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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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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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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20.5-1920.11
CC列宁全集第39卷1920.5-1920.11/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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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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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89]

    （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

    1

    1920年9月25日《真理报》第213号发表了我的一封短信：《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注：见本卷第290—292页，——编者注]。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Avanti！》）[190]在10月5日转载了这封信，并附了评论，这篇评论值得一谈，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前进报》编辑塞拉蒂同志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他写道：“列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些同志强行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些人从那么遥远、情况那么不同的地方很难对人和环境作出正确的估价……

    ……列宁只留下一个自己的战利品——莫迪利扬尼……

    ……现在列宁又说（不知道他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说的），〈如果得到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在一般的规定之外〉允许有例外。”

    把一个改良主义者莫迪利扬尼说成是“战利品”的讽刺性评论并未命中要害。与塞拉蒂的意见相反，我没有提到莫迪利扬尼（还有龙格）的名字决不是故意的。我提到一些人的名字作例子是为了说明派别，至于某某个人的问题我始终没有去管它，不想去解决这种问题，我认为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指出允许有例外就行了。不管塞拉蒂怎样说，他完全知道（因为他准确地引用了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说的话和我所能说的都只是代表我自己，决不代表执行委员会。

    塞拉蒂的评论使《前进报》的读者不去注意主要的、基本的、本质的问题：现在是否能容许改良主义者留在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内。塞拉蒂设法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本质的问题引向次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以掩饰他的不正确的立场。

    必须反对这种做法，必须弄清本质的东西。

    塞拉蒂在这篇评论和其他文章中都谈到，莫斯科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意大利的情况不够了解。似乎问题的实质不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派别的斗争，不是要解决是否容许同改良主义者“统一”这一根本问题，而是在“莫斯科”不甚了解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

    这种看法（以及这种转移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的做法）的惊人的错误，在一份关于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内部讨论的正式报告中已被充分揭露。这次讨论就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期《前进报》出版的前几天，即9月28、29、30日和10月1日在米兰进行的。这次讨论结束时提出两个决议进行表决，其中一个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的决议，而另一个则可以称为“中派主义”的或模棱两可的或暗中主张同改良主义者联盟（“统一”！）的决议。第一个决议通过了，共得7票（特拉奇尼，杰纳利，雷根特，通塔尔，卡祖奇，马尔齐亚利，贝洛内）；第二个决议被否决了（共得5票：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

    第一个决议的特点是非常鲜明和确切。它首先指出，意大利革命斗争的“目前情况”要求党有“更大程度的统一意志”。其次指出：凡是符合服从纪律这一条件的人，都允许留在党内，但是这个条件没有执行；指望那些具有同第三国际的原则和策略对立的信念的人会服从纪律是错误的；因此，在接受莫斯科的21项条件以后，必须“彻底清洗”全党，把改良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从党内驱逐出去。

    这里没指名道姓，没谈细节。这里有的是鲜明的政治路线，这里准确地说明了作出决定的理由：意大利党史上的具体事实，意大利革命形势的具体特点。

    第二个决议是模棱两可、玩弄拙劣的外交辞令的典型：我们接受21条，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可能会使人作模棱两可的解释”，“必须使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的政治标准适合于该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实际的特点，并且使它们得到国际的赞同”；决议强调“在21条的基础上保持意大利社会党的统一的必要性”；个别违反纪律的情况应该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严厉制裁。

    共产主义的决议指出：革命形势要求党有更大程度的统一意志。这是无可争辩的。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人的决议企图回避这一不可争辩的真理，不敢加以反驳。

    共产主义的决议指出：意大利的特点在于改良主义者必须服从党的决议这一条件没有执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既然是这样，那么在整个革命形势日趋尖锐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在决定性的革命搏斗的前夕，把改良主义者留在党内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事实是否如此呢？改良主义者是否执行了党的决议，真正服从党，贯彻了党的政策呢？维护改良主义者的人的决议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也不能反驳共产主义者作出的否定的回答，而是避而不答，支吾搪塞，拐弯抹角，泛泛地谈论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具体特点，目的正是为了回避和歪曲意大利的而且是它当前最重要的“具体特点”。其实意大利的这个具体特点正在于改良主义者事实上已经不能真正执行党的决议和贯彻党的政策了。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人的决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模棱两可，完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上面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证明塞拉蒂、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和贾科米尼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对的。

    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更进一步揭露出塞拉蒂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共产主义者正是不断指出，如果改良主义者依然如故，他们就不能不暗中破坏革命，正象不久以前他们在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的革命运动中暗中破坏革命一样。

    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当党内还有暗中破坏革命的人的时候，怎么能够去进行革命准备，怎么能够去迎接决定性的搏斗呢？这不仅是犯错误，这简直是犯罪。

    如果塞拉蒂象他在10月14日的《人道报》[191]上发表的信中所公开声明的那样，只指望开除屠拉梯[注：信的要点如下：“我们都拥护莫斯科的条件。问题在于如何掌握这些条件。我坚决主张应当把有害分子清除出党，因而我曾提议开除屠拉梯，但是我们不应当丧失大批的工团〈按俄国的说法是工会〉和合作社。有人主张彻底决裂。分歧就在这里。”（10月14日《人道报》。黑体是塞拉蒂用的。）]一个人，那么事实也已揭露出塞拉蒂的错误。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不仅召集了自己派别的特别代表大会（1920年10月11日在艾米利亚雷焦），不仅在代表大会上重申了他们所有重要的改良主义观点，不仅在会上对菲力浦·屠拉梯最热烈地欢呼，并且由特雷维斯出面声明说：“我们或者是留在党内，或者是都退出党。”我们顺便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和改良主义者自己还用各种方法大肆吹嘘这次派别代表大会的意义。但是我们在10月13日的《前进报》（米兰出版）上看到的却是改良主义者一共只召集了200个党支部的代表，而该党却有几千个支部！

    让我们再就问题的实质更详细地谈一谈塞拉蒂的主要论据。塞拉蒂担心分裂，怕这样会削弱党，特别是会削弱工会、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机关。他的主要思想就是不要破坏这些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机构。他在1920年10月2日米兰出版的《前进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按照特拉奇尼的建议把重要工作岗位上的人都赶走，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么多的‘共产主义者’，即便是昨天才成为最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的人，来担负这些重要的工作呢？”这种思想也表现在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共产主义》杂志（第24期第1627页）所刊登的塞拉蒂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中：“请设想一下那些昨天刚自称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的外行和生手所管理的米兰公社〈即米兰的市政府〉会成什么样子吧！”

    塞拉蒂就怕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遭到破坏，怕生手们的无能和错误。

    共产主义者则怕改良主义者暗中破坏革命。

    这个对比说明了塞拉蒂的原则性的错误。他总是反复说必须有灵活的策略。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全部问题正在于塞拉蒂是向右倾，而在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下应该向左倾。为了顺利完成革命和捍卫革命，意大利的党应该再向左迈出一步（但不要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要忘记，以后的情况很可能又要求向右迈出几步）。

    只要自己的队伍里还有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从原则上说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明显证实了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想法。把这个危险同“丧失”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的危险或这类机构搞糟、出错、垮台的危险相提并论，简直是可笑的，不仅可笑，而且是犯罪。从米兰的市政府会不会搞糟等等考虑出发，而拿整个革命的命运去冒险，这就意味着完全张皇失措，完全不懂得革命的根本任务，完全不善于为革命的胜利作准备。

    由于合作社、公社、工会等等机构中的生手和外行的无能，我们在俄国犯过几千次错误，遭到几千次的垮台和损失等等。我们相信，其他比我们文明的国家，这样的错误会犯得少一些。但是，尽管我们犯了这些错误，我们却获得了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且我们已经将这个政权保持了三年。

    塞拉蒂同志所指出的错误是局部性的错误，这比容许孟什维克暗中危害革命和破坏革命的那种“错误”容易改正一百万倍。这是不言而喻的。匈牙利已经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三年中，曾经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或者哪怕让他们的人较多地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的苏维埃中央机关里，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被推翻了。

    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形势正接近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而进行决定性搏斗的时刻，塞拉蒂没有认识到意大利目前的特点正是处于这一转折关头。在这样的关头，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把那些会动摇的和正在倒向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一切重要工作岗位上撤下来，甚至也可以说是有益的。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国的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再提了。为什么不愿意再提了呢？因为没有特别的必要而去重提已经完全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对意大利工人来说，提一下这个错误是有益处的。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米柳亭这样一些极为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在我上面提到的时期内曾经表现过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会使自己孤立，举行起义太冒险，对某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肯让步。冲突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离开了党和苏维埃的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以示抗议，这使苏维埃革命的敌人十分高兴。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就在报刊上同那些辞职而去的人展开了极其激烈的论战。过了几个星期，最多过了几个月，这些同志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又回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来了。[192]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难理解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刻，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不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压力还非常大。如果那些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刻离去，那么无论是党、是工人运动、是革命都不会因此削弱，而只会加强。

    意大利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时刻。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熟，这是大家都看见，都承认的。无产阶级用事实证明自己能够自发地行动起来，能够发动群众进行强大的革命运动。意大利的贫苦农民或半无产者（塞拉蒂同志莫名其妙地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在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总要打上一个问号。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词，它表达了已经为俄国和意大利的事实所证明的正确的思想，即贫苦农民一半是有产者，一半是无产者）已经用事实证明，他们能够跟着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现在意大利革命的胜利最需要和绝对需要有一个在紧要关头不会动摇、不会畏缩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一个本身无比热情、忠于革命、朝气蓬勃、无私无畏和充满决心的政党，来担任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真正的先锋队。必须在艰苦卓绝、牺牲惨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大力加紧使用陷害、阴谋、诽谤、诬蔑、挑唆和暴力等手段的时候，在各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屠拉梯分子、“中派分子”、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发生最危险的动摇的情况下，捍卫住已经夺得的政权。在这样的关头和这样的情况下，党必须比平时或困难较少的时候更加百倍地坚定、果断、勇敢、忘我和无情。在这样的关头和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会议的这类孟什维克完全离开了党，连现在的党中央委员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可能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党只会百倍地加强起来，而不是削弱下去。

    毫无疑问，后一种人中的多数即使现在辞职了，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在这一胜利巩固以后，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就会回来的。其实，一部分意大利的孟什维克，即屠拉梯分子，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以后，可能也会回来并且被吸收入党的，正如一部分在1917—1918年站在街垒的另一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我们度过了革命后的三个艰苦的年头）又转到我们这边来了一样。

    意大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不仅是一个象我所说的非常困难的搏斗时期，而且是一个最困难的搏斗时期。最大的困难还在前面。我认为，回避这些困难是一种轻率行为和犯罪行为。我很惊奇，塞拉蒂同志怎么能够不加批驳地在他那本《共产主义》杂志上（1920年9月15—30日第24期）登载了G．C．的《我们会被封锁吗？》这样轻率的文章。同这位作者相反，我个人认为，如果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英、法、美等国对意大利的封锁是可能的，势在必行的。我认为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关于封锁的问题的提法要正确得多（见1920年10月1日米兰出版的《前进报》）。他认为可能遭到封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problema  gravissimo”）。他指出：俄国遭到了封锁，但是它支持下来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人口稀少，幅员辽阔；意大利的革命“如果不同另一个中欧国家的革命配合的话，是不能支持（resistere）很久的”，“这种配合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欧洲大陆都处在革命时期。

    这一点他说得非常谨慎，但是说得很正确。我只想补充一点：意大利肯定能得到某种程度的配合（尽管这种配合还不充分，还不完全），必须为获得完全的配合而斗争。改良主义者指出封锁的可能性是为了暗中破坏革命，吓唬人们放弃革命，把自己惊慌、恐惧、踌躇、动摇、彷徨的心情传染给群众。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应当否认斗争的危险和困难，这样才能使群众更加坚定，这样才能把懦弱、动摇、彷徨的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这样才能使整个运动充满更大的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充满为了一个伟大目的而牺牲的更大决心：如果英、法、美等国决定封锁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意大利共和国，那么就加快这些国家的革命。

    用生手来代替有经验的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领袖的问题，不是只关系到在某种特殊场合下的某个国家的个别问题。这是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中把它作为普遍问题提出来并十分正确地加以解决了。我们在决议的第8节中看到：“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说明……任何改良主义 ……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要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息息相关，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一些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注：见本卷第185—186页。——编者注]

    因此，塞拉蒂说意大利党内“大家”都同意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正好相反。

    塞拉蒂在前面我所提到的《人道报》上的那封信中信笔写道：

    “……关于最近的事件，应当知道，劳动总联合会（意大利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者曾经建议让那些要把运动扩大为革命的人来领导运动。我们在劳动总联合会中的同志声明说，如果过激分子领导起义，他们愿意充当一名遵守纪律的士兵。但是过激分子并没有去领导运动……”

    如果塞拉蒂对劳动总联合会中的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声明信以为真，那就太幼稚了。实际上，这是变相的暗中破坏革命：在紧要关头以辞职相威胁。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于表示忠诚，而在于：如果领导者在事态的每个困难的转变关头，都遇到“自己人”、上层分子、“领袖”的动摇、彷徨和辞职，革命就决不能取得胜利。也许，了解一下以下情况对塞拉蒂同志不会没有好处的：在1917年9月底，当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在政治上显然已经垮台的时候，正是我国的社会革命党即切尔诺夫的那个党，在他们的报纸上写道：“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切尔诺夫的社会革命党的党报《人民事业报》[193]，1917年9月21日。我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彼得格勒版第4页上曾引用过这一段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85页。——编者注]

    如果革命工人相信这种声明的坦诚，那就和相信匈牙利的屠拉梯分子一样，犯了致命的错误，后者答应过帮助库恩·贝拉，并且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暗中破坏革命的人，用自己的动摇葬送了匈牙利革命。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

    （1）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坚忍不拔、小心谨慎、冷静沉着，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的决定性搏斗中，正确地估计总的情况，特别是估计适当的时机。

    （2）同时，这个政党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贯串坚定的精神：团结一致、高度集中、无私无畏，竭尽一切努力把这个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无情地消除充斥在屠拉梯分子中的那种动摇、踌躇和彷徨情绪。

    （3）现在塞拉蒂主编的米兰出版的《前进报》（《Avanti！》）进行的这种宣传，不是教育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而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种时刻，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领导工人，教育他们去进行革命，驳斥不正确的观点。这一点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的，同时也让各种派别发表自己的意见。塞拉蒂是在领导，但是他领导的方向不对。

    （4）开除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不会削弱党而会加强党，因为这样的一些“领袖”，即使仍然是忠诚的，也只能“按匈牙利方式”葬送革命。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很会利用甚至是完全“忠诚的”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之流的彷徨、动摇、怀疑和缺乏信心等等。

    （5）如果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人动摇和要求辞职，那就不要挽留他们，而是马上接受他们的辞职。决定性搏斗时期过后他们会回来的，那时他们对无产阶级将会有用些。

    （6）意大利的工人同志们！不要忘记历次革命的历史教训，不要忘记1917—1920年间俄国和匈牙利的教训。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最大的搏斗，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牺牲。战胜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巩固意大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搏斗的胜负，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团结性、纪律性和忘我精神。意大利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将倾尽全力，不惜干出各种罪恶勾当和野蛮行径，不让无产阶级得到政权或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改良主义者和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是必然会动摇、彷徨、踌躇的，因为尽管这一类人中很多还是十分真诚的，但他们在各个时期，在各个国家都曾经因自己的动摇而葬送革命事业。这一类人已经葬送了匈牙利革命（指第一次革命，接着还将有第二次革命……）；在俄国，如果不是把他们从一切重要工作岗位上撤下来，如果无产阶级不怀疑、不警惕、不监督他们，他们也会葬送掉革命的。

    意大利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一定会跟着革命无产阶级走的。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因为只有建立工人的苏维埃共和国才能防止还会不断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能防止酝酿中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积压榨的惨祸。

    1920年11月4日

    2
    关于自由的假话
    （代后记）

    在苏黎世出版的瑞士左派社会党报纸《民权报》（《Volksrecht》）[194]的编辑诺布斯同志，不久以前在该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关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信，以及他自己对这封信的冗长的答复。概括起来说，诺布斯对于接受21项条件和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了坚决的否定的回答——这是为了“自由”，当然是为了批评的自由，为了摆脱过分严格的要求或者摆脱莫斯科独裁统治的自由（我没有保存诺布斯的文章，只能凭记忆引证，只能保证意思准确，不能保证措辞没有出入）。

    同时，诺布斯同志拉塞拉蒂同志做盟友，大家知道，塞拉蒂同志也不满意“莫斯科”，就是说，尤其不满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俄国委员，并且也抱怨莫斯科破坏了共产国际各个组成部分即各个党和各个成员的“自由”。因此稍微谈谈“自由”并不是多余的。

    我们经历了三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完全可以说，全世界最流行和最普遍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就是指责它破坏自由和平等。各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报刊，直到包括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龙格等等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报刊，也正是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破坏了自由和平等。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读者回忆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充满讽刺的名言：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本论》1920年俄文版第1卷第152页，第2篇第4章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编者注]

    这段充满讽刺的话包含了最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哲学内容。应该把这段话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通俗说明加以对照，特别是和他下面这句话加以对照：平等的概念如果不归结为消灭阶级，那就是偏见或胡说[注；同上，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

    消灭封建主义及其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的原则，在世界历史上用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我们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等等问题。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现在在俄国，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的最后的问题，人们非常明显地看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究竟是为谁服务（cui  prodest？“对谁有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向我们谈论的是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瞧，他们决没有笼统议论自由和平等这种过错！他们绝对没有忘记马克思的教导！），我们就问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怎样处理雇佣工人阶级和小私有主阶级的区别呢？

    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是农民小私有者（即使他是在国有化了的土地上进行经营）以投机价格出卖余粮的自由，即剥削工人的自由。在资本家已被推翻，而私有制和贸易自由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提倡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的人都是剥削者的维护者。因此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专政的时候，应当象对待剥削者一样来对待这种维护者，尽管这种人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甚至自以为已经意识到第二国际的腐朽性等等。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还存在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同这个基础进行胜利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消灭阶级的唯一途径。不消灭阶级，就谈不到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有产者的自由），就谈不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饱食者和挨饿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虚伪的平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阶级，其途径，一方面是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中立小业主，使他们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不敢于造成危害。

    诺布斯和塞拉蒂两位同志讲了假话，这当然并不是说这两位同志虚伪、不真诚。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十分真诚的，在他们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主观上的虚伪。但是在客观上，从内容来看，他们讲的是假话，因为这些言论是在维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是在维护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无论如何不能不管任何愿意签署一定声明的人的政治行为就承认他们的自由和平等。这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就同承认“劳动民主派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这类东西一样，是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的自杀。每一个能够阅读并且愿意了解所读的东西的人都很清楚，共产国际的一切决策、纲领、决议、决定和条件都不是无条件地承认愿意参加共产国际的人的“自由和平等”的。

    我们承认“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国际成员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象瑞士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右翼著名代表人物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这是因为不管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怎样签字画押，说他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弱点和动摇的宣扬者和维护者。

    首先是同这些偏见、弱点和动摇决裂，同宣扬、维护和体现这些观点和特性的人决裂。然后，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有参加共产国际的“自由”，才有事实上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口头上的共产主义者）同共产国际的任何其他共产主义者成员的平等。

    诺布斯同志，您要维护您所维护的观点，这是您的“自由”。但是，我们宣布这些观点是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害、对资本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偏见，我们拒绝同维护这些观点、维护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策的人结盟或结社，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已经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了这种政策和这些观点。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求必须无条件地先同机会主义者决裂。

    诺布斯同志和塞拉蒂同志，不要笼统地谈论自由和平等吧！你们谈论的自由是不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必须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不能不危害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不暗中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决裂的决定的自由。你们谈论的平等是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同共产主义者的平等。我们就是不能承认共产国际内有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其他任何的自由和平等都可以承认。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有摆脱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自由，要有摆脱他们的影响，摆脱他们的偏见、弱点和动摇的自由。1920年12月11日

    载于1920年12月2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09—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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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是由两篇同一题材的文章组成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20年11月4日，题为《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这篇文章在1920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0号上发表时，该报编辑部加了以下按语：“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是在他获悉达拉贡纳和机会主义工会工作人员的卑劣行径以前写成的。这些人身为党员却执行反对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与首相卓利蒂勾结起来破坏宏大的工人运动。这些事实更清楚地证实了列宁同志观点的正确性。本报将在今后予以详细论述。”第二篇文章写于1920年12月11日，题为《关于自由的假话（代后记）》。文章手稿上有列宁写的批语：“注意：如果发表，则作为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斗争一文的后记。注意。”这两篇文章一并载于1920年12月20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15期，该刊编辑部删去了两篇文章各自的标题，而将《关于自由的假话》作为总标题。《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把原第一篇文章的标题《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作为总标题。——409。

    [190]《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409。

    [191]《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412。

    [192]指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少数领导人（列·波·加米涅夫等）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而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多数发生冲突一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66、67—71页）。——415。

    [193]《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B．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1919年3月被最终查封。——419。

    [194]《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报反映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反对该党加入共产国际，不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