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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打着别人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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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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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4.7-1915.8
CC列宁全集第26卷1914.7-1915.8/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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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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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别人的旗帜[151]

    （1915年1月以后）

    《我们的事业》杂志[152]第1期（彼得格勒，1915年1月）登载了亚·波特列索夫先生的一篇很有特色的纲领性文章：《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和这位作者前些时候在一家杂志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一样，这篇文章阐述了俄国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流派即取消派对当今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的基本思想。严格说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文章，而是一个派别的宣言。只要仔细读一读这些文章，考虑一下这些文章的内容，谁都会看出，只是出于一些偶然的考虑，即与纯粹写作方面的需要毫无关系的考虑，作者才没有用宣言或“信条”这种更恰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朋友们的思想，因为作者不是孤立的）。

    亚·波特列索夫的主要思想是：现代民主派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旧时代和新时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从民族狭隘观点向国际观点转变。亚·波特列索夫所说的现代民主派，是指具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色的民主派，它不同于具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叶与中叶的特色的旧资产阶级民主派。

    乍看起来，可能觉得作者的思想完全正确，觉得作者是今天在现代民主派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的反对者，是一个“国际派”，而不是民族主义自由派。

    的确，这样维护国际观点，这样把民族狭隘观点和民族特殊观点看作已经过去了的旧时代的特点，不就是同民族自由主义这种流行病，同现代民主派的（确切些说，现代民主派的正式代表的）这种瘟疫断然决裂吗？

    乍看起来，不但可能觉得，而且一定会觉得是这样。可是，如果这样看那就大错特错了。作者是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他施用了一个小小的军事计谋（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在这种情况下都一样），打出“国际观点”的旗帜，以便在这面旗帜下更为安全地偷运民族自由主义的私货。亚·波特列索夫终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自由派。他的文章（和他的纲领，他的方案，他的“信条”）的核心，就是施用这个小小的可说是天真的军事计谋，就是在国际观点的旗帜下偷运机会主义。对这个核心必须十分详尽地加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而亚·波特列索夫打着别人的旗帜之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他为了掩饰自己，不但搬出了“国际观点”的原则，而且还自称为“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拥护者。换句话说，亚·波特列索夫要充当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拥护者和代表者，而实际上他是在用民族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亚·波特列索夫要“纠正”考茨基，责备他“充当辩护律师”，就是说，责备他一会儿为这个一会儿为那个民族色彩的，即各种民族色彩的自由主义辩护。亚·波特列索夫要用国际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民族自由主义（因为考茨基现在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这已经是完全肯定无疑的了）。而实际上，亚·波特列索夫是在用一色的民族自由主义来反对杂色的民族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根本反对——在当前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各个方面都根本反对——任何民族自由主义。

    现在我们就来说明，情况的确是这样，以及为什么是这样。

    一

    如果读者仔细看一下亚·波特列索夫的文章里的下面这段话，就会很容易理解使他挂着民族自由主义的旗帜航行的祸根所在。他写道：

    “……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他们〈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总是秉着他们固有的气质去加以解决，总是对冲突作出诊断，总是试图对哪一方获胜可以为他们所期望的有利的前途开辟更广阔的天地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从而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打下一定的基础。”（第73页，引文中的黑体是我们用的）

    “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这是须要作出判断的，而且是要从国际的观点而不是从民族的观点作出判断；这就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实质；考茨基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从“法官”（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辩护律师”（民族主义自由派）。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的思想。亚·波特列索夫深信：他坚持认为某一方（就是自己那一方）获胜是有利的，绝不是“充当辩护律师”，而是出于真正国际的考虑，考虑到另一方犯了“滔天”罪行……

    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是出于真正国际的考虑，得出了与波特列索夫相同的结论……这真是幼稚到了……不过，我们不必过于着急，还是先把纯理论性的问题分析完吧。

    马克思，例如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就“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作出判断。亚·波特列索夫所谈的，正是这个“由于它的某些特点而对我们有特别意义”的例子。我们倒也赞成用亚·波特列索夫选择的这个例子。

    1859年拿破仑第三向奥地利宣战，表面上是为了解放意大利，其实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王朝的目的。

    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在拿破仑第三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刚刚同法国皇帝缔结了秘密协定的哥尔查科夫的身影。”矛盾错综复杂：一方是一直在压迫意大利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国，另一方是包括加里波第在内的正在争取解放的革命的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同反动透顶的拿破仑第三携起手来，如此等等。亚·波特列索夫写道：“何必自找麻烦呢，干脆说一声‘双方都同样坏’，岂不更简单吗？但是，无论是恩格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都没有被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所诱惑，而是着手找出问题〈亚·波特列索夫是想说着手研究和探索问题〉，即冲突的何种结局才会对他们二人都珍视的事业提供最多的有利条件。”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应当进行干预。在他们的各种考虑当中，据亚·波特列索夫自己承认，有这样一些考虑：“由于同一个敌对的联盟发生冲突，德国可能产生民族运动，这一运动的发展将超出德国许许多多的统治者的想象；在欧洲的共同行动中，哪一个大国会是主要的祸患：是多瑙河流域的反动君主国，还是这一共同行动的别的突出代表。”

    亚·波特列索夫得出结论说：是马克思对还是拉萨尔对，这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必须根据国际的观点对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作出判断。

    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所举的例子；这就是我们的作者的论断。亚·波特列索夫推论说：既然马克思当时能够不顾交战双方的政府都极为反动而“对国际冲突作出估计”（亚·波特列索夫语），那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作出同样的估计。

    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或者说是强词夺理的推论，因为这无非是说：既然马克思在1859年曾解决过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那么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也应该解决这同样的问题。

    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在1859年（和在后来的一系列情况下），对马克思来说，“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也就是“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马克思是在存在着无疑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的时候解决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的；当时这种运动不但存在，而且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占据首要的地位。而在我们今天，以为英国和德国这样一些无疑是欧洲“共同行动”的最主要、最重要角色的国家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作这种设想也是很可笑的。在这两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大国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变成反动的了。而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却“忘记了”这一点，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派的观点来偷换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种转变，即采取另一个阶级而且是衰亡的旧阶级的观点，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对新旧两个时代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分析，绝对证明不了这种转变是正确的。

    正是资产阶级——例如德国资产阶级，英国资产阶级也一样——才力图玩弄亚·波特列索夫玩弄的这种偷换把戏，用资产阶级进步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解放运动的时代来偷换帝国主义时代。亚·波特列索夫毫无批判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这一点所以尤其不能原谅，是因为亚·波特列索夫在他自己所举的这个例子中本来应该确认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在早已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是从何种考虑出发的。[注:顺便提一提：亚·波特列索夫不愿意断定谁对1859年战争情况的估计是对的，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我们（与梅林的意见相反）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拉萨尔鉴于普鲁士和俾斯麦的胜利，鉴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缺乏足够的力量而看风使舵，从而动摇到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了独立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反对民族主义自由派懦弱态度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对拿破仑进行干预，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萨尔的眼睛多半不是朝下，而是朝上，只盯着俾斯麦。俾斯麦的“成功”丝毫也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

    第一，他们所考虑的是民族运动（德国和意大利的），是如何使民族运动的发展超出“中世纪代表人物”的想象；第二，他们所考虑的是，欧洲共同行动中的反动君主国（奥地利君主国、拿破仑君主国等等）是“主要的祸患”。

    这些考虑是十分清楚和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进步性。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在当代，处于中心的即卷入冲突的几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国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情况。过去，在意大利和德国都发生过长达数十年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类型的人民运动。当时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在财政上支援其余的几个大国，相反，这些大国才真正是“主要的祸患”。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而且他自己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承认，在当代，其余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主要的祸患”。

    资产阶级（例如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决不止它一个）正在为了一己的私利而煽动民族运动的思想，力图把这种思想搬到帝国主义这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来。机会主义者和往常一样，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抛弃现代民主派的观点，转向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和他的取消派伙伴们的所有文章以及他们的整个立场、整个路线的主要过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曾解决过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使自由派温和的运动发展成为民主派猛烈的运动。而亚·波特列索夫却在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这时无论英国、德国还是法国都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资产阶级进步运动，不管是自由派温和的运动，还是民主派猛烈的运动），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在自己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民族进步运动的时代的前面，推进这些运动，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这些运动的发展“超出”中世纪代表人物的“想象”。

    亚·波特列索夫，和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从自己的现代民主派的时代向后倒退，跳回到早已过时的、僵死的因而实质上是虚假的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上去。

    因此，亚·波特列索夫向民主派发出的如下号召，是极大的糊涂观念，是极端反动的号召。

    “……不要后退，而要前进。不要后退到个别性，而要前进到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就是后退——后退到恩格斯、马克思、拉萨尔那里去，后退到运用他们估计国际冲突的方法；后退到他们那种把各国的国际行动也纳入按民主主义精神加以利用的总范畴的做法。”

    亚·波特列索夫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而是在一切意义上拉着现代民主派后退，后退到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口号和思想，后退到使群众依赖资产阶级……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当时，在1859年，构成欧洲大陆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当时是主要的动力。过了55年，原来的反动封建主，已经被和他们一样的衰朽的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巨头所取代，而聪明绝顶的亚·波特列索夫如今还想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用新阶级的观点来估计国际冲突。[注: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似乎是停滞的时期，每个国家内部都发生了强烈的分子运动过程，国际形势也在渐渐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夺取殖民地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成了这一国际形势的决定因素。”]

    亚·波特列索夫并没有好好想一想他所说的这些话的含义。我们假定，两个国家在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交战。从现代民主派的观点看来，应当希望哪个国家获胜呢？显然是希望那个获得胜利之后能够更有力地推动和更迅猛地发展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更有力地摧毁封建制度的国家获胜。我们再假定，客观历史环境的决定因素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已经被国际的、反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所取代。假定第一个国家占有非洲的3/4，而第二个国家占有1/4。他们的战争的客观内容是重新瓜分非洲。应当希望哪一方获胜呢？如果还象过去那样去提出这个问题，那就太荒唐可笑了，因为过去的估计的标准现在已不存在：既不存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多年发展过程，也不存在封建主义崩溃的多年的过程。现代民主派既不应当帮助前者巩固其占有3/4的非洲的“权利”，也不应当帮助后者（即使后者在经济上比前者发展得快）夺取这3/4。

    现代民主派要保持其为民主派，就只有不追随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有说“双方都同样坏”，只有希望每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失败。任何其他的决定，实际上都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决定，同真正的国际观点毫无共同之点。

    但愿读者不要上亚·波特列索夫的装腔作势的术语的当，他用这些术语是要掩饰他已转向资产阶级的观点。亚·波特列索夫叫喊“不要后退到个别性，而要前进到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他是在拿自己的观点来反对考茨基的观点。他把考茨基（以及和考茨基类似的人）的观点叫作“个别性”，意思是说考茨基拒绝考虑“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而为每一“个别”国家的工人的民族自由主义辩护。他说，可是我们，亚·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等，却要诉诸“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因为我们支持具有单一的明确的色彩的民族自由主义，决不是从个别国家的（或个别民族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真正国际的观点出发……这种议论令人可笑，甚至令人感到……可耻。

    不管是亚·波特列索夫及其伙伴，还是考茨基，都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背叛了他们竭力想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观点。

    二

    亚·波特列索夫给自己的文章加的标题是：《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他的文章登在同一期的《我们的事业》杂志上[153]）的诡辩的根本之点，或者说，他们两人的、使他们两人得出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族自由主义的结论的根本的历史性错误，正是在这一方面。

    问题在于，亚·波特列索夫举出的1859年意大利战争这个他“特别有兴趣”的例子，以及考茨基列举的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的例子，“恰恰不属于”我们生活于其“交界点”的“两个历史时代”。我们正在进入（或者说已经进入，但还处在开始阶段）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现代（或第三个时代）。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叫作昨天的时代（或第二个时代）。这样，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举出例子的那个时代，我们就得把它叫作前天的时代（或第一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议论所以都是令人厌恶的诡辩和难以容忍的谎言，就因为它们用前天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第三个时代）的条件。

    下面就来说明一下。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这种分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被多次引用过，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亚·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里也采用了。当然，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

    正是考茨基自己在一系列文章和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里（1909年出版），十分明确地描述了正在到来的第三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指出了这个时代同第二个时代（昨天的时代）的根本区别，承认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派的当前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已经改变。现在，考茨基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154]，而最令人难以置信地、最不体面地、最无耻地改变了立场。在上述的小册子里，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战争临近的征兆，而且谈的正是在1914年成为事实的这种战争。只要把这本小册子的好些地方同考茨基今天的大作对比一下，就足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考茨基已经背叛了他自己原来的信念和庄严声明。在这方面，考茨基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甚至也不只是德国特有的例子），而是在危机的时刻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现代民主派整个上层的典型代表。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所举的历史上的例子，全都属于第一个时代。不但在1855年、1859年、1864年、1866年、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且在1877年（俄土战争）和1896—1897年（土希战争和亚美尼亚骚动）时期，作为历史现象的主要客观内容的，都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或资产阶级社会摆脱各种封建制度过程中的“痉挛”。那时，在许多先进国家里，还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民主派的真正独立的、与资产阶级过度成熟和衰落的时代相适应的行动。资产阶级是当时的主要阶级，它在这些战争中，在参加这些战争的过程中，处于上升的阶段，唯有它能以压倒的力量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当时，在不同国家里，以各种有产的商品生产者阶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是进步的，有时甚至是革命的（例如1859年时意大利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而作为这个时代的总的特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就是说，它同封建制度的斗争还没有完成，没有结束。因此，现代民主派以及他们的代表马克思，当时要遵循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能够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这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去解决“哪一方获胜”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这是十分自然的。当时，在战争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国家里，人民运动是一般民主运动，也就是说，就其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此，当时无法提出别的问题，而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出现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哪一股反动的（阻碍资产阶级崛起的封建专制的）势力失败，才能给现代民主派开辟更广阔的“天地”，这是十分自然的。

    而且，正如亚·波特列索夫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马克思在“估计”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而引起的国际冲突时，他所考虑的是：哪一方获胜更能有助于民族运动和一般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亚·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的第74页）。这就是说，因某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上升到执政地位而发生军事冲突时，马克思象在1848年那样，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更“卑微的”群众，吸引整个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各贫苦阶级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扩大和加强这一运动。马克思考虑的是如何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如何使运动得到发展，正是这种考虑使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根本不同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联合民族主义自由派的策略。

    第三个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个时代的国际冲突一样，但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改变了。客观的历史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最反动的、衰朽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趋向没落的金融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取代。在第一个时代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发展生产力的支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这个框子，现在到了第三个时代，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下降的、没落的、内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现在，上升的阶级——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个阶级了。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抛弃了这个阶级的观点，向后倒退，重复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似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运动在今天依然是历史进程的客观内容。而实际上，现在要现代民主派跟着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走，是根本办不到的，不管这个资产阶级带着什么样的“色彩”。

    在第一个时代，客观上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怎样在其反对衰亡的封建制度主要代表的斗争中，“利用”国际冲突使整个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最大的胜利。当时，在第一个时代，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封建制度奴役的资产阶级希望他们“自己的”封建压迫者失败，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况且，这种主要的、中心的、有全欧影响的封建堡垒是为数很少的。所以马克思才要作这样的“估计”：在这种具体环境（形势）下，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获胜对于破坏全欧的封建堡垒更为重要。

    现在，在第三个时代，全欧性的封建堡垒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当然，“利用”冲突也是现代民主派的任务，但是这种国际性的利用，与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看法相反，其目标不应当是反对某几个国家的金融资本，而应当是反对国际金融资本。而且从事利用的，也不应当是50—100年前处于上升地位的那个阶级。当时所谈的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际行动”（亚·波特列索夫语）；而现在，历史地产生的和客观情况提出的这种任务，已经摆在全然不同的另一个阶级面前了。

    三

    对于第二个时代，或者象亚·波特列索夫所说的“四十五年的时期”（1870—1914年），亚·波特列索夫描述得很不完全。托洛茨基在一本德文著作中对这个时代的描述也是同样不完全的，虽然托洛茨基并不同意亚·波特列索夫的实际结论（这应当认为是托洛茨基比亚·波特列索夫好的地方）。而这两位著作家对于他们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接近的原因至今未必清楚。

    关于我们称之为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的这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写道：

    “对工作和斗争的过细的限制，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这些被一些人奉为原则的时代标志，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成了他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并且成了他们心理的因素，思想的色彩。”（第71页）“它〈这个时代〉的按部就班、稳健沉着、小心谨慎地前进的才干，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显然不能适应渐进中断现象，不能适应任何一种灾变现象，这是第一；第二是完全锁闭在民族行动——民族圈子的范围内”（第72页）……“既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第70页）……“民主派的‘阵地战’时期拖得愈长……在欧洲的心脏没有发生国际冲突，因而没有经历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风潮，没有敏锐地感觉到全欧或世界范围的利益，这样一个欧洲历史时期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愈长，民主派的民族化就进行得愈是顺利。”（第75—76页）

    这段描述，同托洛茨基对这个时代相应的描述一样，其根本的缺点就是不愿意看见和不愿意承认在上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派内部的深刻矛盾。照这样说来，好象这个时代的现代民主派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整个说来充满了渐进主义精神，它民族化了，不习惯于渐进的中断和灾变，它萎缩了，发霉了。

    实际上不可能是这样，因为除了上述趋势，无疑还有另一些相反的趋势：工人群众的“存在”日益国际化，——人们被吸引到城市去，全世界大城市的生活条件在拉平（平均化），资本在国际化，在大工厂里，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和外族人正在混杂起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企业主同盟向工人联合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不断出现象群众罢工这样更尖锐、更激烈的斗争形式，物价飞涨，金融资本的压迫愈来愈不堪忍受，等等，等等。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这一点我们是知道得千真万确的。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一个，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大国能够逃脱现代民主派内部的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的斗争。虽然一般说来这一时代带有“和平的”、“停滞的”、死气沉沉的性质，但是上述斗争在每个大国里有时表现得十分激烈，甚至导致分裂。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影响到现代民主派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影响到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同自由派的联盟，对军事拨款的投票，对殖民政策、改良、经济斗争性质、工会中立等问题的态度。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绝不象波特列索夫和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在整个现代民主派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绪。不，这种渐进主义已经形成为一定的流派，在这个时期的欧洲，这个流派经常在现代民主派中产生出单独的派别，有时甚至是单独的政党。这个流派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报刊，自己的政策，对人民群众有自己特别的——而且是特别有组织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个流派愈来愈依据，而且可以说最后已经“完全依据”现代民主派内部的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行事。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自然也把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带进了现代民主派的队伍；此外，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特点，以及由此而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方向，意向）的特点，已经在议员、新闻记者和工会组织的官吏的一定阶层中形成；从工人阶级当中，已经比较明显地清晰地分化出一种官僚和贵族。

    我们就以占有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为例。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者以及待遇极高的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也能够得到这些“大蛋糕”的一点碎屑。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从殖民地和特权的好处中“分享”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例如在英国就有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确认并指出过的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大量占有殖民地，总的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种当初仅仅是英国才有的现象已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总之，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的“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不但已经造成象亚·波特列索夫所设想的那种“不能适应渐进中断”的现象，不但已经产生象托洛茨基所说的某种“可能派”[155]倾向，而且还产生了整整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这个流派把现代民主派内部同具有本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在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定的社会阶层当作靠山，直接地、公开地、完全自觉地和一贯地敌视任何有关“渐进中断”的思想。

    托洛茨基（更不必说亚·波特列索夫）在策略上和组织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害怕，或者说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承认一个机会主义流派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同今天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或社会民族主义）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否认这种“成熟”的事实和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践上至少会导致在到处流行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或民族自由主义的）祸患面前完全惊慌失措和束手无策。

    总的说来，亚·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弗·科索夫斯基（他甚至为德国民主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这种民族自由主义的行为辩护）和托洛茨基，全都否认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昨天“按机会主义”划分民主派和今天“按社会民族主义”划分民主派，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这个理由，首先是不符合事实，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其次，这个理由完全是片面的，不充分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个人和某些团体可以从一方转到另一方，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在每次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时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某一流派的性质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一定的流派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也不会改变，它们的阶级作用不会改变。看来，所有这些看法都是尽人皆知的，无庸置辩的，今天还要来强调这些，使人觉得简直有点难为情。但是上述这些著作家偏偏把这些看法忘记了。机会主义的基本阶级意义——或者，也可以说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就在于，现代民主派的一些分子在一系列问题上已经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实际上如此，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机会主义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谁要是害怕这些话的表面上的“派别性”，我们劝他不妨花点功夫去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后者对反对“派别性”的人是一位特别适宜的“权威”，不是吗？）的思想，至少是对英国机会主义的评论。毫无疑问，经过一番研究以后，他就会承认机会主义的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在根本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今天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阶级意义也完全一样。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和它的对立面彼此联合或接近（有时是达成协议、结成联盟，等等）。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也完全一样。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然，我们拿来作为根据的，不应当是某些个人或团体，而只能是对各社会流派的阶级内容的分析，是从思想政治上对它们主要的根本的原则进行的研究。

    如果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会问：社会民族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产生和生长起来的？是什么东西使它发生作用和给了它力量？谁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谁也就是根本没有理解什么是社会民族主义，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同它“划清思想界限”，不管他怎样赌咒发誓，说他决心同社会民族主义“划清思想界限”。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社会民族主义是从机会主义里面生长起来的，正是机会主义给了它力量。怎么能够“一下子”就产生出社会民族主义呢？这跟怀孕9个月以后“一下子”生出一个小孩完全一样。在整整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在欧洲各国，机会主义的表现不可胜数，其中的每一个表现都是一条涓涓细流，而今天它们“一下子”汇合成一条社会民族主义的江河，虽然河水还很浅（附带说一句：而且又浑又脏）。怀孕9个月以后，胎儿就会脱离母体；机会主义怀孕几十年之后，它的成熟的胎儿即社会民族主义就会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与几十年相比而言）脱离现代民主派。不管各种各样的好心人听到这种看法和言论以后会怎样大喊大叫，大发脾气，暴跳如雷，这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这是从现代民主派的整个社会发展中和第三个时代的客观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按机会主义”划分和“按社会民族主义”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这岂不是就证明这两种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吗？第一，这并没有证明，就象18世纪末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一会儿转到封建主方面，一会儿转到人民方面，并没有证明资产阶级的成长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没有联系”一样。第二，整个说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正是整个的情况），这种一致是存在的。我们不要看单独一个国家，而要看若干国家，例如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荷兰、保加利亚这10个欧洲国家的情况。其中只有3个加上了着重标记的国家似乎有些例外；在其余的国家里，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流派都产生了与社会民族主义相敌对的流派。这里可以举出德国著名的《月刊》及其反对者，俄国的《我们的事业》杂志及其反对者，意大利的比索拉蒂党及其反对者，瑞士的格雷利希派和格里姆派，瑞典的布兰亭派和霍格伦派，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派和潘涅库克、哥尔特派，还有保加利亚的“共同事业派”和“紧密派”[156]。旧的划分和新的划分总的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事实；至于完全的一致，甚至在最简单的自然现象中也是不存在的，正象伏尔加河在卡马河注入以后同注入以前并不完全相同，孩子和双亲并不完全相象一样。英国看起来好象是个例外；其实，它在战前曾经有两个主要的派别，以两家日报为中心（日报是最能表明一个派别的群众性的客观标志），即机会主义者的《每日公民报》[157]和反机会主义者的《每日先驱报》[158]。两家报纸都被民族主义的浪潮吞没了；但是，在支持前者的人当中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在支持后者的人当中有将近七分之三的人是持反对立场的。通常人们只拿“英国社会党”同“独立工党”相对比，这样比是不对的，是忘记了后者同费边派[159]、同“工党”[160]实际上结成了联盟。这就是说，10国当中只有两国是例外；但这两国也并不完全是例外，因为派别并没有变换立场，只是浪潮吞没了（原因十分明显，用不着再谈）几乎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而已。毫无疑问，这说明浪潮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但是，这丝毫不能推翻在全欧范围内新旧两种划分是一致的这一事实。

    有人对我们说：“按机会主义”划分已经过时了，只有划分为国际观点的拥护者和民族狭隘观点的拥护者才有意义。这种意见是根本不对的。“国际观点的拥护者”这个概念，如果不具体加以说明，那就毫无内容，毫无意义，而具体说明的每一步，都会是列举出与机会主义相敌对的各种标志。在实践中，情况会更加如此。一个人如果拥护国际观点，而又不十分坚决彻底地反对机会主义，这种国际观点也就无异于海市蜃楼。也许，一些这样的人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国际派”，但是，评定一个人不是根据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政治行为。这种不坚决彻底地反对机会主义的“国际派”，其政治行为始终是会帮助或者说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流派。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也自称为“国际派”（考茨基、伦施、亨尼施、王德威尔得、海德门等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完全承认具有他们同样思想方式的人应当实行国际的接近、协商和联合。机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国际观点”，他们只是主张对机会主义者给予国际的认可，主张机会主义者达成国际的协议。

    载于1917年莫斯科浪涛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第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31—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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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是为原定于1915年在俄国出版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文集写的。文集遭到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改和扣压，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得见天日。

    1917年3月，莫斯科浪涛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文集，作为第1辑。该文集收入了下列文章：列宁的《打着别人的旗帜》（署名恩·康斯坦丁诺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署名安·米哈伊洛维奇）、伊·伊·斯克沃尔佐夫的《尼·苏汉诺夫谈我们的派别》（署名伊·斯捷潘诺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的《俄国自由派的计划》、弗·巴·米柳亭的《在新的道路上》（署名弗·巴甫洛夫）和维·巴·诺根的《战争与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署名：Ｍ．法布里奇内）。——134。

    [152]《我们的事业》杂志（《наще　депо》）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134。

    [153]指卡·考茨基的《国际观点和战争》一文。这篇文章的俄译文载于1915年《我们的事业》杂志第1期和第2期（参看注186）。列宁对这篇文章的批判，还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一文（本卷第195—200页）。——143。

    [154]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是书中人物米哈列维奇的诗句，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背叛自己过去的信念。——144。

    [155]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150。

    [156]共同事业派是保加利业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因从1900年起出版《共同事业》杂志而有此称。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以后，该派于1903年正式成立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即宽广派，领导人是扬·伊·萨克佐夫。宽广派力求把党变成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生产阶层”的宽广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宽广派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加入了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53。
  
    [157]《每日公民报》（《The Daily Citizen》）是英国工党、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日报），1912—1915年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53。

    [158]《每日先驱报》（《The Daily Herald》）是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1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从1922年起该报成为工党的机关报。——153。

    [159]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54。

    [160]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