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
FB
YB
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
RQ1905.10-1906.4
CC列宁全集第12卷1905.10-1906.4/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12
XH047
TY
GJ列宁/列宁全集
ML
ZW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70]

    （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

    1
    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决议案

    代表大会责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出报告，从中应该可以看出党组织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确定党员资格时所采用的标准是什么。

    2
    在第二次会议上就提交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书面声明进行记名投票一事所作的发言[171]

    （1）

    我同意施米特同志的提案，并建议所有愿意支持这一提案的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2）

    拉林同志的提案无非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最粗暴的嘲弄……

    我再说一遍，这是对代表大会上少数派的权利的粗暴的嘲弄，是企图把议事规程上对少数派的权利所作的保证一笔勾销。

    3
    在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列宁反对唐恩的意见[172]，并主张必须就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进行讨论，主张把民族问题列入议程。

    4
    关于议程草案第8条条文的建议

    第8条：“对于为波兰召开特别立宪会议的态度”要加上如下的字样：“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

    5
    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173]

    我提出两个基本论点：（1）农民永远不会要地方公有；（2）如果没有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十分巩固的人民专制制度，没有官员民选制度，地方公有是有害的。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两个基本论点，我要先谈几个比较主要的反对国有化的意见。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的也是这种最主要的反对国有化的意见。我把普列沃诺夫同志的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了，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拥护国有化。”这是错误的。我敢断定，如果我国真正实行了农民革命，如果随着这个革命而来的政治变革最终导致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普列汉诺夫同志就会承认拥护国有化是可能的了；如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我们俄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共和制度，那么不仅整个俄国的，而且整个国际的运动的形势都会推动我们实行国有化的。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实现，那么地方公有也是空谈；那时地方公有实行起来恐怕只能成为新式的赎买。约翰同志用的术语是转让，而不是没收，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选择这个术语不是偶然的。其实这个术语就是立宪民主党的，它怎么解释都行，它同立宪民主党人所筹划的赎买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再往下谈。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防止复辟的保证在哪里呢？我不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同我们所分析的纲领有什么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应当给它一个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答复。如果说的是防止复辟的真正的、完全切合实际的经济保证，即能够创造防止复辟的经济条件的保证，那么应该说：防止复辟的唯一的保证是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地方公有、分配土地等），复辟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我想这样来表述这个论点：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地主、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在这方面不应该忽视，欧洲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决不是在俄国革命所处的那种国际环境下发生的。18世纪末叶的法国是处在封建和半封建国家的包围之中。然而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20世纪的俄国的周围，则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本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已经全副武装起来就要同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搏斗。既然象沙皇10月17日在俄国许诺自由这种区区小事，都能大大推动西欧无产阶级的运动，既然一听到彼得堡发出的关于臭名昭著的立宪宣言的电讯，就能使奥地利的工人立刻走上街头，使奥地利许多大工业城市发生多起游行示威和武装冲突，那就可以想象，如果从俄国传去的消息不是口头上的自由许诺，而是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革命农民的彻底胜利，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也就是说，如果指的是防止复辟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证，那就应该这样说：只有尽可能坚决地进行革命，由革命的阶级直接进行革命，尽量少让中间分子、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插手，使革命真正进行到底，才是防止复辟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保证；而我的草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供防止复辟的保证。

    在我的草案里，农民委员会是作为直接推动农民革命运动的杠杆，作为农民革命运动最理想的形式提出来的。农民委员会，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号召农民自己立刻直接地用最坚决的手段来对付官僚和地主。农民委员会，这就是号召受农奴制残余和警察制度压迫的人民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用平民方式”来对付这些残余[174]。实行官员民选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这种提法使普列汉诺夫同志想起了令他本人、当然也令我们大家很不愉快的无政府主义。但是官员民选会使人联想起无政府主义，这是十分奇怪的；在目前这个时期，官员民选问题会引起或者已经引起随便哪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恐怕只有伯恩施坦例外）的嘲笑，也是十分奇怪的。我们现在经历的正是官员民选这个口号具有最直接的、重大的实际意义的时期。我们在农民群众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宣传和鼓动，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宣传、传播和阐明这个口号。宣传农民革命，比较认真地谈论土地革命，而不同时说到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不附带地说到实行官员民选，那是十分矛盾的。根据这一点就谴责别人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只能使我想到德国的那些伯恩施坦分子，他们在不久以前同考茨基争论时，就谴责他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告诉农民：如果你们想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就必须把政治革命也进行到底；没有彻底的政治革命，就根本不会有土地革命或者不会有比较巩固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革命，如果不实行官员民选，那么我国不是会发生农民骚乱，就是会实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在我国不会有值得普列汉诺夫用“农民革命”这样有分量的字眼称呼的东西。我们再往下谈。普列汉诺夫说，地方公有会给阶级斗争提供广阔的场所；我尽量用他的原话把他的这个论断表达出来，不过我必须明确地表明，这个论断是根本错误的；它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都是错误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土地的地方公有提供的阶级斗争场所，无疑要比全国、比土地国有化提供的要狭小。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土地国有化会无条件地为阶级斗争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提供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唯一想象得到的最广阔的场所。国有化意味着消灭绝对地租，降低粮食价格，保证资本有最大限度的竞争的自由和渗入农业的自由。地方公有则相反，它缩小全国的阶级斗争，不肃清一切农业生产关系中的绝对地租，用局部的要求来取代我们的总的要求；地方公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掩盖阶级斗争的。从这个观点看来，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问题只能在一个方面得到解决。从这个观点看来，地方公有是绝对经不起批评的。实行地方公有就是缩小和掩盖阶级斗争。

    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涉及夺取政权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在我的土地纲领草案中看出有夺取政权的思想，我应该说，在我的土地纲领草案中的确有由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思想[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不过把这种思想归结为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民意党人传播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较为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当时，夺取政权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空谈，而不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步骤。现在，在经过了1905年10月、11月、12月以后，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半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民群众向世界展示了早已看不到的革命运动形式以后，在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在莫斯科、南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爆发以后，再把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归结为民意主义，就等于落后了整整25年，就等于从俄国历史中勾销了一个完整的重大时期。普列汉诺夫说：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但是害怕革命农民夺取政权，也正是害怕土地革命。如果土地革命的胜利不是以革命人民夺取政权为前提，土地革命就是空谈。如果没有革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条件，那就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农民骚乱或者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为了结束关于这一条的探讨，我只提醒大家一件事，就连刊载在《党内消息报》[175]第2号上的少数派同志的决议也说过，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从政府手中争取政权。

    “人民的创造性”这个说法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好象是没有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记得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有过这样的说法，这使他想起了民意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老相识。我觉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回忆又落后了25年。请回想一下1905年最后一个季度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吧：罢工，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义、农民委员会、铁路委员会等等，这一切正好说明人民的运动已经转向起义的形式，这一切都显示出革命政权机关的明显的萌芽，我的关于人民的创造性的说法是有十分明确具体的内容的。它所指的正是俄国革命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它所描述的正是这种不仅反对旧政权而且利用革命政权来进行斗争的斗争方法，是俄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轰轰烈烈的10月和12月的日子里初次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的革命被葬送了，那么农民和工人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也就被葬送了；如果你们所说的农民革命不是空谈，如果我国将要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土地革命，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看到10月和12月事变以空前壮阔的规模重演。这种不是知识分子的，不是密谋家集团的，而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政权，在俄国已经有过了，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实际上已经存在过了。然而由于反动派得势，这个革命政权被摧毁了，但是只要我们有确实的根据坚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那么我们也必然会期望新的、更坚决的、同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系更紧密的革命政权机关的高潮、发展和胜利的到来。可见，普列汉诺夫运用“民意主义”这个陈腐、可笑的吓唬人的字眼，无非是为了回避对10月和12月的运动形式进行分析而已。

    最后，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我的纲领的灵活性和稳妥性的问题。我认为，我的土地纲领在这方面同其他的纲领比较起来是最令人满意的。如果革命事业进行得不顺利，那么怎么办？如果我的草案中所提出的一切“如果”都不能实现，因此谈不上把我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该怎么办？那时毫无疑问，是应该考虑到现有的农民经济和农民的土地使用制的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把象租佃这样一种最重要的现象当作论据。要知道，既然谈到革命事业可能进行得不顺利，革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考虑到这种现象的现实性和不可排除性。我的纲领考虑到这种不顺利的情况，考虑到各种据说是空想的“如果”不能成立的情况，因此这个纲领要比马斯洛夫同志的纲领更全面地、更准确地、更冷静得多地规定了党的任务。因此，我的纲领既提出了适合目前农民经济和农民土地使用制条件的口号，也提出了适合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好远景的口号。约翰同志想说点俏皮话，他说我的纲领里的纲领太多了，说我的纲领里既有没收，又有租佃，这是互相矛盾的；这句话一点都不俏皮，因为没收地主土地并不排斥农民的土地也有租佃的情况。因此，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他的十分精彩的论据来反对我，也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起草一个纲领是并不困难的，说这样的纲领任何人都写得出来。你现在写一个正好是不会有最好条件情况下的纲领吧。为了回答这个论据，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谈论没收地主土地、谈论象租佃这样的问题的纲领，正是考虑到了我国革命可能有的最坏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我的纲领是十分清醒的，非常周密的，至于约翰同志，他的草案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最坏的条件，也就是没有提到缺乏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制度的条件，他向我们提出的只是地方公有，要知道，如果不实行官员民选制度，如果不取消常备军等等，地方公有也象国有一样是危险的，甚至是更加危险的。因此，我坚持提出那些受到普列汉诺夫无理指责的“如果”。

    总之，农民不会接受地方公有。卡尔特韦洛夫同志说，高加索的农民是完全同意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见的，不过同时他们还问：他们是不是有权出卖自己分到的或者由于实行社会化而得到的土地。卡尔特韦洛夫同志，你说得很对！你的观察是完全符合一般农民的利益的，是同农民对自己利益的理解一致的，正因为农民是从他们是不是有权出卖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这个角度来看待一切土地改革的，所以农民一定会无条件地反对地方公有，反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直到现在，农民还是把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官混为一谈，理由十分深刻，比嘲笑农民愚昧无知的高贵的立宪民主党的法学教授们所想象的还要深刻得多。因此，在谈到地方公有以前，必须、绝对必须谈到官员民选制度。目前，在这个民主要求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只一般地提没收或者分配土地是恰当的。因此，为了简化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我采取了如下做法：既然波里索夫同志的纲领同我的纲领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它是以分配土地而不是以国有化为基础的，那我就撤销我的纲领，并请代表大会就分配土地或者地方公有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你们否决分配土地，或者确切些说，“当”你们否决分配土地的“时候”，我当然要完全撤销我的草案，因为它根本没有希望通过；如果你们通过分配土地，那么我就要提出我的整个的纲领，作为对波里索夫同志的草案的修正案。有人说似乎我强迫农民接受国有化，为了回答这种指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在我的纲领的“Ａ方案”中，专门提到要避免强迫农民去做任何违反他们意愿的事情的思想。因此，在最初表决的时候，以波里索夫的草案代替我的草案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会帮助我们更容易弄清楚代表大会的真正的意志。依我看，地方公有既是错误的又是有害的；分配土地虽然错误，但无害处。

    我简单地谈一谈这种差别。“分配派”正确地说明了事实，但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关于旧唯物主义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农民说：“土地是上帝的，土地是人民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分配派”向我们解释说，农民这样说是不自觉的，他们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分配派”说，农民真正的愿望完全和仅仅在于增加自己的土地，扩大小农经济，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同“分配派”的分歧在这里并没有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不管农民这些说法在经济上怎样没有根据，或者空洞，我们还是应当抓住这些说法来进行宣传。你是说土地应该由大家使用吗？你愿意把土地交给人民吗？好极了，但是把土地交给人民意味着什么呢？谁来掌管人民的财产和人民的产业呢？官吏，特列波夫之流。你愿意把土地交给特列波夫和官吏吗？不，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他不愿意把土地交给他们。你愿意把土地交给将来可能钻到地方自治机关里去的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吗？不，农民一定不愿意把土地交给这班老爷。因此，我们就要向农民说明，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必须实行一切官员统统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度。因此，我提出的以实现完全的民主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草案，正好给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它明确而具体地向他们说明，对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分析应当成为政治宣传、特别是关于实行共和制的宣传的基础。例如，农民米申，被斯塔夫罗波尔的农民选为杜马代表，他带来了复选人的委托书，委托书的全文已经刊载在《俄罗斯国家报》上。[176]这个委托书要求撤销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吏，修建粮仓，把全部土地交给公家。把全部土地交给公家的要求，毫无疑问是一种反动的偏见，因为今天的俄国和明天的立宪的俄国的公家是警察和军人专制的公家，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要求当作有害的偏见简单地抛弃了事，我们应该“抓住”它，向米申这类人士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应该告诉米申这类人士，把土地交给公家的要求虽然很糟糕，却反映了一种十分重要而且对农民有利的思想。只有国家成了完全民主的共和国，只有彻底实行了官员民选制度、取消了常备军等等，把土地交给公家才可能对农民很有利，并且一定会很有利。我正是根据这一切理由才认为：如果你们否决国有化，那么势必会使我们的实际工作人员、宣传员和鼓动员重犯1903年我们错误的归还割地的纲领引起的那些错误。当时人们对我们关于割地的理解比这个条文的作者所理解的还要狭窄，现在否定国有化而用分配土地代替这个要求（更不用说荒唐透顶的地方公有了），同样势必会使我们的实际工作人员、宣传员和鼓动员去犯那么多的错误，以致我们很快就要后悔我们通过了一个实行“分配土地”或者地方公有的纲领。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两个基本论点来结束我的发言：第一，农民永远不会要地方公有；第二，如果没有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官员民选制度，地方公有是有害的。

    6
    关于记录须由代表大会批准的声明

    全部记录必须由代表大会批准。因此秘书整理的记录才是正式的记录。速记只记录个别的发言。

    7
    在第十五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

    我们的决议案第1页就谈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177]，正数第27行，

    8
    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问题的总结发言

    我尽量指出最本质的东西。普季岑同志使我想起了一句谚语：寻找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己送上门来。他问：布尔什维克凭什么认为现在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破坏法律等等呢？普季岑同志，请摘掉你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眼镜吧！你认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议会斗争。请看看失业工人的运动、军队中的运动、农民运动。运动的主要形式不在杜马里面，杜马只能起间接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如果黑格尔听到我引用了他的话，躺在棺材里也会翻两次身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说这话是在普季岑同志之前，他的话现在也是针对普季岑同志的。普季岑同志崇拜暂时的东西，他仅仅指出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指出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在这些现象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这些现象。在普季岑同志看来，关于首脑和尾巴、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或者尾巴作用的发言只是咬文嚼字。孟什维克的基本错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孟什维克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他们拿雅各宾派分子为例，说这些人原是天真的君主派[178]，后来却成了共和派。但是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天真的君主派，而是自觉的君主派。孟什维克把这一点忘记了。


    严厉的列昂诺夫同志说：请看“布尔什维克”在大谈革命的人民。然而“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中也大谈这个问题。列昂诺夫同志引用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一句话：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高政治形式。列昂诺夫同志本来应该继续往下引用的。如果这样，他就会看到：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在目前形势的强 迫下接受的，分裂成两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179]）的资产阶级的确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才容忍共和国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8—89页。——编者注]

    唐恩说“布尔什维克”忽视政治组织的作用。这说得不对。不过一般地谈组织的作用倒会成为陈词滥调。问题在于现在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指出我们要把政治组织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孟什维克”从革命高潮的前提出发，然而他们所建议的行动方式却不是与革命高潮相适应，而是与革命低潮相适应。这样，他们就帮助了对10—12月时期大肆诽谤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谈到了爆发。请你们把这个名词加进决议里。既然如此，当前运动的形式如国家杜马选举等，就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运动形式。

    唐恩同志说：“少数派”的口号已经证实是正确的，他用革命自治，用工人代表苏维埃来证明。不过请看一看普列汉诺夫的《日志》杂志第5期吧。他在这期杂志里写道，革命自治“把人弄得糊里糊涂”。不过，这个口号是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弄得糊里糊涂呢？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个口号。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有缺陷的。这个口号是不彻底的，这个口号不是有把握取得革命胜利的口号。用工人代表苏维埃作论据不合适。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还没有谈到。

    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他对10月里出现过的各种运动形式完全没有进行分析。他说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最好的、必要的。但是他不用心分析一下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什么。它是什么呢？是革命自治机关还是萌芽的政权机关呢？我肯定地说这是通过革命政权来进行的斗争，这个论点是驳不倒的。这才是，也只有这才是10—12月的斗争形式不同于目前斗争形式的特点；我们不能强制地采取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

    普列汉诺夫说，伯恩施坦受到称赞是由于他的理论，因为他放弃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我受到称赞是由于我的策略。情况并不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瓦尔沙夫斯基同志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说法作了公正的回答，他说伯恩施坦受到称赞是由于策略，因为他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拼命缓和矛盾。伯恩施坦曾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缓和社会矛盾。普列汉诺夫现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炽烈的时候缓和政治矛盾。立宪民主党人就是为了这个才称赞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我们不反对夺取政权，但是我们所拥护的是象在国民公会[180]时那样夺取政权，而不是密谋家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同志们，请把这一点也写到你们的决议里吧。反对列宁主义，咒骂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阴谋家吧，你们不论干什么都行，我毫不在乎，只要你们提出象国民公会那样夺取政权的条文，我们就用双手在这个决议上签字。不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要记住，如果你真的把这一条写进去，请相信我吧，立宪民主党人就不会再称赞你了。

    9
    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181]

    鉴于：

    （1）12月11日的选举法和选举的实际条件使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无法参加选举，无法提出和独立地选出真正有党性的候选人；

    （2）经验表明，由于这个原因，工人参加选举的实际作用势必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这样的后果：由于同立宪民主党人或其他资产阶级集团达成协议而使无产阶级严格的阶级立场变得模糊不清；

    （3）只有采取完全的、彻底的抵制，社会民主党才有可能坚持“用革命的方式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使立宪民主党对国家杜马负全部责任，防止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派或革命民主派受到立宪幻想的沾染；

    （4）现在已经看得出，（主要）由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国家杜马无论如何不能负起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使命，只能间接地促进更广泛更深刻的新的革命危机的发展，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抵制国家杜马和国家杜马选举的各个党组织是做得正确的；

    （2）在目前政治条件下，在杜马中不存在真正有党性的和能代表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条件下，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企图不可能取得重大效果，反而会降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让党替处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十分有害的那些议员负责；

    （3）由于上述一切，目前过不具备可以使我党走上议会道路的条件；

    （4）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国家杜马，利用杜马同政府之间的冲突或者杜马内部的冲突，同杜马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特别关注农民革命民主派分子，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他们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行，准备在革命总危机十分尖锐的时候（这可能是由杜马危机引起的），号召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进攻；

    （5）鉴于政府可能解散国家杜马并且召集由新成员组成的国家杜马，代表大会决定：在新的选举运动期间，不允许与立宪民主党以及类似的非革命分子成立联盟和达成协议；至于我们党是不是有可能参加新的选举运动的问题，将由俄国社会民主党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10
    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副报告

    同志们！我不准备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念给你们听了，因为这个决议你们大家一定都知道了。（由于到会代表的要求，报告人还是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原文又念了一遍。）如果把这个决议同孟什维克的决议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出有以下四个主要不同点，或者说孟什维克的决议有四个主要缺点。

    （1）孟什维克的决议没有对选举作出估计，没有对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经验的客观效果作出估计。

    （2）这个决议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国家杜马的轻率的或者说（如果说得委婉些）乐观的态度。

    （3）决议没有根据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各个派别或政党的策略把它们明显地区别开来。

    （4）你们的决议决定成立议会党团，而你们的这一措施却是在对无产阶级政党根本不会有任何利益的时候和条件下采取的。

    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我们之间的真正的分歧，而不是咬文嚼字或者吹毛求疵，那么真正的分歧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四点。

    如果我们不是笼统地根据关于议会斗争的一般言论，而是根据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关系作出自己的结论，那么对选举方面的经验的估计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的确，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提出过一个十分肯定的论断：参加选举实际上意味着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参加选举而不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是不可能的。你们是不是认真分析过这个论断呢？你们是不是根据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实际材料分析过真实情况呢？绝对没有。阿克雪里罗得对问题的前半部分根本避而不谈，对后半部分却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断。他起先用十分鄙视的语调批评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的一般联盟。他后来又说对这样的联盟并不反对，不过，这里所说的联盟当然不是过去那种“私下勾结”和暗地达成协议，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有目共睹的光明磊落的措施。阿克雪里罗得的后面这个“论断”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空想，即由立宪幻想而产生的真正“天真的愿望”的绝妙典型。我国实际上没有宪法，没有我们公开发表言论的基础，只有杜巴索夫的“立宪制度”。阿克雪里罗得的幻想始终是空虚的幻想，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一定会从默许的或签字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议中得到实际的好处。

    当人们谈论我们从选举中“自我排斥”的时候，总是忘记，实际上正是政治条件而不是我们的意志排斥了我们党，排斥了我们党创办报纸和参加集会，排斥了优秀的党员被提名为候选人。如果没有上述一切条件，议会制度与其说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工具，倒不如说是空洞可怜的玩具；因为这是天真地谈论“纯洁的”、“理想的”议会制度，而不是实际情况下的议会制度。

    当人们谈论选举的时候，常常忘记，在杜巴索夫立宪制度的基础上实际展开斗争的是两个力量强大的“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立宪民主党人说得对，他们对选举人说，任何分散选票、任何提出“第三种”候选人的做法都只会使黑帮分子获胜。以莫斯科为例：假定古契柯夫能得到900张选票，立宪民主党人能得到130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只要能得到401张选票，黑帮分子就会获得胜利了。可见立宪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的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了争取工人参加选举，给了莫斯科的工人一个国家杜马的议席），而你们孟什维克的了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空洞的、无谓的幻想。要么干脆不接受议会制，也不发表空泛的议论，要么就认真对待。否则就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立场。

    第二点。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的发言中特别举出了一些我已指出过的决议的缺点。在决议中谈到要把杜马变成革命的工具。你们只从政府对我们施加压力、政府压制革命的角度考察杜马。我们认为国家杜马是一定的阶级的代表机关，是由一定的党派组成的机关。你们的意见是根本不正确的、不完全的、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你们没有从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成分来考虑杜马的内部结构。你们说政府要扼杀革命，你们忘记了再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人也暴露出十分渴望扑灭革命的意图。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不可能不反映出立宪民主党的特性。法兰克福议会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这个代表机关在革命时代曾经明显地暴露出渴望扑灭革命的意图（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目光短浅和法兰克福空谈家的怯懦），这个事例你们完全忽略了。

    在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中，援引“沙皇承认和法律确认的政权”的说法，是根本不妥当的。杜马实际上不是政权。援引法律不能肯定，只会削弱你们的全部论据和来自这个决议的你们的全部鼓动口号。维特最喜欢援引“法律”和“沙皇的意志”，目的是使杜马安于给它划定的那点可笑的职权范围，丝毫不敢超越。援引沙皇和法律作依据，这种做法的受益者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俄罗斯国家报》。

    现在来谈第三点。决议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明确地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特点，没有揭露他们的全部策略，没有把立宪民主党人同农民民主派和革命民主派区别开来。这个错误也同上述一切错误有密切的联系。要知道，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才是左右本届杜马的人。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不止一次地暴露出对“人民自由”的背叛。善良的空谈家沃多沃佐夫想表现得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点，他在选举之后提醒立宪民主党人要信守自己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的诺言，然而在这个时候，《言语报》以一种“霸道的”腔调粗暴地、下流而又粗暴地回答了沃多沃佐夫，说它不用别人多嘴出主意。

    在关于有人企图削弱革命的问题上，你们的决议也是极其错误的。正象我已经说过的，不仅政府有削弱革命的意图，而且目前正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出头露面大喊大叫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分子也有削弱革命的意图。

    你们的决议说，杜马希望依靠人民。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此也不能算是正确的。什么是国家杜马呢？我们能只限于泛泛地谈论这种机关，而不对那些真正决定这个机关的内容和意义的那些阶级和政党进行分析吗？希望依靠人民的是什么样的杜马？不是十月党人的杜马，因为十月党人根本不希望依靠人民。也不是农民的杜马，因为农民代表已经是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用不着“希望依靠人民”。可见，希望依靠人民的恰恰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的特点。但是希望依靠人民和害怕人民的革命独立性都同样是立宪民主党人固有的特点。你们的决议指出问题的一个方面，避而不谈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样就是散布不仅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观念。避而不谈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关于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是强调这一方面的），就其客观作用来说，就是撒谎。

    不行，规定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而不谈立宪民主党人，放弃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只从农民民主派和革命民主派身上寻找支持，而不应当从那些企图缓和目前政治矛盾的人身上寻找支持。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成立议会党团的建议。社会民主党使用新武器即“议会制”，必须十分慎重，这一点连孟什维克也不敢否认。他们完全准备“在原则上”承认这一点。但是现在问题根本不在于原则上的承认，问题在于对具体条件进行正确的估计。如果实际条件使“原则上的”承认必须慎重变成了天真的空洞的幻想，那么这种承认也就毫无意义了。例如，高加索人关于独立选举、关于纯粹是党的候选人、关于他们否定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问题讲得很好听。但是同时就有一个高加索人对我说，在梯弗利斯，在孟什维克的高加索的这个中心，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也许会当选，也许不免要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当选，那么这些好听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将来还象现在这样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党内消息报》对付无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那么我们的广泛地、公开地向群众发表谈话的愿望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请你们注意，有些最乐观的社会民主党人指望只经过农民选民团选出自己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他们想在工人政党的实践中，恰恰不是同工人选民团，而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半社会革命党人的选民团一起“开始议会斗争”。请你们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产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还是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11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182]

    我没有说过梯弗利斯人决定选派阿尔古京斯基。我说过有人认为阿尔古京斯基大概会获胜，而且，也许不免要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

    对鲁登科的发言提出事实更正。我没有说过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将扑灭革命。我说过，立宪民主党人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将力图压制革命。

    12
    为维护穆拉托夫（莫罗佐夫）关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问题的修正案作的发言[183]

    穆拉托夫同志要我最后讲几句话。有人认为穆拉托夫同志在敲敞开的大门，这个说法完全错了。相反，正是他打开了大门。穆拉托夫同志的修正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代表大会承认了与很多地方的工人所支持的策略不同的另一种策略；如果要组织杜马党团，必须不发生尖锐的冲突，必须问问工人们，他们愿意不愿意在杜马里面有不是经他们选举出来的人当代表。

    13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的组成问题的个人意见

    （1）

    在否决斯托多林的修正案的时候，我发现有人甚至离开了议会斗争的各项原则，因此我要就这个问题提出我个人的意见。

    （2）

    根据已经提出的声明，我再谈一谈我对斯托多林的修正案问题的个人意见。

    斯托多林同志在他的修正案中建议：只允许这样的党员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的议会小组：他不仅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不仅服从全党和他所在的党组织，而且是由他所在的党组织（即有关的党组织）提名为候选人的。

    由此可见，斯托多林同志希望我们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斗争方面一开始就只受有关党组织的直接委托和以它们的名义进行工作。议会小组的成员仅仅是党的一个组织的党员，是不够的。在俄国的条件下，这还不能排除发生最不好的冒险行为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党组织不能对自己的党员实行公开的、人人都能看到的监督。因此，我们在议会斗争方面一开始就采取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根据经验规定的种种预防措施，是十分重要的。西欧的党，特别是它们的左派，甚至坚决要求由地方党组织提出并经党中央同意才能推荐议会的候选人。欧洲的革命社会民主党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要求对议会议员进行三方面的监督：第一，全党对所有党员的监督；第二，那些应当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议会候选人的地方组织的特别监督；第三，全党中央的专门监督，党中央不受地方影响和地方特点的限制，应当注意到只提出能满足全党的要求和一般政治要求的人为议会候选人。

    代表大会否决了斯托多林同志的修正案，否决了只有党组织直接提名为议会候选人的人才能参加议会党团的要求，这就暴露出它在议会策略上远不及西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慎重。其实未必会有人怀疑，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公开发动的条件十分困难，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比西欧革命社会民主党据据经验规定的更要慎重得多的方法。

    14
    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

    我们声明，把在重要问题上采取记名投票的做法称为“损害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威信的宣传鼓动材料”——这就是不了解代表大会的作用，或者是狭隘的派性表现。

    15
    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发言

    不久前有一个同志指出，我们在收集反对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宣传鼓动材料。我当时就回答说，把记名投票说成是收集反对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材料，是十分荒谬的。任何一个不满意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人总会进行鼓动来反对这些决议的。[184]沃罗比约夫同志说，“孟什维克”不能同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党内工作。我很高兴，正是沃罗比约夫同志是第一个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如果说他的发言是“宣传鼓动材料”，我是深信不疑的。不过，更重要的当然是关于原则问题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会有比你们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更好的反对本届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材料。[185]

    普列汉诺夫说，必须冷静地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这句话是万分正确的。不过，冷静的讨论并不表现为在代表大会之前和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争论，而表现为应该讨论的决议具有真正冷静的切合实际的内容。正是从这方面比较两个决议，是特别有好处的。我们不喜欢的不是“孟什维克”的决议中的争论（普列汉诺夫对文特尔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理解得十分不正确），我们不喜欢的不是争论，而是贯穿在“孟什维克”的决议中的对细枝末节的争论。就拿对过去经验的估计，拿无产阶级运动的有觉悟的表达者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批评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批评和“争论”是必要的，不过批评必须是公开的、直接的、明显的和清楚的，而不是吹毛求疵、恶意中伤或咬文嚼字的讽刺挖苦。所以我们的决议在科学地总结最近一年的工作的同时，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和平罢工是“浪费力量”，和平罢工过时了。现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起义，罢工是斗争的辅助形式，再拿“孟什维克”的决议来说吧。大家看到的不是进行冷静的讨论，不是总结经验，不是研究罢工和起义的相互关系，而是悄悄地、一点一点悄悄地否定十二月起义。普列汉诺夫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观点，完全贯穿在你们的整个决议中（尽管大多数俄国的“孟什维克”声明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切列万宁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绝妙地暴露了自己，他要维护“孟什维克”的决议，就必定要把十二月起义看成是“绝望”的表现，是证明武装斗争根本不可能的一场起义。

    正象大家都知道的，考茨基发表了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俄国的十二月起义迫使我们“修改”恩格斯的关于没有可能进行街垒战的观点，认为十二月起义是新的战术的开端。不言而喻，卡·考茨基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孟什维克”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既然我们要重视“冷静的”讨论和严肃的而不是纠缠于细节的批评，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决议中把“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意见直接地、明白地表达出来，在决议中偷偷地塞进这种观点，不把它公开写出来，是不能允许的。对过去的经验不作任何批评，就一点一点悄悄地否定十二月起义，这就是你们决议的一大基本缺点。你们决议的这个缺点为反对那个实质上倾向于阿基莫夫同志观点，但只不过是把其中过于露骨的地方掩盖起来的决议提供了重要的宣传鼓动材料。[186]

    你们决议的第1条也有同样的缺点。这一条一开始就说些空话，因为“死顽固”是一切反动政府的特点，但是仅仅从这一点还决不能得出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争取政权”也就是“夺取政权”，可笑的是反对第二种提法的人采取了第一种提法。这样他们就暴露了他们反对民意党思想等等的言论是空洞的。普列汉诺夫建议不提“争取政权”，而提“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是尤其不妥当，因为这已经是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条文了。我再重复一遍，重要的是你们的决议不是在研究和估计过去的经验和说明运动发展情形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而是在过去和现在根本不能证实的笼统词句的基础上，解决“争取政权”和武装起义的问题。[187]

    16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88]

    我要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向它的新成员表示祝贺，并且希望这次统一成为今后顺利进行斗争的最好保证，我认为，我以此表达了整个代表大会的意愿。

    17
    在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书面声明

    （1）

    说我“支持”沃罗比约夫同志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的论断，这与事实不符。我决没有“支持过”这种论断，我决没有同意过这种观点。我是说：“我很高兴，沃罗比约夫同志是第一个谈到这个问题的人”。这句话的用意纯粹是讽刺，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胜利者第一个谈到分裂，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软弱而已。[注：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

    （2）

    我建议在同崩得合并的章程中加上如下的说明：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在崩得批准这个章程之后立即实行。

    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载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55—394页

    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89]

    （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

    同志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了。分裂现象已不复存在。不仅从前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在组织上已完全合并，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也统一起来了，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签订了统一协议，并且也预先决定同犹太社会民主党即“崩得”实行统一。这些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重大的，从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它的意义的确显得更为重大。

    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整个命运，看来将在最近期间决定。领导城乡广大贫苦群众的无产阶级，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走在革命的前头。由于声势浩大的人民斗争的决定性事变即将到来，俄国全境即俄国各民族的觉悟的无产阶级采取统一的实际行动，就显得更重要了。在目前所处的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而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思想斗争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

    伟大的俄国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的前夜。资产阶级俄国的所有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争取到纸上的宪法。一部分资产阶级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并且离开了革命。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虽然愿意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希望走上“立宪”斗争的道路，并用这种希望来欺骗自己，硬要把动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胜利看成人民自由的重大胜利。

    广大农民群众奋不顾身地反对老朽的农奴制俄国，反对官僚专权和地主奴役，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方面，但是还远远不是十分自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民主派的觉悟也很低。只有在10月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战斗的、在12月为捍卫自由而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才是始终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正在聚集新的力量，自觉地准备投入新的、更大的战斗。

    沙皇政府厚颜无耻地公开玩弄立宪把戏。它维护自己的旧政权；继续并且加紧迫害争取自由的战士；它显然是想把杜马变成清谈馆——遮掩专制制度的屏风，欺骗人民的工具。这个策略能不能成功，将在最近期间决定，将由目前日益成熟的新的革命爆发的结局来决定。

    如果全俄国的无产阶级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善于把一切真正革命的、能够进行斗争而不搞妥协的人民阶层发动起来，如果它能够很好地进行战斗准备，正确地选择为争取自由而进行决战的时机，那么，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那么，沙皇就玩弄不成他那套嘲弄人的立宪把戏；资产阶级和专制制度就勾结不起来；俄国革命就不会象西欧19世纪的革命那样，成为没有完成的、半途而废的、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没有多大好处的革命。这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人民起义的彻底胜利一定会把资产阶级俄国从一切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且可能开辟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社会民主党要想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应当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估计到新的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我们应当毫不留情地揭露由政府和以自由主义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号召革命的农民团结起来，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我们应当向广大群众说明第一次十二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新的起义的必然性，因为只有新的起义才能真正夺取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权，真正把政权转交给人民。以上就是在当前历史时期内我们策略的基本任务。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隐讳如下一件事实，就是说，我们深信，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对于这些任务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代表大会的三项重要决议就明显地暴露了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前“孟什维克”派的错误观点。

    代表大会在土地纲领中原则上通过了“地方公有”。所谓地方公有，就是份地为农民所有，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的地主土地由农民租佃。实质上，就是介乎真正的土地革命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之间的折中办法。农民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纲领的。农民的要求是：或者直接分配土地，或者把全部土地转归人民所有。只有在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在实行官员民选制的共和制度下，地方公有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改革。我们曾向代表大会建议，至少应当把地方公有同以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没有这些条件的地方公有，只不过是自由派官僚的改良而已，它给农民的完全不是农民所需要的；同时使地方自治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分子得到新的力量和新的权势，实际上使全部土地分配权操在他们手中。我们应当向广大工农群众说明这个问题。

    代表大会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中认为，在这届杜马中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是适宜的。代表大会不愿意考虑如下事实：俄国十分之九的觉悟工人（其中包括波兰、拉脱维亚、犹太的一切社会民主主义无产者）都主张抵制这届杜马。代表大会拒绝了以在群众中进行真正广泛的宣传鼓动作为参加选举的先决条件的建议。代表大会拒绝了关于只有由工人组织提名为国家杜马候选人的人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成员的建议。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甚至不拿欧洲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所创造的种种保障来捍卫党，就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认为利用议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在目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可不可以参加象我国杜马这样的“议会”？如果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不是由工人组织选出的，那么可不可以成立议会党团？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的。

    代表大会拒绝了把反对立宪把戏、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当作党的任务之一的建议。代表大会没有说明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立宪民主”党的两重性，“立宪民主”党急切地想同专制制度妥协，想削弱革命和制止革命。那个在专制制度和人民自由之间搞妥协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暂时的和表面的胜利给代表大会的印象太深了。

    代表大会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同样没有提到必须提出的东西，例如直接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明确估计1905年10—12月的经验，哪怕试图研究一下罢工与起义的关系也好；在决议中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闪烁其词地回避武装起义。代表大会并没有公开地、明确地向工人阶级说明十二月起义是一个错误，而是隐晦地指责了十二月起义。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明确。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反对抵制中央委员会，并且珍惜合作；我们同意选派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只占极少数。我们深信，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

    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只是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权限问题有分歧意见。我们坚持中央委员会有权任命和撤换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190]。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切实遵守这些组织原则，诚恳地和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些组织原则，就能保证党不发生分裂，保证党内思想斗争能够而且应当同严格的组织上的统一，同大家服从共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

    我们号召一切同我们思想一致的人，都能做到这种服从，并且进行这种思想斗争。我们请全体党员慎重地评价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革命教导我们，我们也深信，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统一，使我们党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总解决的时刻不致犯严重的错误。在战斗的关头，事件本身将会向工人群众指出正确的策略。我们要竭尽全力，使我们对这种策略所作的估计能促进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实现，使工人政党不致因追求虚幻的胜利而离开无产阶级坚定的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能把自己为自由而斗争的先进战士的伟大作用贯彻到底！

    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395—400页

ZS
    [170]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157人。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了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    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土地纲领；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关于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和对杜马本身的策略问题；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自治；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工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各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和组织的态度；根据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对召开特别的波兰立宪会议的要求的态度；党的组织；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崩得）的统一；工作报告；选举。大会只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这几个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和武装起义的决议，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Ｂ.Ｈ.罗扎诺夫、列·伊·戈尔德曼、柳·尼·拉德琴柯、列·米·欣丘克、维·尼·克罗赫马尔、В.Ａ.巴赫梅季耶夫、帕·尼·科洛科尔尼科夫）和3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列·波·克拉辛、阿·伊·李可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组成的清一色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央委员中的李可夫后来换成了亚·亚·波格丹诺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后来分别派代表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这本小册子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22。

    [17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草案讨论和通过了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随后，部分代表向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停开秘密的派别会议的问题的声明。在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大会表决结果，40票赞成立即讨论，54票反对。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要求就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主持人费·伊·唐恩认为这种要求只能在表决以前提出。列宁则认为在表决以后也可提出这种要求。这就涉及到对议事规程的解释。布尔什维克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提出了列宁发言中所说的提案：“代表大会决定就代表大会自身应否就议事规程上关于记名投票表决的一般问题的修改和补充进行表决的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孟什维克米·亚·卢里叶（尤·拉林）提出了列宁称之为嘲弄代表大会少数派权利的提案：“代表大会认为存在着对已经解决了的、被54票对40票的多数否决了的问题继续拖延辩论的企图，而又不能与之斗争，因而决定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卢里叶的提案，通过了鲁勉采夫的提案。——323。

    [17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议程问题。孟什维克费·伊·唐恩反对把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列入议程。——324。

    [173]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没有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并且至今没有找到。在这本主要由孟什维克编辑的代表大会记录中，也没有收入列宁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总结发言。——326。

    [174]指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登载的马克思文章中的一段话：“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328。

    [175]《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于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4月2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330。

    [176]斯塔夫罗波尔省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扎·斯·米申带来的委托书刊载于1906年3月28日（4月10日）《俄罗斯国家报》第47号。

    《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334。

    [177]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中的第2条：“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造成为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进行最顺利斗争的条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7页）——337。

    [178]这里说的是1789年雅各宾俱乐部初建时的情况。当时，该俱乐部联合了所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人，但立宪君主派即温和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在俱乐部里占优势。——338。

    [179]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

    奥尔良派是法国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即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组成“秩序党”。——339。

    [180]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340。

    [181]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原先都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提交过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案。但是这两个决议案是在杜马选举之前草拟的，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已经过时了。于是两派又分别提出新的决议案。这里收载的是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的新的决议案。

    为了制定出关于国家杜马的共同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宁、费·伊·唐恩、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费多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和奥·阿·叶尔曼斯基（鲁登科）等7人。该委员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是两个决议案：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提出的孟什维克的决议案和列宁、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新决议案在第十六次会议上由主席唐恩宣读过。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列宁作关于杜马问题的副报告时自己也宣读了这个草案。决议案在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公布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并附有列宁的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发表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时加的按语》）。——341。

    [182]列宁的这个书面声明是由于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科斯特罗夫）和Ｈ.Г.契契纳泽（卡尔特韦洛夫）对他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发言作了不正确的说明而提出的。孟什维克把列宁的原话“在梯弗利斯，在孟什维克的高加索的这个中心，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也许会当选……”（见本卷第347页）转述成了：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决定把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选入杜马。——348。

    [183]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米·弗·莫罗佐夫（穆拉托夫——撒马尔罕组织的代表）和Ａ.ф.拉平（特罗菲莫夫——莫斯科组织的代表）就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问题提出了如下修正案：“鉴于……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选举，代表大会认为，关于组织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只有在弄清楚被选入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分的情况下和他们得到进行选举的地区的所有工人组织的承认以后，才可能解决。”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多数否决了这个修正案。——349。

    [184]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孟什维克关于成立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案的最后一段时发生的事情。在孟什维克以47票对23票否决了尼·尼·纳科里亚科夫（斯托多林）的修正案后，有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其中包括列宁，要求就这个修正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哈尔科夫组织的孟什维克代表阿列克先科为此谴责布尔什维克收集“损害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威信的宣传鼓动材料，阻碍了代表大会工作的进行”。列宁和瓦·阿·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用书面声明回答了阿列克先科。这个书面声明是在同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见本卷第352页）。——353。

    [18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提出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的决议案评定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53。

    [186]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作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公开反对武装起义。他说，随着武装起义而来的必然是“粗暴的无情的反动”。因此，“不论政府向杜马投降与否都无须触动它，它自己会灭亡、会垮台的。普列汉诺夫告诉我们，政府只是坐在刺刀上，因此要摇动、撼动这些刺刀，即专制制度的唯一支柱。而我则说，对！政府是坐在刺刀上，那就让它坐吧！……要知道在刺刀上是坐不长久的……”——354。

    [187]格·瓦·普列汉诺夫是在起草武装起义决议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的。

    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选出了起草武装起义决议的委员会，其成员是：普列汉诺夫、涅·切列万宁（费·安·利普金）、伊·伊·拉米什维里（别利耶夫）、列·波·克拉辛（文特尔）、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沃伊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和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建议把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第1条中的“争取国家政权”改成“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并提出了自己的草案第1条条文：“鉴于：（1）俄国政府的顽固不化，使人民必须向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利……”阿基莫夫对普列汉诺夫条文中的“必须”一词表示反对。为了同他达成协议，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这一条文的另一方案，而阿基莫夫仍不满意。普列汉诺夫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修正案。可是，在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提出决议案时，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代表连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报告人都未通知，就修改了决议案，换上了普列汉诺夫的第1条条文。这种做法激起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强烈反对。为了表示抗议，委员会成员、布尔什维克的报告人克拉辛拒绝继续作报告。经过会议上的争论，在表决之前，普列汉诺夫撤回了自己的修正案。——355。

    [18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解决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问题。——356。

    [189]《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写成的，在斯德哥尔摩民众文化馆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讨论并通过。在《告全党书》上署名的有出席代表大会的26名布尔什维克，他们代表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巴库、哈尔科夫、乌法等地的党组织。——358。

    [190]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讨论党的组织章程第7条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孟什维克坚持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并且在中央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时给予他们以表决权。布尔什维克则坚持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并且中央委员会有权加以撤换。代表大会上的孟什维克多数使自己的建议得到了通过。

    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中的这一条，采用了布尔什维克的条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6页）。——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