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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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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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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895—1899
CC列宁全集第3卷1895—1899/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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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我们考察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内部经济结构，现在应当来研究农业生产中的变化问题：这些变化是否表现了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的发展？

    一  关于改革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各种商业性农业的总的资料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关欧俄粮食生产的总的统计资料。收获量的起伏很大，这使个别时期的或个别年份的资料完全不适用。[注：单凭这一个原因来看，尼·—逊先生所用的方法就是完全错误的，他根据一个10年中的8年（1871—1878年）的资料，就作出非常大胆的结论。]必须考察几个不同的时期和许多年份的资料。下面是我们掌握的资料：关于60年代，有1864—1866年的资料（《军事统计汇编》1871年圣彼得堡版第4编，省长报告的资料）；关于70年代，有农业司的整整10年的资料（《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最后，关于19世纪80年代，有1883—1887年5年的资料（《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4卷），这5年可以代表整个80年代，因为1880—1889年这10年的平均收获量甚至比1883—1887年这5年的平均收获量还要高些（见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一书第132页和第142页）。其次，为了判断90年代朝什么方向演进，我们采用1885—1894年这10年的资料（《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4页）。最后，1905年的资料（《俄罗斯年鉴》1906年版）对于判断当前的情况是完全适用的。1905年的收获量仅略低于1900—1904年这5年的平均收获量。

    我们把所有这些资料作个比较[注：1883—1887年这段时期采用的是1885年的人口数；增长率＝1．2％。大家知道，省长报告的资料和农业司的资料差别不很大。1905年的数字是以普特折成俄石计算出来的。]：
    {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的发展1.gif}[73]

    我们由此看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后时代的特点是谷物和马铃薯的生产都显著增加。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第一，纯收获量比播种量增加得快（除了某些局部的例外）；第二，必须注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这个时期不断减少，这是由于人口由农业转入商业和工业，同时也由于农民迁离欧俄境外[注：尼·—逊先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他断言：“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他们的人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在减少，正好相反。”（《论文集》第33页脚注）见第8章第2节。]。有一件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即商业性农业在增长：按每一口人计算的粮食收获量（扣去种子）增加了，而在这些人口内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工商业人口增加了；农业人口分化为农村企业主和农村无产阶级；农业本身越来越专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粮食数量的增长，要比全国生产的粮食总量的增长快得多。马铃薯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注：从1864—1866年到1870—1879年，马铃薯的纯收获量，按每一口人计算，在所有欧俄各地区都有增加。从1870—1879年到1883—1887年，11个地区中有7个地区增产（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地区，西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南部地区，草原地区，下伏尔加地区和伏尔加左岸地区）。

    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7编（农业部出版）。1871年欧俄50省种植马铃薯790000俄亩，1881年种植1375000俄亩，1895年种植2154000俄亩，也就是说在15年中增加了55％。以1841年马铃薯的收获量为100，以后时期的数字如下：1861年——120；1871年—162；1881年——297；1895年——530。]。马铃薯播种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农业技术的提高（种植块根作物）和农产品技术加工的发展（酿酒和马铃薯淀粉的生产）；另一方面，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看来，则是生产相对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生活费的下降，人民饮食的恶化）。1885—1894年这10年的资料进一步表明，1891—1892年的危机曾经大大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夺，这次危机使谷物生产大为减少，使各种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降低；但是马铃薯排挤谷物的过程竟顽强地延续着，尽管收获量减少，马铃薯的生产按每一口人计算却增加了。再者，最近5年（1900—1904年）同样说明农业生产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马铃薯的比重增加）。

    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的专业化。大量有关各种粮食生产的笼统资料，只能最一般地说明这个过程（但也不是经常如此），因为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在这里都消失了。然而改革后俄国农业最大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不同农业地区的独特化。例如，我们已经引证过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就指出了下列农业地区：亚麻业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特别是“牛奶业很发达”的区域；以谷类作物为主的区域，包括三圃制地区和改良了的熟荒地制或多圃草田制地区（草原地带的一部分，它的“特点是生产最名贵的所谓上品粮食，主要是为了运销国外”）；甜菜地区；酿酒用马铃薯种植地区。“上述经济地区是不久以前在欧俄境内出现的，并且每年还在不断地发展和独特化。”（上引书第15页）[注：也可参看《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84—88页；这里还增加了烟草地区。在德·谢苗诺夫先生和阿·福尔图纳托夫先生绘制的地图中，按主要大田作物的差别，标明了各个不同的地区，例如普斯科夫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是黑麦—燕麦—亚麻地区，格罗德诺省和莫斯科省是黑麦—燕麦—马铃薯地区，等等。]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研究农业专业化这一过程。我们应当考察各种商业性农业是否有所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正在形成，农业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我们在前面分析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总的资料时所指出的那些特性。不言而喻，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要研究几个最主要的商业性农业地区就够了。

    但是在研究各个地区的资料以前，我们要指出以下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总是竭力设法回避一个事实，即改革后时代的特征正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自然，他们在这里还忽略了这样一个情况：谷物价格的下跌一定会推动农业的专业化和引起农产品的交换。举例来说，《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这本名著的作者们，都以粮价对于自然经济没有意义这个前提作为出发点，并且无数次地重复这个“真理”。然而他们中间有一位卡布鲁柯夫先生看出，在商品经济的一般环境中，这个前提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他写道：“当然，可能有这种情况，与自己农场里种的谷物相比，供应市场的谷物是用较少的生产费用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农场似乎也会有不种谷物而改种其他作物〈或从事其他事业，——我们加上一句〉的兴趣，可见，只要谷物的市场价格同消费农场的生产费用不一致，谷物的市场价格对消费农场就具有意义”。（第1卷第98页脚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但是我们不能考虑这一点”，——他下令说。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1）改种其他农作物“只是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才有可能。卡布鲁柯夫先生就用这种空洞的老生常谈（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若无其事地回避了这个事实：改革后时代在俄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专业化和使人口离开农业的条件……（2）因为“在我国的气候下，不可能找到一种在食粮意义上和谷物相等的产品”。论据非常独特，完全是为了回避问题。既然谈的是出售其他产品和购买廉价粮食，怎么又扯起这些其他产品的食粮意义来了呢？……（3）因为“消费式的谷物农场始终有它存在的合理根据”。换句话说，是因为卡布鲁柯夫先生“和同志们”认为自然经济是“合理的”。请看，论据是不可驳倒的……

    二  商业性谷物业地区

    这个地区包括欧俄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即新罗西亚和伏尔加左岸的草原省份。这里农业的特点是粗放性和大量生产销售粮。如果我们看一看下列8个省份——赫尔松省、比萨拉比亚省、塔夫利达省、顿河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萨拉托夫省、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就会知道，在1883—1887年，这里的人口是13877000人，谷物（除去燕麦）纯收获量是41300000俄石，也就是说，占欧俄50省纯收获总量的1/4强。这里种得最多的是小麦——主要的出口粮食[注：除了萨拉托夫省有14．3％的小麦播种面积以外，我们看到在上述其余各省有37．6—57．8％的小麦播种面积。]。这里的农业发展最快（与俄国其他地区相比），因而这些省份把原先占第一位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排挤到第二位去了：
    {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的发展2.gif}
    [注②：资料来源前面已经说过。各省地区的划分是依据《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下伏尔加和伏尔加左岸”地区的划分并不妥当，因为把更适合于列入中部黑土地带的阿斯特拉罕省（该省食用粮食不足）、喀山省和辛比尔斯克省都列入了大量生产谷物的草原省份。]

    可见，谷物生产的主要中心发生转移：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曾为各省之冠，但在19世纪80年代就把第一位让给了草原省份和下伏尔加省份；它们的谷物生产开始下降。

    上述地区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这个有趣的事实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改革后时代草原边疆地区曾经是久有人满之患的欧俄中部的移民区。大片的闲地吸引移民大量流入这里，他们很快就扩大了播种面积。[注：见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897年6月《新言论》）关于边疆地区人口有巨大增长和从1885年到1897年有几十万农民自内地各省往边疆地区迁移的文章。关于扩大播种面积，参看前面提到过的弗·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瓦·格里戈里耶夫的《梁赞省农民的迁移》。关于乌法省，见列梅佐夫《野蛮的巴什基尔生活特写》，该书生动地描写了“移民者”如何砍伐造船木材，把“肃清了”“野蛮的”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变成“小麦工厂”。这是殖民政策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它足以与德国人在非洲任何地方的任何丰功伟绩媲美。]商业性的播种面积所以能够广泛发展，只是由于这些移民区一方面同俄罗斯中部，另一方面又同输入谷物的欧洲国家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俄罗斯中部工业的发展和边疆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互相为对方建立市场。工业省份从南方得到粮食，同时把自己工厂的产品送到那里去销售，给移民区供应劳动力、手艺人（见第5章第3节，关于小手工业者向边疆地区的迁移）和生产资料（木材、建筑材料、工具及其他）。只是由于这种社会分工，草原地方的移民才能够专门从事农业，并在国内市场上，特别是在国外市场上销售大量谷物。只是由于同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密切，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才能如此迅速；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在商业性农业增长的同时，把人口吸引到工业的过程，城市发展以及新的大工业中心形成的过程也在同样迅速地进行（参看下面第7章和第8章）。[注：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89页，——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移民容易得到大片的闲地（俄译本第62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52—853页。——编者注）把这个地方完全译错了）。也可参看第3卷第2部分第210页，俄译本第553页，——农业移民区所以有大量剩余粮食，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全部居民一开始就“几乎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用以换取工业品。“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55页。——编者注）]

    至于说这个地区内的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是否同农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有联系的问题，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农民在这些地方有着多么广阔的播种面积，这里的资本主义关系即使在村社内部也表现得多么尖锐。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机器的使用在这个地区发展得特别迅速，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农场吸引了几十万和几百万的雇佣工人，发展了农业中从未见过的、由雇佣工人进行巨大协作的大农场等等。现在我们只要略微补充一下这个情况就行了。

    在草原边疆地区，地主田庄不仅有时具有规模巨大的特点，而且还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在前面引用过萨马拉省有人有8000—10000—15000俄亩播种面积的报道。在塔夫利达省，法尔茨-费恩有200000俄亩，莫尔德维诺夫有80000俄亩，另外两个人各有60000俄亩，“很多地主拥有10000到25000俄亩”（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42页）。下列事实可以略微说明经营的规模。例如，在法尔茨-费恩那里，1893年割草期间使用了1100台机器（其中有1000台是农民的）。在赫尔松省，1893年有3300000俄亩播种面积，其中1300000俄亩是地主的；该省5个县（敖德萨县除外）计有1237个中等农户（占地250—1000俄亩），405个大农户（占地1000—2500俄亩），还有226个各占地超过2500俄亩的农户。根据1890年所收集的526个农户的资料，这些农户共有35514名工人，即平均每户有67名工人，其中有16到30名年工。1893年，伊丽莎白格勒县100个比较大的农户中，有11197名工人（平均每户有112名工人！），其中年工占17．4％，季节工占39．5％，日工占43．1％。[注：上引捷贾科夫的书。]下面是关于该县所有农户的（地主的和农民的）播种面积分配情况的资料[注：《赫尔松省土地估价材料》1886年赫尔松版第2卷。每类播种面积俄亩数是用平均播种面积乘农户数算出来的。类别数减少了。]：
    {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的发展3.gif}

    由此可见，3％多一点的农户（如果只算耕作者，则为4％）集中了全部播种面积的1/3以上，这些土地的耕种和收获需要大批季节工和日工。

    最后，是关于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的资料。我们在第2章中只举出了在村社中进行经营的俄罗斯农民；现在我们把德意志人和“独立农庄主”（在单独地段进行经营的农民）也算上。可惜我们没有掌握地主农场的资料。[注：新乌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全部租地，包括官地租地、私有地租地、份地租地，均已列入。下面是俄罗斯独立农庄主所有改良工具一览表：犁609部，蒸汽脱粒机16台，马拉脱粒机89台，割草机110台，马拉搂草机64台，风车61台，收割机64台。雇工数字内不包括日工。]
    {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的发展4.gif}

    显然，没有必要给这些资料作注解。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上述地区是最典型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地区，当然，所谓典型的不是指农业而言，而是就社会经济来说的。这些得到最自由发展的移民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改革前生活方式的许多残余阻碍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俄国其余地方可能而且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发展起来。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农业资本主义的形式是非常繁多的。

    三  商业性畜牧业地区。关于牛奶业发展的总的资料

    我们现在来谈俄国另一个最重要的农业资本主义地区，即不是以谷物产品而是以畜产品为主的区域。这个区域除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省份以外，还包括北部省份、工业省份和几个中部省份（梁赞省，奥廖尔省，图拉省，下诺夫哥罗德省）的一部分。这里饲养牲畜是为了发展牛奶业，而农业的整个性质都适应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尽可能值钱的这类市场产品。[注：在俄国其他区域，畜牧业具有另外的意义。例如，在最南部地区和东南地区形成了一种非常粗放的畜牧业形式，即育肥牲畜的肉用畜牧业。再往北，牛被当作劳动力使用。最后，在中部黑土地带，牛成了“制造厩肥的机器”。弗·柯瓦列夫斯基和И．列维茨基《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1879年圣彼得堡版）。这本书的作者象大多数农业专家一样，对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很少感兴趣，也很少了解。例如，他们直接从农户收入的提高得出“国民福利和食品”得到保证的结论，便是完全错误的（第2页）。]“我们亲眼见到积肥畜牧业正在明显地向乳品畜牧业过渡；这种过渡在最近10年表现得特别显著。”（上注中所引著作，同上）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俄国各区域在这方面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牛的绝对数量，而是产乳牲畜的数量及其质量。如果以每100个居民拥有的牲畜总数来看，那就会发现：在俄国，这个数量最多的是草原边疆地区，数量最少的是非黑土地带（《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274页），而且这个数量在逐渐减少（《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6页。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因此，在这里看到的也正是罗雪尔曾经指出的现象，即每一单位人口拥有的牲畜数量以经营“粗放畜牧业”的地方为最多（威·罗雪尔《农业经济》1873年斯图加特第7版第563—564页）。而我们所关心的是集约畜牧业，特别是乳品畜牧业。因此我们只能局限于上述《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一书的作者们所提供的大致的计算，不奢求去对现象作精确的估计。这样的计算清楚地说明俄国各区域牛奶业发展程度的对比。我们完整地引用这一计算，并将我们计算出来的几个平均数字和“工厂”统计资料中关于1890年干酪生产的资料补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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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俄国液量单位，等于12．3公升。——编者注]

    这个表清楚地说明（尽管所依据的是十分陈旧的资料）牛奶业专业地区的划分、这些地区内商业性农业（牛奶的销售和牛奶的技术加工）的发展以及产乳牲畜生产率的提高。

    为了判断牛奶业的逐步发展情况，我们所能利用的只有关于乳脂和干酪生产的资料。这种生产在俄国出现于18世纪末（1795年）；19世纪开始发展的地主经营的干酪制造业，在19世纪60年代遭到了严重的危机，而这个60年代却开辟了农民和商人经营干酪制造业的时代。

    欧俄50省的干酪作坊如下[注：《军事统计汇编》和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第1版和第3版）所载资料。关于这些资料见本书第7章（见本卷第419—422页。——编者注）。不过应当指出，援引的数字减低了实际发展的速度，因为“工厂”这个概念运用的范围，1879年比1866年狭窄，而1890年比1879年还要狭窄。在《工厂一览表》第3版中有关于230个工厂开办时间的资料：原来只有26个工厂是在1870年以前开办的，68个工厂是在70年代开办的，122个工厂是在80年代开办的，14个工厂是在1890年开办的。这也说明了生产的迅速增长。至于最新的《工厂索引》（1897年圣彼得堡版），内容极为混乱，只登记了两三个省的干酪生产，其余各省全部略过不提。]：
    1866年72个作坊，计工人226名，生产额119000卢布。
    1879年108个作坊，计工人289名，生产额225000卢布。
    1890年265个作坊，计工人865名，生产额1350000卢布。

    可见，25年中生产增加了10倍以上；根据这些极不完整的资料，只能判断现象的动态。现在我们再引用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沃洛格达省的牛奶业实际是从1872年开始好转的，当时正值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的铁路通车；从那时起，“业主们开始关心自己畜群的改良，种植牧草，购置改良农具……竭力把牛奶业放在纯粹商业的基础上”（《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第20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70年代的所谓“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已经打下了基础”，而“干酪制造业作为私人办企业在继续发展，‘劳动组合’只是徒有其名”（第25页）；我们补充一点，《工厂一览表》中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是一种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的作者们依据官方资料，认为干酪和奶油的生产额是412000卢布（从散见于该书中的数字统计出来的），不是295000卢布，而这个数字的修正使得奶油和干酪的生产额成为1600000卢布，如果加上炼乳和凝乳，就是4701400卢布，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各省还都未计算在内。

    关于后一段时期，我们引用上面摘引过的农业司出版的《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一书的评述如下。关于所有工业省份的情况，我们看到：“牛奶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农户的状况完全改观”，它“还间接影响了农业的改进”，“这个地区的牛奶业一年比一年发展”。（第258页）在特维尔省，“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力图改善牲畜的饲养”；畜牧业的收入共计1000万卢布。（第274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牛奶业一年比一年发展……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甚至开始具有某种工业性质……牛奶是向邻居甚至是向农民收购来的。有的干酪制造厂是由一些地主合伙经营的”。（第285页）雅罗斯拉夫尔省达尼洛夫县的一个通讯员写道：“目前，这里地主经济的一般趋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从三圃轮作过渡到在地里种草的五圃——七圃轮作；（2）开垦熟荒地；（3）经营牛奶业，其结果是更严格地挑选牲畜和改善牲畜的饲养。”（第292页）斯摩棱斯克省也是这样，该省的干酪和奶油的生产额，据省长报告，1889年是240000卢布（根据统计，1890年为136000卢布）。在卡卢加省，科夫诺省，下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爱斯兰省，沃洛格达省也可以看出牛奶业的发展。沃洛格达省奶油和干酪的生产额，根据1890年的统计，是35000卢布，根据省长的报告，是108000卢布，根据1894年当地389个工厂的统计资料，是500000卢布。“这是根据统计得来的数字。实际上，工厂要多得多，因为根据沃洛格达地方自治局的调查，仅沃洛格达1个县就有224个工厂。”而生产已在3个县内发展起来，并且已经部分渗入第4个县。[注：1896年《星期周报》[74]第13期。牛奶业之有利可图，竟使城市商人都急忙投入这种营业，而且他们还带来了用商品付款的办法。当地一个拥有大工厂的地主，为了使农民摆脱包买主的盘剥，为了“占有新的市场”，设立了一个“现款收购牛奶”的劳动组合。这个典型例子说明了劳动组合和有名的“销售组织”的真正含义：借助产业资本的发展来“摆脱”商业资本。]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需要把上面引用的数字增加若干倍才能接近实际情况。一位专家认为，目前乳脂制造厂和干酪制造厂的数目“共有几千个”（《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299页），这个粗略的评断比265个工厂这一似乎精确的数字更正确地说明了问题。

    总之，资料使人毫不怀疑这种特殊的商业性农业有了巨大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增长也引起了陈旧技术的改革。例如，我们在《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一书中看到：“最近25年来俄国在干酪制造业方面成就之大，恐怕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做到的。”（第301页）。布拉任先生在《牛奶业的技术成就》（《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38—45页）这篇文章中也是这样肯定的。主要的改革，是用离心机（分离机）[注：1882年以前，俄国几乎没有分离机。从1886年起，分离机推广得很快，竟完全排挤了旧的工作方法。在19世纪90年代甚至有了奶油抽取分离机。]分离乳脂的方法来代替“历来的”乳脂沉淀法。机器使生产不再受气温的限制，增加了牛奶中的奶油出产量10％，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制作奶油的费用（使用机器需要较少的劳动、较少的场地、用具、冰块），使生产积聚。农民经营的大型乳脂制造厂出现了，这些厂“每天要加工大约500普特的牛奶，如采用沉淀法，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同上）。生产工具改良了（保温锅、螺旋式压榨机、改良地窖），细菌学被用来帮助生产，它提供了乳脂发酵所必需的那种乳酸菌的纯培养。

    这样，在我们所论述过的两个商业性农业地区中，因市场需要而引起的技术改良，首先针对那些最便于改革而且对市场来说又特别重要的工序：商业性谷物业中的收割、脱粒、净谷工作；商业性畜牧业地区的畜产品技术加工。资本认为把牲畜的饲养留给小生产者去料理暂时还更有利：让小生产者“勤快地”、“热心地”照料“自己的”牲畜（并以自己的勤快感动瓦·沃·先生，见《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73页），让小生产者担负起看管产奶机器这件最繁重最粗笨的工作的主要部分。资本拥有最新的改良工具和工作方法，不仅仅用以从牛奶中分离乳脂，而且也用以从这种“勤快”中榨出“乳脂”，从贫苦农民的子女那里夺走牛奶。

    四  续。上述地区的地主经营中的经济

    上面已经引用了农学家和农村业主的论证，说明地主田庄的牛奶业引起了农业的合理化。我们在这里补充一句，拉斯波平先生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所作的分析，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注：而这个问题，拉斯波平先生是用正确的、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观点提出来的（在我国文献中，大概是第一次）。他一开始就指出，“畜牧业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牛奶业的发展，在我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进行的，而且也是资本渗入农业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介绍读者到拉斯波平先生的论文中去寻找详细的资料，这里只引用他的主要结论。“畜牧业、牛奶业的状况同荒废田庄的数量、农场的集约程度之间的依存性是无可争辩的。在乳品畜牧业、牛奶业最发达的县份（莫斯科省的），荒废农场的百分比最小，大田作业高度发达的田庄的百分比最大。莫斯科省的耕地规模到处都在缩小，改成草地和牧场，谷物轮作制让位于多圃牧草轮作制。不仅在莫斯科省的农庄中，而且在整个莫斯科省工业区的农庄中，起首要作用的已经是牧草和产乳牲畜，而不是谷物。”（上引著作）

    乳脂制造业和干酪制造业的规模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农业中的彻底改革，农业成了企业性的农业并且不再因循守旧了。资本主义使一种农产品受自己支配，于是农业的其他一切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产品。饲养产乳牲畜就要种牧草，就要把三圃制改为多圃制等等。制造干酪时的剩余物用来喂养供销售的牲畜。不仅牛奶加工成为一项企业，而且全部农业都成为企业。[注：日班科夫博士在他所著的《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1894年斯摩棱斯克版第1编第7页）中说：“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是很少的……辅助工人要多得多，干酪制造厂和经营农业同时都需要他们；这都是些牧人和挤奶女工等等。在所有的[干酪制造]工厂里，这些工人比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要多1倍、2倍、甚至3倍。”顺便指出，按照日班科夫博士的记述，这里的工作条件非常不合乎卫生，工作日特别长（16—17小时）等等。由此可见，所谓农民从事田园诗式的劳动的传统观念，对这个商业性农业地区来讲，并不是那么回事。]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影响，并不只限于那些开办这些制造厂的农场，因为牛奶往往是从附近的农民和地主那里收购来的。资本通过收购牛奶的办法也使小农受自己支配（特别是在建立所谓“联合牛奶厂”的情况下），这种“联合牛奶厂”早在70年代就被确认是普遍存在的了（见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和列维茨基先生的《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这是一种建立在大城市或大城市附近的、把铁路上运来的大量牛奶进行加工的企业。乳脂要立刻从牛奶中提出来，趁新鲜卖出去，而脱脂牛奶则廉价卖给不富裕的购买者。这些企业为了保证自己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有时和供应者订立合同，责成他们遵守饲养奶牛的某些规则。不难看出，这类大企业的作用有多大：一方面它们夺取了大众市场（把没有油脂的牛奶卖给不富裕的市民），另一方面，它们为农村企业主大大扩展了市场。农村企业主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来扩大和改良商业性农业。可以说，大工业督促着他们，要求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把不够“标准”水平的小生产者挤出市场（或者把他们送到高利贷者手中）。牛奶的按质定价（如按照牛奶的含脂量定价）也必定起同样的作用，技术竭力为这种办法发挥作用，发明了各种乳比重计等等，而专家们是热烈赞成这种办法的（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9页和第38页）。在这一点上，联合牛奶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和大型谷仓在商业性谷物业中所起的作用相仿。大型谷仓把粮食按质分类，使粮食不再是个体的产品，而是分种类的产品（即民法学家所说的可代替物[75]），这就是说，第一次使粮食完全适合于交换（参看麦·捷林关于北美合众国粮食贸易的论文，《土地占有制和农业》文集第281页及以后各页）。这样，大型谷仓就大大推动了商品性的粮食生产，并且也用实行按质定价的办法促进了商品性粮食生产的技术发展。这种措施一下子就给小生产者两个打击。第一，它把大耕作者质量较高的粮食作为标准，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结果就减低了贫苦农民的质量较差的粮食的价格。第二，它按照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形式进行粮食分类和粮食保管，这就使大耕作者降低了这方面的开支，使他们能够简便地出售粮食，结果使那些以宗法式的原始办法推着车子在市场上兜售粮食的小生产者完全落到富农和高利贷者手中。可见，大型谷仓建设在最近的迅速发展，说明在谷物业中资本取得了巨大胜利，小商品生产者受到贬斥，正象资本主义的“联合牛奶厂”的出现和发展所说明的情况一样。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建立了国内市场，首先是生产资料——牛奶加工用的器具、房屋、牲畜的厩舍、从陈旧的三圃制改为多圃轮作制时所用的改良农具等等的国内市场[注：商业性畜牧业的市场，主要是靠工业人口的增长建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谈（第8章第2节）。关于对外贸易的问题，我们只作以下说明：在改革后的初期，干酪的出口比进口少得多，但是在90年代，出口几乎和进口相等（在1891—1894年这4年内，每年平均进口41800普特，出口40600普特；在1886—1890年这5年内，出口甚至超过进口）。牛油和羊油的出口总是比进口多得多，这项出口额增长得很快：在1866—1870年，平均每年出口190000普特，而在1891—1894年，则为370000普特。（《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37页）]，其次是劳动力的国内市场。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畜牧业比旧的“积肥”畜牧业所需要的工人多得多。牛奶业地区——工业省份和西北部省份——确实吸引了大批农业工人。有很多人到莫斯科省、圣彼得堡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去找农活干；到诺夫哥罗德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其他非黑土地带省份去的人少一些，但仍然有相当数量。按照农业司通讯员的报告，在莫斯科省和其他省份，地主的经济甚至主要是靠外来工人经营的。农业工人从农业省份（主要是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有一部分从北部省份）流入工业省份去干农活，以代替离开本地的大批工业工人，这种反常的事情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见谢·亚·柯罗连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上引书）。这种现象比任何计算和推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境况，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工业省份相比，要低下和恶劣得多。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俄国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工业工人的境况比农业工人的境况要好些（因为在农业中，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压迫）。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向农业（例如，根本没有人迁离工业省份），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雅罗斯拉夫尔省），“哥萨克”（弗拉基米尔省），“种地人”（莫斯科省）。

    其次，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冬季比夏季需要更多的工人来照料牲畜。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上述地区内对工人的需求量不仅日益增加，而且在全年内和各年间都分配得比较平均。工资资料（如果取好几年的工资资料来看）是判断这个有趣事实的最可靠材料。我们现在就来引用这些资料，但只限于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76]各类省份。鉴于西部省份在生活方式上的特殊性和人为的人口集聚（特许犹太居住区），我们且把这些省份撇开，而我们引证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只是为了说明在最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下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注：第一类（资本主义谷物业地区）有8个省：比萨拉比亚省，赫尔松省，塔夫利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顿河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和奥伦堡省。第二类（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地区）有12个省：喀山省，辛比尔斯克省，奔萨省，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库尔斯克省，沃罗涅日省，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戈夫省。第三类（资本主义牛奶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地区）有10个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卡卢加省，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科斯特罗马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圣彼得堡省，诺夫哥罗德省和普斯科夫省。工资额的数字是各省的平均数字。资料来源是农业司的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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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其中主要3栏是用黑体字排印的。第一栏表明夏季工资在全年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愈低，夏季工资愈接近于半年工资，那么对工人的需求量在全年中就分配得愈平均，冬季失业的现象就愈轻微。在这方面最差的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这是一个实行工役制的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区。[注：鲁德涅夫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凡是年工劳动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夏季工人的工资更接近于半年的工资。因此，在西部省份以及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则相反，工人的劳动价格在夏季是很低的。”（上引著作第455页）]在工业省份，在牛奶业地区，对劳动的需求量比较高，冬季失业现象也比较轻微。这里的工资在各年间也最稳定，这从第二栏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栏是表明收割季节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的。最后，播种季节工资和收割季节工资的差别在非黑土地带也最小，这就是说，对工人的需求量在春夏两季分配得比较平均。波罗的海沿岸省份在上述一切方面都超出非黑土地带省份，而有外来工人和收获量波动最大的草原省份，工资最不稳定。所以，有关工资的资料证明，上述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不但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而且使这种需求在全年分配得比较平均。

    最后，必须再指出上述地区内小农对于大业主的一种依附形式。这就是以购买农民的牲畜来补充地主的畜群。地主们发现，向那些迫于贫困而“亏本”出卖牲畜的农民购买牲畜，要比自己饲养牲畜更为有利；正象我国的所谓手工工业中的包买主常常宁愿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向手工业者购买成品，而不愿在自己的作坊中制造这种产品一样。这件事实证明小生产者极端屈辱的地位，证明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无限制地降低需求才能维持下去，可是瓦·沃·先生把它当成维护“人民”小生产的论据！……“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大业主……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独立性……而农民……却显露出较多的真正改良经济的能力。”（《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77页）这种独立性的缺乏表现在：“我国的牛奶业业主……购买农民的〈奶牛〉时，所付的价钱很少抵得上奶牛饲养费的一半，通常不超过这种费用的1/3，甚至常常只有1/4”（同上，第71页）。畜牧业业主的商业资本使小农完全依赖自己，它使小农变成为了低微的工资而替它照料家畜的牧工，把小农的妻子变成自己的挤奶女工。[注：下面是关于一般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两段评述：米·叶·萨尔蒂科夫在《生活琐事》中描写了“善于经营的农夫”……“农夫是什么都需要的，但最需要的……是工作得筋疲力尽、不吝惜自己劳力的本领……善于经营的农夫简直就死在这上面”（工作上面）。“妻子和成年儿女所受的痛苦比服苦役还要厉害。”

    维·韦列萨耶夫在《利扎尔》这篇文章（1899年《北方信使报》第1号）里，叙述了普斯科夫省一个叫利扎尔的农夫如何宣传用滴剂和其他药品“节育人口”。作者说：“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特别是助产士讲，他们常常遇到农村夫妇们提出这一类请求。”“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生活，对各条道路都探索过了，最后碰到一条死胡同。这条胡同是没有出路的。于是，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自然而然会拟定出来并且日益成熟。”

    的确，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境况是没有出路的，并且在村社的俄国也象在小块土地的法国一样，农民的这种境况“自然而然地”会导致用不自然的办法去……延缓小经济的灭亡，而当然不是去“解决问题”。（第2版注释）]看来，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阻止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赞助小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小生产使生产者的生活水平降到雇农的生活水平以下。但是瓦·沃·先生的论断并不是这样。他赞扬农民在照料牲畜时的“热心”（上引书第73页），赞扬“一生与牛羊为伴”的农妇们“饲养牲畜的成绩”如何“斐然可观”。（第80页）真是了不起的天赐神惠啊！“一生与奶牛为伴”（牛奶倒进了改良的乳脂分离器）；而为了酬谢这样的一生，只要付出这头奶牛的饲养“费用的1/4”就行了！咳，的确，怎么能不赞成“人民小生产”呢！

    五  续。牛奶业地区农民的分化

    关于牛奶业对农民状况的影响，我们在著作界对这一问题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常有的矛盾：一方面认为这种经营是进步的，增加了收入，提高了耕作技术，购买了优良工具；另一方面又说饮食恶化了，形成了许多新的盘剥，农民破产了。看过第2章的叙述以后，这些矛盾不应当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知道，这种互相对立的评论是针对着互相对立的农民类别来说的。为了更正确地判断这个问题，我们且看一下按每户奶牛头数的农户分类资料[注：这是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中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在这18个县里约有14000户没有按拥有奶牛的头数进行分类，因为这里农户的总数不是289079户，而是303262户。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还引用了黑土地带省份两个县的这样的资料，但是这两个县显然并不典型。在特维尔省11个县中（《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页），无奶牛户在份地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并不高（9．8％），而有3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则占21．9％，它们所集中的奶牛占总数的48．4％。无马户的百分比是12．2％；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只占5．1％，它们所拥有的马匹也只占总数的13．9％。顺便指出，马匹集中程度较低的现象（同奶牛集中程度相比），在其他非黑土地带省份里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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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非黑土地带农民的奶牛分配情况，同黑土地带省份农民的役畜分配情况（见第2章）是很相似的。同时，上述地区的产乳牲畜集中程度高于役畜集中程度。这清楚地说明，农民的分化正是同当地的商业性农业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看来，下面的资料（可惜不够完备）也说明了这种联系。看一看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总结资料（见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著作，资料包括21个省122个县），我们就会知道，每户平均有1．2头奶牛。因此，非黑土地带农民拥有的奶牛显然比黑土地带农民多，而彼得堡省农民拥有的奶牛又比整个非黑土地带农民多。另一方面，无牲畜的农户的百分比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占13％，而在我们所引用的18个县中占17％，在彼得堡省的6个县中占18．8％。这就是说，农民分化（在我们所考察的方面）得最厉害的是彼得堡省，其次是整个非黑土地带。这证明，商业性农业正是农民分化的主要因素。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牛奶业对于一半左右的农户（没有奶牛的农户和有1头奶牛的农户）来说只是有损而无益。有1头奶牛的农户仅仅由于穷困而把牛奶卖掉，因而使自己子女的饮食恶化。相反，将近1/5的农户（有3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大概把整个牛奶业的一半以上集中在自己手中，因为这类农户的牲畜质量和营业收入都应该比“中等”农户高。[注：在遇到下面这种笼统的评论时，必须注意这些关于相互对立的农民类别的资料“在北部省份的广大地区，每家每年从乳品畜牧业上收入20个卢布到200个卢布；这笔收入不仅仅是扩大和改进畜收业的最重要的动力，而且还影响到大田作业的改善，乃至外出挣外水的现象的减少，因为它使居民可以在家工作——或是照料牲畜，或是复耕从前荒废了的土地。”（《俄国的生产力》第3编第18页）总的来说，外出做零工的现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即或在个别地区有所减少，那也是由于富裕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增加，或者是由于“家庭劳动”，即为本地农村企业主当雇工的劳动有所发展。]有一份关于牛奶业和整个资本主义都高度发达的一个地区的资料，是这一结论的一个有趣例证。我们指的是彼得堡县。[注：《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5编第2部。]在该县主要是俄罗斯人居住的别墅区，牛奶业得到特别广泛的发展；这里最发达的是牧草种植业（占份地耕地23．5％，而全县只占13．7％）、燕麦（占份地耕地52．3％）和马铃薯（占份地耕地10．1％）的种植。这里的农业受圣彼得堡市场的直接影响，因为这个市场需要燕麦、马铃薯、干草、牛奶和马的劳动力（上引书第168页）。从事“牛奶业”的农户占登记户口的46．3％。在奶牛总数中，91％的奶牛的奶是出售的。这种行业的收入为713470卢布（平均每户的收入为203卢布，每头奶牛的收入为77卢布）。离圣彼得堡越近的地区，那里的牲畜质量和对牲畜的照管越好。牛奶的销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就地卖给包买主，另一种是卖给圣彼得堡的“奶场”等等地方。后一种销售方式赢利要多得多，但是“有一两头或更多一点奶牛的农户，大多数都没有可能把自己的产品直接运到圣彼得堡”（第240页），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马匹，零星运输会赔本，等等。至于包买主，不但是指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人，而且还包括本身也经营牛奶业的人。下面就是该县两个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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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份资料可以判断，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中，牛奶业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中，产乳牲畜的集中程度比这560户中的集中程度还要高。这里要补充的是，圣彼得堡县23．1％的农户都雇用工人（这里和其他任何农业地区一样，雇佣工人中多数是日工）。“如果注意到雇用农业工人的几乎都是农业经营全面的农户〈而这种农户只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0．4％〉，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农户有一半以上是必须使用雇佣劳动的。”（第158页）

    因此，在俄国的天南地北，在极不相同的地区，如在彼得堡省和塔夫利达省，“村社”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农夫-庄稼汉”（尼·—逊先生用语）不论在哪里都分化为少数的农村企业主和大批的农村无产阶级。农业的特点就在于资本主义在这一个地区使农业的这一方面受自己支配，在另一个地区又使农业的另一方面受自己支配，所以同样的经济关系表现为极其不同的农业形式和生活形式。

    在判明了上述地区农民分化为对立的阶级这一事实以后，我们就容易弄清楚人们通常对牛奶业的作用所作的那些矛盾的评论了。富裕农民得到动力去发展和改善农业，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推广牧草种植业，因为牧草种植业是商业性畜牧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在特维尔省，牧草种植业确实很发达，在最先进的卡申县，已经有1/6的农户种植三叶草（《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编第171页）。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购买地比份地有更多一部分耕地播种牧草，农民资产阶级自然认为私有土地比村社占有土地更可取。[注：只有在牛奶销售业发展的地区，牛的饲养才有重大的改进（第219页和第224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版第2编）中，也有大量的材料说明牧草种植业的发展，而且主要也还是在购买地和租地上种植牧草。[注：第39、65、136、150、154、167、170、177页及其他各页。我国改革前的赋税制度在这方面也阻碍着农业的进步。有一个通讯员写道：“由于庄园密集，弄得一乡之内到处都种植牧草，但是出售三叶草是为了完纳欠缴的税款。”（第91页）这一省的赋税有时竟高到这种地步，以致出租土地的业主必须补给新的份地占有者一笔钱。]在这本出版物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推广改良工具（如犁、脱粒机、辗压器等等）的材料。乳脂制造业和干酪制造业等等在猛烈发展。在诺夫哥罗德省，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人指出，与农民的畜牧业普遍恶化和缩减的同时，在某些个别地区，即在牛奶销售业有利可图或早就有了饲养牛犊这种副业的地区，农民的畜牧业反而有所改善。（贝奇科夫《诺夫哥罗德县3个乡农民经济状况和经营的按户调查试验》1882年诺夫哥罗德版）饲养牛犊也是一种商业性畜牧业，这种副业在诺夫哥罗德省、特维尔省以及一般离首都不远的地方相当普遍。（见农业司出版的《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贝奇科夫先生说道：“这种副业，就其实质来说，是那些有很多奶牛的、本来就很富裕的农民的一笔收入，因为仅有一头奶牛，有时甚至有两头产奶少的奶牛，饲养牛犊是不可能的。”（上引书第101页）[注：顺便指出，由于当地农民的“副业”种类繁多，贝奇科夫先生把从事副业者按其外水的多少分成两类。结果是，外水不到100卢布的，共3251人（占人口27．4％），他们的外水总额＝102000卢布，平均每人31卢布。外水超过100卢布的共454人（占人口3．8％），他们的外水总额＝107000卢布，平均每人236卢布。前一类包括的主要是各种雇佣工人，后一类包括的是商人、干草业者和木材业者等等。]

    但是，农民雇用工人这一事实是上述地区农民资产阶级经营成就的最突出的标志。当地的地主感到，他们的竞争者在不断增多，他们在写给农业司的报告中，有时竟把缺少工人的现象归咎于富裕农民抢雇工人。（《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490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圣彼得堡省和诺夫哥罗德省，都有农民雇用工人的现象。（上引书，散见各处）许多这样的材料也散见于《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

    但是，少数富裕农民的这一切成就给大批贫苦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雷宾斯克县科普里诺乡，在“著名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创始人В．И．布兰多夫”[注：科普里诺乡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列入《工厂一览表》，布兰多夫公司是干酪制造业中最大的一家：1890年它在6个省里拥有25个工厂。]的倡导下，干酪制造厂很普遍。“只有一头奶牛的较贫苦的农民把……牛奶送〈到干酪制造厂〉去，当然会影响自己的饮食”；而殷实农民却在改良自己的牲畜。（第32—33页）到干酪制造厂去做工也是雇佣劳动的一种，在年轻的农民中出现了一批干酪师。波舍霍尼耶县的“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数目在逐年增加”，但是“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给农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未必抵得上我国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在农民生活中所造成的损失”。农民自己感到，他们经常被迫挨饿，因为自从某个地区开办了干酪制造厂以来，乳制品都被送到这些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去了，因而他们平时就喝掺水的牛奶。用商品支付工资的现象也普遍起来了（第43、54、59页及其他各页），因此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资本主义”工厂中禁止以商品支付工资的法令没有推行到我国的“人民”小生产中去。[注：下面是老乳脂制造者先生的一段很有特色的评论：“谁要是看到过并了解现代的农村，再回想一下40—50年前的农村，谁就会因二者的不同而感到惊异。在过去的农村里，所有农户的房子，不论外表或内部装饰都是一个式样的；而现在，农村里有茅草屋也有彩画粉饰的大房子，有穷人也有富人，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也有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人。从前我们常看到的村庄连一个单身无靠的农民也没有，而现在这样的农民在每个村庄中至少有5个以至10个。老实说，把农村变成这个样子，乳脂制造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30年来，乳脂制造业使许多人发财致富，修饰房屋；有许多农民，即牛奶供应者，在乳脂制造业发达时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添了更多的牲畜，合伙或单独购买了大量土地，但是更多的人变穷了，乡村里出现了单身无靠的农民和乞丐。”（1899年《生活》第8期，转引自1899年《北方边疆区报》[77]第223号）（第2版注释）]

    这样，直接了解情况的人所发表的评论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大多数农民从当地农业成就中得到的只是损失。商业性农业的进步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把他们完全推出农民的行列。我们注意到，在民粹派的著作里曾经指出牛奶业的进步和农民饮食的恶化之间的这种矛盾（第一个指出的好象是恩格尔哈特）。但正是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于在农民中和农业中所发生的那些现象的评价是狭隘的。他们只看到了一种形式的矛盾、一个地区的矛盾，而不了解这种矛盾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所固有的，是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处出现的。他们看到一种“有利的副业”的矛盾意义，却极力建议在农民中间“培植”其他一切“地方副业”。他们看到一种农业进步的矛盾意义，却不了解，譬如说，机器在农业中也象在工业中一样，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六  亚麻业地区

    由于上述两个资本主义农业地区的地域辽阔，而且我们在那里所考察的关系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对这两个地区叙述得相当详细。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只想比较简单地谈一谈几个最重要的地区。

    亚麻是所谓“技术作物”中最重要的一种。这个术语已经表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正是商业性农业。例如，在“出产亚麻的”普斯科夫省，用当地的话来说，亚麻早就是农民的“首要货币”（《军事统计汇编》第260页）。亚麻生产确实是一种生财之道。总的来说，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是商业性亚麻业的显著发展。例如，俄国亚麻的产量，在60年代末大约是1200万普特纤维（同上，第260页），在80年代初是2000万普特纤维（《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74页），目前欧俄50省收获亚麻纤维2600万普特以上。[注：根据中央统计委员会的资料，1893—1897年间亚麻纤维的平均年产量是26291000普特。见《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9期和1898年第6期。先前的亚麻生产统计资料都非常不确切，所以我们宁愿采用那些根据专家对各种极不相同的资料加以比较而作出的大致计算。亚麻的产量在各年间波动很大。因此，尼·—逊先生根据短短6年的资料立即作出了大胆的结论，硬说亚麻的生产在“减少”，“亚麻的播种面积在缩减”（《论文集》第236页及以下各页），他就犯了一些极其可笑的错误（见彼·伯·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第233页及以下各页中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我们要对正文中所说的作点补充：根据尼·—逊先生引用的资料，19世纪80年代亚麻的播种面积最多有1372000俄亩，亚麻纤维的收获量是19245000普特，而在1896—1897年亚麻的播种面积达到了1617000—1669000俄亩，亚麻纤维的收获量是31713000—30139000普特。]在亚麻产区（非黑土地带的19个省），亚麻的播种面积近来变更如下：1893年是756600俄亩，1894年是816500俄亩，1895年是901800俄亩，1896年是952100俄亩，1897年是967500俄亩。在整个欧俄（50个省），亚麻的播种面积在1896年是1617000俄亩，1897年是1669000俄亩（《财政与工商业通报》，同上，以及1898年第7期），而在19世纪90年代初只有1399000俄亩（《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36页）。书刊中的一般评述也同样证实了商业性亚麻业的发展。例如，《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断定，在改革后的头20年，“供工业用的亚麻作物区扩大到好几个省份”（上引书第71页），铁路网的扩展对这一点特别有影响。关于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维·普鲁加文先生在80年代初写道：“最近10—15年以来，亚麻的种植在这里获得了特别广泛的发展”；“某些家庭人口多的农户每年出卖亚麻达300—500卢布以上……他们在罗斯托夫城购买〈亚麻种〉……这里的农民非常注意选种。”（《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的村社、手工业和农业》1884年莫斯科版第86—89页）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第13卷第2编）指出：“春播地中最重要的粮食即大麦和燕麦都让位于马铃薯和亚麻”（第151页）；在某些县里，亚麻竟占春播地的1/3到3/4，例如在祖布佐夫和卡申等县就是这样，“在这些县里，亚麻业带有明显的投机性质”（第145页），它在租来的生荒地和休耕地上发展得尤其厉害。同时还可以看到，在一些尚有闲地（生荒地、空地和清除了林木的地段）的省份，亚麻业在拼命扩大，而在某些早就种植亚麻的省份，“亚麻作物不是保持原有的规模，就是让位于新引种的块根作物和蔬菜等等作物”（《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8年第6期第376页和1897年第29期），即让位于其他种类的商业性农业。

    至于说到亚麻对国外的出口量，那么在改革后的头20年增长得非常快：平均年出口量从1857—1861年间的460万普特，增到1867—1871年间的850万普特，再增到1877—1881年间的1240万普特；但后来的出口量似乎停留在以前的数量上了，在1894—1897年间平均每年的出口量为1330万普特。[注：这是关于亚麻、亚麻短纤维和麻屑的出口量的资料。见《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彼·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和《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6期和1898年第36期。]当然，商业性亚麻业的发展不仅引起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出卖亚麻和购买工厂产品），而且也引起各种商业性农业之间的交换（出卖亚麻和购买粮食）。这一很有意思的现象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不仅是由于农业人口转入工业，而且也是由于商业性农业的专业化。下面就是关于这一现象的资料[注：见H．斯特罗金《普斯科夫省的亚麻业》1882年圣彼得堡版。作者从《税务委员会报告书》中摘引了这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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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性亚麻业的这种发展，对于大家都知道是亚麻主要生产者的农民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注：在1399000俄亩的麻田中，有745400俄亩是在非黑土地带，那里只有13％的麻田属于私有主。在黑土地带的609600俄亩麻田中，有44．4％属于私有主。（《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36页）]“到过普斯科夫省并观察过那里的经济生活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那里除了稀少的很富裕的大单位——村镇而外，也有极其贫困的单位；这两种极端是亚麻地区经济生活的特点。”“种植亚麻有了赌博式的性质”，“大部分”亚麻收入“仍然归包买主和出租麻田的人所有”。（斯特罗金的书第22—23页）足以使人破产的租价是真正的“货币地租”（见上面），而农民群众“则完全地和无可奈何地依附于”（斯特罗金的书，同上）包买主。  商业资本的统治在这个地区早已形成[注：《军事统计汇编》就已指出：“农民种植的亚麻，实际上往往是麻贩〈当地对小包买主的称呼〉的财产，而农民只不过是自己田地上的一个劳力罢了”（第595页）。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88页。]，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在于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原先的小包买主垄断性的破坏、包揽全部亚麻买卖的“亚麻营业站”的成立。斯特罗金先生在谈到普斯科夫省时说道：亚麻业的意义“表现在……资本集中于若干人手中”（第31页）。资本把亚麻业变成一种赌博，使大批小农破产，这些小农降低了亚麻的质量，耗尽了地力，直到出租份地，最后扩大了“外出做零工”的工人的人数。而极少数的富裕农民和商人却有可能（竞争也使他们有必要）实行技术改良。库特式的亚麻碎茎机开始流行起来，有手摇的（约值25卢布），也有马拉的（比前者贵两倍）。普斯科夫省在1869年总共只有557台这样的机器，而在1881年便有了5710台（4521台是手摇的，1189台是马拉的）。[注：斯特罗金的书第12页。]我们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中看到：“目前每一个从事亚麻业的富裕农户都有一台库特式的手摇机，这种手摇机甚至取名为‘普斯科夫碎茎机’。”（上引书第82—83页）这些购置机器的少数“富裕”业主同其余农民的关系如何，这我们在第2章里已经看到了。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机关已不再引进清选种子效能很差的原始筛箱，而开始推行改良的谷物清选机（选粮筒），“比较富裕的农民工业者”发现，由自己购买这种机器租给麻农，是有利可图的。（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9期第85页）较大的亚麻包买主还设置有干燥室、压榨机，并雇用工人选麻和打麻。（见维·普鲁加文先生所举的例子，上引书第115页）最后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亚麻纤维的加工需要特别多的劳动力，据计算，耕种1俄亩亚麻需要26个农业劳动日，把1俄亩麻茎制成纤维则需要77个劳动日（《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72页）。因此，亚麻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农民在冬季有较多的活计，另一方面又形成了种植亚麻的地主和富裕农民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见第3章第6节中有关这方面的例子）。

    因此，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在亚麻业地区也引起了资本的统治和农民的分化。而土地租价的昂贵[注：目前由于麻价下跌，麻田的租价也在下跌，但是亚麻的播种面积并未减少，如普斯科夫省的亚麻区189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9期）。]、商业资本的压力、农民的被束缚于份地以及份地的高额赎金，无疑都严重阻碍农民的分化过程。所以，农民购买土地[注：普斯科夫省是俄国农民购买土地最盛的省份之一。根据《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版）的资料，这里农民的购买地竟占好份地的23％；这是全部欧俄50省中最大的数字。1892年1月1日以前，每一实有男性农民人口平均有0．7俄亩购买地；在这方面，只有诺夫哥罗德省和塔夫利达省高于普斯科夫省。]和外出做零工[注：根据统计资料来看，普斯科夫省外出做零工的男人，从1865—1875年到1896年几乎增加了3倍（《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年普斯科夫版第3页）。]的现象越发展，改良农具和改良耕作方法越普遍，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排挤就越快，农民中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地主经济的工役制度的排挤就进行得越快。

    七  农产品的技术加工

    我们在前面（第1章第1节）已经指出，有些农业著作家在按主要的市场产品划分农业系统时，把工厂农业系统或技术农业系统划为单独的一类。这种农业系统的实质在于：农产品在进入消费（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之前要经过技术加工。从事这种加工的作坊，或者是出产原料的农场本身的一部分，或者属于向农村业主收购原料的专门的手工业者。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这两种作坊之间的差别不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增长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这种增长是商业性农业发展的一种形式，而且也正是这种形式才特别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工业部门。第二，农产品技术加工的发展通常总是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密切联系着的：一方面，加工原料的生产本身常常要求不断改进农业（例如，种植块根作物）；另一方面，加工时剩下的废料往往可以用于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至少部分地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而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之一就是这种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的破坏。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来评述一下改革后俄国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发展。

    （1）酿酒业

    我们在这里只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考察酿酒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谈论酿酒业集中于大工厂的过程如何急剧（多少是由于消费税制度的要求），工厂技术怎样迅速取得进步、降低生产费用，消费税的增长如何超过了生产费用的降低，以及过高的消费税如何阻碍了消费与生产的增长。

    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关于整个俄罗斯帝国“农业”酿酒的资料[注：1890年6月4日的法令规定农业酿酒的特征如下：（1）从9月1日至6月1日这段没有田间工作的时间为酿酒生产时间；（2）酒精酿造量与田庄内耕地的俄亩数相适应。凡部分从事农业酿酒、部分从事工业酿酒的工厂叫作混合酿酒厂（参看《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6年第25期和18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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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9/10以上的酿酒厂（占全部酿酒量的4/5强）是直接同农业联系着的。这些工厂既然是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就使一切建立有这种工厂的地主农场（酿酒厂几乎全部属于地主而且主要是贵族所有）也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商业性农业在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特别发达，俄罗斯帝国全部酿酒厂的1/10以上都集中在这里（在1896—1897年度共有239家，其中225家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酒精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以上（在1896—1897年度酒精产量为7785000维德罗，其中6828000维德罗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生产的）。因此，在工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农业的商业性质往往（同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在以粮食和马铃薯制造伏特加酒方面。用马铃薯酿酒在改革后时代发展得特别迅速，这从有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列资料中便可看出[注：资料来源：《军事统计汇编》第427页，《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49页和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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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在酿酒用的粮食总共增加1倍的情况下，酿酒用的马铃薯增加了14倍。这一事实明显地证实了前面（本章第1节）所确定的论点：马铃薯的播种量和收获量的巨大增长，正是意味着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增长，同时意味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多圃轮作制代替三圃制等等[注：参看上引拉斯波平的著作——《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第14页。酿酒剩下的渣滓（酒糟）常被用来（不仅农业酿酒厂，就连商业性酿酒厂也这样做）经营商业性的肉用畜牧业。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7编第122页及其他各处。]。酿酒业最发达的地区，人均计算的马铃薯纯收获量也最多（俄罗斯各省，即除去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西部各省）。例如在北部黑土地带省份，这个数量在1864—1866年间、1870—1879年间和1883—1887年间各为0．44、0．62、0．60俄石[注：俄石是俄国旧容量单位，装散体物等于209．91升，装液体物等于3．0748升。——编者注]，而整个欧俄（50个省）的相应数字为0．27、0．43、0．44俄石。早在80年代初，《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就已经指出：“种植马铃薯最普遍的地区包括有：中部和北部黑土地带各省，伏尔加河流域和伏尔加左岸以及中部非黑土地带各省。”（上引书第44页）[注：正是在中部农业省份，用马铃薯酿酒发展得极其迅速，这从下列资料中便可看出。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梁赞、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等6省酿酒所用马铃薯，在1864—1865年度至1873—187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407000普特，在1874—1875年度至1883—188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7482000普特，在1884—1885年度至1893—189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20077000普特。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为：10633000普特，30599000普特和69620000普特。上述各省用马铃薯酿酒的工厂数目，在1867—1868年度至1875—1876年度间平均每年为29家，在1876—1877年度至1884—1885年度间平均每年为130家，在1885—1886年度至1893—1894年度间平均每年为163家。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为：739家、979家和1195家（见《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7编）。]

    地主和富裕农民扩大马铃薯的种植，意味着对雇佣劳动需求的增加；种1俄亩马铃薯比种1俄亩谷物所耗费的劳动量多得多[注：例如，据下诺夫哥罗德省巴拉赫纳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的计算：种1俄亩马铃薯需要77．2个劳动日，其中有59．2个是从事栽种、培土、除草和刨马铃薯的女工劳动日。因此，对当地农村妇女日工劳动的需求大大增加。]，而机器的使用，例如在中部黑土地带还很不发达。因此，如果说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注：据统计，1867年欧俄各地的酿酒厂有52660名工人（《军事统计汇编》。我们在第7章中将说明，这本资料一般说来大大夸大了工厂工人的人数），而在1890年则有26102名工人（据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为数并不多，同时他们和农业工人的区别也不大。例如，日班科夫博士曾经说过：“农村工厂因为工人夏天要下地干活而不常开工，这种工厂所有的工人，都同固定的工厂工人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身着农服，保留着农村的习气，没有工厂工人所特有的那种风度。”（上引书第2编第121页）]，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栽种块根作物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对工役制的排挤，就增加了对农村日工的需求。

    （2）甜菜制糖业

    甜菜制糖业比酿酒业更集中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它也是地主（主要是贵族）田庄的组成部分。从事这项生产的主要地区是西南各省，其次是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和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甜菜的播种面积，在60年代约有100000俄亩[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军事统计汇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在70年代约有160000俄亩[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在1886—1895年间有239000俄亩[注：《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41页。]，在1896—1898年间有369000俄亩[注：《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7期和1898年第36期。欧俄除波兰王国而外，在1896—1898年间甜菜的播种面积为327000俄亩。]，在1900年有478778俄亩，在1901年有528076俄亩（1901年《工商报》第123号），在1905—1906年度有483272俄亩（190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2期）。可见，在改革后时期甜菜的播种面积增加了4倍多。至于甜菜的收获量和加工量，更是增加得迅速无比：俄罗斯帝国平均每一年甜菜的加工量，在1860—1864年间为410万别尔科维茨[注：旧俄重量单位，等于10普特或163．8公斤。——编者注]；在1870—1874年间为930万别尔科维茨；在1875—1879年间为1280万别尔科维茨；在1890—1894年间为2930万别尔科维茨；在1895—1896年度至1897—1898年度间为3500万别尔科维茨[注：除上面指出的出处而外，见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2期。]。从60年代以来，甜菜的加工量增加了7倍多。可见，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即用资本主义方式 组织起来的大田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注：在1890—1894年间，俄罗斯帝国平均每年的甜菜播种面积为285000俄亩，其中118000俄亩属于工厂，167000俄亩属于种植园主。（《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44页）]。把甜菜这种块根作物纳入轮作制，是同施行更完善的耕作制度、改进土地的耕种和牲畜的饲养等等密切相关的。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话：“甜菜田的耕作，一般是相当复杂和费力的，但是在我国很多甜菜农场里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度，特别是在西南各省和维斯瓦河沿岸省份。各地在耕作时使用各种多少经过改良的工具和犁，有时甚至还使用蒸汽动力耕地。”（第109页）

    随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这种进步，极大地增加了对农业雇佣工人——雇农、特别是日工的需求，同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也使用得特别广泛。（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第32页）在邻近各省的农民中便形成一种特别的外出做零工项目——外出“制糖”。（同上，第42页）据计算，包种1莫尔格（＝2/3俄亩）甜菜需要40个劳动日（《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72页）。根据《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版）的计算，用机器耕种1俄亩甜菜需要12个男劳动日，而使用手工劳动则需要25个男劳动日，妇女和少年还不算在内（第Ⅹ—Ⅺ页）。这样看来，要耕种俄国全部甜菜地，大约至少需要30万个农村男女日工。但是根据甜菜播种面积增加的俄亩数，还不能够完全知道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量，因为有些工作是按每1别尔科维茨甜菜来付钱的。例如，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1894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2卷第82页）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不论是城里的或县里的〈这里指的是切尔尼戈夫省克罗列韦茨城〉妇女都很重视甜菜地里的工作。在秋天每削1别尔科维茨甜菜的工资是10戈比，两个妇女1天能够削6—10别尔科维茨。不过有些人约定在甜菜生长期间做除草、培土这些管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全套管理工作外加刨出和切削，每1别尔科维茨削好的甜菜能拿到25戈比。”甜菜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最苦的。例如，《哈尔科夫省医务通讯》（1899年9月，转引自1899年《俄罗斯新闻》第254号）举出“许多说明甜菜种植园工人状况极其悲惨的事实。如阿赫特尔卡县科捷利瓦镇地方自治局医生波多利斯基写道：‘秋天，伤寒病的蔓延，常常是从那些在富裕农民的甜菜种植园中工作的青年人那里开始的。这些种植园主为工人休息和过夜而准备的工棚真是脏极了，工人睡觉铺的禾秸到工作结束时简直都成了垃圾，因为从来没有换过，因此这里就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曾经一下子就检查出了四五个伤寒病患者，他们都是从同一个甜菜种植园送来的。’这个医生认为，‘大部分梅毒病患者都是从甜菜种植园那里出现的’。费恩贝格先生有充分根据地指出：‘种植园的工作就其对于工人本身和附近居民的有害影响来说，并不亚于工厂的工作，种植园的工作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在这里作工的有大批的妇女和少年，这里的工人连最起码的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都没有’；基于上述一切，作者完全同意罗曼年科博士在哈尔科夫省医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意见：‘在颁布强制性决议时，也应该关心甜菜种植园内的工人状况。这些工人缺乏最必需的东西，一连数月在露天下住宿，在一个锅里吃饭。’”

    由此可见，甜菜生产的增长大大地提高了对农业工人的需求，使附近农民变成了农村无产阶级。农业工人人数的增长，只是由于专门从事甜菜制糖业的工人人数有些减少而稍受影响。[注：1867年在欧俄的甜菜制糖厂和精糖厂做工的有80919名工人（《财政部年鉴》第1编。《军事统计汇编》在这里也把这一数字夸大为92000人，这可能是把同一些工人作了重复计算）。在1890年这类工人为77875人（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

    （3）马铃薯淀粉业

    我们上面谈的是地主农场中所独有的技术生产部门，现在来谈一谈农民多少也可以办到的技术生产部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用马铃薯（部分也用小麦或其他粮食）制造淀粉和糖浆的加工业。由于需要用淀粉的纺织工业的巨大发展，淀粉业在改革后时代增长得特别迅速。广泛从事这种生产的地区，主要是非黑土地带省份、工业省份和北部黑土地带的部分省份。根据《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的统计，在60年代中期，这类工厂约有60个，生产总额约为270000卢布；而在1880年则有224个，生产总额为1317000卢布。根据《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在1890年有192个工厂，工人有3418名，生产总额为1760000卢布[注：我们所以采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的资料，是因为这些资料性质最相近，最便于比较。《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4月第4号）认为，根据工商业司的官方资料，在1864年俄国有55家淀粉厂，生产总额为231000卢布。《军事统计汇编》认为，在1866年有198家工厂，生产总额为563000卢布，但这里显然把一些如今未被算作工厂的小作坊也统计在内了。总的说来，这一生产部门的统计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小工厂有时候被统计在内，有时候（更经常得多）又被略过不算。例如，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认为，雅罗斯拉夫尔省在1890年有25个工厂（《工厂索引》认为在1894—1895年度有20个），而《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第2编）则认为，仅在罗斯托夫一县就有810个马铃薯糖浆厂。因此，正文中引用的数字只能说明现象的动态，决不能说明生产的实际发展情况。]。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中指出：“淀粉业在近25年中，按工厂数量来说，增加了3倍半；按制成产品的总额来说，增加了9+（3/4）倍；尽管如此，这样的生产率还远远不能满足对淀粉的需要”（第116页），外国淀粉进口额的增加便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分析了各省的资料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马铃薯淀粉业（和小麦淀粉业相反）具有农业的性质，因为它集中在农民和地主手中。它不仅在将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就是现在也给我国农村居民带来了很多好处”。（第126页）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是谁得到了这些好处。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淀粉业发展中，必须把两个过程区别开来：一方面是新的小型工厂的出现和农民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集中于大型的使用蒸气机的工厂。例如，在1890年，77个使用蒸气机的工厂集中了工人总数的52％和生产总额的60％，其中只有11个工厂是在1870年以前建立的，有17个是在70年代建立的，有45个是在80年代建立的，有2个是在1890年建立的（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

    为了要了解农民淀粉业的经济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地方的调查资料。在莫斯科省，1880—1881年度有4个县的43个村庄从事淀粉业。[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82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1编。]有130个作坊，780名工人，生产额不下137000卢布。淀粉业主要是在改革后才推广开来的，而且它的技术逐渐改进，一些需要大量固定资本和具有高度劳动生产率的较大的作坊也建立起来了。改良磨碎机代替了手工磨碎机，接着出现了马拉传动装置，最后采用了滚筒——一种能大大改进生产和降低生产费用的装置。下面就是我们按作坊的大小编制的一份“手工业者”按户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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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见第5章附录中第24号手工业。]

    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小型的资本主义作坊，随着生产的扩大，这些作坊对雇佣劳动的使用在增加，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这些作坊使农民资产阶级获得了大量利润，并且提高了农业技术。但是由于工作条件极不卫生和工作日过长[注：上引书第32页。农民小工厂里的工作日长达13—14小时，而在同一工业部门的大工厂里（根据杰缅季耶夫的材料），工作日大多是12小时（见叶·米·杰缅季耶夫《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1893年莫斯科版第88—97页。——编者注）。]，这些小工厂里的工人状况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

    凡有“磨碎机”作坊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条件都很有利。种马铃薯（在份地上，而主要是在租地上）所得的收入比种黑麦和燕麦所得的收入大得多。工厂主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便极力租进贫苦农民的份地。例如，齐比诺村（布龙尼齐县）的18个淀粉厂主（该村的业主共有105个）都向那些外出做零工的农民以及无马农民租用份地，因而他们在自己所有的61份份地上又加上了133份租来的份地；他们一共集中了194份份地，即占该村所有份地的44．5％。汇编指出：“在其他淀粉糖浆业多少有所发展的村庄，也可以看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现象。”（上引书第42页）[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瓦·奥尔洛夫对莫斯科全省所作的总的评论（汇编第4卷第1编第14页）：富裕农民时常租用贫苦农民的份地，有时在自己手中集中有5—10份租来的份地。]淀粉厂主饲养的牲畜要比其余农民饲养的牲畜多1倍：他们平均每户有3．5匹马和3．4头奶牛，而当地全部农民平均每户有1．5匹马和1．7头奶牛。在68个工厂主（按户调查所包括的）当中，10个有购买地，22个租用非份地，23个租用份地。总之，这是农民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的淀粉业具有完全相似的关系（上引维·普鲁加文的书第104页及以下各页）。这里的工厂主主要也是靠雇佣劳动来进行生产的（在30个工厂的128名工人中，有86名是雇佣工人）；这里的工厂主经营的畜牧业和农业也比群众经营的强得多，而且他们还用马铃薯渣喂牲畜。农民中甚至出现了真正的农场主。普鲁加文先生描述了一个农民的农场，这个农民有一个淀粉广（约值1500卢布），雇了12个工人。他在自己那个靠租地而扩大了的农场中种植马铃薯。他实行七圃轮作，种植三叶草。雇有7—8个工人从事农业，从春季一直雇到秋季（“包季工”）。马铃薯渣用来喂牲口，而淀粉沉淀后剩下的水，业主打算用来浇地。

    维·普鲁加文先生断言，这个厂“完全是例外的情况”。当然，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村资产阶级在农村人口中总是为数很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一种“例外”。但是这种说法抹杀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在淀粉业地区，或是在俄国其他一切商业性农业地区，一个组织资本主义农业的农村企业主阶级正在形成。[注：我们要指出一件怪事：普鲁加文先生（上引书第107页）和记述莫斯科的副业的作者（上引书第45页）以及瓦·沃·先生（《手工工业概述》第127页）都认为，某些磨碎机作坊属于几个业主共有这种现象包含着“劳动组合基础”（或“原则”）。我国眼光敏锐的民粹派能够从农村企业主的合伙经营中看出某种特殊的“基础”，而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的存在及其发展中倒看不出任何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4）榨油业

    用亚麻、大麻和向日葵等榨油也是一种常见的农业技术生产部门。关于改革后时代榨油业的发展，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判断：榨油业的生产总额在1864年为1619000卢布；在1879年为6486000卢布；在1890年为12232000卢布。[注：《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1866年第4号。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第1版和第3版。我们不引用有关工厂数目的资料，因为我国的工厂统计混淆了小型的农业油坊和大型的工业油坊，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省份里，小型的农业油坊有时被统计在内，有时又未被统计在内。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许多小型油坊都算作“工厂”。]在这个生产部门中也存在着两种发展过程：一方面，在农村里出现了农民经营的（有时是地主经营的）为出卖而制造产品的小型油坊；另一方面，一些使生产积聚和排挤小作坊的使用蒸汽机的大型工厂也在发展。[注：例如，1890年有383个工厂，生产总额为12232000卢布，其中11个工厂便占有7170000卢布。工业企业主对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胜利，引起了我国大地主（如上引谢·柯罗连科先生的书）和我国民粹派（如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41—242页）极大的不满。我们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大工厂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大工厂里工人的状况大概比小型的农业油坊要好，而且不仅在物质方面。]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油料作物的农业加工。《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写道：“拥有大麻油坊的都是富裕农民”，他们特别重视榨油业，为的是能够获得喂牲畜的上等饲料（饼渣）。普鲁加文先生（上引书）指出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亚麻籽榨油业得到广泛的发展时”，断定农民从中获得“不少好处”（第65—66页），断定有榨油厂的农民所经营的农业和畜牧业比农民群众经营的强得多，而且有些油坊主还雇用农业工人（上引书，表，第26—27页和第146—147页）。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也同样表明，手工业者油坊主所经营的农业要比群众经营的强得多（播种面积较大，牲畜多得多，收成较好等等），而且随着农业的这种改善，产生了雇用农业工人的现象。[注：弗·伊林《经济评论集》[78]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139—140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64—265页。——编者注）]在沃罗涅日省，在改革后时代，当地油坊用来榨油的向日葵的商业性种植特别普遍。据统计，俄国向日葵的播种面积在70年代约为80000俄亩（《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在80年代约为136000俄亩，其中有2/3属于农民。“然而从那时起，根据某些资料来看，这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就大大增加了，有的地方增加了百分之百，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37页）我们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部里可以看到：“仅阿列克谢耶夫卡一个大村〈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就有40多个油坊，而且这个大村本身只是由于种了向日葵才富起来的，由穷村变成了富村，出现了有铁皮顶的房屋和店铺。”（第41页）至于农民资产阶级的这种富裕对农民群众有什么影响，这从下述材料中便可看出：在1890年，阿列克谢耶夫卡大村登记的户口是2273户（男女人口共13386人），其中1761户没有役畜，）1699户没有农具，1480户没有种地，不从事副业的只有33户。[注：《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统计资料汇编》。这个大村的工业作坊计有153个。根据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这个大村在1890年有6个榨油厂，34名工人，生产总额为17000卢布；根据《工厂索引》，这个大村在1894—1895年度有8个工厂，60名工人，生产总额为151000卢布。]

    总之应该指出，在地方自治局的按户调查中，农民的油坊往往列入了“工商企业”，关于这些企业的分配和作用，我们在第2章里已经讲过了。

    （5）烟草业

    最后，我们引用一下关于烟草业发展的简短报道。在1863—1867年间，俄国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32161俄亩，收获量为1923000普特，在1872—1878年间，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46425俄亩，收获量为2783000普特；在80年代，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50000俄亩，收获量为4000000普特。[注：《财政部年鉴》第1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62页。每年烟草的种植面积都很不稳定：例如，在1889—1894年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为47813俄亩（收获量为4180000普特）；而在1892—1894年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为52516俄亩，收获量为4878000普特。见《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208—209页。]在上述几个时期中，烟草种植园的数目分别为75000个、95000个、650000个；这显然表明：被卷入这种商业性农业的小农数目有很大的增加。种植烟草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在各种外出做农业零工中，人们也指出了到烟草种植园去做零工这一项（特别是在南部边疆地区各省，那里的烟草业近来发展得特别迅速）。在书刊中已经指出，烟草种植园的工人状况是最恶劣的。[注：上引别洛博罗多夫的文章，载于1896年《北方通报》第2期。1897年《俄罗斯新闻》第127号（5月10日）：对20名女工控告克里木某烟草种植园主一案审理的结果是，“在法庭上弄清了许多事实，说明烟草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极端恶劣的”。]

    关于商业性农业的一个部门的烟草业问题，我们在《俄国烟草业概况》（第2编和第3编。根据农业司的决定，189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中看到许多特别详细和特别重要的资料。弗·谢·舍尔巴乔夫先生在叙述小俄罗斯的烟草业时，引证了有关波尔塔瓦省3个县（普里卢基县、洛赫维察县和罗姆内县）的极为精确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由作者收集并经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室整理而成的，包括了所有这3个县的25089个种植烟草的农户，他们的烟草种植面积为6844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为146774俄亩。这些农户的分配情况如下：
    {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的发展13.gif}

    我们看到，无论是烟草种植面积或是粮食播种面积，都大量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农户的手里。不到1/8的农户（在25000户中占3000户）集中了全部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在147000俄亩中占有74000俄亩），几乎每户平均有25俄亩。这些农户占有将近1/2的烟草种植面积（在6800俄亩中占3200俄亩），平均每户的烟草种植面积为1俄亩以上，而其余所有各类农户的烟草种植面积，每户不超过1/10—2/10俄亩。

    此外，舍尔巴乔夫先生还提供了这些农户按烟草种植面积分类的资料：
    {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的发展14.gif}

    从这里可以看到，烟草种植面积的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粮食播种面积的集中程度。这一地区的特种商业性农业部门比一般农业更加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在25000户农户中，仅2773个农户便集中了6844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的4145俄亩，即集中了3/5以上。324户最大的种烟户（占全部种烟户的1/10多一点）占有的烟草种植面积为2360俄亩，即占全部烟草种植面积的1/3强。平均每户的烟草种植面积在7俄亩以上。在判断这类种烟户应该属于哪种类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种植烟草是需要很多人手的。根据作者的计算，每1俄亩至少需要两名工人，根据烟草的不同品种，做4个到8个夏季月份的工作。

    因此，有7俄亩烟草种植面积的私有主至少必须有14名工人，也就是说，无疑必须依靠雇佣劳动来经营。某些品种的烟草每1俄亩所需要的不是2个而是3个季节工，另外还要添用日工。总而言之，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愈是带有商业性质，它的资本主义组织就愈发展。

    小农户和最小的农户在种烟户中占多数（在25089户农户中，11997户的烟草种植面积不到1/10俄亩），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否定这一商业性农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组织，因为在这一大批最小的农户手里，掌握的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生产（11997户农户即将近一半的农户所有的烟田，总共只占6844俄亩烟田中的522俄亩，也就是说还不到1/10）。人们经常所使用的“平均”数字，同样也不能说明问题（平均每一农户所有烟田为1/4俄亩稍多一点）。

    在个别县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和生产的集中还要厉害些。例如，在洛赫维察县，5957户农户中，粮食播种面积在20俄亩以上的有229户。在全县44751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中，这些业主占22799俄亩，即占一半以上。每一业主几乎有100俄亩播种面积。在2003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他们占有1126俄亩。如果按照烟草种植面积的多少来分类，那么在该县的5957个业主中，有132个的烟田是在两俄亩以上的。在全县2003俄亩的烟田中，这132个业主占有1441俄亩，即占72％，每个业主的烟田平均超过10俄亩。在同一个洛赫维察县的另一极，我们看到有4360户农户（全县共有5957户），每户的烟田不到1/10俄亩，在全县2003俄亩中一共才占133俄亩，即占6％。

    不言而喻，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在这里引起了商业资本的猛烈发展以及超出生产范围以外的一切剥削的空前加剧。小的种烟户没有晾烟房，不能使产品发酵（完成发酵过程）并且把它（经过3—6个星期后）作为成品卖出去。他们用半价把产品作为非成品卖给包买主，这些包买主往往本身也在租地上种植烟草。包买主“千方百计地压榨小的种植园主”（上引版本第31页）。商业性农业就是商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烟草业这一农业部门中也可以明遍：第一是城市附近；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以及显地观察到（只要善于选取正确的方法）这种关系。

    八  工业性蔬菜业和果园业；市郊经济

    随着农奴制的崩溃，曾经相当发达的“地主果园业”“几乎在全 俄国一下子就迅速破产了”。[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2页。]铁路的修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大地推动了”新的商业性果园业的发展，引起了这一商业性农业部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门的“全面好转”。[注：同上。]一方面，在从前普遍经营果园业的中心，由于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南方廉价水果的输入，果园业受到了破坏[注：例如莫斯科省就是这样。见谢·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262页。]；另一方面，随着销售市场的扩大，工业性果园业在科夫诺、维尔纳、明斯克、格罗德诺、莫吉廖夫和下诺夫哥罗德等省得到了发展[注：同上，第335、344页等]。瓦·帕什凯维奇先生指出，1893—1894年度果园业状况的调查表明，果园业这一工业部门近10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园艺师和园艺工人的需求有了增加，等等。[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13页。]统计资料证实了这样的说法：俄国铁路的水果运输量在增加[注：同上，第31页和《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31页及以下各页。]，改革后头10年间增长起来的国外水果输入量在减少[注：60年代国外水果的输入量约为100万普特；1878—1880年间为380万普特；1886—1890年间为260万普特；1889—1893年间为200万普特。]。

　　不用说，比果园业向更广大得多的居民群众供应消费品的商业性蔬菜业，发展得更迅速更广泛。工业性菜园在下列地区很普遍：第一是城市附近[注：我们提前在这里指出：欧俄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1863年有13个，在1897年有44个（见第8章第2节）。]；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注：见第6章和第7章中关于这种类型的居民点的例子。]以及铁路沿线；第三是全国各地因产蔬菜而驰名的个别村庄[注：见关于维亚特卡、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特维尔、莫斯科、卡卢加、奔萨、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许多省份（雅罗斯拉夫尔省就不用说了）中这类村庄的报道，载《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13页及以下各页和《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38页及以下各页。也可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下诺夫哥罗德县和巴拉赫纳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必须指出，需要这种产品的不只是工业人口，还有农业人口。我们记得，根据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来看，每一个人的蔬菜支出为47戈比，而且这笔支出一半以上用在买来的蔬菜上。

    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广泛。大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千计，中等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百计。“几家大菜园主制作几万普特酸白菜供应军队。”[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2页。]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在彼得堡县当地的居民中，经营蔬菜业的有474户（每户的收入约为400卢布），经营果园业的有230户。资本主义关系，无论以商业资本的形式（“这个行业受着投机商人极其残酷的剥削”），或者以雇用工人的形式，都发展得非常广泛。例如，在外来的居民中，蔬菜业主有115个（平均每个业主的收入在3000卢布以上），蔬菜工人有711个（平均每人的收入为116卢布）。[注：《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第5编。实际上，菜园主要比正文中所指出的多得多，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属于地主经济，而我们所引用的资料只涉及农民经济。]

    莫斯科附近的菜农也是这种农村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据粗略计算，莫斯科市场每年上市的蔬菜和青菜在400万普特以上。有些村庄做大批的酸白菜生意，例如诺加季诺乡卖给工厂和兵营的酸白菜约有100万维德罗，有时甚至还把酸白菜运到喀琅施塔得去……在莫斯科省所有的县份中，主要是在城市和工厂附近，到处都有商业性的菜园。”[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9页及以下各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村分别专门生产某几种蔬菜。]“砍洋白菜的工作是由来自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雇佣工人来做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第19页）

    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县的一个著名蔬菜区，包括波列奇耶和乌戈季奇等55个菜园村，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关系。全部土地，除了牧场和草地以外，很早以前就作了菜园。蔬菜的技术加工——罐头业非常发达。[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1卷；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4编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论文；《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46页及以下各页；《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把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资料（1885年）和《工厂一览表》的资料（1890年）对照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工厂罐头生产有很大的增长。]土地本身和劳动力也同土地的产品一样，都变成了商品。尽管有“村社”，但是土地的使用很不平均，例如波列奇耶村就是这样：有的一家4口人种7个“菜园”，有的一家3口人种17个“菜园”；这是因为该地区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重分，只进行了局部的土地重分，而且农民还可以“自由交换”自己的“菜园”和“份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97—98页）[注：因此，这本书完全证实了沃尔金先生对所谓“菜园地时常进行重分”所表示的“怀疑”。（上述著作第172页脚注）]“大部分的田间工作……由男女日工来做，其中很多人是在夏天劳动季节从附近的村庄和附近的省份来到波列奇耶村的。”（同上，第99页）据计算，在整个雅罗斯拉夫尔省，“务农和种菜”的外出零工共有10322人（其中7689人是罗斯托夫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些从事这种职业的雇佣工人。[注：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农业特有的专门化：“值得注意的是，蔬菜业已经成为一部分居民专业的一些地方，另一部分农民则几乎根本不种任何蔬菜，而到集市上去买。”（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285页）]上引关于农业工人流入首都省[79]和雅罗斯拉夫尔等省的资料，不应该只是同牛奶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也应该同商业性蔬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

    温室蔬菜栽培也属于蔬菜业，这一行业在莫斯科省和特维尔省的富裕农民中发展得很快。[注：《俄国的生产力》第4编第50—51页；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273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1编；《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8卷第1编中特维尔县：根据1886—1890年的统计，该县174家农民和7家私有主共有4426多个温床框，即平均每户约有25个。“它〈这一行业〉对于农民经济有很大帮助，不过这只是对富裕农民有帮助……如果温室超过20个温床框，就要雇用工人。”（第167页）]据1880—1881年度的调查，莫斯科省共有88家温室，3011个温床框；工人有213人，其中雇佣工人有47人（22．6％）；生产总额为54400卢布。一个中等的温室经营者，投入“事业”的资本至少是300卢布。在有按户调查资料的74个业主中，有购买地的41个，租地的也是41个，平均每个业主有2．2匹马。可见，只有农民资产阶级才能从事温室业。[注：见第5章附录中关于这一行业的资料，第9号手工业。]

    俄国南部的工业性瓜田业也属于上述商业性农业。《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16期）刊载了一篇谈“西瓜的工业性生产”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一个地区的情况，现在我们引用一下关于这个地区瓜田业发展的简要报道。这种生产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贝科沃村（阿斯特拉罕省察廖夫县）开始出现的。起初产品只行销伏尔加河流域，后来随着铁路的敷设而运到了首都。在80年代，产量“至少增加了9倍”，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的首创者们获得了巨额利润（1俄亩获利150—200卢布）。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小资产者，他们千方百计阻止生产者数量的增加，非常谨慎地向邻居保守这项有利可图的新活路的“秘密”。不言而喻，“农夫-庄稼汉”[注：尼·—逊先生对俄国农民的称呼。]为制止“命定的竞争”[注：维·普鲁加文先生的用语。]所作的这一切英勇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这项生产远远地扩展到了萨拉托夫省和顿河州。90年代粮食价格的跌落，“迫使当地的农民从作物轮种制中去寻找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注：种西瓜要求好好整地，以便后茬种粮食时获得更高的产量。]，因而更加推动了这项生产。生产的扩大大大地提高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种瓜需要大量劳动，每种1俄亩瓜地要花费30—50卢布），因而也就更大地提高了企业主的利润和地租。“洛格”火车站（格里亚齐—察里津线）附近的瓜地面积，1884年为20俄亩，1890年为500—600俄亩，1896年则为1400—1500俄亩，在上述年代，每俄亩瓜地的地租就从30戈比增加到1卢布50戈比至2卢布，甚至增加到4卢布至14卢布。瓜地面积的急遽扩大终于在1896年引起了生产过剩和危机，完全证实了这一商业性农业部门的资本主义性质。西瓜价格跌落到连铁路运费都不能收回了。西瓜扔在地里不去收获。企业主们过去尝过巨额利润的甜头，现在也尝到亏本的滋味了。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克服危机的手段。这就是：争夺新市场，降低产品价格和铁路运费，使产品从“奢侈品变成居民的消费品”（而在出产地则变成喂牲畜的饲料）。企业主们断言：“工业性瓜田业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除了运费以外，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相反，目前正在修筑的察里津—季霍列茨卡亚铁路……为工业性瓜田业开辟新的广阔的地区。”不管这一“行业”未来的命运怎样，“西瓜危机”的历史总是很有教益的，它是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一幅虽然很小但很鲜明的图画。

    我们现在还要简单谈谈市郊经济。市郊经济同上述各种商业性农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性农业是指整个经营都适应于某一种主要的市场产品，而市郊经济是指小农把各种东西都拿来做点买卖，如自己的房屋（出租给避暑的人和房客）、自己的院落、自己的马匹，自己农业上和宅旁园地上的各种产品——粮食、饲料、牛奶、肉类、蔬菜、浆果、鱼类、木材等等，出售自己老婆的奶（首都附近的哺乳业），为外来的城里人进行各种花样繁多的（有时甚至不便说出口的）服务来赚钱[注：参看乌斯宾斯基的《乡村日记》。]，以及其他等等[注：为了举例说明，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下上面已经引证过的关于彼得堡县农民经济的《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各种各样的小买卖在这里采取了不同的“行业”形式：出租别墅，租赁房屋，出售牛奶、蔬菜和瓜果，“用马拉脚”，哺乳，捕虾，捕鱼等等。图拉县郊区农民的行业也完全相同，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9编波里索夫先生的文章。]。旧的宗法式农民完全被资本主义改造了，他们完全屈服于“货币权力”，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民粹派通常都把市郊农民划分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是，这类农民同上述各类农民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资本主义对小农进行的全面改造的政治经济实质，到处都完全一样。城市、工厂和工商业村、火车站增加得愈快，我国“村社社员”向这类农民的转变就会愈广泛。不应当忘记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的话：完善的交通将使一切乡村变成市郊。[注：“完善的道路、运河和通航的河流降低了运费，把全国遥远地区置于和市郊一样的水平。”上引著作第1卷第228—229页。]现在已属少见的穷乡僻壤，会日益变成稀有的古迹，农民也会愈来愈迅速地变成受商品生产一般规律支配的工业者。

    在结束对商业性农业增长资料的评述时，我们不妨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们的任务只是考察最主要的（决不是所有的）商业性农业的形式。

    九  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意义的结论

    在第2章至第4章中，我们已经从两方面研究了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首先我们研究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中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改革后时代形成的结构。我们看到，农民在极其迅速地分化为数量很少但经济地位很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同这种“非农民化”过程紧密联系着的，是地主从工役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其次，我们又从另一方面考察了这同一个过程；我们以农业向商品生产转变的形式为出发点，研究了商业性农业每一种最主要的形式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关系。我们看到，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中的上述过程，象红线一样也贯穿在各种各样的农业条件之中。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从上述各种资料中得出的结论。

    （1）改革后农业演进的基本特点是农业越来越带有商业的即企业的性质。对于地主经济来说，这一事实十分明显，用不着特别说明。对农民的农业来说，这种现象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因为第一，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标志。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只要整个经济结构是建立在我们在第2章研究过的那些资本主义矛盾上面的，那么一切用独立的经营来满足自己支出的小商品生产者都属于农村小资产阶级范畴。第二，农村小资产者（不论是在俄国或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许多过渡梯阶同小块土地“农民”、同分得一小块份地的农村无产者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是那种认为“农民”中没有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分的理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注：顺便谈一下，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喜爱的“俄国农民经济大多是纯自然经济”（《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52页）这一论点，就是以抹杀上述情况为依据的。只要采用一些把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合在一起的“平均”数字，这种论点就算得到了证明！]

    （2）由于农业的性质，它向商品生产的转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和工业中的这种过程并不一样。加工工业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些部门都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产品的一个部分。而农业性工业则不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它只是在一种场合下专门生产一种市场产品，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产品；而且农业的其他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的（即市场的）产品。因此，商业性农业的形式非常多种多样，它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形式各异，而且在不同的农场也不相同。因此，在研究商业性农业的增长问题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局限于整个农业生产的笼统资料。[注：例如，前一个注释中提到的那本书的作者们在讲到“农民”时，正是局限于这些资料的。他们假定，每个农民正是种植他所消费的粮食，种植他所消费的各种粮食，并且正是按照他们消费的比例种植各种粮食。从这种“假定”中（这种“假定”违反事实，无视改革后时代的基本特点）得出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结论”，是用不着费多大力气的。

    在民粹派的书刊里，也可以碰到下面一种绝妙的推论方法：每一种商业性农业，同整个农业比较起来，都是一种“例外”。因此，整个商业性农业都应当算作例外，而自然经济应当认为是常规！在中学逻辑学教科书的诡辩篇中，可以找到很多类似这种推论的例子。]

    （3）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第一，农业的专业化引起了各农业地区之间、各农场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第二，农业愈是被卷入商品流通，农村居民对供个人消费的加工工业产品的需求就增长得愈快。因而第三，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增长得愈快，因为无论是农村的小企业主或大企业主，靠旧式的“农民的”工具和建筑物等等，都不可能经营新的商业性农业。最后，第四，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地主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都是以农业雇农和日工队伍的形成为前提的。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整个工厂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所谓农民的“农业副业”即雇佣劳动的发展，等等），而这种情况只能用商业性农业增长这个事实来解释。

    （4）资本主义在农业人口中间大大扩大和加剧了这样一些矛盾，没有这些矛盾这种生产方式就根本不能存在。但是，尽管如此，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力量。第一，资本主义把务农者一方面从“世袭领主”，另一方面从宗法式的依附农民变成了同现代社会中其他一切业主一样的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所以它只能按照数百年的陈规来经营，并必然会使务农者同本村以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隔绝开来。工役制度这个旧事物在现代经济中的活残余，明显地证实了这个论断。资本主义第一次同土地占有的等级制度断绝了关系，把土地变成了商品。务农者的产品投入销售，就要受到社会的核算，首先是地方市场的核算，其次是国内市场的核算，最后是国际市场的核算；这样，村野的务农者过去同整个外界隔绝的状态就被彻底打破了。在破产的威胁下，务农者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考虑本国的以及由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其他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甚至从前曾经保证奥勃洛摩夫不冒任何风险，不花任何资本，不对自古以来的生产陈规作任何改变而获得可靠收入的工役制度，现在也都无力把他从美国农场主的竞争下拯救出来。因此，半世纪以前，有人针对西欧所说的那句话，即农业资本主义“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对于改革后的俄国也是完全适用的。[注：《哲学的贫困》（1896年巴黎版）第223页；作者轻蔑地称这些人的渴望为反动的悲叹，这些人祈求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淳朴的风尚等等，责难“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6页。——编者注）。

    我们完全了解，正文中所引证的全部论据，对于民粹派来说，可能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简直不可理解。但是，如果去详细分析这样一些意见，例如，说转移土地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是丘普罗夫先生在关于粮价的辨论中所说的话；速记报告第39页），说禁止农民转让份地是一种可以维护的制度，说工役经济制度或至少不次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等，那就太枉费精力了。上面的整个叙述，都含有对民粹派用来为这些意见作辩护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论据的反驳。]

    第二，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做的事情，比过去整整几个世纪做到的还要多。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被商业性农业形式的多样性代替了；原始的农具开始让位于改良农具和机器；旧耕作制度的固定不变状况被新的耕作方法破坏了。这一切变化的过程是同上述农业专业化现象密切联系着的。农业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按其性质来说，是不能平衡发展的，因为它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农场）推进了农业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个地方推进了农业的另一个方面等等。它在一种场合下改造了一些农业作业的技术，而在另一种场合下改造了另一些农业作业的技术，使这些农业作业脱离了宗法式的农民经济或宗法式的工役制。因为整个这一过程都是按照变化莫测的连生产者也不总是能够知道的市场要求进行的，所以资本主义农业在每一个别场合（往往是在每一个别地区，有时甚至是在每一个别国家）变得比过去片面和畸形，然而总的说来，它变得比宗法式农业要多样和合理得多。商业性农业的各种特殊种类的形成，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但是这些危机（和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更加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注：西欧的浪漫主义者和俄国的民粹派，极力强调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农业的片面性，强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稳定和危机，并且根据这一点来否认资本主义的前进运动比前资本主义的停滞所具有的进步性。]

    第三，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俄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产品的生产始终是在不变的、规模小得可怜的形式下进行的，不论是农民为自己工作或为地主工作，情况都是这样，土地占有的任何“村社性质”都不能改变这种生产极其分散的状况。同生产的这种分散性紧密联系着的是农民本身的分散性。[注：因此，尽管土地占有的形式不同，但是马克思关于法国小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对于俄国农民是完全适用的：“小农〈小块土地农民〉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Produktionsfeld），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版第98—9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编者注）]]他们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和自己狭小的“村社”里，甚至同邻近村社的农民都被截然隔开，原因是他们所属的等别不同（前地主农民，前国家农民等等），占有的土地面积不同，也就是说，解放的条件不同（这些条件有时只是决  定于地主的个性和癖好）。资本主义第一次破坏了这些纯粹中世纪的壁垒，而且破坏得很出色。现在，各等农民之间、按份地占有面积区分的各类农民之间的差别，同每等农民、每类农民和每个村社内部的经济差别比较起来，已经显得很不重要了。资本主义破坏了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打破了农民中世纪的狭小划分，而代之以全国性的大规模划分，即把农民划分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不同地位的一些阶级。[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联盟和联合的需要不是减少了，反而无比地增加了。但是用旧的标准来满足新社会的这种需要是完全荒谬的。这个新社会要求：第一，这种联盟不应是地方性的、等级制的和有类别的；第二，这种联盟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和农民分化所造成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上引弗·伊林的书第91—92页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08页。——编者注）]]如果说，过去的生产条件本身决定了农民群众固定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地区的形成，就不能不造成大量居民在全国各地的迁移；而没有居民的流动（上面已经指出），居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最后，第四，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从《罗斯法典》的时代起，直到现在用农民的工具耕种地主的土地为止，工役经济制度一直绝对地统治着我国的农业；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农民的愚昧和粗野，因为农民由于从事农奴制性质的或“半自由”性质的劳动而受到屈辱；如果不是农民缺乏一定的公民权利（例如，属于最低等级，受体罚，被派出公差，束缚于份地等等），工役制度就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是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注：在尼·—逊先生对我国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发出的无数怨言和叹息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不论是诸侯纷争或是鞑靼人的统治，都没有触动我国经济生活的形式”（《论文集》第284页），只有资本主义才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表示了“轻蔑的态度”（第283页）。好一个神圣的真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所以进步，正因为它对“历来的”“数百年来奉为神圣的”工役制和盘剥的种种形式表示了“轻蔑的态度”，而这些形式的确是任何政治风暴，包括“诸侯纷争”和“鞑靼人的统治”在内，都没有能够摧毁的。]我们把上面有关俄国农业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所说的话概括一下，那就可以说，农业资本主义使农业生产社会化了。农业从最高等级的特权或最低等级的租赋变成了普通的工商业；农民的劳动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受到社会的核算；墨守成规的单一的农业正在变成在技术上经过改造的和具有多种多样形式的商业性农业；小农的地方闭塞性和分散性正遭到破坏；劳动力买卖的非人身交易，正在排挤各种各样的盘剥形式和人身依附形式，——这一切情况实际上都是同一过程的各个环节，这个过程使农业劳动社会化了，并且使市场波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矛盾，即各个农业企业的个体性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此（我们再说一遍），在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历史作用时，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也没有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相反，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正是那些只会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民粹派分子，才极其肤浅地估计这些矛盾，抹杀农民的分化，无视我国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用“农业副业”或“外水”等等说法来掩盖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

    十  民粹派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冬闲”

    关于资本主义的意义除了上述肯定的结论以外，还必须分析一下我国著作界中流行的一些特殊的“理论”。在大多数场合下，我国的民粹派分子是完全不能领会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他们中间有些比较坦率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包括农业（瓦·沃·先生的《我们的方针》），而另外一些人（如尼·—逊先生），则想巧妙地避而不谈他们的“学说”和马克思理论的关系问题。在民粹派的经济学家中间最流行的这样的学说之一，就是“冬闲”论。其实质如下。[注：瓦·沃·《理论经济学概论》第108页及以下各页。尼·—逊《论文集》第214页及以下各页。卡布鲁柯夫先生也有同样的思想：《1895—1896年度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经济学讲义》1897年莫斯科版第55页及以下各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变成了一个同其他产业部门没有联系的特殊的产业部门。而且农业占用不了全年时间，只占用五六个月。因此，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产生了“冬闲”，使“农民阶级的工作时间只限于工作年中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农民阶级经济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尼·—逊的书第229页），是“国内市场缩小”和社会“生产力浪费”的根本原因（瓦·沃·先生的书）。

    这就是这个喧嚣一时的理论的全貌，这个理论把最广泛的历史哲学结论仅仅建立在农活全年分配极不平均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上面！仅仅抓住这一个特点，借助于抽象的假设把它夸大到荒谬的地步，抛开使宗法式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这一复杂过程的其他一切特点，——这就是最近企图恢复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人民生产”的浪漫主义学说的拙劣手法。

    为了说明这种抽象的学说多么狭隘，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实际过程中那些被我国民粹派完全忽视或估计不足的方面。第一，农业愈是专业化，农业人口减少得就愈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愈小。民粹派忘记了这一点，并且把农业专业化抽象化到农业实际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的程度。他们假设：单是粮食播种和收获的一些作业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耕地和施肥，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养畜，育林，房屋和农具的修理等等，——这一切都各自成了资本主义产业部门。把这类抽象化应用于当代现实，不大能说明这个现实。第二，这种农业完全专业化的假设，是以农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农场主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完全分裂为前提的。在这种条件下谈论“农民”（象尼·—逊先生所作的那样，第215页），是极不合逻辑的。农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本身也要求全年的工作分配得比较平均（由于轮作制和合理的畜牧业等），在许多场合下产品的技术加工同农业结合起来，在预先的整地上投入大量劳动，等等。[注：为了避免空口说白话，我们举一些我国地主农场的例子，这种农场的组织最接近纯资本主义类型。我们看看奥廖尔省（《克罗梅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1892年奥廖尔版第4卷第2编）。贵族赫柳斯京的田庄有土地1129俄亩，562俄亩是耕地，有建筑物8所和各种改良农具。人工种植牧草。设有养马场。繁殖牲畜。用挖沟开渠的办法排干沼泽（“排水多半是在空闲时间进行的”，第146页）。工人数夏季每天50—80人，冬季则不到30人。1888年有工人81人，其中25人是夏季工。1889年有木匠19人。里博皮耶尔伯爵的田庄有土地3000俄亩，1293俄亩是耕地，898俄亩租给了农民。实行十二圃轮作制。挖掘泥炭作肥料，开采磷钙石。从1889年起，种了30俄亩的试验田。冬季和春季运送肥料。种植牧草。合理采伐林木（从10月到3月使用伐木工200—300人）。繁殖奶牛。经营牛奶业。1888年有工人90人，其中34人是夏季工。莫斯科省缅施科夫的田庄（《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5卷第2编）有土地23000俄亩。劳动力都是为割地服工役的工人和自由雇佣工人。经营木材业。“马匹和固定工人夏季下地干活，秋末和冬季的一部分时间把马铃薯和淀粉运往干燥室和淀粉厂，把木柴运出森林，送到车站。由于这一切，全年中劳动分配得相当平均。”（第145页）顺便说一下，这一点可以从每月工作日统计表中看出：马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293个，变动幅度是223个（4月）到362个（6月）；男工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216个，变动幅度是126个（2月）到279个（11月）；女工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23个，变动幅度是13个（1月）到27个（3月）。这个现实同民粹派所玩弄的抽象化是否一致呢？]第三，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农业企业要同工业企业完全分离。但是，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分离不容许农业雇佣劳动同工业雇佣劳动相结合呢？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结合。资本主义把熟练工人从普通的小工中分离出来，这些小工时而做这种工作，时而做那种工作，时而被某个大企业吸收，时而被抛入失业者的队伍。[注：资本主义大工业造成了流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是由农村居民组成的，但是主要从事工业劳动。“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9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9页。——编者注））“一般说来，象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部门（如农业）……”（同上，第2卷第30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资本主义和大工业愈猛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变动，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一般说来也愈厉害。[注：例如，根据莫斯科卫生统计，该省共有114381名工厂工人。这是现有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46338名，最少时达到94214名。（《1879—1885年莫斯科省工厂卫生调查总集》第4卷第1册第98页）百分比为128％——100％——82％。资本主义整个地加剧着工人人数的变动，因而便在这方面消除着工农业之间的差别。]因此，如果我们假定的是资本主义最大限度的发展，我们就应当假定工人从农业劳动转到非农业劳动最容易，我们就应当假定形成了各种企业主都从中获得劳动力的总后备军。第四，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的农村企业主的情况，那当然不能否认，他们在农场增补劳动力方面有时有困难。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们也有办法把工人束缚在自己的农场上，这就是分给工人一小块土地等等。有份地的农业雇农或日工，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一种农民类型。民粹派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忽视俄国这种类型的形成。第五，离开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总问题而提出农民冬闲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农业的特点只不过使这种现象具有一些特殊形式。因此，例如《资本论》的作者就是把农业劳动的分配问题同“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联系起来谈的[注：例如，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农业关系时说道：“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第2版第1卷第725页），因此，虽然有经常的“相对过剩人口”，但是农村总是显得人口不足。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说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对农业的掌握，形成了过剩的农业人口。“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同上，第668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59、704页。——编者注））；这部分人口经常失业，工作极不规则，报酬极为微薄（例如为商店干的家庭劳动等）。]，并且在专门论述“劳动期间”和“生产时间”的区别的一章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资本论》第2卷第2篇第13章）。劳动作用于产品的时间叫作劳动期间；产品处于生产领域的时间叫作生产时间，其中也包括劳动没有作用于产品的时间。在很多产业部门里，劳动期间与生产时间并不相符，农业只是其中最典型的部门，但决不是唯一的部门。[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马克思的意见：农业中也有办法“在一年之内比较均衡地分配”对劳动的需求，这就是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用轮作制代替三圃制，种植块根作物和牧草等。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要求增加预付在生产上的即在工资、肥料、种子等等上的流动资本”（同上，第225—22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70—271页。——编者注））。]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俄国农业的劳动期间同生产时间的差别特别大。“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销，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同上，第223—22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69页。——编者注]可见，从我们所研究的农业特点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农业工人的状况一定比工业工人更坏。这个结论和尼·—逊先生的“理论”距离还很远，根据他的“理论”，冬闲是“农民阶级”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我国农业的劳动期间为12个月，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会完全同现在一样；全部差别只在于农业工人的状况稍微接近于工业工人的状况而已。[注：我们说“稍微”，那是因为农业工人状况的恶化远不是工作不经常这一个原因造成的。]

    可见，瓦·沃·先生和尼·—逊的“理论”，甚至对整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问题，也丝毫没有提供出什么东西来。这种理论对俄国的特点不仅没有阐明，反倒抹杀了。我国农民冬季失业现象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倒不如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我们在上面（本章第4节）根据工资资料指出，在大俄罗斯各省中，资本主义最不发达、工役制占优势的省份，冬季失业现象最严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工役制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从而也就阻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与此同时，它把农民固定在份地上，使他们既找不到冬季工作，也无法依靠自己可怜的农业为生。

    十一  续。村社，马克思对小农业的看法，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见解

    “村社原则阻碍资本夺取农业生产”（第72页），尼·—逊先生这样表述了另一个传播很广的民粹派理论，这个理论和上述理论一样，是抽象地制造出来的。在第2章里我们举出了一系列事实，说明这种流行的前提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作如下补充。认为农业资本主义一产生就要有一种特殊的土地占有形式，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80]的所有权，或马尔克公社[注：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指出，“公有地（Gemeineigentum）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农业[小农业]的补充物”（《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4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81]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5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6页。——编者注]因此，就问题的本质看来，土地占有的任何特点都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资本主义是根据农业、法律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条件而采取不同形式的。由此可见，在“村社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题目下写了一系列著作的我国民粹派对问题的提法本身是多么错误。有个显赫的英国迷悬赏征求论述在俄国推行租地农场式经营的优秀作品，有个学术团体提出把农民分散成独立农庄的计划，有个赋闲的官僚制定60俄亩田区制的方案；民粹派赶紧出来应战，投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方案”的战斗，反对“实行资本主义”，反对破坏“人民生产”的守护神——村社。好心的民粹派根本没有想到，当种种方案正在被制定和推翻的时候，资本主义却在走自己的道路，而村社的农村正在变成并且已经变成了[注：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提出这样的论断是跑到前面了，那我们就回答如下：谁想从发展中描写某种真实现象，谁就不可避免地和必然地要二者选择其一，或者是跑到前面，或者是落在后面。在这里折中办法是没有的。既然所有资料都表明，社会演进的性质正是这样，这种演进已经向前走得很远（见第2章），既然阻碍这种演进的情况和制度（过高的赋税，农民的等级隔绝，没有土地转移、移动和迁居的充分自由等）都已经确切地指出了，那么这样跑到前面就根本不是错误。]小地主的农村。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问题本身是很不关心的。不论这种土地占有形式如何，农民资产阶级同农村无产阶级的关系，决不会因此而在本质上有丝毫改变。真正重要的问题根本不是土地的占有形式，而是继续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纯中世纪的旧残余：农民村团的等级隔绝、连环保、与私有土地税负根本不能相比的过高的农民土地税负、农民土地的转让、农民的移动和迁居没有充分自由等。[注：民粹派为其中有些制度辩护，特别明显地说明了他们观点的反动性，这种反动性使他们日益靠近大地主。]所有这些旧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农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工役和盘剥的各种形式，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最后我们还应该谈一谈民粹派的一种独创，他们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里的某些言论，解释得与他们的小农业优越于大农业、农业资本主义不起进步的历史作用这样一些见解相一致。为此，他们特别经常引用《资本论》第3卷里的下面一段话：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Selbst  arbeitenden）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第3卷第1部分第98页，俄译本第8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9页。——编者注]

    从这段话里（附带说一下，这是完全孤立的一段话，是插在谈原料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利润的一章里讲的，而不是在专门谈农业的第6篇里讲的）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资本主义同农业（以及工业）的合理安排不相容，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我们同民粹派争论的也不是这一点。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进步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在这里特意强调指出了。剩下的只是马克思提出“自食其力的小农”这句话。在引用这句话的民粹派中间，没有人肯说明一下他从什么意义上理解这句话，没有人肯一方面把它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另一方面把它同马克思关于小农业的整个学说联系起来看。在上述《资本论》的那个地方，谈的是原料价格波动得如何剧烈，这种波动如何破坏生产的比例性和系统性，破坏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协调等。只是在这方面，即在生产的比例性、系统性和计划性方面，马克思才拿小农经济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等量齐观。在这方面，中世纪的小工业（手艺）也很象“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参看《哲学的贫困》上引版本第9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页。——编者注]，而资本主义同这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就在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么究竟根据什么逻辑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马克思承认小农业的生命力[注：我们记得，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当农业危机因价格跌落而完全爆发出来的时候，就认为必须坚决起来反对法国的“学生”，因为他们对小农业有生命力的学说作了若干让步[82]。]，而不承认农业在资本主义中的进步历史作用呢？请看马克思在专门谈农业的一篇里，在专门谈小农经济的一节里（第47章第5节）是怎样说的：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第3卷第2部分第341—342页，俄译本第66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第3卷第2部分第347页，俄译本第67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6页。——编者注]

    这两段话的作者不但没有忽视资本主义大农业所固有的矛盾，反而无情地揭露了这些矛盾。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第3卷第2部分第156—157页，俄译本第509—510页）[注：同上，第696—697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话既然说得这样明确，关于他对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历史作用问题的看法，看来不会再有两种意见了。但是，尼·—逊先生又找到了一个借口，他引用了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意见，好象这个意见一定会推翻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的原理似的。[注：见1896年2月《新言论》第5期第256—261页尼·—逊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里也有关于“历史的教训”那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民粹派经济学家都企图借当前的农业危机来推翻农业在资本主义中的进步历史作用的理论，但不论是尼·—逊先生或这些民粹派经济学家中其他某一位先生，都从来不根据一定的经济理论直接提出问题，从来不说明使马克思承认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历史作用的根据；他们也没有肯定指出，他们究竟否定其中的哪些根据和为什么否定。在这里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还是不直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为妙，而只是含糊地暗示指“俄国学生”。我们在这本书里虽然只限于谈俄国经济，但我们却在上面举出了对这一问题判断的根据。] 

    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究竟说了些什么。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的主要原理总括起来，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律：“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乃至整个文明越发展，每英亩的地租和地租总额就增加得越多，社会以超额利润形式付给大土地所有者的贡赋也就越多。”（《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8页，俄译本第59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6—817页。——编者注]恩格斯说，“这个规律说明了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他们虽然负债累累，但是遇到任何危机时都能“再站住脚”，例如，英国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粮价，但是这不仅没有使大地主破产，反而使他们大发其财。

    因此，可能以为，资本主义不能削弱土地所有权所体现的垄断的力量。

    恩格斯接着说：“但是，一切都是要消逝的。”横渡海洋的轮船，南北美洲和印度的铁路，都引起新竞争者的出现。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草原等等，都以廉价的谷物充塞世界市场。“欧洲的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在地租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当然竞争不过这种草原处女地以及赋税重压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一部分欧洲土地就从种植谷物的竞争中完全退出来；地租到处都在下降；我们列举的第二种情况的变例2（价格下降，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也下降）成了欧洲的通例。因此，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法国南部到东普鲁士，到处都听得到地主的怨言。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草原还远没有全被开垦；还有足够数量的草原可以使欧洲所有大地主以及小地主遭到破产。”（同上，第260页，俄译本第598页漏掉了“值得庆幸的是”几个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8页。——编者注]

    如果读者仔细地读了这一段话，那就一定会弄清楚，恩格斯说的同尼·—逊先生想要强加在他身上的恰恰相反。照恩格斯的意见，现代农业危机降低了地租，甚至要完全消灭地租，也就是说，农业资本主义实现着它所特有的消灭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趋向。不，我们的尼·—逊先生用他的“引证”肯定不会得手的。农业资本主义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无限地扩大农产品的商业性生产，把许多新的国家拖上世界舞台；它把宗法式的农业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如俄国和印度）赶了出去；它在农业中建立了空前未有的完全工厂化的粮食生产，这种生产的基础就是有极完善的机器装备的大批工人的协作；它极为猛烈地加剧了欧洲各古老国家的紧张状态，降低了地租，从而破坏了看起来似乎是最巩固的垄断，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它非常突出地提出了农业生产社会化的必然性问题，甚至西方有产阶级的代表也开始感到这种必然性了。[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著名的卡尼茨提案[83]或美国农场主把所有大型谷仓变成国家财产的计划这些“时代标志”，难道实际上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所以恩格斯用他特有的爽朗的讽刺口吻来祝贺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步骤，他说，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草原没有开垦，可以让事情继续这样进行下去。而善良的尼·—逊先生竟毫无理由地替旧时的“农夫-庄稼汉”叹息，替“千百年来奉为神圣的”……我国农业和各种农业盘剥形式的停滞状态叹息，这些形式不论“诸侯纷争或鞑靼人的统治”都是动摇不了的，而现在竟开始被（啊，不得了！）这种可怕的资本主义极为彻底地动摇了！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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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1899年）里，这个表的样式如下：

    {第四章注释1.gif}

    [74]《星期周报》（《Неделя》）是俄国文学和政治报纸，1866—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1868—1879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1880—1890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平静的文化工作”。——234。

    [75]可代替物是罗马法里已经有的古老法学术语，指合同中以简单的计数和量度规定的东西，如若干吨生铁，若干块砖。它的对称是不可代替物，指以特定的特征所规定的东西，如有特定名字的某一匹马，艺术品的原作等。——237。

    [76]小俄罗斯是沙皇俄国时代对乌克兰的正式称呼。——239。

    [77]《北方边疆区报》（《Ｃеверный  Край》）是俄国政治、社会和文学日报，1898—190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市出版。——248。

    [78]《经济评论集》是列宁的第一本文集，1898年10月用弗·伊林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文集包括列宁的以下著作：《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和《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266。

    [79]首都省指圣彼得堡省和莫斯科省。——274。

    [80]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中对氏族的叫法（有时也用以称部落），在氏族关系
    {第四章注释2.gif}
瓦解时期则是冠以假想始祖名字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克兰保留着土地公有制和其他氏族制习俗（血亲复仇、连环保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保存到19世纪。——289。

    [81]马尔克公社是中世纪西欧各国的农村公社。在马尔克公社里，耕地是加入公社的农民家庭的财产，牧场、森林及其他用地是公共财产。马尔克首先执行经济的职能，同时也是广义的公共权力机关。马尔克公社起初是自由农民的联户组织，后来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沦落到依附大封建主的地位。——289。

    [82]指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该文发表于1894—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第10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法国的“学生”是为应付书报检查而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或如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所取的代称。——292。

    [83]卡尼茨提案是德国大地主利益的代表汉·威·卡尼茨伯爵于1894—1895年向德意志帝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它要求政府负责采购须从国外输入的全部谷物，然后按平均价格出售。这个议案被国会所否决。——295。

    [84]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O，Sancta  Simplicitas！）意指过分天真。传说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被天主教神职人员会议作为异端用火刑处死时，有个不明真相的老太婆，怀着宗教的虔诚和狂热，也往火堆上添加干柴，胡斯见此情状，不禁说出了这句话。——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