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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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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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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6.7-1917.2
CC列宁全集第28卷1916.7-1917.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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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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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81]

    (1916年8—9月)

    战争正如人们的生活中或各民族的历史上的任何危机一样，使一些人灰心丧气，也使另一些人受到锻炼和教育。

    在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战争以及由战争引起的思考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一真理。比较深入地考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和意义，考虑社会民主党由于战争而面临的策略任务，考虑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危机的原因等等——这是一回事。让战争压制自己的思想，在战争的恐怖印象和惨痛后果或战争特性的压抑下不再去思索和分析——这是另一回事。

    “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对民主的鄙视态度，就是人的思维受到战争的压制或压抑的表现形式之一。彼·基辅斯基没有觉察到，战争所造成的这种受到压抑而惊慌失措的情绪和不加分析的态度，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全部议论中。既然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场残忍的大厮杀，那还谈什么保卫祖国!既然到处都是粗暴的镇压，那还谈什么民族权利!看看人们怎样对待“独立的”希腊，就知道民族自决和“独立”是怎么一回事了![82]既然为了军阀的利益，到处都在践踏一切权利，那还谈论和考虑“权利”干什么!既然在这次战争期间，最民主的共和国和最反动的君主国之间已经没有细微的差别了，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别了，在我们周围连一点差别的痕迹也看不到了，那还谈论和考虑共和国干什么!

    当有人向彼·基辅斯基指出，他已被吓坏了，已糊涂到否认一般民主的地步时，他很生气。他愤愤不平，并且反驳说：我决不反对民主，而只反对一个我认为是“不好的”民主要求。不管彼·基辅斯基怎样生气，怎样硬要我们(或许也要他本人)“相信”他决不“反对”民主，但是他的议论——或者确切地说，他在议论中不断犯的错误——证明恰恰与此相反。

    保卫祖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是一句骗人的话，但在民主的和革命的战争中决不是一句骗人的话。在战争期间谈论“权利”似乎是可笑的，因为任何战争都是用公开的和直接的暴力代替权利，但决不能因此忘记，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恐怕将来也还会有，而且一定会有)民主的和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虽然在战时用暴力代替了任何“权利”和任何民主，但按其社会内容和后果来说，是为民主事业因而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希腊的例子似乎可以“驳倒”任何民族自决，但是，如果愿意进行思考、分析和权衡，而不是听到震耳欲聋的话声就发晕，被战争的骇人听闻的印象所吓倒，那么，这个例子丝毫不比嘲笑共和国——由于在这场战争期间，“民主的”、最民主的共和国，不仅法国，而且连美国、葡萄牙和瑞士都建立了和正在建立和俄国完全一样的军阀暴政而嘲笑共和国——更严肃和更有说服力。

    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抹掉共和国和君主国之间的差别，这是事实。但是因此就否定共和国，或者哪怕是对它采取鄙视态度，那就意味着自己被战争吓倒，让战争的惨祸压抑自己的思想。许多拥护“废除武装”口号的人(罗兰－霍尔斯特、瑞士的一些年轻人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左派”[83]等)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说：请看，在这场战争中，共和国的民兵和君主国的常备军之间有什么差别呀?军国主义到处都在干着多么可怕的勾当啊!在这样的时候还谈论革命地利用军队或民兵干什么?

    这都是同一个思路，同一个理论的和政治实践的错误。彼·基辅斯基没有觉察到这个错误，在自己的文章中处处犯了这个错误。他认为他仅仅反对自决，他想仅仅反对自决，可是结果——同他的意愿和认识相反，可笑之处就在这里!——却是：他所引用的论据无一不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用来反对一般民主!

    他的一切可笑的逻辑错误和一切糊涂观念——不仅在自决问题上而且在保卫祖国、离婚和一般“权利”的问题上——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他的思想受到了战争的压抑，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一般民主的态度被根本歪曲了。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帝国主义是对民主的否定；“就是说”，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帝国主义战争是对一切民主的粗暴破坏，无论在落后的君主国中或在先进的共和国中都是一样；“就是说”，谈论“权利”(即谈论民主!)毫无用处。“只”能以社会主义去“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出路”仅仅在于社会主义；“就是说”，在最低纲领中，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出民主口号就是一种欺骗或幻想，就是模糊、推迟社会主义变革的口号等等。

    这就是彼·基辅斯基没有意识到的、但确实是他的一切不幸的真正根源。这就是他的基本的逻辑错误，这个错误正因为是基本的，而又没有被作者意识到，所以就象破烂的自行车轮胎一样，随时都会“放炮”，一会儿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冒出来”，一会儿在离婚问题上“冒出来”，一会儿在关于“权利”的一句绝妙的(就对“权利”的鄙视深度和不懂事理的深度来说)话中“冒出来”，说什么：要谈到的不是权利，而是破坏世世代代的奴隶制!

    说出这样的话，就表明不了解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使得否定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渴望民主的群众之间的对抗尖锐化。不能用任何最“理想的”民主改造，而只能用经济变革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不夺取银行，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不组织全体人民对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的生产资料进行民主管理，不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来民主地组织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力量和参加国家的管理，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是对民主的三重否定(一、任何战争都是用暴力代替“权利”；二、帝国主义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三、帝国主义战争使共和国完全等同于君主国)，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兴起和发展，同民主的反抗和义愤的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导致任何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导致任何民主的消亡，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

    彼·基辅斯基正是被这些“矛盾”弄糊涂了，因为他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学说。形象地说，战争已经把他的思想压抑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只发出“冲出帝国主义”的鼓动喊声，而不去进行任何思考，只发出“从殖民地滚出去”的喊声，而不去分析一下文明民族“从殖民地”“撤出”，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主义解决民主问题的方法就在于，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要利用一切民主设施和反资产阶级的意向，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推翻资产阶级作好准备。这种利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济派”、托尔斯泰主义者[84]等人往往认为，这似乎是对“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观点所作的一种不正当的让步，正如彼·基辅斯基认为，“在金融资本时代”坚持民族自决，似乎是对资产阶级观点所作的一种不正当的让步一样。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拒绝利用由资产阶级建立的和被资产阶级歪曲的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设施，——这样去“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就是向机会主义彻底投降!

    一个既指出尽快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出路，又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联系的口号，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只有这个口号正确地估计到了战争时期(战争旷日持久并有发展成整个战争“时代”的危险!)的特点，以及同和平主义、合法主义和迁就“自己的”资产阶级这样一种机会主义针锋相对的我们的活动的全部性质。此外，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是贫苦群众用民主方式组织和进行的反对少数有产者的战争。国内战争也是战争，因此它必不可免地要用暴力代替权利。但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而采用的暴力，其性质不同：它践踏的是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权利”，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组织军队和“后方”，这样的暴力是不能实行的。国内战争要立即并首先用暴力剥夺银行、工厂、铁路和大田庄等等。但正是为了剥夺这一切，必须由人民来选举一切官吏，由人民来选举军官，使同资产阶级作战的军队同居民群众打成一片；在支配食品，即生产和分配食品方面实行充分的民主，等等。国内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取银行和工厂等等，消除资产阶级反抗的任何可能性，消灭它的军队。但是，如果在这种战争进程中，不同时在我们的军队里和我们的“后方”不断地实行和扩大民主，那么，无论从纯粹军事方面还是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说，这个目的都是不能达到的。我们现在向群众说(而群众也本能地感到我们说的话是正确的)：“有人在欺骗你们，让你们为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去打仗，他们用伟大的民主口号掩饰这场战争”。“你们应当而且一定会用真正民主方式和为了真正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一目的，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现在的战争用暴力和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把各民族联合和“融合”成不同的集团。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不是用卢布的力量，不是用棍棒的力量，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自愿的协商，用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共同意志把各民族联合和融合起来。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欺骗，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句真话，它有助于迅速地把一切民族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如果不切实建立各民族之间的民主的关系，因而也没有国家分离的自由，各民族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就不可能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通过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达到以社会主义的和彻底民主的方式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别的“出路”都不是出路。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别的出路，正象实际生活不知道别的出路一样。我们应当把各民族的自由分离和自由联合纳入这条道路，而不应当避开它们，不要怕这会“玷污”“纯净的”经济任务。

    载于192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68—74页

ZS
    [81]这篇文章是对格·列·皮达可夫(彼·基辅斯基)1916年8月写的《无产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答复，手稿上有列宁的批注：“基辅斯基论自决的文章和列宁对它的回答”。这篇文章原拟和皮达可夫的文章一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3辑发表。稍后，列宁又写长文《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卷第115—170页)来代替这篇文章。《〈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3辑因经费不足没有出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
 
    列宁曾把自己的这篇答复寄给皮达可夫。他在1916年11月7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里提到过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108。

    [82]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为使希腊参战而对它施加了种种压力。它们用武力侵占希腊的一部分领土，派军舰封锁希腊，最后制造政变，迫使希腊国王君士坦丁一世逊位。1917年6月，希腊宣布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108。

    [83]指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罕·罗兰-霍尔斯特的文章《民兵制还是裁军?》，该文发表于1915年10—11月和12月瑞士《新生活》杂志第10—11期合刊和第12期。

    这里说的“瑞士的一些年轻人”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在该杂志周围聚集着一些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青年国际》杂志第3期上曾发表一篇题为《人民军队还是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

    斯堪的那维亚(瑞典和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反映在卡·基尔布姆《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和阿·汉森《挪威现代工人运动的几个问题》这两篇文章里。两文均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110。

    [84]托尔斯泰主义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尼·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空想主义社会派别。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通过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宣传“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者正好是把托尔斯泰学说中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教条。——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