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
FB
YB
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
RQ1919.3-1919.6
CC列宁全集第36卷1919.3-1919.6/列宁全集(第2版)
FL
TY
GJ列宁/列宁全集
ML
ZW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43]
    （1919年3月）

    1
    代表大会开幕词
    （3月18日）

    同志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第一句话必须谈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同志们，如果对全党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象许多同志今天在葬仪上所说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最主要的组织者，那么，对党的代表大会来说，他就更宝贵和亲切得多了。在这里，我们失去了一位把自己最后的时日全部贡献给了代表大会的同志。在这里，他的离去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整个进程，代表大会将特别尖锐地感觉到他的离去所带来的影响。同志们，我提议大家起立为他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是在俄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十分困难、复杂和很不寻常的时刻举行我们的党代表大会的。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党的力量和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几乎完全用来直接保卫祖国，直接抗击敌人，直接抗击那些根本不让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存在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毕竟逐步巩固起来，并开始把建设任务和组织任务提到首位。我觉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完全在这种建设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标志下进行。党纲中那些在理论上难于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议程又专门列入了组织问题、红军问题、特别是农村工作问题，——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即组织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又是一个能收到最大成效的任务。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一个小农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对待中农的任务。

    同志们，最初，当我们必须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权利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能广泛地提到首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进行的无情的斗争，把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到了首位。但对于一个要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牢固基础的党来说，下一步要提出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决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更高的任务。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基础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我们不能广泛地提出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很大的阶层确定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不能用斗争或支柱这样简单的回答来确定的。如果说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镇压”这样的词来表述，在对待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上，这一任务是用“我们的支柱”这样的词来表述，那么，在对待中农的态度上，毫无疑问，任务是更复杂了。社会主义者，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清楚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检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以保证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这些偏向和错误曾使中农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首先帮助俄国农民彻底摆脱了地主压迫并为他们建立起真正民主制度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本来是完全能够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的。这个任务不同于那类要求无情地迅速地镇压和进攻的任务。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任务。但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有了一年的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还想稍微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成立，就确定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来说，是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一支庞大的实在的军事力量——世界上一切最强大的国家，直到现在还全副武装反对我们。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表面上庞大的、从物质方面看来比我们强得多的力量已经摇摇欲坠了。这已经不是一种力量。它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那种巩固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在斗争中战胜这一庞然大物——并不是空想。相反地，尽管我们目前被人为地与整个世界隔开，但没有一天报纸不带来各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消息。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一高涨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这是一个保证，保证我们在实现苏维埃政权后就摸索到了国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我们坚信：全世界无产阶级已走上了进行这种斗争的道路，走上了建立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工人和劳动者的政权）的道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向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前进。（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现在让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开始选举主席团。

    载于1919年3月20日《真理报》第6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27—130页
    2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3月18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伊里奇万岁！”、“列宁同志万岁！”）同志们，让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谈起。要作上届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活动的总结报告，这实质上就是作一个关于我国整个革命的总结报告。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要一个人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在这样短短的期限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本是不能胜任的。因此，我决定只谈几点，在我看来，这几点不仅从我党在过去这段时期所做的工作来看，而且从当前的任务来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目前这样的时候，只注意历史，只回忆过去，而不想到现在和将来，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如果从对外政策谈起，不言而喻，占首要地位的是我们同德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布列斯特和约。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谈谈，因为它不仅是具有历史的意义。我觉得，苏维埃政权向协约国提出的建议，或者正确些说，我国政府对大家知道的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44]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我觉得，这个建议和我们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申了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确定的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因为这样，我想，在事变迅速发展的现在来谈谈这段历史是必要的。

    在解决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苏维埃的建设（更不用说党的建设了）还处于开始阶段。你们知道，当时全党的经验很少，还不能确定（哪怕是大概地确定）我们沿着已走上的道路前进的速度。由于过去必然遗留下来的某种混乱状态，当时要观察事变和确切了解发生的事情还非常困难。由于同西欧和其余一切国家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客观材料，无法判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可能有多快，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由于这种复杂情况，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便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不少的分歧。

    但是事变证明，被迫在德帝国主义面前退却，在这个用极大强制性的、令人愤慨的、掠夺性的和约作掩饰的帝国主义面前退却，从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半）的态度来看，是唯一正确的。当时，我们刚刚推翻了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除了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面前退却，绝对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那些从革命家的观点来谴责这一退却的人，实际上是站在根本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们忘记了，我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困难的克伦斯基时代，在苏维埃内进行了多么巨大的准备工作，才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在严重的七月失败之后，在科尔尼洛夫叛乱[45]之后，终于在10月间最后下定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决心，有了为此所必需的有组织的物质的力量。显然，当时在国际范围内根本谈不上有类似情况。因此，当时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这样的：继续进行工作来瓦解这个帝国主义，来启发和联合在各地已经开始骚动、但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行动目标的工人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布列斯特和约所采取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尽管这个政策在当时——不言而喻——是加深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仇视，而这些分子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是、可能是和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好好领会，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用得着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如何对待那些在各国都有而在俄国势力特别大、人数特别多的分子、阶层、集团和阶级，这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于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他们既不能成为旧社会的推动者，也不能成为新社会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对旧事物的留恋没有达到地主和资产阶级那种程度。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资产阶级比小私有者更国际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惨重）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种爱国主义。同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当时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地主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后来他们又开始动摇了。

    有些同志在这里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我们的党纲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这个问题，而且以后在讨论每一项议程时实际上还会涉及的。这个问题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已失去它的抽象性、一般性，成了具体的问题。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国际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无产阶级分子坚强和团结起来。这在当时就使小资产阶级政党离开了我们。我们知道，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又动摇了。这些事变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成熟的时代，曾经用旧爱国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他们的看法不仅是非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根本不正确的。现在由于粮食困难，由于要继续同协约国作战，我们又遇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的浪潮。我们事先也估计到了这种动摇，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就是旧的局势不会照样重复。新的局势是更为复杂的。如果我们用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武装起来，我们就会正确地估计这种局势，我们的政策就会正确。当我们对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的建议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缔结的是带极大强制性的和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更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怎样在西欧高涨起来，那里的人心浮动怎样变成自觉的不满，它在怎样导致组织全世界的苏维埃无产阶级运动。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摸索前进，我们是猜测欧洲革命会在何时爆发（这种猜测是以我们从理论上深信这个革命必定爆发为依据的），那么现在则有了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其他国家的革命正在成熟，这个运动已经开始。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待西欧和协约国的态度上，现在或将来还得重复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实行过的许多东西。有了布列斯特的经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多了。当我们中央委员会讨论同白卫分子一起参加普林杰沃群岛会议问题（实质上是兼并白卫分子所占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停战问题在无产阶级中间并没有引起丝毫不平，而党的态度也是这样。至少我没有在什么地方听到不满或不平。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国际政策的教训产生了效果。

    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方面，党的任务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列入日程的所有一切问题上，我们在过去一年内已为正确地解决这个任务，特别是对待中农的任务，打下了基础。在理论上我们一致认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农要求我们给予特殊对待；在这里，事情会怎样变化取决于革命中许许多多的暂时因素，特别要看拥护爱国主义还是反对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些次要的甚至是很次要的问题，但它们却使小资产阶级完全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分子在斗争中是动摇的，而且变得毫无主见。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他们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灵活非常谨慎的策略，因为有时是需要一只手给东西一只手取东西的。这不能怪我们，这只能怪不能积聚自己的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还从报上看到，拥有象考茨基和希法亭那样一些大人物的德国独立党[46]在开始追求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他们想把苏维埃制度纳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就是说，想使“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式结婚。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我国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日益成熟的波兰革命的常识的嘲笑，我们只有耸耸肩膀。我们可以说，最先进的国家都有这种动摇分子。有时，甚至在象德国那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教养的、开明的、有知识的分子的乱说乱叫要比我国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厉害百倍。这就给俄国上了一课，即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农。我们的任务在长时期内都将是复杂的和双重的。这些政党在长时期内必将是进一步退两步，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因为它们跟着社会主义走完全不是由于绝对相信资产阶级制度的无用。忠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本不能要求于它们的。指望它们的社会主义——这是笑话。只有当它们确信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只有当资产阶级被彻底打倒和镇压的时候，它们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我没有可能系统地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我只是根据明天或后天我们的政策需要什么这一点来回顾过去。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农和小资产阶级。这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布列斯特的例子上体验到的。我们要经常改变行为方式，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这可能是奇怪的和不可理解的。他会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昨天你们向小资产阶级许下诺言，今天捷尔任斯基又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被枪毙。多么矛盾啊！……”是的，是矛盾的。但矛盾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行为，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好，试图脚踏两只船，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我们改变了对他们的策略，而每当他们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说：“请来吧。”我们丝毫也不想剥夺中农，根本也不想用暴力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不是了不起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你们同他们沆瀣一气，那我们就不得不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你们。”

    现在我来谈国内建设问题，并简略地谈谈能够说明政治经验的主要之点，即中央委员会这一时期政治活动总结的主要之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治活动表现在每天发生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象我说过的那样同心协力的紧张工作，我们就不会有已经采取的那种行动，就不能解决各项战斗任务。关于目前引起辩论并由代表大会作为专题列入议程的红军问题，我们曾经作出了许多零星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由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的。此外，各人民委员自己作出的重要规定为数更多，但这些规定都是有系统有步骤地贯彻一条总的路线的。

    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226页。——编者注]。马克思说到公社战士的这些话是带有一定的讽刺性的，因为在公社内主要有两派，即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这两派的行动都违反了自己的学说的教导。但我们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来行动的。同时，中央委员会进行各项具体的政治活动都完全是出于十分迫切的需要。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这个事实将是每一个能够完整地阐明这一年来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活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的历史学家要特别强调指出的。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

    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瓦解时，许多人最初以为这只是俄国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或者一次演习。当我们讨论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1918年1月初提出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军队的这种瓦解现象会在什么时候、在其他哪些国家发生。我们试验了又试验，我们试图建立一支志愿军，我们摸索、寻求、尝试，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当时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任务是明显地摆着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生存。统治阶级决不会将自己的权力交给被压迫阶级。但是被压迫阶级应当用事实证明它不仅能够推翻剥削者，而且能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不怕一切牺牲。我们一向说：“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谴责帝国主义战争，但并不是笼统地否定战争。糊涂的是那些企图责备我们实行军国主义的人。当我看到关于黄色社会党人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道，知道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国主义的时候，我只有笑笑，耸耸肩膀。历史上真的有过一次不同战争相联系的大革命吗？当然没有！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一个迄今替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指挥官充当小卒的阶级，应当怎样培养自己的指挥官呢？这个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尽管是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科学技术）就不能掌握现代作战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既然这样，它怎样才能解决既要发挥被压迫者的热忱和新的革命创造精神，又要利用资产阶级的那种科学技术这样一个任务呢？

    在这方面，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根据一年的经验概括出来的。当我们在我们党的革命纲领中写到专家问题时，我们总结了我党在一个重大问题上的实际经验。以往的社会主义导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很多预见和设想，但我不记得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我们着手建设红军时才产生的问题。这就是说：要用过去充当小卒的被压迫阶级来建立一支满腔热忱的军队，并使这支军队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那些最残暴最可憎的东西。

    我们在红军问题上遇到的这个矛盾也存在于我国建设的一切领域。就拿由工人监督工业转到工人管理工业这个研究得最多的问题来说吧。人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颁布了许多法令和决定，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政治经验，在这之后，老实说，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来加以总结。它未必能在这样的问题上进行名副其实的领导。只要想想我们的第一批关于工人监督工业的法令和决定是多么无力、盲目和偶然就够了。我们原来以为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实际做的结果，只是证明了建设的必要性，而完全没有回答怎样建设的问题。每一个国有化的工厂，每一个国有化的工业部门，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都最突出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的特点，都是按高度集中的原则建立在大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这一切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集中的经验，并给我们造成莫大的困难。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远没有摆脱这些困难。最初，我们完全抽象地看待这些困难，就象会宣传而根本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的革命家。当然，许多人曾责备我们，而且直到现在，所有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还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开始了这个事业，却不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但这是僵死的人的可笑的责备。好象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象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我认为我们的功绩在于，我们曾迎着极大的困难来着手解决对我们一直是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们曾使无产阶级群众独立进行工作，我们实行了工业企业的国有化等等。我们记得，在斯莫尔尼宫我们是怎样通过法令的，往往一次就有10个或12个。这表现出我们让无产阶级群众创造经验和发挥主动性的决心和愿望。现在我们有这个经验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工业转到或就要转到工人管理工业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完全束手无策，而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并尽可能在我们的党纲中把它们总结出来。这在讲组织问题时要详细谈到。如果工会的同志不来帮助我们，不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在西欧，问题就不同了。在那里，同志们把工会看作一害，因为那里的工会被旧社会主义的黄色代表牢牢把持，所以共产党人认为工会的支持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西欧共产党人的许多代表，连罗莎·卢森堡在内，都宣布要取消工会[47]。这表明我们的任务放到西欧会是多么困难。而在我国，假如没有工会的帮助，我们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可以着手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拿专家问题来说，我们处处遇到这个问题，每决定一项任命都提出这个问题，国民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党中央委员会也得提到它。在目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不能按框框办事。如果不能抽出一些同志，让他们在本部门内独当一面工作，我们就根本不能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我们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的一些组织家，我们才能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地进行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而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那些愿意用旧时学到的知识来为我们效劳的人的帮助。

    我们就拿军事部门的管理问题来说。在这里，对司令部、对擅长组织工作的大专家不信任，就无法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局部说来我们有过意见分歧，但总的说来，猜疑是不可能有的。我们曾求助于资产阶级专家，他们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多次背叛过我们，而且今后还会背叛我们。然而，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们经过斗争锻炼，有力量，团结一致，因此，我们应当走组织工作的道路，利用这些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需要实际地进行建设，而且不得不用敌人的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看起来是矛盾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实际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经验，看到每天同这个问题接触的情况时，当我们看到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时，我觉得，我们的党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任务。这是极其困难的，但只有这样，任务才能解决。富有创造性的协调的组织工作一定会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行进，尽管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进行反抗和较量。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技术和文化人才来安排工作，以便保存他们，并使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变为一个有文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这一年我们已经学会建设，我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

    我还想简略地谈谈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粮食问题一向是我们最困难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1918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不怕说出这一点。我们所以这样容易地完成十月革命，是因为全体农民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反对了地主，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一定会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因为我们以法律形式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刊载过的东西，即怯懦的小资产阶级许诺过但不能做到的那些东西。但是，自从贫苦农民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我们的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还远没有解决。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把它实际地提出来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过渡阶段。关于由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第一个法令，是在当时主持粮食工作的瞿鲁巴同志的倡议下通过的。当时必须把受饥饿折磨的非农业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只有依靠贫苦农民委员会这种无产阶级组织才能做到。当我们看到1918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时，只有那时，我们才站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基础上来，只有那时，我们的革命才不是在宣言上、许诺上和声明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即创造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的任务。不久以前，我到过彼得格勒，出席了召开较早的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我看到，我们还在摸索着处理这件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无疑会有进展的。我应当说，我们从这一年的政治领导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要在这里找到组织支柱。我们已朝着这方面前进了一步，建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苏维埃，改变了粮食政策，当然在这方面也遇到了莫大困难。也许，在就要成为苏维埃边区的俄国边区，如乌克兰和顿河区，这种政策还需要作一些改变。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法令照搬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边区。我们才开始来执行真正建设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还只是迈出头几步，前面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我曾一再指出，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是由粮食工作人员进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但为了把我们的任务彻底完成，需要的不是贫苦农民委员会这样的临时组织。在我国，与苏维埃并存的有工会组织，我们现在利用它们作为教育落后群众的学校。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是深有所知、深有所感的。假如将来什么时候有位历史学家收集材料，研究哪些集团在俄国管理了这17个月，哪几百人或哪几千人承担了这全部工作，负起了难以置信的管理国家的全部重担，那么，谁都不会相信这样少的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业绩。他们的人数所以微小，是因为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才能的政治领导者在俄国是为数不多的。这个阶层在俄国人数甚少，而在以往的斗争中却负担过多，劳动过度，做了他们力不胜任的那样多的工作。我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要找出实际办法，在工业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农村中，大量地使用新生力量，吸收中等水平甚至低于中等水平的工农参加苏维埃工作。在我们看来，没有他们的大量帮助，今后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我的发言时间快完了，因此，我只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中农应采取什么态度，在革命开始以前我们就基本上是清楚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时，我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原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02—227页。——编者注]恩格斯不仅指出中农是我们的同盟者，他甚至表示相信，对待大农或许也可以不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手段。在俄国，这种推想没有得到证实。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同富农进行直接的国内战争，将来也还会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实践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由于问题困难，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这方面汇集起来的经验会帮助我们今后尽量避免这种错误。这就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你们很清楚，这个任务是困难的。我们没有什么物资可以给中农，而中农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他们要求具体的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而且国家也许还要在没有这种物质资料的情况下艰苦斗争几个月，虽然这一斗争现在可望取得彻底的胜利。不过现在我们在我们实际的行政工作中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改善我们的机构，纠正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修改和纠正我们党的那条没有充分注意到和中农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实行妥协的路线。

    我现在能够给你们提供的中央委员会一年来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极简略地谈谈中央委员会托付给我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即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这个任务只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委员会本来是指定他担任这个问题的报告人的。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很好的记忆力，能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记在脑子里，同时他个人对地方上的组织工作很熟悉，所以他能够作这个报告。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我可以在这里提供一小部分摘自书面报告的现成材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没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它十分肯定地答应说，在下一周内，就要把书面报告写好，油印很多份，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这些书面报告将补充我在这里只能匆匆地谈到的片断的意见。在目前这份书面报告的材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收文的资料：1918年12月有1483件，1919年1月有1537件，2月有1840件。各类文件的百分比是有的，但我不准备念它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从即将分发的报告中会看到，例如在11月内到书记处来谈问题的有490人。而这里把这份报告交给我的同志说，这份报告未必能包括书记处所处理的问题的一半，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天要接见几十位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党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苏维埃负责人。

    我要请你们注意关于外国人团体联合会[48]活动的总结报告。我对这方面的工作的了解，也只能以我所能浏览的有关外国人团体的材料为限。它们起初有7个，现在有9个。住在纯大俄罗斯人地区、没有机会直接了解这些团体和没有在报上看到报告的同志，最好看看报纸摘录，这些摘录我不准备全部念了。我应当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为成立第三国际所做的工作的真正基础。第三国际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为期很短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在有关国际的一切问题上的全部意见的详细报告，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作。我们所以能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人代表大会上用很短的时间做了这样多的工作，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完成了巨大的准备工作。我们在留居俄国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和鼓动，组织了许多外国人团体。这些团体中有好几十个成员完全知道作为领导路线的基本计划和总的政治任务。从帝国主义者专为自己的私利而建立起来的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几十万战俘被调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以后，布尔什维主义病菌就扩散到了这些国家。如果说对我们表示同情的团体或政党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这是俄国的外国人团体做了工作的结果。这种工作在表面看不见，在组织报告中也只是概括而简短地提了一下，但这一工作却是作为世界共产党支部之一的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极重要的一页。

    其次，在交给我的资料中，有关于哪些组织向中央委员会送报告和怎样送报告的统计数字，在这里我们俄国的无组织性真使我们丢脸。定期报告的有4个省的组织，不定期报告的有14个省，偶然报告的有16个省。这些省份的名称都列在表中，我就不念了。当然，我们的无组织性极其严重，我们的组织性非常淡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战争条件造成的，但这远不是全部原因。用这一点来掩饰问题、进行申辩和推卸责任，是完全不应该的。组织工作从来不是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俄国人的长处，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却正是组织任务。在这里组织问题被提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应当坚决而果断地，更加坚决更加果断地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不进行长期教育和改造，我们在这方面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有人在滥用革命暴力，滥用专政，我要警告你们防止这种违法乱纪现象。革命暴力和专政如果用的得当，该用的时候就用，该用于谁就用于谁，那是很好的东西。但在组织方面是不能用它们的。这个教育、改造和长期组织工作的任务，我们根本没有解决，现在我们应当有步骤地来着手解决这个任务。

    这里有一份详细的财务报告。其中最大的一项是（一个工人出版社和两个报纸）：100万，100万，100万，一共300万。交给党组织的是280万。编辑部的开支是360万。在即将印发给全体代表的这份报告中列有更详细的数目字。同志们暂时可以通过代表团的代表来了解。这些数目字我就不念了。写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提供了主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这就是从出版方面对宣传工作作了总结。共产党人出版社[49]出版了62种。《真理报》在1918年内提供了纯利200万，发行了2500万份。《贫苦农民报》[50]提供了纯利237万，发行了3300万份。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同志答应把他们掌握的详细数字重新加以整理，以便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作一比较。到那时，任何人都会看到党所进行的巨大教育工作，这个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农来利用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人们千百万次非难我们，说我们破坏出版自由，不要民主。非难我们的人把资本收买报刊叫作民主，把富人可以利用出版事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叫作民主。我们不把这叫作民主，而把这叫作财阀统治。我们把资产阶级文化所创造的、被用来欺骗人民和维护资本家的一切东西夺了过来，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政治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到的，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个世纪也未能做到的。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还是比应当做的少得多。

    政治局交给我的最后一宗材料是通告信，总共有14封。对这些信不了解或不够了解的同志们，请去看一看。当然，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应该注意到，我们必须在我们工作过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每天必须就一系列问题发出政治指示，只有在例外的甚至少有的场合才通过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来做，——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经常发出政治通告信是不可能的。

    我再说一遍，在国内战争时期，作为战斗党的战斗机关，我们也不能用别种方式进行工作。否则，不是含糊其词，就是议会争吵，而靠议会在专政时期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导党或苏维埃组织。同志们，在我们利用资产阶级的印刷厂和报刊的时代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的意义缩小了。我们发送的只是那些不能发表的指示，因为我们的活动尽管很多是公开的，但秘密工作终究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我们从不怕别人责难我们不公开，守秘密，不，我们是以此自豪的。既然我们的处境是推翻了我国资产阶级而又面对着欧洲资产阶级，我们的活动就仍然有秘密，我们的工作就仍然有不公开的。

    同志们，我的报告到此结束。（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0日和21日《真理报》第60号和第6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31—150页

    3
    关于党纲的报告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根据我和布哈林同志谈好的分工，我的责任是说明委员会对于一系列具体的、争论最多的或当前全党最注意的条文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布哈林同志在他报告结尾时说到的、我们在委员会内部争论过的那几点。第一点就是纲领总纲部分应该怎样写。关于委员会大多数为什么不同意删掉党纲谈及旧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叙述得不完全正确。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照他说来，人们有时以为委员会的大多数怕别人非难，怕别人责备他们不够尊重旧东西。毫无疑问，照他那样说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立场是太可笑了。但这与事实相去很远。委员会大多数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把金融资本主义描写成似乎没有任何旧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把涉及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切论述作了不正确的概括。

    这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代是特别不正确的。恩格斯在一次谈到未来战争的时候就曾说过，未来战争引起的破坏要比三十年战争[51]厉害得多，人类将大大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造机构将遭到破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页。——编者注]。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嘲笑我们是“狂热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看，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事变证明，这仅仅对于很少几个国家、对于很短时期才是正确的！”现在，不仅在俄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战胜国这种现代资本主义也开始遭到大破坏，其结果往往是取消这类人造机构，恢复旧资本主义。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说，可以试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一完整的描写，那时我们反驳过他，在这里我还要予以反驳：您去试一试，您就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曾作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他自己也只好把它放弃了。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么最合适的是布哈林同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多的很详细的研究。我敢断言，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因为课题出的就不对。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假若照布哈林同志所想的那样来写党纲，这个党纲便会不符合实际。它至多是把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描写重述一遍，但决不是现实的再现，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恰恰没有这种完整性。由不同的部分凑成的党纲是不完美（这当然并不重要），可是另一种党纲会完全不符合实际。不管这种庞杂性、这种由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如何不顺眼，如何不够严谨，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跳不出这种状况。当我们跳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另一个党纲。可是那时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了。硬要那时也象现在一样，那是可笑的。

    我们现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许多最基本的现象已经复活。就拿运输瘫痪来说吧，这是我们很好地，或者确切些说，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事情。这是其他国家甚至战胜国也有的现象。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运输瘫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私贩粮食者。这个词外国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而现在呢？你们同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谈谈吧。原来在德国和瑞士也开始有这类的词了。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范畴归到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中去，而一定要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的低级阶段上去。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制定出不符合实际的党纲。决不是象布哈林同志所委婉地暗示的那样，由于尊重旧东西，我们才把旧党纲中的一些条文写进来。在他看来，1903年在列宁的参加下写成的党纲，无疑是不好的党纲，不过因为老年人最爱回忆过去，为了尊重旧东西，就在新时代制定的新党纲中重复了旧东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怪人倒是可以拿来讥笑一番。我敢断言，事情并不是这样。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当国内战争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私贩粮食的现象。因此把党纲写成另一个样子是不正确的。应当说出实际情况，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一点，他说，党纲应该具体。但了解是一回事，实际来做又是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同时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编者注]，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

    这是很容易犯的一种很自然的错误。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那时只要把顶部拆掉，把其余一切交给无产阶级就行了。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这是现实中所没有的。现实的发展情况要求完全不同的做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看到顶部破坏，根基则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的党纲要想成为正确的党纲，就应该说出实际情况。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它的趋势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势而得到解决。现在党纲说的不是这一点。在现实中，还存在着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帝国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有的，它引起了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何种速度发展，并且这个事实在许多年内仍将是事实。

    西欧革命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为了改造全世界，为了改造大多数国家，毕竟还需要很多很多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过渡时期中，我们无法跳出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个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现实决不能抛弃，不管它如何不漂亮，也丝毫不能抛弃。用另一种方式制定的党纲将不符合实际。

    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象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会碰很多钉子。如果我们要改变对中农的态度，那就请在理论部分说清楚，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指出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越出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作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您提到民族内部发生的分化过程，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种分化究竟怎么样。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43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打退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现在这样做就适当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个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比我们文明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出来、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在又受着协约国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52]，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53]、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尔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54]？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尔人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一点。就假定巴什基尔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变革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要做得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55]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打倒了。但你们知道，关于非宗教婚姻的法令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自己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其中指出了我们的道路，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那就不是党纲而是传单了。我们可以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采取严格的阶级观点。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肯定自我们规定一般民族自决那时以来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象我们现在写在纲领中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注：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苏维埃类型还不等于俄国存在的那种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分，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就不宜写在党纲里。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该民族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哪个阶段。[注：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大可不必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提出来说。这个论断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适用，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也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的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接受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毗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征服德国。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庞大的军队，想用征服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样的理由去影响群众，说什么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长期的病症。我们是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中在我们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德国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种恐吓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靠红军的刺刀推行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突出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没有比对一个民族不信任更坏的事情了。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56]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333人，共产党员297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义，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莫斯卡里、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招牌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们拟订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我应当说明的以下几点。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党纲第47条说：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这一条文的缺点只是不够具体。在党纲中，我们未必能写得更具体些。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的不仅仅是纲领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农问题要给予加倍的注意。我们掌握的材料表明，某些地方发生的暴动显然是有一个总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显然是和白卫分子决定在3月举行总进攻并组织一连串的暴动的军事计划有联系的。大会主席团拟订了一个就要向你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57]的草案。这些暴动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曾在布良斯克组织暴动）是白卫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白卫分子总进攻，农村暴动，铁路交通断绝，——难道这样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吗？这里，中农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特别重大。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能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切敌人，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敌人知道中农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因而竭力诱使中农离开我们。就我们的现状看来，我们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目前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基地。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你们知道，现在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中农问题现在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合作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纲第48条。这一条已经有些陈旧。我们在委员会写这一条时，我国只有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公社，但几天之后便通过了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并为统一的消费公社的法令[58]。我不知道这个法令是否已经公布，到会的大多数人是否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法令明后天会要公布的。这一条在这一方面已经陈旧，但我仍然觉得它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法令颁布到执行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从1918年4月起我们就忙着解决合作社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这还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绩。在吸收居民参加合作社方面，我们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许多县份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村居民参加了。但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完全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那一套，而领导它们的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还无法使这些合作社服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法令，在建立消费公社的意义上说，是前进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国的各种合作社必须实行合并。但是这个法令，即使我们全部执行，也会在将来的消费公社中保留工人合作社这个自主的部分，因为实际熟悉情况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们证明说，工人合作社这种较为发展的组织应当保留，因为它的活动是需要的。我们党内在合作社问题上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合作社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过摩擦。我觉得，在原则上，这个问题无疑地应当这样来解决：这个由资本主义在群众中准备好的唯一机构，在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唯一机构，无论如何要保留，要发展，而决不能加以抛弃。在这里，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充当合作社领导者的大半是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往往是真正的白卫分子。由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仇恨，正当的仇恨，由此就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当然，这个斗争应该进行得很巧妙：要制止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反革命阴谋，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合作社机构的斗争。我们一面要排除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时应当使机构本身服从我们。这里的任务同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是一样的。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是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引起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几天前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作报告时，递给我的条子中有几个是关于工资的。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3000卢布吗？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写进了党纲，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很厉害了。在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工作人员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我们在党纲中有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详细，以便得到彻底解决。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本届代表大会应当对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作出极明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会使那些无疑是倾听这次代表大会意见的同志们有可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信进行工作，并知道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样的决定会帮助那些处处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至少来参加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斯巴达克派的代表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告诉我们说，在工业最发达、斯巴达克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最大的德国西部，虽然斯巴达克派还没有获得胜利，可是许多最大的企业的工程师和经理已经来向斯巴达克派说：“我们跟你们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形。显然是那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技术人员较无产阶级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造成了这种与我国有些不同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这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去拿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先进阶层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帮助在群众中普及文化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医生看到无产阶级发动劳动者主动进行防疫工作时，他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们。我国这个由资产阶级的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合作社工作者所组成的阶层是很广大的，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那时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些了。那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我们机构中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为了这点，必须作些牺牲。为了这点，哪怕付出20亿卢布也算不了什么。害怕这种牺牲就是幼稚，因为这就是不懂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个亿，却可能造成用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损失。

    当我们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谈论工资问题时，他举出了以下的事实。他说，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做过而且用几十年时间也不能做到的。例如战前的工资：粗工每天1卢布，每月25卢布，而专家每月是500卢布（不算那些拿几十万卢布的人）。专家领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幅度是从600卢布到3000卢布，相差只有5倍。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给专家的工资是过高的，但为了向他们请教，多给一点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必要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党纲上规定得十分详细。必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使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回到各地后，在向自己组织作报告时，在进行自己的全部活动时，都能贯彻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动摇的知识分子中促成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么，在这种变动中，我们执行的完全是既定方针。这种变动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反革命要清除，资产阶级文化机构必须利用。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披着无产阶级的外皮，而实际上是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数的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个阶层本身是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阶层在靠近我们。我们要把整个阶层争取过来。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们总是说“请来吧”。每动摇一次，这个阶层都有一部分人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59]是这样，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所有这些动摇分子都会是这样，他们还会长久地左右摇摆，怨天尤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通过这一切动摇，我们会得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参加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队伍，而排除那些继续拥护白卫军的分子。

    按照分工我应当说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僚主义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甚至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仍然是这样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单就法院来说吧。的确，这里的任务比较容易，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根据劳动阶级的革命法律意识来裁判是谁都会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把任务贯彻到底，可是在许多方面已把法院照应有的那样建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机关，从而不仅使男子而且连妇女即最落后最不活跃的分子也人人都能参加工作。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象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是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部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象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之类的办法，根本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施之后才把它们记载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订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情况拟订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为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而是如实地摆出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17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在讨论党纲时必须谈到以供大家今后讨论的主要几点。（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2日《真理报》第6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51—173页

    4
    关于党纲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象对待报告那样，预先同布哈林同志仔细地商量好，然后分头来讲。也许这也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会上展开的讨论主要说明了一个事实：没有任何肯定的和正式的反提案。大家对个别部分零碎地谈了很多，但任何反提案都没有。我要谈谈那些首先是反对序言部分的主要反对意见。布哈林同志告诉我说，他也赞同这种意见，主张在序言中可以把对资本主义的说明和对帝国主义的说明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由于没有这样的草案，只得通过现有的草案。

    许多发言的人（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特别坚决）认为，现在向大家提出的这种草案是不正确的。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论据极端奇怪。例如说，第一段里把革命称为某月某日的革命。不知为什么波德别尔斯基同志联想到这似乎是一个编了号的革命。我可以说，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经常同许许多多编了号的公文打交道，因而弄得疲乏不堪，但为什么要把这种印象搬到这里来呢？实际上号码又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规定一个节日，好来庆祝它。怎么能否认正是在10月25日夺得了政权呢？你们要把这点改变，那就是故意做作了。如果你们把革命叫作十月－十一月革命，那只会使人说，事情不是在一天完成的。当然，革命是在较长的时期中完成的，而不是在10月、11月，甚至不是在一年中发生的。纲领有一段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他根据这一点竟把纲领说成是对社会革命这一“神圣称号”的某种“侮辱”。我们正处在社会革命中，而有人竟向我们说它是行将到来的革命！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是从经济上来看革命的。这需要不需要呢？这里许多偏激的同志甚至谈到了世界国民经济委员会，谈到了一切民族的党隶属俄共中央委员会。皮达可夫同志就差一点说出这样的话来。（皮达可夫从座位上喊道：“难道您认为这不好吗？”）既然他现在还说这没有什么坏处，那我应当回答说，如果纲领中有这类话，那也无须批评，因为提这种建议的人自己就会使自己陷入绝境的。这些偏激的同志没有注意到，在纲领中我们应当以现有的东西为出发点。一位偏激的同志，大概是苏尼察，很坚决地批评纲领，说它贫乏等等，这位偏激的同志说，他不能同意在纲领中写上现有的东西，而提议在纲领中写上还没有的东西。（笑声）我想，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引起笑声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说过只应当写上现有的东西。我说的是我们应当以绝对确定的东西为出发点。我们应当告诉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并向他们证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会上有谁说过不需要谈这点吗？如果有谁试图提出这样的建议，人们就会向他证明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类似的话过去没有人说过一句，将来也不会有人说，因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党不仅是依靠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依靠全体农民取得了政权的。难道我们只限于向所有这些跟着我们走的群众说：“党的事业只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现在来实现共产主义吧！”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我们党直接地而更多时候是间接地吸引了千百万人，使他们开始认清阶级斗争问题，认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现在可以说——这样说当然丝毫没有夸大——任何地方、任何别的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没有象我国劳动居民目前这样关心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人民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想得都多。难道党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科学地证明共产主义革命会怎样发展。在这方面，其余一切建议都是不彻底的。完全抹掉这一点是谁也不愿意的。有人模棱两可地说：也许可以压缩，可以不引用旧纲领，因为它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它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在过去许多年中怎能根据它进行工作呢？也许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来时，会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但在此以前大概我们还要写好几个纲领。现在，只是在旧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时，写那种纲领还为时过早。甚至无疑在走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芬兰，也还没有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要知道，芬兰不同于前俄罗斯帝国内的所有其他民族，它有较高的文化。可见，要求今天在纲领中表达出最终完成的过程，这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象现时要在纲领中提出世界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一样的。其实连我们自己也还没有习惯“совнархоз”[注：即“国民经济委员会”。——编者注]这个怪词，至于外国人呢，听说他们翻阅过旅行指南，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火车站。（笑声）我们不能用法令把这些词推广到全世界。

    我们的纲领要成为国际的纲领，就必须考虑到能说明各国经济特征的那些阶级因素。所有国家都一样，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还在发展。整个亚洲和一切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俄国的许多地区也是这样的。例如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它还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这样做只能是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套用于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李可夫同志说：“我们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在我国所以还在产生，是因为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暂时还没有消失。”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材料，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是没有疑问的。在全世界，目前苏维埃共和国还仅仅存在于前俄罗斯帝国的疆界内。在许多国家里，它正在成长和发展，但都还没有建立。因此，妄图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我们还没有取得的东西，这是幻想，这是妄图跳出不愉快的现实，而现实向我们表明，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娩的痛苦无疑会比我们经受过的更大。我们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1917年10月26日把农民通过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所要求的东西用法令规定下来了。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瑞士的同志和德国的同志指出：在瑞士农民武装起来反对罢工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德国的农村中，还没有丝毫迹象说明从雇农和小农中将会产生出苏维埃来。在我国，革命发生几个月以后农民代表苏维埃就几乎布满了全国。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了苏维埃。这里就发生一个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还没有解决的大问题。而我们是怎样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呢？直到1917年，我国还有农奴制残余。但是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民族表明这个问题是怎样实际解决的。我们是在沙皇制度的压迫促使人们一鼓作气实行了根本而迅速的变革的特殊条件下取得政权的，而且我们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在几个月内很好地依靠了全体农民。这是历史事实。至少在1918年夏天以前，在贫苦农民委员会建立以前，我们作为一个政权维持下来，是因为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这都是不可能的。你们谈到根本修改整个纲领时，正是忘记了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没有这一点，你们的纲领就不可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即纲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纲领应该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纲领应当成为鼓动手册，象曾经有过的一切纲领例如爱尔福特纲领[60]那样。这个纲领的每一条都包含着鼓动者成千上万篇的演说和文章的内容。我们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劳动者应该知道、领会和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不了解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必不可免地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尽管他们一百次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炫耀于人，这种共产主义也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

    甚至在某些先进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改变许多东西。虽然帝国主义汇集和积聚了金融资本，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在全世界存在，常常还保持着不很发达的形式。在任何一个最发达的国家里也不能找到最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甚至在德国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当我们收集资料来说明我们的具体任务时，中央统计局局长同志说：在德国，农民向粮食机关隐瞒了自己40％的剩余马铃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存在着进行小型的自由买卖和投机的小农经济。这些事实是不能忘记的。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30万党员中，能完全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会很多吗？如果以为我们这些有幸起草草案的人知道这一切，党员群众也一定懂得这一切，那就是可笑的自负。不，他们需要这些起码常识，他们比我们更百倍地需要它们，因为在没有领会和不能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的人那里，是不会有共产主义的。我们在处理有关实际经济政策如粮食政策、农业政策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政策的每个问题时，每天都碰到小商品经济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可是在纲领中似乎不应该谈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只是表明我们不善于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表明我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于特殊的条件。

    一些德国同志到我国来，想要弄清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形式。我们必须这样办：向国外同志证明我们的力量，使他们看到我们在革命中丝毫没有越出现实的范围，并且把能使他们完全信服的材料提供给他们。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作出了很多天才的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我没有听见谁这样讲过，肯定地说，将来也不会听见谁这样讲。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初步骤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61]，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我们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聚集在这里，应当向群众说：“我们教育了无产阶级，我们总是并且首先是以确切的经济分析为出发点的。”执行这个任务，不是发表一个宣言。第三国际的宣言——这是号召，这是宣告，这是要人们去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这是向群众呼吁。你们要设法科学地证明，你们有经济基础，你们不是在沙滩上进行建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就不要制定纲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重新考察我们15年来的经历，除此而外，没有别的方法。15年前我们说社会革命行将到来，而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革命，这难道说明我们更弱了吗？这说明我们更巩固了，更强大了。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在转化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一个枯燥的和很长的过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走完。但在纲领中指出这一过程是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我不怀疑，如果让10—20个有写作经验的人每天工作三四小时，他们在一个月内是会写出更好的更完整的纲领来的。但是，如果象波德别尔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求在一两天内做到这一步，那就十分可笑了。我们工作了不止一两天，甚至不止两个星期。我再说一遍，如果能选出一个由30人组成的为期一月的委员会，让他们一天工作几小时，同时没有电话打扰他们，那么毫无疑义，他们一定会拿出高明得多的纲领。但在这里对问题的实质谁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谈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基础的纲领，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的纲领。纲领要成为国际性的，就不能只限于宣告成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或象皮达可夫同志那样只是宣告取消民族，说什么任何民族都不需要，需要的是全体无产者的联合。当然，这是美妙的事情，而且将会实现，但只能是在共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上。皮达可夫同志盛气凌人地说：“你们在1917年就落后了，现在你们有了进步。”我们的进步就在于把符合现实的东西载入了纲领。我们说各民族在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走向无产阶级政权，这说的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在1917年，这还只是你们所期望的事情。

    如果我们同斯巴达克派之间出现一种为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需要的充分的同志信任，如果这种信任在一天天孕育成熟，经过几个月后终于形成，那么，这种信任就会载于纲领中。但是这种信任目前还没有，宣布这种信任就等于把他们拔高到他们根据自己的体验尚未达到的那种水平。我们说，苏维埃这种类型已具有国际的意义。布哈林同志举出了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62]。这并不完全等于苏维埃。它们在成长，但它们还在孕育中。当它们出现在世间时，我们“是会看看的”。至于说我们把俄国的苏维埃赠送给英国工人，这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

    其次，我要谈谈民族自决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在我们的批评中被夸大了。这表现了我们批评中的缺点，因为这样的问题在整个纲领结构中、在全部的纲领性要求中实质上只有很次要的意义，但在我们的批评中却占了特殊的地位。

    皮达可夫同志发言的时候，我很惊奇，不知道这是讨论纲领，还是两个组织局在争辩。皮达可夫同志说，乌克兰的共产党员是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指示行事的，我不明白他在用什么语气说话。是遗憾的语气吗？我相信皮达可夫同志不是这样的，但他的发言的意思是说，既然在莫斯科有一个出色的中央委员会，这一切自决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是幼稚的观点。乌克兰是由于一些特殊条件才同俄国分离的，因此，那里的民族运动没有深厚的根基。它略微表现出来，德国人就把它扼杀了。这是事实，但这是例外的事实。甚至那里的语言问题也成了这样：弄不清楚乌克兰语究竟是不是群众的语言。其他民族的劳动群众对大俄罗斯人都不信任，把他们看作一个进行盘剥、压迫的民族。这是事实。一个芬兰代表告诉我说，在仇恨大俄罗斯人的芬兰资产阶级中间，有这样的呼声：“原来德国人更残暴，协约国更残暴，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来吧。”这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对芬兰资产阶级的一个最大的胜利。这丝毫不妨害我们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并选择适当的手段同他们作斗争。在沙皇制度压迫过芬兰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宣布：它尊重各民族的独立权利。我们同存在了一个短时期的红色芬兰政府签定过一个条约[63]，在领土上向他们作了某些让步，为了这件事，我听到不少纯粹沙文主义的反对意见，说“那儿有很好的渔场，可是你们把它们送人了”。对这一类的反对意见我曾经说过：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我觉得，这个有关芬兰的例子也象有关巴什基尔人的例子一样表明，在民族问题上不能说无论如何也要经济上的统一。当然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应当通过宣传、鼓动、自愿的联盟来达到这一点。巴什基尔人不信任大俄罗斯人，因为大俄罗斯人文化较高，并且曾经利用自己的文化掠夺过巴什基尔人。因此，在这些偏僻地方，大俄罗斯人这个名称对于巴什基尔人说来就是“压迫者”、“骗子”。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改变这一点。但要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是不能用任何法令消除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十分慎重。象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它曾经引起所有其他民族的切齿痛恨，到现在我们才学会去纠正这种情形，而且做得还不好。例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它的周围，有一些共产党员说：要成立统一的学校，因此，除俄语外，不能用别的语言讲课！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告诉其他民族说，我们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力争实现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这丝毫不排斥战争。战争是另一个问题，它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如果我们同威尔逊进行战争，而威尔逊把一个小民族变为自己的工具，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同这个工具作斗争。我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与此相反的意见。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军事力量也能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战争可说是一种必然性。然而目前在民族自决问题上，问题的本质在于：不同的民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但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曲折的小径，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走法显然不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芬兰有芬兰的走法。德国有德国的走法。皮达可夫同志说得对极了，我们需要统一。但是应当用宣传，用党的影响，用建立统一的工会来争取这种统一。然而这里也不能照一个死公式来行动。如果我们取消这一条或把它改写成另一种样子，我们就是把民族问题从纲领中一笔勾销了。如果人们没有民族特点，这样做倒也可以。但这样的人并没有，因此用别的方式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同志们，我想，应当把这里提出的纲领作为基础，交给委员会，把反对派的代表们，确切些说，把那些在会上提出切实建议的同志们补充进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列出：（1）草案的修改意见，（2）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我想，这是最切实地处理问题的办法，它会最迅速地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决。（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5日《真理报》第6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74—184页

    5
    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第三条的草案[64]
    （给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
    （不晚于3月20日）

    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

    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民主即苏维埃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

    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载于1956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85页

    6
    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65]
    （3月21日）

    同志们，我尽力仔细地听取了军事小组两派之间，两种不同提案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引起了激烈的发言和导致了军事小组内部的严重对立，以致部分人退出了会议[66]。当然，退出会议是不对的。仔细考虑了这些提纲[67]，我首先要表示不同意那种说我们的一切都顺利的看法，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的局势现在很严重，以后仍然很严重，这一点已经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奥库洛夫和阿拉洛夫同志向你们讲过了。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中也没有任何怀疑。当时，我们决定托洛茨基同志不参加代表大会[68]，而到局势危险的地方去。我们意识到我们给党的代表大会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是我们说过：局势是严重的。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些缺点的批评怎样超出了应该批评的界限。这就是以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名义提出的提纲的第1部分第6条[69]。（宣读）

    是啊，同志们，如果是这样地冲动，如果你们竟谈到专制农奴制度，那么会上情绪激烈也就毫不奇怪了。难道在共产党内可以这样谈问题吗？当我不得不同斯米尔诺夫同志谈话时，他向我介绍了情况，同时，他指责了这个条令[70]。这个条令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和同志们交谈过，他们向我说：强迫敬礼。老实说，我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于是就去打听。我问了一些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同志，我说请你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弄到条令。这里也暴露出我们一个很大的缺点——我找了一个多星期，现在才拿到了这个条令。（鼓掌）我拿到后看了第16条。（宣读）

    我读完了这一条。这一条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不仅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也不是一名军人，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实际上我碰到过。当我听到说，首长有事找部下要行举手礼这一点就是恢复专制农奴制度，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除了这一条以外，其余的我没有看。如果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这一条必须修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当然，是存在着一些个别缺点。但因此就谈到专制农奴制度和旧军队，我说，先生们，如果你们这样讲，那就不对了。现在你们写出这些东西来，起初你们说我们同中农打交道，——你们不想同中农打交道，而是想助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声势。得了吧，他们到哪儿能找到“专制农奴制度”这样合适的材料呢？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你们在提纲中过分热中于某种东西，你们有些不对头。缺点谁也没有否认。条令谁也没有去维护。下面我们读一下第10条[71]。（宣读）

    怎么能这样呢？说我们做的不好，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设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这叫什么罪名呢？要知道，国防委员会从来没有一次干预过军事作战行动——它的任务是加快这一行动——我们在加紧处理二三十个有关供给红军粮食的问题。而这就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存在的罪过，要知道，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里，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内情并不是这样。你们写的并非你们所想的。戈洛晓金同志在这里发言时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军事部门没有执行。您提出这样的指责，您作为党代表大会上的一名重要发言人，可以指责托洛茨基，说他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这是一种狂人的指责。您一点根据也拿不出来。如果您能证明这一点，那么，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中央委员会就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如果党的组织不能够使它的政策得到执行，它还算是什么党的组织呀！这太不足道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产生意见分歧和错误，这一点谁也不否认。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毙人，我就认为这是个错误，我认为他们枪毙错了。伏罗希洛夫同志引证的那些文件（文件举出第10集团军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内，有许多英雄的事迹）揭露了我们的错误。我的错误也被揭露出来了，我不是打过电报吗，我说：要谨慎。我犯了错误。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当然，如果德宾科在斯莫尔尼宫签署和约的时候，就把克拉斯诺夫枪毙，那就好了。[72]这当然是个错误，察里津保卫者的功劳在于他们揭露了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个阴谋。斯大林同我有过意见分歧。斯大林证实过，并且谁也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在军事部门没有执行。这种指责是往整个军事部门和中央委员会脸上抹黑。你们现在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但你们曾打算说出这一点。这里的内情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首先来看第10条的第2部分。“结果……经常不足……”[注：在列宁讲话的速记记录中，句子到此中断。这段文字应是：“结果在前线危险地段的后备军经常不足，因此不能机动……”——俄文版编者注]

    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在中央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没有一次没有开过中央委员会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我们没有一次不是解决基本的战略问题。例如，这里开的秘密会议，如果敌人威胁到西线，并同时向北推进，我们就会在那两个地方都没有足够的后备军。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最近几个月要坚持住，因为我们知道敌人不能坚持多久。如果这里有人指责我们说，由于错误政策的结果，后备军经常不足，——这是可笑的和荒谬的。我们为后备军不足伤透了脑筋。但是，我们在没有后备军的时候总是把部队从这一战线调到那一战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作出决定：任何部队都不得从南线调走，不管其他地方受到怎样的威胁。

    我要补充谈谈关于中农的问题。当然，思想影响的政策是必要的，但那是不够的。因为军队的无产阶级部分还不够大。这就需要铁的纪律。如果你们要说，这就是专制农奴制度，并抗议让首长行军礼，那么有中农参加作战的军队你们就不会得到。没有铁的纪律，没有无产阶级约束中农的纪律，什么事也做不成。为了吸收中农，我们什么事都需要做。但是，认为由于首长行个军礼，就抛出了关于专制农奴制的纪律的提纲，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行创建由中农组成的军队的工作，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实行铁的纪律，这里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现在我们来读第6条，萨法罗夫同志在这里作了说明。（宣读）

    萨法罗夫同志以此嘲笑索柯里尼柯夫，说他发现了工团主义的特点。军队不能这样，军队里需要集中。这里你们是纠正了一些东西，但你们的尾巴依然保留着。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提纲呢？或者请看第10条[73]。瞧这里在修改之前是怎样写的。（宣读）

    就是说，集体指挥。这真是令人吃惊，完全退回到游击习气的时期。你们修改时，把这一点删掉了，但表决却是按原来那样。至于少数派离开了会议，这是不好的，这是破坏纪律，是决不能赞同的。但是你们挖空心思地提出这样一条，并能够对它进行表决，能够为它拼凑了37票，这就更不好。

    这不仅不好，而且掩盖着危险。问题在哪里呢？全部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你们身上存在着旧的游击习气，这在伏罗希洛夫和戈洛晓金的所有发言中可以听得出来。伏罗希洛夫谈到察里津集团军在保卫察里津中的巨大功绩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当然绝对正确，历史上很难我到这样的英雄主义。这的确是一项非常巨大的、辉煌的业绩。但是，现在伏罗希洛夫本人在讲话时也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游击习气的可怕痕迹是存在过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伤亡了6万人。这太糟糕了。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是在没有军事专家的情况下以6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来的。一方面，第10条中写道：军事专家要服从集体指挥。这就等于排除了他们。另一方面是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话。他说，我们没有军事专家也对付过来了，只是伤亡了6万人。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要传布到广大群众中去，但是，说没有军事专家我们也对付过来了，这哪里是保卫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党的路线没有得到贯彻。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过错在于他不愿意抛弃旧的游击习气。说游击习气同历史上的一定时期相联系，这是正确的。他说：在乌克兰，我们没有专家也对付过来了。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的错误也在于他们赞同这种游击习气。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应该懂得，为苏维埃政权而举行起义时，游击战是必要的。但是，是否可以把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刚刚举行起义时期的国内条件和现在的条件相提并论呢？当然是不可以的。而伏罗希洛夫同志却忘记了这一点，这样他就完全否定了他自己的提纲。这些游击习气的残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则已到根除的时候了。他们所说的话表明，这些同志还没有摆脱游击习气。你们反对派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你们由于把自己的经验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把那些永志不忘的英雄主义传统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你们不想知道现在是另一个时期。现在，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

    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是赞成军事专家的；另一方面，又说要由集体指挥，你们自己否定了自己。你们说，军事专家经常叛变、投敌。难道我们在纲领草案中没有讲到他们满脑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任何反革命阴谋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奇怪的是你们竟从自己的小圈子看问题。你们说：我们英勇地保卫了察里津，这是真的。但是，你们既然带着这种思想走上讲台，向代表大会讲话，你们就是在破坏整个党的路线和整个党的纲领。你们在维护旧的游击习气。当你们提出完全是反对军事专家的提纲时，你们就是在破坏全党的整个策略。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但是，你们在谈到规定专制农奴制的纪律时提出的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是毫无用处的。同时，戈洛晓金甚至说这种死教条正在毁灭我们。你们听听吧，这样来否定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技术，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们在纲领中说，要吸收军事专家，而你们则说，要利用他们。而且是在集体指挥之下来利用。不，不能这样。他们将负责指挥，我们将派自己的人同他们一道工作。而且我们凭经验知道，这一定会有成效。伏罗希洛夫同志竟然制造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破坏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骇人听闻。奥库洛夫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奥库洛夫多次报告说，那里还有游击习气。他用客观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损失6万人，但是从我们总的路线来看，我们可以一下子付出6万人吗？（伏罗希洛夫插话：“可是我们击毙了多少呢？”）我完全知道，你们击毙了很多。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幸的正是你们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察里津上了。从英雄主义方面来看，这是个极其伟大的事。但是，从党的路线方面，从认清我们提出的任务方面来看，很明显，我们不能够一下子付出6万人的代价。如果那里有军事专家，有应该受到重视的正规军的话，可能不会付出这6万人。这是从游击方式的活动向正规军的历史性的过渡。在中央讨论过了几十次，而这里却有人说，所有这些都必须抛弃，必须往回退。这绝对不行。我们度过了游击活动时期。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在西伯利亚吧，还将是游击活动时代。但在我们这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这里有人说要回到游击活动时代，那么我们就最坚决地说：永远永远不行！（鼓掌）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35—140页

    7
    代表大会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74]
    （3月22日）

    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代表大会深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俄国工人阶级将用一切力量加紧帮助你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你们今后的斗争，他们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干预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万岁！

    载于1919年3月25日《人民言论报》第71号（匈牙利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86页

    8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3月23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应当表示歉意，我没能参加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村工作问题小组[75]的所有的会议。因此，一开始就参加该组工作的同志们的发言，也就是对我的报告的补充。该组终于拟订了一个提纲，交给了委员会，并且有人要向你们报告提纲的内容。我只想说说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这个问题是怎样经过该组的努力而提到我们面前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怎样提到全党面前的。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总是触动而且不能不触动最深刻的生活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所以在革命时期，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甚至最接近群众的政府，也绝对不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如果现在我们来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并特别注意中农状况，那么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反常的地方。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基本任务是使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保证工人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这种根源无疑是阻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来不怀疑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的缘故，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人）硬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时期可能有一般民主的统治。完全和社会革命党人唱一个调子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好象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或者取消民主，并不是依怎样对自己有利而定的！实际上却正是如此，所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一般民主。令人惊讶的只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的孟什维克）多么迅速地就揭穿了自己的面目，多么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性。

    马克思一生中抨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掩盖了工人饿死的自由，掩盖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象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点。可以说，马克思的整部《资本论》是专门阐明如下这个真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都曾无数次地向工人赌咒发誓，说他们懂得这个真理。但是一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世界老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纯粹机械地重复那些关于一般民主制度的庸俗论调。



    在我国，有时人们为了使这些话听起来更“有分量”，往往说到“民主派的专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从历史上明明知道，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从1848年起，至少从1848年起就是这样，但个别例子在此以前也可找到。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真理是正确的。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样，在一切根本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0月起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很坚定的。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解决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似乎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然，在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革命家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打败资产阶级来保证这个统治，保证资产阶级不能复辟。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停止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但这还远不是一切。资产阶级最崇尚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从金钱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始终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现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比我们强大。它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它看到了诸如匈牙利革命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今天我们又得到了证实这一点的消息），它已经开始懂得它的统治在动摇。它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现在，如果估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在物质方面还比我们强。

    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十分自然的、合理的、必需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把其他阶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应当把整个中农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中得出的共同结论，而且我们相信全党工作人员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只不过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罢了。

    当然，总会有人不去考虑我国革命的进程，不去思索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任务，反而利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步骤来讥笑，进行所谓批评，象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那样。这些人至今还不了解，他们应当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对于这些人多次容忍，甚至多次宽大，我们还要再一次提供机会让他们感受我们的这种宽大，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结束这种容忍和宽大了。如果他们再不作出选择，我们就要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提议，叫他们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鼓掌）我们并不期望这些人会表现出了不起的智能。（笑声）但是可以预期，这些人亲身尝到高尔察克的残暴滋味以后，定会懂得，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我们和高尔察克之间作一选择。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许多幼稚的人抱着愚蠢的想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那么现在，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定懂得，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引起的斗争中，是有一种合乎规律的东西的。

    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谁读了一切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那他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丝毫也不懂得社会主义，而只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罢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短短期限去考虑，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现在说，或者将来会说：“布尔什维克提出中农问题，是想讨好中农。”我深深知道，这类论据以及比这还要坏得多的论据在孟什维克报刊上有广大的地盘。我们唾弃这些论据，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认为敌人的胡说有什么意义。这些一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的人可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决定我们道路的首先是对各种力量所作的阶级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日益发展。只要这个斗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集中力量把它进行到底。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底。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的农村建设已经超出一切为了夺取政权这一基本要求的范围。

    这一建设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1918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分离出来，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这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基本的，不承认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已结束。我们最初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贫苦农民委员会，已经非常巩固，我们已有可能用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替它们，就是说，改组村苏维埃，使它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大家当然都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这些措施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对过去阶段所作的总结。

    主要的事情，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我们已经做到了。正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更复杂的任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谁以为提出这个任务，就好象我们政权的性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就好象我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即使是认为部分的改变，稍微的改变），谁这样想，谁就是完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我相信，在我们党内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在工人政党之外是会有这种人的，他们要这样说，并不是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只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事业，帮助白卫分子，简单地说，就是唆使中农反对我们，因为中农一直是动摇的，他们不能不动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动摇。为了唆使中农反对我们，他们会说：“看，他们讨好你们了！可见他们重视你们的暴动了，他们动摇了”，等等，等等。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反对这种煽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同志是会武装起来的。

    十分明显，解决怎样正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而迫切的任务。同志们，从理论上看，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困难，大多数工人都领会了这种理论。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例如考茨基曾写了一本论土地问题的书，那时他还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并被公认为土地问题的权威，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说：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就是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使农民不去积极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我们。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内，农民总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它的政治统治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农立刻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动摇就会停止，农民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同马克思一道奠定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党时时刻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所遵循的学说）基础的恩格斯，就已经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种分法直到现在还适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说：“甚至对于大农，也许不是到处都要用暴力镇压。”至于我们有朝一日可能对中农使用暴力（小农是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过的。恩格斯在1894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在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就是这样说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4—587页。——编者注]这个观点所表明的真理有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裕农民，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裕农民和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作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裕农民的反抗，镇压富裕农民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和对待中农的基本区别，就是完全剥夺资产阶级，同不剥削别人的中农结成联盟；这条基本路线在理论上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遵守这条路线，在地方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遵守这条路线。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建设共产主义在有大农业的国家和有小农业的国家是不同的。这是最初步最起码的常识。从这个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农身上。

    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我们深深体验到，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我们已经接近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这种区别，那时法国国民公会颇有气魄地宣布了许多措施，但它没有实行这些措施的应有的支柱，甚至不知道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时应该依靠哪一个阶级。

    我们处于无比幸运的环境。由于整整一世纪的发展，我们知道依靠什么阶级。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阶级的实际经验还非常不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来说，基本的一点是很清楚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把政权交给工人。但是怎样做到呢？大家都记得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犯了多少错误，才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而这还是我们的阶级即我们经常接触的无产阶级内部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确定我们对一个新的阶级，对城市工人所不熟悉的阶级的态度。必须确定对这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的地位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会主义，——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根据我们半年多在农村中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根据农村中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切忌急躁，不要死搬教条，不要把我们正在制定而还没有制定出来的东西当作完善的东西。下面发言的人会向你们宣读农村工作问题小组选出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这一点已严加告诫。

    从经济上看，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习惯，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由于我们可以派到农村去的文化和技术力量不够，由于我们处理农村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于是我们的同志往往使用强迫手段，把整个事情搞坏。就在昨天，有一个同志交给我一本俄共（布尔什维克）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出版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例如在第41页上，我看见有这样一句话：“特别税的法令就是要把全部负担放在富农、投机者和全体中等农民身上。”这些人真可以说是“弄懂了”！也许是印错了，但出这样的错是不能容许的！也许是工作太匆忙了，那正说明，在这种事情上任何匆忙都危害极大。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弄懂，这是最坏的推测，是我不想加之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同志的。很可能，这不过是一种疏忽罢了。[76]

    在实践中常常发生一位同志在委员会内谈到的那样的事情。有一次，农民围住他，每个人都问：“请你确定一下，我是不是中农？我有两匹马和一头奶牛。我有两头奶牛和一匹马”，等等。你们看，这个到各县去工作的鼓动员必须有一只准确的温度计，把它放到农民身上测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中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这个农民的全部经营史以及他同下等户和上等户农民的关系，而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

    这里需要很多实际的本事，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这种本领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空想家，我们从来没有想用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培养出来的纯洁的共产党人的纯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是童话。我们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碎瓦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过锻炼的那个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的部分，既然几十年内在城市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也就有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学到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文化程度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机关人员（这些人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他们是实际观察过农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的话，对我们农村工作问题小组特别宝贵。我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对整个党代表大会也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法令中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把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弄得尽量明确些。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明确性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要想立刻一下子解决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并责备苏维埃政府，说它只会写法令，而不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法令。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怎样滑到白卫分子方面去了。假使我们指望写上100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的宣传是讲大道理，现在我们是通过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这些法令有许多不合适的东西，有许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可是这些法令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材料，而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人学会采取实际步骤。这是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尝试。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法令和决定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会把它们当作无论如何要立刻一下子就实现的绝对的命令。

    必须避免一切会在实际上助长某些违法乱纪现象的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党人，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原则，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实际上却有时会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这样的事不是捏造，而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各地同志的报告。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过分，任何鲁莽急躁，都会造成莫大的害处。

    我们曾经需要拼命跳跃，不管怎样要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产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拼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的分子才会有意这样做。现在的任务完全不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象从前那样粉碎明显的剥削者的反抗，战胜他们，推翻他们。不是的，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主要任务，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更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

    在夺取政权时，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那时全体农民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同地主作斗争。但是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当然，如果农村里出现了鲁莽的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从城里跑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吹上一通，闹几次知识分子的有时是非知识分子的意气，等到吵翻了脸，就一走了事。这是常有的情形。这班人不会受人尊敬，只会引起讥笑，而且讥笑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一些人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他们跑到农村去，只是因为听说公共经济好，只是因为厌倦城市生活而想到农村工作，并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全场鼓掌）这就是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所力图说明的准则，因为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同剥削者作斗争本身也是我们从经验中学来的。如果人们有时因此责难我们，那我们就说：“资本家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罪过。假使你们不这样野蛮地、这样疯狂地、这样无耻地拼命反抗，假使你们没有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那么，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现在，打退了各方面的疯狂进攻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小组，而是领导千百万人的政党。千百万人不能一下子懂得方针的改变，因此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这是不奇怪的。不过必须懂得，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业已消失，新的条件以及对待这个阶级的新任务要求有新的心理状态。

    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既然说必须自愿，那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鼓动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整个这种改造就是一钱不值的。首先要证明联合起来好些，要使人们真正联合起来而不吵架散伙，——要证明这样做有好处。农民是这样提问题，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提问题。如果我们以前不善于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暂且只是解决了对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项基本的任务，即战胜资产阶级的任务。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极其困难的半年方才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作最后的努力要掐死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自己已经懂得，这半年过去后，他们的事情就会毫无希望。或者他们现在趁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来打败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将不仅在我国一国获得胜利。在这半年中，粮食危机和运输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又想从几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必须继续竭尽全力，去同进攻我国的外部敌人作斗争。

    但是，说到农村工作的任务时，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我们的全部经验集中在直接镇压剥削者这一方面，我们应当记住而不要忘记，在农村中如何对待中农完全是另一种任务。

    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事：许多看来是无法消除的纠纷，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通情达理的工人出来说话，就解决了或缓和了。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不是象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却要发号施令的指挥官那样，而是象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是想说明这个决议的原则方面，这个决议的一般的政治意义。我是想证明（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改变。白卫分子及其帮凶现在和将来都会叫喊我们的路线有了改变。让他们叫喊吧。这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要最彻底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

    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

    首先要帮助，然后是取得信任。如果把这件事情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在征粮队里，在任何组织里，我们每个小组的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如果能够根据这个观点来把我们的每个步骤都仔细地加以检查，那我们一定会取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应当给农民以帮助，给他们以忠告。这不是指挥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这样做下去，农民是会完全拥护我们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决议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将决定我们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那我们定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伟大任务。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有把握、有决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就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长时间鼓掌）

    载于1919年4月1日《真理报》第7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187—205页

    9
    为反对关于停止讨论农村工作报告的提案所作的发言
    （3月23日）

    同志们，我决不能同意上一位发言人的意见，因为我确信，你们无论如何在今天晚上是不能把工作带到农村中去的。我们委员会认为，我们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讲话，并不是给这个小小的会场听的，而是给全国听的，全国不仅将阅读我们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想知道党对农村工作关注到什么程度。因此，必须听听地方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农村工作不会受到损失。因此，我代表委员会务请你们不要吝惜这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那些做实际工作的人将要发表的意见当然不会给我们很多东西，但对于阅读报纸的全国来说，我们这几小时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

    载于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19年3月18—23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06页    

    10
    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3月23日）

    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第八次代表大会坚持1919年3月22日通过的党纲的观点，并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业已实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认为现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更正确地执行党对中农的路线，即更关心中农的需要，消除地方政权的违法乱纪行为，力求同中农妥协。

    （1）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那就不仅是最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和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暴地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和中农妥协是无痛苦地达到消灭任何剥削的条件之一。

    （2）因为农业技术比工业落后（甚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如此，俄国更不用说了），所以经济根底比较牢固的中农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农村中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的策略应当估计到和中农合作的长期性。

    （3）党无论如何要使农村中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十分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所确认的一条真理，即中农不属于剥削者，因为他们并不从他人劳动中取得利润。这样一个小生产者阶级，不会因为实行社会主义而受到损失，相反地，却会因为摧毁了资本的枷锁而获得很大好处，因为在任何共和国中，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资本都是千方百计地剥削他们的。

    这样，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实行完全正确的政策，就能保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农结成联盟和实行妥协。

    （4）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鼓励中农成立各种协作社和农业公社，但是不应当容许在建立这些组织时有丝毫的强迫。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经他们实际检验确有好处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件事上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深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

    那些擅自使用直接的甚至哪怕是间接的强迫手段来使农民加入公社的苏维埃政权代表，都应当受到严格的追究，应当撤销他们在农村中的工作。

    （5）对于一切不根据中央政权法令的确切指示而任意进行征收的行为，都应当严加追究。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工作。

    （6）为了资本家的掠夺性利益而进行的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在俄国特别严重，目前这种破坏状态使中农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注意到这种情况，苏维埃政权关于征收特别税的法令，与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法令不同，坚决把纳税的重担完全放在富农身上，放在战争期间发了横财的、人数不多的进行剥削的农民身上。而对中农征税则应非常适当，使他们完全有能力交纳而不感到过重。

    党要求无论如何要减轻向中农征收的特别税，甚至不惜缩减税收总额。

    （7）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主要是供给中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资，以提高农业经营水平，保证农民的劳动和生活。

    既然目前的经济破坏不容许立刻完全实行这些措施，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就必须想出种种办法去实际帮助贫苦农民和中农，使他们度过目前的难关。党认为国家为此拨出巨款是很必要的。

    （8）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组织对周围的中农给予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给予这种实际帮助，才能实现和中农的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并且一定会取得中农的信任。

    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党的工作人员必须立刻真正实现党纲土地问题部分所指出的一切要求，即：

    （一）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狭长等等现象），（二）供给农民改良种子和人造肥料，（三）改进农民的牲畜品种，（四）推广农艺知识，（五）给农民以农艺指导，（六）由国营修理厂给农民修理农具，（七）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等等，（八）改良农民田地的土壤。

    （9）国家应该从财政上和组织上广泛帮助农民合作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进行农产品的加工，改良土壤，扶持手工业等等。

    （10）代表大会指出，无论党的各项决定或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令，从来没有离开过同中农妥协的路线。例如，在农村苏维埃政权建设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上，当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时，曾发布了一项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粮食人民委员签署的通令，规定贫苦农民委员会中必须有中农的代表。在取消贫苦农民委员会时，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又曾指示必须让中农的代表参加乡苏维埃。今后工农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在执行中也应当贯彻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两者同中农妥协的精神。

    载于1919年4月2日《真理报》第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07—210页

    11
    代表大会闭幕词
    （3月23日）

    同志们，我们的议程进行完了。现在让我在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讲几句话。

    同志们！我们是在艰难的时刻聚集在一起的，这不只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优秀的组织者和实际的领导者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我们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刻聚集在一起的，还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毫无疑问是在拼命地作最后的尝试来消灭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肯定，来自东西两方的加紧进攻，一连串的白卫分子的暴动，以及几个地方拆毁铁路的尝试，显然都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并在巴黎决定下来的步骤。同志们，我们大家知道，经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拿起武器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犯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我们知道，这一战争是多么艰苦，它是怎样消耗着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以能够以充沛的精力和高度的英雄主义来进行这场战争，只是因为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只是因为作出异常重大牺牲的工人和农民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卫劳动者统治资本家的政权，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一件大事。我们通过了而且是一致地（象通过代表大会所有的重大决议一样）通过了纲领。我们深信，尽管它在文字上和其他方面有很多缺点，但它已作为总结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新阶段的纲领载入第三国际的史册。我们深信，在许多国家里（在那里，我们的盟友和朋友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只要把我们的纲领翻译出来，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部队俄国共产党究竟做了些什么的问题，就会得到最好的答复。我们的纲领将是最有力的宣传鼓动材料，工人们看了这个文件会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他们干的是我们的共同事业。”

    同志们，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其他一些极重要的决议。我们赞同建立第三国际，即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我们在军事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尽管起初象是有很大分歧，尽管在会上十分坦率地批评我们军事政策方面的缺点的许多同志的意见很不一致，但我们在委员会里终于很容易地作出了意见完全一致的决定。在这即将离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深信，我们的主要保卫者，即全国为之承受了无数牺牲的红军，将会看到全体代表和全体党员是最热情的绝对忠实于它的助手、领导者、朋友和战友。

    同志们，我们在组织问题上所以这样容易地解决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问题，是因为党同苏维埃关系的历史已给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指出了途径。我们只须总结一下。在农村工作方面，我们在代表大会一致迅速通过的决议中，规定了一条路线来解决一个特别需要、特别困难而其他国家甚至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怎样对待千百万中农的问题。我们大家相信，代表大会的这一决议将更加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正处于一个艰苦时期，帝国主义者正最后试图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同时粮食的极端缺乏和运输的破坏一再把成百成千的人们以至千百万的人们置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艰苦时期，我们所作出的决议和鼓舞着代表们的精神，将帮助我们经受住这种考验，将帮助我们度过这艰苦的半年。

    我们相信，这将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日前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特别加强了我们的这一信心。在此以前，苏维埃政权仅仅在内部，在加入前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中间取得了胜利，在此以前，那些目光短浅、特别难于摆脱保守习气和老一套想法的人（尽管他们也属于社会党人阵营），以为只是俄国的特点才造成了这种向无产阶级苏维埃民主制的突然转变，以为这一民主制的特点也许就是沙皇俄国旧日的特点在凹凸镜中的反映。如果在此以前这种见解还能站得住脚，那么，现在它已彻底破产了。同志们，今天接到的消息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匈牙利革命的图景。根据今天的消息，我们知道，协约国向匈牙利提出了一个要求允许军队过境的极横蛮的最后通牒。妥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看到协约国想把它们的军队开过匈牙利，看到一场新战争的空前未有的灾难又要落到匈牙利身上，于是自行辞职，自动同共产党人谈判，同狱中的匈牙利同志谈判，并且自己承认，除了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没有别的出路。（鼓掌）

    同志们！人们曾经说我们是掠夺者；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资产阶级和它的大批拥护者一味说我们的革命是“暴力”和“掠夺”；至今人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靠暴力维持的（我们已一再证明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如果说这种谬论在以前可以一再重复，那么现在，在匈牙利的例子面前，这种论调就不得不销声匿迹了。甚至资产阶级都已看到，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比10月25日前夜的我国资产阶级更清楚地看到，国家就要灭亡，愈来愈严重的考验落到人民身上，就是说，政权应当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就是说，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新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制应当拯救国家。

    同志们，匈牙利革命的困难是很大的。这一比俄国小的国家也许更容易被帝国主义者扼杀。但不管匈牙利面前肯定还有的困难多么大，在这里，除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以外，我们还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最激进最民主的妥协派资产阶级都承认，在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当一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面临新的战争威胁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承认，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苏维埃政权，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别的政权。

    同志们，在我们以前有许多革命家为俄国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革命活动家大多数的遭遇是沉痛的。他们备受沙皇政府迫害，不幸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比他们幸福得多。我们不仅看到我国革命的胜利，不仅看到它是怎样在空前未有的困难中巩固起来并创立了赢得全世界同情的新的政权形式，而且还看到俄国革命撒下的种子正在欧洲发芽生长。因此，我们绝对坚信，不管我们还会受到多么严重的考验，不管垂死的国际帝国主义野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但这只野兽必将死亡，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长时间鼓掌）

    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到此闭幕。

    载于1919年4月2日《真理报》第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11—215页

ZS
    [43]这是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讲话等文献。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但是鉴于委员会内存在分歧，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在纲领委员会对草案作了最后审订以后予以批准。本卷《附录》中载有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纲领全文。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老爷作风和独裁者派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组织结构，即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15。

    [44]普林杰沃群岛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计划召开的关于恢复俄国和平问题的会议。1919年1月22日，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受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的委托发表呼吁书，建议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林杰沃群岛召开有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所有事实上的政府参加的会议，以便同协约国代表共同制定停止俄国内战的办法。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电英、法、意、日、美各国政府，指出，苏维埃政府虽然没有收到直接邀请，但为了和平，愿意立即在普林杰沃群岛或其他任何地点同所有大国，或者同某些国家或政治集团举行谈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电报未予答复。而安·伊·邓尼金、亚·瓦·高尔察克和其他反革命政府的头子指望用武力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没有开成。——119。

    [45]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3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平定了这次叛乱。8月31日（9月18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120。

    [4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123。

    [47]指罗·卢森堡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工会右派领导人实行叛卖政策的情况下，卢森堡支持了大会一些代表关于取消工会的错误主张，说德国工会“已经从工人的组织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巩固支柱”，“如果不提出取消工会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进行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并认为工会的任务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来担负。

    列宁关于革命家必须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6节。——128。

    [48]外国人团体联合会是参加俄共（布）并在苏俄活动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团体的联合组织，根据俄共（布）中央1918年5月的决定成立。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羁留在俄国的战俘中就开始有了革命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俘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用各种文字出版报纸。1918年在战俘中成立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团体。在1918年3月召开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会议上成立了外国共产党人团体中央常务局，其任务是领导这些团体的工作，负责同俄共（布）中央和有关各国的共产党人组织进行联系；还成立了一些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支部。外国人团体联合会于5月成立后，先后加入的团体有：俄共（布）匈牙利组、俄共（布）德国组、俄共（布）南斯拉夫组、俄共（布）捷克斯洛伐克组、俄共（布）法国组、俄共（布）保加利亚组、俄共（布）英美组、俄共（布）意大利组、俄共（布）罗马尼亚组、乌拉尔外国工农共产党和土耳其斯坦外国工农共产党。领导外国人团体联合会的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每一民族的团体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央联合会。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是中央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各个外国人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俘和侵犯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者的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联合会于1920年2月停止活动。——133。

    [49]共产党人出版社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出版社，于1918年由浪潮出版社与生活和知识出版社联合组成；不久，波涛出版社也并入了共产党人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1919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国家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并入了该社。——135。

    [50]《贫苦农民报》（《Ъ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135。

    [51]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37。

    [52]1917年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同一天，列宁将法令交给了由芬兰资产阶级政府首脑佩·斯温胡武德率领的代表团。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法令。——143。

    [53]莫斯卡里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143。

    [54]指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谈判。

    1918年巴什基尔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军侵占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巴什基尔政府曾宣布边疆区自治，并成立军队对红军作战。1919年1月底，在红军胜利推进和亚·瓦·高尔察克取消巴什基尔自治的形势下，巴什基尔政府害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乃开始同乌法革命委员会谈判。苏维埃政府当即表示在建立反对高尔察克军队的统一战线条件下，保证巴什基尔民族自由。1919年3月16日，俄共（布）中央讨论了巴什基尔问题，决定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同巴什基尔人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签订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巴什基尔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协议规定根据苏维埃宪法组织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并确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和行政区划。协议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1919年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43。

    [55]毛拉是阿拉伯语中“主人”一词的音译，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在俄国，毛拉是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144。

    [56]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11月11日建立，是波兰成立最早的苏维埃之一。当时德奥占领军正从波兰撤退。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波兰各城市先后成立了100多个苏维埃，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左派”（两者后来合并为波兰共产党）和华沙工会理事会发起组织的，成立后通过了在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同企业主的怠工行为进行斗争等决定。波兰的妥协派政党——波兰社会党、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崩得为了对抗革命的苏维埃，也成立了各自的苏维埃。1918年12月进行了统一的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妥协派获得多数。在统一的苏维埃内，共产党人和妥协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妥协派企图分裂苏维埃；1919年6月，波兰社会党的代表退出了华沙苏维埃及其他城市的苏维埃。1919年夏天，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妥协派政党的首领联合起来摧毁了苏维埃。——146。

    [57]《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于1919年3月19日在代表大会上通过，3月20日在《真理报》发表，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81—582页。——148。

    [58]《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是苏俄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3月16日通过的，3月20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法令的制定。法令规定：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列宁早在1917年底就起草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草案拟定的法令草案遭到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合作社机构，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暂时的让步。——149。

    [59]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

    《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b》）是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的报纸，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在评论新生活派时指出，“掩盖无原则性、又表现无原则性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情绪”是他们的主导情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0页）。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153。

    [60]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162。

    [61]这里所说的鼓肚子的青蛙，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青蛙和犍牛》。寓言说，一只生性爱忌妒的青蛙要和犍牛比谁的肚子大，就拼命鼓肚子，结果撑破肚皮，送了性命。——164。

    [62]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65。

    [63]指1918年3月1日在彼得格勒签订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加强友好和团结的条约》。——166。

    [64]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第3条的草案是纲领委员会最后审订代表大会基本通过的党纲草案时建议列宁起草的。这一条的草案为纲领委员会通过。——169。

    [65]这是列宁在1919年3月21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是经过俄共（布）中央批准的。一部分反对中央军事路线的代表，包括弗·米·斯米尔诺夫、格·伊·萨法罗夫、格·列·皮达可夫、安·谢·布勃诺夫、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弗·戈·索凌、克·叶·伏罗希洛夫、菲·伊·戈洛晓金、亚·费·米雅斯尼科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谢·康·米宁等，组成了“军事反对派”，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斯米尔诺夫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代表了这个集团的观点。他在报告中反对建立正规的红军和在军队中实行铁的纪律，否认有必要吸收旧的军事专家。他坚决主张资产阶级军事专家只应备谘询，不应担任指挥职务，同时要求给政治委员以更加广泛的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利。他严厉批评了新的军事条令，认为它给了指挥人员以特权。由于很多代表报名发言，代表大会决定将讨论放到军事小组会议上进行。有85名代表参加了军事小组的会议，23名代表发言。3月21日晚，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移到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上进行。雅罗斯拉夫斯基向大会汇报了军事小组的工作。讨论结束后进行表决，赞成中央决议案的代表有174名，赞成“军事反对派”决议案的代表有95名。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多数派和反对派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以绝大多数票被代表大会通过（只有一票弃权）。——170。

    [66]在军事小组的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把“军事反对派”的提纲作为讨论的基础后，拥护俄共（布）中央提纲的代表们当即要求把讨论改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这个意见未被接受，他们便在逐节讨论“军事反对派”的提纲时退出了军事小组的会议。——170。

    [67]指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军事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军事反对派”的提纲。——170。

    [68]还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于东线及其他前线局势紧张，列·达·托洛茨基要求中央把他和代表大会的所有军队代表派往前线。前线党组织的代表反对这样做。中央全会经过讨论认为前线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是必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被批准上前线，而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170。

    [69]指弗·米·斯米尔诺夫提出的“军事反对派”的提纲的第6条。这一条对军事条令中关于首长和部下相互关系形式的规定作了尖锐批评，称之为“专制农奴制度的残余”。——170。

    [70]这里所说的是1918年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内务条令》。该条令第16条对首长和部下之间的礼节作了具体规定。——170。

    [71]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军事反对派”提纲的第10条中批评了军事机关的工作，说除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外，还存在国防委员会、陆军人民委员部等一系列中央机关，它们之间职责不清，工作中有不协调和重复的现象。——171。

    [72]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被平定后，哥萨克士兵们通过自己的代表表示愿意放下武器。1917年11月1日（14日），以帕·叶·德宾科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停止战斗和逮捕叛乱首领的协议。亚·费·克伦斯基逃跑了。彼·尼·克拉斯诺夫被赤卫队捕获。克拉斯诺夫作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保证后被释放。但是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不久就成了顿河反革命白卫军的组织者之一。

    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是俄国国内及国外反革命势力用武力夺取彼得格勒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首次尝试。叛乱是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亚·费·克伦斯基和第3骑兵军军长彼·尼·克拉斯诺夫组织的。十月起义胜利后，克伦斯基于10月25日（11月7日）由冬宫逃到设在普斯科夫的北方面军司令部，并下令军队进攻彼得格勒。但支持叛乱的只有第3骑兵军的一部分部队，约10个哥萨克骑兵连。叛军于10月26日（11月8日）向彼得格勒进攻，先后占领了加契纳和皇村。同时，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策动了士官生叛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了保卫彼得格勒和平定叛乱的斗争。经过同叛军的激战，革命军队于10月30日（11月12日）转入进攻，到11月1日（14日）彻底粉碎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172。

    [73]在这一条里，弗·米·斯米尔诺夫要求在建立起如他所说的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完全可靠的指挥人员队伍以前，军队中实行集体管理部队的制度。——173。

    [74]1919年3月22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了俄国，正在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列宁以大会的名义发出了这份贺电。

    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列宁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评述，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本卷第374—378页）、《政论家短评》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和第39卷）。——177。

    [75]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即土地小组，是在1919年3月18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该小组于3月20、21、22日开过三次会，听取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报告和工人征粮队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报告，选举了提纲审查委员会。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起草、列宁审订的关于农村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提纲，由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基本通过，交提纲审查委员会审订，最后被代表大会批准。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是代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作的。——178。

    [76]下诺夫哥罗德党组织的代表就这个问题向俄共（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递交一项声明，其中说，《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中“一般中农”这几个字是印刷错误，应为“一部分中农”。声明同时表示“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组织完全拥护列宁同志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所表明的观点，并加以贯彻执行”。——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