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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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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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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4.7-1915.8
CC列宁全集第26卷1914.7-1915.8/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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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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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1915年7月13日〔26日〕）

    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只能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

    这是一条公理。对这一公理提出异议的，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的拥护者或无可奈何的仆从。例如组织委员会的谢姆柯夫斯基就属于前一类（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属于后一类的，有托洛茨基和布克沃耶德，在德国则有考茨基。托洛茨基写道，希望俄国失败，这是“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方法论作毫无必要的毫无道理的让步，而社会爱国主义是要用以为害最小为原则这一在目前条件下具有极大随意性的方针，去代替反对战争和产生战争的条件的革命斗争”（《我们的言论报》第105号）。

    这是夸大其词的典型，托洛茨基经常就是这样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的。所谓“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如果不是意味着在战时也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那就只能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擅长的毫无内容的空喊。只要稍加思索就能了解这一点。当然，毫无疑问，在战时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就意味着不仅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而且实际地促成这种失败（向“敏感的读者”说一句：这绝不是说要“炸毁桥梁”，举行没有成效的战时罢工，以及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帮助政府击败革命者）。

    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在他看来，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布克沃耶德和谢姆柯夫斯基更加露骨地表达了他们这种与托洛茨基相同的“思想”，——确切些说是胡思乱想）。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就是“社会爱国主义的方法论”！为了帮助那些不善于思考的人们，伯尔尼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注: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曾经解释说：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现在都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布克沃耶德和托洛茨基认为对这个真理不谈为妙，而谢姆柯夫斯基（这位机会主义者坦率地、天真地重复资产阶级的高论，从而使工人阶级得到最大的教益）却“脱口而出”说：这是胡说，因为获胜的不是德国，便是俄国（《通报》第2号）。

    拿公社的例子来说。是德国战胜了法国，也是俾斯麦和梯也尔一起战胜了工人！！要是布克沃耶德和托洛茨基动一动脑筋的话，他们就会看到，他们对战争抱有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相同的观点，用托洛茨基的矫揉造作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方法论”卑躬屈膝。

    战时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而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遭到挫折（“失败”），会有助于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这种转变也就不能不促使政府失败。

    沙文主义者（以及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所以竭力回避失败这个“口号”，是因为唯独这个口号才是坚决号召人们在战时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如果没有这些行动，即使说上千万句要以战争反对“战争和……的条件”的最最最革命的话，也是一钱不值的。

    谁要是真想驳倒促使自己的政府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这个“口号”，他就应当证明以下三点中的一点：或者（1）1914—1915年的战争不是反动的战争；或者（2）这场战争不可能引起革命；或者（3）所有交战国中的革命运动不可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最后一点对于俄国尤其重要，因为俄国是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在这里不可能直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这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不得不最先提出失败这个“口号”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沙皇政府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鼓动在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在促进它的失败，这是完全正确的。这种鼓动不只是议会反对派的鼓动，也是向群众进行的反对自己政府的真正革命的鼓动，这在国际中是唯一的范例。这是事实。回避这一事实是愚蠢的。

    失败口号的反对者，不愿正视一个最明显的事实：进行反对政府的革命鼓动和促使政府失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简直是自己害怕自己。

    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同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否可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呢？近十年来，任何一个公开发表过意见的社会党人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而1905年10月17日以后发生的奥地利无产阶级运动[223]，又以事实证明了这一可能性。

    问一问任何一个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是否赞同各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采取共同的革命行动以反对所有交战国政府而达成协议？许多人会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例如考茨基就是这样回答的（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这就完全证实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因为，一方面，这显然是当面撒谎，违背了人所共知的事实和巴塞尔宣言。另一方面，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机会主义者在很多方面倒是正确的了！

    许多人会回答说，他们赞同这样的协议。对此我们要说：如果这种赞同不是虚伪的，那就不要以为在战争中，为了进行战争，需要达成“形式上的”协议，商定如何推选代表，举行会见，签订条约，确定日期和钟点，这样未免太可笑了！只有谢姆柯夫斯基们才会这样想。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更不必说是在若干国家内——要达成革命行动的协议，也只有依靠真正革命行动的范例，也只有着手进行和发展真正的革命行动。而要着手进行革命行动，又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革命是无法“制造”的，同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转变也是无法“制造”的，它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现象、方面、特征、属性和后果中发展起来的。而受他们本国的被压迫阶级打击的那些政府不在军事上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和失败，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

    谁不接受失败这个口号，谁就是把自己的革命性变成一句空话或纯粹的伪善。

    他们究竟建议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失败这个“口号”呢？用“不胜不敌”的口号（谢姆柯夫斯基在《通报》第2号上，整个组织委员会在第1号上）。但这不过是“保卫祖国！”这一口号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这恰恰是把问题转移到各政府间的战争上去（根据这一口号的内容，各政府必须维持原来的状态，“保持自己的阵地”），而不是转移到各被压迫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斗争上！这是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辩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时刻都准备说，而且正在对人民说，他们“仅仅”是为了“防止失败”而斗争。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大卫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们8月4日投赞成票的用意不是拥护战争，而是防止失败。”“组委会分子”与布克沃耶德和托洛茨基一起为“不胜不败”的口号辩护就是完全站到大卫的立场上去了！

    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看出，这个口号意味着“国内和平”，放弃所有交战国的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不打击“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就不能进行阶级斗争，而在战时打击自己的政府，就是叛国（供布克沃耶德参考！），就是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谁同意“不胜不败”的口号，谁就只能是虚伪地赞成阶级斗争，赞成“打破国内和平”，谁就是实际上抛弃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要使所有交战国的无产阶级服从于一项纯粹资产阶级的任务：保卫各自的帝国主义政府，使它免遭失败。唯一真正地而不是在口头上打破“国内和平”、承认阶级斗争的政策，就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困难去推翻它们。可是，如果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促使它失败，那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甚至不可能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当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爆发前提出群众罢工这一问题时，资产阶级便回答他们说（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样回答是绝对正确的）：这将是叛国行为，你们将被当作叛国犯对待。这样说是正确的，就如同说战壕联欢是叛国行为一样。谁要是象布克沃耶德那样撰文去反对“叛国”，或者象谢姆柯夫斯基那样撰文去反对“瓦解俄国”，那他的观点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了。一个无产者如果不犯“叛国”罪，不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不促进“自己的”帝国主义“大”国瓦解，就不能给自己的政府以阶级的打击，也不能向自己的兄弟，向同“我们”作战的“别的”国家的无产者（实际上）伸出友好之手。

    谁赞成“不胜不败”这一口号，谁就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沙文主义者，谁就充其量是调和主义的小资产者，总之是无产阶级政策的敌人，是当今的政府和当今的统治阶级的拥护者。

    我们再从另一个方面看一看这个问题。战争不能不在群众中引起打破通常的消沉状态的最激烈的感情。不适应这种新的激烈的感情，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策略。

    这种激烈的感情有哪些主要表现呢？（1）恐惧和绝望。这就使得宗教的影响增强起来。教堂又挤满了人，反动派兴高采烈。反动透顶的巴雷斯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他说得很对。（2）仇恨“敌人”。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牧师，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蓄意煽动起来的，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只对资产阶级有利。（3）仇恨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这是一切觉悟工人的感情。觉悟的工人一方面懂得，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所以要用自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的“继续”来回答战争。另一方面，他们懂得，离开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就是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失败，就不能激起对它们的仇恨，而不激起对它们的仇恨，也就不能成为“国内和平（＝阶级和平）”的不虚伪的反对者！！

    赞成“不胜不败”这一口号的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一边，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国际革命行动，他们不愿意帮助发展这些行动；当然，发展这些行动是一项很不容易的任务，但是，只有这一任务才称得上是无产者的任务，只有这一任务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正是交战大国中最落后的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政党提出——尤其是鉴于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可耻地叛变——革命的策略；而不“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这种策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唯有这种策略才能导致欧洲的革命，导致社会主义的持久和平，使人类从现时普遍存在的恐怖、苦难、野蛮、残暴下解脱出来。

    载于1915年7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286—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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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沙皇政府迫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于1905年10月17日（30日）发表宣言，答应给予人民以“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沙皇政府的这一让步引起了奥匈帝国人民革命的高涨。维也纳及其他工业城市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布拉格出现了街垒。斗争结果，奥匈帝国终于实行了普选制。——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