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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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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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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5.8—1916.6
CC列宁全集第27卷1915.8—1916.6/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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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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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77]

    （不早于1915年11月13日〔26日〕）

    1914—1915年的战争暴露了国际的破产。把各个阶级和政党对此所持的态度拿来作一番对比是颇有教益的。一些资产者极力称赞那些主张“保卫祖国”即主张战争和主张帮助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把他们捧上了天。而另一些比较坦率的或者说不大耍外交手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对国际的破产，对社会主义“幻想”的破灭幸灾乐祸。在“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中间也有两派。德国人威·科尔布和沃·海涅这样的“极端派”承认国际的破产，指责“革命幻想”引起这个破产，力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加机会主义的国际。可是在实践中，他们同考茨基、列诺得尔、王德威尔得这一类“温和的”、谨慎的、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保卫祖国派”殊途同归，尽管后者矢口否认国际的破产，认为它只是暂时停止活动，他们为原有的第二国际辩护，认为它仍然有生命力和生存权。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承认第二国际的破产并认为有必要建立第三国际。

    为了断定谁是谁非，我们且来看看恰恰是针对当前这次战争的、由世界所有社会党一致正式签字通过的历史文件。这个文件就是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社会党人敢从理论上否认对每次战争必须分别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但是现在，除了人数不多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外，人们既不敢直接地、公开地、明确地否定巴塞尔宣言，说它是错误的，也不敢仔细认真地分析一下这个宣言，把它的论点拿来同社会党人在战争爆发后的行为对照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巴塞尔宣言无情地揭露了大多数正式社会党人的言行的极端虚伪性。这个宣言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谈到区分什么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也没有半个字谈到德国以及四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们津津乐道和大叫大嚷的那些东西。巴塞尔宣言十分准确地、清楚地、明确地分析了那些在1912年导向战争而在1914年导致战争的具体的利益冲突。宣言说，这是由“资本帝国主义”引起的冲突，是奥俄两国因争夺“巴尔干霸权”而引起的冲突，是英、法、德三国（所有这三个国家！）“在小亚细亚实行侵略政策”而引起的冲突，是奥意两国力图“把阿尔巴尼亚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使其服从自己的“统治”而引起的冲突，是英德两国由于它们总的“对抗”以及随后由于“沙皇政府企图侵占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等”而引起的冲突。谁都看得出，这完全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而言的。宣言十分清楚地确认这场战争具有纯粹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奴役的性质，并作出了必然的结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这场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野心”而准备的；从工人方面来说，“互相残杀”是“犯罪行为”。

    这些论点包含了为理解两大历史时代的根本区别所必需的全部重要思想。一个是1789—1871年这个时代，当时，欧洲发生的战争无疑大都关系到重大的“人民的利益”，即关系到强大的、涉及千百万人的、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关系到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外国压迫。在这个基础上，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保卫祖国”、即保卫从中世纪制度下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概念。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党人才赞成“保卫祖国”。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现在也不能不赞成例如保卫波斯或中国不受俄国或英国的侵略，保卫土耳其不受德国或俄国的侵略，保卫阿尔巴尼亚不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侵略，等等。

    1914—1915年的战争，如巴塞尔宣言明确指出的，则属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一场强盗之间为了瓜分赃物和奴役别的国家而进行的战争。俄、英、法三国的胜利将置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等于死地，——这是巴塞尔宣言指出了的。德国的胜利将置小亚细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于死地。这也是巴塞尔宣言指出了的，这是所有社会党人都承认了的！大国（应读作：大强盗）的一切有关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言论，都是骗人的、荒谬的、虚伪的，它们进行战争是为了称霸世界，为了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为了奴役别的民族！难怪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害怕提到和准确引述巴塞尔宣言，因为宣言会揭穿他们的虚伪。巴塞尔宣言证明，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只在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认为这场战争关系到民族解放利益，会得出社会党人的一种策略。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强盗战争，则会得出另一种策略。巴塞尔宣言明确地表述了这另一种策略。它说：战争将引起“经济和政治危机”。必须“利用”这种危机，来“加速资本统治的崩溃”。这些话承认社会革命已经成熟，已有可能，它将随战争而到来。宣言直接举了公社和1905年的例子，即举了革命、罢工、国内战争的例子，宣告说：“统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有人说社会党人“没有讨论过”、“没有决定过”对战争的态度问题，这是撒谎。巴塞尔宣言决定了这个策略：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国内战争的策略。

    如果认为巴塞尔宣言是一纸空文，是官样文章，是虚张声势的恫吓，那就错了。这个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正是想这样说的！但这是不对的！巴塞尔宣言是整个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间大量的宣传鼓动材料的概括。这个宣言概括了各国社会党人发表的千百万字的（这样说并非夸大）[注：“千百万字的（这样说并非夸大）”是列宁用铅笔加在未勾掉的“几千万字”上面的。——俄文版编者注]宣言、文章、书籍、演说。宣称这个宣言是错误的，那就是宣称整个第二国际是错误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的全部工作都是错误的。屏弃巴塞尔宣言就等于屏弃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巴塞尔宣言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离奇的话。它提供的仅仅是社会党人一向用来指导群众的思想，即认定“和平”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巴塞尔宣言只是重申了盖得1899年在代表大会上讲过的话，当时他嘲笑了社会党人为适应争夺市场和进行“资本主义掠夺”（《警惕！》第175—176页）的战争而参加内阁的政策；或者说，宣言只是重申了考茨基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说过的话，当时他指出“和平时代”已经结束，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代已经到来。

    巴塞尔宣言不容争辩地证明，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在1914—1915年间赞成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都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只有伪君子才会否认这一点。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说明背叛的原因。

    如果把事情归结为个人的问题，举考茨基、盖得、普列汉诺夫（“甚至”这样的人物！）为例，那是荒谬的，不科学的，可笑的。这是一种可鄙的手法。要认真说明原因，就必须研究某一项政策的经济意义，然后分析它的基本思想，最后还要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个派别的历史。

    在1914—1915年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巴塞尔宣言已经作了答复。所有大国进行战争都是为了进行掠夺，瓜分世界，为了争夺市场，为了奴役其他民族。资产阶级会因此而增加利润。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参加”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这个人数不多的阶层可望从这些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术语要比社会爱国主义确切，因为后者把坏事美化了）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都是工人运动中的“上层”这个人数极少的阶层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拒绝革命行动，崇拜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是一样的。策略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社会沙文主义是米勒兰主义、伯恩施坦主义[78]、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直接继续和完成，是它们的总和，它们的总结，它们的结果。

    在1889—1914年这一整个时代，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有两个基本派别：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现在，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也有两派。让我们抛开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撒谎家惯用的那种把问题推到个人身上的手法，来看看许多国家中派别的情况吧。我们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比利时、法国这10个欧洲国家来说。在前8个国家中，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划分是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划分相一致的。就社会的、政治的意义上来讲，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核心在德国是《社会主义月刊》[79]及其一伙，在英国是费边派[80]和工党[81]（独立工党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社会沙文主义在这个联盟中的影响要比它在英国社会党中的影响大得多，在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约占3/7：66和84），在俄国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组织委员会（以及《我们的事业》杂志），在意大利是比索拉蒂的党，在荷兰是特鲁尔斯特拉的党，在瑞典是布兰亭及其一伙，在保加利亚是“宽广派”[82]，在瑞士是格雷利希和“他的”一派人[注：在手稿上，列宁在“一派人”这一词上面加写了“一翼”一词。——俄文版编者注]。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正是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发出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相当强烈的抗议声。这1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是例外。但是就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国际主义者也只是力量薄弱，而不是根本没有。某些事实很可能是鲜为人知（瓦扬就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信，但是这些信他没有发表），而不是根本不存在。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这是无可争辩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过去是思想上的、秘密的，现在变成公开的、露骨的了。正是同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的联盟给了社会沙文主义以力量。那些说无产者“群众”转向了沙文主义的人（包括考茨基在内）是在撒谎，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征求过群众的意见（也许意大利是例外，那里在宣战以前曾经进行了9个月的争论！而在意大利，群众是反对比索拉蒂的党的）。实行戒严使群众受到打击、摧残、隔离和压制。只有领袖们自由地投了票——投票赞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把机会主义看作一种党内现象，是可笑的，荒谬的！德，法等国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说而且一直在证明，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是一小部分近似无产阶级的分子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几十年来在“和平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成熟起来的机会主义，到1914—1915年已经完全成熟，到了同资产阶级公开结成联盟的地步。同机会主义讲统一，就是要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讲统一，即服从资产阶级，就是使国际革命的工人阶级陷于分裂。这并不是说，在所有国家立刻同机会主义者分裂都是上策，或者至少都有可能；这只是说，这种分裂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说是必要的；历史既然从“和平的”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也就转向这种分裂。愿从者天引之，不愿从者天强之。[83]

    各国资产阶级，首先是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从战争一开始就异口同声地在极力称赞某些社会党人，因为这些社会党人赞成“保卫祖国”即保卫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掠夺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请看国际资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的和最重大的利益是怎样在各国社会党内部和工人运动内部获得支持，得到表现的。在这方面，德国的例子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因为这个国家在第二国际时代建立了一个最强大的党。但是在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德国完全相同的情况，只不过形式、面貌、外表稍有不同罢了。

    1915年4月，有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党员，用莫尼托尔的笔名在德国一家保守派杂志《普鲁士年鉴》[84]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位机会主义者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公开道出了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对20世纪工人运动的政策的实质所在。不理睬这个运动，用暴力镇压这个运动，都不行了；应该收买它的上层，从内部腐蚀它。英法资产阶级几十年来正是这样干的，它们收买了工联领袖、米勒兰们、白里安们及其一伙。现在，德国资产阶级也正是这样干的。莫尼托尔当着资产阶级的面（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说：社会民主党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难的”（就是说，它为资产阶级效劳、反对无产阶级的行为是无可非难的）。社会民主党变为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蜕化过程”正在卓有成效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这个党向右转的话，那对资产阶级是危险的。“它应当保持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政党的性质。因为它一旦放弃了这一点，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党把被屏弃的纲领接过来，而且把它表述得更加激进。”（1915年《普鲁士年鉴》第4期第50—51页）
    这几句话公开讲出了资产阶级时时处处都在偷偷摸摸干着的事情。群众需要“激进的”言词，要让群众相信这些言词。机会主义者愿意虚伪地反复讲这样的言词。象第二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对机会主义者是有益的，是需要的，因为这些党可以使社会党人在1914—1915年的危机中保卫资产阶级！英国的费边派和自由党的工联领袖、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和饶勒斯派[85]所执行的政策，与德国人莫尼托尔完全相同。莫尼托尔是一个露骨的或者说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让我们看看另一种机会主义者，即隐蔽的或者说“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吧。（有一次恩格斯曾经正确指出，“真诚的”机会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是最危险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编者注]）这样的典型人物就是考茨基。

    考茨基在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写道：大多数正式的党都违背了自己的纲领（而考茨基本人在战争爆发后的整整一年间却一直在捍卫这大多数党的政策，并为“保卫祖国”这一谎言辩护！）。“反对多数派的情绪正在增长。”（第272页）（“Die Opposition gegen die Mehrheit im Wachsen ist”）群众“怀有反对情绪”（“oppositionell”）。“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阶级矛盾将十分尖锐，以至激进主义将在群众中占上风……”（第272页）“战争爆发后〈只是战争爆发后吗？〉激进分子将纷纷脱离党，而拥护从事反议会的〈？？应该说：议会外的〉群众行动的派别，这对我们是一个威胁……”“这样，我们的党就分裂为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极端……”

    考茨基想表现“中庸之道”，想使这“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现在（在战争开始16个月以后）他承认，群众怀有革命情绪。考茨基在斥责革命行动，称之为“街头的冒险行为”（第272页）的同时，又想使革命群众同“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机会主义者首领“调和起来”。用什么来调和呢？用空话！用帝国国会中少数“左派”的“左的”空话！！要让少数派象考茨基那样一面斥责革命行动，称之为冒险行为，一面又用左的空话来款待群众，那样，党内就能保持统一与和平了——同休特古姆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莫尼托尔之流保持统一与和平！！

    而这和莫尼托尔的那个纲领，那个资产阶级的纲领，完全是异曲同工，只不过是用“优美的声调”和“甜蜜的词句”表达出来罢了！！武尔姆所执行的也是这个纲领，在1915年3月18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会议上，他“警告党团不要做过头，因为工人群众反对党团策略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中派立场”（《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第67页。手稿本）。

    请注意，在这里他代表全体“马克思主义的中派”（包括考茨基在内）承认，群众怀有革命情绪！这是1915年3月18日的事！！！过了8个半月，即到1915年11月26日，考茨基又提出用左的言词来安抚革命群众！！

    考茨基的机会主义和莫尼托尔的机会主义所不同的只是言词，只是色调，只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就是：保持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保持无产阶级对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的服从！！潘涅库克和哥尔特把考茨基的立场叫作“消极的激进主义”是很恰当的（法国人根据自己“祖国的”例子很好地认清了这种变态的革命性，把它称为废话！！）。但是我却宁愿把它叫作隐蔽的、胆怯的、伪善的、甜蜜的机会主义。

    实际上现在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区别根本不在口头上，不在言词上。在把“保卫祖国”（即保卫资产阶级的掠夺行为）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民族自由等词句结合起来这一方面，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桑巴、海德门、韩德逊、劳合－乔治等人丝毫不比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和哈阿兹逊色！真正的分界线，就在于完全否认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承认由于这场战争而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采取革命行动。但是，在这个唯一严肃、唯一实际的问题上，考茨基和科尔布、海涅却是完全一致的。

    让我们把英国的费边派和德国的考茨基派比较一下。费边派和自由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马克思主义。关于费边派，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写道：这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页。——编者注]恩格斯在1893年11月11日又写道：“高傲的资产者……大发慈悲，要从上面来解放无产阶级，只要它富于见识而能了解到：如果没有这些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悯人的女士们的恩惠，它这样一些愚昧无知的群众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注：同上，第164页。——编者注]考茨基派在自己的“理论”方面，与费边派相去有多远呀！然而在实践上，在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这明显地证明：考茨基派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已经烟消云散，已经变成僵死的文字，伪善的言词。

    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战争爆发后，考茨基派是用哪些显而易见的诡辩来推翻社会党人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策略的。考茨基提出了一种“超帝国主义”理论。他所谓的超帝国主义，意思就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5期第144页）。同时考茨基自己又补充说：“至于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仅根据一个新阶段“可以设想”这一点（而新阶段的发明者本人也还不敢宣布“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在危机和战争阶段显然已经到来的今天的革命任务就被否定掉了！而否定革命行动的正是这位第二国际的权威，他在1909年写了《取得政权的道路》这一整本书（它被译成了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文字），证明即将到来的战争同革命的联系，证明“革命不会是过早的”！！

    在1909年，考茨基证明，“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在1912年，巴塞尔宣言正是把这个观点作为世界各国社会党的整个策略的基础的。在1914年，战争已经到来，斯图加特和巴塞尔两次大会所预见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已经到来。而考茨基却臆想出一些反对革命策略的理论“遁词”！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也是这种思想，只不过用词稍微“左”一些罢了。他在自由的瑞士写了一本书，想影响俄国的革命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1915年苏黎世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使全世界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高兴的新发现：“工人运动的国际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和方法革命化的问题。”（第37页）“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国际化问题的重心就是日常实际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第40页）……“譬如说，有关劳动保护和保险的立法……应当成为他们〈工人〉国际行动和国际组织的目标”（第39页）。

    不言而喻，不仅休特古姆之流、列金之流、海德门之流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是劳合－乔治之流、瑙曼之流、白里安之流，也会完全赞成这样的“国际主义”！阿克雪里罗得虽然没有引述和分析考茨基的保卫祖国的任何一个论据，但他捍卫的正是考茨基的“国际主义”。阿克雪里罗得也和亲法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甚至害怕想起巴塞尔宣言所谈的正是革命策略。对未来——未定的、未知的未来，阿克雪里罗得准备献出种种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词句，说什么未来的国际将采取“掀起革命风暴”的对抗行动（在战争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对付政府）……“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第14页）。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一谈到现在，谈到在当前危机时期运用革命策略时，阿克雪里罗得便完全用考茨基的腔调回答道：“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策略……“在下述情况下也许还有点道理，即要是我们真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譬如说，就象俄国1901年爆发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预示着反专制制度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第40—41页），接下去是对“乌托邦”、“巴枯宁主义”的攻击，这同科尔布、海涅、休特古姆、列金完全是一个腔调！！然而俄国的例子特别明显地揭穿了阿克雪里罗得。从1901年到1905年，其间经过了4年，而在1901年，谁也不能担保说俄国革命（反专制制度的第一次革命）会在4年以后到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情况也完全一样。现在谁也不能担保说第一次这样的革命是否会在4年以后到来。但是革命形势已经存在，这是事实，是1912年已经预见到和1914年已经发生的事实。1914年俄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城市饥民的游行示威无疑也“预示着决战即将到来”。社会党人的直接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支持和推进这些游行示威和各种“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经济罢工、政治罢工、士兵运动直到起义和国内战争），为它们提出明确的口号，建立秘密组织，印发秘密出版物，没有这些就无法号召群众进行革命，帮助群众认清革命，组织起来进行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901年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它开始于1905年，但是直到1915年还没有结束）“前夜”时，正是这样做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1914—1915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也应该这样做。革命从来不是一诞生就非常完备，不是从丘必特脑袋里跳出来[86]，不是突然爆发的。革命前总是有一个酝酿、危机、运动、骚动的过程，革命开始的过程，而且这个开始并不总是能发展到底的（例如，在革命阶级力量弱的情况下）。阿克雪里罗得编造了一些遁词，企图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自己的义务，不去帮助和推动在已有的革命形势下开展起来的革命运动。阿克雪里罗得为大卫和费边派的策略辩护，只不过是用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罢了。

    德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大卫在反驳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4年11月1日发表的宣言时写道：“想把世界大战变为国内战争是狂妄的”（《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柏林版第172页）。我们的宣言除了提出这个口号以外，还补充说：“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也决不放弃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坚定不移的、始终不渝的准备工作。”[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9页。——编者注]（大卫在第171页上引用了这段话）请注意，在大卫的书出版（1915年5月1日）的前一个月，我们党曾经发表了（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关于战争的决议，对于采取系统的“步骤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作了如下的规定：（1）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支持士兵的战壕联欢；（5）支持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啊，勇敢的大卫！1912年他并不认为援引巴黎公社的例子是“狂妄的”。可是1914年他却附和资产阶级说什么“狂妄”！！

    “四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对革命策略的评价与大卫完全一致。他把关于……的思想[注：手稿到此中断。接下去的文字是按照现存的残缺不全（没有开头）的下一页刊印的。——俄文版编者注]……即社会革命的“前夜”，从这个前夜到“决战”可能要经过4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正是个萌芽，尽管还很柔弱，但毕竟是巴塞尔宣言所说的那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这种革命从来不会一下子就强大起来，而必然要经过比较柔弱的萌芽阶段。

    要支持、发展、扩大和加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和革命运动。要建立秘密组织以便进行这方面的宣传鼓动，以便帮助群众理解运动，理解运动的任务、手段和目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实际活动纲领必然都要归结为这两点。其他一切，不管用什么左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谬论加以粉饰，都是机会主义的、反对革命的空话。

    如果有人象第二国际的顽固分子通常那样地反驳我们说：唉！这些“俄国的”办法！！（《俄国策略》——大卫那本书的第8章的标题）那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915年10月30日在柏林有几百个（einige Hundert）妇女到党执行委员会门前游行示威，并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向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传单和小册子，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黑体是我用的）（《伯尔尼哨兵报》第271号）

    看来，这些柏林女工是被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11月1日发表的那个“巴枯宁主义的”、“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的”（见科尔布及其一伙的话）和“狂妄的”宣言引入了歧途。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99—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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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写于1915年底。保留下来的手稿不够完整，共有10页笔记本纸，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但字迹清晰，并编了页码，另外还有未编页码的半张纸。文章首次发表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列宁稍晚又用德文写了同一题目的另一篇文章。该文（见本卷第117—130页）于1916年1月发表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机关刊物《先驱》杂志第1期上。两篇文章在文字上略有不同。——102。
    [78]伯恩施坦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年代初。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06。
    [79]《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07。
    [80]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同上，第26卷第278—284页）。——107。
    [81]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107。
    [82]宽广派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在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以后，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该派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07。
    [83]这是古罗马新斯多葛派哲学家卢·安·塞涅卡的话。——108。
    [84]《普鲁士年鉴》（《Preuβische Jahrbücher》）是德国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月刊，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109。
    [85]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09。
    [86]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智慧女神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出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从丘必特脑袋里跳出来”意思是一开始就完美无缺。——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