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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列宁全集第53卷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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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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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893年
CC列宁全集第53卷1893-1922年/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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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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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本书所收的书信，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给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注：不过，“为了不重复起见”，这些信的内容通常都是给我们全家看的，至少是给当时住在一起的亲属看的。]，包括的时期是从1894年至1917年[注：这里不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的家书（见192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3、4、5、6、8期）和1896年的家书。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监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时（从俄历1895年12月9日至1897年1月29日），差不多经常同母亲和姐妹们见面，所以同他们的私人通信很少（见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一文（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和附在该文后面的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封信）。从1905年11月至1907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彼得堡或芬兰，经常同家人见面，差不多没有给他们写过信。此外，还有好些给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特别是当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住在国外的那儿段时间的信将另行发表。（玛·伊·乌里扬诺娃所提到的列宁的书信已编入本卷。——编者注）]，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革命活动的最初几年起，至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止。这个将近25年的时期是我们党建立、成长的时期；而在这光荣的25年当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是这个党的领袖，他领导着党，培育着党。他整个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他个人的一切也都是同这个斗争、同为无产阶级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虽然现在出版了《列宁全集》，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包括科学研究著作和通俗读物），但是关于列宁的鲜明的多方面的个性，至今还描写得很不够，或者说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描写。

    向读者提供的这些书信部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这些信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方式、他的习惯和爱好、他对人的态度等等。我们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因为这些信件远不是他在上述时期所写的全部家书。由于家庭经常迁来迁去，同时我们家里的人经常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遭到搜查和逮捕，他的许多书信有些是落到警察手里没有退还[注：例如，我们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6封信的摘录，这些摘录作为“物证”附在莫斯科宪兵局案卷里。我们已把些摘录编入附录。（见本卷第477—478页。——编者注）]，有些出于其他原因而丢失了。在邮寄过程中书信丢失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因此，往往同一个问题连续在几封信中重复提到。此外，这些信件还带有沙皇时期警察制度的烙印。不错，当时我们凡是通信谈工作（报告革命事件、党的生活等等），都是秘密进行的，通常是用化学方法写在书籍和杂志里寄给“清白的”局外人。[注：当时在俄国保存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在国外留下复制件的一部分信件保全了下来。]但是个人生活同革命工作的联系极为密切，所以私人的合法通信无疑也会受到警察制度的严重影响而大打折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沃洛格达给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当时她流放在那里）去信时就曾这样写过：“在我们（特别是你和我）所处的情况下，要随便写信是很困难的。”[注：见本卷第439页。——编者注]

    不仅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是这样，同家里其他人写信也都是这样；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不仅是亲属关系，而且观点相同，信仰相同。他们大家（包括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在内）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属于党的革命派，他们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分关心党的生活，喜党之所喜、忧党之所忧。就连我们的母亲，虽然她生于1835年，90年代末我们家的人遭到特别频繁的搜查和逮捕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的人，也十分同情我们的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者的全部合法信件都要受到秘密检查，所以，在谈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告知某封秘密信件已经收到以及询问熟人的情况等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暗语、暗号之类的东西。

    读者将会看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寄给母亲、姐妹或弟弟的信中几乎不提什么人的姓名，因为如果在信中提到某人的姓名，就会给那人招来麻烦。当然，我们是丝毫不愿意给任何人带来哪怕一点点麻烦的。如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中还能看到一些同志和熟人的名字甚至姓氏的话，那只是因为警察局通过种种情况（同案流放，同校学习等等）反正已经知道我们同他们认识，或者纯粹是事务性来往（出版人、书商等等的姓氏）。为了避免在信中提到具有一定合法身分的熟人的姓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想谈到他们，问候他们时，总是用绰号，或者用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或事件作个暗示。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有一些历史著作）；有一个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他有频繁的信件来往。[注：可惜这些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只有1909年12月16日的一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12—216页。（此处指俄文第2版，列宁同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有两封——1909年12月2日一封，12月16日一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问候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时流放在沃洛格达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时写道：“向波兰朋友们问好，并且希望他们能尽力给以帮助。”[注：见本卷第420页。——编者注]“中国旅行家”[注：同上，第235页。——编者注]是指阿·巴·斯克利亚连科，他当时在满洲的铁路上工作；“去年同我们一道划船的那位先生”[注：同上，第256页。——编者注]，是指维·亚·列维茨基；等等。

    在提到邮寄秘密出版物、秘密通讯稿和里面用化学方法写了信的书籍时，也要用隐喻。

    1900年12月底，本文作者曾托出国的格·波·克拉辛把《社会革命党宣言》带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不被发现起见，就把宣言夹在一本照片簿里。捎去的这件东西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高兴，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信中写道：“多谢……给我寄书，尤其多谢她托表兄从维也纳转寄来非常美丽而有趣的照片；我希望能经常收到这样的礼物。”[注：同上，第242—243页。——编者注]

    顺便说说，《火星报》及其他秘密出版物寄往俄国的时候，信封上写的是“清白的”、合法的通讯处。我们还利用这些通讯处作为自己接收书刊的地方。有时就在合法的信件里通知某个包裹已经寄出，以便我们能及时向收件人查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面这一段话（1900年12月14日的信）显然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记得在9日给你寄去了一个你喜欢的小玩意儿。”[注：同上，第239页。——编者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916年2月8日的信中写道：“沃洛佳收到你那封长信非常高兴。说不定你还会来信的。”[注：见本卷第545页。——编者注]我们的合法信件从来都写得不长，这封信又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写的，当时我们通信主要用明信片，而且是挂号明信片（因为许多信都寄丢了），所以上面这一段话显然是指写在书里寄去的秘密信。

    1900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侨居国外之初，还不知道是否能在国外站住脚，为了保密起见，当时他就没有把他本人的地址告诉我们；当他住在瑞士或慕尼黑的时候，我们给他写信都寄到巴黎或布拉格。例如，他在1901年3月2日的信中写来一个新地址的时 候附带说：“我已随房东迁居。”[注：同上，第249页。——编者注]弗兰茨·莫德拉切克（我们的信都寄给他）当时的确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继续住在慕尼黑的老地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办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一切开支尤其是自己的开支极为节俭。看来这些品质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性格在许多方面都象母亲。而我们的母亲按其母系说是德国人，这些性格特点在她身上是很突出的。

    从1895年10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来信[注：指1893年10月5日的信（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出他用钱是多么节约，是多么克己。

    “现在我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记起流水账来了，看看我究竟要花多少钱。结果，在8月28日到9月27日这一个月里，一共花了54卢布30戈比，其中还不包括买东西的钱（近10卢布）和我可能要办理的一件诉讼案的费用（也是近10卢布）。当然，在这54卢布中，有一部分不是每个月都要花的（套鞋、衣服、书籍、算盘等等）；但是，即使除去这部分（16卢布），我仍然花得太多字：一个月用去了38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轨马车一个月就花了1卢布36戈比。大概对环境渐渐习惯以后，我就会少花些钱的。”

    果然他就节省起来，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收入，不得不接受“救济”（这是他对母亲贴补给他的款项的叫法）的时候。1893年住在彼得堡时他自己俭省到连《俄罗斯新闻》[注：《俄罗斯新闻》是当时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中最正派最吸引人的一家报纸]都没有订，而是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两个星期以前”的。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找到工作以后，可能要订一份。”[注：见本卷第3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都保持着这个特点。不仅是当他在俄国没有收入的时候，也不仅是当他侨居国外找不到出版人出版自己的著作（例如他的《土地问题》一书就整整放了十年，直到1917年才问世），有时简直陷入危急境地的时候（1916年9月他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编者注]就是一例），而且当他的物质生活完全有了保障，也就是说在1917年革命以后，他的这个特点也非常突出。

    不过，有一个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难节约，那就是在书籍方面。为了写作他需要阅读各种书籍，以便熟悉国内外种种政治、经济和其他情况。

    他在1895年8月29日从柏林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我发觉我的经济又‘发生困难’了：买书等等的。‘瘾头’这样大，天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注：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尽力减少开支，主要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去看书，而且这样还可以使他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摆脱人来人往的干扰和使人疲惫不堪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因为侨居国外的人大都对异乡不习惯，感到苦闷，都喜欢找人谈心。

    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远远不仅限于在国外时才利用图书馆来工作，他住在俄国时也同样如此。他在彼得堡的时候曾写信告诉母亲，说他对自己的新居很满意，因为这地方“离中心区也不远（例如，到图书馆只要走15分钟）”。[注：同上，第1页。——编者注]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甚至利用在莫斯科逗留的不多几天的机会到鲁勉采夫博物院去工作。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待通航期开始以便前往米努辛斯克县的时候，他也曾在尤金图书馆研读书刊，虽然为此每天要跑上差不多五俄里。

    在流放地是根本谈不上图书馆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设法把图书馆的书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们试过几次，但是邮寄时间太长（来回要将近一个月），而图书馆借书是有一定期限的。

    但是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还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他在1914年2月11日给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注：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信的摘录是我们从警察司的案卷中找到的。（见本卷第432—433页。——编者注）]中写道：“关于1905—1908年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汇编，请不要买了（用处不大，且太贵），从图书馆（律师公会图书馆或国家杜马图书馆）给我借一本寄来看一个月好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时也经常利用图书馆。在柏林时，他曾在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在日内瓦时，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心爱的“俱乐部”（“读者协会”），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图书馆，要在这个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必须报名加入“俱乐部”并交一定的会费（会费当然不多）。在巴黎时，他在国立图书馆进行研究，不过他说这个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在伦敦时，他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只有在慕尼黑时他才深以“这里没有图书馆”为憾事。另外就是在克拉科夫时他很少利用图书馆。他在1914年4月22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写道，“这里（在克拉科夫。——玛·乌·注）……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注：见本卷第440页。——编者注]当时他要办报（《真理报》），要同来到克拉科夫的同志们（到克拉科夫来的同志比到法国或瑞士去的要多得多）打种种交道，要领导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工作，要开党的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等等，这些工作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使他拿不出很多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即使在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信说：“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那里工作效率高，又有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注：同上，第440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帝国主义战争初期在加里西亚被捕获释以后又到了瑞士，他来信说：“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 注：同上，第443页。——编者注]后来他又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伯尔尼到苏黎世，“到这里的图书馆来进行一些研究”，因为这些图书馆，据他说，“比伯尔尼的好得多”（与此同时，他还紧张地做政治工作，党的工作；不久前发表在《列宁文集》第11卷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时期同卡尔宾斯基和拉维奇两同志的通信[注：这些通信的一部分已编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编者注]明显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侨居国外时虽然在阅读、浏览外国书报杂志方面条件很好，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但是俄国书籍却总感到非常缺乏。他在1902年4月2日的信中写道：“在这里我可以很容易地弄到德文书，德文书不缺。这里所缺的就是俄文书”。[注：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他在1900年4月6日的信中也写道：“很少看到新书。”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由于手边经常缺少所需要的书籍，他的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因此他在家书中常常要求家里的人给他寄工作所需的各种书籍（统计材料、有关土地问题、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新书、杂志和小说。从这些信中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某段时间内对哪一类书籍感到兴趣，他参考这些书籍写了哪些著作。

    在这些书籍中，他特别重视各种统计汇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统计，非常重视“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编者注]，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从他为这些著作所写的草稿、所作的摘录和计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有一篇没有完成，尚未发表的，论述“民族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民族运动和国际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文章《统计学和社会学》[注：同上，这篇著作已于1935年发表。——编者注]（署名：普·皮留切夫，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便于出版这本书而用的新笔名），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段话：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应当设法根据准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作为依据，可以用来同今天在某些国家中被恣意滥用的任何‘空泛的’或‘大致的’论断作对比。要使这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怀疑，即怀疑那些事实是随意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有的……是很常见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编者注]

    在1902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把他过去在西伯利亚所用的书籍里面的“全部统计资料”[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时所用的这些统计资料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其他书籍是列宁研究院在1929年从国外得到的。根据这些书中的摘要和批注，还可以作出有关伊里奇这部著作的许多重要结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准备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7卷。——编者注）]都给他寄到国外去，他在1902年4月2日的信中说他对这些资料“有些想念”……后来，为了从各个城市更经常地得到统计资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专门给参加1909—1910年冬在莫斯科举行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的统计学家（这个代表大会设有一个统计学家小组）写了一封求助的信[注：这份申请书得以发表，还得归功于莫斯科宪兵局，它把这份申请书保存在自己的案卷里。（申请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编者注）]。这封信发出后，得到了许多省的统计学家的应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0年1月2日的信中写道：“我又收到了一封从梁赞寄来的有关统计资料的信，这真是太好了，看来，我将会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注：见本卷第370页。——编者注]

    在190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时候，曾订购了切尔帕诺夫教授论述阿芬那留斯及其学派的小册子，关于《内在论哲学》的小册子，以及其他的书。关于他自己的这部著作，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道：“我对马赫主义者已经作了很多研究，我认为，他们（“经验一元论”也包括在内）种种鄙俗透顶的见解我都弄清楚了。”[注：同上，第308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来信询问是否收到论述最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编者注]一书）的手稿时这样写道：“我认为这部经济著作非常重要，迫切希望它能尽快地全文发表出来。”（见1916年10月22日的信）[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大家知道，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虽然如他曾在1916年7月2日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信中说的那样，“我尽了最大力量使文章符合‘严格的限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编者注]”。他的著作遭到了许多改动和删削，过了十年以后才以本来的面目问世。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动手写《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部著作的（这部著作尚未发表）。[注：这篇文章已于1932年发表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卷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编者注]他在1916年10月22日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你来信说：‘出版人希望把《土地问题》印成书，而不是印成小册子。’这大概是要我把续篇寄去（也就是说，除了已写完的美国部分，还要补写业已答应的德国部分）。等我把老出版人预约的稿子写完后马上就动手写这一篇。”[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这部著作的手稿现在保存在列宁研究院，没有写完，显然是革命“妨碍了”他写完这部著作。

    收入本书的这些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作的情况和条件，反映了为发表他的这些劳动成果所碰到的种种困难。我们所指的是他的合法著作。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革命前的整个时期（不包括第一次革命时期、《明星报》时期和1912—1914年《真理报》时期，当时他还有可能为合法的报纸写作，当时党也有自己的合法的出版机关，虽然为时很短）的处境都是很不利的，这不仅由于他侨居国外，譬如，总是缺少写作所需要的俄国书籍和其他材料等等。

    书报检查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写的文章常被删削和篡改（例如《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所出的书常被没收（《土地问题》第2卷），等等。但是，除此以外，同俄国隔绝，因而也就不能同出版社经常取得直接的联系等等，也是很大的困难。例如，他曾多次想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些东西，1914年12月22日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能为百科词典写点东西就好了，但如果没有机会结识编辑部的秘书，就不容易办到。”[注：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当时没有人认识这些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写信给格拉纳特编辑部时，有时甚至得不到回音，或者很迟才得到回音。他在1915年2月给妹妹的信中说，“能否再为百科词典写点东西。我曾写信问过秘书，但是没有回音”[注：当时其他出版人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信情况也都不太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列宁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第三封信（1901年11月27日），见《列宁文集》第11卷第32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编者注）]；他在1912年写道：“很遗憾，我现在在这里同出版社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注：见本卷第410页。——编者注]

    如果不是同志们和亲属们极力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寻找出版人，校对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就更难出版问世。但是姐妹和弟弟在这方面并不是始终都能帮助他的，特别是当他们坐牢或流放的时候。例如在1904年他曾向母亲要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的地址，说有“出版方面的事情”找他（见1904年1月20日的信）[注：同上，第283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善于埋头苦干，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而且还善于抓住机会休息。对他说来，最好的休息就是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到清静的地方去。“在这里（指芬兰的斯季尔苏坚，他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回来后由于“非常疲乏”而在那里休息。——玛·乌·注）休息得太好了，游游泳，散散步，清静安闲。清静安闲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好。”[注：见本卷第290页。——编者注]他在那里休息得的确非常好，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对他非常照顾和关心，后来他还常常想起这个地方，他在给刚得过伤寒的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要是能把你送到斯季尔苏坚去就好了！”[注：同上，第305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酷爱大自然，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来信时常常要描写那里的风景。他在1895年去瑞士途中给母亲写信说：“这里的风景十分优美。一路上我都在欣赏。过了我给你写信的那个德国车站，就是连绵不断的阿尔卑斯山脉，湖泊一个接着一个，使人简直离不开车窗。”他写信给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经常散步（现在在这里散步很好），看来在普斯科夫（以及在城郊）风景优美的地方不少。”他从国外来信说：“这两天……在一个很美丽的湖上划了船，风和日丽，景色迷人……”“最近我在这里同娜嘉以及另一位朋友去萨莱夫山作了一次极为愉快的旅行。山下边日内瓦雾气重重，一片朦胧，而在山上（海拔约1200米）则是阳光灿烂，白雪皑皑，人们滑着雪橇，俨然是一个俄罗斯的美丽的冬日。山下是一片云雾的海洋，除了山峰之外，什么都看不见，而且只有那些很高很高的山峰才浮现出来，连小萨莱夫山（海拔900米）也整个淹没在云雾里。”他在1902年9月27日的来信中告诉我们：“……我和娜嘉已经游览了近郊的许多地方，并且发现有些地方异常优美。”[注：同上，第10、220、229、282、272页。——编者注]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来信中还有这么一段话，看来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说：“这里所有的同志当中，就数我们最熟悉整个城郊了。我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乡村’小路，熟悉邻近的地方，并且还打算到更远的地方去游玩。”[注：见本卷第281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瑞士的时候，如果夏天不能到城外去住一阵子的话（一出城就可过“乡村生活”：“起床很早，鸡一上窝就准备睡觉。”[注：同上，第419页。——编者注]），他们就步行游山。我们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1904年7月2日给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中可以看到关于一次这样的旅行的描写：“我们离开日内瓦，得到充分的休息约有一个星期了。我们摆脱了日内瓦的一切事务和牵挂，在这里每天睡10小时，游游泳，散散步，沃洛佳甚至连报纸也不仔细看了，书本来就尽量少带，可是就连这点书也只字未读，准备明天把它们寄回日内瓦去，明早4点钟我们将背上行囊到山里去作两周左右的旅行。先到因特拉肯，再到卢塞恩，现在正根据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详细地制定旅行计划。……我和沃洛佳已经约定，任何工作都不谈，工作又不是熊，跑不到森林里去，不要谈它，也尽量不去想它。”[注：同上，第284—285页。——编者注]

    但是这样的旅行是很少有的，只有当工作和派别纷争严重地影响了健康和神经时才这样做，例如他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党分裂以后，即1903—1904年的冬天过后作过这样一次旅行。通常，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夏天能到乡间去，他总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充分地休息几天以后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如果他不能到郊外去，或者旅行时间很短，那么就利用星期天步行或骑自行车去郊游，有时候去爬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3年3月29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不知为什么，我们不知不觉地完全养成了外国的习惯，总是在星期天才出去玩，其实这并不合适，因为到处都挤满了人。”[注：见本卷第281页。——编者注]他们在郊游时通常都是带着夹肉面包当午餐，一整天不回来。所以当时大家开玩笑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算作“郊游派”（喜欢郊游的人），而把另外一些同志算作“电影派”（喜欢看电影的人），这是不无道理的。

    确实，别的同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去各种娱乐场所休息，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不大喜欢到那些地方去。他似乎从来没去过电影院（特别是在侨居国外的时候），也很少去剧院。他第一次出国时曾在柏林看过《织工》，后来侨居国外时也还看过一些戏，不过大多是当他一个人（家属不在身边）“相当孤单”的时候，或者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因事到大城市里去，就利用这个机会“消遣一番”。但是，外国剧院的演出很少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意（有时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等第一幕演完就离开了剧院，同志们常常因此取笑他们白花钱），在他后来看过的戏剧当中，似乎就只有《活尸》[注：《活尸》是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的剧本。——编者注]给他留下了印象。然而他却非常喜欢艺术剧院，侨居国外之前住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曾同拉拉扬茨（“哥伦布”）一起去过这个剧院。他在1901年2月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直到现在我还很满意地回想起”这次看戏的情况。1903年2月4日的来信中又说：“……很想看看俄国艺术剧院演的《底层》……”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在莫斯科看到了《底层》，这时已是革命以后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爱好音乐却很少去听音乐会。他在上面提到的那一封信中说：“前些时候，我们入冬以来第一次欣赏了一个很好的音乐会，感到非常满意，——特别是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交响乐（悲怆交响曲）。”他在1901年2月9日给母亲的信中说：“前几天我去看了歌剧，非常愉快地欣赏了《犹太女人》，这出歌剧我在喀山看过一次（当时是扎克尔热夫斯基主演的），这大概是13年前的事了，但是某些调子现在还记得。”[注：见本卷第245页。——编者注]此后他吹口哨时（用他那种特有的方法从牙缝里向外吹）就常常吹这些调子。后来在国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很少去看歌剧和听音乐会了。音乐对他神经的影响太强烈了，所以当他的神经失调的时候（这在他侨居国外时那种不安定和忙乱的生活中是常有的现象），他对音乐就有些受不了。另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忙碌和生活节俭，也是使他过着孤寂生活（在文娱方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各种名胜也不太注意。他在1895年从柏林来信中写道：“我对这些东西从来兴趣不大，多半是偶然去的。一般来说，比起去博物馆、剧院和商场等等地方我更喜欢到各种民间晚会和娱乐场合逛逛。”[注：同上，第15页。——编者注]1895年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柏林的时候，通常都是利用傍晚到处“逛逛”，这就使他有可能“研究柏林的风尚，听听德国人说话”[注：同上。——编者注]。但是，他不只在第一次出国住在柏林的时候对风尚进行研究，他的家信里有不少地方都说明，在他住在巴黎或临时去巴黎的时候，他都津津有味地细心观察那里的生活，并且指出巴黎人在马路上和林荫道上走路时那种自由自在的样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到巴黎去了几天以后来信说：“巴黎这个城市对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生活是很不方便的，会把人弄得很累。但是作短期的逗留、参观和游览，那就没有比它更好更令人快乐的城市了。”[注：见本卷第435页。——编者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路过捷克斯洛伐克时也仔细观察了捷克人的生活，并且以没有学会捷克语为憾事；他住在加里西亚时曾生动地描述过他所观察到的当地农民的生活习俗；他也生动地描述过慕尼黑人过狂欢节时在街头用彩色纸屑和纸条互相抛掷的情形；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他热爱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善于广泛地观察和研究生活。

    从收入本书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亲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他对一般人的态度。他在这些信里对他们真是关怀备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亲人特别是对母亲是非常眷恋的，在他的所有来信中，无论是直接写给母亲的或是写给我们家其他人的，都可以看到他关心母亲，想让她过得更好、更安适。他来信总是一再问询健康状况，问询“住所怎样，冷不冷”。他在1909年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你们的房子很冷，我非常不安……你可别感冒了……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是不是可以装一个小铁炉？……”[注：同上，第365—366页。——编者注]在这些信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夏天好好休息”，“少走路、多休息、保重身体”之类的劝告。

    当母亲遭到某种变故的时候（这种变故在她的一生中又是如此之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母亲的关怀表现得特别深切。我们家里的人，忽而这个忽而那个遭到逮捕或流放，有时候一下子就是好几个人被捕，于是上了年纪的母亲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到监狱去探望和送东西，在宪兵和保安机关的接待室里一连等候几个钟头。有时就只剩下她孤身一人，为自己丧失了自由的孩子们悲伤。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1年9月1日给母亲的信里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他在母亲遭到这种变故时对母亲是多么悬念，而同母亲天各一方又使他多么痛苦。当时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都在狱中，安娜·伊里尼奇娜在国外不能回俄国，因为她一回国就会因同一案件而被捕；德米特里·伊里奇当时在尤里耶夫，大学就要毕业，也不能呆在母亲身边。在1904年，当德米特里·伊里奇、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因党中央委员会和基辅委员会的案件在基辅被捕时，她也是这样孤身一人，住在陌生的城市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想要母亲同他住在一起，他曾不止一次地叫母亲到他那里去。但是很难实现，因为母亲一向都要同特别需要她帮助的孩子在一起，而我们在俄国遭到警察迫害时大都离不开这种帮助。因此，无论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侨居国外的时候，母亲都只能短期地到国外去同他见一次面。在1902年，母亲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安娜·伊里尼奇娜在法国北部的洛居维住了个把月。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0年，当时母亲为了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地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来到斯德哥尔摩。在这两次旅程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精确地告诉母亲怎样走，劝她晚上找旅馆住，“以免旅途过于劳累”。就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工人侨民举行的集会上，玛·亚·乌里扬诺娃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演说。当我们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送到码头（他不能上船，因为这是俄国公司的轮船，他一上船就可能被捕），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站在码头上望着母亲的神情。当时他的神情显得那样痛苦，他似乎预感到这是他同母亲最后的一次会面。事实正是这样。在二月革命爆发后回俄国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未能同家人见面，而母亲在这次革命前不久即1916年7月就去世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写来的第一封信我们没有收到。第二封信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过仅就我所记得的内容，可以看出母亲的去世对他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损失，他痛苦地忍受了这个损失，并且多方安慰我们不要因母亲去世而过分悲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向都很关心自己的姐妹、弟弟和马·季·叶利扎罗夫，经常惦念他们生活得怎样，身体怎样，有没有收入，休息得好不好等等。他设法为我们安排翻译工作，有时候把外文书寄给我们译，关心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住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同志也是很关心的，他经常询问他们生活得怎样，而且还尽力在物质方面帮助他们。例如，他给同志们的译文作序，使他们的译文易于出版，因此也就可以得到收入。

    不熟悉沙皇时代侨居生活和合法通信情况的同志，可能会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中时常出现的一些字眼感到奇怪和费解，如他常提到他生活得“非常平静”、“凑凑合合”、“平静而又安逸”等等，可是这些信都是在诸如帝国主义战争那样的时候写的，而从书刊和秘密信件中可以看到，那时他正拼命地同毒害了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作斗争。这里不应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只能利用报刊发表言论，而且还是利用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才出版一次的机关刊物，同时邮寄报刊同邮寄小册子一样又极端困难。此外，他也只能在国外侨民的小型集会上或在一些规模不大的外国工人小组里发表言论。显然，这些机会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来是少得太可怜了。如果根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说法，他在俄国革命开始的时候活象一只要冲出牢笼的狮子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过去，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远离俄国而侨居国外的生活不就是一座牢笼，使他受着很大的约束而无法施展才能和发挥他那领袖和人民的代言人的天性吗？他要冲出去，真正象狮子那样冲出去，到广阔得多的天地中去，但是却被迫只做两三个同志的工作，以便通过他们联系广大群众。这种工作以及“沉寂的伯尔尼”的环境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太“平静”、太“凑凑合合”了吗？……

    在合法信件中只是偶尔才透露出一点他是多么激烈反对“最有害的可恶的机会主义者”，反对“有关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卑鄙之极的言论”。他那时是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的，我们只要看看在他的来信中有哪些句子（见附录[注：见本卷第477—478页。——编者注]）使保安人员和宪兵认为“值得注意”，并且成了“物证”，就可以了解当时他同他的亲属们“要随便写信是很困难的”[注：同上，第439页。——编者注]那种处境了。

    所以我们在本序言开头就特别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书的重要性和意义主要是有助于说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性格（当然根本说不上很完全，而且由于警察制度的影响还有些片面的地方）。我们认为，从这一点来说，这些信件对有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读物是一个宝贵贡献，唯一遗憾的事就是他写给亲人和同志的许多信件丢失了。至于列宁作为一位领袖、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则有另外一些文献，首先是他的丰富的遗著足以说明。

    第二次侨居国外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特别难受。他结束了彼得堡和彼得堡近郊的生活来到了日内瓦；重返旧地，使他感到特别难过。1908年1月14日他在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个该死的日内瓦已经呆了好几天了……这是个令人厌恶的偏僻地方，但是没有办法。将来会适应的。”[注：见本卷第295页。——编者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始终保持着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开展了工作，无论什么条件他都善于“适应”。他在下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只是在搬家的那一阵子，因为是从好地方搬到坏地方，才感到有点不愉快。这本来是不可避免的。”[注：同上，第297页。——编者注]在这个时期，他痛感缺乏写作所需的图书资料、新书和报纸，这也是从好到坏，因为在彼得堡的时候，所有报刊和各种新书他都能看到。因此，他要我们“弄来第三届杜马的记录（官方出版的速记记录，以及提交杜马的声明、质询和法案）”，并且“全部寄来，不要遗漏”。[注：同上，第295—296页。——编者注]他对“十月党人、右派和哥萨克集团等等的纲领、通告和传单”也很感兴趣。他缺少这些他所需要的材料，而“在杜马里所有这些‘废纸’一定遍地皆是，根本没人去捡”。[注：同上，第303页。——编者注]他还要我们把“孟什维克出版的所有新书”[注：同上，第296页。——编者注]、幸免于难的各种工会杂志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侨居国外的时候不仅缺书（尽管我们尽力在书市寻找最有用的书供给他），而且也缺俄国的各种报纸。这种情况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特别严重，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往一份俄文报纸都看不到。他在1916年9月20日的信中写道：“请把看过的俄文报纸一星期给我寄一次，否则我一张俄文报纸也看不到。”[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济上也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他侨居国外的最后几年。“我们原有的一切生活来源很快就要断绝，因而收入问题相当严重。”（见1915年12月14日的信）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信说：这个问题“使他相当着急”，[注：同上，第543页。——编者注]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钱财，对待任何人给他的帮助，都是不轻易接受的。他在1916年9月20日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我要写点东西，因为物价高得要命，生活困难极了。”[注：同上，第452页。——编者注]

    就在二月革命前的几个月内，即1916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找书翻译，同出版人接洽出版问题。如果他真的把自己的时间花在翻译上是多么不合算呀，然而革命终于“妨碍了”他去做这件工作。

    这就是革命前不久他侨居国外时的生活情形。远离俄国，远离他一心要直接去影响的工人群众，再加上侨居生活的种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保持着他那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是这一切却使他“神经失调”，他整个身体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在1917年2月15日的来信中他带着苦笑的口吻转述了在他收到俄国寄来的汇款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所说的一句笑话：“你开始领‘养老金’了”。[注：同上，第457页。——编者注]

    透过这个笑话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革命前生活的困难情况，但在这封信以后，却是一封简短的喜气洋洋的电报：“星期一夜11时到。请通知《真理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给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的电报（1917年4月2日》）。——编者注]

    他侨居国外的生活结束了，同亲属们的通信也终止了。

    后来我只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个便条[注：见本卷第460、461页。——编者注]，很短，短得就象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前夜克伦斯基执政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候他秘密地住在芬兰的那个时期一样。

    玛·乌里扬诺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