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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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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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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5.8—1916.6
CC列宁全集第27卷1915.8—1916.6/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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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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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98]

    （1915年12月21日〔1916年1月3日〕以前）

    布哈林这本著作所谈的问题，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无庸赘述的。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经济科学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解一下作者在最新材料的基础上精选出来的大量有关事实，对于一个不但关心经济而且关心当代社会生活任何一个方面的人，都是绝对必要的。自然，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前这场战争。这样也就无法了解近10年来经济和外交的历史，而不了解这一历史，要想对战争提出正确的看法，那是可笑的。但是，如果以为从外交“文件”或当前的政治事件中随意抽出使某一国家的统治阶级感到称心或满意的个别事实，就算是对战争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那么，从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整个现代科学的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的“科学”意义只能引人发笑。例如，普列汉诺夫先生就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不分析帝国主义这一高度发达的、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最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趋势，而只是挑出一两件普利什凯维奇们和米留可夫所喜欢的事实。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这个科学概念就被贬低了，成了一种咒骂刚刚提到的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直接竞争者、对手和敌手的用语，而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同自己的对手和敌手完全是站在同一个阶级基础上的！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抛弃、世界观可以扔到一边、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丢到九霄云外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尼·伊·布哈林的这本著作的科学意义特别在于：它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它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完全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且能够最（比较地说）平静地、平稳地发展，“和平地”扩张到无主的土地和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漩涡的国家这些广大的地区。当然，即使在这个时代，即大体上从1871年到1914年期间，“和平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活条件，无论在军事的或一般阶级的意义上来讲，距离真正的“和平”也都是非常非常之远的。对于各先进国家9/10的居民来说，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亿万居民来说，这个时代不是什么“和平”，而是压迫、苦难和恐怖，这种“恐怖”也许由于看来“永无终结”而显得更加可怕。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由一个更加动荡和跳跃、充满灾变和冲突的时代代替了，这个时代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典型的现象与其说是“永无终结的恐怖”，不如说是“以恐怖而终结”。

    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要看到：发生这种更替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的结果。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至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

    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来推断，那就会得出考茨基已经得出的结论（虽然他的方式稍微不同，但也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资本巨头在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来代替各个国家彼此分离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但是，这个结论和19世纪90年代我们的“司徒卢威派”和“经济派”得出的类似结论是一样地抽象、简单化和不正确，当时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最终胜利，时而得出辩护性的结论（崇拜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妥协，以歌颂代替斗争），时而得出否定政治的结论（即否认政治，或者否认政治的重要性，否认一般政治动荡的可能性等等；这是“经济派”特有的错误），有时甚至得出纯粹是“罢工主义的”结论（主张举行作为罢工运动顶峰的“总罢工”，甚至忘记或者忽视其他运动形式，要从资本主义直接“跳”到单纯地通过罢工战胜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要比半小市民的自由竞争的“天堂”进步，在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里帝国主义必然产生并最终战胜“和平的”资本主义。种种迹象表明，上述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在今天也会使人产生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的或否定政治的错误和不幸。

    不过，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的公然的决裂，采取的形式不是否认或者忘记政治，不是“跳”过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的冲突、动荡和改革，不是替帝国主义辩护，而是幻想“和平的”资本主义。“和平的”资本主义已经被非和平的、好战的、充满灾变的帝国主义代替了，这是考茨基不得不承认的。他在1909年的一部专门的著作[99]里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在这部著作里，他最后一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严整的结论。但是，如果说不能简单地、直接地、粗俗地幻想从帝国主义退回到“和平的”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不能使这种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具有天真无邪地期望实现“和平的”“超帝国主义”这种形式呢？如果把各国的（确切些说，各个国家彼此分离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似乎能够”消除使小资产者特别不愉快、特别惊慌不安的冲突，如战争、政治动荡等等——叫作超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不用这种较为和平、较少冲突、较少灾变的“超帝国主义”的天真幻想，来回避现在已经到来的、现实存在的、充满冲突和灾变的帝国主义时代呢？为什么不能幻想帝国主义时代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也许可以设想紧接着会出现一个较为和平的、不需要“激烈”策略的“超帝国主义”时代，从而回避欧洲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正在提出和已经提出的“激烈的”任务呢？考茨基正是这样说的：“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这种回避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幻想遁入不知道能否实现的“超帝国主义”的企图，是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气味的。这套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连它的杜撰者也不能担保，而对于现在已经到来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却被小资产阶级的极其反动的缓和矛盾的企图所代替。考茨基曾经许下诺言，要在即将到来的、紧张的、充满灾变的时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09年写文章谈论这个时代时，已经不能不十分明确地预见到和承认这个时代即将到来。现在，当这个时代已经不容置疑地到来的时候，考茨基却又一次许下诺言，要在即将到来的、还不知道能否实现的超帝国主义时代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可以满口答应要在另一个时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不在今天，不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在当前这个时代！赊帐的马克思主义，许愿的马克思主义，明天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缓和矛盾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理论——而且不仅仅是理论。这和“眼下”广泛流行的供出口的国际主义倒是很相象：那些激昂慷慨的——啊，非常激昂慷慨的！——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国际主义的任何表现……不过，这是指敌人阵营里的，或者说什么地方的都行，只要不是自己家里的，只要不是自己同盟者的；他们赞成民主……只要它仅仅是“同盟者”的诺言；他们赞成“民族自决”，只要不是附属于本民族（它以自己的人中间有这样的赞成者而感到荣幸）的那些民族的民族自决……一句话，这是第一千零一种伪善。

    然而，能不能反驳说，不可以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不过，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成为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迫切的任务，而否认当前的迫切的任务。在理论上，这就意味着不以现实中的发展为依据，为了这些幻想而随意脱离现实的发展。毫无疑问，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弗·伊林

    1915年12月

    载于1927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9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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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这篇序言完稿后，当即由列宁寄回俄国，但后来在1917年七月事变中由于《真理报》印刷厂被捣毁而丢失了。因此布哈林的书于1917年11月底问世时这篇序言未能收入。在《列宁全集》俄文版里，这篇序言是按列宁自己抄存的稿子排印的。——140。
    [99]指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该书是1909年在汉堡和柏林出版的。——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