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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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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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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1.5-1901.12
CC列宁全集第5卷1901.5-1901.1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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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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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

    （1901年12月6日〔19日〕）

    现把我们的一位代表寄给我们的一封信全文抄录如下：

    “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

    我们在流放地的同志建议我们对《火星报》发表一些意见，为此，我们决定陈述一下我们同这个机关报不一致的原因。

    我们认为创办一种专门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来专门探讨政治斗争问题是完全适合时宜的，但是我们认为，《火星报》在解决自己所担负的这个任务方面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火星报》的主要缺点在于它过分强调参加运动的思想家对于运动的方向的影响，这个缺点贯穿在报纸的各栏中，并由此产生它的其他大大小小的缺点。同时，《火星报》很少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不知道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工人运动的一定形式并且决定着运动的道路，而思想家们，即使他们受到最出色的理论和纲领的鼓舞，作出一切努力，也不可能使运动脱离这个道路。

    把《火星报》和《南方工人报》[134]加以对比，这个缺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南方工人报》象《火星报》一样举起政治斗争的旗帜，但能把这个斗争同南俄工人运动的前一阶段联系起来。《火星报》则完全不是这样对待问题的。《火星报》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使‘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但是忘记了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适当的燃料和有利的外部条件。《火星报》极力排斥‘经济派’，但是没有看到正是‘经济派’的活动为工人参加二三月事件作了准备，而工人参加这些事件却是《火星报》所特别强调的和显然过分渲染了的。《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并且也忽略了这一斗争的巨大的教育意义。《火星报》由于完全不正确地和非历史地评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这个时期和这个方向，结果就把他们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没有看到‘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和‘微小的让步’的不同之处：前者能够扩大和加深工人运动，后者却以瓦解任何斗争和任何运动为目的。

    《火星报》浸透着社会运动幼年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特有的宗派主义的偏执，所以总是把任何不同意见不仅斥责为背离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甚至斥责为投敌行为。它对《工人思想报》的极端无礼的、应当受到最严厉最无情谴责的攻击就是这样。它竟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硬说祖巴托夫在一部分工人中间的胜利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的影响。《火星报》对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凡是在俄国工人运动的进程和任务问题上与自己看法不同的，都持否定的态度，在同它们进行激烈的论战时就常常不顾事实，吹毛求疵地抓住个别确实不恰当的词把一些莫须有的观点硬加在论敌的头上，强调那些往往并不重要的分歧之点，而绝提大量的一致的观点。我们这里指的是《火星报》对待《工人事业》的态度。

    《火星报》的这种争论癖首先是由于它夸大‘思想’（纲领、理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西欧国家俄国侨民中间发生的内讧的余波，关于这场内讧，他们已急急忙忙地通过一系列论战性的小册子和文章公之于世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所有这些分歧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也许只是在那些在进行工作的同志中间引起令人遗憾的分裂，从而损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火星报》的这种争论嗜好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当它超出礼貌许可的范围的时候。

    《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而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地方自治机关往往因为政府对于地方自治人士先生们的土地要求的保护不及对工业的保护多而深表不满，《火星报》力图从这种不满中煽起政治斗争的火焰，并且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当然，谈论地方自治人士的觉醒，指出它是一种反对政府的因素，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必须讲得清楚明了，不要使我们同这些人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性质含糊不清。而《火星报》在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问题上的提法，在我们看来，只会模糊阶级意识，因为在这里它的提法与宣扬自由主义和各种文化创举的人一样，是同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相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书刊的基本任务是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和阐明阶级利益，而不是掩饰它们之间的对抗）。《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

    我们不准备分析《火星报》的其他比较次要的缺点和失误了，最后我们认为应当说明一下，我们进行批评绝对不是要贬低《火星报》可能具有的意义，也不是闭眼不看它的优点。我们向这份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报纸致以敬意。我们认为它及时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恐怖手段问题作了恰当的说明，这是它的重大功绩。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火星报》使用的是标准的、规范的语言，它能按时出版并且经常登载许多新鲜有趣的材料，这在秘密出版物中是不可多得的。

    一群同志
    1901年9月”

    读了这封信，我们首先要说，我们衷心欢迎写信人的直爽和坦率。早就应当停止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不要再隐瞒自己的“经济主义的”“信条”（象从其中分离出“政治派”的敖德萨委员会的一部分人所做的那样），或者歪曲事实，说什么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犯有‘经济主义’错误”（《工人事业》出版的《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第32页）了。——现在让我们来谈正题。

    写信人的主要错误，和《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着重参看第10期）完全相同。他们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欧洲的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也是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不过参加这一相互作用的是神父和祖巴托夫之流的自觉性，而不是社会党人的自觉性。写信人（以及《工人事业》）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醉心于这种模仿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和伯恩施坦派，这些人不懂得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在目前时期，这一严重的理论错误必然导致极其严重的策略错误，这种策略错误过去和现在都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极大的危害。问题在于，工人群众和其他社会阶层（由于受到工人群众的影响）的自发高潮近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运动的“物质因素”甚至同1898年相比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自觉的领导者（社会民主党人）却落后于这一发展。这是目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群众的（自发的）运动缺少有很高理论修养的、决不会发生任何动摇的“思想家”；缺少有广阔政治眼界的、有革命毅力有组织才能的、能在新的运动的基础上建立战斗的政党的领导者。

    但是，这一切还算不得太大的不幸。理论知识也好，政治经验也好，组织才能也好，都是可以学到的，只要有学习和养成这些品质的愿望就行。但是从1897年年底以来，特别是从1898年秋季以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有一些人和一些机关刊物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不仅闭眼不看这个缺点，而且还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美德，他们把对自发性的崇拜和卑躬屈节提升为一种理论，他们鼓吹说，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走在运动的前面，而应当跟在运动的后面做尾巴。（这样的机关刊物不仅有《工人思想报》，而且有《工人事业》，它从宣传“阶段论”[135]开始，直到从原则上为自发性、为“现时运动的正当性”、“策略－过程”等等辩护。）

    这才是真正的不幸。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派别，这个派别叫作经济主义（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不认识甚至维护落后现象，也就是不认识甚至维护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自觉的领袖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现象。这个派别的特点是：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
“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工人事业》在春季曾在恐怖手段这个“新”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是过半年之后，经过多次的动摇，才在一项非常暧昧的决议中表示反对恐怖手段，象往常一样跟在运动后面做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

    我们同这个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今后仍将进行这一斗争。写信人看来也是属于这个派别的。他们对我们说，经济斗争为工人参加游行示威作了准备。是的，正是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刻地对这种准备作出评价，我们早在1900年12月（创刊号）就发表了反对阶段论的意见[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28—333页。——编者注]，2月间（第2号），在把大学生送去当兵的事件刚刚发生以后和游行示威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号召工人支援大学生[注:同上，第371—375页。——编者注]。二三月事件并没有“推翻”《火星报》的“担心和害怕”（如马尔丁诺夫所认为的那样——《工人事业》第10期第53页——他的这种看法暴露出他根本不理解问题），而是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种担心和害怕，因为领导者已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表现出对于完成领导者的责任缺乏准备。这种准备在目前也还是极不充分的，所以关于“夸大思想的作用”或者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而贬低自发因素的作用等等各种论调，正在继续对我们党产生最有害的实际影响。

    所谓从阶级观点出发必须少强调一下不同的居民阶层对政府不满的共同性的论调，也在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相反，我们感到骄傲的是，《火星报》能在一切居民阶层中唤起政治上的不满，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这一工作。说我们在这里模糊了阶级观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写信人没有举出而且也不可能举出任何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我们怎样模糊了阶级观点。但是，作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社会民主党应当不顾《工人事业》第10期第41页上的意见，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的活动，向他们说明他们同政府的局部性的和职业性的冲突的普遍的政治意义，动员他们支持革命政党；应当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一批善于从政治上影响一切反政府阶层的领袖。任何放弃这种作用的做法，无论用多么漂亮的话，例如要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等等作掩护，都等于是以新的形式“维护”社会民主党人的“落后现象”，即落后于全民民主运动高潮的现象，等于是把领导作用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写信人应当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春季事件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声望和威信提高，却使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

    我们也不能不反对写信人在关于侨民中间的争论和内讧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目光短浅。他们重复着老调，说什么在那篇评论祖巴托夫的文章中大谈特谈《工人思想报》是“不礼貌的”。他们是否想否认传播经济主义就是帮助祖巴托夫先生们去完成任务呢？我们所说的正是这一点，而决不是把“经济派”的策略同祖巴托夫的策略“等同起来”。而至于谈到“侨民”（如果写信人不是不可宽容地漠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继承性，那么他们一定知道，“侨民”——也就是“劳动解放社”——关于经济主义的警告已经得到了最光辉的证实！），那就请听一下1852年在莱茵河流域工人中间进行活动的拉萨尔是怎样评论伦敦侨民中的争论吧：

    拉萨尔在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出版你那篇反对金克尔、卢格等‘大人物’的文章，未必会受到警察方面的阻难……我觉得，政府甚至会欢迎这样的文章发表，因为它以为这是‘革命者在自相残杀’。至于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这些都是官僚的逻辑所想象不到和不感到担忧的。”（摘自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136]

    请目前为数众多的反对尖锐性、不调和性、争论癖等等的心地善良的人读读这段话吧！

    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在这里只能大致地谈谈争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作详细的分析，这本小册子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半月以后问世。

    载于1901年12月6日《火星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360—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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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  Рабоч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报纸，1900年1月—1903年4月出版，共出了12号。第1、2号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以后各号由南方工人社（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城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出版。报纸的印刷所先后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札·维连斯基（伊里亚）、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B·H·罗扎诺夫等。《南方工人报》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同意列宁的在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计划，而主张建立区域的社会民主党联合组织。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南方工人社被解散，《南方工人报》停刊。——324。

    [135]阶段论是工人事业派编造的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提出广泛的革命任务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开始是纯粹的经济鼓动，然后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政治鼓动，最后才是政治鼓动。——328。

    [136]列宁从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译的这段话，其中一部分后来用作《怎么办？》一书的题词。——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