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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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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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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7.7-1917.10
CC列宁全集第32卷1917.7-1917.10/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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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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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

    （1917年9月7日〔20日〕）

    毫无疑问，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俄国主要执政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最近（第147号）埋怨大家争论政权问题而忘了立宪会议问题和粮食问题，我们要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还是埋怨自己吧。要知道，“更换阁员的把戏”连续不断，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资本家对已经通过和拟订的关于粮食垄断和保证国家粮食供应的措施进行破坏，这一切主要应归咎于你们党的动摇和犹豫。

    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我国的革命在政权结构问题上摇摆不定，“白费了”半年的时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政策所决定的。而这两个党的政策，归根到底又是由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在资本同劳动的斗争中经济上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

    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内容异常丰富的伟大的半年里有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如果没有，那革命就完了，只有无产阶级举行胜利的起义，才能挽救革命。如果学到了一点东西，就首先应当立即建立稳固的不动摇的政权。在大多数工农群众已被革命唤醒的人民革命时期，只有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依靠大多数居民的政权，才能成为稳固的政权。直到今天，俄国的国家政权实际上还是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迫不得已才作些个别的让步（想第二天就收回），才到处许下诺言（并不打算履行），才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统治（用“真诚联合”作幌子来欺骗人民），如此等等。口头上是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府，而行动上是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这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矛盾，这就是政权极不稳固和摇摆不定的根源，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如此可悲地（对人民来说）热中于玩弄那套“更换阁员的把戏”的根源。

    要么是解散苏维埃，让它无声无息地死去；要么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1917年6月初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的[76]，7月和8月的历史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话是正确的。不管资产阶级的奴才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等人怎样撒谎，把政权实际上落到人民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剥削者手中说成政权“基础的扩大”，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成为真正依靠大多数人民的稳固的政权。

    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是稳固的政权，才是在最猛烈的革命风暴中也不会被推翻的政权，只有这个政权才能保证革命不断地广泛地发展，保证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党派斗争。不建立这个政权，就必然会产生犹豫、动荡和摇摆，不断发生“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滑稽剧，忽而从左面、忽而从右面爆发。

    但是，“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不是在多数场合那也是经常被误解为“由苏维埃的多数派政党组成内阁”。关于这种十分错误的见解，我们想谈得详细一点。

    “由苏维埃的多数派政党组成内阁”，就是只更换部长的人选，而整个旧的政府权力机关——这个完全是官吏的、没有一点民主气息的、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纲领中写明的那些重大改革也不能实行的机关——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对整个旧的国家机构，对这种阻挠一切民主措施的官吏机构，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取消这种机构，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机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机构，即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大多数人民——工人、士兵、农民的机构，使大多数人民不但在选举代表方面，而且在管理国家、实现改革和改造方面，能够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

    为了把这种差别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我们可以提一下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不久以前的一个宝贵的自供。这家报纸写道：即使在交给社会党人部长管的那些部里（这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上部长，臭名昭著地同立宪民主党人搞联合时写的），整个管理机构也还是旧的，它阻挠着整个工作的进行。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的全部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历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更换部长意义极小，因为实际的管理工作掌握在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手中。这支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同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方面都依附他们。这支队伍被资产阶级关系的气氛所笼罩，他们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他们凝固了，变硬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子的。对上司毕恭毕敬的习气和某些“公”务特权把他们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银行，这支队伍的上层分子完全成了金融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

    企图通过这种国家机构来实行改革，即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或实行粮食垄断制等等，这完全是幻想，是十足的自欺欺人之谈。这种机构能够为共和派资产阶级服务，建立起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即“没有君主的君主国”，但是，要实行改革，这种国家机构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要说消灭资本的权利、“神圣的私有”权，连认真加以削减或限制，也绝对做不到。因此，结果总是这样：无论在哪一种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内阁里，哪怕其中个别的人的确是十分真诚的，这些社会党人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摆设和屏风，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是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这样，后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几十次参加内阁也是这样，1917年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也是这样。只要资产阶级制度存在，只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吏的国家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之所以特别可贵，就是因为它是新的、高得多、民主得多的国家机构类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千方百计把苏维埃（特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一个清谈馆，在“监督”的名义下通过一些软弱无力的决议和建议，而政府却谦恭有礼、笑容可掬地把它们束之高阁。但是，只要吹来一阵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清风”，预示大风暴即将来临，苏维埃里的一切沉闷空气就会暂时吹散，革命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开始表现为一种雄伟、壮观、不可战胜的力量。

    让所有信念不坚定的人学习这个历史实例吧！让那些说“我们没有机构来代替这个必然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旧机构”的人感到羞耻吧！因为这种机构有，这就是苏维埃。不要害怕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相信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你们就一定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奋勇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所表现的那种力量和那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

    不是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群众，而是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动摇犹豫，永无休止永无成效地试图在旧的官僚国家机构这个旧皮囊里装新酒，其最深刻的根源之一也就在这里。

    拿1917年俄国革命中军队民主化、切尔诺夫出任部长、帕尔钦斯基“当权”、彼舍霍诺夫去职等情况来看，处处都最清楚不过地证实了上面的话。不充分信任选举产生的士兵组织，不彻底实行士兵选举长官的原则，结果就是科尔尼洛夫之流、卡列金之流和反革命军官指挥军队。这是事实。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克伦斯基政府还是一切照旧，实际上是要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再起。任命阿列克谢耶夫，同克列姆博夫斯基、加加林、巴格拉季昂之流以及其他科尔尼洛夫分子“和解”，对待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本人的态度宽容，这一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克伦斯基实际上是要让科尔尼洛夫叛乱再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经验也证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要么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军队彻底民主化，要么是发生科尔尼洛夫叛乱。

    切尔诺夫出任部长这件事又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证明为真正满足农民需要而采取的任何一个稍微认真的步骤，任何一个足以证明相信农民、相信农民自己的群众组织和行动的步骤，都激起了全体农民的满腔热情吗？可是切尔诺夫在将近4个月内却不得不去“讨价还价”，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官吏们“讨价还价”，而这些人无限期地拖延，进行种种陷害，逼得切尔诺夫只好下台，什么事也没干成。地主和资本家“赢得了”这4个月的时间，在这4个月里他们保住了地主土地占有制，拖延了立宪会议的召开，甚至对土地委员会开始了一连串的迫害。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经验也证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要么是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土地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立即交给农民；要么是让地主资本家阻挠一切，恢复地主权力，激怒农民，导致无比暴烈的农民起义。

    对生产稍微认真的监督遭到了资本家的破坏（在帕尔钦斯基的帮助下），粮食垄断和彼舍霍诺夫对粮食和食物的分配刚开始进行的民主调整遭到了商人的破坏，——这些情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俄国今天的问题，决不是发明什么“新的改革”，搞什么“包罗万象的”改造“计划”。根本不是这样。只有那些高喊反对“实施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家、波特列索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才会把问题说成这样，才会这样明目张胆地撒谎。实际上，俄国的情况是：战争带来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史无前例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这一切本身就暗示了出路，指出了出路，不仅指出，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

    这一类措施，这方面的措施，大家都公认是非实行不可的，而且许多地方已经从各方面开始实行了。措施已经开始实行，但是到处遭到地主和资本家抗拒阻挠而无法贯彻下去，这种抗拒既是通过克伦斯基政府（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波拿巴分子的政府），通过旧国家的官吏机构进行的，也是通过俄国和“盟国”的金融资本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进行的。

    不久以前，И．普里列扎耶夫在《人民事业报》（第147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为彼舍霍诺夫的去职，为固定价格的破产和粮食垄断的破产而痛惜：

    “勇气和决心，这就是我们历届政府所缺乏的东西……革命民主派不应当等待，而应当表现出主动的精神，有计划地干预经济混乱的现象……如果问哪里需要坚定的方针和坚决的政权，那就正是这里。”

    真话总是真话。真是金玉良言。只是作者没有想一想，坚定的方针、勇气和决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能够表现出勇气和决心的那个阶级的问题。这样的阶级只有一个，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勇气和决心政权的坚定方针，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И．普里列扎耶夫不知不觉地在向往这个专政了。

    这种专政实际上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粉碎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反抗，恢复和完成军队的彻底民主化。这种专政建立两天以后就会得到军队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热烈拥护。这个专政会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全部权力交给当地的农民委员会。如果不是发疯，怎么会对农民支持这个专政发生怀疑呢？彼舍霍诺夫只是许愿要办的事（“粉碎资本家的反抗”——这是彼舍霍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那篇著名演说的原话），这个专政将付诸实施，使之变成现实，对于已经开始建立的管理粮食和进行监督等等的民主机构，不但决不取消，而且要加以支持，促进其发展，消除其工作中的一切障碍。

    只有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才能表现出一个政权的真正伟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保证自己在军队和农民中得到群众热烈的、奋不顾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

    只有政权归苏维埃才能使今后的发展成为循序渐进的、和平的、平稳的发展，使之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识、决心和他们的亲身经验完全适应。政权归苏维埃，就是把管理国家和监督国家经济的事情完全交给工人和农民，谁也不敢反抗他们，他们很快就会从经验中，从自己亲身的实践中，学会正确地分配土地、产品和粮食。

    载于1917年9月14日（27日）《工人之路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00—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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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列宁说的是他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讲话（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6—238页）。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革命民主和政权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宪会议的筹备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12项。列宁在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战争问题发表了讲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