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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关于接收党员的条件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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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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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22.3-1923.1
CC列宁全集第43卷1922.3-1923.1/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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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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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13]

   （1922年3月9日、24日和26日）

    1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不反对。[14]

    由于提到的文件没有引用，许多地方看不清楚。[15]依我看，介绍工人入党的要有三年党龄，介绍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要有四年，介绍其他人的是五年。

    预备期（“入党者”？）的概念要规定得准确一些。

    细节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

    列宁
    3月9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7页

    2  
    致莫洛托夫同志
   （3月24日）
    电话口授

    请把我的以下建议提交中央全会：

    我认为，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是极端重要的。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规定工人入党的预备期为半年，其他人为一年。[16]我建议，只有在大工业企业实际做工不下十年的工人，预备期方得为半年。其他工人规定为一年半，农民和红军士兵规定为两年，其他各种人为三年。特殊的例外，须经中央委员会[17]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批准。

    我认为，不改变季诺维也夫所提出的短预备期是极端危险的。毫无疑问，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即大工业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一切聪明的白卫分子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在我们普遍存在工作马虎、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规定这样短的预备期，事实上就等于对预备党员不作任何认真的考查，无从知道他们是否真是经过一些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们党现在有30—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表明现在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所以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我极力主张必须延长预备期，同时责成组织局拟定一些条例并严格执行，这些条例应能真正使预备期成为极其严肃认真的考验，而不致流于形式。

    我认为，代表大会应当特别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列宁

    载于1925年12月23日《莫斯科晚报》第29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7—18页

    3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在代表大会讨论接收新党员的条件问题之前交全体中央委员一阅。

    看了3月25日中央全会关于新党员的预备期问题的决定，我想在代表大会上对这项决定提出异议。[18]但是，我怕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此，请看一下我的下列意见。

    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我想，谁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查一下统计材料就能证实这一情况。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工厂工人属于无产阶级成分的，比从前少多了，因为在战争期间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进了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我们党要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其次，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只要回顾一下路标转换派[19]的所有著作就会相信，连一点无产阶级气息都没有的人现在都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成就心向神往了。如果热那亚会议使我们取得新的政治成就，那么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十分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涌进党里来的势头就会更猛烈。工人的半年预备期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这种势头，因为用伪装的办法混过这样短的预备期是再容易不过了，况且在我们这种条件下，很多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队伍，简直没有任何困难。综上所述，我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必须大大延长预备期（白卫分子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我觉得这一点更可以证实这个结论），如果工人的预备期仍为半年，那么为了不自欺欺人，绝对必须确定“工人”这个概念，使这个概念只适用于那些确实由于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必然具有无产阶级心理的人。如果不是在工厂一心一意呆上许多年，就不可能养成这种心理，它是由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陶冶出来的。    

    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

    因此必须：（1）延长各种预备期；（2）特别详细地规定，应当怎样使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应当有哪些具体的切实的考查条件来保证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而不致流于形式；（3）在处理接收新党员问题的机关中必须规定一个法定的多数；（4）接收新党员不仅必须受省委决定的制约，而且必须受监察委员会决定的制约；（5）还应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制定一些办法，使党易于除去那些根本够不上十分自觉地贯彻无产阶级政策的共产主义者的党员。我并不是建议再进行一次大清党，因为我认为这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但必须找出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只要对此动动脑筋，我相信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的。

    如有可能，请看过这封信的中央委员给我一个答复，即使打电话简略地告诉人民委员会的一位女秘书也好。

    列宁
    1922年3月26日

    载于1925年12月23日《莫斯科晚报》第29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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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为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巩固党》这一提纲的最初草案。根据1922年3月8日政治局的决定，这份草案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们。草案规定，接收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应由有3年党龄的3名党员负责介绍，接收职员和其他人入党则应由有5年党龄的5名党员负责介绍。

    列宁在3月9日的信中不反对把这份提纲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予以通过，并就介绍人党龄问题和草案中未提到的预备期问题提了意见。

    3月13日，政治局在列宁没有出席的情况下批准了经补充修正的季诺维也夫提纲。3月17日《真理报》第62号发表了这份提纲。提纲中关于入党条件这一节引起了列宁的强烈反对，他在3月24日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6。

    [15]指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和俄共（布）区域委员会、区域局和省委员会书记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1921年12月）。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巩固党》的提纲的最初草案中没有引用这两个决议。——16。

    [16]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起草的提纲《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第5条，其中写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党章（第2章第7条）：工人和农民的预备期应不短于6个月，其他人不短于1年。”（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684页）——17。

    [17]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1920年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7。

    [18]1922年3月25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接受了列宁关于修改季诺维也夫提纲第5条的建议，但是没有考虑列宁的全部意见。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全会决定向代表大会提出下述条文：“决不允许靠剥削他人劳动、投机倒把之类为生的人入党，规定工人的预备期为6个月，红军战士为1年，农民及其他人为1年半，要让入党介绍人承担特别责任。”（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737—738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中规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修改党章，按新的手续接收党员。接收入党的人分以下三类：1．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2．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红军战士除外）和手工业者；3．其他（职员等等）。第一类人的预备期为6个月，第二类人为1年，第三类人和脱离其他政党的人为2年。接收第一、二类人入党，须由有3年党龄的3名党员介绍，并且第一类人须县委和区委批准，第二类人须省委批准。第三类人以及脱离其他政党的人则须由有5年党龄的5名党员介绍，并必须由省委批准。20岁以下的青年入党须经过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军战士除外）。要求入党者的名单应预先公布。

    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介绍人应对被介绍人负有极严格的责任，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承担责任的具体形式（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77—178页）。——18。

    [19]路标转换派是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路标转换派还得到一些没有离开苏俄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路标转换派因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文集的中心思想是：承认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是唯一可能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转换路标，为复兴俄国工作。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Ю.B.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C.C.卢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C.C.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人。他们的刊物是《路标转换》杂志，该杂志于1921年10月—1922年3月在巴黎出版。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路标转换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路标转换派中也有不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作家阿·尼·托尔斯泰等。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4—7日）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中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

    列宁对路标转换派的评价见本卷第91—93页。——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