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政论家札记
FB
YB
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
RQ1917.7-1917.10
CC列宁全集第32卷1917.7-1917.10/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32
XH020
TY
GJ列宁/列宁全集
ML
ZW
    政论家札记

    （1917年9月1日〔14日〕）

    1．祸根

    提起《新生活报》的作家尼·苏汉诺夫，可能大家都会同意说，他不是一个很坏的而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他真诚地倾心于国际主义，这在最艰苦的时期，在沙皇反动势力和沙文主义猖獗的年代已得到证实。他很有学问，很想独立地研究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从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转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期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在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甚至这样的人也会用下面这种十分轻率的见解来款待读者：

    ……“不管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失掉了多少革命成果，但有一个成果，也许是最重要的成果，却仍然在发挥作用，那就是政府及其政策只有靠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愿让出去的；民主机关要收回它还是十分容易的；只要对当前形势的要求有应有的了解，就不难把临时政府的政策引上正轨。”（8月20日《新生活报》第106号）

    这些话包含着关于革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最轻率最惊人的谎言，正是这种谎言在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中最流行，革命多半是被它断送了的。

    如果你思索一下上面那段话里所包含的那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那就一定会想到：《新生活报》的公民们决非偶然地同部长们，同那些入阁的社会党人，同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之流，同政府成员即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同事坐在一起开“统一”代表大会[65]。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不加批判地从庸人那里学来的对善良愿望采取荒唐的小市民式的轻信态度。原来苏汉诺夫的全部议论同那些真心诚意的孟什维克护国派的全部活动一样，都充满了这种轻信。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轻信正是我国革命的祸根。

    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苏汉诺夫大概会举双手赞成这个要求。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要求来看看苏汉诺夫的上述论断。

    这个论断是以什么事实作根据的呢？苏汉诺夫凭什么说政府“只有靠”苏维埃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苏维埃可以“十分容易地”“收回它的一切权力”，不“难”改变临时政府的政策呢？

    第一，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自己的一般印象，是苏维埃的“十分明显”的力量，克伦斯基的出席苏维埃，这个或那个部长彬彬有礼的言词，等等。这当然是十分糟糕的证据，更正确些说，这等于供认完全没有证据，完全缺乏客观事实。

    第二，苏汉诺夫所根据的可能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绝大多数决议都坚决拥护和支持苏维埃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他说，这些决议表明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

    这种论断也和前一种一样，在庸人当中常常可以听到，但是毫无根据。

    在历次革命中，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意志，无疑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拥护民主的。但是大多数的革命还是以民主的失败而告终。

    马克思考虑到大多数革命特别是1848年革命（同我国现在的革命最相似）的这个经验，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想用决议、想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我们的亲身经验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906年春天，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决议无疑是拥护第一届杜马的。大多数人民无疑是拥护它的。但是，它还是被沙皇解散了，因为革命阶级奋起斗争（1906年春天的工人罢工和农民风潮）的力量不足以掀起一次新的革命。

    好好考虑一下当前革命的经验吧！1917年3、4月间和7、8月间，大多数决议都是拥护苏维埃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苏维埃的。但是，大家都看到、知道并且感觉到，革命在3、4月间前进了，而在7、8月间却后退了。这就是说，抬出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解决不了革命的任何具体问题。

    光抬出人民大多数来作证明，正是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典型，正是不愿意承认在革命中应该战胜敌对阶级，应该推翻维护它们的国家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愿意战斗并能够战斗的革命阶级具有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能够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摧毁敌对的力量。

    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些统治阶级力量虽小，但组织和武装都很好，而且很集中，他们能够把组织和武装都很差而且很分散的“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击破，这种事情在革命中真不知有过多少次！

    当革命使阶级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时候，不研究阶级斗争的具体问题，只“泛泛地”谈论“人民的意志”，这只有最愚蠢的小资产者才做得出来。

    第三，苏汉诺夫在上面那段话里还提出了一个“论据”，这个论据在庸人当中也是常常可以听到的。他说，“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愿让出去的”。似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愿”让出的东西就容易收回来……

    这种论断一文不值。首先，收回自愿让出去的东西的前提是接受让步的人“自愿同意”。可见，要人家自愿同意才行。可是谁接受了“让步”呢？谁得到了“革命民主派”让出的“权力”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于任何一个还有头脑的政治家说来都是基本的问题，却被苏汉诺夫完全回避了……“革命的〈请原谅我这样讲〉民主派”“自愿让出去”的东西实际上落到了谁的手里呢？这才是关键的所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苏汉诺夫同所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回避的正是问题的这个实质。

    其次，在儿童室里，“自愿让出去的东西”也许很容易收回。例如，卡佳自愿地把小皮球让给了玛莎，那么收回它也许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把这些概念搬到政治和阶级斗争上来，除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敢于这样做。

    在政治上，自愿让出“权力”，这证明出让者非常软弱无力，非常萎靡不振，非常没有气节，非常懦弱无能。因此，一般说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谁自愿让出权力，谁就不仅“应该”被剥夺权力，而且“应该”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换句话说，自愿让出权力这件事本身就只能“证明”，接受这种自愿让出的权力的人，必然会连出让者的权利也加以剥夺。

    既然“革命民主派”自愿把权力让出去，那它就不是革命的民主派，而是象小市民那样卑鄙的、胆怯的、没有摆脱奴才气的民主派；正是在作了这种让步之后，敌人就会把它驱散，或者干脆把它消灭，叫它“自愿”死亡，就象它“自愿”让出权力一样。

    把政党的行动看成一时的冲动，就是根本拒绝研究政治。这两个大党，而且从有关选举的各种消息、报道和客观材料来看在人民中拥有多数的两个大党，竟“自愿地让出权力”，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这应当加以说明。这样的行动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不能不同人民中某个大阶级的一定的经济地位有关。这样的行动不能不同这两个党的发展历史有关。

    在成千上万种类似的庸俗论调中，苏汉诺夫的论断之所以十分典型，就是因为他的论断实际上是以善良意志（“自愿”）这个概念为根据，而忽略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政党的历史。苏汉诺夫根本不研究它们的历史，忘记了自愿让出权力其实是从2月28日开始的，当时苏维埃表示信任克伦斯基，赞同与临时政府达成“协议”。而5月6日的事件简直是大规模地让出权力了。总起来看，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幕十分清楚的情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下子就登上了斜坡，愈来愈快地滚了下去。7月3—5日以后，他们完全滚到泥坑里去了。

    现在说什么让步是自愿的，可以“十分容易地”使两大政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难”促使它们采取同他们多年以来（革命好几个月以来）的方针相反的方针，“十分容易地”从泥坑里爬出来，沿着斜坡爬上去，——这些说法难道不是轻率到了极点吗？

    最后，第四，苏汉诺夫为了替自己的意见辩护，可能会说，对苏维埃表示信任的工人和士兵有武装，所以“十分容易”收回自己的一切权力。但正是在这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上，《新生活报》作者的庸俗论调显得特别糟糕。

    为了尽可能说得更具体一些，现在把4月20—21日的事件同7月3—5日的事件比较一下。

    4月20日，群众对政府的愤怒迸发出来了。武装的团队走上彼得格勒街头，要去逮捕政府成员。逮捕虽然没有进行，但政府清楚地看到它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没有军队拥护它了。推翻这样的政府的确是“十分容易”的，因此政府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是我走，或者是你们支持我。

    7月4日，同样爆发了群众的愤怒。所有的政党都想抑制住群众的愤怒，但是这种愤怒仍然冲破了种种抑制迸发出来了。同样举行了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但是有很大的差别：头脑混乱的、脱离人民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在7月3日就已经同意资产阶级调卡列金的军队列彼得格勒来。这就是关键所在！

    卡列金在莫斯科会议上以军人的坦率直言不讳地说：不是你们这些社会党人部长自己在7月3日叫“我们”来援助的吗！……没有一个人敢在莫斯科会议上反驳卡列金，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卡列金奚落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只好默不作声。哥萨克将军吐了他们一脸的口水，他们擦了擦说：“这是圣水！”

    资产阶级的报纸都登出了卡列金的这些话，然而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却把莫斯科会议上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声明隐瞒起来，不让读者知道。

    结果是：政府第一次专门调来了卡列金的军队，而坚决的真正革命的军队和工人却被解除了武装。这个根本的事实虽然被苏汉诺夫“十分容易地”回避和忘却了，但它终归是事实。对于现阶段革命，对于第一次革命来说，这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实。

    在前线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以及后来在军队里，权力落到了卡列金之流的手里。这是事实。最积极反对他们的部队被解除了武装。卡列金之流虽然没有马上利用这种权力来建立完全的专政，但这决不能驳倒权力操在他们手里这件事实。难道1905年12月以后沙皇没有权力吗？难道当时的情况不是迫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这个权力，在没有攫取全部权力即没有实行政变[66]以前召开了两届杜马吗？

    判定权力属于谁，要根据行动，而不能根据言论。政府7月5日以来的行动，就证明权力操在卡列金之流手里，他们慢慢地然而不停地向前推进，每天都接受“大大小小的让步”：今天让捣毁《真理报》、杀害真理派的人员、任意逮捕人的士官生逍遥法外，明天下令封闭报社，解散各种集会和代表大会，不加审判就把人驱逐出境，把侮辱“亲善使节”的送进监狱，把危害政府的送去服苦役，在前线实行死刑，等等，等等。

    卡列金之流并不是傻瓜。他们既然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又何必非要去硬碰硬闯，冒失败的危险呢？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唐恩和李伯尔之流才是傻瓜，他们每当卡列金之流前进一步就叫喊：“民主的凯旋！胜利！”他们认为，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没有一下子吞掉他们，这就是“胜利”！！

    祸根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经济地位本身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惊人的轻信和缺乏觉悟，他们还在半睡半醒中说着梦话：收回自愿让出的东西是“十分容易的”！那就请去收回吧，从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之流那里随意收回吧！

    祸根就在于“民主的”政论界支持这种梦境中的、庸俗的、愚蠢的奴才幻想，而不去同它作斗争。

    如果我们用一般政治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观点来考察事物，即把事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就十分清楚，决定性的转变现在不仅不“容易”，而且相反，没有新的革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并不涉及这样的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我也并不是分析这样的革命能不能和平地合法地进行（一般地讲，历史上有过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的先例）。我仅仅是断定，没有新的革命，决定性的转变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权已经落到别人手里，已经不在“革命民主派”手里了，政权已经被夺走并且得到了巩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产物，是2月28日到5月6日、5月6日到6月9日、6月9日到6月18日和19日（进攻）等等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结果。这里的所谓转变，就是要求政权的整个情况、政权的整个成分、两大党的全部活动条件以及扶植这两个党的阶级的“意图”，都来一个转变。而这样一些转变，从历史上来看，没有新的革命是不可思议的。

    苏汉诺夫和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不是向人民解释新的革命的一切主要历史条件，它的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它的政治任务，以及同它有关的阶级对比关系等等，而是搞些“无聊的把戏”，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话，什么我们“可以不难收回一切”，“十分容易地”收回一切，什么“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仍然在发生作用”，以及诸如此类轻率的、无知的、简直等于犯罪的胡说，用这些来麻痹人民。

    现在，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征兆已经出现。这些征兆清楚地指出了工作的方向。在无产阶级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威信显著降低，而布尔什维克的威信显著提高。尽管“卡列金的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来了，可是就在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同6月的区杜马选举相比，布尔什维克得票的比例仍然增加了[67]。

    在不能不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以及斯皮里多诺娃、卡姆柯夫等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革命的国际主义派的加强、壮大和发展，是转变的客观标志。不用说，日益逼近的饥荒、经济破坏、军事失败，一定能大大加速这个转变的到来，使政权转到贫苦农民所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

    2．徭役制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特别凶恶的敌人所表现的那种愚蠢的“揭露”狂，有时候却帮了社会主义的忙。他们所攻击的正是值得大家赞同和仿效的事情。他们攻击的性质本身就使人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资产阶级的卑鄙无耻。

    在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俄罗斯意志报》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它在8月20日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徭役制》的叶卡捷琳堡通讯。这篇通讯报道说：

    “……工兵代表苏维埃在我市实行一种劳役制，规定凡有马匹的公民必须轮流把马牵来供苏维埃委员们每天因公外出使用。

    同时还制定了专门的值日表；每个‘有马的公民’应该在什么时候、在几点钟以前把马牵到什么地方来值班，都有详细的书面通知。

    为了更加明白起见，在‘命令’里还加了一句：‘如果不执行这个要求，苏维埃雇用马车的费用（不超过25个卢布）要由您负担’……”

    资本家的辩护人当然要生气了。大多数人民终生受苦受难，不仅要服“徭役”，而且被雇到工厂、矿山或其他地方去做苦工，经常还失业挨饿，资本家对于这些却安之若素。

    但是，当工人和士兵要资本家哪怕是尽一点点社会义务时，这些剥削者老爷们便大喊大叫，说这是“徭役制”！！

    请问一问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成了唯一的国家政权机关，在各地规定富人必须尽社会义务，例如必须带着马、汽车、自行车来值班，必须每天做点书写工作，来统计产品数量和贫民的人数，等等，等等，这样做不好吗？

    大概除富农之外，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都会说，能这样就好了。

    这是实话。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之一，但这正是贫苦人民迫切需要的。没有这样的措施，就不能使人民免于饥饿和死亡。

    为什么叶卡捷琳堡苏维埃的这种做法还十分少见呢？为什么这类措施在全国没有更早实行，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呢？

    在规定富人提供马匹的社会义务之后，为什么没有随即规定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对社会的义务，即呈报有关金融业务，特别是有关国家订货的完整报表，接受苏维埃的监督，并且同样发出“详细的书面通知”，规定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呈报，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纳多少税呢？

    这是因为大多数苏维埃都是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领导的，他们实际上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答应支持它，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而且背叛了民主。这些领袖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而资产阶级不仅不容许在彼得格勒这样的地方规定富人尽社会义务，而且对一些很小的改革几个月来也一直加以阻挠。

    这些领袖推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施社会主义”，以此来欺骗自己的良心和欺骗人民。

    为什么说这是欺骗呢？

    因为根据这种说法，事情就被歪曲成这样：似乎现在说的是要进行一场空前复杂和困难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势必打破千百万人民习惯的生活。事情被歪曲成这样：似乎有人想用一道命令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既不管技术水平，也不管存在着大量的小企业，不管大多数居民的习惯和意志。

    这完全是谎话。谁也没有要这样做。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打算用命令来“实施社会主义”。这里所谈的只不过是类似叶卡捷琳堡规定富人的社会义务这样一些得到贫苦大众即人民大多数衷心拥护的措施。这类措施从技术方面和文化方面来看，已经完全可以采取，并且立刻能使贫苦人民日子好过一些，减轻战争的负担，让大家比较平均地来分担。

    革命以来，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了，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仍在阻挠所有这类措施的实现，出卖人民的利益，谋求同资产阶级“妥协”。

    只要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领袖就是叛徒，应该把他们赶走，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那么劳动者就必然会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奴役。

    载于1917年9月1日（14日）《工人日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122—132页

ZS
    [65]俄国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于1917年8月19—26日（9月1—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的目的是把各孟什维克团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出席大会的有孟什维克护国派（普列汉诺夫分子和波特列索夫分子）、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派）和《新生活报》的代表。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主张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赞同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表示信任临时政府。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等。但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与会者之间就呈现出极端涣散的状态，因此把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目的实际上没有达到。——120。

    [66]指六三政变。

    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发动的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放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125。

    [67]1917年5月底6月初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票数占总票数的20％，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得票数占总票数的58％。1917年8月20日（9月2日）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票数增加到33％，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得票数则下降为44％。——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