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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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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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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6.5-1906.9
CC列宁全集第13卷1906.5-1906.9/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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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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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131]

    （1906年6月22日〔7月5日〕）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现在都不会怀疑，我们党的成员在杜马中的活动在目前情况下会给无产阶级事业和全体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少的好处。

    我们祝贺高加索同志们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注：见本卷第109—111页。——编者注]。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指出他们在杜马中的成就，实事求是地批评他们的错误。

    我们认为拉米什维里同志指出杜马的“危险性”和它的“温和”情绪的演说是成功的，他的关于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的决议案[132]是成功的，他对立宪民主党关于集会的法律草案的极出色的批评和对立宪民主党总是爱作空洞计划的问题的正确提法是成功的。关于这些成就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同读者们更详细地谈谈。

    我们认为，当阿拉季因忍气吞声地“咽下”纳波柯夫对粮食问题的决议案的歪曲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默不作声是错误的[133]。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表示异议并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哥马尔捷利同志在答复伪君子费多罗夫斯基时所说的那番话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承认让军队卷入政治是不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这还是一个可以纠正的错误。最后，我们还认为我们党团所通过的宣言是错误的。这是无法纠正的错误。我们现在应当来谈谈这个错误，这不是为了吹毛求疵（同志们在杜马中的工作是困难的，错误在开始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为了在政治上教育全党和整个无产阶级。

    前布尔什维克的营垒曾向我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提出过另外一个宣言草案[134]。现在请看这个作了某些……删节的草案（在我们这里，在报纸上讲话是没有代表在杜马中讲话那样自由的）：

    “我国各民族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我们党团在国家杜马讲坛上向全体人民发表如下宣言。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国际大军中的一支部队。全世界有组织的、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已经起来进行斗争了。它反抗资本的压迫。它争取全体劳动者从无权、贫困、压迫和失业的桎梏下完全解放出来。它力求建立消灭一切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分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参加它的队伍，不仅号召雇佣工人参加，而且也号召小业主参加这个队伍，只要他们认识到自己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只要他们不是在巩固个体小经济方面去找出路，而是在和工人阶级一起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去找出路。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通过它同心协力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我们俄国，现在进行的还不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伟大的俄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专制制度的压迫使国家不能得到任何发展。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官吏的横行霸道，地主对农民群众的野蛮剥削，激起了全体人民的愤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了斗争。它以英勇的十月罢工迫使敌人承认自由。它以英勇的十二月起义消除了任何进一步拖延召集人民代表机关的可能性。而且，尽管专制政府伪造选举法，尽管它折磨、残杀为自由而斗争的优秀战士，尽管它在监狱中折磨他们，国家杜马毕竟是反对了专制政府。

    现在人民正处在新的伟大的斗争的前夜。专制政府正在愚弄人民的代表机关，嘲笑它的要求。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愤慨日益增长。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行动。

    在国家杜马中以特别有势力的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必然要在俄国目前进行的民主变革中尽量削减穷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权利，从而限制他们为争取全面的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这种意图也必然使它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彻底和不坚定，使它动摇不定，又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的主动精神。为了自由，为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对这些动摇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想掩盖人民利益和旧制度之间、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性的企图（不管谁企图这样做），必将遭到我们最坚决的反击。用纸上让步的骗局，用反动的强盗们同革命的也就是唯一真正彻底的民主派和解的谎言来阻止人民运动的意图，也必将遭到我们全力的反对。检验这种彻底性的试金石，特别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志向有决心组织自由的、真正全民的群众性的、警察的任何阻挠都限制不住的运动，以便在杜马外开展广泛的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斗争。

    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完成争取自由的事业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农民是主要的同盟者。我们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和俄国亚洲式的政治制度的斗争。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有可能平均使用土地的空想，不允许对无产者利益和小业主利益之间的差别作任何微小的掩盖，同时我们将坚持没收所有皇族、教会、寺院和所有地主的土地。我们要反对赎买，因为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套在贫苦农民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只要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只要还没有完全赢得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我们就要提醒农民不要把土地交给警察资产阶级政权机关，无论是地方政权机关或中央政权机关。在民主的国家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要坚持把所有的土地转交给地方的自治机构。我们要坚决提醒农民不要把土地问题交给非民主的地方委员会如立宪民主党所提出的官吏和地主的委员会去解决。

    我们要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坚定不移地支持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增加工资、争取取消罚款的斗争，总之，我们要支持为实现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的一切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同广大的城乡贫民群众结成联盟，是革命取得新的胜利的保证。国家杜马在实现和巩固这一胜利方面是一个不中用的机关。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召开的、由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民族、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拥有全部国家权力的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只有这个会议才能在俄国建立……才能用普遍的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才能消灭非选举的不向人民负责的官吏机构，才能实现完全的不受限制的政治自由。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争取在这次革命中达到这个目的。国家杜马也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它必须帮助人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完全彻底地了解推翻……政权的必要性。它必须向人民说明‘人民代表机关’多么无能，说明这个机关扮演着一种多么可怜的旧专制政府的新挡箭牌的角色。它不应当去制定空洞的政治计划，不应当去拟定毫无用处的‘法律草案’，而应当求助于人民，向人民无情地揭露全部真相，在人民面前无情地揭发称为俄国政府的……那一帮人的全部罪行，号召人民进行斗争，进行坚韧不拔的、顽强的、协调一致的斗争。如果整个国家杜马不能或者不敢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们就要联合杜马中真正革命的集团或代表去完成。

    人民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自由的事业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无产阶级正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积聚力量，自豪地抛开那些竭力使它孤军作战的可鄙的煽动者，把千百万终生劳苦不得温饱的被压迫被剥削者联合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不管在国家杜马中我们党团的力量多么薄弱，人数多么少，但是我们知道，拥有千百万人的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先进部队在支持它，在和它一起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一定会在自己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无产阶级一定会把蹂躏俄国的专制制度的魔窟彻底摧毁。”

    我们在杜马中的代表同志们拒绝这个草案是否正确呢？

    从形式上来看是正确的。按照党章他们应该尊重的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局外人”。

    从派别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这另一个草案是从“外人”（按过去的派别来说）营垒中提出来的。

    可是，从党的角度来看呢？拒绝接受必须更明白地表述党的社会主义目的及其国际性质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在杜马外开展运动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必须在人民面前明确地划分杜马内各个政党的界限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必须准确地区别无产阶级学说和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由工人政党保护农民以防立宪民主党人侵害的重要性的指示是否正确？拒绝接受更明确更全面地阐述我们的最近要求的指示是否正确？

    我们的一些同志，或者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不提代表大会已确定的公式——使杜马成为革命的工具，却说“使杜马成为全民运动的机关”，这样做是否正确？

    他们在上述各点上都脱离我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明显地向右跨了一步，这样做是否正确？

    让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和所有党员都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

    载于1906年6月22日《回声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23—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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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906年6月16日（29日），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八次会议讨论关于集会自由的法案时，C．Д，贾帕里泽宣读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这个宣言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的，得到了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赞同。——222。

    [132]指1906年6月9日（22日）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沃洛格达、卡利亚津、察里津等地的蹂躏犹太人的大暴行和警察的胡作非为时伊·伊·拉米什维里代表13名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所提的决议案。拉米什维里在自己的讲话中也谈到了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指出这次大屠杀是内务大臣和整个当局制造的。在所提的决议案中，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要求将最高行政当局全体成员交法庭审判。

    后来，1906年6月29日（7月12日），在杜马第三十五次会议上，C．Д．贾帕里泽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专门就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提出了决议案。——222。
  
    [133]1906年6月12日（25日），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内务大臣被·阿·斯托雷平在答复有关救灾措施的质询时请求杜马拨款给政府来赈济饥民。在讨论中，劳动派分子阿·费·阿拉季因发言，号召“不给内阁一个戈比”，以便由杜马把赈济饥民的工作掌握起来。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弗·德·纳波柯夫却把这个问题篡改成为对使用拨款的监督问题，从而得以用自己的名义和阿拉季因的名义提出一个由杜马监督赈济饥民的拨款的提案，而为会议的多数通过。对此，社会民主党代表没有立即表示抗议，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列宁在《救济饥民和杜马的策略》一文中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这一错误（见本卷第234—238页）。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后来采取了正确的立场。1906年6月23日（7月6日），在杜马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它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不要把钱交给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而在杜马下设粮食委员会以赈济饥民，该委员会的委员应到地方上去，在饥民中间组织地方的委员会。列宁在《立宪民主党杜马把钱交给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一文中谈到了这件事（见本卷第251—254页）。——222。

    [134]这个宣言草案是列宁写的。——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