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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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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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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8.3-1909.2
CC列宁全集第17卷1908.3-1909.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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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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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

    （1908年5月10日〔23日〕）

    今天本报《科学新闻》栏发表的一篇寄自俄国的通讯，值得读者特别注意。通讯的作者所讲的事实，在我们的报纸快要出版时得到了证实，因此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正在产生，社会运动正在出现某种新的转折。一些想“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想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拉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似乎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必须撇开它“做点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还很不明确，但是已经勾画出从革命头三年的教训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是在1905年夏天登上公开的革命舞台的。他们支持了不到三年，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凋谢了。于是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就出来代替他们。这种替换有什么意义呢？它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哪些任务呢？

    1904年，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在宴会上大叫大嚷，搞地方自治运动，他们在各阶级同专制制度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很不明确的时候，即在群众的公开斗争和各阶级的（而不是小集团的）政策还没有确定这些关系的时候，反映了社会高潮的开端。当时，立宪民主党集合了资产阶级社会即所谓有教养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分子，从宁要姜汁鲟鱼[57]而不要宪法的地主一直到当职员的、受雇的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曾经准备在“历史上的政权”即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在斗争的工农群众之间进行调停。1905年夏天的朝见沙皇，是卑躬屈节的开始，因为俄国自由派除卑躬屈节外就不了解还有另外形式的调停了。从那时候起，确实在俄国革命的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中，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是以向专制政府和黑帮地主匪帮的奴仆卑躬屈节来进行“调停”的。1905年8月，他们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的革命策略。1905年10月，他们分裂出了公开反革命的十月党，同时派彼得·司徒卢威去拜见维特，鼓吹温和谨慎。1905年11月，他们谴责邮电职工的罢工，对士兵起义的“灾祸”表示遗憾。1905年12月，他们吓得偎依在社巴索夫的怀里，为的是在第二天猛击（看来应当说是乱踢[58]）“疯狂的自发势力”。1906年初，他们竭力洗雪自己蒙受的“耻辱的”怀疑：似乎他们竟会在国外进行宣传，反对借亿万外债来巩固专制制度。在第一届杜马中，自由派空谈人民自由，同时又偷偷地从后门进去见特列波夫，并反对劳动派和工人代表。他们发表了维堡宣言[59]，企图一箭射双雕，他们看风使舵，以致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自己的行为，既能解释成支持革命，也能解释成反对革命。关于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更没有什么可说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十月党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了。

    过了三年，立宪民主党人就“破产了”，要想重新活跃起来，就得提出“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的口号！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为人所不齿。由于彻底背叛人民自由，他们自己埋葬了自己。

    但是，新换上来的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有没有沾染同样的尸毒呢？在新组织周围吵闹得特别厉害的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你们这些“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想再重复我们从三年的经验中所知道的旧的演进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用对未来的猜测来回答，而应当用对过去的分析来回答。这一分析雄辩地证明，“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即人民社会党人先生，在他们那个“美好的日子里”（例如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在曾经活动过的劳动派农民政治组织中，确切些说，在他们的政治运动中，的确扮演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角色。请回忆一下人民社会“党”（小集团？）在俄国革命中的主要历史事实吧。他们在“解放社”[60]接受了洗礼。在1905年12月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这些老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摇来摆去的人，主张采取一种荒谬的、暧昧的立场，希望同社会革命党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十月的自由的日子里，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合办政治报纸。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也是一样：玩弄“高超的”外交手腕，“巧妙地”掩饰分歧，蒙蔽世人的耳目！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第二阶段起义遭到失败、斯维亚堡起义[61]被镇压下去以后，这班绅士就下定决心向右转。他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当然只是为了在报刊上合法地诋毁起义的主张，证明积极宣传共和制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在第一届杜马中，他们在农民代表面前战胜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土地法案[62]征得了104人的签名，而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法案[63]上签名的只有33人。农民小业主要求土地国有化这种“清醒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吹散了“社会化”的迷雾。我们看到，社会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的不是建立农民的政治革命组织，不是建立起义的组织，而是玩弄合法化和议会主义的把戏，保持狭隘的知识分子的小组习气。俄国农民摇来摆去，离开了立宪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转向带有知识分子那种不坚定性的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这就证实了小农的两重地位，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就不能进行坚定的阶级斗争。

    现在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又开始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搞在一起”，而且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傻瓜也拉来，这就表明，这伙人在三年的革命中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们说，经济要求会使人们分离。他们希望在更迫切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方面联合起来。他们在革命进程中什么也没有弄明白，而俄国的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表明，只有群众斗争才有力量，然而群众斗争只有以重大的经济改革为目标才能开展。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再追随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在彼得堡进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情况就是如此。在前者对待立宪民主党内阁和全权杜马问题上，在后者对待同人民社会党人秘密结盟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很明显，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如醉如痴的思慕心情”，即寄身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卵翼之下的思慕心情，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当然，这种思慕心情照例要用所谓利用新的高潮和新的力量配置等等的花言巧语来掩盖。

    是啊，先生们，我们也赞成利用……尸体，不过不是为了使它“复活”，而是用来肥田，不是为了姑息陈腐的理论和庸人的情绪，而是为了让它去担任“恶魔的辩护人”[64]的角色。我们将利用人民社会党人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个新的绝妙的例子来教育人民，教他们不该这么办，教他们避免立宪民主党人的变节和小市民的萎靡不振。我们将密切注视这个新生的怪胎（只要不是死胎）的生长和发育，并时刻提醒大家，在现代的俄国，一切类似的胚胎只要不是死胎，都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标志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斗争的前奏。“解放社”又在复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嗅出什么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开了头就会有继续，在知识分子忙乱一阵之后，就会有无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要趁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登上舞台的机会，教育人民学习斗争，学习只是在斗争中并且只是同进行革命斗争的农民群众建立革命的联系。

    载于1908年5月10日（23日）《无产者报》第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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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名贵菜肴。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等作品中曾用它来嘲讽俄国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他们要的宪法不过是掩饰其贪婪本质的文明外衣，是为了更便于巧取豪夺，就象用姜汁鲟鱼来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那样。——44。

    [58]这里看来是借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驴子》来讽刺俄国自由派。寓言说，平素对狮子诚惶诚恐的驴子，在狮子衰老得奄奄一息时，也跟随其他野兽把狮子踢了个痛快。——44。

    [59]《维堡宣言》即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在杜马被解散后发表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Ｃ．И．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Ｃ．a．邦达列夫）审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但是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

    1906年7月16日（20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44。

    [60]解放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45。

    [61]斯维亚堡起义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8页）。当布尔什维克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时，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3天，但终因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45。

    [62]指104人土地法案。

    104人土地法案即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与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列宁指出，104人法案“充满了小私有者的恐惧，害怕进行过分急剧的变革，害怕吸引太广泛、太贫困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85页）——45。

    [63]指《33人法案》。

    《33人法案》即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劳动团代表非正式会议制定的《土地根本法法案》，由33名代表（主要是劳动派）签名，于1906年6月6日（19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法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33人法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平均重分土地。

    《33人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1906年6月8日（21日）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45。

    [64]恶魔的辩护人一词出自中世纪天主教的规章制度。按照当时的规定，某一亡故教徒要被尊为“圣者”，须经分别担任上帝的辩护人和恶魔的辩护人的两位僧侣反复辩难：前者极力称颂这位已故教徒的德行，后者则力图证明此人做过许多违背教规的事，不配享有“圣者”称号。“恶魔的辩护人”后来被人们用来称呼喜欢吹毛求疵、专讲反面话或别人坏话的人。这里则是借用来表示反面教员的意思。——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