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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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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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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7.2-1907.6
CC列宁全集第15卷1907.2-1907.6/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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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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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

    （1907年4月1日〔14日〕）

     劳动派和农民协会会员的机关报《劳动人民报》［94］算出了杜马中在土地问题上即对农民“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的力量对比。

    “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能够在土地问题上采取一致步调的有劳动派（100人）、人民社会党（14人）和社会革命党（34人）一共是148人。假定社会民主党（64人）在土地问题的许多方面也和他们一致，那么总共就有212人。

    而在土地问题上反对他们所有这些人的，将是立宪民主党（91人）、波兰代表联盟（46人）、无党派人士（52人）、十月党和温和派（32人），——一共是221人。

    反对者居多。我们没有把穆斯林（30人）和哥萨克（17人）计算在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当中可能有一半人归附左派，有一半人归附右派。不管怎样，对劳动派的土地法，反对者比拥护者多。”

    在这个统计中还漏掉了君主派（22人），但是，把这些人加进去，不过是更加证实了劳动派的结论。

    这个结论从两方面来看值得注意：第一，它阐明了俄国当前革命中社会力量对比这个基本问题；第二，它有助于弄清杜马和杜马斗争在解放运动中的意义。

    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深信，我们的革命，按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容来讲，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变革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变革的结果必然正是这种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地说：即使取得了最充分的自由，即使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胜利，整个社会经济仍然要受市场和货币的支配。争取土地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是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生存条件的斗争，因为即使实行最民主的共和制，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资本的统治仍然保持着。

    不熟悉马克思学说的人，可能觉得这种观点很奇怪。但是，要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并不困难，只要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和它的结果，以及美国的“自由土地”的历史等等就行了。

    社会民主党人把当前的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绝对不是想轻视它的任务和贬低它的意义。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的更老的历史敌人还没有被推翻以前，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是不可能充分广泛地展开和最后获得胜利的。

    因此，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地消灭地主（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只有通过这项工作，按彻底民主主义的原则对旧的、半农奴制的社会加以破坏，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完全壮大起来，才能从“全体无权人民”共同的民主任务中完全划出自己的特殊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保证使自己有最优越的条件来为社会主义进行最自由、最广泛和最紧张的斗争。如果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就不得不把自己绝大部分力量用来实现一般的民主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而不是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即社会主义任务。

    但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能独立完成和作为领导力量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吗？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岂不是意味着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完成这场革命？

    孟什维克常常倾向于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什么可能这样呢？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为农奴制残余所苦，更需要自由，更需要消灭地主的压迫。相反，彻底的胜利对资产阶级则具有危险性，因为无产阶级会运用充分的自由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自由愈充分，地主权力消灭得愈彻底，运用起来也就愈方便。

    因此，资产阶级期望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是半途而废，是半自由，是同旧政权和地主勾结。这种期望植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共产党人马克思当时把无产阶级政策的重心完全放在同“妥协的”（马克思语）自由派资产阶级作斗争上面［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8—133页。——编者注］。

    在我们俄国，资产阶级更加怯懦，而无产阶级则远比1848年德国无产阶级觉悟得多，而且组织得更好。只有撇开“妥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民主派农民群众在争取充分自由和争取全部土地的斗争中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才有可能获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完全胜利。

    第二届杜马更加明显地证实了这个估计。现在甚至农民也懂得，必须把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算作右派，而把农民和工人算作左派。诚然，“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经常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实际上往往在政治上充当自由派的尾巴。（如投票赞成戈洛文、采取“沉默策略”、同意把预算提交委员会讨论［95］等等。）这种动摇不是偶然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为什么在土地问题这个迫切问题上必须把立宪民主党算作右派呢？因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实质上是地主的政策。立宪民主党的“强制转让”实际上是地主强制农民用破产的办法赎买，因为赎买金额和税额实际上都由地主决定：在地方上，地主加官吏将在土地委员会中占优势（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曾反对土地委员会由普选产生），而在全俄的中央立法方面，地主将通过国务会议等等来进行操纵。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律师的自由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律师要农民同地主和解，而且是按照有利于地主的条件和解［注:《言语报》说，立宪民主党人的地主性质只能在群众大会上讲。对这句话我们再补充如下一点：根据《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代表》这部名著（1907年圣彼得堡版）我们算了一下，有79个明确无误的立宪民主党人，其中有20名是地主。能叫出名字的有：图奇科夫、博古斯拉夫斯基、比格洛夫、巴枯宁、罗季切夫、波格丹诺夫、萨拉兹金、塔塔里诺夫、斯塔霍维奇、伊孔尼科夫、萨韦利耶夫、多尔戈鲁科夫、切尔诺科夫、戈洛文、两个佩列列申、沃洛茨科伊、约尔丹斯基、切尔诺斯维托夫。使用黑体的是贵族代表、地方官［96］和地方自治局主席。］。

    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在杜马中占多数。《劳动人民报》问道：“如何摆脱这种局面呢？”答复很简单：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比纯粹是杜马的争辩提高一步。

    即使左派在杜马中占了多数，这也是必要的，因为杜马毫无权力，而国务会议为了地主的利益会来“改进”任何一项杜马法案。这在目前也是必要的，——不是从党的主观意图来说是必要，而是从客观历史来说是必要，因为不这样做，土地问题就只能按照有利于地主的条件来解决。

    载于1907年4月1日《我们的回声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204—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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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劳动人民报》（《ТрудовойНарод》）是劳动派和全俄农民协会会员的机关报（日报），于1907年3月15日（28日）—4月4日（17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8号。该报编辑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B．A．别拉耶夫。参加该报工作的有第二届国家杜马劳动派代表米·叶·别列津、安·安·布拉特和全俄农民协会会员A．E．基姆里亚科夫、E．И．索罗金等。——169。

    ［95］投票赞成戈洛文是指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选举国家杜马主席时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候选人H费·亚·戈洛文一事。1907年2月19日（3月4日），在立宪民主党人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住所的集会上，就此事进行了串通，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的孟什维克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见本卷第29—32页）。2月20日（3月5日）在国家杜马选举主席时，戈洛文以356票对右翼代表的102票当选。

    “沉默策略”是指立宪民主党对于彼·阿·斯托雷平1907年3月6日（19日）宣读的政府宣言的策略。在立宪民主党人召集的所有反对派的联席会议上，立宪民主党人鼓吹要从“保全杜马”出发而用沉默来回答政府宣言，说什么对政府宣言致答词必然导致杜马被解散，因此应当以转入议程上的问题来回答政府宣言。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农民协会、穆斯林议会集团、人民社会党人，波兰代表联盟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后来社会民主党人对斯托雷平宣言表了态（见注41），杜马中极右翼的代表——弗·阿·鲍勃凌斯基、弗·米·普利什凯维奇、普拉东主教、П．Ｈ．克鲁平斯基、瓦·维·舒利金等也对斯托雷平宣言作了答复。

    同意把预算提交委员会讨论实际上意味着通过预算。这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讨论预算问题时提出的建议。劳动派对此投票赞成（见本卷第155—157页）。——172。

    ［96］地方官是沙皇俄国农村中管理行政和司法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监督农民社会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农民案件的初审。按照1889年7月12日的法令，地方官由省长从拥有不动产的世袭贵族中任命，并由内务大臣批准。实行地方官制度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加强领地贵族在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中的作用。——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