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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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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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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20.5-1920.11
CC列宁全集第39卷1920.5-1920.11/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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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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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15]

    （1920年7—8月）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7月19日）

    （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鼓掌。报告人准备讲话了，听众仍继续鼓掌，用各种语言欢呼。长时间欢呼。）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的提纲[注：见本卷第179—195页。——编者注。]已经用各种文字发表了，这个提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新东西（特别是对俄国同志来说），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要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推广运用于西方国家，运用于西欧。因此，对我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即国际形势部分，我要稍许多谈一点，当然也只能是简要地谈一谈。

    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金融方面、产权方面、部分地也在生产方面，控制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国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一点，象法国的利西斯这样一些决非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已经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这种统治达到全盛时期是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夺走，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瓜分完毕。大约40年前，6个资本主义强国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25000万。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和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作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最多只有两三家、四五家）的无限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场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极少数大国集团（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大家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近25000万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13000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12000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这是包括象德国那样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文化、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在内的25000万人口！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迫使先进的民族屈居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饥饿、破产、无权的境地，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受条约的束缚，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的民族所未曾有过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世界的图景：战后马上使不下125000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自夸爱好和平，50来年前，它还可以勉强这样吹嘘，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垄断还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可以比较和平地发展，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如今这个“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压迫更加骇人听闻了，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以及其他许多战败国经济崩溃，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备受屈辱。

    有多少国家从中得到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到美国。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1亿。日本的人口是5000万，它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了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因此也获得了很大利益。获利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它的人口有5000万。如果加上战时发了财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25000万人。

    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125000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25000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已仰赖美国，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25000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从瓜分世界中得到好处。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是175000万，构成世界人口的总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世界的这样的一幅图景，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极其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景。同志们，在世界人口这样划分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加重了许多倍，是很自然的。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附属地位，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

    就拿国家债务来说吧。我们知道，从1914年到1920年，欧洲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债务至少增加了六倍。下面我再引证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即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是英国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直接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引人注目，更发人深思，因为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在这个英国市侩的想象中，布尔什维主义的样子是畸形的狰狞可怕的。凯恩斯得出结论说，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而走向破产。凯恩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说，你们在干蠢事。我现在把他的数字综合摘引一下。

    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怎样呢？我按1英镑等于10个金卢布的比价来折算。那么，美国借出是190亿，贷入是零。战前它是英国的债务国。莱维同志1920年4月14日在最近一次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得很对，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英美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只是美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美国战前是债务国，现在却完全是债权国了。世界上其他强国都负了债。英国的状况是：借出170亿，贷入80亿，已经陷于半负债地位，而且在它借出的款项中，有近60亿是俄国欠的，其中包括俄国战时赊购军火的欠款。不久前，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代表克拉辛在同劳合－乔治谈到贷款条约问题时，曾经明确地告诉过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学者和政治家们说，要是他们还指望收回债款，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也早已指出了这种错误。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俄国革命政府不愿还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还这种债，因为这些债款是已经还本20次的高利贷的利息。连那位丝毫不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者凯恩斯都说：“显然这些债务是不能算数了。”

    至于说到法国，凯恩斯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借出35亿，贷入却是105亿！要知道，法国人曾自称是全世界的高利贷者，因为它有大量的“积蓄”，它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金融上的掠夺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使它能够几十亿几十亿地贷给别国，特别是贷给俄国。这些贷款提供了巨额收入。尽管如此，尽管法国是战胜国，它还是陷于负债地位。

    共产党员布劳恩同志在《谁应该偿还战时债款？》（1920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材料。材料得出了各国债务对国民财产的比例：英、法这两个战胜国的债务相当于全部国民财产的50％以上；意大利相当于60—70％；俄国相当于90％。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债务并没有使我们担心，因为在凯恩斯的著作出版前不久，我们就已经听从了他的绝妙忠告——废除了一切债务。（热烈鼓掌）

    然而凯恩斯在这里不过是大发其庸人常有的怪癖罢了，他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忠告时说，法国当然只会占到便宜，英国损失当然不会太大，因为反正从俄国是捞不回什么了；只有美国要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凯恩斯指望美国能够“大发慈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同凯恩斯以及其他市侩和平主义者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他们既然要废除债务，就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朝另外的方向努力，而不应该指望资本家老爷们“大发慈悲”。

    从这些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给战胜国也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秩序、防止革命日益高涨的机关，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最后号召人们遵守秩序，克勤克俭，当然，工人仍旧是做资本的奴隶。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协约国的机构，全世界资本家的机构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120％，工资却只增加100％；英国物价上涨170％，工资只增加130％；法国物价上涨300％，工资只增加200％；日本物价上涨130％，工资只增加60％（这是我参照布劳恩同志在上述小册子里引用的数字和1920年3月10日《泰晤士报》[116]所载最高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得出的）。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愤怒必然日益强烈，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必然日益加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必然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确信，资本家靠战争大发横财，而把一切军费和债务转嫁给工人负担。不久前我们得到的一则电讯说，美国为了肃清“有害的鼓动分子”，想再驱逐500个共产党员到我们俄国来。

    不要说美国驱逐500个，就是把整整50万个俄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鼓动分子”驱逐到我们这里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使他们束手无策的物价失调问题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们牢牢地保持着私有制，他们那里的私有制是“神圣的”。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因为现在只有俄国摧毁了剥削者的私有制。资本家对物价失调束手无策，而工人靠原来的工资已生活不下去了。任何老办法都解脱不了这种灾难，任何局部的罢工、任何议会斗争、任何投票表决都无济于事，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资本家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债，以致全世界都在受一小撮人的盘剥，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变得愈来愈不堪忍受了。只有消灭剥削者的“私有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拉品斯基同志在《英国与世界革命》这本小册子（我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17]于1920年2月摘录了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中指出，英国煤的出口价格比工业当局预计的高出一倍。

    兰开夏郡的股票甚至增值400％。银行赢利至少是40—50％，还应该指出，所有的银行家在计算银行赢利时，都会巧妙地把大部分的赢利用奖金、酬金等名目隐藏起来，也就不算作赢利了。这些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又一次证明：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应该着重指出，那就是莱维同志在上面提到的他的报告中所特别明确强调的币值变动。由于负债、发行纸币等原因，各国的货币都贬值了。根据上面我提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材料，即1920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声明所作的计算，可以看出：同美元比较，英国货币12贬值约1/3，法国、意大利货币贬值2/3，德国货币贬值竟高达96％。

    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正在全面瓦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正因为许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家，币值一变动，这种关系就无法维持了。现在，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生存，不能进行贸易了，因为它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买进原料。

    结果，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了。这一点连凯恩斯那样一个在凡尔赛谈判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有捍卫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没有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任何革命的宣言就其效果来说能比得上凯恩斯书中描写威尔逊和实践中的“威尔逊主义”的那几页。象凯恩斯和第二国际的许多英雄（甚至包括“第二半”国际[118]的许多英雄）这类市侩及和平主义者，曾经把威尔逊当作偶像，对他的“14点”顶礼膜拜，甚至撰写“学术”著作论述他的政策的“基础”，指望他能拯救“社会和平”，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解，实行社会改良。后来凯恩斯却清楚地揭露了威尔逊原来是个愚人，这一切幻想一碰到以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资本所采取的注重实际、专讲实利的商人政策，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学究们甚至从凯恩斯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威尔逊政策的“基础”，归结起来不过是神父的蠢见，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和对阶级斗争的极端无知。

    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是群众的贫困、破产空前加重，这首先是指包括125000万人口，即占全世界人口70％的地区。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无权利的殖民地附属国，是被“委任”给金融强盗们统治的国家。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受奴役的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关俄国的秘密条约也起了这种作用，不过，这种秘密条约的实际效力，有时和那些写着我们负债几十亿几十亿的废纸不相上下。把125000万人遭受掠夺、奴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债权国里，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因为战时人们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不是被拉去送死，就是随时都有受到军法制裁的危险。战争环境使人们不能去考察实际的经济情况。作家、诗人、神父和所有的报刊都一味地歌颂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揭露也就开始了：德帝国主义及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被揭穿了，凡尔赛和约被揭穿了，它本来应当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它的失败。凯恩斯这个例子还表明，欧美千千万万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多少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人不得不走上凯恩斯所走的道路。凯恩斯辞去了职务，写了一本书，揭露本国政府。他的行为说明，一旦千百万人懂得了所谓“为自由而战”等花言巧语不过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结果不过是极少数人发财而其余的人破产、受奴役，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资产者凯恩斯说，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用凯恩斯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废除一切债务！这不光是凯恩斯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一个人的主张，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千百万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千百万人听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呼声：只有废除债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债务废除了〉真该死”，让我们去乞求美国“大发慈悲”吧！！我认为，应该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鼓动的经济学家致谢。

    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象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全世界的图景。我们懂得，125000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向各国人民端出了一项国际联盟盟约，宣称国际联盟结束了战争，今后不允许任何人再破坏和平。全世界劳动群众寄予最后希望的这个盟约生效，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重大胜利。在盟约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说：对德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不用特殊条件加以控制；你们瞧吧，有了盟约就好了。但是，盟约一正式公布，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就不得不背弃了它！盟约一开始生效，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威尔逊这“四巨头”，又坐下来磋商建立新关系了！盟约这部机器刚一开动，就完全垮了！

    我们从侵犯俄国的战争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俄国这个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这样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富强国家的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双方力量悬殊，可是我们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之间毫不团结，因为大国之间互相作对。法国希望俄国还它的债，并成为威慑德国的力量；英国则希望瓜分俄国，企图夺取巴库的石油，并同俄国边境上的几个国家缔结条约。英国官方的一个文件，非常诚实地列举了大约半年前（1919年12月）答应要攻占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国家（一共14个国家）。英国曾经打算利用这些国家来实行它的政策，给了它们几百万几百万的贷款。现在这一切指望都已落空，全部贷款也付诸东流了。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这个盟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表明，在每个问题上他们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和恶毒地咒骂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自己快到口的肥肉抢走。我们看到，就上层来说，极少数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已经四分五裂。125000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的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好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把破坏国际联盟成员国和伙伴的政策作为自己政策的目标。这就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现在我们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口吻，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人心惶惶”；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现在资产阶级活象一个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的强盗，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局势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这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把某一部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镇压下去。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用的学究气，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践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证明”做准备工作。

    我现在拿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作例子，来说明机会主义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内还有多么大的势力，有些党的工作离训练好革命阶级去利用革命危机这一要求还多么远。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中谈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根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对形势的描述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大致相同。他承认现在有革命危机，革命情绪正在增长，也承认工人群众是同情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英国），无产阶级专政比目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好。

    但是，麦克唐纳仍旧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幻想建立超阶级政府的小资产者。麦克唐纳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骗子、诡辩家、学究一样，只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记叙的事实”。麦克唐纳绝口不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似乎是超阶级的“民主”政府的尝试，以及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类似的尝试。他却麻醉他的党，麻醉那些不幸把他这个资产者当作社会主义者，把他这个庸人当作领袖的工人，说什么：“我们知道，这（革命危机，革命风潮）会过去，会平息的。”他说，战争必然引起危机，危机在战后虽然不会立即平息，但“总归会平息下去的”！

    一个愿意参加第三国际的党的领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样赤裸裸的暴露是罕见的，因而更有价值，它暴露了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中间同样常见的情况，不仅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真正的革命准备。

    这就是许许多多目前退出第二国际的党的主要弊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谈得最多的是尽量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任务。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现在，这种书在欧洲和美洲出版得特别多，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出得愈多，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情就愈强烈、愈迅速地增长起来。我指的是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在欧洲和美洲，现在倒必须使更多的人更确切地了解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概括所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的类概念。我们俄国人可能没有兴趣为欧洲写一本书来说明什么是孟什维主义。而奥托·鲍威尔写的书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预先感谢那些要把这本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机会主义出版家。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读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鼓掌）

    奥托·鲍威尔用一句话绝妙地表达了世界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为此我们应当在他生前就给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我们能够在维也纳随意作主的话。他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古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只有德国那种市侩才能炮制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因素”就是人数、组织能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程度。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我举的这个例子也许听来有点可笑。但是，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总是会闹出笑话来。现在，引导工人阶级、引导工人阶级中一切肯动脑子的人参加国际孟什维主义（麦克唐纳之流、奥·鲍威尔之流）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一件最有益、最迫切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

    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们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效，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治愈，因为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这一点在我发表的提纲中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经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同这一任务比起来，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许多国家里看到反对议会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受无产阶级的某些先进部队支持的，因为这些先进部队痛恨过去的议会活动，痛恨英、法、意等一切国家中议会活动家的所作所为，这种痛恨无疑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共产国际应当指导同志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俄国的经验，了解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缺点作斗争比较容易，而同那些以改良主义者的姿态加入第二国际旧党、并按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要困难一千倍。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曾在会上说，这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而巩固这种团结，则要靠我们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之外，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帝国主义战争帮助了革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征兵来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要印度士兵相信，抗击德国、保卫大不列颠是印度农民的义务；法国资产阶级要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士兵相信，保卫法国是他们的义务。英法资产阶级教给了他们使用武器的本领。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领，为此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深深致谢，我们要以全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特别要以全体俄国红军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这种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原则，使得到目前为止在亿万人当中无组织地进行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去做。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他们不仅已经知道、已经懂得了这种思想。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在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党人，以学者或准学者的态度，象好讲体系的德国人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体系”，或者象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119]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思想”。这种关于苏维埃“体系”和“思想”的议论，在工人当中往往会混淆视听，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工人现在正在抛弃这种学究式的无稽之谈，拿起苏维埃给他们的武器。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我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俄国由于比国际帝国主义弱，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等待时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维护125000万人的利益。暂时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绊脚石，还有偏见和无知这样的障碍，但是这些正在迅速地被克服，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70％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了解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大军，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么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长时间鼓掌）

    载于1920年7月24日《真理报》第16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15—235页

    2
    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
    （7月23日）

    同志们，我想对坦纳和麦克莱恩两位同志的发言提出几点意见。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么，它实质上就是政党。如果象坦纳这样的同志（我们对他们是特别看重的，把他们当作群众运动的代表，但是对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可就很难这么说了）认为，应该有少数人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奋斗，并且以这种精神教育工人群众，那么这样的少数实质上就是政党。坦纳同志说，这个少数应该组织和引导全体工人群众。如果坦纳同志、车间代表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日常同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承认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少数来领导，那他们也就应该承认我们所有决议的精神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间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避免用“政党”这个词，因为英国同志对政党有某种成见。他们认为政党不外乎是象龚帕斯和韩德逊的那种党[120]，象议会投机家、工人阶级的叛徒的那种党。如果他们所指的议会活动是象现在英国和美国的那种议会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反对这种议会活动和这种政党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我想就麦克莱恩同志的发言来谈这个问题。麦克莱恩同志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我在关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提纲中已经谈过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了。[注：见本卷第192—193页。——编者注]我在 那本小册子[注：同上，第1—95页。——编者注]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同许多同志谈了以后，确信决定加入工党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坦纳同志却说：你们别太武断了。这种说法在这里很不恰当。拉姆赛同志说：让我们英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吧。如果国际的每一个小的组织都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反对，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吧，那么，这还成什么国际了？那么，还要国际、代表大会以及这一切讨论做什么呢？麦克莱恩同志谈的只是政党的作用，但是这对工会和议会活动的问题是同样适用的。的确，大部分优秀的革命者反对加入工党，因为他们反对利用议会活动作为斗争手段。因此，也许最好把这个问题提交委员会。委员会应当进行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由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不能同意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共产党人有关系。我们应该表示一个原则的意见，指出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

    现在我来谈谈麦克莱恩同志在英国工党问题上的某些论点。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塞拉蒂同志说这是阶级合作，我说这不是阶级合作。而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容许屠拉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分子留在他们党内，这才真正是阶级合作。但是，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这件事不过是英国工人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回绝大多数工人合作的问题。工党的党员全都是工会会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组织结构，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没有看到过。工会会员共有600—700万人，这个组织却拥有其中的400万工人。至于这些人的政治信仰如何，这是无人过问的。请塞拉蒂同志证明一下，究竟有谁阻止我们在工党内运用批评的权利。你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麦克莱恩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英国社会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韩德逊是叛徒，但是照样留在工党内部。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落后工人、同后卫队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整个运动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最坚决地要求英国共产党人成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联系其他工人群众的桥梁。如果这个少数不会领导群众，不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么他们即使把自己叫作政党或者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它也不是党，也没有任何价值。据我所知，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全国委员会，这已经是成立党的一个步骤了。因此，如果不能否认英国工党是由无产者组成的，那么加入工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落后工人的合作。如果不是有系统地进行这种合作，那么共产党就毫无价值，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意大利的同志们提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那我们以后就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还要作一个结论，说明加入工党是正确的策略。

    坦纳和拉姆赛两位同志对我们说，大多数英国共产党员是不会同意加入工党的。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大多数的意见呢？完全不必。要是大多数人还不懂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等待。即使让两个党同时并存一个时期，也比不回答哪个策略是正确的好。你们当然不会根据到会全体代表的经验和会上提出的论据，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决定，让各国立即成立统一的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可以发出指示。我们应该把英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交专门委员会去研究，研究之后再说：正确的策略在加入工党。如果大多数反对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把少数单独组织起来。这样做是会有教育意义的。如果英国工人群众还是相信以前的策略，那我们就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审查我们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有关系，这样说就是承袭了第二国际那些最坏的习惯做法。我们应该公开说出我们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如果不能建立群众性的党，那么分裂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中刊载的这一发言的结语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不能就组织群众运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因此发生分裂，那么宁可发生分裂，也要比放弃组织群众运动来得好。获得明确的和足够鲜明的策略和思想，要比继续保持过去的思想混乱好。”——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0年8月5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36—240页

    3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21]
    （7月26日）

    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注：见本卷第159—166页。——编者注]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

    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5000万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175000万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它涉及的是世界上一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此外，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象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国家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事务。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的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

    这样，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共同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对他那个提纲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建立苏维埃这一思想对于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的确，有琼果主义[122]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的确，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实行过最大的背叛。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123]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各党也曾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国际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过被剥削附属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我们草拟决议时就是把这些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决议无疑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的革命工作，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载于1920年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41—247页

    4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24]
    （7月30日）

    同志们！塞拉蒂说，我们还没有发明“sincéromètre”。这是法文的一个新词，意思是诚实测量器。这种器具还没有发明，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器具，我们已经有了测定方向的工具。塞拉蒂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去使用这种早已为人所知的工具。关于他的错误，我以后再谈。

    关于克里斯平同志，我只想说几句话。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到会。（迪特曼：“他病了！”）真可惜。他的发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我要说的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情况，而是克里斯平的发言中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我想，我能够证明这个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发言，克里斯平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完全和考茨基相同。克里斯平在答复一句插话时说：“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尔福特纲领[125]中就提到过。”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一直在借鉴爱尔福特纲领，而且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注：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418页。——编者注]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我们的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附录》。——编者注]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法国和英国的都证明，各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不简单，都是真诚的社会党人，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点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却抹杀了这一点，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克里斯平同志又说：“我们是群众选出来的领袖。”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因为在德国“独立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派别的斗争。不需要象塞拉蒂同志那样去寻找诚实测量器，去开这个玩笑，就能确定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派别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一派是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革命工人，他们反对工人贵族；另一派是工人贵族，即在各文明国家里以老领袖为首的工人贵族。克里斯平究竟属于老领袖和工人贵族一派呢，还是属于反对工人贵族的新的革命工人群众一派呢？正是对这个问题克里斯平同志没有交代清楚。

    克里斯平同志在谈到分裂问题时用的是什么腔调呢？他说分裂是一种痛苦的必然，并且为此伤心了好久。这同考茨基的表现 完全吻合。究竟是同谁分裂了呢？同谢德曼吗？是的！克里斯平说，“我们分裂了”。第一，你们分裂得太迟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只能这么说。第二，独立党人不应该为这种事情伤心，而应该说：国际工人阶级还在受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压制。法国和英国的情形都是这样。克里斯平同志对分裂问题的想法不是共产党人的想法，而同似乎不再有影响的考茨基的想法完全一致。接着克里斯平谈到高工资问题。他说，同俄国工人以至东欧工人比较起来，德国工人的生活相当好。照他的说法，革命只有在它“不过分”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试问，在共产党内能容许用这种腔调说话吗？这是反革命的腔调。我们俄国的生活水平无疑比德国低，在我们建立了专政以后，工人反而更挨饿了，生活水平更低了。没有牺牲，没有工人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工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说的，正好同克里斯平说的相反。如果想使工人为建立专政作好准备，又同他们谈什么生活状况“不过分”恶化，那就是忘记了一个主要的情况：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用帝国主义方法争夺和压迫整个世界，以便得到优厚的工资，工人贵族正是这样产生的。如果德国工人现在想开创革命事业，就应该忍受牺牲，不怕牺牲。

    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力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少数比较富有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生活比较好，如果对工人说他们应当提防“过分”变穷，那就是反革命。应当反过来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担心在革命斗争中会“过分”变穷，他们是不能加入党的。否则，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尤其是在西欧各国。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手段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做。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汀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当然，没有必要预先宣布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分子还是和今天一样，如果克虏伯和施汀尼斯还是和今天一样，那么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手段。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平特别激动，他想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是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搞点东西来给小农，便是小资产阶级味道。应该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把土地交给协作社。这种看法太学究气了。就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德国在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地产，这种地产不是用大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可以在不破坏农场的情况下把这种土地分一部分给小农。可以在保存大生产的同时把对小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一些。很遗憾，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要犯错误。例如，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前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日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匈牙利的一些大块土地是用半封建方式经营的。在这些大地产中，总是能找出而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可以不归小农私有，而是租给他们），使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得到一份没收来的土地。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实行专政前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维持不下去。

    虽然克里斯平说，“你们不能否认我们有革命信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我就坚决否认你们有革命信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愿意按革命方式行动，而是说你们不善于用革命观点考虑问题。假如选出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给他们考茨基的10本书和克里斯平的这篇讲话，那么我敢担保，这个委员会一定会说：这篇讲话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从头到尾贯串着考茨基的思想。克里斯平的一切论证方法彻头彻尾是考茨基式的，可是克里斯平却出来说：“考茨基在我们党内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对后来入党的革命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应该承认一个确凿的事实：考茨基直到现在，对克里斯平同志，对他的整个思路、对他的一切观念，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克里斯平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必发明什么诚实测量器，就可以说：克里斯平的方向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方向的。我们说明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方向。

    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因为我们邀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同它的代表谈话而表示不满，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考茨基反对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同他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革命工人。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我们同德国“独立党人”、法国人、英国人是不能一下子讲通的。怀恩科普同志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他几乎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一切错误意见。怀恩科普说，他不赞成潘涅库克的观点，但是他的发言却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左派”集团的基本错误，不过，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同志的发言全部贯串了资产阶级观点，抱着这种观点是无法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的。如果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走得还要远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同意了。

    当然，我们没有象塞拉蒂所说的那种诚实测量器来测验一个人是否诚实。我们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于对人的判断，而在于对形势的估计。很可惜，塞拉蒂虽然说了话，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他的发言同我们在第二国际那里听到的一样。

    塞拉蒂说，“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意大利的也是革命的”，他说得不对。

    即使是反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不愿意组织革命的宣传和鼓动，那也是犯了错误，有很大的过错，因为，即使没有革命的形势，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人不愿意象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塞拉蒂只是重复了克里斯平的话。我们不想说，哪天哪天一定要开除屠拉梯。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已经谈过了，可是塞拉蒂对我们说：“清党可以，但是不要驱逐任何人出党。”我们应当直率地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派，而不是社会党和它的议会党团现在的领导者多数。后者硬说，他们想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俄国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和其他很多人，也在“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然而这还不能作为让他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根据。

    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和一切有右翼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请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提纲和决议。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是愿意留在共产国际里的。

    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48—254页

    5
    关于议会活动问题的发言
    （8月2日）

    博尔迪加同志显然想在这里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辩护，可是，对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提出的主张进行议会活动的种种论据，他却一个也没有答复。

    博尔迪加同志承认，历史经验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他刚才对我们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难道他不知道每一次革命危机都伴随着议会危机吗？不错，他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转移到苏维埃去。可是博尔迪加同志自己也承认，苏维埃用人工是制造不出来的。俄国的例子证明，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前夕组织起来。在克伦斯基时期，苏维埃（即孟什维克的苏维埃）是组织起来了，但是它怎样也没能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权。议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一笔抹杀。只有去当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才能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议会制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您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否认这一点，那您就是要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杀。

    您说，工会也是机会主义的，也是危险的；可是另一方面，您又说，工会应该例外，因为它们是工人的组织。这样说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工会里也有很落后的分子。一部分降为无产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落后工人和小农，都真以为议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同这种偏见作斗争，就得在议会中进行工作，用事实向群众说明真相。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是亲身体验。

    俄国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们为了向落后的工人证明，通过立宪会议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不得不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还召集立宪会议。为了把两种经验加以对比，我们就具体地拿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来比较，让落后的工人看到，苏维埃是唯一的出路。

    苏希同志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他也为这种理论辩护，可是，他没有逻辑。他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博尔迪加同志，您说您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可以要求您逻辑多一些。必须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垮议会。如果各国都能够通过武装起义做到这一点，那当然非常好。您知道，我们在俄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我们摧毁资产阶级议会的意志。但是您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相当长期的准备，这是办不到的；在多数国家里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议会摧毁掉。我们必须通过议会斗争来摧毁议会。您是用自己的革命意志代替了决定现代社会各阶级政治路线的条件，因此您忘记了：我们俄国甚至在胜利以后，为了摧毁资产阶级的议会，也还必须首先召集一次立宪会议。您说：“确实，俄国革命的例子不适合西欧的条件。”但是，您没有任何有力的论据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我们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我们当时不得不宣传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后来，在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夺取政权的时候，农民还认为必须要有资产阶级议会。

    我们考虑到这些落后分子，就不得不宣布举行选举，用实例、用事实向群众说明：在全国处境十分艰难的时期选举出来的这种立宪会议，并不能反映被剥削阶级的希望和要求。这样，不仅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大多数农民、小职员、小资产阶级等等，都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冲突。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有落后分子，他们确信议会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没有看到议会里使用的是卑鄙龌龊的手段。有人说，议会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但是，这个论据应当用来批驳你们，而且恰好在批驳你们的提纲。怎样才能对那些确实受资产阶级欺骗的落后群众揭露议会的真正性质呢？如果你们不参加议会，如果你们站在议会外面，你们怎么能揭露议会的手法和各个政党的立场呢？如果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就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不当议员，如果你们拒绝参加议会活动，那你们怎样去证明这一切呢？俄国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职员，如果不是经过亲身的体验，那么任何论据也是说服不了他们的。

    这里有人说，我们参加议会斗争要浪费许多时间。请想一想，除议会以外，还有没有那样一个各阶级都能参加的机关呢？这是不能用人工制造出来的。如果说所有阶级都卷入了议会斗争，那是因为各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冲突都在议会中得到了反映。假定到处都能够一下子组织起决定性的总罢工，一举推翻资本主义，那么革命早就在许多国家发生了。但是必须考虑实际的情况，而议会正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博尔迪加同志和拥护他的观点的人应当向群众说实话。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共产党党团可以在议会中进行工作。所以你们本来应当公开向群众说：“我们太弱，还建立不起一个有坚强组织的党。”这才是本来应该说的实话。可是，你们如果向群众承认了你们的这个弱点，他们就不会拥护你们而要反对你们了，他们就会拥护议会活动了。

    如果你们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很弱，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不能使议员们都服从党”，那么工人就会抛弃你们，他们就会说：“靠这种软弱的人我们怎么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

    要是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一旦胜利，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马上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那就太天真了。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幻想，那你们现在就应该使无产阶级为贯彻自己的路线作好准备。无论哪一方面的国家事务都不能例外。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辩护士，不承认共产党的纪律、不承认无产阶级国家纪律的小资产者。如果你们没有使工人为建立真正有纪律的、能够强制全体党员服从它的纪律的党作好准备，那你们永远也不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我想，你们是因此才不想承认：正是很多新的共产党的软弱性，才使他们否定议会工作的必要性。我坚信，大多数真正革命的工人是一定会跟我们走的，一定会反对你们的反议会活动的提纲的。

    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55—259页

    6
    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126]
    （8月6日）

    同志们，加拉赫同志的发言一开始就表示遗憾，说我们在这里听到是麦克莱恩同志和其他英国同志在演说中，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重复过千百次的东西。我认为，不必为这一点而遗憾。旧国际的做法是把这类问题交给各有关国家的党去解决。这样做是根本错误的。很可能我们对某个党的情况了解得不完全确切，但是这里我们说的是在原则上确定共产党的策略。这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代表第三国际在这里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

    首先，我想指出麦克莱恩同志有一个说法不大确切，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他把工党叫作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后来，他又一次说：工党“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体现”。我在英国社会党的报纸上好几次看到过这种见解。这是不对的，多少引起了英国革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公正的反对。事实上，“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或这一运动的“政治体现”这两个概念都是错误的。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动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它成立起来就是为了靠英国的诺斯克和谢德曼之流来有系统地对工人进行欺骗。

    但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另一种观点。加拉赫和他的许多朋友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联系群众不够，但是，看看英国社会党，它迄今为止同群众的联系更差，很软弱。于是加拉赫同志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志们真正成功地在格拉斯哥，在苏格兰组织了革命运动，以及他们在战争时期采用了非常灵活的策略，在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拉姆赛·麦克唐纳和斯诺登到达格拉斯哥的时候巧妙地支持他俩，通过这件事情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战运动。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导加拉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出色的新的革命运动加入运用真正的共产主义策略即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共产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方面，英国社会党太弱，不善于很好地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以加拉赫同志为优秀代表的青年革命分子，他们虽然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政党，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比英国社会党还要弱，还完全不会组织自己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非常坦率地说出我们关于正确的策略的意见。加拉赫同志谈到英国社会党的时候说，它是“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的”（hopelessly  reformist）党，当然说得过分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全部决议的总的精神和内容，都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要求英国社会党本着决议的精神改变它的策略；而加拉赫的朋友们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刻加入共产党，本着这里通过的决议的精神改变共产党的策略。既然你们有这样多的拥护者，可以在格拉斯哥召集群众大会，那么你们就不难带动上万的人加入党。三四天以前，在伦敦举行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决定把社会党改名为共产党，并且把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这一条列入了党纲。代表大会代表着1万个有组织的党员。因此，苏格兰的同志本来完全可以带动不止1万个出色掌握群众工作艺术的革命工人加入这个“英国共产党”，从而改变英国社会党的旧策略，更好地进行鼓动工作，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几次在委员会上指出，英国需要“左派”。当然，我回答说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不要过“左”。其次，她又说，“我们是优秀的先锋队员，但是目前还是喊叫（noisy）得多。”我理解这句话完全不是坏的意思，而是好的意思，是说他们很会做革命鼓动工作。我们重视这一点，而且应该重视这一点。我们在所有的决议中都谈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党只有真正联系群众，反对腐朽透顶的老领袖，既反对站在右翼立场上的沙文主义者，也反对象德国右翼独立党人那样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那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工人的党。这一点在我们所有的决议中已经说过、重复过十次以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改造旧的党，使它们能够更紧密地联系群众。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还问道：“共产党可不可以加入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其他政党？”她回答说，不可以。必须指出，英国工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党。它是由所有工会组织的会员组成的，现在将近有400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享有相当的自由。这样，处在坏透了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些比谢德曼、诺斯克之流先生们还坏的社会主义叛徒支配下的广大英国工人，都加入了这个党。同时，工党允许英国社会党加入它的队伍，允许社会党有自己的机关报，而工党的党员还可以在这些报纸上自由地公开地指责工党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麦克莱恩同志确切地引证过英国社会党的这种指责。我也能够证明，英国社会党的《号召报》[127]上就说过工党的领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这就是说，加入工党的党不仅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可以公开地指名道姓地骂这些老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这是非常独特的情况：一个党吸收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很象一个政党的样子了，可是又不得不给它的党员以充分的自由。麦克莱恩同志在这里指出，在工党的代表大会上，英国的谢德曼之流不得不公开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这个党的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也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入这个党就是错误的了。

    潘克赫斯特同志在个别谈话的时候对我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我们加入工党后，这些先生一定会把我们开除的。”要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决议说，我们主张加入是因为工党允许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如一。麦克莱恩同志还着重指出，现在英国的情形非常独特：一个政党，虽然处在一个拥有400万成员的独特的工人组织中，这个组织一半是行业性质的，一半又是政治性质的，并且受资产阶级领袖的领导，尽管这样，只要这个党愿意，它还可以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革命分子如果不尽可能地留在这个党里，就是犯极大的错误。让托马斯之流的先生们和你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叛徒的人把你们开除吧。这样倒会在英国工人群众中产生极好的影响。

    同志们强调说，英国的工人贵族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贵族势力大。这是事实。要知道，英国工人贵族不是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有丰富得多的经验，有实行民主制的经验，他们善于收买工人，使这些人在工人中形成一个很大的阶层。在英国，这个阶层比其他国家要大，但是比起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毕竟还是不大的。这一阶层的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偏见，实行着明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例如，在爱尔兰，20万英国兵正在用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镇压爱尔兰人。英国社会党人没有在这些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我们在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只有在英国工人和士兵中进行真正的革命宣传的党，我们才能承认它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我要特别指出，无论在这里，或者在各委员会里，都没有人反对这一点。

    加拉赫同志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不能否认这一点。他们不能否认，英国社会党在工党的队伍里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老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一切都完全正确。既然共产党员有这种自由，那么只要他们重视各国革命者的经验，而不仅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我们开的不是俄国的代表大会，而是国际的代表大会），就应该加入工党。加拉赫同志嘲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英国社会党的影响。不，我们是根据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来确认这一点的。我们认为，应该向群众说明这一点。英国共产党应该保留必要的自由，以便揭露和批评比其他国家势力大得多的英国工人叛徒。这是不难理解的。加拉赫同志断言，如果主张加入工党，就会使英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离开我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实践中检验一下。我们相信，我们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部决议和决定，将在英国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所有地方组织和支部都将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决议的全部内容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代表的是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我们的目的是同旧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事实表明，我们的策略确实在战胜旧的改良主义。这样，所有对英国缓慢的发展不满的工人阶级的优秀革命分子，一定会向我们靠拢。英国的发展可能比其他国家慢些，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有可能给工人贵族创造优越的条件，从而阻挠英国的革命运动。所以英国的同志不仅应该努力使群众革命化（加拉赫同志证明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还要努力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这里发了言的加拉赫同志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两个人都还没有加入革命的共产党。象车间代表委员会这样出色的无产阶级组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参加政党。如果你们能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策略是以正确地理解近数十年来的政治发展为基础的；你们就会看到，只有把革命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同反动领袖的一切反动行径进行斗争，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如果英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能在工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如果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不得不开除这个党，那么，这将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

    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260—267页

ZS
    [115]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大会，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为了预先审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在7月24日举行的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议会斗争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205。

    [116]《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211。

    [117]《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по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Делам  РСФСР》）是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1919年6月20日—1922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格·瓦·契切林、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费·阿·罗特施坦等参加过该刊的工作。——211。

    [118]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12。

    [119]“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基尔特”是拉丁语“gilda”一词的音译，意为“行会”）是20世纪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改良主义派别，创始人是费边社成员乔·科尔、阿·约·彭蒂等。1914年，该派建立了“基尔特”全国联盟，制定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纲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中散布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他们提出在现有工联的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按行业组成“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实行“产业民主”、“产业自治”，并由国家来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使劳动者得到解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为了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相对抗，特别起劲地宣传他们的理论。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渐消失。——222。

    [120]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英国工党。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美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劳联主要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参加劳联的工会基本是按行会原则组织的。劳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执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并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1935年建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称作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劳联—产联）。

    关于英国工党，见注20。——225。

    [121]这是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由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共20人组成。委员会于1920年7月25日讨论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提纲稍作修改，于7月26日提交大会审议。提纲经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后，于7月28日通过。此外，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马·纳·罗易的补充提纲。——229。

    [122]琼果主义即极端沙文主义。19世纪70年代俄土战争期间，在英国流行过一首好战的军国主义歌曲，其歌词中反复出现“by  Jingo”（音译“琼果”）一语，意即“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琼果”后来就成了表示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专用名词。——234。

    [123]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34。

    [124]这是列宁在1920年7月30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就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所作的发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由保加利亚、荷兰、德国、匈牙利、俄国、美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以及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瑞士社会党左派、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共11人组成。列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讨论了列宁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本卷第198—203、204页）这一文件。7月29日和30日，代表大会第六、七、八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代表大会通过了提纲，并决定把所有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交委员会审订。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的定稿在8月6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以绝对多数（两票反对）通过。——235。

    [125]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235。

    [126]关于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问题，在1920年8月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列宁在西·埃·潘克赫斯特（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威·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和威·加拉赫（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之后发言。大会多数代表赞同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58票赞成，24票反对，2票弃权）。但是，由于英国工党拒绝接受，英国共产党没有加入工党。——246。

    [127]《号召报》（《The  Call》）是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周报），由英国社会党的左派（威·加拉赫、阿·英克平等）创办，1916年2月—1920年7月在伦敦出版，总共出了225号。——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