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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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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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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2.7-1913.6
CC列宁全集第22卷1912.7-1913.6/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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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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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

    （1913年1月12日〔25日〕）

    1912年是罢工斗争突出发展的一年，这是人们早已指出并一致公认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这个现象并对它作出了正确的估计。

    就拿这一年前11个月的政治罢工的统计材料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1905年………………………………1052000人
    1906年………………………………642000人
    1907年………………………………540000人
    1912年………………………………约900000人

    前9个月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据最保守的统计，是70万人。在彼得堡，因对初选人资格的解释不满而引发的罢工[212]，有将近5万工人参加；抗议塞瓦斯托波尔死刑判决的罢工和11月15日杜马开幕日举行的罢工，据莫斯科厂主协会的统计，有188000人参加。这是11月20日以前的统计材料。很明显，90万这个数字是最低的。即使减去同1905—1907年不可比的（没有实行工厂检查制度的工厂的）10万人，也有80万人。

    总之，运动的规模肯定是超过了1906年和1907年，不过稍稍落后于1905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目前时期的运动远没有达到1905年那样的全民规模。可见，现在的革命高潮一开头就比第一次革命前夕不知高出多少。可见，未来的第二次革命现在就已经显示出在无产阶级中蕴藏着雄厚得多的革命潜力。无产阶级的人数至少增加了20％。无产阶级更加集中了。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运动支柱，由于加速摆脱同土地的联系而加强了。“手工业”和农业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人数大大增多了，而这是无法统计的。

    最后，先进的民主阶级的觉悟程度提高了，经验丰富了，坚定性增强了。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好好想一想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面对真理，承认我们面对的是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是革命高潮的开始。

    表明这一点的，首先是运动的规模这个基本的、最客观的、最不容许主观任意解释的事实。如果没有革命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各种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发动数十万工人在一年之内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组织若干次政治行动。而在我国，这种高潮是自发地来到的，这是因为几千万半无产者和农民把他们抑制不住的满腔怒火传染给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的先锋队。

    1912年俄国工人的革命罢工，具有真正的全民性质。所谓全民的运动，根本不应该理解为整个资产阶级或者至少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所支持的运动。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这样认为。不是的。全民运动是反映全国的客观要求，对阻碍国家发展的敌人的中心势力给以沉重打击的运动。全民运动是得到大多数人民赞同的运动。

    这一年的工人政治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它得到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整个民主派的赞同，尽管民主派还很软弱，受压制，而且是分散的和孤立无援的。更加明确地划清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当然是同那些幻想“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人进行了斗争才达到的），是这场新的运动的一大优点。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确切地了解：可以同谁一起战斗，谁是不可靠的同盟者，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新革命的公开表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说，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恰恰是现在在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同欧洲比起来）重要性，这个口号可以清除愿意斗争的民主派的意识中那种曾大大削弱了1905年的冲击力量的君主制幻想（以及“立宪”幻想）。俄国新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头：第一，四五月份的罢工，当时彼得堡的工人，甚至在他们的领导组织——彼得堡委员会的人员被逮捕了的情况下还是提出了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第二，11月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见里加和莫斯科的来信[213]；彼得堡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不过我们的记者全被逮捕了）。这些游行示威的口号不仅有“废除死刑！打倒战争！”，还有“革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军队万岁！”。

    在彼得堡、里加、莫斯科的街头，无产阶级向农民军队中英勇奋起反对君主制的先进分子伸出了双手。

    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新的革命，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但是自由派绝非笼统地反对政治罢工，如果这种罢工只是证明“气氛活跃”并且只是支持自由派的立宪改革口号的话，他们就不反对。我们的取消派，不论他们的愿望如何“善良”，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走卒，因为他们在革命高潮的两个历史关头的“表演”都是……反对革命罢工！！在1912年5月20日《涅瓦呼声报》第1号上，令人难忘和出类拔萃的弗·叶若夫曾反对用政治罢工使经济罢工“复杂化”以及用经济罢工使政治罢工“复杂化”，反对把两种罢工“有害地混在一起”（参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第4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56—357页。——编者注]）。

    1912年11月，取消派的《光线报》也对罢工进行攻击。后来它企图把一些粗心的人“引入迷途”，就借口说社会民主党党团也反对过11月15日的罢工。不过，谁要是稍微思考一下事件的意义，就不难看穿《光线报》偷梁换柱的伎俩。

    不错，社会民主党党团也好，彼得堡委员会也好，都曾经认为在11月15日举行罢工不适当。他们曾经警告不要在那一天举行那一次罢工。工人的报刊有义务报道这方面的消息。《光线报》和《真理报》都这样做了。

    但是，《光线报》不仅做了这一点。

    在11月15日事件发生以后（当时正是一向同孟什维克的关系最密切的维堡区罢工搞得最起劲的时候），在运动已经发展为游行示威以后，英明绝顶的《光线报》一再发表文章（11月17日的社论和这篇社论之后11月21日的小品文），叫嚣反对“危险地浪费力量”，并武断地说“由于经常举行罢工，人们将不再同情罢工了”，提出了“我们要另找别的办法”，“爆发〈！？！〉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口号，并且大喊大叫反对“玩罢工游戏”。

    取消派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那一套“哲学”——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就从《涅瓦呼声报》上和你们的“发起小组”成员的言论中领教过了，正是这套“哲学”激起了彼得堡工人对你们的正当的憎恨和蔑视。个别的罢工可能遭到失败或者时机不当。但是只有自由派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把使将近百万的无产者行动起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说成是“玩罢工游戏”！

    经常罢工是会使工人过分疲倦的。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应当号召举行时间比较短的罢工，举行更有准备的游行示威。但是11月15日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由于它是游行示威运动的一个新的前进步骤！

    你们取消派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你们对11月15日的意义作了十分明显的错误估计），反而象厚颜无耻的自由派一样，大谈什么革命宣言“缺乏政治常识”，你们是在重弹自由派政策的老调！

    让工人们来判断吧，既然取消派在革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出现和发展的时代鼓动人们反对革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合法的报刊上大肆诽谤秘密的宣言，那么他们关于同党“统一”的甜言蜜语还会有什么价值呢！！

    其实，取消派攻击罢工，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取消派是自由派的奴仆。而顽强的革命罢工已经确实使自由派感到很不自在。“进步党人”厂主开始愤愤不平，甚至暴跳如雷。米留可夫之流开始担心他们同罗将柯结成的“联盟”能不能平安无事。

    取消派的政策是让工人们服从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把工人提高为农民的领导者。取消派先生们，这个问题不能公开地谈，但是一切想成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应当想到这个问题，谈论这个问题。

    在自由的立宪的欧洲，政治罢工暂时（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服务于争取个别改革的斗争。奴隶制的、亚细亚式的沙皇俄国正面临着一场即将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那里，政治罢工是一种推动、激励、唤醒和发动农民和农民军队中的优秀分子参加革命斗争的唯一重要的手段！值得俄国庆幸的是，除了单枪匹马的民粹派英雄再没有人“到民间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孤军奋战的恐怖分子能够谈论用恐怖手段来“唤醒”人民的时代快要过去了。俄国已经度过这些可悲的时代前进了。在1905年，革命的无产阶级已经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到民间去的道路”，另一种吸引群众参加运动的手段。

    这种手段，就是革命罢工——顽强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此起彼伏，反复不断的罢工，是通过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唤醒落后的人们走向新生活的罢工，是痛斥和抨击沙皇政府一切明显的暴力、专横和罪恶行为的罢工，是在两个首都的街头挥舞红旗，向人群、向人民群众发表革命演说和提出革命口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

    人为地制造这样的罢工是办不到的，但是当几十万人已经被卷进罢工浪潮的时候，想阻止罢工也是办不到的。

    就让那位因为能坐在罗将柯“本人”身边的沙发椅上而感激涕零的自由派去向工人们这样说吧：“弟兄们！不要爆发，要另找办法，从事和平的工会运动，认真地作好准备以便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公开政党，不要鼓动农民造反，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罢工上，否则‘我们’可不同情你们了！”

    工人们是会评价这种言论的，是会识破这种言论的，即使这些言论是用《光线报》的任何一位撰稿人的“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伪装起来的。

    工人将集中精力注意有意识地支持、加强、发展、巩固那种自发兴起的革命罢工，为农民和军队的起义作好准备。如果罢工使工人过分疲倦，那就应该交替地进行，让一些人休整，让经过休整的或“新锐的”力量投入斗争。应当举行时间比较短的罢工。有时应当用游行示威来代替罢工。可是最重要的是：让罢工、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不间断地进行；让全体农民和整个军队都知道工人的顽强斗争的情形；让农村，甚至最偏僻的农村都看到城市里不平静，看到“自己人”已经行动起来，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争取美好的生活和较高的工资，制止当局专横暴戾的行为，要求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推翻沙皇的地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应该做到使工人的革命罢工成为集中农村中潜伏的愤恨和勉强克制着的不满以及兵营中的怒火的焦点。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这项工作，将来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军队一起打倒地主，用人民起义推翻沙皇君主制。

    附言：《光线报》还在进步：在直言不讳的弗·阿·（第56号）之后，又来了个外交家费·唐·（第65号）。尽管玩弄了“外交手腕”，费·唐·的言论的主旨还是一样：反对革命罢工！这是一位纯粹的自由派分子，他根本没有想到罢工正在唤醒农民，引导他们起义，促进群众中的革命鼓动工作，唤醒军队，也没有想到应当从罢工（因为它使工人过分疲倦）转到街头游行示威等等。

    费·唐·所谓“争取组织权的斗争”是“迫切的任务”（这是在特列先科夫时“提到日程上来的”立宪改革！）这样的自由主义庸俗词句，是《光线报》反对革命罢工的斗争的唯一的辩护词。太少了，取消派先生们！

    载于1913年1月12日（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8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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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
    （1913年1月12日〔25日〕）

    1912年是罢工斗争突出发展的一年，这是人们早已指出并一致公认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这个现象并对它作出了正确的估计。

    就拿这一年前11个月的政治罢工的统计材料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1905年………………………………1052000人
    1906年………………………………642000人
    1907年………………………………540000人
    1912年………………………………约900000人

    前9个月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据最保守的统计，是70万人。在彼得堡，因对初选人资格的解释不满而引发的罢工[212]，有将近5万工人参加；抗议塞瓦斯托波尔死刑判决的罢工和11月15日杜马开幕日举行的罢工，据莫斯科厂主协会的统计，有188000人参加。这是11月20日以前的统计材料。很明显，90万这个数字是最低的。即使减去同1905—1907年不可比的（没有实行工厂检查制度的工厂的）10万人，也有80万人。

    总之，运动的规模肯定是超过了1906年和1907年，不过稍稍落后于1905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目前时期的运动远没有达到1905年那样的全民规模。可见，现在的革命高潮一开头就比第一次革命前夕不知高出多少。可见，未来的第二次革命现在就已经显示出在无产阶级中蕴藏着雄厚得多的革命潜力。无产阶级的人数至少增加了20％。无产阶级更加集中了。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运动支柱，由于加速摆脱同土地的联系而加强了。“手工业”和农业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人数大大增多了，而这是无法统计的。

    最后，先进的民主阶级的觉悟程度提高了，经验丰富了，坚定性增强了。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好好想一想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面对真理，承认我们面对的是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是革命高潮的开始。

    表明这一点的，首先是运动的规模这个基本的、最客观的、最不容许主观任意解释的事实。如果没有革命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各种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发动数十万工人在一年之内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组织若干次政治行动。而在我国，这种高潮是自发地来到的，这是因为几千万半无产者和农民把他们抑制不住的满腔怒火传染给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的先锋队。

    1912年俄国工人的革命罢工，具有真正的全民性质。所谓全民的运动，根本不应该理解为整个资产阶级或者至少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所支持的运动。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这样认为。不是的。全民运动是反映全国的客观要求，对阻碍国家发展的敌人的中心势力给以沉重打击的运动。全民运动是得到大多数人民赞同的运动。

    这一年的工人政治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它得到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整个民主派的赞同，尽管民主派还很软弱，受压制，而且是分散的和孤立无援的。更加明确地划清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当然是同那些幻想“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人进行了斗争才达到的），是这场新的运动的一大优点。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确切地了解：可以同谁一起战斗，谁是不可靠的同盟者，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新革命的公开表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说，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恰恰是现在在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同欧洲比起来）重要性，这个口号可以清除愿意斗争的民主派的意识中那种曾大大削弱了1905年的冲击力量的君主制幻想（以及“立宪”幻想）。俄国新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头：第一，四五月份的罢工，当时彼得堡的工人，甚至在他们的领导组织——彼得堡委员会的人员被逮捕了的情况下还是提出了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第二，11月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见里加和莫斯科的来信[213]；彼得堡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不过我们的记者全被逮捕了）。这些游行示威的口号不仅有“废除死刑！打倒战争！”，还有“革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军队万岁！”。

    在彼得堡、里加、莫斯科的街头，无产阶级向农民军队中英勇奋起反对君主制的先进分子伸出了双手。

    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新的革命，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但是自由派绝非笼统地反对政治罢工，如果这种罢工只是证明“气氛活跃”并且只是支持自由派的立宪改革口号的话，他们就不反对。我们的取消派，不论他们的愿望如何“善良”，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走卒，因为他们在革命高潮的两个历史关头的“表演”都是……反对革命罢工！！在1912年5月20日《涅瓦呼声报》第1号上，令人难忘和出类拔萃的弗·叶若夫曾反对用政治罢工使经济罢工“复杂化”以及用经济罢工使政治罢工“复杂化”，反对把两种罢工“有害地混在一起”（参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第4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56—357页。——编者注]）。

    1912年11月，取消派的《光线报》也对罢工进行攻击。后来它企图把一些粗心的人“引入迷途”，就借口说社会民主党党团也反对过11月15日的罢工。不过，谁要是稍微思考一下事件的意义，就不难看穿《光线报》偷梁换柱的伎俩。

    不错，社会民主党党团也好，彼得堡委员会也好，都曾经认为在11月15日举行罢工不适当。他们曾经警告不要在那一天举行那一次罢工。工人的报刊有义务报道这方面的消息。《光线报》和《真理报》都这样做了。

    但是，《光线报》不仅做了这一点。

    在11月15日事件发生以后（当时正是一向同孟什维克的关系最密切的维堡区罢工搞得最起劲的时候），在运动已经发展为游行示威以后，英明绝顶的《光线报》一再发表文章（11月17日的社论和这篇社论之后11月21日的小品文），叫嚣反对“危险地浪费力量”，并武断地说“由于经常举行罢工，人们将不再同情罢工了”，提出了“我们要另找别的办法”，“爆发〈！？！〉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口号，并且大喊大叫反对“玩罢工游戏”。

    取消派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那一套“哲学”——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就从《涅瓦呼声报》上和你们的“发起小组”成员的言论中领教过了，正是这套“哲学”激起了彼得堡工人对你们的正当的憎恨和蔑视。个别的罢工可能遭到失败或者时机不当。但是只有自由派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把使将近百万的无产者行动起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说成是“玩罢工游戏”！

    经常罢工是会使工人过分疲倦的。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应当号召举行时间比较短的罢工，举行更有准备的游行示威。但是11月15日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由于它是游行示威运动的一个新的前进步骤！

    你们取消派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你们对11月15日的意义作了十分明显的错误估计），反而象厚颜无耻的自由派一样，大谈什么革命宣言“缺乏政治常识”，你们是在重弹自由派政策的老调！

    让工人们来判断吧，既然取消派在革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出现和发展的时代鼓动人们反对革命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合法的报刊上大肆诽谤秘密的宣言，那么他们关于同党“统一”的甜言蜜语还会有什么价值呢！！

    其实，取消派攻击罢工，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取消派是自由派的奴仆。而顽强的革命罢工已经确实使自由派感到很不自在。“进步党人”厂主开始愤愤不平，甚至暴跳如雷。米留可夫之流开始担心他们同罗将柯结成的“联盟”能不能平安无事。

    取消派的政策是让工人们服从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把工人提高为农民的领导者。取消派先生们，这个问题不能公开地谈，但是一切想成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应当想到这个问题，谈论这个问题。

    在自由的立宪的欧洲，政治罢工暂时（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服务于争取个别改革的斗争。奴隶制的、亚细亚式的沙皇俄国正面临着一场即将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那里，政治罢工是一种推动、激励、唤醒和发动农民和农民军队中的优秀分子参加革命斗争的唯一重要的手段！值得俄国庆幸的是，除了单枪匹马的民粹派英雄再没有人“到民间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孤军奋战的恐怖分子能够谈论用恐怖手段来“唤醒”人民的时代快要过去了。俄国已经度过这些可悲的时代前进了。在1905年，革命的无产阶级已经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到民间去的道路”，另一种吸引群众参加运动的手段。

    这种手段，就是革命罢工——顽强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此起彼伏，反复不断的罢工，是通过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唤醒落后的人们走向新生活的罢工，是痛斥和抨击沙皇政府一切明显的暴力、专横和罪恶行为的罢工，是在两个首都的街头挥舞红旗，向人群、向人民群众发表革命演说和提出革命口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

    人为地制造这样的罢工是办不到的，但是当几十万人已经被卷进罢工浪潮的时候，想阻止罢工也是办不到的。

    就让那位因为能坐在罗将柯“本人”身边的沙发椅上而感激涕零的自由派去向工人们这样说吧：“弟兄们！不要爆发，要另找办法，从事和平的工会运动，认真地作好准备以便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公开政党，不要鼓动农民造反，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罢工上，否则‘我们’可不同情你们了！”

    工人们是会评价这种言论的，是会识破这种言论的，即使这些言论是用《光线报》的任何一位撰稿人的“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伪装起来的。

    工人将集中精力注意有意识地支持、加强、发展、巩固那种自发兴起的革命罢工，为农民和军队的起义作好准备。如果罢工使工人过分疲倦，那就应该交替地进行，让一些人休整，让经过休整的或“新锐的”力量投入斗争。应当举行时间比较短的罢工。有时应当用游行示威来代替罢工。可是最重要的是：让罢工、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不间断地进行；让全体农民和整个军队都知道工人的顽强斗争的情形；让农村，甚至最偏僻的农村都看到城市里不平静，看到“自己人”已经行动起来，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争取美好的生活和较高的工资，制止当局专横暴戾的行为，要求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推翻沙皇的地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应该做到使工人的革命罢工成为集中农村中潜伏的愤恨和勉强克制着的不满以及兵营中的怒火的焦点。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这项工作，将来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军队一起打倒地主，用人民起义推翻沙皇君主制。

    附言：《光线报》还在进步：在直言不讳的弗·阿·（第56号）之后，又来了个外交家费·唐·（第65号）。尽管玩弄了“外交手腕”，费·唐·的言论的主旨还是一样：反对革命罢工！这是一位纯粹的自由派分子，他根本没有想到罢工正在唤醒农民，引导他们起义，促进群众中的革命鼓动工作，唤醒军队，也没有想到应当从罢工（因为它使工人过分疲倦）转到街头游行示威等等。

    费·唐·所谓“争取组织权的斗争”是“迫切的任务”（这是在特列先科夫时“提到日程上来的”立宪改革！）这样的自由主义庸俗词句，是《光线报》反对革命罢工的斗争的唯一的辩护词。太少了，取消派先生们！

    载于1913年1月12日（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8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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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在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初选人代表大会将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召开以选举第四届杜马复选人的前夕，当局的县选举委员会于10月4日（17日）就21家企业（参加选举的工厂共44个）提出所谓“说明”，宣布这些企业的初选人的选举无效。这激起了彼得堡工人的愤怒。在10月5日（18日）这一天，普梯洛夫工厂率先举行政治罢工以示抗议，其它许多工厂也相继参加了这场斗争。这次罢工波及到彼得堡所有各区，同时工人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慑于工人群众的压力，10月8日（21日）省选举委员会撤销了县选举委员会的“说明”，但同时也宣布10月5日（18日）的复选人选举无效。——301。

    [213]指1913年1月12日（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登载的里加通讯和莫斯科通讯。1912年11月11日（24日）里加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军事法庭对“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号”装甲舰一批水兵的死刑判决，抗议监狱虐待政治犯和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这次游行示威有1500多名工人参加，而且得到了市民的支持。11月12日（25日），里加许多大工厂开始举行政治罢工。与此同时，莫斯科许多工厂的工人也于11月8日（21日）举行了罢工，并试图组织游行示威，但被警察驱散了。——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