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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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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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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3.3-1913.9
CC列宁全集第23卷1913.3-1913.9/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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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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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

    （1913年6月15日〔28日〕）

    自勒拿事件和六三政变后掀起的革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决定性的高潮以来已经一年了。沙皇黑帮和地主，一大群官僚和资产阶级庆祝了罗曼诺夫王朝对俄国进行掠夺、鞑靼式袭击和玷辱的三百周年。第四届杜马已经召开并开始进行“工作”，但是这届杜马自己没有信心，它已经失去了先前的反革命劲头。自由派社会茫然失措，百无聊赖，他们无精打彩地反复提出实行改革的号召——同时又认为就连类似改革的事也不可能实行。

    现在，俄国工人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宛如闪电一般，在阴暗、颓唐、郁闷的气氛中划破了天空，他们首先在里加进行了演习，然后在俄历5月1日那天在彼得堡转入了坚决的行动。在刽子手的迫害和朋友们的叛卖下得以幸存的数百个老革命家，数百万个新一代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重又面临一个庄严的未来革命的任务，并且看清了领导这一革命的先进阶级的力量。

    还在五一前几个星期，政府就简直不知所措，而厂主老爷们则变成了一群好象完全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开始逮捕和搜查，首都所有的工人区都被弄了个底朝天。外省也不亚于中央。厂主东奔西窜，召集各种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口号，时而以镇压和同盟歇业相威胁，时而预先作出让步和同意关闭工厂；时而唆使政府采取残暴行动，时而指责政府并吁请政府把五一列为“休假”日。

    但是，不管宪兵队怎样卖力，不管他们怎样对工厂区进行“清洗”，不管他们怎样根据最新的“嫌疑犯名单”大肆逮捕，——一切都无济于事。工人们对沙皇匪帮和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发泄怒火的无力行径嗤之以鼻，他们嘲笑市长的恫吓性的可怜的“告示”，他们撰写和传递——或者口头传诵——讽刺诗文，他们就好象是从地下弄到了一批又一批小型的、印刷简陋的、简短易懂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使人重新想起社会民主党原来的没打折扣的革命口号；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曾经领导群众对专制政府和君主制进行第一次冲击。

    第二天，政府的报刊报道五一罢工的人数为10万人。资产阶级报纸根据第一批电讯报道说是125000人（《基辅思想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记者从彼得堡发出的电讯说是15万人。又过了一天，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说人数为20—22万。实际上罢工人数达到25万！

    但是，除了五一的罢工人数以外，更加令人激动的、也是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工人的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在首都各个郊区和市区各个角落，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曲，高喊革命口号，举着红旗，同政府以十倍的劲头动员起来的警察和警卫部队展开斗争长达数小时之久。工人们使沙皇的最得力的爪牙也感觉到，这场斗争不是儿戏，警察面对的不是斯拉夫主义事件[140]中的一小撮玩偶小人[141]，挺身而出的确实是首都的劳动阶级群众。

    无产阶级公开地显示了它的革命意图和它的受过锻炼的并由一代代新人充实起来的革命力量，它向俄国人民和俄国各民族发出了公开的革命号召，这一切干得确实非常出色。如果说在去年，政府和厂主还可以安慰自己说，勒拿事件的爆发是无法预料的，要立刻准备好同它的后果作斗争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君主政府方面所作的预料是非常准确的，准备的时间也十分充裕，采取的“措施”又极其“有力”，——但结果是，沙皇君主政府面对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醒，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是的，勒拿事件以后的这一年是罢工斗争的一年，尽管自由派及其应声虫可怜地叫喊反对“罢工狂热”、反对“工团主义者的”罢工、反对经济罢工同政治罢工的结合或者反对政治罢工同经济罢工的结合，但这一年还是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已经为自己锻造出多么伟大而无法替代的武器来鼓动群众，唤醒群众，吸引他们参加斗争。革命的群众性罢工既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也不让敌人有片刻的安宁。罢工还使敌人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使貌似“强大的”沙皇政府的政治威信在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它使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能够把1905年的哪怕一小部分胜利成果夺回来，并吸引愈来愈多劳动者阶层包括最落后的人参加斗争。这样的罢工不会耗尽工人的力量，它往往是短时间的示威性行动，同时又酝酿着群众的新的更加有威力更加革命的公开行动，即街头示威游行。

    最近一年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象俄国发生的参加人数如此众多、斗志如此顽强、形式如此多样、威力如此巨大的政治罢工。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自由派和取消派这些聪明人是多么渺小和多么可鄙地糊涂，他们竟想用“欧洲的”宪政时期的标准即主要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和教育的准备工作时期的标准来“修正”1912—1913年俄国工人的策略。

    要知道俄国的罢工大大超过了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罢工，这绝不是证明俄国工人具有特殊的品质或特殊的才能，而只是证明现代俄国在具备革命形势和直接的革命危机增长方面条件特殊。一旦欧洲也临近类似的革命发展时刻（在那里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象我国那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定会以巨大得无可比拟的威力举行革命罢工、示威游行和开展反对雇佣奴隶制维护者的武装斗争。

    今年的五月罢工正同俄国最近一年半以来的一系列罢工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它不仅不同于通常的经济罢工，而且也不同于示威性罢工和那些提出立宪改革要求的政治罢工（例如最近的比利时罢工就是这样的罢工）。完全由俄国的革命形势所决定的俄国罢工的这一特点，是那些为自由主义世界观所俘虏而再也不会从革命观点来看待事物的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反革命和背叛情绪泛滥的时代甚至在那些想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人们中间也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人。

    俄国正处于革命的状态，这是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民即不仅对无产阶级而且对十分之九的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的压迫，已经加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这种加剧了的压迫、饥饿、贫困、无权、对人民的凌辱，又是同俄国生产力的状况，同1905年所唤醒的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的水平，以及同所有邻国即不但同欧洲的而且同亚洲的邻国的现状极不相称。

    但还不止于此。单是压迫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严重，并不总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形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现在我们在俄国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一场政治危机正在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了支持反革命并在这种反革命的基础上取得“和平的发展”，资产阶级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刽子手和农奴主要多少钱，资产阶级便给多少钱，资产阶级辱骂革命，背弃革命，资产阶级舐着普利什凯维奇的皮靴和马尔柯夫第二的鞭子，变成了他们的奴仆，资产阶级创造了种种以“欧洲式的”论据为基础的理论，把1905年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革命骂得狗血喷头，宣布这场革命是罪大恶极的、鼠窃狗盗的、祸国殃民的，如此等等。

    尽管资产阶级这样牺牲自己的钱袋、荣誉和良心，但它自己，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也承认，专制政府和地主已不能保证“和平的发展”，已不能保证“秩序”和“法制”的起码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是不能与德国和新中国一起生存的。

    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形成，而且是这样一种危机，它触动的正是国家制度的基础，而绝不是它的某些部分，触动的是大厦的地基，而不是它的某一附属建筑物、某一层楼房。不管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怎样胡说“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胡说某些政治改革已提到日程上来（只有鼠目寸光的人才不懂得前一点同后一点的密切联系），不管他们讲了多少这种改良主义的废话，情况仍然是：没有一个取消派分子和自由派分子能够指明一条可以摆脱目前状况的改良主义的出路。

    俄国人民群众的现状，由于新的土地政策（农奴主-地主势必抓住这一政策，把它看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的事实，国际条件以及我国已经形成的普遍政治危机的性质，——这些就是由于政府和剥削阶级已不可能通过当前的道路和现有的手段来完成资产阶级变革的任务而在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全部客观条件。

    这就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这就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使我国发生了目前欧洲不可能发生的独特的罢工，在欧洲，任何叛徒都不希望仿效昨日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有明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闪光），而是想因袭今日的“立宪”局面。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革命阶级能够把遭受压迫的消极局面变成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积极局面，那么无论下层遭受压迫还是上层发生危机都不能造成革命，而只能造成国家的腐朽。

    工业无产阶级现在所发挥的作用正是一个真正先进、真正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真正能够拯救俄国免于腐朽的阶级的作用。工业无产阶级用自己革命的罢工来实现的正是这一任务。这些为自由派所仇视和为取消派所不理解的罢工，是（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决议的话来说）“克服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冷漠、绝望情绪和涣散状态，吸引他们参加尽可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77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正在吸引被剥夺了最起码权利并且陷于绝望境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行动。工人阶级教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培养他们从事革命活动，告诉他们出路和生路何在。工人阶级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用实例来教育他们，而且不是用个别英雄的冒险行动作例子，而是用把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作例子来教育他们。

    对于任何一个哪怕只初步懂得社会主义和民主学说的诚实的工人来说，这些思想是多么简单、易懂和亲切！而对于那些背叛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思想又是多么格格不入，他们在取消派报纸上咒骂或者讥笑“地下组织”，使那些幼稚的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似乎他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

    彼得堡无产阶级以及继他们而起的全俄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次又一次清楚地向一切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们表明了当代俄国的革命地下组织的伟大历史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彼得堡的唯一党组织彼得堡委员会，在五一游行示威前夕，象在1月9日前夕，在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前夕，以及在4月4日[142]一样，使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彼得堡委员会的传单一再在各个工厂里出现。

    这些传单是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的。有时候传单的外表并不好看。有些传单，例如举行4月4日游行示威的号召，只是规定游行示威的时间和地点，整张传单只有6行，看样子是在不同的印刷所和用不同的字型秘密地极端匆忙地赶印出来的。我们有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提到“地下组织”的这些工作条件时，总是要恶毒地窃笑或轻蔑地噘着嘴问道：“如果党只是限于地下组织，那么它会有多少党员呢？两三百人吧？”（见叛徒的机关报《光线报》第95号（总第181号）上为谢多夫先生辩护的编辑部的文章，这位谢多夫先生有着充当公开的取消派分子的可悲的勇气。这号《光线报》是在五一游行示威前5天，也就是恰恰在地下组织准备传单的时候出版的！）

    写出了这种可耻的东西的唐恩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不会不知道，早在1903年党内就已有数千无产者，1907年已有15万，而现在则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出版和散发地下组织的传单，他们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下支部的成员。但是取消派先生们知道，他们受到了斯托雷平的“合法性”的保护，他们有关地下组织的无耻谎言以及对地下组织表现出来的那种更加无耻的“丑态”是不会受到合法批驳的。

    请看，这些可怜虫离开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离开整个革命工作有多么远呀！就拿他们为了讨好自由派而显然捏造出来的标准来说吧。我们暂且假定在彼得堡有“两三百个”工人参加准备和散发这些秘密传单的工作。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两三百个”工人是圣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精华，是一些不仅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且真正做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人，一些为此而受到俄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尊敬和珍视的人，一些不是空谈什么“广泛的党”，而是在实际上组成了唯一存在于俄国的地下社会民主党的人，——就是这些人印制和散发秘密传单。《光线报》的取消派分子却在斯托雷平的书报检查官的保护下对这“两三百个”，对“地下组织”，对“夸大”它的意义，等等嗤之以鼻。

    而突然，出现了奇迹！按照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5—7个委员作出的决定，按照“两三百个”人所印制和散发的传单，彼得堡25万人竟万众一心地奋起战斗了。

    这些传单所谈的，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游行示威时发表的革命演说中所谈的并不是“公开的工人政党”，不是“结社自由”和诸如此类的改革（改革不过是自由派用来欺骗人民的幻影）。这些传单和演说中所谈的是革命，说革命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些传单和演说中所谈的是建立共和国，说建立共和国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与自由派关于改革的谎言针锋相对，指出只有变革才能保障自由，指出哪些力量能够自觉地起来为自由而战斗。

    整个200万人口的彼得堡都看到和听到了这些革命号召，这些号召深深地印入每个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心中。整个彼得堡通过一个活生生的群众运动的实例，看到了出路在什么地方，自由派空谈改革的欺骗性在什么地方。数千条工人联络渠道——和数百家不得不哪怕三言两语地报道彼得堡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报纸——把首都无产阶级顽强的罢工斗争的消息传遍了全俄国。这个关于罢工、关于工人的革命要求、关于工人为建立共和国和为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而斗争的消息，也传到了农民群众和农民的军队那里。革命罢工正在缓慢地但却不断地鼓动、唤醒、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革命。

    “两三百个”“地下工作者”表达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利益和需要，告诉他们关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的真情实况，擦亮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到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培养他们对这一斗争的信心，为他们提出正确的口号，帮助这些群众摆脱资产阶级那些冠冕堂皇但是彻头彻尾骗人的改良主义口号的影响。而“二三”十个知识分子取消派分子为了用从国外和从自由派商人那里搞到的金钱来愚弄没有觉悟的工人，正在把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拿到工人中间去传播。

    五月罢工也同1912—1913年所有的革命罢工一样，十分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当前俄国分成的三个政治营垒。一个是刽子手和农奴主、君主政府和暗探局营垒。这个营垒的残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已经无力对付工人群众。一个是资产阶级营垒。整个资产阶级，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十月党人，又是叫嚷又是呻吟，他们号召实行改革，由于他们认为在俄国能够实现改革，他们就自己把自己宣布为“傻瓜”。一个是革命营垒，这是唯一表达被压迫群众利益的营垒。

    这个营垒的全部思想工作和全部政治工作都是由地下的社会民主党进行的，这个党善于按照自己的精神来利用每一个合法的机会，这个党同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谁也不能预言，这个先进阶级能否引导群众达到革命的胜利。但是这个阶级不顾自由派和“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动摇和背叛，还在履行自己引导群众走向这一出路的义务。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民主运动中一切生动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范例并在这一斗争的指引下培育出来的。

    今年的五一游行示威向全世界表明，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沿着自己的革命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离开这条道路便无法拯救奄奄一息的、活活在腐烂的俄国。

    载于1913年6月15日（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96—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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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俄国反动民族主义分子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战胜土耳其之际，于1913年3月17、18和24日（3月30、31日和4月6日）组织的斯拉夫主义游行示威。反动分子力图利用巴尔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为俄国沙皇政府在近东的大国政策服务。——311。
    [141]玩偶小人一词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俄国某县城有一位制造玩偶的能工巧匠，他做的玩偶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能象真人一样串演各种戏剧。这些玩偶小人没有头脑，没有愿望，却能横行霸道，使真正的人听其摆布。作家通过这个故事鞭挞了俄国社会中那种没有灵魂却又作威作福、欺压人民的寄生者。——311。
    [142]指1913年4月4日，在1912年勒拿枪杀工人事件一周年那一天，彼得堡举行的一天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超过85000人。——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