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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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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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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3.9-1904.7
CC列宁全集第08卷1903.9-1904.7/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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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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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

    （1904年1月）

    《火星报》编辑部在第55号上谈到，中央和反对派“已经达成协议，要忘掉”我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中提到的事实。编辑部的这一声明是真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漂亮词汇来说）“遁词”。事实上，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正象中央驻国外代表在《火星报》第55号出版后立即出版的专页上公开声明的那样。而且也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这是每个认真读过我的信的人都很清楚的，因为反对派拒绝了中央提出的“真正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当然也包括忘掉应该忘掉的一切这个条件在内。当编辑部拒绝了和平，并在第53号上掀起了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战争时，难道他们就如此幼稚，竟指望对方缄口不谈关于官僚主义的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吗？

    编辑部非常不喜欢我把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归之于无谓争吵（Literatengezank——著作家的无谓争吵）。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要知道，对这个确实使人不愉快的事实喋喋不休地说些抱怨的话，并不能否定事实。

    我们想冒昧地向最尊敬的编辑部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人对于拼命责难专制制度、罗伯斯比尔式的制度和搞政变等等，只是觉得可笑，而另一些人对于别人心平气和地叙述事实和谈论实际上要求将军地位的人，却感到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确实感到是奇耻大辱，竟说起什么“意气用事”、“有损道德”、甚至“动机卑下〈这是从何说起？？〉”这样一些全然“没有意义”的话来了。我的朋友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是不是因为将军的“地位”比专制君主的地位“更卑下”呢？

    第二个问题。编辑部为何不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在很久以前，当它还属于反对派而事实上是“少数派”的时候）曾表示希望要忘掉某些事实呢？编辑部难道不懂得，希望“忘掉”原则分歧，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吗？

    请看，我亲爱的“政治对手们”，你们有多狼狈啊！你们谴责我，说我把原则争论降低为无谓争吵，你们本来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置于死地，然而，事与愿违，你们恰恰证实了我对你们的某些“分歧”的真实原因所作的论断。

    其次，由于处境狼狈，编辑部承认曾经有过无谓争吵，但他们却不肯向读者说明，在他们看来，原则分歧是从哪里结束，无谓争吵是从哪里开始的。编辑部避而不谈我在信中曾试图把这两件事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我在信中指出，原则分歧（远未严重到真正分手的地步）是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并由于火星派少数派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同非火星派分子接近而扩大。我还指出，关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言论，主要不过是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发生的那些无谓争吵的回声。

    编辑部大概不会同意这样划分“原则的”东西和“应该忘掉的”东西吧？那他们为什么不肯把自己“正确”划分这两件事的意见讲出来呢？这是不是因为，这两件事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划清界限（而且划不清界限）呢？

    根据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火星报》同一号即第55号上发表的小品文，读者可以想象得出，这样……模模糊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报成了一个什么样子。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接触到我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作了一些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根本不懂的什么“外层团体”的暗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忘了，我们对第1条进行了多么长久多么详细的争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反而编造了一种“理论”，说什么“出席代表大会的火星派多数派都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内部敌人进行斗争”。“由于这个使命”，对火星派多数派来说，“我们面临的正常任务就冲淡了〈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坚信这一点〉”。“进行正常工作的前景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摆在党的面前的是更加迫切的“制服内部敌人的战斗任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咒骂这个“官僚主义的[注：顺便提一下，请编辑部注意，我这本书是用“指定的标题”出版的。我是个坚定的集中主义者，我服从我们中央机关报的“原则”指示，它已在第55号上开辟了一个从“标题”的角度评论党的出版物的专栏（为了同形式主义作斗争）。]〈或机械的〉集中制”，这些“雅各宾式的”（！！？）计划，这些拿别人“当叛乱分子来镇压和处置”的“瓦解组织的分子”。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确切些说，为了说明这些谴责代表大会的多数派镇压（应该说是想象中的）叛乱的瓦解倾向和轻视正常工作的态度的论调的真实价值，我只需要向健忘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提醒一个（开头只提一个）小小的事实。1903年10月6日，经过多次向少数派分子讲明他们进行抵制活动的荒谬和瓦解性质之后，我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正式约请“叛乱”著作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包括在内）开始进行正常工作，并正式向他们申明，拒绝这个工作，无论从个人意气用事还是从某种意见分歧（为了阐述这些分歧，我们在我们的刊物上开辟了一定的篇幅）出发，都是愚蠢的。[注：见本卷第352—353页。——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忘了这回事。他忘了，他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断然拒绝。他忘了，在当时，在这早已成为过去的时期，他认为“正常工作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只是到了1903年11月26日才成了期待中的现实[73]。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不仅“忘了”这回事，而且希望把诸如此类的“意气用事”统统“忘掉”，——不是这样吗？

    向少数派指出，他们长年累月地瓦解党，抛弃正常工作，把中央的许许多多力量吸引到他们挑起的无谓争吵上去，——这是“意气用事”，是有损道德，是把两种倾向的斗争降低为无谓争吵。中央机关报不能登载这样的东西。

    而谴责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说他们竟敢把时间花到训诫“叛乱分子”上去，说他们通过跟（想象中的）瓦解组织的分子进行斗争来破坏党，——这才是原则分歧，《火星报》应该“腾出”篇幅专门登载这种分歧。不是这样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

    假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一下自己的周围，即使现在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说明“正常工作”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来说，也被推到了同样是期待中的，但还是不可预测的遥远未来吧？

    不，你们知道吧，你们最好还是根本不要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对正常工作的态度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提起例如某城一位工厂工人[74]在给我的下面一封信中谈到的事情：

    “亲爱的同志：

    近来，也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听说，中央委员会不是代表大会一致选出的，代表大会在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形成了所谓的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一切，就象一块很沉的石头压在我们头上一样，我们感到非常沉重，因为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出乎意料的新闻：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仅没有一个小组和会议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据我的记忆，各种出版物也都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不懂，代表大会以前，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那就必须承认，竭力要把党统一起来的那些同志，对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机构，心中无数。但后面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造成党的分裂的这个问题，已经清楚地表明，对党的机构是有看法的，而且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要隐瞒呢？这是一。第二，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党的机构可以保证党的正统方向呢，与此同时，我的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除了党的机构，党的领袖人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是正统的，党的方向也会是正统的，如果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那么党也会是机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样一些设想，也知道了党的领袖人选，我就毫不犹豫地表示主张在对党进行思想领导方面中央机关报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尤其是俄国的实际情况使我更加坚持这种主张。因为尽管中央委员会是正统的，但它在俄国，就不能保险不被破坏，从而不能保险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丧失正统性，因为继承人并不总是和他们的前人相象。在委员会做过一段工作的同志，谁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一个最好的委员会由于某一偶然原因而被一个糟糕的委员会代替，或者相反。中央机关报就完全不同了：它所处的条件不同（因为中央机关报将设在国外），它可以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因而也有可能为自己培养合格的继承人。但是，同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就是说，或者是中央机关报永远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或者是中央委员会永远比中央机关报占支配地位。我想，不能这样。比如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央机关报成员突然起了变化，从正统的变成了机会主义的，象德国的《前进报》那样；试问，那时，是不是还要它在思想领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呢？我们这些受过正统教育的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难道应该向他们妥协吗？不，那时，我们就应该剥夺他们的支配权，把它交给另一个机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是由于党的纪律或是其他——而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大家就都应该被叫作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叛徒。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问题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象有些同志做的那样。

    现在，我对目前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简直不能理解，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进行这个斗争是不对的。同志，请您说说！仅仅为了议论多数派和少数派而把全部力量用来奔走于各委员会之间，这是正常的吗？我真不懂。难道这个问题就这么重要，值得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并且为了这个而彼此怒目相对，视如仇敌吗？事实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假定一个委员会由一派选出，那另一派就不会有人参加进去，尽管他完全适合做这个工作，甚至可以说，即使工作需要他，没有他，工作会遭到很大损失，他也不参加。当然，我这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要进行斗争，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认为，这个斗争应该具有另一种性质，我们不要因为进行这个斗争而忘记我们的主要任务，即在群众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因为忘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削弱我们的党。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妥当：当我看到有人肆意践踏事业的利益、把它们全然置之脑后的时候，我就把所有这样的人叫作政治阴谋家。当你看到领导事业的人在干别的勾当，你会为这个事业而感到多么痛心和恐惧啊！看到这个，你会想到：难道我们党一定要为这些琐事长期分裂下去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同时进行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吗？既然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被重视，每个人都借口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不正确，借口中央委员会不中用等等，而各行其是，那还举行代表大会做什么呢？这样干的正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以前一直叫喊集中制，叫喊党的纪律等等的人，而他们现在好象又想表明，只有普通人需要纪律，他们这些上层人士是不需要的。他们大概忘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缺乏经验的同志起了多么可怕的腐蚀作用。现在在工人中间，已经又可以听到对知识分子只顾自己进行无谓争吵而忘记了工人这一点表示不满的呼声，现在已经有些比较性急的同志由于自己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而心灰意冷了。对工作进行集中统一的安排，在目前还完全是一句空话。现在只有希望将来一切会好起来。”

    载于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2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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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原来的孟什维克编辑增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一事。——106。

    [74]写这封信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工人尼·叶·维洛诺夫。列宁于1903年12月给他写了回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