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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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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0.11-1911.11
CC列宁全集第20卷1910.11-1911.11/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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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茲哥耶夫

    （1911年2月26日〔3月11日〕）

    据莫斯科某家报纸计算拥有5亿卢布资本的莫斯科66个工业家，发表了一项声明[88]，从而引起各种刊物发表了许多极有价值、极有特色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非常鲜明地阐述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外，还在有关俄国20世纪整个演进的许多基本的原则的问题上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材料。

    缅施科夫先生在《新时报》上叙述右派政党和政府的观点时写道：

    “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莫罗佐夫之流等所有这些人，怎么不懂得，一旦发生革命，他们都要被绞死，至少也要变成穷人？”据缅施科夫先生说（《新时报》第12549号），“这句有力的话”，他“是从一个极其革命的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的信中”引来的。他自己还补充说，“尽管1905年提出了严厉警告，俄国的上层阶级，包括商人在内，还是十分不了解日益逼近的灾难”。“是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莫罗佐夫之流等先生们！尽管你们对革命卖弄风情，尽管你们有你们急于得到的自由派的一切证书，但正是你们将首先成为酝酿中的革命的牺牲品。你们将被首批绞死——这不是因为你们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你们自认为的美德——只是因为你们拥有你们所夸耀的5亿卢布。”“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贵族、官吏和商人，带着自己的封号、官衔和资本，无忧无虑地走向革命深渊的边缘。”“待到煽动暴动的自由派被拖上绞架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旧政权对他们多么温和，多么彬彬有礼地倾听了他们的呼声，多么体贴他们，很少宣称要他们空洞的脑袋。让他们到那个倒霉的时刻，把激进制度的善行同旧的宗法制度作番比较吧。”

    这就是政府非正式的半官方刊物2月17日发表的议论；同一天，正式的半官方刊物《俄国报》在《莫斯科呼声报》的协助下，竭力证明66个工业家的“狂言”“不能算是莫斯科商界舆论的反映”。《俄国报》写道：“贵族代表大会是一个组织，而66个商人不是一个组织，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以个人身分进行活动的。”

    两种半官方刊物同时存在是麻烦的！一个揍另一个。一个证明说，66个商人的“狂言”不能看作哪怕是莫斯科商界舆论的反映。另一个证明说，“狂言”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不仅是莫斯科的、不仅是商界的、而且是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舆论的反映。缅施科夫先生代表“旧政权”提醒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说：我们不正是为你们着想吗？

    在19世纪的欧洲，大概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权”以及贵族和反动政论界不是成百次向自由派资产阶级发出这种“不要进行煽动”的号召的……可是，这种号召始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尽管“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仅不想“进行煽动”，相反，他们也象66个商人谴责罢工一样，积极地认真地反对“煽动者”。整个社会生活条件使得这个或那个阶级感到处境不堪忍受并且谈论这种处境，既然问题涉及这整个社会生活条件，那么，不论是谴责还是号召，都是软弱无力的。缅施科夫先生正确地反映出政府和贵族的利益和观点，用革命来吓唬自由派资产阶级，责备他们轻率从事。66个商人正确地反映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责备政府，谴责“罢工者”。但是，相互指责只是一种标志，它确凿地证明了“机械论的”重大“缺点”，证明了尽管“旧政权”打算竭力满足资产阶级，迎合它，使它在杜马中占有很有权势的位置，尽管资产阶级强烈地真诚地希望安定平稳、和睦相处、互相谅解、彼此协调，但总是“协调”不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事情的基本轮廓，而相互指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格罗莫博伊先生在《莫斯科呼声报》上向“政府”提出了必要的警告（2月17日第38号《必要的警告》一文）。他写道：“‘坚固的’政权的任何表现，任何意志冲动，只要不同旷日持久的改革携手前进，就不会使祖国得到安宁。”（格罗莫博伊先生写得不大通顺，但他的话意思还是十分清楚的。）“而旷日持久的危机所带来的混乱状态，不能说成是不支付期票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十月党大商人的政论家先生，这种比拟是不妥当的：第一，这种期票没有签字；第二，即使已经签字，你能起诉的那个商业法庭在哪里？充当法警和其他能够执行追偿的人是谁？格罗莫博伊先生，只要你仔细考虑一下，你就会看到，不仅十月党，就连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也都是开空头支票的党。）“在这种情况下，混乱状态只会加剧……继学潮以后将会发生许多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调转船头，你们就会看到行驶过的路程。”“依靠弱者的打算落空了，依靠强者的打算也会落空的。政权什么也拿不出来。不论进行怎样的选举，政权指望安宁的打算，都会变成泡影。”（格罗莫博伊先生指的是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如果反对派的商队开始穿过只是萦绕着政权迷雾的峭壁，如果政权屏弃温和分子而陷于孤立，选举就会使它遭到惨败，整个制度就会由于不是合法制度而发生动摇。”

    缅施科夫责备资产阶级“煽动”“革命”，资产阶级又责备缅施科夫之流“加剧了混乱状态”。“这是一个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

    叛徒伊茲哥耶夫在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上企图就这个问题作出一些社会学的结论，却没有认识到由立宪民主党人，特别由叛徒来谈这个问题是多么不慎重。他在《对比》（2月14日）一文中，把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同66个莫斯科商人的声明作了一番比较。他写道：“贵族联合会降到了普利什凯维奇的水平，莫斯科工业家开始用国家的口吻讲话了。”伊茲哥耶夫先生接着写道，在过去，“贵族在文化上给了人民很大帮助”，但“从事文化工作的只是少数，多数对人民进行了迫害”。“但是一般说来，历史规律就是这样：从事进步活动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

    “一般说来，历史规律就是这样”，——妙极了。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语报》通过伊茲哥耶夫先生之口发表的言论。可是，如果进一步细细观察，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一般历史规律”超出封建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范围就不发生作用。确实如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路标》文集：这位伊茲哥耶夫先生就在它上面写过文章，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它进行过争论，不过谈的只是枝节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东西。一切立宪民主党人表示赞同的、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讲过几千次的《路标》文集上的本质的东西，就是除了反动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外，俄国其他阶级在本世纪的头10年中，是通过自己爱“胡闹”崇拜“知识分子出身的”“首领”、不能提高到“国家”观点的少数人的行动来表现自己的。伊茲哥耶夫先生在《路标》文集中写道：“最后，应该敢于承认，在我们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大多数代表都没有表露出能够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谁都明白，这是指农民代表、劳动派和工人代表说的。

    总之，“一般历史规律”就是：“从事进步活动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如果从事活动的是资产阶级的少数，那这就是为“一般历史规律”所证实的进步的少数。伊茲哥耶夫先生教导我们说：“只要少数有机会进行工作，道义上的权威就会普及到整个阶级。”但是，如果从事进步活动的是农民或工人的少数，那就决不符合“历史规律”，决不是“本阶级的进步的少数”，这个少数就决没有“道义上的权威”来代表“整个”阶级说话——绝对没有；这个被“知识分子习气”弄糊涂了的少数，就象《路标》文集上写的那样，是反国家的、反历史的、毫无基础的，等等。

    立宪民主党人，特别是路标派分子，他们着手进行总结是冒风险的，因为每当他们着手进行总结的时候，都必然要暴露立宪民主党人的论断同缅施科夫之流的论断之间有着最充分的内在的血缘关系。

    《俄国报》和《庶民报》[89]的论断是：66个商人是少数，决不代表阶级，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也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才能，他们甚至根本不是商人，而是被引入歧途的“知识分子”，等等，等等。

    伊茲哥耶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论断是：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在我们的，比如在我们的国家杜马中，只是少数，他们决不代表自己的阶级即十分之九的居民，他们被“知识分子习气”弄糊涂了，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也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才能，等等，等等。

    为什么《俄国报》和《庶民报》同《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的论断会有这种最充分的内在的血缘关系呢？因为尽管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存在种种区别，但不论前两种刊物还是后两种刊物，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都已经没有从事任何本质的、独立的、创造性的、决定性的进步历史活动的才能了。因为不仅前两种刊物，而且后两种刊物，不仅反动派，而且自由派，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都害怕其他更广泛的阶层、集团和人民群众即其他人数更多的阶级的历史的主动性。

    伊茲哥耶夫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叛徒，想必会在这里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承认这种发展使资产阶级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中都占有最充分的、最纯粹的统治地位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又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的才能了！

    这种“矛盾”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不是错误论断的矛盾。资产阶级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决不等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有那种表现历史主动性的才能，使他们能够摆脱普利什凯维奇的“奴役”。第一，历史决不是沿着那样笔直平坦的大道前进的，历史上任何成熟了的改革并不因此就意味着首先得到改革好处的那个阶级十分成熟和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种改革。第二，除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其他的资产阶级，比如全体农民就其总体来说是民主派资产阶级。第三，欧洲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按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改革，根本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实现的。第四，俄国近半世纪以来的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自由派的思想家和领袖们开始发表同路标派、卡拉乌洛夫之流、马克拉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样的论断，这就意味着：一系列历史条件在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中引起了“竭力倒退”、害怕运动向前推进的心理，他们害怕这种运动将撇开自由派资产阶级、越过他们、不管他们是否担心而向前推进。缅施科夫和格罗莫博伊相互指责[注：自由派商人指责贵族，贵族指责自由派商人。]“加剧了混乱状态”，这种对骂只是一种征兆，说明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到了这种历史运动在向前推进……

    伊茲哥耶夫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深深扎根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且目前也不可能是别的社会。另一个阶级总是竭力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

    米留可夫先生在自己的《言语报》上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多聪明啊！有这样一位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值得高兴的，他在25岁时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到35岁时“变聪明了”，后悔自己误入迷途。

    伊茲哥耶夫先生，你作的这种结论是不慎重的。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很对。但在阶级社会里，会有超阶级的政党吗？想必你猜得到，这是不会有的。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蠢事，在这样一个恰恰把宣称自己是超阶级政党看作自己的骄傲和功绩（在那些不仅在口头上，不仅是以小品文的空谈承认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的人看来，这是表现了自己的伪善和自己的近视）的政党的刊物上大谈“阶级社会”呢？

    当你面向贵族联合会和莫斯科自由派商人的时候，你就大叫什么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当你不得不在不愉快的（啊，真是骇人听闻的不愉快！）事件迫使你哪怕在短暂的时间面向农民或工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大肆攻击狭隘的、无生气的、僵化的、不道德的、唯物论的、无神论的、不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唉，伊茲哥耶夫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作社会学的总结吧。唉，格利莎，你还是不要去参加晚会吧！[90]

    “……另一个阶级总是竭力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

    伊茲哥耶夫先生，并不总是这样。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两个阶级，不管是没落阶级还是“竭力”阶级，都已相当腐朽了，当然一个程度重些，另一个程度轻些，但毕竟两个都已相当腐朽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感到自己已经腐朽的“竭力”进步的阶级，害怕前进一步，即使前进了一步，也必定急忙同时倒退两步。常常有这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比如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害怕“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而尽一切努力去“分享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哪怕在奴仆的下房中得到一席之地，但就是不去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不去把没落阶级弄到“没落”的地步。伊茲哥耶夫先生，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

    在发生上述情形的历史时期，如果自由派真能装成民主派，他们就会给（而且正在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两者之间，即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前者害怕“占有地位”，而后者不怕。两者都在实行历史上成熟了的资产阶级改革，但一个害怕实行这种改革，由于自己害怕而阻止这种改革；另一个对资产阶级改革的后果往往抱有许多幻想，因而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个身心都投到实行这种改革中去。

    为了说明这个一般性的社会学论点，我想举一个自由派为例。这个自由派不是竭力“占有”而是害怕“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因而（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恶毒地欺骗人民，自命为“民主派”。这个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杜马代表地主亚·叶·别列佐夫斯基第一。他于1908年辩论土地问题时在杜马中发表了下面的演说，这次演说得到党的首领米留可夫先生的赞扬，说它“很精采”。我们认为，由于选举即将举行，不妨重提一下这次演说。

    1908年10月27日，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在国家杜马中为土地法案辩护时说道：“……我深信，这个法案对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先生们，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熟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不应当光是抽出强制转让这一事实，对这一事实感到气愤，说这是暴力，而应当研究一下，这个建议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第一届国家杜马42位代表的法案提出的是什么建议。这个法案只是认为，必须首先转让占有者自己没有经营的、用农民的农具耕种的以及出租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张在各地成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工作一定时期，甚至可能工作若干年后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这种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我认为，在各地这种一般具体情况下，应当弄清楚可以转让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最后农民自己也会相信，他们的正当要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他们想要得到很多土地的愿望往往是多么错误，多么没有根据。然后这份材料交回杜马修改，接着这份材料转给国务会议，最后才由陛下批准。程序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政府害怕这个程序，因而解散了杜马，使我们落到现在这步田地。进行了这种有计划的工作以后，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满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的。”（速记记录第398页）

    既然和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同属一个党的伊茲哥耶夫先生在《对比》一文中写道：“俄国是民主国家，对任何寡头政治，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是不能容忍的”，那么，这类话的意义，我们现在就十分清楚了。俄国决不是民主国家，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比较广泛的居民阶层还把立宪民主党这样的党看作是民主政党，就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这是痛苦的真相，人民非常需要知道这种真相，而不需要犹豫不决的、无气节的、无原则的自由派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先生们所说的甜蜜的谎言。象缅施科夫之流同66个商人与格罗莫博伊之间这样的“争论”发生得愈多，就愈需要提起这种痛苦的真相。

    载于1911年2月26日《明星报》第1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47—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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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指66个莫斯科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发表的声明（载于1911年2月11日（24日）《俄罗斯新闻》第33号）。声明说：“我们是必须同大学生罢课进行坚决斗争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但我们认为，不能采用触及我们的高等学校存在本身的手段来进行这种斗争。”声明谴责政府采取的“安抚青年”的措施，强调指出对学潮参加者的处罚与他们的“实际罪过”不相当。——149。

    [89]《庶民报》（《Земщина》）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6月—1917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153。

    [90]这是乌克兰民歌中的一句歌词，意思是说：格利莎太年轻，缺乏社交经验，去参加晚会可能会被人诱入歧途。——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