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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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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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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7.2-1907.6
CC列宁全集第15卷1907.2-1907.6/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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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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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1907年3月4日和25日〔3月17日和4月7日〕）

    一

    大家知道，党的代表大会过几个星期就要举行了。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来讨论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解决的基本策略问题。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且已经在报上公布。在这个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1）“当前的政治任务”；（2）“国家杜马”。关于第二个问题，讨论它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会引起争论。第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的意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提法上应当略加修改，或者确切些说，在内容上应当略加改变。

    为了立即就代表大会的任务和代表大会应当解决的策略问题展开全党的讨论，我们党的两个首都组织的代表和《无产者报》编辑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夕拟定了下面刊载的决议草案［注: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我们打算概括地说明一下联席会议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为什么它要首先就这样一些问题提出决议草案，它在这些决议案里提出了哪些基本思想。

    第一个问题：“当前的政治任务”。

    按照我们的看法，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不能这样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提出问题。目前时期是革命的时期。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对这一点都是同意的。只要看看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1906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原则部分，就可以相信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

    而在革命时期，就不能仅限于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所以不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这样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基本任务被提到首位，需要对它们进行详尽的分析，这是不同于从事“和平的”、零星的宪制建设的时期的。第二，在这样的时期，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可能而且必然会发生突然的转折、急速的转变、意外的情况和剧烈的爆发。只要指出有解散左派杜马和按照黑帮的心意去修改选举法的可能性就可以懂得这一点。

    例如，对奥地利人来说，规定自己“当前的”任务——为普选权而斗争——是适宜的，因为一切征象表明他们那里仍然是一个多少是和平的、持续不断的宪制发展的时期。而在我国，不是连孟什维克也在上面提到的决议中说和平道路已经行不通，必须把战士而不是把请愿者选进杜马吗？不是他们也主张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吗？即使在一个宪制已经确立并且已经巩固了一个时期的欧洲国家里，也还有可能提出“立宪会议”这个口号，在杜马中也还有可能要“战士”而不要“请愿者”，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就会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象现在西欧那样来规定“当前的”任务是不行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杜马工作愈有成效，非杜马的斗争的爆发就愈有可能，那时我们就会直接面临特殊的当前任务。

    不，我们应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主要不是当前的任务，而是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否则，我们在发生任何转折时就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1906年就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前的”任务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规定，就象谁也无法预言第二届杜马和1905年12月11日的选举法［64］究竟能维持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半年一样。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基本任务，我们全党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而没有这种统一的认识，要制定任何贯彻始终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规定“当前的”任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统一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关于对形势的估计和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决议，尽管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都曾经提出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尽管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曾经列入议程并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讨论。这就是说，大家都承认这两个问题重要，但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认为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还弄得不够清楚。必须重新分析这两个问题。我们应当研究一下：第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我们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第二，目前俄国各个阶级（和各个政党）在政治上是怎样组合的；第三，在这样的时期，在各种社会力量在政治上这样组合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会看不到，某些孟什维克（可能还有中央委员会）把当前的政治任务问题简单地理解为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这一要求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已经以他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十分值得称赞的——那种推着孟什维克向右转的果断精神，在《俄国生活报》（2月23日）上表示拥护这种要求。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是次一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撇开对我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撇开对立宪民主党的阶级内容和它在今天的整个政治作用的估计，单独提出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一种纯粹抽象的政治观念，归结为一般立宪制度下内阁对议院负责的“原则”，那就等于完全抛弃阶级斗争的观点而采取自由派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联席会议把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问题和对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联系起来。

    在相应的决议案中，我们在论据部分首先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当作基本问题的一个问题谈起，即从经济危机和群众的经济状况这个问题谈起。会议采用的说法是：危机“看不出有迅速消除的迹象”。这个说法也许过于谨慎。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重要的当然是肯定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基本的特点，而把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的工作放到党的报刊上去进行。

    我们确认（论据部分的第2条），在存在危机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种尖锐化的表现是人所共知的），农村中的社会斗争也尖锐化了。农村中没有象同盟歇业那样明显、触目的事件，但是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如十一月土地法［65］（“收买农民资产阶级”）之类，证明斗争正在尖锐化，证明地主为了减弱全体农民的冲击不得不尽一切力量来分化农民。

    这些努力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一切“未完成的”（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富裕农民转到现存秩序方面而“告终”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尽一切力量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当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

    其次，第3条肯定了一年来俄国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上层阶级“向右转”，下层阶级“向左转”。我们认为，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应当在它的代表大会上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进行总结，在总结中运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教育其他阶级在回顾过去、在对待各种政治事件时都要从原则上考虑，而不是象资产阶级那样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暂时的成绩，——说实在的，资产阶级是蔑视任何理论和害怕对当前的事件作任何阶级分析的。

    两极力量的加强就是中间派的削弱。所谓中间派，这并不象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包括马尔托夫在内）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十月党，而是立宪民主党。这个党的客观历史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愿意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学说，就应当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决议案回答说：“用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能够接受的让步〈因为立宪民主党是主张自愿协商的〉来阻止革命。”在卡·考茨基的《社会革命》这部名著中曾经清楚地说明，改良不同于革命的地方就是让压迫阶级仍旧保持政权，让压迫者用他们自己能够接受的、并不消灭他们政权的让步来平服被压迫者的反抗。

    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客观任务正是用“合理的”让步作为代价来保存君主制和地主阶级。

    这个任务能不能实现呢？要看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这个任务是绝对不能实现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结局意味着：（1）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只能得到极小的发展自由（如果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俄国经济的进步将比按立宪民主党的方案改造地主土地占有制快得多）；（2）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3）人员群众必然遭到暴力镇压。如果不用暴力镇压群众，立宪民主党的“和平的”宪制发展就不能实现。我们应当牢牢记住这一点，并且让群众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社会和平”是地主和厂主的和平，是农民和工人的反抗被平服的“和平”。

    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的镇压和立宪民主党的“改良”，这是同一个压迫者的两只手。

    二

    从我们以同一题目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以来到现在过了8天，而政治生活中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证实了当时我们提出在看法，并通过一个“已经完成的（或正在完成的？）事实”使当时谈到的一些迫切问题明朗化了。

    在杜马中已经明显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向右转了。罗季切夫之流鼓吹温和、谨慎、合法、镇静、不要煽动人民，以此来支持斯托雷平，斯托雷平也出色地、“全力”地支持罗季切夫，这已经是事实。［66］

    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我们在第二届杜马开幕以前在2月15—18日拟定的决议草案中对目前政治局势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去讨论“当前的政治任务”，我们指出这样的建议在革命时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用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则问题取代了这个关于眼前的政策问题。

    一个星期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
    上一次我们分析了我们决议草案中的论据部分。这一部分的中心内容就是肯定被削弱了的“中间派”政党即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在努力用黑帮地主和专制政府能够接受的让步来阻止革命。

    可以说，仅仅在昨天，普列汉诺夫及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右翼中的同道者们还把我们在整个1906年间（甚至还要早些，从1905年《两种策略》一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出版时起）极力坚持的这种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叫作由于用造反的眼光去看资产阶级的作用而产生的近于荒诞的臆测，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告诫，等等。

    今天大家都看到，我们是正确的。立宪民主党的“努力”正在开始实现，甚至象《同志报》这样的报纸（它对布尔什维克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恐怕比谁都恨得厉害），在看到《言语报》就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政府谈判一事辟谣［注:在本文写成之后，我们在3月13日《言语报》的社论中看到了这样的话：“只要把人们都在谈论的、关于去年6月立宪民主党和政府举行的谈判的确切材料公布出来，全国就会看到，如果立宪民主党‘背着人民’进行这种谈判有什么可以责备的话，那大概就是《俄国报》所说的那种不退让的态度了。”是的，问题就在于“只要公布出来”！而现在立宪民主党不顾人们的要求，既不公布关于1906年6月谈判的“确切材料”，也不公布关于1907年1月谈判（1月15日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和1907年3月谈判的“确切的材料”。然而，背着人民进行谈判的事实始终是事实。］时也说道：“无火不生烟。”

    对于《同志报》这种重新开展“布尔什维克周”的做法，我们只能表示欢迎。我们只须指出，历史证实了我们提出的一切警告和口号，历史说明那些根本不考虑我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批评的“民主派”——很遗憾，甚至还得加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过于轻率了（至少是轻率）。

    是谁在第一届杜马期间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在偷偷地同政府搞交易呢？是布尔什维克。而后来发现，象特列波夫这样的人也赞成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

    是谁用了最大的力量来掀起一个运动，揭露1月15日即正当所谓的人民自由党在选举上同政府的斗争（所谓的斗争）白热化的时候米留可夫晋谒斯托雷平的事件呢？是布尔什维克。

    是谁在彼得堡的竞选大会上和第二届杜马开幕后的头几天提醒人们注意（见《新光线报》），1906年给予杜巴索夫之流20亿法郎借款的事实际上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间接帮助下进行的（克列孟梭曾经正式建议他们用党的名义公开反对这项借款，而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呢？是布尔什维克。

    是谁在第二届杜马开幕前夕把揭穿“立宪民主党政策的背叛性质”看作实行彻底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策的首要任务呢？是布尔什维克。

    一股轻轻的微风象吹散绒毛一样，把关于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支持让行政权服从立法权的要求等等议论全给吹散了。事实证明，普列汉诺夫的要把这个口号变成进行决战的信号或教育群众的手段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好心肠的庸人的幻想。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一个人再敢认真地支持这样的口号了。现实生活已经表明，或者确切些说，现实生活已经开始表明，实际上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什么更完备更彻底地实行“宪制”这个“原则”，而是立宪民主党如何同反动派勾结。现实生活已经表明这样一些人是正确的：他们识破并且指出，由所谓进步的一般的原则这种自由主义外表掩盖着的，是被吓倒的自由派的狭隘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过是把卑鄙龌龊的东西加上一些好听的名称罢了。

    由此可见，我们第一个决议案所作出的几个结论的正确性已被证实，证实得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快得多，而且要好得多，因为它不是被逻辑证实，而是被历史证实，不是被词句证实，而是被事实证实，不是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决定证实，而是被革命的事变证实。

    第一个结论是：“目前正在发展着的政治危机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这一危机正在导致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直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从第一个结论中直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因此，只能把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运动当作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和利用。”

    立宪危机和革命危机之间的差别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前者可以在保存现有的根本法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后者则要求破坏根本法和农奴制度。到现在为止，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所有的派别在内，都是同意我们的结论所表达的思想的。

    不过在最近，在孟什维克中间，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倾向，要求采取完全相反的观点，主张抛弃进行革命斗争的想法，维持目前的“宪制”，在“宪制”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例如“由唐恩、柯尔佐夫、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涅哥列夫等同志在一批实际工作者参加下”拟定的、发表在《俄国生活报》第47号［注:1907年2月24日］上（并且印成了单张）的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中，就有两条值得注意：

    “……（2）抬到俄国革命中心地位的直接为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在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下，主要归结为〈？〉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的问题〈？〉；

    ……（3）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使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当选，表明人民群众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

    尽管这些话颠三倒四，自相矛盾，但其倾向是很明显的：放弃无产阶级和农民为政权进行的革命斗争，把工人政党的任务归结为维护目前的人民代表制的或在它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派的斗争。现在或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是否真的所有的孟什维克都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将拭目以待。

    不管怎样，立宪民主党的向右转和斯托雷平对它的“全力”支持，将很快迫使我们党的右翼直截了当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继续奉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而毫无返顾地走上机会主义的邪路呢，还是完全中止对立宪民主党的支持，而采取保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立性并竭力促使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和领导的政策。

    我们的决议案的第三个结论写道：“社会民主党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它现在决不能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具体说就是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尽全力在群众面前揭露这一政策的背叛性质；向群众解释他们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向他们证明，只有在群众觉悟很高和组织性很强的情况下，才能把专制政府可能作出的让步从欺骗和腐蚀群众的工具变成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工具。”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局部让步的可能性和绝对拒绝利用这些让步。在这方面，决议案的提法是不会引起任何疑问的。“专制政府的让步”这个范畴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也包括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但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一方面不拒绝接受“分期偿付的债款”（恩格斯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6页。——编者注］，同时决不应当忘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特别重要而又经常被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忽略的一方面，这就是“让步”是欺骗和腐蚀群众的工具。

    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就不能忘记这一方面。孟什维克不可饶恕地忘记了这一方面，他们在上述决议案中写道：“……社会民主党将支持杜马为控制行政权所作的一切努力……”国家杜马所作的努力，也就是杜马多数派所作的努力。而杜马的多数派，经验已经证明，可能由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由左派组成。这种多数派所作的“努力”可能控制“行政权”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促使人民的状况更加恶化，或者公然欺骗人民。

    但愿孟什维克在这里只是迷了心窍，他们将不会支持现在的杜马多数派在上述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但是孟什维主义的卓越领袖们竟会采用这样的说法，这当然很值得注意。

    立宪民主党的向右转，实际上正在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都采取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采取揭露它的叛变行为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和彻底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

    载于1907年3月4日和25日《无产者报》第14号和第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78—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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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905年12月11日（24日）选举法是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1905年8月6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仍然不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67。

    ［65］指由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主持拟订、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颁布的土地法令，包括1906年11月9日（22日）《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个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和1906年11月15日（28日）《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通过最痛苦的普鲁士道路，在保留农奴主－地主的政权、财产和特权的条件下，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加剧了对农民基本群众的强行剥夺，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

    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尽管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9年中（1907—1915）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68。

    ［66］1907年3月7日（20日），第二届国家杜马讨论了救济饥民问题。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一部分劳动派的支持下，建议设立杜马粮食工作委员会，以仔细审查政府在1905—1907年救济饥民的活动，并调查政府的花费。社会民主党党团还建议，不仅通过查账而且通过到地方上检查来进行这种审查。立宪民主党人费·伊·罗季切夫反对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建议，而主张委员会只在彼得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审查内阁的总结报告，理由是要谨慎，要“珍惜杜马的威信”，不应“煽动”人民。罗季切夫的发言得到沙皇政府的充分赞许。彼·阿·斯托雷平声明说，“政府完完全全地同意”罗季切夫的建议。——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