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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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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1915.8年
CC列宁全集第26卷1914.7-1915.8/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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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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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

    （1915年8—7月）

    爱德华·大卫的《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1915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版）集中了有关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这场战争中所采取的策略的大量事实和论据。对于一向留心机会主义的乃至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人来说，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尽管这样，它仍然是一本很有用处的书，而不仅仅是一部参考资料。谁想认真地思考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世界历史性的破产，谁想真正理解一个先进的社会民主党怎样和为什么会“突然”（似乎突然）变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的奴仆的党，谁想探究一下为这种破产辩护或掩盖这种破产的惯用的那些诡辩的意义，谁就会发觉爱·大卫的这本枯燥的书并不枯燥。实质上，大卫的观点相当严整，而且具有一个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明确信念，这一点，例如虚伪的“看风使舵的”考茨基就一点也没有。

    大卫是一个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是德国的《我们的事业》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长期撰稿人，是一部论述土地问题、内容毫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气息的大部头著作[221]的作者。这样一个毕生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运动的分子竟会成为党的许多和他同样满脑子机会主义的领袖之一，成为国会议员，甚至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发人深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腐败过程是多么久远，多么深刻，多么严重。

    大卫的这本书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作者甚至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社会的各个主要阶级，近几十年来是怎样通过符合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政治来培养、培育和形成自己现在对战争的态度的。大卫甚至根本不愿想一想，不进行这种考察，就谈不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战争，而只有进行这种考察，才能进一步研究各阶级有关这场战争的思想。大卫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辩护士，他的全部叙述和一切论证都是为了影响工人读者，向工人隐瞒自己的立场中的弱点，使工人能够接受自由派的策略，尽量多援用“西欧各国社会党人的策略”（大卫的书第7章的标题）中的权威性的先例来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等等，等等。    因此，大卫这本书令人在思想上感兴趣之处，就在于分析资产阶级应当怎样同工人谈话才能影响他们。从这一角度（唯一正确的角度）来看，爱·大卫的思想立场的实质就表现在他的如下这一论点中：“我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用意”＝“不是拥护战争，而是防止失败”（该书第3页、目录及其他许多地方）。这是大卫全书的主旨。为此，他“穿凿附会”，举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怎样对待德国历次民族战争的例子（第2章），举出了有关“三协约国庞大的侵略政策”的资料（第4章），叙述了这场战争的外交史（第5章），其中援引了各国在大战前夕的那些毫无意义的、极端虚假的官方往来电报来为德国洗刷罪责，等等。在专门的一章（第6章）《危险的程度》中，他举出了说明三协约国力量的优势以及沙皇制度的反动性等问题的种种理由和资料。当然，大卫是完全拥护和平的。标明1915年5月1日的该书序言，作者就是以“世界和平！”这个口号作为结束的。当然，大卫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说：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背叛国际的精神”（第8页），它“同恶意煽起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第8页），“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它便宣布它原则上准备一旦自己国家的安全获得保障就立即媾和”（第8页）。

    大卫这本书特别清楚地表明，自由派资产者（及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即机会主义者）为了影响工人和一般群众，准备不厌其烦地表示他们忠于国际主义，接受和平口号，反对这场战争的侵略目的，谴责沙文主义，等等，等等。什么都行，——只有对自己的政府采取革命行动这一点除外；什么都行，——只要能够“防止失败”。的确，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这一套思想用来愚弄工人确实是必要的和充足的：不能对工人讲得比这更少，因为不答应群众缔结公正的和约，不拿敌人入侵的危险来恐吓群众，不发誓说自己忠实于国际主义，那就不能使群众跟着自己走；也不必对工人讲得更多，因为更多的事情，即抢夺殖民地、兼并别国领土、掠夺战败国、缔结优惠的通商条约等等，不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直接去做的事，而是帝国军国主义的政府军人集团在战争结束以后将要做的事。

    角色分配得很恰当：政府和军人集团依靠亿万富翁以及资产阶级的整个“实业界”进行战争，而自由派则用民族的防御性战争的思想，用民主的和平的诺言等等来安慰和愚弄群众。爱·大卫的思想就是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资产者的思想，俄国组织委员会里那些反对失败可取的主张、防止俄国瓦解、拥护和平口号等等的机会主义者的思想也是如此。

    要采取另一种即有原则的、非自由派的策略，其起点就是断然停止一切为参战辩护的行径，就是在实际上采取那种在战争期间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困难去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以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政策。大卫正在接近资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的这个真正的分界线，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岔开一个不愉快的问题。他几次提起巴塞尔宣言，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开宣言中的一切革命论点，他提起瓦扬如何在巴塞尔号召“举行战时罢工和社会革命”（第119页），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用沙文主义者瓦扬的例子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为了引用和分析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本身的革命指示。

    大卫转引了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宣言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其主要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但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宣告这种“俄国”策略是“狂妄”的，是“粗暴地歪曲了国际的决议”的（第169页和第172页）。他说，要知道，这就是爱尔威主义（第176页）。爱尔威的书中“包含有列宁、卢森堡、拉狄克、潘涅库克等人的全部理论”。最可爱的大卫，请问，巴塞尔决议和《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论点中就没有“爱尔威主义”吗？大卫很不喜欢提起《共产党宣言》，正象谢姆柯夫斯基不喜欢提起我们的杂志的名称，以免使人联想到《共产党宣言》一样。在大卫看来，《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一原理“早已被推翻了”（第176页及其他各页）。关于民族问题，大卫在整个最后一章中搬出了极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讲起什么“生物学上的变异规律”（！！），等等。

    大卫断言，国际的东西并不是反民族的，我们赞成民族自决权，我们反对对弱小民族使用暴力，但是他不了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他假装不了解），为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辩护，在这场战争中提出“防止失败”的口号的人，恰恰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家，而且是反民族的政治家。因为当前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大国的（＝压迫其他许多民族的）民族为了压迫更多的民族而进行的战争。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谁如果不做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就是说，谁如果不承认被压迫民族有获得解放的权利，有同压迫它们的大国分离的权利，谁就不能做一个“民族的”政治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大国民族的无产阶级不采取超出和打破民族界限的、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就不会有生路。不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大国民族就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民族就会继续受压迫。而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就会大大地加速一切民族壁垒的消除，同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百万倍地增加人类的“变异”，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以及思想上的流派、倾向和差异更加丰富多采。

    载于1924年7月27日《真理报》第16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27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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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指爱·大卫的《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1903年在柏林出版。列宁称这本书是“修正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主要著作”。——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