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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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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9.6-1910.10
CC列宁全集第19卷1909.6-1910.10/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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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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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而斗争？

    （1910年3月23日〔4月5日〕）

    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十月党人不久前的演说，结合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和杜马外的言论来看，无疑具有巨大的征兆性的意义。反革命资本家政党的头子古契柯夫先生抱怨说：“我们在国内和在杜马中都孤立了。”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莫斯科周刊》上仿佛跟着附和说：“……反动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否认‘人身不受侵犯’；相反，他们都坚信人身‘可受侵犯’，马尔柯夫第二和社会民主党人格格奇柯利如出一辙，尽管前者主张整治少数民族并宣扬施以大暴行，而后者为人身不受侵犯而呼吁进行‘第二次俄国大革命’。”（1910年2月20日第8期第25页）

    古契柯夫先生在杜马中对沙皇政府声称，“我们在期待”，这说明了完全屈服于反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直到现在还不能认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还不能认为建立了臭名昭著的“革新”制度就有什么真正牢固可靠的保障。

    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附和说：“……我痛苦不堪地思念着令人心酸的往事，本来这都是一回事〈即反动和革命都是一回事，也就是——〉……都是靠暴力来实现的极端主义……而近来又有人开始为新的革命发愁，认为现在已经有了经验，似乎新的革命除了使俄国遭到彻底瓦解外，还会带来别的什么。”（第32页）

    一个杜马中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首领和一个自由派“人士”中颇有声望的右翼立宪民主党政论家（《路标》已出了5版），他们两人都在抱怨，都在哭诉，都认定他们孤立了。他们在反动的极端派和革命的“极端派”当中，在黑帮英雄和“为新的革命发愁”的英雄（自由派？）当中，思想上孤立了，因而“在杜马中和在国内都孤立了”。

    “中派”的这种孤立，资产阶级的这种孤立，资产阶级希望改变旧制度，但又不希望同旧制度作斗争，希望“革新”沙皇制度，但又害怕推翻沙皇制度，这种现象在俄国革命史上并不新鲜。1905年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给予沙皇制度接连不断的打击，当时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既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当时是“解放派”[128]）1905年8月6日以后就开始停步不前，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十月党人10月17日以后，完全“停步不前了”。1906—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在两届杜马中“孤立了”，无法利用自己的多数，在沙皇制度和革命之间、在黑帮地主势力和无产阶级、农民的冲击之间晕头转向，束手无策。尽管立宪民主党人在两届杜马中占多数，但他们始终是孤立的，受到特列波夫和真正的革命运动两面夹攻，一次也没有取得胜利，很不光彩地退出了舞台。1908—1909年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他们同政府亲密合作，诚心诚意拥护政府，而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发号施令的不是他们，而是黑帮分子。他们不得不承认十月党资产阶级孤立了。

    这就是关于资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总结。在这五年（1905—1909年）间，事变层出不穷，群众斗争即俄国各个阶级的斗争蓬勃开展，这一经验事实上证明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我国资产阶级的两翼，实际上是由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而中立化了，他们成了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晕头转向的、软弱无力的、束手无策的可怜虫。

    资产阶级不断背叛革命，他们长期遭到黑帮沙皇政府和沙皇地主黑帮的粗暴的咒骂、凌辱和唾弃，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当然，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和他们所受到的历史惩罚，并不是某种特殊的精神特性引起的，而是资本家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矛盾的经济地位引起的。这个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害怕人民的胜利甚于害怕保持沙皇制度，害怕没收地主的土地甚于害怕保持农奴主的政权。资产阶级不属于那些在伟大的革命战斗中一无所失的人。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这样的人，其次就是千百万破产的农民。

    俄国革命证实了恩格斯从西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史中得出的结论：为了得到即使只是资产阶级直接需要的东西，革命也必须远远地超出资产阶级的要求[129]。俄国无产阶级始终引导，也必将引导我国革命前进，而不顾资本家和自由派的任何阻拦，推动事件的发展。

    在1904年的宴会运动中[130]，自由派千方百计地阻拦社会民主党人，怕他们进行激烈干涉。工人并没有被胆战心惊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倒，他们引导运动前进，把运动引向1月9日，引向汹涌澎湃的全俄罢工浪潮。

    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当时“非法的”“解放派”，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布里根杜马。无产阶级并没有被胆战心惊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倒，它引导运动前进，把运动引向伟大的十月罢工，引向人民的第一次胜利。

    10月17日以后，资产阶级分裂了。十月党人坚决站到反革命一边。立宪民主党人避开人民，投靠了维特。而无产阶级前进了。无产阶级站在人民的最前列，动员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活动，真正自由的几个星期就在旧俄国和新俄国之间划了一道永不磨灭的分界线。无产阶级把运动发展到最高斗争形式——1905年12月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遭到失败，但并没有被击溃。无产阶级的起义遭到镇压，但在战斗中无产阶级团结了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力量，并没有因为退却而灰心丧气，它向群众指出——在俄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向群众指出——把斗争进行到底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无产阶级被迫退却，但它并没有丢掉手中的伟大革命旗帜。当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背离革命，力图扼杀革命并向特列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保证他们有决心和有能力扼杀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公开举起这面革命的旗帜，继续号召参加斗争，并教育、团结和组织一切力量来进行斗争。

    俄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从资本家手中夺得的许多经济成果、军队中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古里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委员会以及某些城市中昙花一现的“共和国”，——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依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依靠农民夺取政权的开始。

    1905年的十二月运动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一运动第一次把“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象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60年代初所讲的[131]）变成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同万恶的专制制度斗争到底并吸引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的民族。这一运动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无产阶级用斗争实践表明了民主主义群众夺取政权是可能的，在俄国建立共和国是可能的，指出了“怎么办”，指出了群众实际着手去具体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无产阶级的十二月斗争给人民留下了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可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照耀后几代人的工作的灯塔。

    现在，疯狂的反动势力乌云滚滚，反革命沙皇黑帮气焰嚣张，甚至十月党人也频频摇头说，“他们在期待”改革，而且迫不及待，自由派和民主派也常常“为新的革命发愁”，而路标派分子卑鄙无耻的言论有增无减（“应当自觉地不要革命”——布尔加柯夫语，同上，第32页），在这个时候，工人政党就应该加倍有力地提醒人民：为什么而斗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由于条件变了，由于当前历史时期的情况不同了，现在必须采取另外的斗争形式来实现1905年提出的目标和当时的运动很快就要实现的任务。专制制度要按照资产阶级君主制类型来改造的尝试，专制制度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在第三届杜马中的长期勾结，新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等等，——所有这一切把俄国引向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同时向工人阶级提出培养新的无产阶级大军即新的革命大军的长期任务——教育和组织力量的任务，利用杜马讲坛和利用各种半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的任务。

    必须善于贯彻我们的策略路线，必须善于建设我们的组织，既要估计到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又不缩小、不削弱斗争任务，不贬低那些即使乍看起来是极平凡、极不显眼、极其琐碎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假如我们向社会民主党提出，比如说，为公开的工人运动而斗争的口号，那就恰恰是缩小斗争任务和阉割斗争的思想政治内容。

    作为一个独立的口号，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因为只有自由派才幻想没有新的革命就可以有公开的工人运动（他们不仅抱有这种幻想，而且向人民鼓吹骗人的教义）。只有自由派才用这种次要目的来限制自己的任务，他们象西欧的自由派一样，指望无产阶级去适应“经过改良的”、经过清理的、“经过改善的”资产阶级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仅不害怕这种结局，而且相反，它相信，任何一种名副其实的改革，任何对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组织基础和运动自由的扩大，都会十倍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规模。但是，正是为了真正扩大运动的范围，正是为了达到局部的改善，就应该向无产阶级群众提出不加删削、不加缩小的斗争口号。局部的改善只能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物（这是历史上常有的情形）。只有向工人群众提出1905年留给我们这一代的广泛的、宏伟的任务，我们才能够真正扩大运动的基础，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这一运动，鼓舞他们忘我的革命斗争情绪，因为这种情绪过去一直引导着被压迫阶级去克敌制胜。

    在进行公开行动、公开活动、扩大运动基础、吸引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阶层参加这一运动、利用资本家阵地的一切弱点来向这个阵地进攻以及争取改善生活的时候，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最小的机会；同时要将革命斗争精神贯彻到这一切活动中去，要在运动的每一步和每一个转折关头阐明我们在1905年已经面临而我们当时没有完成的全部任务，——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载于1910年3月23日（4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1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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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211。

    [129]恩格斯于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9—350页）——212。

    [130]1904年的宴会运动是指1904年秋天解放社组织的一次地方自治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政府运动。俄国国内已经成熟的革命危机和沙皇政府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利加剧了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反政府风潮。在实行诉讼法规四十周年之际，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当局允许下纷纷举行宴会，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在这些宴会上发表演说，大谈实行自由和立宪的必要性。在宴会上还通过决议，请求政府实行某些政治改革来防止革命。布尔什维克揭露了宴会运动的反对革命的性质和孟什维克打算利用宴会运动的机会主义策略（参看列宁《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212。

    [131]“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是俄国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中主人公沃尔根的话，见该书第1卷第7章。——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