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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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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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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9.6-1910.10
CC列宁全集第19卷1909.6-1910.10/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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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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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

    （1909年10月3日〔16日〕）

    当这一号《无产者报》到达俄国的时候，圣彼得堡的选举运动也该结束了。因此，现在完全可以同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谈谈同最后通牒派的斗争，这个斗争在圣彼得堡选举时期激烈到几乎导致彻底分裂的地步，这个斗争对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意义巨大。

    首先应当明确这个斗争的四个阶段，然后我们再详细谈谈斗争的意义和我们与部分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某些分歧。这四个阶段是：（1）在国外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最后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对待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态度，并正式肯定马克西莫夫同志已经分裂出去（《无产者报》第46号及其附刊[注：见本卷第1—9、31—40、41—49页。——编者注]）。（2）曾得到马拉同志和多莫夫同志有条件的部分支持的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在一份也是在国外特地刊印和散发的标题为《〈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被撤职的成员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的传单上，叙述了他们认为《无产者报》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的”路线的看法等等，并且为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进行辩护。《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的特别附刊对这份传单作了分析[注：见本卷第73—107页。——编者注]。（3）圣彼得堡选举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就选举问题通过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下面将引述这项决议的原文。（4）这项决议的通过，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护党分子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这场风暴可以说既是从上面，也是从下面掀起的，所谓“从上面”，是说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成员们群情激愤，纷纷提出抗议；所谓“从下面”，是说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原文附后），表示支持《无产者报》编辑部，但是对这个编辑部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所采取的“分裂主义步骤”却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后来，圣彼得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撤销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并且通过了一项符合《无产者报》路线的新决议。这项决议的全文刊登在这一号《无产者报》的新闻栏里。

    事件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党内臭名远扬的“最后通牒主义”的作用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所争论的问题了。其次，我们的一部分彼得堡同志对我们的所谓“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指责，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以便把这个重要问题向全体布尔什维克彻底讲清楚。现在彻底“讲清楚”，总比在实际工作中每走一步都要发生争执和“误解”强些。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召开之后，对分裂问题我们立即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在关于这个会议的《公报》中（《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注：同上，第1—9页。——编者注]）一开头就谈到，最后通牒主义这个派别是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的，它动摇于召回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公报》中提到，我们有个国外的最后通牒派分子“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进显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

    接着《公报》的原话是：“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派别内共处……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甚至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可笑的。

　　再下面，《公报》的第2页上又说：

    “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

    看来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马克西莫夫同志拒绝服从会议决议，他分裂出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仅没有宣布过同动摇的、不坚定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分子分裂，而且还坚决防止这种分裂的发生。

    现在请看斗争的第二阶段。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在国外印发了一份传单，一方面责备我们搞分裂，一方面又宣布，新《无产者报》（好象它背叛了旧《无产者报》、旧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路线、“杜马主义”路线等等。既然认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却又抱怨本派（即党内志同道合者的联盟）不该分裂，这岂不可笑吗？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还为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辩护，他们在这份传单上写道，“这样〈即在目前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就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那么，关于参加假议会机关有益的问题就是值得怀疑和争论的了”；又说，《无产者报》“实质上”是“转向孟什维克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的观点”。除了这些话外，他们还转弯抹角地为召回主义辩护（说“召回派从来〈！！！〉没有发表过笼统反对议会活动的意见”），转弯抹角地表示和召回主义没有关系（说他们不是召回派；党目前不应当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党应当”“决定整个这种做法即参加第三届杜马最终是否对党有利的问题”，好象党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似的！）。

    马克西莫夫一伙这种转弯抹角的手法过去和现在都骗了很多人，有人说，他们根本不是拒绝执行党的决议，他们只不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对策略作出的稍微不同的评价进行辩护，他们究竟会给党甚至给派带来什么危害呢？

    这种对马克西莫夫一伙的说教的看法，在那些不动脑筋的公众中散播很广，他们听信空话，而不去考虑这些转弯抹角的、小心翼翼的、外交式的词令在党内当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现在这些公众已经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训。

    马克西莫夫一伙的传单是1909年7月3日（16日）印发的。8月，圣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三票（最后通牒派）对两票就即将开展的（现在已经结束的）彼得堡选举运动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关于选举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对国家杜马和我们党的杜马党团不用特别重视，但是选举工作仍应根据全党共同的决定来开展，不过也不用投入现有的全部力量，只需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吸引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并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由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领导。”

    读者可把这项决议同马克西莫夫在国外印发的传单对比一下。把这两个文件加以对比，是使公众认清马克西莫夫国外集团的真正作用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这项决议和马克西莫夫的传单一模一样，表示要服从党，而且也和马克西莫夫一模一样，在原则上为最后通牒主义辩护。我们决不是想说，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是直接受马克西莫夫的传单指导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任何材料，而且这一点也无关紧要。但是我们断言，这两个文件的政治立场的思想基础无疑是一致的。我们断言，这项决议特别明显地揭示了那种“小心翼翼的”、“外交式的”、玩弄手腕的、转弯抹角的（任你怎样形容）最后通牒主义是怎样在实际中得到运用的，这种运用是任何一个熟悉党的工作的人都知道的，因为类似的例子有上百个，它们不那么“引人注目”，未写进正式文件，涉及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出于保密考虑是不能向公众透露的。当然，彼得堡的决议在文字技巧方面比不上马克西莫夫的传单高明，因为在地方组织中实际运用马克西莫夫的观点的从来（或1000回中有999回）不会是马克西莫夫本人，而是他的不大“高明的”拥护者。但是党所关心的不是谁消痕灭迹的手法“更高明”，而是党的工作的实际内容，这些或那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实际方针。

    试问任何一个公正的人，《无产者报》的拥护者和诸如此类的决议作者能够在一个派别里，即在党内志同道合者的联盟里共事吗？既然地方委员会的最高机关通过了这样的决议，那么还能认真来谈贯彻党关于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的决定吗？

    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实际上是要阻挠业已开始的选举运动，这个决议实际上是破坏选举运动，这一点，所有的人（除了这项决议的作者，除了对马克西莫夫消痕灭迹的手法的“高明”赞叹不已的最后通牒派）都马上就明白了。关于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决议的反应，我们已经谈了并且在下面还要谈。至于我们，当时我们立即写了一篇题为《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的文章[80]（把最后通牒派叫作工贼，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公然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立场），我们在文章中说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作出这种决议是十分可耻的，并请求那个通过这种决议的执行委员会（如果该执行委员会希望代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的话）立刻把“圣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这个报头从《无产者报》上去掉，因为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不想口是心非，我们的报纸不是这一类……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人的机关报，过去不是，将来也不是。

    当我们接到彼得堡寄来的信，获悉臭名远扬的决议已经撤销了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付排，而且甚至拼好版了。这一号报纸不得不推迟出版（第47—48号合刊因此就晚出了几天）。好在现在来谈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已不是谈正在进行的选举运动，而是概述一下已经过去的事情……如能做到“往事如烟”，那倒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非正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原文，这次会议是在臭名远扬的决议通过以后召开的。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讨论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各项决议，表示完全支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和《关于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决议中所表述的政治路线。

    但是，会议断然不同意编辑部在上述决议中采取的同最后通牒派同志斗争的方法，认为这些方法妨碍完成《无产者报》编辑部所规定的重建党的主要任务。

    会议同样反对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同志所采取的分裂主义步骤。”

    这个决议通过之后，彼得堡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撤销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通过了一项新决议（见新闻栏）。这个新决议最后说：“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利用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非常重要非常必要，因此决定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在答复那些不同意我们的所谓分裂政策的同志之前，我们先摘录一段他们中的一位同志的来信：[81]

    “……但是会议（区际非正式联席会议）的参加者2/3是工人，他们对于怎样估计时局以及采取相应的策略步骤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无产者报》编辑部提出的同反对我们的策略的最后通牒派作斗争的方法也是一致反对的。会议不同意《无产者报》的决议中所说的必须和这些同志划清派别界限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党本身生存的措施……我们不允许分裂，——我相信我这样说是正确地表达了会议的意见和情绪的。同志们！你们在国外为自己勾画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可怕的最后通牒派魔鬼。彼得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的偶然性，使最后通牒派成了多数，结果就通过了一项文理不通的荒谬决议，这项决议已经使最后通牒派在道义上遭到了严重打击而很难再抬头了……在通过这项决议的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三个区的代表没有出席；现在又得知，第四个区的一位代表是没有表决权的。这样，就是说四个区都没有代表，而使最后通牒派获得多数的那一票又是‘加了说明的’。可见，就在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最后通牒派也没有获得多数……对于彼得堡委员会关于选举问题的决议，区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彼得堡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就设法加以修改，因为那时候我们将占多数（现在看来正是这样），将另外通过一项决议。最后通牒派也为自己的决议感到羞愧，同意加以修改。所有的人，看来连决议的作者也在内，都一致认为该决议是完全荒谬的，可是，我要强调指出，它并没有犯罪。曾经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最后通牒派同志们，都宣布不同意决议作者的看法，都说他确实是遵循‘既保持清白，又得到金钱’这条谚语行事的……”

    这样，我们这位同志是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国外勾画了一个可怕的最后通牒派魔鬼，说我们由于同最后通牒派进行分裂性斗争而妨碍了（或者毁掉了）重建党的事业。

    对这种“责备”的最好答复，就是彼得堡发生的事件的经过。因此我们才这样详细地叙述了这段经过。事实本身是最说明问题的。

    我们肯定马克西莫夫同志已经从本派分裂出去，因为他拒绝服从扩大编辑部的决议，并且在臭名远扬的“党校”的幌子下建立了一个国外新组织的思想和组织中心。尽管我们的某些同志为此责备我们，但是他们自己在彼得堡却不能不采取最紧急措施（专门召开有影响的工人的非正式会议并修改已经通过的决议！）设法撤销“完全错误的”、反映马克西莫夫观点的决议！！

    不对，同志们。尽管你们责备我们搞分裂和“画魔鬼”，然而你们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确实必须肯定马克西莫夫已经从本派分裂出去，你们无非是证明：如果我们在彼得堡选举前夕没有同马克西莫夫划清界限，那我们就要大大败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声誉，就要使党的事业遭到致命的打击。责备我们搞分裂的同志们，你们的行动驳倒了你们的言论。

    你们“仅仅不同意”我们同最后通牒派斗争的方法。而我们则完全同意你们同最后通牒派斗争的方法，我们对于你们的斗争方法和你们的胜利都完全和绝对地表示欢迎，可是我们坚决相信你们的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将“我们的”方法实际运用于党内的一定场合。

    我们的“坏”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号召同马克西莫夫一伙划清界限。你们的好方法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们承认纯粹贯彻马克西莫夫观点的决议是“完全荒谬的”，就是你们专门召开会议，声讨这项决议，结果你们使决议的作者对决议也感到羞愧，结果你们就撤销了这个决议，并且不是用最后通牒派的决议而是用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代替了它。

    同志们，你们的“声讨”正是我们的声讨的继续，而不是对我们的声讨的否定。

    你们一定会说：可是我们并没有认为任何人分裂出去呀！好得很。那么，要“否定”我们的坏的方法，就请你们试一试把在彼得堡做过的事情拿到国外再做一下，试一试能不能使马克西莫夫和他的拥护者（即使是在有名的叶罗金式的“学校”所在地）承认马克西莫夫的传单（《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的整个思想内容“是完全荒谬的”，能不能叫马克西莫夫和他的伙伴们为这份传单“感到羞愧”，叫这个臭名远扬的“党校”印发一份思想内容完全相反的传单。[注：顺便介绍一下马克西莫夫和臭名远扬的“党校”消痕灭迹的一个实例。这个学校印发了一份注明1909年8月26日出版的传单，内容有学校的规划，考茨基的信（考茨基非常委婉地劝他们“不要”把哲学方面的分歧“提到第一位”，并且说他“不认为尖锐批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公正的”，更不用说“最后通牒主义”了！）、列宁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致卡普里学校组织者》。——编者注）和学校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可笑的学校委员会声称：“派别之争和它的（党校的）纯粹全党共同的目标和任务毫无关系。”传单上署名的是：讲课人马克西莫夫、高尔基、利亚多夫、卢那察尔斯基、米哈伊尔、阿列克辛斯基。很难想象，由这样一些人担任讲课人的学校竟然和“派别之争”“毫无关系”！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听着：……捏造也要有个限度！当然，他们会对我们说，学校也“聘请了”其他一些讲课人。第一，学校聘请是聘请了，但明知他们根本不能前来。第二，学校聘请是聘请了，但是……“但是学校不能供给他们（其他一些讲课人）旅费和讲课期间的生活费”（1909年8月26日的传单）。说得真妙啊！我们绝不是派别分子，但是，除“自己人”以外，“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人旅费……]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你们就是真正否定了我们的斗争方法，我们甘愿承认“你们的”方法更好一些。

    在彼得堡，摆着一项实际的、刻不容缓的全党共同的工作，这就是选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马上就要求最后通牒派必须守规矩，而且要求很强烈，使他们马上就服贴了。这说明党的观念占了优势，无产阶级群众的接近起了好作用；大家马上就明白了，靠最后通牒派的决议办事是不行的，马上就向最后通牒派提出了最后通牒，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应当说他们很体面）接到布尔什维克的最后通牒以后就表示服从党，服从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至少在选举时是这样，至于选举以后他们是否停止斗争，我们还不知道）。

    马克西莫夫一伙不仅在思想上是最后通牒派，他们还力图使最后通牒主义成为一整条路线。他们正在建立一整套最后通牒主义政策（我们且不谈他们同造神派的交情，看来彼得堡的最后通牒派在这方面是没有责任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派别，他们已经开始有步骤地进攻布尔什维主义了。当然，这些召回派的鼓舞者一定会失败（而且现在已在不断失败），但是为了尽快治好我们这派和我们的党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病症，这方面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而我们对公开的和隐蔽的召回派斗争得愈坚决，我们就能愈快治好党的这个病症。

    彼得堡人说，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同志们，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目前在全部现象中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小小的一部分，就说它是“偶然的”，可是它和整体有什么联系你们还没有搞清楚。请回忆一下事实吧。1908年春天，召回主义在中央区开始露脸，在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还凑集了（32票中的）14票。1908年夏天和秋天，在莫斯科掀起召回主义运动，《工人旗帜报》展开讨论，驳斥了召回主义。从1908年8月起，在《无产者报》上也开始讨论。1908年秋天，召回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形成单独的“流派”。1909年春天，在莫斯科掀起召回派运动（见《无产者报》第47—48号合刊的《莫斯科郊区组织代表会议》一文》。1909年夏天，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最后通牒派的决议。

    面对这些事实，再说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简直就太天真了。只要反动势力还象现在这样强大，只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还象现在这样弱，某些地区的组织成员发生极大的动摇就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布尔什维克宣布甲地的最后通牒派得到多数是“偶然的”，明天最后通牒派就会宣布乙地的布尔什维克得到多数是“偶然的”。很多人爱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攻击，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必须理解，这些相互攻击和对骂是深刻的思想分歧的产物。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帮助社会民主党人不再进行无效而有失体面的相互攻击（要么为了“偶然的”多数，要么为了组织方面这样那样的矛盾，要么为了经费，要么为了各种人事关系等等），而去弄清发生分歧的思想上的原因。我们非常清楚，最后通牒派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在许多城市里已经波及到各方面的工作，使我们在合法的工会、社团、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中的活动也发生分歧和混乱。我们掌握了好些叙述这种分歧和混乱的“战地”来信。可惜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发表的最多也不过是其中的1/10，甚至是1/100。我们敢十分肯定地说，在圣彼得堡选举中同最后通牒派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总的病症的无数次发作中的一次。

    所以我们要向全体布尔什维克同志，向一切珍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事业的工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企图掩盖这种病症更错误更有害的了。必须毫不含糊地揭发我们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分歧的原因、性质和意义。必须把布尔什维克派同新派别区别开来，划清这两个派别的界限，前者是布尔什维克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希望引导党沿着尽人皆知的《无产者报》路线前进；后者必不可免地使他们的拥护者今天会“偶然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召回主义纲领上发表一些无政府主义论调，明天会“偶然地”在马克西莫夫的传单上宣传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后天又会“偶然地”在彼得堡作出“错误的”决议。必须弄清这种病症，同心协力地去治疗它。在那些能够用彼得堡同志的方法即立刻而有效地求助于先进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觉悟来进行治疗的地方，这种治疗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那里从来没有人鼓吹过分裂和提出非划清界限不可。但是在那些由于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了相当固定的中心和小组，宣传新派别的思想的地方，就必须划清界限。在那里，同新派别划清界限就是使党的队伍中的工作达到实际一致的保证，因为，在最后通牒派的旗帜下不可能进行这种工作，这一点是彼得堡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刚刚肯定了的。

    载于1909年10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1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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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列宁写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的工贼》一文已经失落。——116。

    [81]列宁引用的是B．O．沃洛谢维奇从彼得堡寄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沃洛谢维奇是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许多地方做过党的工作。1909年是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区责任组织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