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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关于两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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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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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8.3-1909.2
CC列宁全集第17卷1908.3-1909.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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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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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两封来信

    （1908年11月13日〔26日〕）

    我们在这一号《无产者报》上刊登了两封来信，一封是一个召回派工人写的，曾刊登在《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该报为这封信加了按语，表示编辑部不同意这些看法，发表这封信是供讨论的；另一封是彼得堡工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写的，本报刚刚才收到。这两封信，我们都全文发表。我们很清楚，可能有些恶意的批评家会从这两封来信中抓住个别地方或词句，任意加以歪曲，由此作出与这两位在极不利的秘密条件下匆忙写信的人的原意相去甚远的结论。不过这样的批评家是不值得理睬的。凡是认真注意目前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现状的人，恐怕都会同意我们的看法，认为这两封信十分明显地说明了我国觉悟工人中的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显露出来。同时因为第三个派别，即公开露骨地或者暗中偷偷地埋葬党的孟什维主义派，在地方组织内几乎完全没有地位，所以说上述两种派别的斗争就成了我们党内众所瞩目的事件。因此，对“两封来信”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

    两位写信者都承认，我们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政治上，都存在着危机。这是事实，隐瞒这种事实是愚蠢的。应当弄清楚产生危机的原因和克服危机的方法。

    现在，先谈谈彼得堡人的来信。从他的整个来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缺少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脱党以后，许多地方的组织就陷于瓦解，也无法把由于严酷的迫害和群众的冷漠和疲倦而人数大减的队伍集合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写信者认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过分着重“时局”，就是说，集中力量宣传迫切的革命策略问题，而没有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工人成了革命者，成了民主主义者，可就是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所以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浪潮低落的时候，他们中间有很大一批人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这位彼得堡人在谈到这个看法的时候，尖锐地批评了“凭空”“发明”口号的做法，要求更严肃地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认为，写信者在反对一个极端的时候，有时走上另一个极端，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不能说，过去利用时局问题来“发动许多运动”是个“过失”。这是夸大的说法。意思是说只看到目前的条件而忘记了过去的条件，写信者实际上自己纠正了这一点，因为他也承认“在无产阶级直接发动的时候当然是例外”。现在，我们试以两次性质极其不同和时间相隔甚远的发动，即1905年秋抵制布里根杜马[146]和1907年初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为例来谈一谈。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有点朝气和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可以不把注意力和鼓动工作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口号上呢？在这两个时期，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民主党是否可以不把党内斗争集中在决定群众的刻不容缓的行动的口号上呢？是参加布里根杜马还是搞垮这个杜马？在选举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把问题明确提出来，并且回想一下这一不久以前的情况，就不难作出回答。当时为这个或那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并不是由于党的“过失”，而是由于客观上必须迅速而一致地作出决定，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事先已协调一致的党，党内存在两种策略，两种思想派别，即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样也不应当把情况说成这样，好象宣传社会主义和在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当时做得很不够。这不是事实。就在1905年到1907年这个时期，在俄国传播了大量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书刊（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这些书刊还一定会开花结果。我们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使得群众也象我们一样没有耐心。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向根本不知道和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主义书刊的群众传播了这样多的理论书刊，一下子是消化不了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不会不起作用。它播下了种子。它正在成长。它一定会开花结果，不过可能不是在明天，也不是在后天，而要更晚一些，因为我们不能改变新危机成熟的客观条件，不过它一定会开花结果。

    尽管如此，写信者的基本思想却含有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倾向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论是机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或革命民主主义的）成分和倾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种交叉结合的情况。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农民”国家中，没有无产阶级某些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客观融合，就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中，这时必然会发生分化，彼此划清界限，再一次划分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分子，清除他们中间那些仅仅由于口号“鲜明”或者由于要和立宪民主党人共同争取“全权杜马”而“混进运动的人”（用德文说，就是Mitlaufer）。

    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了这种分化的过程。无论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的人数都减少了，这是事实！我们不要害怕承认这个事实。当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党的左翼已经避免了党的右翼所发生的那种土崩瓦解和意志消沉的局面。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在原则上不坚定，就不能不造成土崩瓦解的局面。事态最后必将实际证明，哪一派会保持而且是怎样保持更大的组织上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忠诚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这个问题只能由实际生活来解决，而不能由议论、诺言、誓言来解决。混乱和动摇的情况依然存在，这种情况需要澄清。要澄清这种情况，就必须再来一次分化。

    现在举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用“监狱居民”（按法院监察官的说法）的成分，换句话说，用那些因政治案件入狱、流放、罚做苦役和流亡国外的人的成分，来说明我们的看法。这个成分可以正确地反映昨天的实际情况。那些住在遥远的和不太远的地方的“政治家”，现在的特点就是政治观点和思想情绪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革命把非常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卷入了政治生活，常常使许多不相干的人、许多“一时的骑士”和许多新手浮现出来，因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完整的世界观，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几个月的狂热中是建立不起完整的世界观的，而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革命者的平均“寿命”恐怕不过是几个月。因此，在被革命激发起来的新阶层、新集团、新革命者中间再一次发生分化，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分化现在正在进行。例如，许多孟什维克所干的埋葬社会民主党的勾当，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可敬的先生在埋葬自己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我们完全用不着害怕这种分化。我们应当欢迎、促进这种分化。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争！又是内讧！又是论战！就让他们乱发怨言吧。我们的回答是：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无法形成的。在我们俄国，这样的党甚至在当前艰苦的时刻也在逐渐形成，而且一定会最后形成。能达到这点的保证就是俄国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我们的影响，1905—1907年的第一个战役的革命趋势等。

    为了促进这种新的分化，必须加强理论工作。俄国的“时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以及这个工作的深入和扩大，不决定于某些人的情绪，不决定于个别集团的热心，甚至不完全决定于那种使许多人不得不远离“实际”的外部警察条件，而决定于国内的整个客观情况。当群众消化直接革命斗争的无比丰富的新经验的时候，为捍卫革命世界观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理论斗争就会成为迫切的口号。因此，这位彼得堡人强调必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须研究新的问题，必须用一切办法鼓励和发展学习小组，这些小组可以从工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领袖，——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方面，党支部（一提起这个字眼，唐恩之流就要大发羊癫风）的作用特别大，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起新的良好作用。

    但是，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完全正确的意见，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却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他错误地从“重要问题”中勾销了研究三年来的革命经验、研究群众直接斗争的实际经验教训、总结革命的政治鼓动工作等等问题。也许这不过是写信者叙述时的疏漏，或是因为写得匆忙而产生的个别错误。在尽量广泛的工人面前研究这些问题，总结这些问题，要比官僚和自由派所津津乐道的斯托雷平俄国的“地方法庭”、“地方自治”和其他类似的“改革”问题重要得多。在黑帮杜马和黑帮专制制度条件下，这些“改革”必然是一场滑稽剧。

    不过，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坚决反对“发明口号”，特别是反对“打倒杜马”或“打倒党团”的口号，这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他极其正确地针对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巩固社会民主党，巩固为机会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党的传统，保持工作的继承性，扩大并巩固这个党和先前的党（就让机会主义者《呼声报》的编辑们大发雷霆吧！）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斯科人的来信，并对这封信的中心思想即臭名昭著的“召回主义”进行批判。自从少数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关于召回主义的著名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1号）起，我们就在《无产者报》上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召回主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系统地论证召回主义的初次尝试，这也是代表莫斯科的少数布尔什维克的。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个论证吧。

    这位召回派同志所根据的前提是正确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并没有被消灭”。但是，他从这个正确的前提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问道：“我们党应当去适应什么情况呢？去适应停滞年代还是去适应新的社会高潮？”错误就是从这里来的。从革命并没有被消灭这一点只能得出结论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从这一点中既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高潮将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完全照老样组合起来（重新组合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会超出我们和我们论敌的乐观估计）；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譬如经过一年的停滞之后，不可能有“社会高潮”（应该说：革命高潮）。停滞时期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停滞时期。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很难断定，甚至不可能断定，将来把……群众发动起来的外在原因是什么。”不仅这样，写信者自己要求党“使我们的策略和组织来适应它〈革命，即革命高潮〉，而不是来适应我们目前不景气的政治时期”，并且建议根据不景气的时期、疯狂的警察迫害、各委员会不能同工人群众公开和直接往来的情况来改建组织。毫无疑问，在高潮到来的情况下，写信者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组织方案，不会将它提到首位的。就是说，实际上他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提法，用自己的实践纠正了自己的理论。他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对理论前提阐述得不正确。从新高潮必然到来中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保存旧纲领和我们全部群众工作的旧革命口号，必须使党和群众系统地做好迎接新的革命战斗的准备。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潮已经来到或尚未来到，应当“适应”高潮初起的时候或达到顶峰的时候。说新的革命高潮（在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小高潮之后）必然到来，这个论点无论在1897年，1901年或是1905年初，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这三个时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做到了根据危机成熟的不同条件运用自己的策略。1897年我们拒绝了总罢工“计划”，认为这是空谈，我们做对了。1901年我们没有把起义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1905年1月9日以后，这个口号和群众性罢工都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正确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完全不是想用这些话来说明，新的高潮一定（或者“大概”）也会来得这样缓慢。恰好相反，全部材料和欧洲革命的整个经验都使我们相信，速度会比1897—1905年快得无法比拟。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向是在高潮的不同时机把不同的口号提到首位，这始终是个事实。这位召回派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忘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经验。

    其次，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谈到杜马党团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前提：“杜马党团是党的自然顶峰，也可以说是党的外交代表。”这是不对的，写信者夸大了党团的意义和作用。写信者象孟什维克那样，过分地夸大党团的作用，难怪人们说，两极相通！孟什维克根据党团是党的“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党适应于党团；召回派根据党团是党的“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糟糕的“顶峰”对党有致命的危险。孟什维克和召回派的前提都是错误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在最“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条件下，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议会党团看作党的“自然顶峰”，看作党的“外交代表”。这个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黑帮的代表机关不是为了办外交，而是为了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党的辅助工作，为了从特殊的讲坛上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甚至在“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下，也总是带有某些一般的资产阶级选举的烙印，例如，它和党的整体比较起来，总是带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味”，因此我们永远也不把党团看作党的“顶峰”。党团不是总参谋部（如果除了写信者用的“外交”方面的比喻之外，也容许用“军事”方面的比喻的话），它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号兵，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侦察兵，或者说是某一辅助“兵种”的一个组织。

    这位召回派同志把党团从辅助的党组织变成了党的“顶峰”，是为了夸大党团的意义，使我们派到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去的这支队伍的活动具有根本错误的性质。

    但是，可能写信者已经不再坚持这种“顶峰”论了。他在自己文章的另一个地方说得很正确：“促使党参加选举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杜马讲坛能起宣传鼓动作用。”这是对的，而写信者对这个正确论点表示异议就显得特别不对头了，他写道：“但是，实际情况表明，第三届杜马中的鼓动毫无用处，第一，因为党团本身的成分有问题，第二，因为群众对于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

    现在，我们先从后边来分析这个错误百出的论点。鼓动毫无用处，因为群众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这是什么意思？应当怎样理解？这样说，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必须“召回”的不是党团，而是“漠不关心”的“群众”！我们大家知道，在杜马中实行的是专制制度的政策，是黑帮地主和大资本家十月党人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是爱说漂亮话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对沙皇政府卑躬屈膝的政策。对“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也就是对专制制度、对专制制度的全部内外政策漠不关心！写信者按照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的精神发表议论了。“如果群众漠不关心，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漠不关心。”但是，我们是引导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党，而决不是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的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群众抱冷漠态度，或者陷于某种错误，热中于某种时髦思想（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布朗热主义[147]等等），但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不受任何群众情绪转变的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实行了不对头的政策，那可以而且应当批评他们不对头的政策，但是，说鼓动毫无用处，是因为群众漠不关心，那就不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发表议论了。

    “群众漠不关心”也许并不等于对沙皇政府的政策一概漠不关心吧？就是说，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的群众，譬如对于讨论象街头游行示威、新的罢工、起义、革命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等等问题并不是漠不关心吧？写信者的不幸就在于，看来他正是这样想的，可是不好直截了当地说出这种十分明显的毫无意义的话。如果写信者确实能说明和证明，群众目前对一般的政治丝毫没有抱漠不关心的态度，相反，对更积极的政治形式非常关心，那么问题当然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度过的一年不是沉寂、消沉和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及工人组织瓦解的一年，而是群众显然很关心直接革命斗争形式的一年，那么我们会首先承认是自己错了。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假装看不见马克思、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的孟什维主义“议会迷”，才会不顾革命时期的条件，始终笼统地主张参加一切代表机关。象对待任何政治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对待是参加还是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要估计到整个革命形势，而不能只凭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既然有代表机关，就应该当代表。”如果群众对政治非常关心，那就意味着危机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意味着一定的高潮已经出现，在这个高潮的力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群众的情绪必然会表现为群众的行动。

    关于这个问题，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说：“它的〈党团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现在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为什么这位召回派同志认为，我们现在不仅无力改变政治制度，甚至无力影响政治制度呢？显然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所注意的只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行动，他认为现在没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谈论这种行动是无聊的。但是，请看一看他同时怎样“颠倒是非”把针对召回主义的论据用来反对我们吧。

    他写道：“要冲破把代表与群众隔开的警察障碍，要使党团的发言更尖锐和更鲜明，总之，要把党团的工作同无产阶级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也许工人才会承认党团有积极的方面；但是，由于它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现在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所以必须抛弃关于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的任何幻想！……”

    既然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取决于“冲破警察障碍”，那为什么结论又说，“抛弃关于改进党团工作的幻想”，而不说，抛弃关于冲破警察障碍的幻想呢？？写信者的话显然不合逻辑，他的论断应当改成这样：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改进党的整个活动和党与群众的各种联系，这样一来，必然会冲破一切警察障碍，特别是会加强党和党团的联系，加强党对党团的影响。而写信者却正是要求我们这些反召回派去“冲破警察障碍”，这样，他也许可以同意抛弃召回主义。但是，他这样做，也就是把各种政治现象的实际联系和互相依赖关系弄颠倒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群众“现在”不仅能够“影响政治制度”（每一次成功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都能影响政治制度），而且能够冲破障碍，那么我们说，召回派同志，可能你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群众现在就能冲破第三届杜马的“障碍”，那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一支队伍到这个杜马里去可能就没有意义了。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说，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你自己也同意，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更严肃更顽强地进行准备工作，来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你说了“党团的成分”。如果提出召回是为了改变党团的成分，这个理由也可以考虑，看看在本届党团辞职以后，在重新选举的时候党团的成分能不能改善。但是，写信者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他不仅要召回杜马党团，而且要取消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任何代表，宣布参加杜马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党团的成分”来论证召回主义，就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意志薄弱和缺乏信心的表现。我们党赢得了一个成果，就是我们使黑帮分子不得不从工人复选人中选举了我们党的候选人即社会民主党人。难道我们应当承认不能指望这些党员工人在杜马讲坛上简单明了地论述社会主义吗？难道我们应当在同资产阶级“内行人”[148]（请看一看这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党团问题的来信吧，这封信出色地写出了这些人所带来的恶果）进行了几个月的斗争以后，承认无能为力吗？难道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暂时沉寂和停滞的时期，没有能力派出善于当众论述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吗？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经失常。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杜马党团本身首先要负责任，因为正是由于它和完全是由于它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才使得对杜马党团的不满情绪变成了召回主义。但是，我们决不能让正当的不满把我们推向采取错误政策的道路。决不能这样。我们应当而且一定会坚决而顽强地努力使党和党团接近，使党团得到改善。我们不会忘记，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历中有些事例表明，那里的党团同党的斗争比我们第三届杜马时期长久得多，尖锐得多。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的情况吧。在德国实行非常法时期，党团采取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容忍的反党的机会主义步骤，（如投票赞成航运补助金[149]等等）。德国党当时在国外有一个每周出版一次的中央机关刊物，定期送到德国境内。虽然警察的迫害非常厉害，虽然革命形势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如现时的俄国，但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却比目前我国的党组织要广泛得多，巩固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同自己的党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那些只知乱喊乱叫而不去努力改善党团的盲目拥护“青年派”[150]的人，下场是很糟糕的。而党的胜利表现为党制服了党团。

    在我国，党为了纠正党团的错误而同它进行的斗争不过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一次党代表会议坚定明确地告诉党团必须纠正其策略的某些特定的方面。我们还没有一个定期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来代表全党监督党团的每一个步骤，指导党团的工作。我们的地方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就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每一次发言向群众进行鼓动，同时说明这次或那次发言中的各种错误），做得还很少很少。可是，竟有人劝我们撒手不管，承认斗争没有希望，在象1908年这样的时期不要利用杜马讲坛。再说一遍，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经失常。

    你说，没有鲜明的言论。谈到这些“鲜明的言论”，应当分清两个问题，第一，党的消息很不灵通；第二，关于鲜明的言论问题的提法本身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

    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说，在以往，凡是想实事求是地批评党团的人都指出了一系列确实严重的错误（如宣言；投票赞成拨几百万巨款给施瓦尔茨；同民族民主党人[151]进行协商；认为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对1908年10月15日的质询没有发表言论；没有明确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孟什维克认为，除了契利金的一次发言以外，一切都非常好；象他们那样闭口不谈这些错误，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我们不应该闭口不谈这些错误，而应该在我们地方的和非地方的机关刊物上，在每一次集会上，在向群众散发的关于每一次发言的鼓动传单上，公开说明这些错误。在对党团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方面，在向无产阶级群众介绍这些批评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太少。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随时随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要我们动手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党团有许多的发言，特别是许多根据中央代表的指示并经中央代表同意而拟定的程序提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作了正确的论述，这些材料刊登在杜马记录和《俄国报》[152]附刊上，但我们在群众鼓动中连百分之一都没有用上。毫无疑问，应当批评党团，闭口不谈它的错误是不老实的行为。但是，我们大家也应当巩固各地的组织，利用党团的每一次发言开展鼓动工作。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确实称得起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帮助我们胜利度过“不景气时期”，加速新高潮的到来。

    其次，写信者在强调“没有鲜明的言论”的时候说：“有人认为〈谁认为？是几个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吗？〉，社会民主党迁就了现状，想进行和平的文化工作；党团的存在好象就是证明：革命不是在口头上，就是……在实际上已被埋葬。虽然这个意见并不正确，但是我们要驳倒它，就不能用论据，而要用事实。”可是写信者为了“改造”向群众“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杜马的态度这方面的整个策略而提出的唯一“事实”就是召回党团！结果，召回党团倒被看作驳斥“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的“事实”，被看作强调指出新策略的“鲜明言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说，写信者没有正确理解“鲜明言论”和“鲜明”口号的一般含义。我们布尔什维克1905年提出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当时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高潮，而沙皇制度企图用召开立法咨议杜马的诺言来消除这个高潮。我们在1906年夏提出了“成立支持起义的左派执行委员会，不支持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当时的事态证明：立宪民主党人阻碍了斗争，他们在1906年6月同特列波夫进行的秘密谈判说明了政府在耍手腕，真正的搏斗在杜马被解散以后已经而且应当在另一个基础即武装斗争的基础上进行（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士兵和农民暴动的顶点）。我们在1907年提出了不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要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圣彼得堡的选举和第二届杜马的各次表决（和辩论）都证明，“黑帮危险”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是把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动派一起反对，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问，在革命时期有些人投靠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和策略的正确性，而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口号和策略“鲜明”。在目前低潮时期，我们队伍里留下和将会留下的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感到可怕，而是感到高兴。请这位召回派同志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论断吧：要驳倒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事实，因此我们就要召回党团！这个论断是根本不对的。靠召回党团来强调指出革命没有被埋葬，也就等于埋葬那些能够实行这种政策的“革命者”，因为这种“革命性”就是表明，在“目前”客观条件所要求进行的、不能逃避或推委的艰巨、困难而缓慢的工作中，他们已经惊慌失措，无能为力。

    最后，我们要指出，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自己的信的末尾提出的最近工作的五点计划，正确地说明了当前的任务，推翻了他的不正确的策略。再说一遍，这位召回派同志的实践胜于他的理论。他说必须有巩固的秘密组织，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大概不会坚持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委员会委员这种极不实际的做法。我们不要忘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职业革命家正在代替，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帮助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不管孟什维克对此表示多么愤恨，但这是事实），所以新的秘密组织与过去的组织不会完全相同，也不应当完全相同。另外，我们认为，计划第一点的最后一句话“使党支部彼此隔离”是偶然的失误，对此不能苛求。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不会使现在分散的支部隔离，而会使它们接近。这位召回派同志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实行鼓动工作的“调查制度”特别重要，这是完全正确的。“群众同党的生动联系”，“吸引群众来讨论鼓动口号”，这确实是迫切的问题。承认这是迫切的问题，也就批驳了各种“发明的”（按米·托姆斯基的精辟说法）口号，也就比任何空论都更好地表明，情况的发展向我们大家，无论是反召回派或是召回派，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实际任务，一个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在思想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组织方面，巩固秘密的、拥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工人政党，在群众中全面开展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这项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愈来愈同心协力地做下去，就会使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这项工作比光是提几十个最后通牒更能促使我们的杜马党团来改进工作，加强纪律，纠正错误；它会使工作活跃起来，重新造成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教会我们准确地测量高潮增长的程度和判断高潮到来的迹象，把一切僵死的、臆造的、“发明的”召回主义口号一扫而光！

    载于1908年11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3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290—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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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67。

    [147]布朗热主义是19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法国的反动的沙文主义运动，因其领导人乔·厄·布朗热（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而得名。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在法国开展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鼓动，其目的是准备政变和在法国恢复君主制。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穿布朗热及其追随者的蛊惑性的沙文主义口号。布朗热运动不久即告失败。布朗热本人于1889年逃往比利时，在那里自杀身死。——274。

    [148]“内行人”是指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充当谋士角色的知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大多是取消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如亚·尼·波特列索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等。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参加杜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杜马党团的活动引上反党的道路。拒绝这些人效劳的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277。

    [149]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277。

    [150]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278。

    [151]民族民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278。

    [152]《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种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