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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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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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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895—1899
CC列宁全集第3卷1895—1899/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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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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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品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1865年的3819公里增长到1890年的29063公里[注：上引《世界经济概述》。在1904年，欧俄（波兰王国、高加索与芬兰也在内）有54878公里，亚俄有8351公里。（第2版注释）]，即增加6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间（1845年为4082公里，1875年为26819公里，增加了5倍），德国则用了较短的时间（1845年为2143公里，1875年为27981公里，增加了11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很大：例如，在1868—1872年这5年中敷设了8806俄里，而在1878—1882年这5年中只敷设了2221俄里。[注：瓦·米海洛夫斯基《俄国铁路网的发展》，1898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第2期。]根据这种变动的幅度，可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时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路建设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半期。从1865年到1875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1500公里，而从1893年到1897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00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1868年为43900万普特；1873年为111700万普特；1881年为253200万普特；1893年为484600万普特；1896年为614500万普特；1904年为1107200万普特。客运增长的速度也很快：1868年为1040万人；1873年为2270万人；1881年为3440万人；1893年为4940万人；1896年为6550万人；1904年为12360万人。[注：《军事统计汇编》第511页。尼·—逊先生《论文集》附录。《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67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3期。1905年的《俄罗斯年准鉴》1906年圣彼得堡版。]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注：《军事统计汇编》第445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42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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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俄内河货运量，1881年为89970万普特；1893年为118150万普特；1896年为155300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18650万卢布、25720万卢布、29000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1868年有汽船51艘，装载量为14300拉斯特[注：拉斯特是俄国在20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5．663立方米，重量约为两吨。——编者注]，又有帆船700艘，装载量为41800拉斯特，而在1896年则有汽船522艘，装载量为161600拉斯特[注：《军事统计汇编》第758页和《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363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30页。]。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1856—1860年这5年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18901艘，装载量为3783000吨；在1886—1890年，平均每年为23201艘（增加23％），装载量为13845000吨（增加266％）。因此，装载量增加2+（2/3）倍。在39年间（从1856年到1894年），装载量增加了4．5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39年间增加了2．4倍（从823艘增加到2789艘），装载量增加了11．1倍（从112800吨增加到1368000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16％（从18284艘增加到21160艘），装载量增加了4．3倍（从3448000吨增加到18267000吨）。[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56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1878年为1300万吨，1881年为860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

    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注：同上，第17页。1904年的《俄罗斯年鉴》1905年圣彼得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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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1860—1863年的11300万卢布（1864—1868年是170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62000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1864—1868年的335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14950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0年版第109表。]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的与工业的）周转额，从1872年的275万卢布（1875年是2180万卢布）增加到1892年的8260万卢布，1903年的1896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127表。]土地抵押贷款从1889年到1894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估价额从139500万卢布增加到182700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79100万卢布增加到104400万卢布。[注：同上。]储金局的业务在80年代与90年代特别发展。1880年，这类储金局有75家，1897年则有4315家（其中有3454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1880年为440万卢布，1897年为27660万卢布。年底存款额，1880年为900万卢布，1897年为49430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的是1891年与1892年这两个荒年（5290万卢布与5050万卢布）以及最近两年（1896年为5160万卢布，1897年为6550万卢布）。[注：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6期。]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1904年，全俄共有储金局6557家，存户为510万，存款总额为110550万卢布。附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机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什么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1904年）与法国（1900年—1901年《劳动局公报》第10号的资料）的这些储金局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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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12类行业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的人，达22850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化，靠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所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生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1）城市的增加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改革后时代欧俄（50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注：1863年的数字，引自《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版第1卷）和《军事统计汇编》。奥伦堡省与乌法省城市人口的数字，是依据城市表改正过的。因此，我国城市人口总计为6105100人，而不是《军事统计汇编》所说的6087100人。1885年的资料，引自《1884—1885年度俄国资料汇集》。1897年的数字，引自1897年1月28日的人口调查（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和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和第2编）。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城市的常住人口为11830500人，即12．55％。我们采取的是城市现有人口。应该指出：不能担保1863、1885、1897各年资料是完全同类的和可比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比较最一般的关系并把大城市的资料划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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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注：“具有农业性质的城市居民点的数目极少，而这些地方的居民数目，与市民总数比起来是非常小的。”（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话，见《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2卷第126页）]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增长快1倍：从1863年到1897年，全部人口增加了53．3％，农村人口增加了48．5％，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97％。在11年（1885—1897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计算是250万人[注：1897年6月《新言论》第113页。]，这就是说，每年有20万人以上。

    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快得多。居民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1863年到189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13个到44个）。在1863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约27％（610万中的170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1885年，则约有41％（990万中的410万）[注：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开列了一个表（上引书第140页），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在1885年，85．6％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到20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占市民总数的38％；12．4％的城市（660个当中的82个），其居民皆不到2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只占市民总数的1．1％（9962000人当中的110000人）。]，而在1897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大约53％（1200万中的640万）。因此，在60年代，城市人口的性质主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19世纪90年代，大城市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14个在1863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430万，即增加了153％，而全部城市人口只增加了97％。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国内移民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第1章第2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而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域去。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的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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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话。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1）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新的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60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象巨流般地向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掩盖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人口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50个省分成几个类别。我们举出1863年和1897年欧俄9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资料。[注：见本卷第519页。——编者注]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3个地区的资料：（1）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11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省）[注：把我们所举出的非农业省同两个首都省列为一类是正确的，两个首都的人口主要由这些省的移民来补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1890年12月15日圣彼得堡人口调查，该地共有726000农民与小市民；其中有544000（即3/4）是我们列为第一个地区的11个省的农民与小市民。]。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2）中部农业地区（第3类的13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到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3）农业边疆地区（第4类的9个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33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14．1％增长到21．1％。农村人口的增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105％与97％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象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象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1885年到1897年，从这里移出约3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1/10强。[注：上引著作第109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110—111页）]

    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11．2％增加到13．3％，即100与118之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9．94％增加到12．76％，即100与128之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均数高得多（130％与97％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87％，而俄国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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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数则为48．5％。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盖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1897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仍然与1863年一样（19.6％），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至降低了（从25．9％降到25．4％），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的增长稍微慢一些（增加131％与135％，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141％）。因此，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的更大的增长。

    （3）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并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二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注：见上面第7章第8节和第7章附录三。]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内特别多。[注：关于科尔萨克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可参看沃尔金先生正确的评论。（上引书第215—216页）]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9个工业省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1863年为7．3％，在1897年为8．6％。问题在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工业村。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的“城市”中间，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3000、2000、甚至1000的，而许多“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2000、3000或5000。《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的编者说得对（第2编第191页），在改革后时代，“城市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姆两省，1863年为3．2％，1897年为4．7％，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市人口为6400人（1897年），但是根据1888—1891年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的居民为84700人，其中有56000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只有5600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据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65000人是无土地的，81000人则只有割草场。这就是说，单是这两个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市人口还要多（1897年为195600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它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站附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6章第2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和城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率通常比较高。[注：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是陈旧的）资料看出来：欧俄25个省在60年代居民超过2000的村有1334个。其中有108个村，其居民为5000—10000人，有6个村，其居民为10000—15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为15000—20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超过20000人。（第169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小城市与周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承认了这点，抛开了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1893年蒂宾根版第296—297页和第303—304页）俄国的统计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536页和第474页），列入城市的是居民超过2000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工厂村等等。因此，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城市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汇集》提供了关于该省8个县村庄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市为8个，人口为56149人（1897年）。而在村庄中，有4个村庄很突出，它们共有9376户，居民达53732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些村庄中有商店240家，工业企业404个。总户数中有60％完全不种地，有21％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71％既无役畜又无农具，有63％全年购买粮食，有86％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口列入工商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因为在这8个县中，共有21956户完全不种地。反正，在我们所举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中的少。

    （4）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注：尼·—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149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认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吗？〉，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差不多”，瓦·沃·先生！]城市所提供的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8．3％和12．8％之比）。但是，该省1896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1491600个月；以12来除，得出外出人口为124300人，即“约占总人口的11％”（上引书第46页）！把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1897年为97900人）上去，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1897年特维尔省统计年鉴》。日班科夫《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1896年斯摩棱斯克版。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年普斯科夫版。莫斯科省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马省只有各县的资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家的有68．7％；秋冬两季离家的有12．6％；春夏两季离家的有18．7％。必须指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于身分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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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注：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年卡卢加版第2篇第18页。]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第21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的情形。（第28、48、149、150、166页及其他各页）[注：“外出做零工……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村社土地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象西欧那样容易地转变为市民……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系，但就其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一种负担。”（1896年《俄国思想》第11期第227页）这说得很对，但是对于一个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张农民离开村社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为了比较，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出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这些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也依然保存着”（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45页）。保存小资产阶级的希望，事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工具”，那么欧洲的经验以及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系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更加适用得多。同一个日班科夫先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些“森林”县份定居的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

    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工的工人人数不下500—600万。实际上，在1884年，欧俄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467万张[注：列·韦辛《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1886年第7期和1887年第2期。]，而身分证收入从1884年到1894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330万卢布增加到450万卢布）。在1897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9495700张（其中欧俄50个省占9333200张）。在1898年，为8259900张（欧俄占7809600张）。[注：《1897—1898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1900年圣彼得堡版，无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630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3章第9节第174页）[注：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11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200万对170万）。现在我们可以添上6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1287800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1298600张。[注：这6个省份是：莫斯科（1885年的旧资料）、特维尔（1896年）、科斯特罗马（1892年）、斯摩棱斯克（1895年）、卡卢加（1895年）与普斯科夫（1896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这样，在欧俄17个省（11个黑土地带省和6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有300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90年代，这17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330万张。在1891年，这17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52．2％。因此，外出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600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500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能的”。[注：1896年7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20个省126个县的资料。]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16页）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注：参看上面第174页（参看本卷第209—210页。——编者注）脚注。]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1862—1863年度“各种捐税”收入分布（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注：《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00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我们拿11个非农业省来看，——我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2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1885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18．7％（1897年占18．3％），而身分证收入在1885年却占42．9％（1891年占40．7％）。[注：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1884—1885年度和1896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1885年，身分证收入在欧俄每1000居民为37卢布，而在11个非农业省份每1000居民则为86卢布。]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38个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90％）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注：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得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图拉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的意义夸大了。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3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11章。《1895年图拉省省志》第6篇第10页：外出做零工者人数为188000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50000剩余工人！——其中北部6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107000外出做零工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7县的外出者大部分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8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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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厉害些……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1886年《事业》第7期第134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50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1884年未列入的12个省也按这三类区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北部各省，共9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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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6章第639页）说明，1898年身分证发出数目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各省的人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是第三类，减得最多的是第一类。1897年与1898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2版注释）]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至少有300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增长。身分证收入从1868年的210万卢布（1866年为175万卢布），增加到1893—1894年度的450万卢布，即增加1倍多。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1877年至1885年增加了20％（男的）与53％（女的）；在特维尔省从1893年至1896年增加了5．6％；在卡卢加省从1885年至1895年增加了23％（而外出的月数增加了26％）；在斯摩棱斯克省从1875年的100000增加到1885年的117000，1895年增加到140000；在普斯科夫省从1865—1875年的11716增加到1876年的14944，1896年增加到43765（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1868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每100男子中占23．8，每100妇女中占0．85，而在1880年则占33．1与2．2，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注：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6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55．9％；在工厂县份为34．9％；在定居（森林）县份为25．8％；识字妇女分别为3．5％，2．0％，1．3％；学生分别为1．44％，1．43％，1．07％。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圣彼得堡读书的。]及觉悟[注：“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34页），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象在“文化很低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中那样厉害。]，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注：“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39页。参看《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8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宅、衣服、一切习惯、娱乐，与其说象农民生活，不如说象市民生活。”（《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3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第67—68页）。]。“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注：《农妇国》第26—27页和第15页。]“一切乡村居民都被叫作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注：《农妇国》第27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18页）。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注：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对于衣着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同上，第58页）。]……“人民中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就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89—190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楚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庭；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注：同上，第88页。]“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罕见的事情……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来。”[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42页。]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注：参看第4章第4节（参看本卷第238—239页。——编者注）。]下面是卡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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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1）外出做零工对农业生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2）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力量。”[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2篇第48页。]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100名工人中有60人以上外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资为69卢布或123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40—6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64卢布或125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不到4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59卢布或116普特黑麦。[注：同上，第1篇第27页。]在这几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58％—42％—35％。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很多通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的发展（茶、印花布、靴、钟表等等），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影响”[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41页。]。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很缺少，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做工或在那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民，他们出卖鸡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其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想多拿钱不干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大家都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注：同上，第4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种对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称之为民粹派的评价。例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过剩的工人，而是由外来的农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利的”。[注：《农妇国》第39页和第8页。“这些真正的〈外来的〉农民，是否会以其富裕的生活状况，给与那些不是视土地而是视外出谋生为其生活基础的本地居民以清醒的影响呢？”（第40页）作者叹息道：“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相反影响的例子。”这个例子如下。沃洛格达人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富裕”。“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个人，既然他家里很富裕，为什么还把儿子送到圣彼得堡去？我得到的回答是：‘事情是这样，我们并不穷，但是我们这里很土气，他学别人的样，自己也想去受教育，其实他在我们家里已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第25页）可怜的民粹派呵！甚至富裕的购买土地的农夫-庄稼汉的例子，也不能使那个青年“清醒过来”，他竟要去“受教育”，以逃开“保证其生活的份地”，这怎能不令人伤心呢！]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多低级的文明习惯，尚奢侈和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钱”[注：《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3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在这种奢侈等等上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38页。]。赫尔岑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荒淫”等等。[注：1887年《俄国思想》（不是《俄罗斯通报》，而是《俄国思想》）第9期第163页。]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外出谋生的需要”。[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业人口的居民证》第7页。]卡雷舍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注：1896年《俄国财富》第7期第18页。这样，“最主要的”需要应由份地去满足，而其余的需要，显然应由从“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的“乡村”中所得到的“当地工资”来满足！]

    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社的自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的自由！

    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三  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差不多具有最大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只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这个趋势在改革后的俄国是怎样表现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详细地考察过了，现在应当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首先把前几章所引证的劳动力出卖者人数的资料计算在一起，然后（在下一节）再叙述劳动力购买者的总数。

    全国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出卖者。据计算，这种人口约有1550万成年男工。[注：《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1894年大臣委员会办公厅出版）的数字，为15546618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得到的：假设城市人口等于不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成年男性农民人口减少了7％（4．5％服兵役，2．5％在村社中服务）。]第2章中曾经指出，下等农户无非是农村无产阶级；同时曾经指出（第122页脚注[注：参看本卷第150页。——编者注]），这种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将在下面加以考察。现在把前面列举的各类雇佣工人作一总计：（1）农业雇佣工人，其数目约为350万人（欧俄）。（2）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铁路工人，约为150万人。总计职业雇佣工人共500万人。其次，（3）建筑工人，约为100万人。（4）从事木材业（伐木、木材初步加工、运木等等）、挖土、修筑铁路、装卸货物以及工业中心的各种“粗”活的工人。这些工人约为200万人。[注：我们在上面看见，单是木材工人就有200万。从事上述后两种工作的工人人数，应当大于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总数，因为一部分建筑工人、小工、特别是木材工人，是本地工人，而不是外来工人。我们看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工人人数不下300万人。]（5）被资本家所雇用在家中工作的以及在未列入“工厂工业”的加工工业中做雇佣工作的工人，其人数约为200万。

    总计——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除去其中大约1/4的女工与童工[注：我们看见，在工厂工业中，妇女与儿童占工人总数1/4强。在采矿工业、建筑业与木材业等等中，妇女与儿童是很少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中，妇女与儿童大概比男子多些。]，还有750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即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左右。[注：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决不奢望这些数字得到统计上的确切证明。我们只想大概表明一下雇佣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雇佣劳动者人数的众多。]在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中，有一部分已完全与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里包括绝大多数的工厂工人（无疑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矿业工人与铁路工人），其次包括一部分建筑工人、船舶工人与小工；最后，还包括不小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为资本家进行家庭劳动的非农业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一部分雇佣工人尚未与土地断绝关系，他们的支出一部分是以他们在很小一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来抵补，因而他们形成了我们在第2章中极力详述过的那一类有份地的雇佣工人。前面的叙述已经指出，所有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主要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出现的，现在还继续迅速地增长着。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工人后备军人员）问题上的意义。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雇佣工人总数的资料，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民粹派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错误。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评论集》第38—4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46—151页。——编者注]）已经指出的，这种错误在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尼·—逊先生及其他人）大谈资本主义使工人“游离出来”，但不想研究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具体形式；其次，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大批后备工人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他们凭着对“工厂”工人人数发表几句抱怨的话和进行一些奇怪的算法[注：我们回忆一下尼·—逊先生关于“一小撮”工人的议论以及瓦·沃·先生下面这种真正古典的算法（《理论经济学概论》第131页）。在欧俄50个省中，计有属于农民等级的成年男工15547000人，其中“被资本所联合起来的”为1020000人（工厂工业中的863000人及铁路工人160000人）。其余的是“农业人口”。在“加工工业完全资本主义化”之下，“资本主义工厂工业”雇用了两倍的人手（不是7．6％，而是13．3％；其余的86．7％的人口“则依然耕种土地，将在半年内没有工作”）。看来，注解只能削弱经济科学与经济统计的这个出色例子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变成了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错误、无根据等等的论据。事实上，如果对小生产者的剥夺没有造成千百万的雇佣工人群众，使他们随时准备一有号召就去满足企业主在农业、木材业与建筑业、商业、加工工业、采矿工业、运输工业等等中最大限度的需求，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发展到目前的高度，而且连一年也不能存在。我们说最大限度的需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跳跃式地发展，因而需要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人数，应当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我们刚才计算了各类雇佣工人的总数，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想说资本主义能够经常雇用这全部工人。不管我们拿哪类雇佣工人来看，这是经常的雇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千百万流动的与定居的工人中间，有一部分经常留在失业后备军内，这种后备军在危机年代，或在某一区域某种工业衰落的情况下，或在排挤工人的机器生产特别迅速地扩展的情况下，达到很大的数量；有时候则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往往引起个别年份国内个别区域的个别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抱怨工人“缺乏”。由于完全没有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即使大致算出通常年份的失业人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数目应当是很大的，不论是上面多次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所肯定的下等农户家庭收支中的通常亏空，都证明了这一点。被驱入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农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至于谈到雇佣劳动形式，那么它们在各方面都还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和设施所缠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忽视这种多样性，将是重大的错误。谁要象瓦·沃·先生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容纳100万—150万工人的角落而不超出这个角落”[注：1896年《新言论》第6期第21页。]，他就会陷入这种错误。这里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是大机器工业。但是，在这里把这150万工人圈定在一个特别的似乎与雇佣劳动其他领域没有任何联系的“角落”里，这是多么随心所欲和多么不合情理呵！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为了说明这种联系，只须举出现代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就够了。第一，货币经济是这种制度的基础。“货币权力”充分表现在工业中与农业中，城市中与乡村中，但是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它才得到充分发展，完全排挤了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集中于少数大机关（银行），直接与社会大生产发生联系。第二，劳动力的买卖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即使拿农业中或工业中的最小的生产者来看，你就会看到，那种既不受人雇又不雇人的生产者是例外的情况。但是，这些关系也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与以前的经济形式完全分离。因此，某一位民粹派认为极小的“角落”，实际上体现着现代社会关系的精髓，而这个“角落”的人口即无产阶级，才真正是全部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前卫和先锋。[注：如果作相应的改变，那就可以说，大机器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其余的雇佣工人的关系，就象维伯夫妇所说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与非工联主义者的关系一样。“工联主义者约占全部人口4％……据工联计算，在自己队伍中以体力劳动为生的成年男工占20％左右。”但是“工联的成员……照例总是每一部门的一批最优秀的工人。因此，他们对其余工人群众的道德和精神的影响，是同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相比的。”（悉·维伯和比·维伯《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1895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363、365、381页）]因此，只有从这个“角落”中所形成的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整个现代经济制度，才有可能认识清楚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从而考察这种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相反，谁要撇开这一“角落”而从宗法式小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那么历史进程就会把他或者变为天真的梦想家，或者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大地主的思想家。

    四  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为了总括上面叙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引证的资料，我们只谈欧俄工人流动的情况。以业主陈述为基础的农业司出版物[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5编，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谢·亚·柯罗连科编，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和农村工业司出版。]，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工人流动的情况，使人对劳动力国内市场如何形成有一个总的认识；我们在利用这一出版物的材料时，只是力求把农业工人的流动与非农业工人的流动加以区别，虽然该出版物所附的表明工人流动的地图上并未作出这种区别。

    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2）从北部黑土地带省份移到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3章第9节和第10节）[注：参看本卷第207页和212页。——编者注]。（3）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4章第4节）[注：同上，第238—239页。——编者注    ]。（4）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首都省与工业省）。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主要从非农业省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储筚城市。（2）从上述地区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极不发达；在人口移入的区域，各种工作的工资都增高了，货币工资对工资总额的比例也增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中。（3）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高了，即货币经济由于排挤自然经济而得到加强。人口移入最多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a）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和工资最高）的区域与人口移出（和工资最低）的区域之间的中间（b）南部矿业地区；（c）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天、里区域，则表现出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工人相互代替的现象：工人移出加等等）；（d）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e）乌的数目过多，以致移出的地区发生工人不足的情况，因而从更“低拉尔矿业区；（f）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g）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h）铁路工作等等部门。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28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它们分为6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注：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许犹太居住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这些区域（第1类——第6类）包括下列各省：（1）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顿河；（2）赫尔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萨马拉、萨拉托夫与奥伦堡；（3）辛比尔斯克、沃罗涅日与哈尔科夫；（4）喀山、奔萨、坦波夫、梁赞、图拉、奥廖尔与库尔斯克；（5）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卡卢加、科斯特罗马、特维尔与下诺夫哥罗德；（6）圣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与弗拉基米尔。]：     
    {第八章国内市场的形成11.gif}

    这个表向我们明显地指出了那个建立劳动力国内市场、从而也建立资本主义从机时也建立资本主我国内市场的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两个主区域，吸引了大量工人。这两个区域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区域（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首都省与工业省）。在人口外移的区域，在中部各农业省，工资是最低的，这些省份不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极不发达[注：于是，农民就大批地离开宗法式经济关系最厉害的、工役制及原始工业形式经济关系最厉害的、工役制及原始工业形式保存最多的区域，跑到“基础”完全瓦解了的地区去。他们逃离“人民生产”，不听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那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呼声。在这一片呼声中，听得最清楚的有两种声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音：“束缚得太少呀！”——这是黑帮分子索巴开维奇[100]的恫吓的叫声：“没有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充分保证份地”，——立宪民主党人马尼洛夫客气地纠正他说。]；在人口移入的区域，各种工作的工资都增高了，贷币工资对工资总额的比例也增高了，即货币经济由于排挤自然经济而得到加强。人口移入最多（和工资最高）的区域则表现出上面已经指出的地区发生工人不足的情况，因而从更“低廉”的省份吸收外来工人。

    实际上，我们表中所表明的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人口的工业化）和工商业农业即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工业化）这两个方面的过程，把上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市场形成问题的全部叙述总括起来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与工业中的平行发展[注：理论经济学早已确定了这个简单的真理。马克思更不用说了，他曾经直接指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是建立“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过程（《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页。——编者注），第24章第5节）；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本性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1章和第3篇第4章中，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最显著的特点，指出这一过程与城市增长和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是由于一方面形成了农业企业主与工业企业主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雇佣工人阶级。工人流动的主要潮流表明了这种过程的形式在农民经济中与在地主经济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商业性农业的不相同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各不相同的，等等。

    这一过程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者歪曲和混淆到什么程度，这在尼·—逊先生所著《论文集》第2篇第6节里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一节有这样一个特出的标题：《社会生产力的再分配对于农业人口的经济地位的影响》。请看尼·—逊先生是怎样设想这种“再分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提高，都使相应数量的工人被‘游离’出来，他们被迫去另谋生计；然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这种‘游离’遍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些工人除了转向他们暂时还未失掉的生产工具，即转向土地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第126页）“我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力量投在土地上。他们失去工厂中的工作或被迫抛弃其家庭副业时，除了加紧耕种土地之外，看不到其他的出路。一切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都肯定了耕地扩大的事实……”（第128页）

    你们瞧，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十分特别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而且是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家难以想象的。尼·—逊先生的资本主义不使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业，也不把农民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把工人从工业“游离”出来，而且“他们”只得转向土地，因为“我国农民并未失掉土地”！！这种“理论”在诗意的混乱中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过程独创地“再分配”了一下，而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前面叙述中所详细分析过的一般民粹派的笨拙方法：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忽视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拿“人民”“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分离的童话，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各种循序出现的形式与各种表现的分析。

    五  边疆地区的意义。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

    在第1章中已经指出了把资本主义国外市场问题同产品的实现问题联在一起的理论的错误。（第25页[注：参看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及以下各页）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而是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够在不变的条件下以原有的规模重复同样的生产过程（如象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它必然会引起生产的无限制的增长，而超过原有经济单位的旧的狭隘的界限。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超过其他生产部门，力求越出旧的经济关系区域的界限。例如，我们拿改革后时代初期的纺织工业来看。这种工业在资本主义关系上有相当高度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开始过渡到工厂），完全占领了俄国中部的市场。但是如此迅速增长的大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于以前的市场范围；它们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到移居新罗西亚、伏尔加左岸东南地区、北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等地的新的人口中间给自己寻找市场。大工厂力求超出旧市场的界限，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旧市场的区域内，更大数量的纺织工业产品一般说来就不能消费了呢？这是否意味着，例如，工业省份与中部农业省份一般说来就不能吸收更大数量的工厂产品了呢？不是的。我们知道，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的增长以及工业人口的增加，过去和现在都继续扩大这个旧区域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市场的这种扩大却被许多情况（主要是还保留了阻止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旧制度）所阻止。厂主当然不会等待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上赶上纺织工业。厂主是立即需要市场的，如果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落后使旧区域内的市场缩小，那么他们将在其他区域、其他国家或老国家的移民区内去寻找市场。

    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移民区呢？上面已经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如下：（1）移民容易获得的未被占据的闲地的存在；（2）业已形成的世界分工即世界市场的存在，因而移民区可以专门从事农产品的大宗生产，用以交换现成的工业品，即“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见上面第4章第2节第189页脚注[注：见本卷第227页。——编者注]）。在改革后时代住满了人的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正是具有这两个特点，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来，它们是欧俄中部的移民区，——这一点已经在别一地方讲过了。[注：“……完全由于它们，由于这些人民生产形式，而且以它们为基础，全部南俄才开发出来并且住上了人。”（尼·—逊先生《论文集》第284页）“人民生产形式”这一概念是多么广泛与丰富呵！它包括了一切应有尽有的东西：宗法式的农业，工役制，原始的手艺，小商品生产，我们在上面关于塔夫利达省和萨马拉省的资料中看见过的（第2章）农民村社内部的典型资本主义关系，以及其他等等。]移民区这个概念更可以应用于其他边疆地区，例如高加索。俄罗斯在经济上“征服”这个地方，比政治上要迟得多，直到现在这种经济上的征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改革后时代，一方面对高加索进行大力开发[注：参看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上彼·谢苗诺夫先生的文章和1897年6月《新言论》上瓦·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移民广泛开垦土地（特别在北高加索），为出售而生产小麦、烟草等等，并从俄罗斯吸引了大批农村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几百年的当地“手工业”遭到排挤，这些当地“手工业”在输入的莫斯科工厂产品的竞争下日益衰落。古老的兵器制造业，在输入的图拉的和比利时的制品的竞争下衰落了，手工制铁业在输入的俄罗斯产品的竞争下衰落了，而对铜、金银、陶土、油脂和碱、皮革等等的手工加工业，也都是如此[注：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2卷中К．哈季索夫的文章和《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中П．奥斯特里亚科夫的文章。]；所有这些产品，俄罗斯工厂都生产得便宜些，它们把自己的产品运到高加索去。角骨杯制造业，由于格鲁吉亚封建制度及其传统性宴会的没落而衰落了。软帽业也因为欧洲式服装代替亚洲式服装而衰落了。装当地酒的皮囊与酒罐制造业也衰落了，因为当地所产的酒首次拿去出卖（使酒桶业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市场。这样，俄国资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世界商品流通之中，消灭了它的地方特点——昔日宗法式闭塞状态的残余，——为自己的工厂建立了市场。在改革后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隔绝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地方，而库庞先生[101]也就无情地把自豪的山民们富有诗意的民族服装脱去，给他们穿上欧洲仆役的制服了（格·乌斯宾斯基）。与高加索的加紧开发及其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过程并行的，还有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业人口的增长掩盖了）。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从1863年的35万人增加到1897年的90万人左右（高加索全部人口从1851年到1897年增加了95％）。至于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过去和现在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这点我们就无须赘述了。

    这样，自然也就发生一个问题：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采用国家的政治界限，那是太机械的解决办法，而且这是否是解决办法呢？如果中亚细亚是国内市场，波斯是国外市场，那么把希瓦与布哈拉归在哪一类呢？如果西伯利亚是国内市场，中国是国外市场，那么把满洲归在哪一类呢？这类问题是没有重要意义的。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在改革后的俄国已经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并且继续表现出来。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深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差不多只叙述这个过程的前一方面，因此我们认为特别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对开发边疆地区与扩大俄国领土的过程进行稍微充分的研究，就需要有专门的著作。我们在这里只须指出，由于俄国边疆地区有大量空闲的可供开垦的土地，俄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特别有利的情况。[注：正文中指出的情况也有另外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为人久居的旧领土内向深度的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开发而受到阻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以及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解决，由于资本主义能容易地向广度发展而暂时延缓。例如，最先进的工业形式与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无疑是一种矛盾。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在改革后初期所占领的领土界限以外没有地方可以扩张，那么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农村生活古老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等等）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一定会迅速导致这些制度的完全废除，导致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扫清。但是，在被开发的边疆地区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对于厂主），出外到新土地上去的可能（对于农民），削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并延缓了它的解决。不用说，资本主义增长的这种延缓，等于是为它在最近的将来有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作准备。]不必说亚俄，就是在欧俄也有这样的边疆地区，它们由于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在经济方面同情罗斯中部的联系还极端薄弱。例如，拿“遥远的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来看，该省辽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没有怎样开发。当地主要产品之一木材，直到最近主要是输往英国。因此，从这方面说来，欧俄的这一区域就成为英国的国外市场，而不是俄国的国内市场。过去俄国企业家当然嫉妒英国人，现在铁路敷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兴高采烈起来，预见到“边疆地区各种工业部门中的精神振奋与企业家的活动了”[注：《俄国的生产力》第20编第12页。]。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对著作界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总结。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阶段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的毛病，他们掩盖农民的分化、我国农业演进的资本主义性质、具有份地的农村雇佣工人与手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掩盖资本主义最低级最恶劣的形式在著名的“手工”工业中完全占优势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但这两个事实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大机器工业时代才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以前，还保持着手工生产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改革后的时代，在这方面与以前各个俄国历史时代截然不同。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这种改革的过程，根据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与不合比例来进行：繁荣时期被危机时期所代替，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另一工业部门的衰落，农业的进步在一个区域包括农业的一方面，在另一区域则包括农业的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增长，等等。民粹派著作家的许多错误，都来源于他们企图证明这种不合比例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不是发展。[注：“我们看一看……即使我们把英国沉入海底并取其地位而代之，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尼·—逊先生《论文集》第210页）英国和美国的棉纺织工业，满足了世界消费的2/3，其所雇用的工人仅有60余万。“由此可见，即使我们获得了最大一部分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也还不能够使用它现在正不断使之丧失职业的全部劳动力。事实上，与几百万整月整月坐着没有事干的农民比较起来，英国和美国的区区60万工人又算得了什么呢。”（第211页）

    “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以前，纺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人口的离开农业而转入工业，“成百万农民的”转入建筑业、木材业及其他各种非农业的雇佣劳动，大批人口的迁移到边疆地区，以及这些边疆地区的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不再有这类事情了！]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特点，是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个人消费的增长。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个现象在农业与工业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实现的一般规律所产生的，是与这个社会的对抗性质完全适应的。[注：对生产资料的意义的忽视和对“统计”缺乏分析的态度，使尼·—逊先生作出下述经不住任何批判的论断：“……在加工工业部门中，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新的价值，最多不会超过4—5亿卢布。”（《论文集》第328页）尼·—逊先生以三分税和摊派税的资料作为这个计算的根据，没有想一想这类资料能否包括“加工工业部门中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此外，他采用了未包括（根据他自己的话）采矿工业的资料，并且只把额外价值与可变资本算作“新价值”。我们的理论家忘记了，在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中，不变资本对于社会也是新价值，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采矿工业、建筑业、木材业、铁路建筑等等）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进行交换。如果尼·—逊先生不把“工厂”工人人数与加工工业中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混淆起来，那么他就会容易看出自己计算的错误。]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社会化，表现在下列过程中。第一，商品生产的增长本身破坏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并把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结合成为世界市场）。为自己的生产变成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愈高度发展，生产的这种集体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就愈剧烈。第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和工业中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以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这是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特点的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但决非唯一的表现。第三，资本主义排挤人身依附形式，它们是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显著，因为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在我国不仅曾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继续存在）于农业中，并且还存在于加工工业（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采矿工业及渔业中[注：例如，在俄国渔业主要中心之一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古老的”与真正“万古神圣的”经济关系形式，就是在17世纪已经完全形成而直到最近差不多没有改变的“分成制”[102]。“分成制渔工同其主人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捕鱼的时候；相反，这些关系包括了分成制渔工的一生，他们终身在经济上依附自己的主人。”（《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4年圣彼得堡版第2编第33页）幸而资本主义在这个部门中大概“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抱着轻蔑的态度”。“垄断……正被使用自由雇佣工人捕鱼的资本主义组织所代替。”（《俄国的生产力》第5编第2—4页）]等等。与依附的或被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比起来，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是一种进步的现象。第四，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是以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所不需要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下也不可能有较大的规模。第五，资本主义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例（在农业中最落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形式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增加大工业中心数目。第六，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居民对联盟、联合的需要，并使这些联合具有一种与以前的各种联合不同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破坏中世纪社会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盟，造成剧烈的竞争，同时使整个社会分裂为几个在生产中占着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大集团，大大促进了每个这样的集团内部的联合。[注： 参看《评论集》第91页脚注85；第19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68页和第330—332页。——编者注）]第七，上述一切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旧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经济发展的跳跃性，生产方式的急剧改革及生产的高度集中，人身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人口的流动，大工业中心的影响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生产者性格的深刻改变，而俄国调查者们有关这方面的观察，我们已经指出过了。

    我们再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我们曾经不断同这一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现在可以把我们与他们的意见分歧的原因概述如下。第一，民粹派对正在俄国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关系结构的观念，我们不能不认为是绝对错误的，而且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忽视农民经济（不论是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矛盾。其次，至于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快慢的问题，那么这完全要看把这种发展同什么东西相比较。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1页。——编者注]。最后，我们与民粹派的意见分歧的最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观点的不同。在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结论；他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作是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创造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看作是利益不同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如果本书作者能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材料，那么他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劳动不是白费的了。
    1899年3月底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第1—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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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粗暴蛮横，厚颜无耻，嗜财如命，是愚蠢贪婪的农奴主的典型。——542。

    [101]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546。

    [102]分成制是俄国北方捕捉海兽和鱼类的劳动组合中的经济关系形式。在这种劳动组合里，生产工具属于主人，工人对主人处于依附地位。主人通常分得捕获物的2/3，而工人们只能分得1/3，并且还不得不把自己这一份低价让给主人，由主人用生活用品抵偿。——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