。他不去分析这个事实，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并注意这种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表现，却凭空臆造出“人民习俗”的各种特点。]……（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6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4—706页。——编者注]

    尼·—逊先生没有证明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他没有把人口过剩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只是匆匆地和不完全地指出私有经济的资本主义演进，根本忽略了农民经济组织的资产阶级特性。司徒卢威先生应该纠正尼·—逊先生叙述中的这一非常重大的缺陷，因为忽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忽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占统治但还很不发达的情况，自然会得出国内市场没有或缩小的理论。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去把尼·—逊先生的理论用于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具体资料，反而犯了另一个错误：完全否认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

    资本侵入农业经济是改革后全部历史的特点。地主改用了（至于改用的快慢，那是另一个问题）自由雇佣劳动，这种劳动得到了极广泛的传播，甚至决定了农民的大部分外水的性质；地主提高了技术，并使用了机器，甚至垂死的农奴制经济制度——出租土地给农民以换取工役——也由于农民的竞争而起了资产阶级性的变化。农民的竞争使租地户生活恶化、条件更加苛刻[注：例如见卡雷舍夫的著作（《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第2卷第266页）。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的统计材料汇编》中指出，农民在缴纳粮垛租[102]后剩下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同上，第5章第9节：关于农民用劳动补缴分成租的问题。]、工人数目减少。在农民经济中十分清楚地显露出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富人”扩大耕地，改善经营[参看瓦·沃·《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不得不采用雇佣劳动。所有这些都是早已肯定的公认事实，连司徒卢威先生自己也提到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再拿俄国农村中最普通的情形来说明。“富农”从“村社”那里，确切些说，从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本村社社员那里，夺得一块最好的份地，用那些“占有份地”的农民的劳动和农具经营这块土地，这些农民债务缠身，不得不按照民粹派所酷爱的村社原则（为了各社会阶层的相互迁就和同心协力的活动），依附于自己的恩人。富农的地当然比破产农民的地经营得好些，而且需要的人手也比这块土地掌握在几个小业主手中的时候少得多。这种事实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这一点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能够否认。他们的理论的独特性只是在于他们不愿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些事实，不愿看到这些事实意味着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他们忘记了资本的原始形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忘记了资本总是把现成的生产技术过程接收过来，然后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因此他们不了解：他们“维护”（当然只是在口头上）现代农业制度，使其免受“未来的”（？！）资本主义的侵袭，其实只是维护中世纪的资本形式，使其免受现代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资本形式的侵袭。

    可见，不能否认俄国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正象不能否认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一样。但是，象尼·—逊先生那样忽视资本的发展程度，显然十分荒谬。他出于偏激而把资本的发展说成几乎已告完成，因此编造了国内市场缩小或没有的理论，而实际上资本虽然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它的形式比较起来还是很不发展的；它要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要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完全分离，还须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而农业资本主义的每进一步又都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扩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国内市场正是由农业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个市场在俄国不是在缩小，相反地，正在形成和发展。

    其次，我们从这种即使是很一般的对我国农业资本主义[注：关于农业资本主义下面要详细论述，要从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分别论述。]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并没有囊括农村的一切社会经济关系。除它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农奴制关系，在经济方面是这样（例如出租割地换取工役和实物，——这里具有农奴制经济的各种特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通过实物“相互效劳”，通过使生产者束缚于土地、而不是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的方式来剥削生产者），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法律方面更是这样（必须“占有份地”；束缚于土地，即没有迁徙自由；向地主缴纳赎金，同样是一种代役租；在法庭和行政管理方面服从拥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等等）；这些关系无疑也导致农民破产，造成失业，造成束缚于土地的雇农的“人口过剩”。现代关系的资本主义基础不应当掩饰这些依然具有巨大势力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尚未被消灭的“旧贵族”阶层的残余。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即“俄国的落后”被民粹派看作“幸福”[注：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财富》中的用语。]，这不过是爵高位显的剥削者的幸福。当前的“人口过剩”除了具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农奴制的特征。

    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和司徒卢威先生认为“人口过剩”具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特征的论点加以比较，就可看出前者并不排斥后者，相反地，而是包括在后者之内，因为农奴制属于“自然经济”现象，资本主义属于“商品经济”现象。司徒卢威先生的论点一方面没有确切地指出究竟哪些是自然经济关系，哪些是商品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倒退到毫无根据和毫无意义的马尔萨斯“规律”上去。

    由于这些缺点，以后的叙述自然也就不能令人满意。作者问道：“我国的国民经济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根据什么原则才可能得到改造呢？”（第202页）这又完全是学究式地提出的古怪问题，这种问题提法和肯定现实不能令人满意而要替祖国选择更好道路的民粹派先生们惯常的提法完全一样。“我国国民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对它进行组织和“改造”是由“支配”这种经济的资产阶级决定的。不应该提出可能改造的问题，而应该提出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应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提出问题，作者在维护这种理论，反驳那位证明尼·—逊先生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瓦·沃·先生时，曾绝妙地指出这位“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起源。如果按上述意思把问题的提法改变一下，就可以保证作者不发表我们在第202—204页上所看到的那种关于“农民”的自相矛盾的议论了。

    作者首先说道：农民的份地不足，即使农民靠租地弥补了这个不足，“很大一部分农民”始终还是入不敷出；不能把农民当作整体来谈，因为这等于谈虚构[注：“哥卢别夫先生在他那些出色的论文中所下的论断的主要缺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摆脱这种虚构。”（第203页）]（第203页）。由此直接得出结论说：

    “无论如何，生产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第204页）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同前面没有任何联系：农民内部形成着敌对阶级，因此，作为整体的农民是虚构的，为什么这不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呢？作者没有根据任何资料，没有对“生产不足”[然而这并不妨碍少数人靠牺牲多数人富足起来]或农民分化的有关事实作过任何分析，而只是出于对马尔萨斯主义的偏爱，就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他接着说：“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俄国农民是直接有利的和得益的。”（第204页）我们真是困惑不解：作者刚才还严正地（而且是极正确地）指责民粹派不该谈论“虚构”的一般“农民”，而现在又把这种虚构纳入自己的分析之中！既然这个“农民”的内部关系是少数人在“经济上”日益“巩固”，而多数人无产阶级化，既然少数人在扩大占有的土地，日益富裕，而多数人总是入不敷出，日益破产，那怎么能笼统地谈论过程的“有利”呢？作者也许想说这个过程对两部分农民都是有利的。如果这样，那么，第一，他就应该弄清每个集团的状况，分别加以研究；第二，既然集团之间存在着对抗，那就必须明确地指出，是从哪个集团的观点来谈“有利”。这个例子又一次证实了司徒卢威先生的客观主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含混不清的。

    尼·—逊先生对上述问题持有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产品将以商品形态来生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注：尼·—逊先生补充说，“不管怎样”，这种提高“是合乎愿望的，是需要的”。]就无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论文集》第266页），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又来反驳这个意见。

    第一，他说，承担现代危机全部重负的农民是为本身消费而生产粮食；他们不出售粮食，反而补购粮食。尽管粮价下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这种农民（如果拿有一匹马的农民和无马的农民来说，那他们约占50％，如果拿无马的农民来说，那至少也占25％）无论如何是有利的。

    是的，假使这种农民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并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生产率的提高对他们当然是有利的。可是要知道有一匹马和没有马的农民恰恰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连自己目前用原始农具、粗耕方式等等进行的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到提高技术。技术的提高是商品经济增长的结果。既然在商品生产发展的现阶段上，甚至要补购粮食的农民都必须出售粮食，那么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这种出售更是必需的了（作者自己也承认自然经济必然向商品经济过渡），而提高了耕作技术的业主的竞争必然迅速地把他们剥夺干净，使他们从束缚于土地的无产者变成象鸟一样自由的无产者。我决不是想说这种变化对他们是不利的。恰恰相反，既然生产者已经落入资本的魔爪（对该类农民来说，这已是无可争辩的既成事实），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是能得到充分自由，可以更换雇主而不受任何束缚。但司徒卢威先生和尼·—逊先生所争论的完全不是这样的见解。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接着说，尼·—逊先生“忘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通过技术上和经营制度或耕作制度上的改变才有可能”（第206页）。尼·—逊先生的确忘记了这一点，但这个见解只能使贫穷农民即“无产阶级类型的”农民必然遭到彻底剥夺的论点更有力量。改进技术需要闲置的货币资金，而这些农民连糊口的粮食也没有。

    第三，作者最后说，尼·—逊先生断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迫使竞争者减低价格，这是不对的。司徒卢威先生正确地指出：要减低价格，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要赶上西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按社会必要劳动水平出售产品]，而且要超过西欧。这个反驳意见很有道理，但它丝毫没有谈到这种技术的提高究竟对哪一部分“农民”有利和为什么有利的问题。

    “总的说来，尼·—逊先生这样害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没有道理的。”（第207页）他所以这样，在司徒卢威先生看来，是因为他把农业的进步仅仅看作使工人愈来愈被机器排挤掉的粗放农业的进步。

    作者很恰当地用了“害怕”一词来形容尼·—逊先生对农业技术发展的态度；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害怕是荒唐的。但是我们觉得，他的论证所涉及的并不是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

    尼·—逊先生好象在十分严格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然而他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和加工工业的演进截然分开，就是说，他承认资本主义在后一演进中的进步作用即劳动社会化，而不承认它在前一演进中的进步作用。因此，他“不害怕”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害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事情的社会经济方面和这个过程在社会各个阶级中的反映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在下述意见中特别鲜明地叙述了这个论点：“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戈尔德温·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象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103]一样，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资本论》第1卷第780页脚注237[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7页脚注（237）。——编者注]）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小生产者在农业中的命运和他们在加工工业中的命运是相同的，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是在两种情况下形成的[注：着重参看第24章第4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第773—7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813页。——编者注）。]。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忽视了这些阶级，忽视了这些阶级在我国农民中的形成，根本不打算对这些阶级的对立的每个发展阶段进行十分确切的考察。

    但司徒卢威先生完全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不仅不纠正尼·—逊先生的上述错误，反而自己重复了这个错误，以超阶级的学究的观点来谈论进步对“农民”如何“有利”。这种要驾凌于阶级之上的企图使得作者的论点模糊到了极点，以致可以从中得出资产阶级的结论：他提出了这些改革一般“有利”的论点，来反对农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使生产者的状况恶化这个千真万确的论点。这正象有人在谈论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器时，用进步一般如何“有利和得益”的论据，来驳斥浪漫主义经济学家关于机器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的理论一样。

    民粹主义者大概会这样来回答司徒卢威先生的见解：尼·—逊先生所害怕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资产阶级性。

    农业技术在我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是同资产阶级性联系着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民粹派对此表示“害怕”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资产阶级性已是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在农业中劳动也已受资本支配。因此，应该“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性，而是生产者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资产阶级性，还没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性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因此，不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相反地，应该希望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彻底发展。

    为了更详细更确切地指出司徒卢威先生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时所犯的错误的根源，我们极其概括地来描述一下与引起各种议论的技术改革一同产生的阶级形成过程。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把粗放农业和集约农业严格分开，认为尼·—逊先生误入迷途的根源在于他除了粗放农业而外什么都不愿意知道。我们要设法证明：尼·—逊先生的基本错误并不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级的形成，在农业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条件下和在粗放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实质上是相同的。

    对于粗放农业不必多谈，因为司徒卢威先生也承认在这里是资产阶级挤掉“农民”。我们只指出两点：第一，技术进步是商品经济引起的；为了取得这种进步，业主必须有闲置的过剩的[对他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言]货币资金。从哪里可以弄到这些资金呢？显然不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取得，只能来自流通形式的转变，即商品——货币——商品转变为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换句话说，这些资金完全来自资本，来自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来自“寄食者、盘剥者、商人”等等，而幼稚的俄国民粹派认为这些人不属于资本主义而属于“掠夺”（似乎资本主义不是掠夺！似乎俄国的现实还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掠夺”的一切形式——从最简陋最原始的盘剥到最新最合理的经营——的相互联系！）[注：民粹派先生们还用一个极妙的手法来抹杀“人民生产”即“人民的”高利贷和盘剥行为是我国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盘剥者把自己的“储金”存入国家银行；他们的存款使银行有可能依靠人民财富、人民储金、人民进取心和人民信用能力的增长而向英国人借钱。“国家”用这些借款来帮助……（这是多么没有远见的政策！这是对“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多么可悲的忽视！）……资本家。现在请问，假如国家不把这笔款项（资本家的）用来扶助资本主义，而用来扶助“人民生产”，那么在我们俄国存在的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民生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二，我们要指出尼·—逊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古怪看法。他在第233页脚注2中驳斥了《南俄农民经济》的作者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因为后者指出，机器使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增加整整一倍，即平均每个工人由10俄亩增加到20俄亩，因此，“俄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规模太小”。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社会技术的发展使得落后的小农户遭到剥夺。尼·—逊先生反驳说：明天技术还可能使耕作面积增加两倍。那时60俄亩的农场就要变成200俄亩或300俄亩的农场了。用这样的论据来否认我国农业具有资产阶级性的论点是十分可笑的，这正象有人用今天的蒸汽机“明天”还要换成电机来证明工厂资本主义的软弱无力一样。“腾出来的千百万劳动力的下落也不清楚”，——尼·—逊先生在传讯资产阶级时这样补充说，但他忘记了除生产者自己外，是没有人能够审判他们的。在资产阶级农业中使用机器，同在资产阶级工业中使用机器一样，其必然结果就是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

    总之，就粗放农业的发展来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无疑会使“农民”变成农场主（农场主就是农业中的企业主，资本家）和雇农、日工。现在我们来看看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情况。司徒卢威先生正是盼望这一过程对“农民”“有利”。为了不致在我们描写这一过渡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妥当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我们现在就引用受到司徒卢威先生高度赞扬的亚·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注：我国著作界通常把他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和把尼·—逊先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没有根据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阶级性的学说也不熟悉。他在《经济评述》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同通常的资产阶级建议毫无区别。如果说他对俄国现实的观察比民粹派先生们清醒得多，那么根据这一个理由，波·契切林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生也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了。]的著作《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

    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书的第4编第3章中考察了粗放地区和集约地区的“农业技术在蒸汽机运输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来看看他对人口稠密的粗放地区的这种变化的描述。欧俄的中部想必属于这类地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预料，这个地区也将发生司徒卢威先生认为必将在全俄发生的那种变化，即变成工厂生产发达的集约农业地区。

    现在我们来看看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谈的（第4—7节，第440—451页）。

    粗放地区[注：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人们通常把粗放地区理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第439页脚注）。他认为这个定义不对，他指出粗放有以下几个特征：（1）收成极不稳定；（2）作物单一；（3）没有本地区内的市场，即没有加工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职业的单一性使市场无法存在。居民贫困，第一，由于经营规模太小；第二，由于交换缺乏：“除食物由农民自己生产外，其余的需要可以说完全靠原始手艺即我们称之为手工业的产品来满足。”

    铁路的铺设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也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随着铁路的铺设，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廉价产品充斥了整个地区”，使当地手工业者破产。这是“许多农户破落”的第一个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二个原因是歉收。“农业的经营方式直到今天还是原始的，就是说，一直是不合理的，因而歉收是常有的现象。铁路铺设以后，从前由于歉收而发生的农产品涨价的现象完全消失了，至少是大大减少了。因此，这里一遇歉收，其必然后果通常是许多农户的破落。正常收成的余粮愈少，居民愈依靠手工业挣钱，这种结果就出现得愈快。”

    为了通过向集约（合理）农业的过渡来达到不依赖手工业和不受歉收影响的目的，第一，必须有大量过剩的货币资金（按较高价格出售农产品得到的）；第二，必须有知识分子，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高合理程度和集约程度。大部分居民当然没有这些条件，有这些条件的只是少数人[注：“对于这样的地区（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口已达饱和状态的地区）我们应当认为，剩余资金少和居民教育程度低，在条件变化之后，必然会使许多农户归于消灭。”（第442页）]。

    “这样形成的〈即由于手工业的衰落和对农业的更高要求而遭到破产的许多农户的“消灭”所形成的〉过剩人口，一部分将被比较幸运地度过这一难关并有可能提高生产集约程度的农户所吸收”（当然是被“吸收”去当雇工、雇农和日工，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这一点，也许他认为这一点是太清楚了）。需要用的人力将是大量的，因为交通的改进使市场显得近了，从而为生产不易运输的产品提供了可能，“而生产这种产品多半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接着说：“但是，破坏的过程往往要比改善保全下来的农户的过程快得多，部分破产农户不是迁出本地区，至少也得搬进城市。这部分人，从铺设铁路时起，就成了欧俄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其次，“人口过剩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在土壤肥沃（和气候适宜……）的情况下，这里具有一切条件来培植作物和生产那种在单位面积上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农产品”（第443页），尤其因为经营规模小（“哪怕它们比过去也许还会有所扩大”），难以使用机器。“同时固定资本也不会始终不变，而首先要改变自己性质的是农具。”除机器外，“要更好地耕种土地，就得用比较完善的农具代替以前的原始农具，用钢铁代替木头。这个改革必然会促使当地建立起制造这些农具的工厂，因为用手工方法制造不出象样的农具”。促进这个工业部门发展的有下列条件：（1）当地需要及时得到机器或部件；（2）“这里的劳动力充裕，而且便宜”；（3）燃料、建筑物和土地便宜；（4）“经济单位小，使得工具的消费量增加，因为大家知道，相对来说，小经济需要的农具较多。”其他部门的生产也在发展。“总的说来，城市生活在发展。”矿业由于需要也在发展，“因为一方面出现了大批的空闲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铁路的铺设以及机械加工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的发展，对矿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了。

    这样，在铁路铺设以前曾是人口稠密的粗放农业地区，正在比较迅速地变成工厂生产比较发达的高度集约农业的地区”。集约程度的提高表现在耕作制的改变。三圃制由于收成不稳定已不能再用了。必须改用能够克服收成不稳定的“轮作制”。完全的轮作制[注：它的特征是：（1）全部土地变成耕地；（2）尽可能消灭休闲地；（3）合理轮种作物；（4）尽量精耕细作；（5）牲畜单栏饲养。]要求很高的集约程度，当然不能立即采用。因此将先实行谷物轮作制[作物的合理轮作]，发展畜牧业，扩大牧草播种面积。

    “可见，我国人口稠密的粗放地区归根到底将要随着交通的发展而比较迅速地变成高度集约经济的地区，同时其集约程度，如上所述，首先将靠可变资本的增加而提高起来。”

    对集约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作的这一详细描述清楚地表明：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在这种场合也会导致资产阶级经济，把直接生产者分成享受集约生产和农具改良等利益的农场主，和以自己的“自由”和“廉价”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提供最“有利条件”的工人。

    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不在于他忽视集约农业，只谈粗放农业，而在于他不去分析俄国农业生产中的阶级矛盾，却以“我们”走错了路这种毫无意义的牢骚来款待读者。司徒卢威先生重复了这个错误，用“客观的”论断掩盖了阶级矛盾，他所纠正的只是尼·—逊先生的次要错误。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自己曾十分正确地责备这位“豪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遗憾，因为司徒卢威先生的这个错误，减弱了他认为“害怕”农业技术进步是荒谬的这个十分正确的见解的说服力。

    为了结束这一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把上面谈的作个总结。司徒卢威先生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首先先验地、毫无根据地说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不相适应而产生的，然后指出我国农民的食物生产“不足”，接着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说技术进步对“农民”是有利的，“农业生产率应当提高”（第211页）。假使他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约束”，那他应该怎样提出问题呢？他应该首先分析当前俄国农业中的生产关系，说明生产者受压迫不是由于偶然，不是由于政策，而是由于商品经济基础上必然形成的资本的统治，然后探讨这个资本怎样破坏小生产，这时阶级矛盾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其次，他应该表明进一步的发展怎样使资本从商业资本变成产业资本（在粗放经济中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在集约经济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形式），怎样使已在旧形式中完全打下基础的阶级对立发展和尖锐起来，使“自由”劳动跟“合理”生产彻底对立。如果这样，只要把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剥削这两种一先一后的形式加以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变化的“进步”性和对生产者“有利”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况下，劳动服从资本是被中世纪关系的大量残余掩盖着的，这些残余妨碍生产者认清问题的本质，并使其思想家产生一些荒谬而反动的思想，认为可以期待“社会”等等的援助；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服从已经完全摆脱中世纪的羁绊，生产者已有可能而且也知道有必要独立地、自觉地进行反对自己“对立者”的活动。说向资本主义过渡是“艰难的、痛苦的过渡”的议论，就会被这样一种理论所代替，这种理论不仅谈到阶级矛盾，而且真正揭露这些矛盾在“不合理”生产和“合理”生产中，即“粗放”经济和“集约”经济中的每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第6章专门阐述“俄国农业人口过剩的性质”问题的第一部分作了分析，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表述如下：（1）司徒卢威先生的马尔萨斯主义没有任何实际资料作根据，它建立在方法错误的数条式的前提上面；（2）俄国农业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的统治，而不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不相适应；（3）司徒卢威先生关于人口过剩的自然经济性质的论点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对的，就是说，农业资本由于农奴制关系的存在而停滞于不发达的、因而对生产者特别痛苦的形式中；（4）尼·—逊先生没有证明俄国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他没有研究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5）尼·—逊先生的主要错误，也是司徒卢威先生重复的错误，在于没有分析资产阶级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阶级；（6）司徒卢威先生对阶级矛盾的这种忽视，自然使得技术改良是进步的和需要的这一十分正确的论点表达得很不恰当，非常模糊。

    二

    现在，我们来看阐述农民分化问题的第6章第2部分。这一部分和前一部分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对农业资本主义问题的补充。

    司徒卢威先生指出农产品价格在改革后头20年的上涨和商品生产在农业中的扩大后，完全正确地说道，从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土地占有者和富裕农民”（第214页）。“农民中间的分化肯定是加剧了，而这个分化的初步进展是在这个时期取得的。”作者引用了地方调查人员的意见，说铁路的铺设只是提高了富裕农民的生活水平，租地在农民中引起“真正的战斗”，“战斗”总是使经济力量雄厚的分子获得胜利（第216—217页）。他引用了弗·波斯特尼柯夫的考察报告，按照这个报告，富裕农民的经济受市场的支配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甚至40％的播种面积都用来生产供出卖的产品；接着他补充说，在相反的另一极，农民“丧失自己的经济独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濒于雇农的境地”；最后他正确地指出：“只有交换经济的渗入，才能说明经济力量雄厚的农户能够从贫弱的农户的破产中得到好处的事实。”（第223页）作者说：“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使农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上殷实的农民，他们是新的力量的代表，即各种形式和各种程度的资本的代表，一部分是半独立的农民和真正的雇农。”（第239页）

    尽管作者对这种“分化”发表的意见很简短，我们仍有可能根据这些意见指出所考察的过程的下面几个重要特点：（1）实际情况不仅是形成了财产不平等，而且形成了“新的力量”——资本。（2）与这种新的力量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新型的农户：第一是富裕的、经济上殷实的农户，它们经营发达的商品经济，夺取贫苦农民的租地，剥削别人的劳动[注：司徒卢威先生没有提到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既表现为在富裕农民的经济中起着不小作用的雇佣劳动的使用，也表现为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同样在夺取生产者的额外价值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活动。没有这个特征，也就谈不上“资本”。]；第二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的“无产阶级”农民。（3）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直接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司徒卢威先生自己指出，没有商品生产，这些现象就不可能产生，而商品生产一渗入，这些现象就必然产生。（4）这些现象（“新的力量”，新型农民）属于生产领域，而不限于交换领域，商品流通领域，因为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同时也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现象。

    看来，过程的这些特点已直接说明：我们遇到的是纯粹资本主义的现象，农民中间正在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仅如此，这些事实不仅证明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而且证明资本已经跨出第二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正在从商业资本变成产业资本，从统治市场的资本变成统治生产的资本；富裕的包买主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正在变成合理经营的资产阶级老板和空闲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之间的对立。

    但是，司徒卢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摆脱他的马尔萨斯主义；按照他的意见，上述过程所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进步方面”），同时还有另一方面，即“整个农民经济的技术不合理”，“这种不合理反映了整个过程的所谓退步方面”，它把农民“拉平”，使不平等趋于缓和，它“随着人口的增长”正在起着作用。（第223—224页）

    从这个相当模糊的论断中只能看出，作者比较喜欢的是极端抽象的原理而不是具体的例证，他把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硬套在一切事物上面。我说他硬套，是因为即使严格根据作者自己列举的事实，也找不出这个过程有哪些具体特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需要承认马尔萨斯主义。我们再把这个过程描述一下。起初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是比较单一的农民[注：即为地主做工的农民。这一方面我们撇开不谈，以便更清楚地表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至于“旧贵族”关系的残余使生产者的状况恶化，使破产具有特别严重的形式，——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商品生产的渗入使各个农户的财富依赖于市场，从而通过市场的波动造成不平等，并使其尖锐化，使一部分人把闲置货币集中在自己手里，使另一部分人日趋破产。这些货币自然是用来剥削穷人的，因此变成资本。只要日益破产的农民还保持着自己的经济，资本就能够剥削他们，同时让他们照样在旧的技术不合理的基础上进行经营，能够靠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来剥削他们。但是破产最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农民不得不完全抛弃自己的经济，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只好出卖劳动了。于是资本把这种经济抓到自己的手里，而且不得不（由于竞争）合理地组织这种经济；它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以前“积蓄了”一笔闲置的货币资金；它现在已经不是剥削业主，而是剥削雇农和日工了。试问，作者所区分的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究竟是什么？他怎么认为可以作出这样骇人听闻的马尔萨斯式的结论：“经济的技术不合理，而不是资本主义〈请注意这“而不是”三个字〉，——这就是夺取我们农民糊口粮食的敌人。”（第224页）似乎这些糊口粮食曾经完全归生产者所有，而没有分成必要产品和地主、盘剥者、“殷实”农民、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产品！

    然而不能不补充一点，这就是作者对“拉平”问题还作了某种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上述拉平的结果”，就是“许多地方已经证实的农民中等阶层的减少甚至消失”。（第225页）他引用了地方自治局出版物中证实“农村富裕者和无地无马的无产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的一段话，得出结论说：“这里讲的拉平当然同时也是分化，但在这种分化的基础上发展着的仅仅是一种只能阻碍经济进步的盘剥。”（第226页）总之，现在已可看出，与商品经济造成的分化相对比的不是“拉平”，而也是分化，不过是另一种分化，亦即盘剥。既然盘剥“阻碍”“经济进步”，作者就称这一“方面”是“退步的”。

    这种论断是按照非常奇怪的决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得出来的。“盘剥”和“分化”被当作两个独立的特殊“体系”加以比较：一个因为推动“进步”受到赞扬，另一个因为阻碍进步遭到谴责。司徒卢威先生把分析阶级对立的要求（他曾经因为尼·—逊先生没有履行这个要求而十分公正地抨击过他）和关于“自发过程”的学说（关于这个学说，他说得头头是道）弄到哪里去了呢？要知道，这种由于是退步而被他刚才消灭了的盘剥不是别的，正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原始表现形式，正是后来使技术日益提高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原始表现形式。实际上，盘剥是什么呢？这就是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为市场做工的业主对货币持有者的依附，不管这种依附表现得怎样不同（表现为高利贷资本也罢，表现为垄断销路的包买主的资本也罢），其结果总是使很大一部分劳动产品不是落到生产者手里，而是落到货币持有者手里。因此，盘剥的实质是纯粹资本主义的[注：所有的特征它都具备：商品生产是基础，垄断表现为货币的社会的劳动产品是结果，最后，这些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丝毫没有忘记，资本的这些初级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看到。但问题在于它们在当前俄国农民经济中已不是个别情况，而是通例，是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体系。它们已经和大工厂机器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通过商业周转和银行），从而表明了自己的趋向，表明这种“盘剥”的代表人物不过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资产阶级大军的战斗兵。]，而全部特点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最初萌芽形式完全被以前的农奴制关系覆盖着：这里没有自由契约，而有迫不得已的交易（有时靠“长官”命令，有时靠维持经济的愿望，有时靠旧债等等来实行的交易）；这里生产者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同纯粹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商品交易的非个人的性质相反，这里的交易必定具有“帮助”和“施舍”的个人的性质，而交易的这种性质必然使生产者处于人身的、半农奴制的依附状态。作者所谓的“拉平”、“阻碍进步”、“退步”，意思不过是说资本起初在旧的基础上控制生产，支配技术落后的生产者。作者指出，根据资本主义的存在，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切灾难的祸首”，这个意见就下述意义来说是对的，就是说，为他人做工的我国农民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换句话说，为自己进行的独立生产，在广大农民中间几乎已经完全绝迹；除了为“合理经营的”资产阶级老板进行的劳动外，我们只看到为货币资本持有者劳动，那也是受资本主义剥削，不过是不发达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第一，用特别的附加的压榨手段的罗网把劳动者束缚起来，使他们的状况恶化百倍；第二，使他们（及其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无法了解加在他们身上的“不愉快”所具有的阶级性质，无法使自己的活动去适应这种性质。因此，“分化”的“进步方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来说）在于：它把被盘剥形式掩盖起来的对立揭露出来，使这种对立失去其“旧贵族的”特点。坚持农民平等（在……盘剥者面前）的民粹主义的“退步性”在于：它想使资本停留在中世纪的形式中，这些形式把剥削同分散的技术落后的生产、同对生产者的个人压制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无论是“盘剥”还是“分化”）下，压迫的原因都是资本主义，而作者所持的相反说法，说什么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技术不合理”，说什么“造成农民贫困的祸首不是资本主义”等等只是表明：司徒卢威先生在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比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可取这个正确思想辩护时太偏激了，并且由于他的论点抽象，在把前者和后者加以对比时，不是把二者当作同一现象的两个顺次的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两种单独情况[注：读者或许要问，根据什么说这只是由于司徒卢威先生的偏激呢？根据如下：作者十分肯定地承认资本主义是发生上述一切现象的主要背景。他十分清楚地指出商品经济的迅速增长、农民的分化、“改良农具的推广”（第245页）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农民的丧失土地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第238页）。最后，他自己对这些作了说明，认为这是新的力量——资本的形成，并且指出资本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出现具有决定意义。]。

    三

    作者偏激还表现在如下的论断中：说实在的，不能认为大工业资本主义是农民破产的原因。这里他是在同尼·—逊先生进行论战。

    尼·—逊先生谈到工厂制做的衣服时说，工厂产品的廉价生产引起了这些产品的家庭生产的缩减（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第227页）。

    司徒卢威先生惊叫道：“情况完全说反了，而这是不难证明的。是农民纺织品生产的缩减造成了资本主义棉纺织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扩大，而不是相反。”（第227页）

    作者对问题的提法未必恰当，他用次要的细节来掩盖问题的本质。如果从观察工厂工业发展的事实出发（而尼·—逊先生正是从观察这个事实出发的），那就不能否认，工厂产品的低廉也在加速商品经济的增长，加速对家庭产品的排挤。司徒卢威先生对尼·—逊先生的这个见解表示异议，只能削弱自己用来反对这位作者的论据，因为这位作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企图把“工厂”看成一种与“农民”隔绝的、偶然从外面降临到农民头上的东西，而实际上“工厂”只是（无论按照尼·—逊先生要忠实遵循的理论，或按照俄国历史的资料）整个社会经济因而也是农民经济的商品组织发展的完成。“工厂”中的大资产阶级生产，是农村中即闻名的“村社”或手工业中的小资产阶级生产的直接继续。司徒卢威先生说得完全正确，“要使‘工厂形式的生产’‘更加便宜’，农民就必须着眼于货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合理”。“如果农民……保持着自然经济，那么任何印花布……也不会使他们动心的。”

    换句话说，“工厂形式的生产”，不过是发达的商品生产，是从我们在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间所看到的那种不发达的商品生产中发展起来的。作者想给尼·—逊先生证明，“工厂”和“农民”是互相联系的，两种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是对抗的[注：民粹派直接公开地谈出了这一点，而“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者”尼·—逊先生却通过用马克思的话装饰起来的、关于“人民制度”和“人民生产”的暧昧词句来把同一个谬论献给我们。]，而是同一的。为此他就应该把问题归结为农民经济的经济组织问题，应该提出我国的小生产者（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小资产者这一论点来反驳尼·—逊先生。如果这样提问题，他就不会去谈论“应该”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等等，而会去揭示现实情况，并说明为什么现实情况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要驳倒这个论点，民粹主义者就得否认商品经济增长和农民分化这些人所共知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证明了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或者就得否认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接受这个原理，就等于承认把资本主义和“人民制度”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承认“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和希望资产阶级“社会”或一半还是“旧贵族”的“国家”实行“社会化”的空想计划是反动的。

    而司徒卢威先生不从开头谈起[注：也就是从“种地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谈起，来证明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却从结尾谈起。他说：“我们屏弃民粹派的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一条根本的原理，即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使种地的农民破产这条原理。”（第246页）这就正如德国人所说的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大规模加工工业的发展”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正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这决不是民粹主义的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民粹派一直认为，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的原因，不在于取名资本主义的特殊的俄国社会经济组织，而在于政府的政策不对头（“我们”走错了路等等），在于社会因循守旧，没有很好地团结起来去反对掠夺者和奸诈之徒等等。因此，他们的“措施”也就归结为“社会”和“国家”的活动。相反地，指出剥夺的原因在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就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学说（参看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第101、288页及其他许多页）。作者的说法不确切的地方在于他谈一般“农民”，而不谈资产阶级农业中的对立的阶级。民粹派说，资本主义正在毁灭农业，因此，它无力囊括我国的全部生产，而把这个生产引上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说，无论在加工工业中或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在压迫生产者，但它却把生产提到更高的水平，正在为“社会化”创造条件和力量[注：“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7页。——编者注））]。

    司徒卢威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如下：“尼·—逊先生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是他把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和范畴全部搬到至今还是自然经济超过货币经济的现代农民经济上去。”（第237页）

    我们上面已经谈过，只是由于完全忽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具体资料，尼·—逊先生才犯了可笑的错误，说国内市场“缩小”了。但是，这个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他把资本主义的一切范畴搬到农民身上，而是由于他没有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范畴用于农业资料上。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范畴”当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尼·—逊先生不仅没有把这两个阶级“搬到”“农民”身上（就是说，没有分析这两个范畴适用于农民的哪些类别或哪些等级，这两个范畴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反而纯粹民粹主义式地发议论，忽视“村社”内部的对立成分，泛谈一般“农民”。这就使得他的关于人口过剩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关于资本主义是农民被剥夺的原因的论点没有得到证明，而只是成了反动的空想。

    四

    司徒卢威先生在第6章第8节中叙述了自己对私有经济的看法。他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经济所采取的形式同农民的破产有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破产农民出“高得吓人的租价”也不能使地主“动心”了，因此，地主开始采用雇农劳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整理了地方自治局关于地主经济的统计资料的拉斯波平的文章中，从指出了扩大经济耕地的“迫不得已的”性质的地方自治局日常统计出版物中作了摘录。民粹派先生们喜欢用农业资本主义是“未来的事”、是一种“可能性”的议论来掩饰农业资本主义现在占统治的事实，为了回答这些先生们，作者确切地列举了现实情况。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只是作者对这个现象的估价。作者说，这是“私有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244页），这种潮流是由“经济演进的确定不移的逻辑”造成的（第240页）。我们担心：这些十分正确的论点，由于很抽象，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读者将难以理解；如果不明确指出某某经济制度和某某阶级对立形式的更替，读者就不会了解为什么这种潮流是“进步的”（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问题时必须采用的观点来看，即从一定阶级的观点来看），正在发生的演进的“确定不移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因此，我们来把这种更替叙述一下（即使是极其概括的），以与民粹派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作个对比。

    民粹主义者把雇用雇农的经济的发展过程描述成由“独立的”农民经济向不自由的农民经济的过渡，因此，自然也就认为这是退步、衰落等等。这样描述过程事实上是完全不正确的，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荒谬的。民粹主义者这样乐观（对过去和现在）地描述情况，不过是回避连民粹派著作界也已确认的事实，而转向空想和可能性。

    我们拿改革前的农奴制经济为出发点。

    那时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地主把土地、建筑用的木材，总之是每个农户所需的生产资料（有时甚至生活资料）交给农民，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强迫农民用全部剩余时间给他做工，服徭役。我强调“全部剩余时间”，是为了指出在这种制度下根本谈不上农民的“独立”[注：我谈的只是经济方面。]。地主“供给”农民的“份地”不过是一种实物工资，完全是用来使农民受地主剥削，“供给”地主劳动力，从来不是用来真正保证农民本人生活的[注：因此，援引农奴制的“分地”来证明生产资料“历来”属于生产者，——这是弥天大谎。]。

    但是后来商品经济侵入了。地主开始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己食用而生产粮食。于是农民的劳动受到更厉害的剥削，随后，份地制度也难以实行，因为再分出一些份地给年轻一代的农民，对地主已经不利，同时又出现了用货币支付的可能。现在，更便利的是把农民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永远分开（特别是趁机割去一部分份地并取得“公道的”赎金），使用同样的农民的劳动，这些农民由于物质条件较差而不得不和以前当家奴的农民、“有赐地的农民”[104]、生活较有保证的前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等等进行竞争。

    农奴制度在崩溃。

    已经指望市场（这一点特别重要）的经济制度在改变，但不是一下子就改变的。除旧的特点和“原则”外，还加上新的特点和“原则”。这些新的特点就是：成为赚钱的基础的已经不是向农民供应生产资料，而相反的是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是他们需要货币；成为基础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不是实物形态的“劳务”交换（地主给农民土地，而农民给地主剩余劳动产品，即粮食、麻布等等），而是商品的、货币的“自由”契约。正是这种兼有新旧特点的经济形式在改革后开始在俄国占统治地位。除了贷地换取劳动（如耕种割地）的古老方式外，还有“冬季雇工”的方式：贷款换取劳动（在农民特别需要钱而非常贱地出卖自己劳动的时候），贷粮换取工役等等。可见，过去“世袭领地”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已成为最常见的高利贷交易，这种盘剥同包买主对手工业者的盘剥是十分类似的。

    无可争辩，正是这种经济成了改革后的典型，我国民粹派著作界也出色地描写过这种特别讨厌的赚钱形式，这种形式同农奴制的传统和关系相结合，使得被自己的“份地”束缚住的农民毫无办法。

    但是，民粹派一直不想了解这些关系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

    这里统治的基础已经不象旧时那样仅仅是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农民所需要的货币（货币则是商品经济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以及农民“失去”谋生手段。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新的”特点不是别的，正是资本统治农业的初级形式，它还没有摆脱“旧贵族”的羁绊，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对立，但还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

    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初级形式的资本统治的基础就日益消失，因为现在已经达到顶点的农民破产意味着农民丧失自己的农具（农奴制和盘剥制劳动形式就是建立在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具的基础上的），从而迫使地主使用自己的农具，迫使农民变成雇农。

    至于这个过渡是在改革后的俄国开始的，这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表明了民粹派纯粹形而上学地（不顾与过去的联系，不顾发展趋势）加以考察的盘剥形式的趋向；这个事实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了我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对立的进一步发展，在前一个时期，这种对立表现为“盘剥者”同农民的关系，而现在则开始表现为合理经营的老板同雇农和日工的关系。

    正是后一演变使民粹主义者悲观失望，惊惶万状，大叫“土地被剥夺了”、“独立性丧失了”、“资本主义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灾难“逼近”了等等。

    不偏不倚地把这些论断考察一下，那么第一，你们就会看出这些论断是撒谎（虽然是善意的），因为在这种雇用雇农的经济产生以前，农民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用另一种形式把剩余产品交给不参加生产剩余产品的人。第二，你们就会看出民粹派的抗议由于很表面很肤浅而变成了（照司徒卢威先生的中肯说法）庸俗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认为这种“确立”只存在于第二种形式中而不存在于两种形式中呢？为什么不去反对使生产资料集中在“私人土地占有者”手里的基本历史事实，而只去反对运用这种垄断的方式之一呢？为什么认为祸害的根源不是到处使劳动受货币持有者支配的生产关系，而只是在这些关系的最后一种形式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的分配不均呢？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反对资本主义，——正是这一基本情况使民粹派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这种思想家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性，而只是资产阶级性的加深，其实只有这种加深才会引起根本的变化。

    五

    现在，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的理论性论断的最后一点，即“俄国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第245页）。

    作者在分析民粹派编造的我国没有市场的理论时，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瓦·沃·先生所了解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提得很恰当，因为瓦·沃·先生（以及所有民粹主义者）总是拿俄国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一种“英国形式”（第247页）作对比，而不是和在每个国家表现形式不同的资本主义基本特征作对比。遗憾的是司徒卢威先生没有给资本主义下一个完备的定义，只是笼统地指出“交换经济的统治”[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货币持有者占有剩余价值，货币持有者统治着劳动]，指出“我们在西欧所看到的那种制度”（第247页）“及其一切后果”——“工业生产的积聚，狭义的资本主义”。（第247页）

    作者说：“瓦·沃·先生没有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而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了这个概念。马克思所指的主要是狭义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生产受交换支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种种关系的已经完全形成的产物。”（第247页）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第一，假使瓦·沃·先生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真的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来的，那么他对资本主义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不会把“英国形式”同资本主义混淆起来。第二，说马克思指的主要是“工业生产的集中或积聚”[这是司徒卢威先生对狭义资本主义的理解]，这是完全不对的。相反地，马克思考察商品经济，是从它的最初阶段开始的，他分析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两种原始形式的资本主义（这两种形式比机器生产的积聚落后整整几个世纪），他指出了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联系。司徒卢威先生自己缩小了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瓦·沃·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从自然组织向商品组织过渡的最初阶段。”应该说是最后阶段。大家知道，瓦·沃·先生研究的只是俄国改革后的经济。正如司徒卢威先生自己指出的，商品生产是在改革前的时代开始的（第189—190页），甚至棉纺织业的资本主义组织也是在农民解放以前就形成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则是推动了这方面的最终的发展；改革不是把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而是把劳动力的商品形式提到了第一位；改革不是批准了商品生产的统治，而是批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广义资本主义和狭义资本主义[注：看不出作者根据什么特征来区别这两个概念。如果狭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机器工业，那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不把工场手工业也单独划分出来？如果广义资本主义只应理解为商品经济，那么这里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差别的不够明显，使司徒卢威先生显然把俄国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未来的东西，而不是看成一种已经完全彻底形成了的现在的东西。例如他说：

    “在提出英国形式的资本主义对俄国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以前，瓦·沃·先生应该提出和解决另一个更一般因而也是更重要的问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对俄国是否不可避免？狭义资本主义生产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关系是怎样的？”（第247页）这样提问题未必妥当。如果把俄国现存的生产关系体系弄清楚了，这种或那种发展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如果这个体系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应该说明现在，而不应去谈论未来（民粹派先生们最喜欢这样）。在改革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外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表现，亦即资本主义“顶峰”（工厂生产、铁路、银行等）的出现，成为极其重大的事实，这对理论思想来说，就立刻发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民粹派竭力证明这些顶峰是偶然的，同整个经济制度没有联系，没有根基，因此是软弱无力的；同时他们玩弄极其狭隘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忘记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从商业资本到“英国形式”，是经过很长的和各种不同的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应该说明：这些顶峰不过是在俄国，在各个领域即一切生产部门中早已形成的、使劳动受资本支配的商品经济的最后发展阶段。

    司徒卢威先生把俄国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未来的东西而不是现在的东西，这种观点特别突出地反映在下面这个论断中：“只要被法律固定下来并加以巩固的现代村社还存在，那么在它的基础上，一种同‘人民福利’毫无共同之点的关系就一定会发展起来。〈难道还只是“一定会发展”而不是早就发展了吗？至少在25年以前，整个民粹派著作界刚一产生就一直在描述和反对这些现象。〉在西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小经济和资本主义大经济同时并存的例子。我国的波兰和我国的西南边疆区就有同样的现象。可以说，俄国无论是个体农户还是村社，都接近于这种类型，因为破产农民还留在土地上，在他们中间平均的影响还大于分化的影响。”（第280页）难道还仅仅是接近而不是现在就已经是这种类型吗？要确定“类型”，应该根据的当然是制度的基本经济特点，而不是法律形式。如果看一下俄国农村经济的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户在小块土地上孤立地经营，现在已经起着主导作用的商品经济正在日益增长。这正是给“小经济”这一概念提供内容的那些特点。其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欧的资料所证明的那种情况：农民欠高利贷者的债，遭到剥夺。全部区别在于我国法律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农民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土地占有形式），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而比较完整地保留着“旧制度”的痕迹。但是，这些特点丝毫不妨碍我国农民制度和西欧农民制度同属一个类型。

    司徒卢威先生在谈到市场理论本身时指出，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陷入了下面这个循环论证而不能自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市场扩大，而资本主义却使居民破产。作者极不恰当地用他的马尔萨斯主义来纠正这个循环论证，认为使农民破产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口的增长”！！上述两位作者所犯的错误完全是另一种，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使农民破产，而且使农民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过程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建立国内市场，因为商品经济在农民分化的两极都有发展，既在被迫出卖“自由劳动”的“无产阶级”这一极发展，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生产技术（机器、农具、肥料等等。参看瓦·沃·先生《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和日益扩大需要的资产阶级那一极发展。尽管对过程的这种理解，是直接以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理论为依据的，但是，司徒卢威先生忽略了它，这也许是瓦·沃·先生的“市场理论”把他引入了迷途。这位瓦·沃·先生好象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献给俄国公众一种“理论”，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中“商品过剩”不可避免，国内市场不足以容纳，因此需要国外市场。司徒卢威先生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肯定了一个事实：剩余价值无论在资本家的或工人的消费中都不能实现，而必须有第三者的消费。”（第251页）这种说法是丝毫不能同意的。瓦·沃·先生的“理论”（如果可以称为理论的话）简直忽略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区别，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区别，而不作这种区别，就无法弄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极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第1卷中也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同时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下述论点：资本的积累在于额外价值只是转化为工资，而不转化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加工资。为了证实对瓦·沃·先生的理论的这种评价，我们从司徒卢威先生提到的那些文章中引用两段话就够了。

    瓦·汰·先生在《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中说道：“每个工人生产的都多于他的消费，所有这些剩余产品都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些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自己消费它们，在国内和国外把它们换成各种各样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但不管他们怎样吃喝玩乐〈原文如此！！〉，他们也不会把全部剩余价值挥霍干净。”（1883年《祖国纪事》第5期第14页）“为了更加明显起见”，作者“考察了”资本家的“最主要的耗费”如宴会、旅行等等。《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文写得更加明显：“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的致命弱点就是企业主不能消费掉自己的全部收入。”（1889年《俄国思想》第9期第80页）“路特希尔德不能把自己收入的增加部分完全消费掉……只是因为这……增加的部分所代表的消费品为数太大，使得一切奢望本来已能得到充分满足的路特希尔德感到十分为难”等等。

    可见，这一切论断导源于这样的幼稚见解：似乎资本家的目的是满足个人消费而不是积累额外价值；导源于这样的错误：似乎社会产品是象亚·斯密以及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分为v＋m（可变资本加额外价值），而不是象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分为c＋v＋m（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然后才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一旦纠正了这种错误和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作用的是生产资料（不用于个人消费而用于生产消费、不用于人的消费而用于资本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这个有名的“理论”也就彻底破灭了。马克思在第2卷中证明，没有国外市场，没有任何“第三者”（司徒卢威先生把“第三者”搬来是极不恰当的），资本主义生产也完全可能不断积累财富。司徒卢威先生对这一论题的论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自己也指出国内市场对俄国具有主要意义，并且抓住了瓦·沃·先生那种依靠“殷实农民”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纲领”。目前在我国农村发生的这个“殷实”农民（即资产阶级农民）的形成过程，直接向我们表明了资本的产生、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和国内市场的扩大：例如“改良农具的推广”正意味着资本靠生产资料而积累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的不是去叙述“可能性”，而是叙述和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这一实际过程[注：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打算另写一篇文章来谈这个问题。[105]]。

    ——

    现在，当我们结束对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理论部分的分析时，我们可以对他的论断的基本方法作一个总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评述，从而解决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本书中究竟哪些东西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拒绝了、补充了或修正了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原理，其结果又是怎样的？”

    本文一开头即已指出作者的论断的基本特点是他的狭隘客观主义：只证明过程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而不尽力揭示这一过程在每个具体阶段上所具有的阶级对抗形式；只是说明一般过程，而不去说明各个对抗阶级，虽然过程就是由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形成的。

    我们完全懂得，作者这样把自己的“意见”限于“客观的”又是最一般的部分，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一，他想用一些观点针锋相对的原理来反对民粹派，因此，他只是叙述原则，而让进一步展开的论战去发挥和更具体地说明这些原则；第二，我们在第一章中已尽力说明，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区别，就在于对俄国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的性质，就在于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解释不同，——由此自然产生这样一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只是谈论一般的“客观的”原理，只是强调我们的理解（对人所共知的事实的理解）和民粹派的理解有哪些不同。

    但是，我们觉得司徒卢威先生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抽象的叙述往往产生一些不能不引起误会的论点；对问题的提法同普遍流行于我国著作界的那种学究式的、高谈阔论的方法（谈论祖国的道路和命运，而不谈论走着这条那条道路的各个阶级）毫无区别；作者的论断愈具体，就愈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始终停留在一般抽象原理的高空，因此愈有必要明确指出俄国社会的什么阶级处于什么地位，赚钱的各种形式与生产者的利益有什么关系。

    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补充和说明作者的论点，一步一步地探讨他的叙述，以便指出用另一种方法提出问题的必要和更彻底地贯彻阶级矛盾理论的必要，这样做不是完全不适当的。

    至于司徒卢威先生直接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国家问题、人口过剩问题、国内市场问题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得够多了。

    六

    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除了批判民粹主义的理论内容外，还对民粹派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意见。虽然这些意见作者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发挥，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谈一谈，以免引起任何误解。

    这些意见指出，自由派的即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民粹派的政策比较起来，是“合理的”、进步的、“明智的”等等[注：我们可以从中举几个典型的意见：“如果国家……不是想巩固大土地占有制而是想巩固小土地占有制，那么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追求无法实现的农民经济平等，而只能支持农民中有生命力的分子，使他们成为经济上殷实的农民。”（第240页）“我不能不认为，旨在使他们成为这种农民（即“经济上殷实的、适合于商品生产的农民”）的政策将是唯一明智的、进步的政策。”（第281页）“俄国应该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250页）等等，而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去向资本主义学习吧。”]。

    显然，作者想把以现有关系为基础的两种政策加以对比。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他说得完全正确，他说，发展而不是阻碍资本主义的政策是“明智的”政策。所谓“明智”，当然不是因为它为资产阶级服务，使生产者更加受资产阶级支配[形形色色的“无知蠢汉”或“卖艺之徒”就试图作这样的解释]，而是因为它使资本主义关系变得尖锐而又单纯，从而启发唯一能够决定变革的人们的理智，松开他们的双手。

    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司徒卢威先生表述得很不成功，由于他特有的抽象性，他那种说法有时令人忍不住要对他说：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106]在俄国从来也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一心一意地要创造一些理论和纲领来反映我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反映强大的资本“应当”击溃小资本并破坏其原始的宗法式的剥削方法。

    假如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严格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要求，把叙述变成对实际过程的说明，揭露“明智”、“合理”和进步的政策的每种形式所掩盖着的阶级矛盾，那他会用另外的说法表达同样的见解，用另外的方法提出问题。他会把大改革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即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纲领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资料作对比。从而他会根据俄国的实例来表明他在头几章中证明过的社会思想同经济发展的联系，而这个联系只有对俄国的资料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彻底弄清楚。第二，他会表明民粹派是多么幼稚，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攻击资产阶级理论，好象这些理论只是一些错误的论断，而不代表一个强大阶级的利益（劝告这个阶级是愚蠢的，只有另一个阶级的巨大力量才能使它“信服”）。第三，他会表明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在我国决定“应当”和“进步”的问题，表明民粹派在那里议论“选择”哪一条“道路”是多么可笑。

    民粹派先生们特别满意地抓住了司徒卢威先生的这些语句，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些语句的表述不当怎样使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扬茹尔先生）和农奴制的捍卫者（如戈洛文先生）有可能断章取义地抓住个别词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司徒卢威先生的哪些不当之处把这样的武器交给了敌人。

    作者企图把民粹主义只是作为一个给祖国指错了道路[注：《评述》的作者指出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基础（第166—167页），但是，我们觉得他指出得还不够。]的理论来批判，因此没有清楚地说明他对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态度。这里也许可以看出对这个政策是全盘否定，而不只是否定一半。因此必须把这一点谈一下。

    清谈“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可能性，这只是民粹主义的外衣。而其内容则是代表俄国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的利益和观点。因此，民粹主义者是理论上的雅努斯[107]，他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正象小生产者是实际生活中的雅努斯一样，他也是一副面孔看着过去，想巩固自己的小经济，不知道而且根本不想知道整个经济制度和必须考虑支配这个制度的阶级，另一副面孔则看着未来，仇视使他破产的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民粹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它提出的措施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旧的生产方式上面，如禁止转让份地等等[注：司徒卢威先生说得非常正确：这些办法只能“实现西欧和俄国的某些土地占有者把雇农束缚在土地上的炽烈的幻想”（第279页）。]，因为民粹派想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期待的不是局部的改善，而是通过“社会”、通过官僚代表的影响来改变道路（例如尤沙柯夫先生在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上曾谈到一位地方官拟定的共耕制草案，并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对民粹派纲领的这类条款当然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考和行动。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谁更正确地和更好地指出了这类无疑合乎需要的措施呢，是民粹派还是也为技术进步费了很大气力并且博得司徒卢威先生的莫大好感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流的政论家呢？我觉得，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容置疑，民粹主义在这一方面是绝对地更可取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流的措施对待整个小生产者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莫斯科新闻》的纲领对待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样的。这些措施不是指望所有的人[注：当然是说指望所有那些能够取得技术进步的人。]，而只是指望受到长官器重的个别杰出人物。最后，这些措施极其粗暴，因为它们要对农民经济进行警察式的干涉。所有这些办法加在一起也没有给“农民经济的生产进步”提供任何重大的保证和机会。

    民粹派在这一方面是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屏弃他们纲领的一切反动部分之后，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更深入、更进一步实现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行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象瓦·沃·先生所诽谤的那样，“正在切断民主主义的线”或潮流，恰恰相反，他们是想发展和加强这个潮流，想使它接近生活，想拾起这根被“社会”和“知识分子”抛弃的“线”[注：瓦·沃·先生在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上写道：“在我国改革后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是与西欧接近的，具有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和后来一个时期的社会冷淡主义。”我们在第1章曾竭力表明，这种“冷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代表人物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阶级除了从现代关系中得到一些坏处而外，还得到了一些远非无关紧要的好处。]。

    不是抛弃这根“线”，相反地，要使这根“线”更加结实，——这个要求决不是从这些或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情绪中偶然产生的，而是由他们所要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必然地决定的，由他们的“学说”的根本要求必然地和无条件地规定的。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分析这个论点的第一部分，即说明“地位”和“利益”；而且在这里问题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我只想谈谈第二部分，也就是谈谈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有关“被切断的线”的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应该和民粹派先生们的一贯提法有所不同。后者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照他们说来，似乎这类改革的不能实现，没有什么深刻的、潜藏在生产关系本身中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情感粗暴方面的阻碍，如“理智的光芒”微弱等等，似乎俄国是一块白板，现在只是需要在上面正确地规划正确的道路而已。这样提出问题，当然使问题具有瓦·沃·先生所吹嘘的那种“纯洁”，这种“纯洁”实际上只是贵族女学生幻想中的“纯洁”，它使民粹派的论断变成了最适合于书斋谈话的材料。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应该完全不同[注：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的话。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是由于他没有十分严格地坚持这个理论。]。他们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因而应当把同样的愿望表述为某某社会成分的“愿望”，遭到其他某某成分和阶级反对的“愿望”。这样的提法就使人决不可能利用他们的“理论”来发表学究式的、超阶级的议论，来草拟某些保证取得“光辉成就”[注：尤沙柯夫先生语。]的方案和报告。这当然还只是把观点作了上述改变以后得到的间接好处，如果注意到当今的民粹主义正急转直下地堕入机会主义泥潭，那就会看到这个好处还是很大的。但问题是不仅有间接的好处。如果按照阶级对抗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为此当然需要“重新审查”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表达出某些阶级的切身利益，这些答案就会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而且也只有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运用于实践[注：要这样“运用”，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工作。达到这样的运用可能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将直截了当地声明：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为祖国指出更好的道路。这和民粹派先生们“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正好相反，他们担保说，力量是有的，现在需要的只是劝导这些力量“离开错误的道路”。]，这些答案就会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狭小书斋”，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这样的提法就会给赋税、身分证、迁徙、乡公所等等老问题吹进新的生气，因为我们的“社会”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又讨论，咀嚼了又咀嚼，决定了又决定，现在对它们丝毫也不感兴趣了。

    总之，无论我们怎样处理问题，无论是分析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体系的内容和这个体系的各种形式（从这些形式的历史联系方面，从这些形式和劳动者的利益的关系方面），还是分析“线被切断”和“切断”的原因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所处的时代向“与生活分开的劳动”提出的历史任务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个阶级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

    载于189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1卷第347—534页
ZS
    [99]御驾护卫兵来自御驾护卫队一词。御驾护卫队是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41年赐给扶她登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精选连的荣誉称号。作为奖赏，还赐给御驾护卫兵们地产、各种优待和特权，不是贵族的提升为世袭贵族。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波谢洪尼耶故事集》中当作绰号使用了御驾护卫兵这个词。——388。

    [100]“善意的言论”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特写集的标题，意指拥护政府当局、维护旧制度的言论。——422。

    [101]戈尔迪之结出自古希腊传说。弗利基亚王戈尔迪献给宙斯一辆牛车，车上的轭是用无法解开的死结系在车辕上的。宙斯神谕：能解此结者将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挥剑断之，此结遂开。后多以“斩断戈尔迪之结”比喻用果断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列宁此处在讽刺的意味上使用此语，以嘲笑司徒卢威的马尔萨斯观点。——423。

    [102]粮垛租是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一种盘剥性的实物地租。租地者在收割时按俄亩交若干由禾捆堆成的粮垛给地主，所交部分达到收成的一半，有时更多。此外，租地者还用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种工役。——426。

    [103]据圣经传说，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此事上帝已经知道，但他仍问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见《旧约全书·创世记》）——431。

    [104]有赐地的农民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450。

    [105]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458。

    [106]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460。

    [107]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前面是面向未来的青年人的面孔，后面是面向过去的老年人的面孔。人们通常用它比喻双重的或自相矛盾的立场和观点。——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