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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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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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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6.7-1917.2
CC列宁全集第28卷1916.7-1917.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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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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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129]

    (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

    1．在世界政治中，许多资产阶级政府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转而公开主张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与这种转变的同时，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发生了一种转变。

    2．第一种转变引起了许多和平主义的、善良而伤感的言论、诺言和约许，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正在竭力用这些东西愚弄各国人民，“和平地”使他们乖乖地为掠夺性战争付出代价，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用小小的让步来掩盖正在准备的关于瓜分殖民地和在金融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扼杀弱小民族的交易。进行这种交易就是将来的帝国主义和约的内容，就是要公开地继续履行两个帝国主义交战集团各大国之间现有的、特别是在战时缔结的掠夺性的秘密条约。

    3．[注：与第4条合起来。]第二种转变就是已背叛社会主义而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一派，同以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和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梅尔黑姆之流为代表的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和解”。这两派在空空洞洞、毫不负责的和平主义言论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了，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在掩盖帝国主义政策和帝国主义和约，不是揭穿它们，而是粉饰它们。这两个派别正在采取坚决步骤来竭力欺骗工人，巩固用社会主义词句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即那些帮助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进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其名曰“保卫祖国”)的工人阶级领袖和特权阶层的工人政策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

    4．社会和平主义的政策，或者说社会和平主义词句的政策，目前在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内占优势(如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发表5篇和平主义的文章，社会帝国主义的领袖们在开姆尼茨《人民呼声报》上同时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愿意在和平主义词句的基础上同考茨基主义者实行和平和统一；1917年1月7日德国的考茨基反对派发表和平主义宣言；龙格派和列诺得尔之流在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一起投票表决；茹奥和梅尔黑姆以及布鲁特舒在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赞成用欺骗人民的和平主义词句草拟的决议案；1916年12月17日屠拉梯发表这种和平主义演说，而且整个意大利社会党为他的立场辩护)。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现在的即资产阶级的政府之间正在准备缔结和约，不管其条件如何，这种政策都意味着把社会党的和工会(茹奥和梅尔黑姆)的组织变成各国政府搞阴谋诡计和帝国主义秘密外交的工具。

    5．目前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在准备的和约的可能条件，实际上是由战争已经引起和可能引起的实力方面的变化决定的。这些变化大致主要是：(a)德国帝国主义集团目前比它的对手要强得多，而且德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所占领的土地是它们在对世界(殖民地、弱小国家和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重新实行帝国主义瓜分时掌握的抵押品，而这种瓜分将只是正式用和约固定下来；(b)英国帝国主义集团希望在春天改善自己的军事地位；(c)但是战争已经造成了极端贫困的现象，而且主要的是，金融寡头感觉到，他们已通过空前的“战争横财”向各国人民掠夺了许多东西，再掠夺更多的东西有困难，同时他们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某些资产阶级人士力求通过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交易尽快地结束战争；(d)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可以看出从英俄的反德联盟到德俄的反英(同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联盟的转变，后者的基础是：沙皇政府无力夺取它同法、英、意等国缔结的秘密条约答应给它的君士坦丁堡，它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力求瓜分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也许还有罗马尼亚等地，同时它也想联合德国反对英国以便掠夺亚洲；(e)世界政治中的另一个巨大转变，就是美国金融资本靠牺牲欧洲发了横财，它最近已经把自己的军备扩充到空前的规模(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样，虽然它要弱小得多)，因此非常乐意利用关于……欧洲的廉价的和平主义论调来转移“自己的”工人对扩充军备的注意!

    6．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掩盖和粉饰这种客观的政治形势，这种帝国主义的真相，转移工人对它的注意，愚弄工人，而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些不负责任的、假仁假义的、谎话连篇的外交场合中常用的空话，即空谈什么“民主的”和约、“一般”弱小民族的自由和“限制军备”等等。这样来愚弄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例如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谈论“没有兼并的和约”时，都只讲自己的对手所兼并的土地，而对自己已经兼并的土地则“讳莫如深”。德国人“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兼并的地方不仅有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布鲁塞尔，而且还有阿尔萨斯－洛林、石勒苏益格的一部分和普鲁士属波兰等等。沙皇政府和它的仆从，即俄国的帝国主义资产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即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党中的多数派在内)“忘记了”，俄国兼并的土地不仅有埃尔泽鲁姆和加里西亚的一部分，而且还有芬兰和乌克兰等等。法国的资产者“忘记了”，他们同英国人一起夺取了德国的殖民地。意大利的资产者“忘记了”，他们正在掠夺的黎波里、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等等，等等。

    7．在这种客观形势下，任何真诚的社会党人的政策和任何诚实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更不用说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了)的显而易见的和必须执行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彻底地、系统地、勇敢地、毫无保留地揭穿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和民主的花招。否则，一切关于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人民的欺骗，因为揭穿自己的帝国主义对手的兼并行为(不管是直接点对手的名，还是只用反对“一般”兼并的词句和掩盖自己意图的“外交”手腕加以暗示)，对一切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一切帝国主义者(包括象谢德曼、桑巴、普列汉诺夫之流那样的假社会主义者在内)是有直接利益和好处的。

    8．屠拉梯、考茨基、龙格和梅尔黑姆之流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这个直接义务，他们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完整的派别，每个人实际上，客观上——不管他们的愿望多么善良——都在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粉饰它的帝国主义目的。这些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谎言的传播者，目前所起的作用同基督教的牧师几世纪以来所起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后者是用关于博爱和基督训诫的空话来粉饰压迫阶级，即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政策，使被压迫阶级容忍他们的统治。

    9．不是欺骗工人而是擦亮工人眼睛的政策应当包括下列各项：

    (a)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正是在现在，当和平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的时候，应当坚定不移地、比平常更有力地揭露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揭露它们同自己的帝国主义盟国已经缔结和正在缔结的关于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在其他国家共同兴办金融企业、收买股票、实行垄断和租让等等的秘密条约。

    因为正在准备中的帝国主义和约的真正的、实际的、非虚假的基础和实质，就在于此而且仅在于此，其他一切都是对人民的欺骗。赞成民主的、没有兼并等等的和约的人，不是那些赌咒发誓、重复这些字眼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揭露自己的资产阶级正在用行动破坏真正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这些伟大原则的人。

    因为任何一个议员、编辑、工会书记、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随时都能收集到被政府和金融家隐瞒起来的材料，其中包含着帝国主义交易的实际基础的真相，所以社会党人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毫无疑问，特别是现在，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允许在刊物上自由地揭露它的实际政策、它的条约、金融交易等等。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拒绝进行揭露的口实，而只能作为必须不屈从书报检查而自由地，即不接受书报检查秘密出版书报的理由。

    因为别的国家的社会党人不能揭露同“自己的”民族交战的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这不仅是由于对该国语言、历史、特点等等不了解，而且还由于进行这种揭露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义务。

    国际主义者不是那些赌咒发誓说自己是国际主义者的人，而只是那些真正按照国际主义原则同自己的资产阶级、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自己的考茨基主义者作斗争的人。

    (b)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目前在自己的鼓动中首先应当强调：必须不仅完全不信任自己的政府的任何政治言论，而且完全不信任事实上为这个政府服务的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任何政治言论。

    (c)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首先应当向群众说明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目前，真正持久的、真正民主的(没有兼并等等的)和约，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缔结，即它将不是由现在的政府，而且根本不是由资产阶级的政府，而是由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并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的无产阶级的政府缔结。

    战争特别明显地而且实际地证明了现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领袖在战前反复说过的真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注：手稿上，在“特别是”这个词上方写有“至少”这个词。——俄文版编者注]在各先进国家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例如，如果说，德国为了一两百个金融寡头或贵族、君主之流的利益，能够做到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指导6600万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以便集中人民的力量去进行掠夺性的战争，那么，贫苦的群众为了9/10的居民的利益，也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觉悟的工人摆脱了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影响，领导他们去进行斗争的话。

    争取社会主义的全部鼓动应当从抽象的、一般的鼓动转变为具体的、直接实践的鼓动：要剥夺银行，依靠群众并且为了群众的利益，做军需品供应总署在德国正在做的同样的事情!

    (d)每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都应当向群众说明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如果是认真地、真心诚意地对待“民主的和约”这几个字，而不是用这几个字来进行基督教式的虚伪空谈以掩盖帝国主义的和约，那么工人现在唯一能够真正实现这种和约的方法，就是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也就是履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劝告，李卜克内西为此被判处苦役，他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了我们党在1914年11月1日的宣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中所说的东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

    1912年11月24日由各国社会党共同签署的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后来果真爆发了的这场战争而写的，它曾警告各国政府说，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中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援引了巴黎公社的例子，说出了社会主义的叛徒们现在不敢说出的真理。因为，如果说，巴黎工人在1871年能够利用拿破仑第三为了实现其称霸的目的而发给他们的优良武器，来进行英勇的、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称赞的尝试——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现在，当几个国家的人数多得多的、更有组织、更有觉悟的工人掌握着更优良得多的武器的时候，当群众在战争过程中天天都受到教育并且日益革命化的时候，进行这种尝试的可能性要大一千倍，而且有取得胜利的希望。目前在各国开始系统地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障碍，决不是“群众的疲惫”，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所诡称的那样，因为“群众”还没有疲惫得不再互相残杀，而且如果阶级敌人不就瓜分土耳其、罗马尼亚、亚美尼亚和非洲等等达成协议，他们在春天还将进行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主要的障碍是一部分觉悟的工人信任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因此破坏对这些派别、思想和政策的信任，应当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只有最坚决、最普遍、最有力地开始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只有真心实意地支持群众日益不满的一切革命表现，支持罢工和游行示威，才能证明，从最广大群众的情绪来看，这种尝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群众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已经迫使俄国的资产阶级代表公开承认革命正在到来，迫使黑尔费里希在帝国国会中说：“与其看到波茨坦广场上的尸体，不如把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关到牢狱里去”，也就是迫使承认左派的鼓动是有群众基础的。

    社会党人在任何场合下都应当明确地向群众指出，两条道路必择其一：要么继续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互相残杀，忍受物价飞涨、饥饿、数十亿债务的奴役、用民主的和改良的诺言掩盖起来的帝国主义停战的欺诈；要么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

    一个革命的政党曾经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警告各国政府说，一旦爆发后来果真爆发了的这场战争，就将举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群众已经很好地武装起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并且已充分意识到，迄今为止他们帮助帝国主义者进行屠杀，这是一种荒谬的犯罪的行为，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这个党不劝告工人和群众集中全副精力举行起义，那它就是在道义上实行自杀。

    (e)社会党人应当把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因为改良主义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革命的工人运动，而且它现在已经采取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这就是：它“依靠”资产阶级在战后一定会实行的种种改良!改良主义者这样提出问题：好象我们鼓吹、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忽略了”“实际的东西”，“丧失了”改良的机会。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竟然把街头游行示威称为“冒险”的考茨基的信徒所惯用的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是根本不科学的、虚伪的，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

    在战争期间，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集中前进了一步，而且在比过去更大的规模上在一般垄断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方面前进了一步。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经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战争证明：正是从帝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有时同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小民族结成联盟，要比在战时去冒爱尔兰或捷克“事件”(即起义或整团整团地倒向敌人一边)的危险有利得多。因此，完全可能，帝国主义除了推行它永远不会完全放弃的直接扼杀弱小民族的政策以外，在个别场合下它还推行同新的小民族国家或象波兰那样的畸形国家结成“自愿的”(即仅仅通过金融压迫造成的)联盟的政策。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投票”赞成或者附和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改良”，而不背叛自己的事业。

    只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实际上考茨基、屠拉梯和梅尔黑姆已经转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了)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放弃革命，实行改良；要么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以及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正好与此相反：要么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而改良向来是它的副产品(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要么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因为只有群众的革命毅力，不是第二国际过去仅仅在纸面上谈论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而是由走在革命前头而不做革命尾巴的政党本身进行全面的革命宣传鼓动并且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才是唯一的真正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

    在象目前这样的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时代，社会民主党只有公开宣布革命，把一切反对革命或“怀疑”革命的分子从工人党内清洗出去，只有用革命精神来进行党的全部工作，才能保证群众要么在广大群众支持革命的情况下取得事业的完全胜利，要么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得到一些改良，也就是说得到资产阶级的一些让步。

    否则，在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政策下，丝毫不能保证改良不会落空，即使实行一些改良那也要受到反动警察的种种限制，这种限制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依靠这些改良重新掀起争取革命的斗争。

    (f)社会党人应当认真地贯彻执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口号。群众对这位名人的同情是革命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保证。谢德曼、考茨基之流对这位名人的态度是阳奉阴违的典型表现，他们口头上向“全世界的李卜克内西们”致敬，实际上却反对李卜克内西的策略。

    李卜克内西不仅已经同谢德曼之流(列诺得尔、普列汉诺夫、比索拉蒂之流)彻底决裂，而且已经同考茨基派(龙格、阿克雪里罗得、屠拉梯)彻底决裂。

    李卜克内西早在1914年10月2日给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就已经宣布过：

    “我曾经说过，我深信，如果德国党不愿意丧失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权利，如果它想要恢复目前已在全世界面前丧失殆尽的威信，那么它就必须从上到下加以革新(《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第22页)(德国秘密刊印：“作为手稿刊印!”)。

    各国的党都应当接受李卜克内西的这个口号，当然，如果认为不把谢得曼、列金、列诺得尔、桑巴、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之流开除出党，或者不同向考茨基、屠拉梯、龙格、梅尔黑姆派让步的政策彻底决裂，也能实现这个口号，那就太可笑了。

    ***

    10．因此，我们提议召开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代表会议，并且向这次代表会议提出如下建议：

    (1)把龙格—梅尔黑姆、考茨基、屠拉梯等人这个派别的社会和平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坚决地、无条件地加以驳斥(根据上述提纲)；社会和平主义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已经从原则上被驳斥，现在应当对上述派别的代表替社会和平主义所作的具体辩护加以驳斥。

    (2)在组织上也宣布坚决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

    (3)要向工人阶级指出它的直接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因为群众对战争、对资产阶级的娓娓动听的和平主义谎言已忍无可忍了。

    (4)公开指出并且谴责意大利社会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采取同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两次代表会议的整个精神和一切决定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意大利社会党已经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瑞士社会民主党于1916年11月4日在苏黎世投票赞成实行间接税，并且由于“中派分子”罗·格里姆同社会爱国主义者格雷利希、古·弥勒之流结成联盟，在1917年1月7日决定将原定在1917年2月11日召开的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党代表大会不定期地延期，而现在则又默不作声地容忍这些社会爱国主义领袖们公开进行威胁的最后通牒：如果党拒绝保卫祖国，他们就辞去议员职务。

    他们写的是用一般词句表述的“一般的”革命的决议，而实际上搞的却是改良主义；一面侈谈国际主义，一面拒绝按照真正国际主义原则去共同讨论作为国际联合组织一部分的每个党的根本策略问题。第二国际的可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有害的。

    我们党还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以及召开期间，就认为有义务让同志们了解，我们坚决斥责和平主义、抽象的和平说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散发的我们党的决议，其德译文载于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3—169页。——编者注]中，其法译文同一些决议的译文一起载于单行本)。之所以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就单独成立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我们之所以参加了左派的建立，这正是为了表明，只有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我们才支持它。

    我们深信：现在事情已经清清楚楚，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或者说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已经完全变了，他们不是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而是让出全部阵地，在空洞的和平主义词句的纲领的基础上同社会沙文主义同流合污。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公开声明：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关于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统一的幻想，支持它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会给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声明，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我们就不再作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这不是进行“威胁”，也不是提出“最后通牒”，而是公开说明自己的决定。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273—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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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写于1917年1月初(公历)，手稿的标题下注明：“(供寄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并供刊印)”。在这以后，1917年1月7日，持中派立场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罗·格里姆，不顾瑞士左派的意见，促使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不定期推迟召开讨论战争问题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天，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反对派代表会议通过了卡·考茨基起草的《德国党内反对派的和平宣言》。这一和平主义的宣言在许多德文报纸上发表，1月11日的瑞士社会党人报纸《民权报》也刊载了这个宣言。这些事实表明，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已经公开转到社会沙文主义者方面去了。因此，列宁对草稿作了一些修改。后来列宁又决定暂不公布这个文件，并在上面注明：“这是在1917年1月7日以前写的，因此有一部分已经过时。”后来，列宁根据这个草稿写了《致拥护反战斗争以及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见本卷第278—286页)。——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