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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论“民族文化”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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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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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3.9-1914.3
CC列宁全集第24卷1913.9-1914.3/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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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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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民族文化”自治

    （1913年11月28日〔12月11日〕）

    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换句话说：“建立保障民族发展自由的机构”）计划或纲领，其实质就是按民族分学校。

    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民族主义者（崩得分子在内）愈要掩盖这一实质，我们就愈要坚持讲这一实质。

    每个民族，不论其所属成员的居住地点（不论地域：“超地域自治”、非地域自治一语源于此），组成一个统一的得到国家承认的联盟，管理各种民族文化事业。其中主要的是教育事业。每个公民（不分居住地点）自由登记加入一个民族联盟，通过这种办法来确定民族成分，这就保证了绝对准确和绝对彻底地按民族分学校。

    试问，按照一般民主观点，特别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的观点，是否允许这样的划分办法呢？

    只要弄清“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实质，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绝对不允许。

    只要不同的民族住在一国之内，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把学校教育与这种联系割断呢？是否可以按照崩得的经典性（就其特别强调毫无意义的空话而言）提法所说的那样，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呢？既然经济生活使居住在一国之内的各民族结合在一起，那么，企图在“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问题方面把这些民族一劳永逸地分开的做法就是荒谬和反动的。相反，必须努力使各民族在学校教育中联合起来，以便把实际生活中要做的事在学校中先准备起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和发展水平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按民族分学校的做法实际上必然会使那些较落后的民族更加落后。美国南方过去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黑人的孩子至今仍在单独办的学校念书，而北方的白人和黑人则合校上课。不久以前，在俄国搞了个“犹太学校民族化”方案，就是说，给犹太儿童单独办学校，把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儿童分开。用不着多说，这个方案是出自最反动的普利什凯维奇分子之手。

    坚持按民族分学校的原则，就不能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请注意，我们仅仅是从一般民主的，即资产阶级民主的角度来谈的。

    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那就必须极其坚决地反对按民族分学校。一个国家的各民族的资本家都在股份企业、卡特尔、托拉斯、工业家协会等组织中最紧密、不可分地合在一起来反对任何民族的工人，这一点谁不知道呢？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从大型的厂矿到贸易公司乃至资本主义土地占有者的农场）中的工人的民族成分，无一例外，从来都比偏僻、宁静而沉寂的农村中更为复杂，这一点谁不知道呢？

    一个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熟悉，阶级斗争的心理最强的城市工人，他从自己的整个生活中，甚至可能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自然会考虑而且必然会考虑按民族分学校不仅是害人的花招，而且简直是资本家行骗蒙人的花招。鼓吹这种思想，尤其是按民族分国民学校，就会分裂、瓦解和削弱工人的队伍；而任何“民族文化自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资本家受到任何分裂和任何削弱的威胁，资本家的子弟有优越的保障条件，他们可以进私立贵族学校，可以专门雇用教师。

    其实，“民族文化自治”，即绝对彻底地按民族分学校，并不是资本家杜撰出来的（他们目前还在用更粗暴的方法来分裂工人），而是奥地利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市侩杜撰出来的。无论哪个民族成分复杂的西欧民主国家，都根本不存在这种绝妙的市侩思想和绝妙的民族主义思想。只有在欧洲东部，在落后的、封建的、教权派的、官僚化的奥地利这个任何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由于语言引起的无谓争吵（更糟糕的甚至是破口大骂，大打出手）而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才出现了这种绝望的小资产者的思想。既然不能让猫和狗和睦相处，那就在学校教育上用纯而又纯的彻底办法一劳永逸地把所有的民族隔开，分成“民族集团”吧！——这就是产生糊涂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心理。无产阶级意识到并且珍视自己的国际主义，因此决不会同意这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糊涂观念。

    在俄国，接受“民族文化自治”的，仅仅是犹太人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其次（1907年）是各个民族的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民粹派政党的代表会议，最后是貌似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市侩、机会主义分子，即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后者甚至还不敢直截了当、完全明确地表示接受），这不是偶然的。在国家杜马的讲坛上，谈论“民族文化自治”的，只有沾染了民族主义意识的半取消派契恒凯里和小资产者克伦斯基，这也不是偶然的。

    总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援引的奥地利的材料，读起来很可笑。第一，为什么要从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中拿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做样板呢？为什么不拿一个最先进的国家呢？要知道，这种方法同那些糟糕的俄国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所使用的方法很相似；他们在寻找立宪的样板时，总是到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落后国家中去找，而不是到法国、瑞士和美国这些先进国家中去找！

    第二，俄国的民族主义市侩们，即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左派民粹派分子等以奥地利为例，却把它弄得更不象话。在我国的宣传鼓动中首先兜售“民族文化自治”计划并且最为卖力的正是崩得分子（还有犹太人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崩得分子跟着这些政党跑，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有意识的）。其实，就在“民族文化自治”思想的发源地奥地利，这一思想的创始人奥托·鲍威尔也曾在自己的著述中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证不能把“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用于犹太人！

    这比那些长篇大论都更有力地证明：奥托·鲍威尔是不怎么坚持，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思想的。他把唯一超地域的（没有自己区域的）民族排除在超地域的民族自治计划之外了。

    这证明，崩得分子仿效欧洲过时的计划，并且把欧洲的错误扩大了10倍，甚至使错误“发展”到荒唐的地步。

    这是因为——这是第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布隆代表大会（1899年）上不接受向他们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他们只采纳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实行国内按民族划分的各区域的联盟。这个折中方案既没有提超地域，也没有提按民族分学校。根据这个折中方案，在最先进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上）居住区、城市、工厂、矿山、大庄园等地方都不按民族分学校！

    俄国的工人阶级过去曾经同反动的、有害的、市侩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作斗争，今后还要同这种思想作斗争。

    载于1913年11月28日《拥护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74—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