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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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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1.12-1912.7
CC列宁全集第21卷1911.12-1912.7/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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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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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危机的结局

    （1911年12月8日〔21日〕）

    两年前，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可以看到关于党内“统一的危机”的言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7—300页。——编者注]。反革命时代的瓦解和涣散，引起了新的改组和分裂，引起了国外斗争的进一步尖锐化，于是不少缺乏信心或意志薄弱的人，一看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严重情况，就灰心丧气了。现在，随着俄国组织委员会[1]的成立，很明显，即使危机没有结束，至少也出现了使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新的重大的转折点。因此，总的回顾一下党内演变的已经过去的阶段和最近将来的前景，是切合时宜的。

    革命后留存下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三个单独的、自治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两个俄国国内派别。这些派别的深刻根源存在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趋势之中，存在于无产阶级当前所处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生活环境之中，这一点已由事件层出不穷的非常重要的1905年、1906年和1907年的经验证明了。反革命又把我们从业已登上的高山推下深谷。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斯托雷平的绞架下和在路标派[2]的哀诉声中，重整队伍和重新积蓄力量。

    新的环境引起社会民主党内各种趋势的重新组合。最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无产阶级的各种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艰难时期的压迫下，开始离开两个新的派别。有两个流派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离开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3]。它们又必然造成两个派别内部的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互相接近的趋势。这就是促使1910年一月全会[4]召开的实际形势，这次全会是导致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前进和倒退的起点。

    对于全会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思想上的功绩，以及它所犯的重大的“调和主义”错误，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党内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再次说明目前危机的起点。

    下面从一个“调和派”在全会前夕写成并在全会之后立即发表的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比任何长篇大论或者从更直接更丰富的“文件”摘引来的任何材料，都更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起点。在全会上占优势的“调和主义”的首领之一、崩得分子[5]约诺夫同志，在《争论专页》[6]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统一有可能吗？》的文章（1910年3月19日，在第6页上有编辑部加的附注：“本文是在全会以前写成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就是一个“调和派”在全会期间对事情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在全会上取得胜利的调和派的心理和思想不折不扣地描绘出来了。这一段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是十二万分对的，正因为它是对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他们还在全会以前，就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全面展开了斗争）在全会上未能同调和派分道扬镳。他们未能分道扬镳，就因为在基本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分歧只在于贯彻这个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这样认为，而且他们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调和派的错误，这个“形式对内容的适应过程”使党差不多“虚度了”两年的光阴。

    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调和派不是只把清除了“脓肿”（仅仅视其清除程度）的流派合法化，而是把一切空口许诺清除脓肿的流派都合法化了。无论前进派[7]、呼声派[8]或托洛茨基都“签署了”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决议——就是说，许诺了“清除”——就算完事了！调和派“相信了”诺言，把党同不是护党的“脓肿式的”（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小集团纠缠在一起。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来，这是幼稚行为，从更深刻的观点看来，这是无思想性，无原则性，这是阴谋手段，因为实际上，谁要是真正相信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是脓肿，谁就不能不懂得，脓肿一旦成熟，就要吸收全身的毒素，就要把毒素排出体外，谁也就不会试图把“脓肿的”毒素压回去，使全身中毒。

    全会之后的第一年从实际上揭露了调和派的无思想性。在这整个一年内，实际上进行党的工作（清除脓肿，恢复健康）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9]。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报》[10]或《工人报》[11]（在托洛茨基驱逐中央代表[12]以后）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1910年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合法出版物[13]，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同工作，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

    这一年（1910年），无论呼声派、“前进派”或托洛茨基，实际上都离开了党，恰恰跑到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方面去了。“良性脓肿”依然是脓肿，而且并非良性，因为它没有把“毒素”排出党的机体，却让这些毒素继续感染全身，使身体仍然处在不健康状态之中，以致不能进行党的工作。进行党的工作（在对外公开的出版物方面）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并没有理会“调和主义的”决议和全会成立的各委员会，他们反对了呼声派和前进派，而不是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

    而国内的工作怎么样呢？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中央委员（即那些理应受到“取消派的呼声报”亲吻的调和派）总是“邀请”取消派。可是，过了一年，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还是一次也没有把他们“请来”！可惜，我们的好心的调和派在全会上没有规定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制度。结果恰恰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上反对调和派的轻信和幼稚态度时所预见到的那种对党来说可耻的荒唐局面：国内工作陷于停顿，党被束缚住手脚，而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前进》文集[14]上却掀起一股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向党进攻的浊流！一方面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另一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15]，他们都竭力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持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们却在“邀请”取消派和“等候”他们！

    布尔什维克在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中，公开并正式地声明，他们废除同其他一切派别订立的协定。《呼声报》[16]、“前进派”、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全会上缔结的“和约”，这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大约有半年时间（1911年6月以前），一直在尝试召集按协定规定要在三个月内召集的国外全会。取消派（呼声派—崩得分子—施瓦尔茨）把国外全会也破坏了。这时，三个集团（布尔什维克、波兰人[17]、“调和派”）的联盟作了最后一次挽救局面的尝试：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少数：从1910年1月到1911年6月，取消派一直占优势（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18]有呼声派—崩得分子—施瓦尔茨：在国内有“邀请”取消派的“调和派”）；从1911年6月到1911年11月1日（保管人仲裁法庭[19]规定的期限），调和派占优势，波兰人已转到他们方面。

    当时的情况是：经费和派代办员的权利都掌握在梯什卡和马尔克（巴黎调和派的首领）手中；布尔什维克得到的保证仅仅是：答应也派他们去工作。全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最后归结到不能回避的一点上来：是不“等候”任何人，不“邀请”任何人（谁愿意和能够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工作，谁就用不着邀请！）而尽力工作，还是继续同托洛茨基、“前进”集团等等讨价还价。布尔什维克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关于这一点，他们在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0]上已经公开明确地声明过了。梯什卡一伙则选择了（也强迫技术委员会[21]和国外组织委员会[22]选择）第二条道路，这条路客观上不过是一种无聊而卑劣的阴谋手段，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上的一篇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334—354页。——编者注]已经详细指出了。

    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已看到。到11月1日俄国组织委员会已经成立起来了。事实上，它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内孟什维克护党派建立起来的。头脑不健全的人们在全会上和在全会以后所疯狂反对的“两个强大的〈它们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定的思想，是因为它们进行了清除“脓肿”的工作〉派别的联盟”（见《呼声报》、《前进》、《崩得评论》[23]、《真理报》[24]等等）已经成为事实。在1910年和1911年的俄国模范的先进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如巴库和基辅等组织[25]中，这种联盟差不多已经变成完全的合并，变成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机体，这是使布尔什维克极为高兴的事。

    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关于解散“一切”派别的哀诉，原来是受波特列索夫先生们和召回派先生们愚弄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无聊空谈。“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已经达到（在上述的先进组织中）完全合并为统一的党的地步。国外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动摇，已经无力改变这个既成事实。

    全会以后的两年，在社会民主党内许多缺乏信心的人或不愿理解任务的极端艰巨性的思想浅薄的人看来，是充满无聊的、没完没了的、无谓的争吵的年代，是涣散和瓦解的年代。其实，这两年是社会民主党离开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动摇的泥潭走上大路的年代。1910年，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在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中（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机关）共同工作，这是建立“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的第一步，是在反取消主义、反召回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思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一步。1911年迈出了第二步：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护党派孟什维克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担任主席[26]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因为第二步，即建立实际行动的国内中心，现在已经做到了。火车头已经被放到轨道上了。

    尽管警察进行了难以置信的迫害，尽管呼声派、前进派、调和派、波兰人和其他一切人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捣乱”，在四年的瓦解和涣散以后，第一次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第一次在俄国由这个中心印发了给全党的传单[27]。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在两个首都、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高加索、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斯托夫、尼古拉耶夫展开了（仅仅在1911年7—10月三个月的时间里）恢复各地秘密组织的工作——因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会议是在视察了所有这些地方以后召开的，因为在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同时，彼得堡委员会恢复起来了并且组织了多次工人群众大会，莫斯科各地区通过了护党的决议等等。

    当然，如果一味盲目乐观，那是不可宽恕的幼稚；今后的困难还会非常之大；自社会民主党中心在俄国发出第一份传单以后，警察的迫害加紧了十倍；可以预见，前面还有漫长的艰苦的岁月，还有新的挫折，工作会再度中断。但是，主要的已经做到了。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小组都已经倾向它了，现在不管反革命怎样进攻，这面旗帜也是倒不了的！

    对于国内工作这样巨大的进步，国外“调和派”、梯什卡和列德尔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又大耍卑劣的阴谋手段。全会前夕约诺夫颇有先见之明所预言的“脓肿形成过程”，不用说是令人讨厌的。但是，谁不懂得这个令人讨厌的过程会使社会民主党康复起来，谁就不必去做革命工作！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拒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当然就鄙夷地抛弃了国外的阴谋家。于是动摇开始了。在11月初国外组织委员会残余分子（两个波兰人加上一个调和派）收到一个关于召集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全部工作，以至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即《呼声报》所称赞的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1911年11月13日，国外组织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说：“以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为指南”。国外组织委员会将它现有经费的4/5交给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计处，这就是说，波兰人自己、调和派自己也不能怀疑，整个工作的安排是严肃认真的。

    然而，过了几天，无论技术委员会还是国外组织委员会又都拒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了！！这是耍的什么花招？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手里有一份将要提交给代表会议的文件[28]，从中可以看出，梯什卡鼓动人们不要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不要参加代表会议。

    难道会有比这更卑鄙的阴谋手段吗？在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内，他们曾答应帮助召集代表会议和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他们大肆吹嘘说，他们要邀请“一切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请来（虽然他们作为多数有权发出邀请和提出任何条件）；他们除了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人员；他们在自己选择的舞台上完全失败了；他们居然堕落到对这个一度被他们当作全权中心而自愿把4/5经费交给它供召集代表会议之用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进行“捣乱”！！

    不错，脓肿，尤其是脓肿“在形成过程中”，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国外小集团的联盟的理论家们除了耍阴谋手段就无所事事，这一点，中央机关报第24号已经说明了。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选择：他们是捍卫自己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还是让梯什卡和列德尔之流玩弄阴谋手段来阻挠他们的代表会议。阴谋家自己害了自己，这是事实，梯什卡和列德尔已经作为罪人被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史册，可是他们阻挠代表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破坏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取消派又怎样呢？从1910年1月到1911年6月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占居多数，而且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29]有了调和派这样可靠的“朋友”，但是他们在国内工作方面，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一点也没有做！当他们占多数的时候，工作陷入了停顿。而当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取消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着手召集代表会议的时候，取消派却活跃起来了。这种“活跃”表现在什么地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贯忠心为取消派效劳的崩得分子，不久前曾想利用一下目前的“混乱时期”（例如在拉脱维亚人[30]中间，两个流派即取消派和护党派的斗争还没有结局），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高加索人，于是，这伙人一起到Z城去替托洛茨基和唐恩在布本贝尔格咖啡馆（伯尔尼城，1911年8月）起草的决议[31]征集签名。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拉脱维亚的领导机关，没有搞到签名，而且任何带有“三个最强大的组织的组织委员会”这块响亮招牌的文件，也没有制造出来。事实就是如此[注：除了从不灰心的崩得分子外，前进派也跑来破坏决议。这个小集团（老天在上！决不是召回主义的小集团！）的一个著名的召回派[32]也跑来，他“跑到”基辅、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去同调和派“调和”，他走遍各地，但是一无所获。有人说，“前进”集团责怪卢那察尔斯基所造出的坏上帝不中用，所以该派一致决定要臆造出一个好一点的上帝来。]。

    要让俄国工人了解一下，崩得分子是如何企图破坏国内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真没想到，当筹备代表会议的工作人员巡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斯托夫、梯弗利斯、巴库等地的时候，崩得分子却“弄来”“一个高加索人”（大概属于那些掌握高加索区域委员会[33]“印信”，并于1908年12月派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34]的代表的人物！）并且到拉脱维亚人那里去“征集签名”。差一点就要使这一帮为取消派效劳而在国内根本不做任何工作的阴谋家真的以“三个组织”（包括两个“最强大的”掌握印信的组织）的“组织委员会”的身分出现了！也许崩得先生们和这个高加索人要告诉党，他们巡视了国内哪些组织，什么时候巡视，在哪里恢复了工作，在哪里作了报告？请你们说说看，亲爱的先生们！

    但是，国外的老练的外交专家俨然以行家姿态议论纷纷：“不能让自己孤立”，“应当同崩得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进行谈判”。

    啊，真是一些滑稽演员！

    让那些现在摇来摆去并为布尔什维克“孤立”惋惜的人学习一下，深入思索一下党在这两年中的历史的意义吧。唉，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孤立倒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受，因为我们已经把国外一帮渺小的阴谋家打垮，而且帮助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南方等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起来了！

    谁要是哀叹孤立，谁就是丝毫没有懂得全会在思想上所完成的巨大工作，也丝毫没有懂得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当中，国外仅有形式上的统一，国内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在1911年的半年或四个月当中，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的极端孤立，第一次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推动起来了，第一次把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恢复起来了。

    谁要是还没有弄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脓肿”思想上的腐朽和麻木，谁现在就该从“呼声派”和“前进”小集团的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些小集团为了把一切曾经试图拥护它们的人们拉过去——和他们一起堕落——竟闹到进行无益的争吵和耍卑鄙的阴谋手段的地步。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同志们，行动起来吧！把你们同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不顾党的决议而追随这些思潮的小集团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完全割断吧。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帮助它召集代表会议和加强各地方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害的一场重病过去了，危机正在结束。

    统一的、秘密的、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载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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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俄国组织委员会是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国内组织委员会，它是根据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决议成立的，于当年9月底在各地方党组织代表会议上组成。

    这次各地方党组织代表的会议，由国外组织委员会全权代表格·康·奥尔忠尼启则领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巴库、梯弗利斯、叶卡捷琳堡、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党组织的代表，包括斯·格·邵武勉、苏·斯·斯潘达良、伊·伊·施瓦尔茨等，列席会议的有叶·德·斯塔索娃等。

    会议总共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是在巴库开的，听取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工作总结报告，讨论了各地方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会议组成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由于会议开幕后第二天邵武勉即被捕，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组成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会议随即转移到梯弗利斯继续举行。第二次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同国外组织委员会和国外技术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外组织委员会应服从担负着召开代表会议全部筹备工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和国外技术委员会除非通知俄国组织委员会，并经它的同意和指示，不得通过文字或其他方式发表意见和支用党的经费。这次会还制定了出席党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程序。会议通过的关于合法组织参加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说，俄国组织委员会邀请所有承认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争取同它建立思想联系的合法的工人组织派代表出席党的代表会议，他们在代表会议上的权利问题由代表会议本身解决。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组织的决议》呼吁各民族组织派代表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出席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第三次会讨论并通过了告各地党组织书草案。告各地党组织书（即《通报》）以及俄国组织委员会各项决议在梯弗利斯以单页形式印了1000份，分发给了各地的和国外的组织。

    到1911年底，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周围已团结了20多个地方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巴库、梯弗利斯、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叶卡捷琳堡、萨拉托夫、喀山、尼古拉耶夫、维尔诺等。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活动到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结束。——1。

    [2]路标派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1。

    [3]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

    [4]指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2。

    [5]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员。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

    [6]《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决议创办，1910年3月6日（19日）—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3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章。——2。

    [7]指“前进”集团的成员。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3。

    [8]呼声派即围绕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形成的取消派集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3。

    [9]指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取消派进行斗争，1909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1909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小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派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3

    [10]《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8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3。

    [11]《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关报，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9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工人报》则是在1910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等。

    列宁是《工人报》的领导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积极为该报撰稿的有谢·伊·霍普纳尔、普·阿·贾帕里泽、尼·亚·谢马什柯、斯·格·邵武勉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编辑部秘书。马·高尔基曾给该报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在国外的各布尔什维克团体中成立的《工人报》协助小组给予该报极大的物质支援，并协助运送报纸到俄国。该报登载过11篇列宁的文章。该报很受俄国工人欢迎，印数达6000份。工人们纷纷为该报募捐，并积极给该报写稿。该报的《党的生活》、《各地来信》两栏经常刊登工人和地方党组织的来信和通讯。

    《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机关报。——3。

    [12]指中央委员会代表被排挤出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一事。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关于《真理报》作了如下决议：“中央委员会决定：资助《真理报》并派自己的代表加入其编辑部任第三编辑。

    《真理报》编辑部组成的任何变动均须通过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协议。

    关于把《真理报》变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问题延至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决定。”

    根据这一决议，列·波·加米涅夫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了《真理报》编辑部。由于该报根本不理会全会决议，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加米涅夫被迫于1910年8月退出该报编辑部。——3。

    [13]指《明星报》和《思想》杂志。

    《明星报》（《Звез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10年12月16日（29日）—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从1912年1月21日（2月3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1921年3月8日（21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69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69号中有39号被没收）而筹备出版的，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查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1号即第27号于1912年10月5日（18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1911年6月11日（24日），该报出到第25号暂时停刊。1911年10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用过的笔名有：弗·伊林、威·弗·、威廉·弗雷、弗·尔－科、克·土·、特·、勃·克·、姆·什·、普·普·、尔·西林、尔·西·、勃·格·、一个非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克·弗·、弗·、姆·姆·等。

    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12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1912年1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

    《思想》杂志（《Мысл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刊物（月刊），1910年12月—1911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加强对取消派合法刊物的斗争和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创办的。该杂志的正式编辑和出版者是H．K．皮罗日柯夫，实际编辑是列宁，他从国外领导这一杂志，经常与编辑部通信。积极参加杂志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为杂志撰稿的还有孟什维克护党派格·瓦·普列汉诺夫、沙·拉波波特等人。《思想》杂志头4期刊载了6篇列宁的文章。《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5期被没收，杂志被查封。不久《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出版，它实际上是《思想》杂志的续刊。——3。

    [14]《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щ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前进》即《前进。当前问题文集》（《Вперёд.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очередным　вопросам》）是“前进”集团的刊物，在巴黎出版，共出了4集。——4。

    [15]造神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宗教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4。

    [16]指《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见注8。——4。

    [17]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5。

    [18]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1908年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1908年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1909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改由5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1人和孟什维克代表1人。起初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是：阿·伊·柳比莫夫（布尔什维克）、波·伊·哥列夫（孟什维克）、扬·梯什卡（波兰社会民主党），约诺夫（崩得）和扬·安·别尔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但是不久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改为尼·亚·谢马什柯，崩得代表改为米·伊·李伯尔，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改为施瓦尔茨，后二人是取消派。这样，取消派就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取得了稳定的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谢马什柯被迫于1911年5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191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1911年11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1912年1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5

    [19]参看《“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一文（见本卷第35—37页）。——5。

    [20]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于1911年5月28日—6月4日（6月10—17日）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撇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筹备和召开的，因为该局的取消派多数一直在阻挠中央全会的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于1911年4月开始。1911年5月上半月，布尔什维克根据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由自己在中央国外局的代表尼·亚·谢马什柯再次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必须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结果再次遭到拒绝。1911年5月14日（27日）谢马什柯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同一天，以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义，向国外的中央委员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书。

    会议于1911年5月28日（6月10日）开幕。有权参加会议的9个人除崩得分子约诺夫外，都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扬·梯什卡、费·埃·捷尔任斯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奥佐林，呼声派分子波·伊·哥列夫，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

    鉴于当时党内的状况，列宁在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应承认这次中央委员会议不仅有权对某些问题提出意见，而且有权通过党必须执行的决议。呼声派分子哥列夫和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企图证明会议无权就召开中央全会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当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定（会议根据这个决定把关于恢复中央的问题列入了议程）以后，哥列夫退出了会议，并指责会议的参加者“侵权”。

    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当讨论到有权参加全会的人选问题时，列宁声明说，孟什维克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和彼·阿·勃朗施坦（尤里）是斯托雷平“工”党的组织者，无权参加全会。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为他们辩护，并退出了会议，以示对列宁声明的抗议。

    会议通过了近期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会议拟出了制定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和拟订选举纲领草案的措施。

    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第四届杜马选举的临近，工人运动的活跃以及党内的状况，使召开党代表会议刻不容缓。鉴于不可能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主动承担了发起召开代表会议的责任，并成立了筹备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成立俄国委员会以开展筹备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274页）。会议的决议规定邀请在国外的党组织一道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表决时，列宁对这项决议总的表示同意，同时声明反对邀请反党集团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上，第275页）。

    会议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反党的派别政策，并决定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存在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解决。列宁在表决决议案的最后一部分时弃权，因为他坚持立即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成立了执行技术职能（为党的出版工作服务、组织运输等）的技术委员会，归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

    为了筹备全党代表会议，列宁把富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布尔什维克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波·阿·布列斯拉夫（扎哈尔）和伊·伊·施瓦尔茨（谢苗）派回国内。到1911年9月，赞同会议决议的已有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和罗斯托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选出的领导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市区小组代表大会以及乌拉尔许多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等。1911年9月，组成了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筹备了1912年1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5。

    [21]技术委员会（国外技术委员会）是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在6月1日（14日）会议上成立的，执行有关党的出版、运输等工作的技术职能。技术委员会作为在举行中央全会之前的临时机构，由出席六月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各有1名代表参加这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中调和派多数（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和支持他的弗·Ｌ．列德尔）拖延支付国外组织委员会用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款项以及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的拨款，并企图阻止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技术委员会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情报公报》中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0月19日（11月1日）委员会会议讨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和决议时，布尔什维克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提议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这一提议被否决，因而弗拉基米尔斯基退出了技术委员会，从此布尔什维克和该委员会断绝了一切联系。——5。

    [22]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1年6月1日（14日）在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上成立，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被邀参加委员会的其他国外组织和团体没有派出自己的代表。组织委员会派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全权代表回国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印发《告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团体和小组书》，号召它们着手选举俄国组织委员会。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从成立时起就由调和派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占了多数，这一调和派多数执行了同拒绝派代表参加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前进派和列·达·托洛茨基继续谈判的无原则方针。调和派在自己的刊物上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派性。他们利用自己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中的优势，迟迟不把党的经费寄回俄国，阻挠筹备代表会议。

    由于布尔什维克进行工作的结果，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1911年10月底，国外组织委员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它的成立的《通报》和决议，根据决议，俄国组织委员会完全拥有召开代表会议的一切权力，而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均须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调和派多数拒绝服从这些决议，布尔什维克代表乃退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10月30日（11月12日），由国内来到巴黎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在这以后，国外组织委员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作用。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不久就开始公开反对俄国组织委员会，11月20日（12月3日）它印发了《致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指责俄国组织委员会搞派性。奥尔忠尼启则在191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上发表的《给编辑部的信》中，揭露了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反党行为。俄国组织委员会把在俄国的秘密党组织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手完成了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5。

    [23]《崩得评论》（《Отклики　Ъунда》）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不定期），1909年3月—1911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5期。——6。

　　[24]《真理报》（《Лравда》）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1908—1912年出版，开头3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25号。除前两号作为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之中的中派理论。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以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的立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1912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6。

    [25]巴库和基辅的党组织都是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最积极的地方党组织。在巴库，原来存在着两个平行的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集体”。1911年初，两个组织在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争取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上合并成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巴库党组织拥护1911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并积极参加了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基辅，1910—1911年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一起工作。基辅党组织第一个支持1911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来召开党代表会议的主张，并派遣了基辅委员会一名委员去协助国外组织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工作。——6。

    [26]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担任主席的是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Я．索柯林。——6。

    [27]指1911年11月以单页形式印发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和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23—328页）。——7。

    [28]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发表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署名尼·。——8。

    [29]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是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从1908年起，俄国局由在俄国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在两次全体会议之间负责处理俄国委员会的一切事务。在1910—1911年间，即在1910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之后，俄国局由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起初是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英诺森），他们被捕以后是维·巴·诺根（马卡尔）和加·达·莱特伊仁（林多夫）。孟什维克取消派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参加俄国局的工作，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彼·阿·勃朗施坦（尤里）和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不仅拒绝参加工作，而且宣称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存在的本身是有害的。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俄国委员会，但始终未能成功。1911年3月，在诺根和莱特伊仁被捕以后，俄国局即不复存在。列宁对俄国局整顿国内工作和召集俄国委员会的尝试给予积极评价，同时对俄国局成员的调和立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俄国局，其成员有中央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斯大林，候补中央委员米·伊·加里宁、叶·德·斯塔索娃等。——9。

    [30]指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9。

    [31]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的会议于1911年8月在伯尔尼的布本贝尔格咖啡馆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取消派多数米·伊·李伯尔、彼·伊·哥列夫和施瓦尔茨外，还有列·达·托洛茨基（维也纳《真理报》）、费·伊·唐恩（《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卢吉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李伯尔还代表崩得国外委员会。扬·梯什卡接到了邀请，但没有出席会议。拒绝出席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工人报》编辑部，而且还有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编辑部和“前进”集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国内组织委员会、关于对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态度等问题的决议，企图干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但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会议发表的《告全体党员书》说，“三个最强大的党组织”——高加索区域组织、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了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以成立国内的组织委员会这一任务，会议对它们的倡议表示欢迎。但是，这个倡议是在所谓“三个最强大的党组织”之一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尚未表态时就宣扬出去的。因此，1911年秋，李伯尔同取消派的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一位代表一道前往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的所在地布鲁塞尔（“ｚ城”），企图取得该委员会在决议上的签名，同时签订“三个最强大的组织的倡议书”。——9。

    [32]指召回派分子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9。

    [33]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高加索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派别中心。该委员会是在1908年2月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5名孟什维克和1名布尔什维克。

    委员会没有经过任何选举，也不顾各个党组织的意志，就任命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1912年该委员会参加了托洛茨基组织的反党的八月联盟。——9。

    [3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