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
FB
YB
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
RQ1906.5-1906.9
CC列宁全集第13卷1906.5-1906.9/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13
XH073
TY
GJ列宁/列宁全集
ML
ZW
    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一

    杜马的解散无疑标志了俄国革命进程中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次危机也象任何一次危机一样，一下子大大地激化了所有的政治矛盾，揭开了许多现象的内在原因，明确地向人民提出了现在刚出现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的任务。杜马的解散也象对过去的一整个发展时期作出总结的任何一次危机一样，不可避免地起了考验和检验这种或那种策略观点的试金石的作用。一方面，危机结束了一定的发展周期，从而使得有可能明确地断定对这种发展所作的一般评价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危机迫使人们对一系列迫切问题作出答复，而且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这些答复常常可以说是当场就受到检验。

    杜马的解散正是这种检验早已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出现的“两种策略”的“试金石”。在“杜马时期”，我们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在这两种策略上争论，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要求立即采取重大的政治步骤。杜马的解散立即提出了这种要求。“两种策略”都被提到政治危机面前接受考验。对于这种考验的结果，我们必须仔细认真地加以研究。

    二

    我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现在他们必须对新的策略问题作出迅速、准确和明确的答复。他们的答复究竟是怎样的呢？

    中央委员会在答复即将到来的斗争的一般性质这个基本问题时，提出这样的口号：首先“争取恢复杜马例会”。立宪民主党人响应这个口号（见《言语报》以及在《眼睛报》[175]上发表的克德林先生对记者的谈话）。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个口号。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表示反对，党的圣彼得堡委员会也表示反对。于是中央委员会放弃了第一个口号，提出了第二个口号：“为了召集立宪会议，保卫杜马反对宫廷奸党。”后来，第二个口号又演变为最后一个即第三个口号：“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不顾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坚持了这个口号。中央委员会在口号问题上表现出完全不知所措。

    另一个问题是：建议采取哪一种斗争形式？中央委员会首先倾向于罢工示威。它希望号召立即罢工，但是在所有的革命政党和组织中只有它一个想这样做。于是中央委员会签署了起义号召书（《告陆海军书》和《告全国农民书》）。但是，中央委员会从罢工示威向罢工起义前进了一步以后，又急忙倒退一步，号召进行“局部的群众性的抗议”。

    第三个根本问题是：同谁一起进行斗争？指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哪些阶层或主要重视哪些阶层？同哪些政党或组织接近？我们看到，中央委员会是要使自己的口号和自己建议的斗争形式适合于“整个杜马”的水平，适合于立宪民主党的水平。但是，“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176]中央委员会被迫只有同革命组织一起，只有同劳动派（在杜马废墟上留下的）一起签署告军队书、告农民书和《告全体人民书》。中央委员会也象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在自己关于策略的论述中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他们”是右派，“我们”（“我们”和立宪民主党人）是左派。中央委员会在要人们行动起来的策略性号召中，在自己的战斗号召书中，又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立宪民主党人在斗争中要么退到右派，要么退到中间派的地位。“我们”——这里原来是指“我们”和劳动派，不包括立宪民主党人。“我们”——这里原来是指所有革命组织的情报协作组织，包括“劳动团委员会”，但不包括立宪民主党人。结果是：“事与愿违”。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本来满腔热情地想同立宪民主党人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事与愿违，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背弃了由事件发展进程所决定的战斗协议。

    基本说来，杜马解散以后孟什维克策略的实际历史就是这样。这段历史已载入一些文件中。请读一读中央委员会给各党组织的“信”（第4封和第5封）以及《告陆海军书》（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劳动团委员会）、《告全国农民书》（劳动团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全俄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全俄教师联合会）和《告全体人民书》（上述组织减去全俄农民协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加上波兰社会党[177]和崩得），最后，请读一读三个中央委员的抗议书[178]（“仅供党员阅读”），这样，你们就了解了有关杜马解散后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策略的全部材料。

    对孟什维克策略方针的这段实际的、人人可以看得见的历史能作出什么样的总结呢？这个总结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中央委员会在口号问题上动摇不定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什么呢？可以归结为：在确认合法立宪道路是唯一可走的道路（口号是“恢复杜马例会”）和承认或容许革命道路（口号是“召集立宪会议”；但这个口号被一定要同杜马结合的提法削弱了）之间动摇不定。这是在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现在完全同意而且已经同意“恢复杜马例会”）和革命的农民（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起签字号召大家为召集立宪会议而起义的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农民协会、铁路工会和教师联合会）之间动摇不定。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比立宪民主党人稍微左一些，但比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要右得多。这就是根据中央委员会在口号问题上、在斗争形式问题上以及在政党派别划分问题上的动摇所作出的总结。

    在整个杜马时期，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策略分歧日益明显，并且日益归结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分界线这个基本问题，或者说同谁一起走的问题。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走（支持整个杜马，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是：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立宪民主党，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从立宪民主党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使他们为战斗的目的而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杜马的解散对杜马时期作了总结。结果是怎样的呢？结果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离开立宪民主党而向革命的民主派靠拢。只有他们的口号的某些装饰品还是立宪民主党式的。实际生活迫使他们正是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一向指出的地方划出一条分界线来。中央委员会的口号的不彻底性和“毫无用处”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三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央委员会的论述。这些论述在第4封《给各党组织的信》中表达得最完全（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和编号，但接着在后面发出的一封信注明是第5封信）。这封信是机会主义思想的真正出色的范例：它值得一印再印，值得编入社会主义读本和教科书，可以作为一个实例，用来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不该怎样论述策略问题。

    这封信的中心点是分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写信人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现在政权可能转到谁的手中？”

    信中接着写道：“目前在14000万人民的心目中，谁是或者可能是从沙皇政府手中争取过来的国家政权的当然继承者？……因为夺取国家政权的全民运动展开以后，全体人民的思想中也必然会有这样的观念：谁来取代被推翻了的政府……在运动的每一个具体时期，都必然会有某一个团体或组织在全体人民的思想中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们着重指出了上面论述中立即可以看出完全站不住脚的地方。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了小市民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没有采取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观点。它从最广泛流行的“思想”中（在人民的“心目”中），而不是从实际的斗争条件中得出政权的“当然继承者”。它不理解：“当然继承者”不是在随便哪些人的“思想”中“扮演这样的角色”的人，而是确实能够推翻政府、确实能够夺取政权、确实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斗争的结局不取决于“全体人民的思想”，而取决于社会上的某些阶级和某些人的力量。

    所以说，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完全离开了问题。中央委员会不去考察实际斗争的条件，不去考察斗争在过去和现在是怎样进行的，却开始以最坏的、唯心主义的方式来投机取巧，提出关于谁“来取代被推翻了的政府”，而不是谁来推翻而且必将推翻政府的“思想”和“观念”。为了得出机会主义的结论，只好抛弃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要求研究下列问题：哪些阶级的哪些利益要求推翻政府，哪些阶级的哪些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哪些物质条件产生革命的斗争（“推翻”政府），哪些物质条件形成被推翻的政府同进行推翻的人在宪法基础上共存的局面。如果中央委员会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那么它至少会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考察一下：运动的进程本身迫使我国哪些阶级（往往不以它们的“思想”为转移，而且甚至违背它们的君主主义思想）推翻挡住它们前进道路的政权机关。20世纪俄国工农运动的历史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提供的局部和地方推翻政权机关的例子已经够多了，它应该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根据赖德律－洛兰主义来判断完全彻底推翻中央政权的问题。

    走上了错误道路的中央委员会，后来在论述这个题目时愈来愈混乱了。它开始在各种可能的“临时革命政府”组成方案中逐一进行挑拣。

    中央委员会宣布，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由劳动团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都是不中用的。前者不会得到“亿万农民”的支持，后者也不会得到“很大一部分小市民、中等资产阶级、士兵、哥萨克、军官等等的支持。但是，如果认为新的国家政权可以违反所有这些人的意旨而建立起来，那将是一种最危险的错误”。

    我们建议读者把这种论述的第一部分同布尔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见1906年3月20日《党内消息报》第2号，转载于列宁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第92页）[179]对照一下。这个草案明确列举了在十二月起义中确实起过革命政权机关的作用的组织。这个草案除了提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外，自然还提到士兵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选举产生的农村机关。所以说，历史已经回答了中央委员会现在正这样无能为力地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历史已经表明，哪些阶级和哪些居民阶层能够参加起义和建立起义机关。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不仅忘记了（或者是不能理解）革命的过去，而且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临时革命政府。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看到这种政府就是起义机关（而不仅仅是起义的结果，象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中所错误地设想的那样；见同一个《报告》第91页或《党内消息报》第2号）。

    其次，上面论述的第二部分更加错误。这一部分是运用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方法编造的：证明最温和的口号所以更为合理，是因为这个口号可以团结更多的社会成员。伯恩施坦说过：赞成社会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赞成社会改革的却有很多社会自由派分子；不要错误地以为违反这些人的意旨也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成为一个主张民主社会改革的党会更好一些！孟什维克则说：主张争取我国革命真正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部分（首先是农民），而主张对旧的君主制实行自由主义的限制的却有“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等等”。因此，让我们把自由派同沙皇的交易叫作革命的胜利，让我们用杜马来取代作为起义机关的真正革命的政府吧！

    不，同志们。政治算术的计算方法要比把所有“反对派”分子简单地加在一起稍微复杂一点。把动摇的随时可能叛变的反对派加到真正进行斗争的革命分子上去，并不总能得出正数，倒是常常得出负数。本身利益迫使自己去限制君主制同时又害怕君主制垮台的那些人，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和果敢的起义机关。企图用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的尺码来预先裁剪出未来的起义机关，那就象用某位瑙曼或克列孟梭的尺码来裁剪欧洲的社会革命一样。

    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使自己陷入多么滑稽可笑的矛盾境地！他们想同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结成联盟，一句话，想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但是，那样就必须完全抛弃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抛弃了这个口号！提出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不能接受的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同时又企图把最革命的作用（推翻政府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强加在温和而忠顺的杜马身上，以此来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军官，——你们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弄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而说到荒谬，在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荒谬的怪论还不止这些。请看：“如果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外，现在确实不能提出其他机构作为政权的体现者，那就可以预言：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对政府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必然是以军队参加这一斗争为前提的），只会导致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的军事专政。”（黑体是原有的）

    请玩味一下这段荒唐的宏论吧：如果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一部分军队帮助之下战胜了政府，那么军队这样转到“人民方面”[注：引号想必是表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讽刺！]就会导致军队的军事专政！！我不知道，甚至在立宪民主党的书刊中是否能找到这种用胜利的斗争结局来进行恫吓的例子？我不知道，甚至司徒卢威先生1905年夏天在《解放》杂志和1906年春天在《北极星》杂志[180]上猛烈攻击武装起义的思想，说这种思想似乎接近于军事专政思想时，是否说出过这样一些东西？中央委员会哪怕只是调查一下最近一年来士兵和水兵在无数次“暴动”中提出的一般要求，那它也会看到，这种要求实际上是要把等级制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即变为民兵。士兵和水兵不总是能够甚至常常不能够归纳自己的要求，但是难道有谁会不明白：在集会自由等等条件下，在家乡服兵役不正是等于建立民兵制吗？难道中央委员会竟这样地丧失了最起码的革命本能，以致不明白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革命性（民意党军官[181]的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20世纪俄国士兵和水兵的极为民主的、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革命性之间的区别？难道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清楚地看到军官在民意党时代，在士兵群众几乎对一切麻木不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革命性和他们在目前，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士兵群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时所表现出的反动性这两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吗？认为目前的俄国士兵或水兵在同政府进行的斗争中转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方面来就可能是转向军事专政，认为防止军事专政的办法就是用“拥护杜马”这个温和的口号去争取军官——这样考虑不是丧失了辨别现实的任何能力，就是比司徒卢威先生之流向右走得更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想通过争取军官的办法来防止俄国士兵追求军事专政，——请看机会主义者把我们引到了什么地步。

    中央委员会试图用以下的理由来继续为自己的不可救药的立场辩护：不必硬找一个新政府来，因为杜马还在，或者说杜马遗留下来的人还在，他们“可以宣布自己是国家杜马”，而“搞不清楚成文宪法的各种微妙含义的民众的头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国家杜马就是权力机关……如果说拒绝服从沙皇政府的军队能够为一个新政府服务的话，那么这个新政府就是国家杜马”。

    妙极了！如果明天“民众的头脑”认为另一个合法机关是“政权”，那么我们也就有义务传播这种偏见，——这可真是对革命政党的任务的一种非常好的理解。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毕竟应当懂得：政权必须用强力，用斗争，用起义来夺取。立宪民主党人准备这样做吗？如果准备这样做，我们欢迎之至，在斗争中我们不拒绝任何同盟者。但是，如果不准备这样做，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害怕直接号召起义（只要号召者有诚意，这种号召毕竟是行动的第一步，在整个杜马中只有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做到了这一步），那么所有关于杜马是“能够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议论只能是一种有害的马尼洛夫精神[182]，只能是对人民的一种欺骗。

    中央委员会为那些甚至害怕维堡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辩护说，如果是在另一种气氛下，杜马遗留下来的人的活动也会不同。是的，的确如此，他们的活动也会不同。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我们应当竭力创造另一种气氛。怎样竭力创造呢？那就要使能够进行斗争的人具有革命意识，使他们的意识高于立宪民主党的水平，高于立宪民主党的口号。而你们以没有革命气氛为理由来为立宪民主党的怯懦辩护，同时又用立宪民主党的口号代替革命的口号，以此来损害这种气氛！

    四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著名的第4封信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是：“必须立刻在各地组织局部的群众性抗议。”其目的，我们一字不差地引述如下：“创造准备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的气氛……”不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而是创造准备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的气氛！……

    我们党已经以不常有的一致意见斥责和否决了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口号。中央委员会为“局部的群众性抗议”而开展的运动已经失败了。在内战空前紧张的情势下进行示威和组织抗议，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本报这一号上发表的许多党委会和党代表会议的决议[183]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口号及其在杜马解散后的全部政策引起了多么大的愤慨。因此，我们不想多费口舌来驳斥已被实际生活所驳倒并被党所否决的中央委员会的口号。只需要指出两点：第一，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的原则意义；第二，中央委员会在第5封信中企图摆脱它所陷入的那种非常难堪的境地的笨拙做法。

    从原则上来说，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于它完全不理解罢工示威和罢工起义之间的区别。在十二月起义以后还这样不理解是完全不能原谅的。只有注意到中央委员会在任何一封信中从来没有直接提到过武装起义这一点，才能说明它为什么不理解。回避直接提出起义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从他们的整个立场中必然产生的、长期以来一贯的意图。这种意图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中央委员会只是顽固地谈论罢工示威，而绝口不谈罢工起义。

    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就不能不落在所有其他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后面。可以说，除了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以外，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提出起义问题的必然性。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全俄铁路工会就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见我们今天在本报上发表的全俄铁路工会的决议及其常务局的报告）[184]。从某些革命组织签署的一系列号召书（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号召书：《告陆海军书》、《告全国农民书》等等）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看来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信念签署这些号召书的！

    其实，在这些号召书上签字而没有看出罢工示威和罢工起义之间的区别，简直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的矛盾的行为及其随风转舵的表现是一目了然的：它在自己写的东西（第4封信和第5封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起义。但它同其他革命组织在一起时，又签字号召起义！当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不可避免地歪到立宪民主党的立场上去，花费全部力量去构想立宪民主党人能够接受或看来能够接受的口号。当同其他革命组织并肩行进的时候，它就“振作起来”，羞于提出它那些立宪民主党式的口号，表现得很体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落到这种不光彩的境地。所有的人都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它第一次落在后面。我们的责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的责任，就是无论如何要尽快地使这种情况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不能理解七月（最近的）罢工失败的原因，也完全应当归咎于上述那个原则错误。任何人都可能在确定斗争时机时犯错误。我们完全不想为此责备中央委员会。但是，在行动的性质上犯错误，不顾同中央委员会一起签署起义号召的许多组织的警告而犯错误，这是不能原谅的。

    中央委员会在第5封信中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谓的批驳（仅仅证明劳动派的代表比社会革命党人说得更彻底，——可是，这一切有什么意思，谁又会对这些发生兴趣呢？），并且对于偏偏是觉悟的先进工人不响应七月罢工的号召感到大惑不解。落后工人响应了号召，而先进工人却不响应！因此中央委员会感到愤慨，气愤，几乎要破口大骂了。

    然而，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是采取了根本错误的立场，不是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原则上发生分歧，那么它就很容易理解问题的所在。落后工人可能还不了解罢工示威和罢工起义之间的区别，但是先进工人却非常了解这种区别。当有希望能够支持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宣布全民罢工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这当然会是（而且确实是）不以抗议解散杜马为目的（象中央委员会所设想的那样），而以声援起义者，以扩大起义为目的的罢工。

    可是，一两天以后就完全清楚了：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起义这一次已被镇压下去了。为声援起义者而举行罢工已经不适当了，而先进工人始终不愿意举行罢工抗议，罢工示威。先进工人始终非常明确而坚决地说（只有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居然能够不知道这一点或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将投入一场总决战，但绝对不举行示威性的罢工。

    所以，七月罢工的失败，可以说已经使得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策略不再为害。罢工示威的思想完完全全破产了。“局部的群众性抗议”的口号也完完全全破产了。

    但是，凡是稍微了解一些俄国大的中心城市的工人情绪的人，仔细考察现在农民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都非常清楚：罢工起义的思想，准备起义的口号，不仅没有失去意义，不仅没有逊色，反而在各地成熟起来，加强起来。

    五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对孟什维克在杜马解散后的关键时刻的策略所作的简略分析。

    在杜马时期，孟什维克始终宣传支持整个杜马，支持立宪民主党（以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为借口）。布尔什维克竭力使劳动派离开立宪民主党，支持成立“杜马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主张。

    现在，在杜马解散以后，究竟谁的策略被证实是正确的呢？同立宪民主党人在一起只做到了发表一篇怯懦的维堡宣言。立宪民主党作为党并不支持这个宣言，它既不参与在党内宣传这个宣言，也不参与继续进行这类工作。连我们的孟什维克也立即承认了这个宣言有不足之处。在怯懦的维堡宣言发表以后，紧接着发表了其他比较明确、比较大胆的号召书。在一些前杜马代表个人进行联合以后，两个杜马集团的一些“委员会”紧接着也联合起来了，这两个集团签署过许多号召书，参加过许多次革命会议和加入过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两个集团，作为集团，作为集体，在杜马垮台以后还完整无恙，在失去脚下的“立宪”基础以后并没有丧失自持力；这究竟是哪两个集团呢？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布尔什维克支持成立“左派集团执行委员会”的主张，并为此进行宣传，结果这个委员会成立了。劳动团组成了一个同农民有新的联系的新的革命组织，而立宪民主党却在政治上已经死亡——恰恰象布尔什维克预言的那样，他们曾经强调指出：“蛆虫总是寄生在尸体上而不会寄生在活人身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07页。——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等达成战斗协议已经成为事实，上面列举的文告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当然，我们失去了许多东西，那只是因为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晚了，没有较早考虑这一点，没有象布尔什维克早在向统一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就建议过的那样去逐步准备基础。

    Volentem  ducunt  fata，nolentem  trahunt，——用俄国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觉悟的政治家走在事变的前面，不觉悟的被事变拖着走。布尔什维克几个月以来（甚至一年以来）一直坚决认为，同革命的民主派达成战斗协议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同先进农民在战斗中紧密联系极为重要。杜马的解散迫使我们走上这条道路。而孟什维克，正如我们在分析中央委员会策略的所有细节时所指出的那样，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是在违反他们的意愿和意识的情况下被事变的“突然”转变“牵着走的”。

    就拿起义问题来说吧。孟什维克尽力“托词拒绝”起义。他们甚至在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他们现在在第4封和第5封“信”中又绝口不谈起义。这两封信是中央委员会自己写的，其他革命组织并没有指点。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同这些组织一起，按照他们的指点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直接而坚决的起义号召。这时口号也是革命的。这时不仅只字不提恢复杜马例会，甚至连通过杜马召开立宪会议也不提了。相反，这时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话（《告全体人民书》）：“不要没有权力的杜马，而要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有充分权力的立宪会议，这就是人民必须提出的目标。不应当让沙皇的大臣们，而应当让依靠革命人民的政权来召开这个会议。”（黑体是我们用的）当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如劳动团委员会和波兰社会党一起时，它说的话多么有力！

    最后，谈一谈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一年半以来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我们的孟什维克一直在说明，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能容许的，提出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是布朗基主义，雅各宾主义，是罪大恶极。

    结果怎样呢？杜马被解散，中央委员会恰恰不得不提出这个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由谁组成这个政府的问题。它对这个问题的毫无准备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因为它甚至不懂得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起义机关。中央委员会建议宣布杜马遗留下来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劳动派和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为临时革命政府。但是，同志们请看一看，这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事实上是你们在建议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你们这样做却没有考虑社会民主党人在劳动派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中间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唉，真遗憾！关于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起参加临时政府的学究式的空谈，一接触到实际就被完全粉碎了。中央委员会企图用牵强附会的方法歪曲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辩护，但是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象烟一样消失了。不仅如此，除了资产阶级革命者（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波兰社会党人以及农民协会、铁路工会和教师联合会中的一部分人）以外，我们的“严格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还千方百计地把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拉进未来的临时政府！

    的确，很难设想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有比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杜马解散后所遭到的更彻底的了。趁现在还不迟，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党从这个泥潭中拉出来。

    载于1906年8月21日《无产者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48—364页

ZS
    [175]《眼睛报》（《Око》）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8月6日（19日）—10月31日（11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的前身是依次更替出版的《俄罗斯报》、《评论报》和《二十世纪报》。——345。

    [176]“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的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346。

    [177]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346。

    [17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内的布尔什维克委员——瓦·阿·杰斯尼茨基（斯特罗耶夫）、列·波·克拉辛（季明）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于1906年7月20日（8月2日）发表的《三个中央委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声明》。声明以传单形式印发，注明“仅供党员阅读”。声明列举了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实行机会主义策略的事实，指出它力图把伟大的革命斗争化为杜马运动，不仅不顾活生生的现实，而且也不顾授予它全权的代表大会的指示。声明对这种“盲目的机会主义策略”表示坚决抗议，要求中央委员会放弃这种策略（见《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1905—1907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传单》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40—43页）。——346。

    [179]指布尔什维克提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权的地方机关》这一决议草案的第2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31页）。——350。

    [180]《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年12月15日（28日）—1906年3月19日（4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14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年4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352。

    [181]根据民意党领导人安·伊·热里雅鲍夫的倡议，民意党于1880年秋建立了军事革命组织，在喀琅施塔得、梯弗利斯、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等地成立了民意党的军官小组。民意党的军事革命组织未能在士兵群众中生根，而且该组织的章程也禁止军官亲自在下级中进行宣传。1883年春，民意党的军事革命组织由于它的一个成员叛变而被沙皇政府摧毁。——352。

    [182]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353。

    [183]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尔斯克委员会、卡卢加委员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中部地区区域局和科斯特罗马党代表会议（1906年7月25日（8月7日））的决议。这些决议均刊载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无产者报》第1号。——354。

    [184]这里说的是1906年8月召开的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因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举行总罢工问题。

    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3条铁路的职工代表以及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国家杜马劳动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崩得、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等单位的代表。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提交代表会议的报告说，只有在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充满战斗情绪的时候，铁路总罢工才能发动起来并顺利进行。在这种条件下，铁路罢工将是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使劳动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已开始的事业得以完成，并使政府完全投降。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当前的总罢工将是人民力量的一次强攻，它定能从专制政府手中把政权夺取过来。”——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