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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告贫苦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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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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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2.9-1903.9
CC列宁全集第07卷1902.9-1903.9/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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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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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贫苦农民

    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58]

    （1903年3月1日和28日〔3月14日和4月10日〕之间）

    1．城市工人的斗争

    很多农民大概已经听说过城里闹工潮的消息。有的人自己到过首都和工厂，见过当地被警察叫作造反的事情。有的人认识一些参加过工潮而被长官赶回乡里的工人。有的人得到过讲工人斗争的传单和小册子。有的人只是听那些见多识广的人讲过城里发生的事情。

    从前闹风潮的只是大学生，而现在各大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工人都起来造反了。他们多半是同自己的老板、同厂主和资本家作斗争。工人们搞罢工，工厂里的全体工人同时停工，要求增加工资，要求不强迫他们每天干11个钟头或者10个钟头的活，而只干8个钟头的活。工人们还提出其他各种改善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要求工厂的设备好一些，要求给机器加上专门的安全装置，免得干活的人受伤致残，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念书，希望病人在医院里能够得到应有的治疗，希望工人的住房象人住的房子，别象狗窝。

    警察干涉工人的斗争。警察抓工人，把他们关进监狱，不经法庭审判就把他们驱逐还乡，甚至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政府用法律来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但是工人既同警察斗，也同政府斗。工人们说：我们千百万工人再也不当牛马了！我们再也不替富人做工而自己仍当穷光蛋了！我们再也不受人掠夺了！我们要联合起来，把所有工人都联合到一个大的工人联盟（工人政党）里，齐心协力地去争取更好的生活。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学说就叫社会主义。为这个更好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的工人联盟就叫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几乎在所有国家（俄国和土耳其除外）都公开存在着，我国工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中的社会主义者一起，也建立了这样的党，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政府在迫害这个党，可是党不管种种禁令，还是秘密地存在着，出版自己的报纸和小册子，组织秘密的联盟。工人不仅秘密集会，而且还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打着“八小时工作制万岁，自由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旗帜。为此政府疯狂地迫害工人。它甚至派军队向工人开枪。在雅罗斯拉夫尔和彼得堡，在里加，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在兹拉托乌斯特，俄国兵都屠杀过俄国工人。[注：1905年版本中，从“出版”至“俄国工人”这一段文字改为：“现在政府许下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的诺言，但这种诺言只是一种欺骗。警察又在驱散集会了。工人的报纸又被查封了。社会民主党人又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争取自由的战士在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高加索、南方和全俄都遭到枪杀。”——俄文版编者注]   
 
    但是工人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斗争。他们说：无论什么迫害，无论监狱、流放、苦役或死刑，都吓不倒我们。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为全体劳动者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我们为亿万人民摆脱暴力、压迫和贫困而斗争。工人愈来愈有觉悟。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数量迅速增加。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我们一定会胜利。

    贫苦农民应该搞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要求什么，农村里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为人民争得幸福。

    2．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要争取政治自由。他们需要自由，以便广泛地公开地把全俄工人联合起来，为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什么叫作政治自由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农民应该先把他现在的自由同农奴制度比较一下。在农奴制度下，没有地主的许可，农民是不能结婚的。现在，不要得到谁的许可，农民就可以自由结婚。在农奴制度下，农民在总管指定的日子一定要替自己的老爷干活。现在，农民替哪个东家干活，在什么日子干，要多少工钱，都可以自由挑选。在农奴制度下，没有老爷的许可，农民是不能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的。现在，只要村社放他走，只要他没有欠税，只要他能领到身分证，只要省长或县警察局长不禁止移居，农民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的自由。也就是说，农民即使现在也还没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的完全自由，还没有迁徙的完全自由，农民还是半农奴。我们下面就要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俄国农民还是半农奴，他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

    在农奴制度下，没有老爷的许可，农民就不能置办财产，不能购买土地。现在，农民可以自由置办任何财产（至于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随便处理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农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在农奴制度下，农民要受到地主的体罚。现在，农民不会受到自己的地主的处罚了，虽然农民至今不能免受体罚。

    这种自由就叫作公民自由，就是在家务、私事和财产方面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可以自由（虽然不是完全自由）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私事，支配自己的劳动（选择东家），支配自己的财产。

    可是，无论俄国工人还是全体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自己全民事务的自由。正象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农奴一样，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官吏的农奴。俄国人民没有权利选举官吏，没有权利选举代表来为全国立法。俄国人民甚至没有权利集会讨论国家的事务。正象从前老爷不必征得农民同意就委派总管一样，现在委派官吏来管我们也不用征得我们同意，可是没有这些官吏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印书报，不能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讲讲全国的事务！

    正象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奴隶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是官吏的奴隶。正象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公民自由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自己全民的、国家的事务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进国家杜马[注：此处和下面的以及本卷第116页和第118页上的“国家杜马”字样，在1905年版本中均改为“人民代表会议”。——俄文版编者注]（议会）。一切法律都只应由人民自己选举的这个国家杜马（议会）来讨论和颁布，一切赋税都只应由它来决定。政治自由就是人民自己有权选举一切官吏，有权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一切国家的事务，有权不经任何许可就可以随意印书报。

    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人民仍然是苏丹政府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人民根本参加不了国家的机构和国家的管理。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一切法律都由他一个人颁布，一切官吏都由他一个人委派。可是，对于俄国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沙皇自然连了解都做不到。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沙皇连了解都做不到。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几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违背这一小撮名门贵族的意旨：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贵族；他从小就完全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他就是受这些人培养和教育的；沙皇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了解，仅仅限于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况。

    在每个乡公所里，你们都可以看到一幅图画，上面画着沙皇（当今沙皇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正在向前来庆贺他加冕典礼的乡长们讲话。沙皇吩咐他们：“要听你们的贵族代表的话！”当今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沙皇自己也承认，只有靠贵族帮忙，由贵族动手，他们才能管理国家。应当牢牢记住沙皇所说的这番要农民服从贵族的话。应当弄明白，那些竭力把沙皇的管理机关说成是最好的管理机关的人，在对人民撒多大的谎。这些人说：在别的国家里，管理机关是选举产生的；那里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理又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管理机关就不是选举产生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还说沙皇对一切人都很公道，对穷人和富人都一视同仁。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每个俄国人都知道所谓我国管理机关的公道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我国的普通工人和雇农能否进入国务会议[59]。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都能进入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谁也不敢出来阻止人民代表的这种讲话，哪个警察也不敢用指头触动他们一下。

    俄国没有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管事的，不仅全是富人和贵族，而且是他们中间最坏的人。当权的是沙皇宫廷中那些最会进谗言的人，最会坑害人的人，是向沙皇说谎造谣、拍马讨好的人。他们是秘密进行统治的，人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正在拟订什么法律，正在准备进行什么战争，正在打算增加什么捐税，正在奖赏哪些官吏和为什么要奖赏，又在撤换哪些官吏等等。[注：1905年版本中，在“等等”后面加了如下一段文字：“是谁向日本人宣战的呢？是政府。是否问过人民他们愿不愿意为争夺中国东北的土地而打仗呢？没有，没有问过，因为国家首脑是通过自己的官吏来统治人民的。由于政府的过错，人民深受残酷战争之苦，数十万名年青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家庭遭到破产，俄国海军全军覆没，俄国军队被赶出中国东北。整个战争耗资20多亿卢布（20亿卢布，就是俄国2000万户人家每户合100卢布）。人民不需要中国东北的土地。人民不要战争。官吏的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摆布人民，强迫他们去进行这场可耻的、毁灭性的、损失惨重的战争。”——俄文版编者注]哪个国家也没有俄国的官吏多。这些官吏骑在没有发言权的人民的头上，象是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一个普通劳动者休想穿过这片森林，休想得到公道。去控告官吏贪污、掠夺和残暴，哪一次都石沉大海，因为官僚的文牍主义使得一切控告都不了了之。一个人的喊声永远传不到全民的耳朵里，而只会在这片黑压压的密林里消失，在警察的刑讯室里窒息。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因而不必对人民负责的大群官吏，结成了一张稠密的蜘蛛网，人们就象苍蝇那样在这张蜘蛛网上挣扎[注：1905年版本中，在“挣扎”后面加了如下一条脚注：“官吏的这种全权叫作官僚统治，而全部官吏则叫作官僚。”——俄文版编者注]。

    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沙皇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制依附。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

    正因为这样，工人就走上街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正因为这样，千百万贫苦农民应该支持和响应城市工人的这个战斗号召。农村工人和无产农民应该象他们一样不怕迫害，不怕敌人的任何威胁和暴力，不怕开头的失败，起来为全俄人民的自由作坚决的斗争，并且首先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让人民自己在全俄各地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让这些议员组成最高会议，由它在俄罗斯建立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使人民摆脱对官吏和警察的农奴制依附，保证人民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求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要求——要求政治自由的含义[注：1905年版本中，在“含义”后面加了如下一段文字：

    “政府答应召开由人民代表参加的国家杜马，但是政府的这个诺言再一次欺骗了人民。它希望来参加所谓国家杜马的，并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而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官吏、贵族、地主、商人。人民代表应该经过自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却不准进行自由选举，查封工人报纸，禁止各种集会，迫害农民协会[60]，将农民选出的代表抓起来关进监狱。既然警察和地方官照旧侮辱工人农民，难道能够有真正的自由选举吗？

    人民代表应该由全体人民对等地选举产生，这样，贵族、地主和商人就不可能对工人农民占有优势了。贵族和商人是数以千计，农民则数以百万计。而政府以国家杜马名义召集的这种会议，并没有经过对等的选举。政府在选举中弄虚作假，结果贵族和商人几乎可以得到杜马中的全部席位，而工人和农民则连十分之一的席位也得不到。这是假杜马。这是警察的杜马。这是官吏和老爷的杜马。要召开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就要有完全的选举自由，就要由全体人民来对等地选举。正因为这样，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打倒杜马！打倒假会议！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的全民代表会议，而不是贵族和商人的代表会议！我们要的是全民立宪会议，让人民对官吏可以充分地行使权力，而不是官吏对人民行使权力！”——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知道：政治自由、选举国家杜马（议会）的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还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和压迫。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办法，可以马上让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不替富人做工。劳动人民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只有靠自己。劳动者如果自己不解放自己，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为了解放自己，全俄国的工人应当联合成一个联盟，联合成一个政党。可是，既然专制的警察政府禁止一切集会，禁止出版一切工人报纸，禁止一切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那么几百万工人就无法联合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各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以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有靠工人自己联合起来。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

    在人民已经争得了政治自由的欧洲各国，工人早已开始联合起来。那些既无土地又无作坊、终生替别人当雇工的工人，在全欧洲都叫作无产者。50多年以前就有人号召工人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近50年来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这句话在成千上万次工人集会上重复着，这句话在社会民主党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千百万份书报中都可以读到。

    自然，把几百万工人联合成为一个联盟，联合成为一个政党——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时间、决心、毅力和勇气。工人受着贫困的折磨，永生永世地替资本家和地主做苦工，人也变得迟钝了，工人往往没有功夫去想想，他们为什么永世受穷，他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况。有人千方百计地阻碍工人联合：或者在象俄国这样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用公开野蛮的暴力手段；或者拒绝雇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人；最后，或者用欺骗和收买的办法。可是，无论什么样的暴力迫害，都不能阻止工人无产者为全体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和压迫的伟大事业而斗争。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数目不断增加。在我们的邻邦德国，就有了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从前德国也是权力无限的专制君主的管理机关。可是德国人民早在50多年以前就打垮了专制制度，用武力取得了政治自由。德国不象俄国，那里的法律不是由一小撮官吏颁布的，而是由人民代表会议、议会、或者是德国人所说的帝国国会颁布的。凡是成年男子都有选举这个国会的议员的资格。因此可以算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有多少票。在1887年，全部选票中有十分之一是投给社会民主党人的。到1898年（德国帝国国会最近一次的选举），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数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全部选票中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投给社会民主党人了。有两百多万成年男子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当国会议员[注：1905年版本中，在“议员”后面加了如下一段文字．“1903年有300万成年男子选举社会民主党人。”——俄文版编者注]。过去在德国农村工人中间，社会主义的传播还不广泛，但是现在它的传播特别迅速。当雇农、日工和无产贫困的农民大众同自己的城市弟兄联合起来的时候，德国的工人就会胜利，就能建立起使劳动者既不受贫穷，也不受压迫的制度。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想怎样来使人民摆脱贫困呢？

    要明白这点，就得弄清楚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受穷。富裕的城市在发展，豪华的商店和房屋在建筑，铁路在修造，工农业中都在采用各种机器和改良技术，——可是千百万人民大众却仍旧没有摆脱贫困，仍旧只是为了养家活口劳碌一辈子。而且失业的人愈来愈多了。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愈来愈多。在农村里他们挨饿，在城市里他们落入了颠沛流离的流浪汉的圈子，象野兽那样栖身在城外的土窑里，或者寄居在象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中那样的糟糕透顶的贫民窟和地下室里。

    社会一天天富裕繁华，而用自己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千百万人却仍旧过着贫穷困苦的日子。农民饿死，工人失业流浪，商人却把几百万普特粮食从俄国运到国外去；由于商品没有销路，卖不出去，工厂只好停工。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是由于大量的土地和工厂、作坊、机器、房屋、轮船等等都是少数富人私有的。千百万人民在这些土地上、在这些工厂和作坊里做工，而这些土地、工厂和作坊却是属于几千个或几万个富人、地主、商人和厂主的。人民为了工钱，为了一块面包而替这些富人当雇工。除了工人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用以外，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统统落在富人手里，统统成了他们的利润、他们的“收入”。从机器和技术改良中所得到的一切好处都归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所有：他们聚敛了亿万财富；而劳动者从这些财富中所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零头。劳动者联合起来做工，在大田产里和大工厂里干活的工人，往往是几百个，有时甚至是几千个。由于这种劳动的联合，由于使用各种机器，干的活就更见成效：现在一个工人生产的东西，比从前没有机器、单独干活时几十个工人生产的东西还多得多。可是，享用这种成就，享用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并不是全体劳动者，而仅仅是极少数的大土地占有者、大商人和大厂主。

    常常可以听说，地主和商人“给”人民“活干”，“给”穷人工钱。比如有人说：邻近的工厂或邻近的庄园“养活了”本地的农民。事实上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既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所有那些本人不做工的人。但是，工人要想得到许可在地主土地上、在工厂里或铁路上工作，就得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全部无偿地交给私有主，自己所得的只够勉强口。可见，实际上并不是地主和商人给工人工作，而是工人做工养活了所有的人，白白地交出了自己的大部分劳动果实。

    其次，各个现代国家人民的贫困，是因为劳动者制造的一切物品都为了出卖、为了市场。厂主和手工业者，地主和富裕农民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饲养牲畜，播种和收获粮食，都是为了出卖，为了进款。现在，金钱在任何地方都成了支配力量。人的劳动的一切产品都可以换成钱。用钱可以买到一切想得到的东西。用钱甚至可以买到人，就是说可以强迫穷人替有钱人做工。从前支配力量是土地，——在农奴制度下就是这样；谁有土地，谁就有权有势。而现在，金钱、资本成了支配力量。有了钱，随便多少土地都可以买到；没有钱，即使有土地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买铁犁或其他工具，不能买耕畜、衣服和其他一切城市出产的商品，更不必说交纳赋税了。为了钱，差不多所有的地主都把自己的田产抵押给银行。为了得到钱，政府向全世界的富人和银行家借债，为了这些债款每年要付出几亿卢布的利息。

    为了钱，现在大家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疯狂的战争。每个人都竭力想贱买贵卖；每个人都竭力想超过别人，尽量多卖些商品出去，压低价格，向别人隐瞒有利的销售地点或者有利的货源。小百姓，即小手工业者和小农，在这场争夺金钱的大混战中情况最不妙，因为他们总是落在富商或富裕农民的后面。他们从来毫无积蓄，生活拮据，每逢遇到困难或者遭到不幸，他们就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些家什抵押出去或者把耕畜贱价卖掉。一旦落入某个富农或者高利贷者的魔掌，他们就很少能挣脱出来，多半是彻底破产。每年有成千成万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锁上自己的家门，把份地无偿地交给村团，变成雇佣工人、雇农、粗工、无产者。富人在这场争夺金钱的斗争中却变得愈来愈富。富人把几百万、几万万的卢布收罗到银行里面去，他们不仅靠自己的钱发财，也靠别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发财；小百姓把几十个或几百个卢布存在银行或储金局，每个卢布只得到三四个戈比的利息；而富人把这一笔笔几十个卢布的钱凑成千百万卢布，用这千百万卢布扩大自己的周转额，每个卢布可以赚一二十个戈比的利润。

    正因为这样，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说，要消灭人民的贫穷，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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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说：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田产、厂主的工厂、银行家的货币资本，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它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到那个时候，支配工人劳动的就不是靠别人劳动过活的富人，而是工人自己和他们的代表了。到那个时候，共同劳动的成果以及从各种技术改良和机器中所得到的好处，都将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所有。到那个时候，财富将增长得更快，因为工人替自己做工会比替资本家做工干得更好；工作日将会缩短，工人的生活费将得到提高，工人的整个生活将会完全变样。

    但是，改变全国的所有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需要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一切富人、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注：资产者就是私有主。资产阶级就是一切私有主合在一起。大资产者就是大私有主。小资产者就是小私有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私有主和工人，富人和无产农民、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和替别人做工挣工钱的人。]，将倾全力来卫护自己的财富。官吏和军队将要起来卫护整个富有阶级，因为政府本身就掌握在富有阶级手里。工人应当万众一心地同所有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作斗争；工人应当自己联合起来，并把全体无产者联合成为一个工人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说来，斗争并不是容易的，然而这场斗争必将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因为资产阶级，或者说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只是人民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反对私有主，就是几百万人反对几千人。

    为了进行这场伟大的斗争，俄国的工人已经开始联合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无论这种秘密的、避开警察耳目的联合多么困难，但它还是在巩固和发展着。一旦俄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工人阶级联合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进展得无比迅速，比德国工人的这种事业进展得还要迅速。

    3．农村中的富裕和贫穷、私有主和工人

    现在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他们要同整个富有阶级进行斗争，使人民不再受穷。我们农村也和城市一样穷，也许甚至比城市还要穷。农村有多么贫穷，我们现在不去讲它了：每个到过农村的工人，每个农民，对农村中挨饿受冻、贫穷破产的情形，都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农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穷、挨饿和破产，不知道他怎样才能摆脱贫穷。要知道这点，首先就要弄明白城市和农村里的种种贫穷困苦是怎么来的。关于这点，我们已经简单地谈过了，大家也已经懂得了，无产农民和农村工人应该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但是这还不够。还应该进一步弄清楚：农村中哪些人会跟着富人走，跟着私有主走；哪些人会跟着工人走，跟着社会民主党人走。应当弄清楚：和地主一样会赚钱和靠别人劳动过活的农民究竟多不多？不把这点弄得一清二楚，任何关于贫穷的谈论都是无济于事的，贫苦农民就不会了解：农村中哪种人应当自己联合起来并且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怎样使得这种联合成为可靠的联盟，使得农民不仅不受地主的欺骗，而且也不受自己的弟兄——富裕农民的欺骗。

    为了弄清这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农村中地主的力量怎样，富裕农民的力量怎样。

    先从地主谈起。要知道他们的力量，可以先看他们私有土地的数量。俄国欧洲部分的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份地和私有土地在内，大约有24000万俄亩[注：这里的和下面的有关土地数量的数字已很陈旧。都是1877—1878年的数字。可是没有更新的数字。俄国政府只能在漆黑一团的情况下维持下去，所以在我国极少收集有关全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完整确实的材料。]（官地没有计算在内，关于官地我们要专门谈）。其中归农民所有的，即归1000万以上农户所有的份地，有13100万俄亩。而私有主占有的，即不到50万户占有的，有10900万俄亩。这就是说，即使取平均数，每个农户只有13俄亩，而私有主每户有218俄亩！但是，在土地分配上的不平等还要厉害得多，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私有主的10900万俄亩地中，700万俄亩归皇族所有，即属沙皇近支成员的私有财产。沙皇和他的家族，是俄国的头号地主，是俄国最大的地主。沙皇一姓的土地比50万农户的土地还多！其次，教会和寺院占有的土地大约是600万俄亩。我们的神父向农民布道说，不要贪财，要禁欲，而自己则巧取豪夺，搞到了大量土地。

    另外大约有200万俄亩属于各城市和市镇，还有同样数量的土地属于工商企业和公司。9200万俄亩土地（确切的数字是91605845俄亩，不过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引用整数）属于不到50万（481358）户的私有主。这些私有主中有一半是很小的，他们每户的土地不到10俄亩。他们的土地总共不到100万俄亩。可是有16000户，每户有土地1000俄亩以上；他们的土地总共有6500万俄亩。大土地占有者手里的土地数量有多大，还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来：有将近1000（924）户，每户都有1万俄亩以上的土地，他们总共有2700万俄亩土地！这1000户占有的土地跟200万农户的土地一样多。

    很明显，只要几千个富人占着这样大量的土地，千百万人民就一定要受穷挨饿，并且会永远受穷挨饿。很明显，要是这样，那么国家政权，政府本身（虽然是沙皇的政府）也总是要被这些大土地占有者牵着鼻子走的。很明显，只要贫苦农民自己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结合成一个阶级来同这个地主阶级作顽强殊死的斗争，他们是不能指望任何人和任何方面的帮助的。

    这里必须指出：我国有许多人（甚至许多有教养的人）对地主阶级的力量有一种完全不正确的看法，他们说，“国家”的土地要多得多。农民的这些拙劣谋士说：“俄国疆域〈就是俄国的全部土地〉的一大部分，现在就已经是属于国家的。”（这些话是从《革命俄国报》第8号第8版上摘下来的）这些人的错误是这样产生的：他们听说俄国欧洲部分有15000万俄亩土地是属于国家的。这是事实。可是他们忘了，这15000万俄亩差不多全是远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奥洛涅茨省、维亚特卡省、彼尔姆省的不宜耕种的土地和森林。就是说，国家的土地尽是些至今完全不宜经营的土地。而国家所有宜耕种的土地还不到400万俄亩。况且，这些宜耕种的官地（如在萨马拉省，这种宜耕种的土地特别多）都以很低的、微乎其微的租金租给富人。富人成千成万俄亩地把这些土地租来，再以高昂的租金转租给农民。

    那些说国家有很多土地的人，全是些农民的拙劣谋士。实际情况是，许多好地都是大私人土地占有者（沙皇自己也在内）的，连国家本身也掌握在这些大地主手里。只要贫苦农民没有能够联合起来，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联合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国家”就总是地主阶级的驯顺的奴仆。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以前的地主几乎全都是贵族。贵族现在也还有大量的土地（在1877—1878年，115000户贵族有7300万俄亩地）。可是现在金钱、资本成了支配力量。商人和富裕农民买了很多很多土地。据统计，30年来（从1863年到1892年），贵族失去了（即卖多于买）价值6亿多卢布的土地。而商人和荣誉公民[61]却买得了价值25000万卢布的土地。农民、哥萨克和“其他农村黎民”（我们的政府把平民叫作“黎民”，以同“贵人”和“君子”区别开来）买得了价值3亿卢布的土地。这就是说，全俄农民每年平均购置价值1000万卢布的土地作为私有财产。

    可见，农民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受穷挨饿，有的发财致富。可见，那种倾向于地主、会站在富人方面反对工人的富裕农民，正日益增多。因此要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的贫苦农民，对这一点应当很好思索一番，应当弄清楚：这样的富裕农民多不多，他们的力量有多大，为了同这种力量作斗争，我们需要怎样的联盟。我们刚才曾提到农民的拙劣谋士。这些拙劣谋士爱说什么农民已经有了联盟。这个联盟就是村社、村团。村社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村社的联合把农民团结得很紧；村社农民的组织（也就是联合、联盟）是庞大的（即巨大的，广大的）。

    这话不对。这是神话。尽管是好心人想出来的，却终归是神话。我们要是相信神话，那就只会毁了自己的事业，毁了贫苦农民同城市工人联盟的事业。每一个农村居民都应该好好看看自己周围的情况：村社的联合、农民村团象不象个贫苦农民同一切富人、同一切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作斗争的联盟？不象，而且也不可能象。在每个村子里，在每个村团里，都有许多雇农、许多贫苦农民，又有自己雇用雇农和把土地买成“死契”的富人。这些富人也是村团里的人，他们在村团里当头目，因为他们有势力。难道我们需要这种有富人参加、富人在里面当头目的联盟吗？完全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为了同富人作斗争的联盟。所以村社的联盟对于我们是根本不适用的。

    我们需要的是自愿的联盟，需要的只是那些懂得他们应当同城市工人联合的人的联盟。而村团并不是自愿的联盟，它是官办的联盟。加入村团的并不是那些给富人干活、想共同和富人作斗争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加入村团并非自愿，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替这个地主干过活，是因为官长把他们编入了这个村团。贫苦农民不能自由退出村团；他们不能自由接收外人即被警察编入别乡的人加入村团，可是我们为了自己的联盟，可能正好需要外人加入这里的村团。不，我们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联盟，是只有劳动者和贫苦农民为了同一切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作斗争而结成的自愿联盟。

    村社得势的时代早已过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当村社得势的时候，农民中间几乎没有雇农和流浪全国找活干的工人，那时候几乎没有富人，大家都同样受农奴主老爷的压迫。而现在，金钱成了支配力量。为了钱，就是同村团的人，互相之间也象恶兽一样厮打。有钱的农民压迫和掠夺起自己同村团的人来，比有的地主还厉害。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村社的联盟，而是反对金钱权力、反对资本权力的联盟，是各个村团所有农村劳动者同无产农民的联盟，是所有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为了既同地主又同富裕农民作斗争而结成的联盟。

    地主的力量怎样，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要来看一下富裕农民多不多，他们的力量有多大。

    关于地主的力量，我们是根据他们田产的大小，他们土地的多少来判断的。地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自由买卖土地。所以，关于他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根据他们土地的多少很准确地判断出来。可是，我国的农民直到现在还没有权利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他们直到现在仍旧是被束缚在自己村团里的半农奴。所以，关于富裕农民的力量，不能根据他们份地的多少来判断。富裕农民发财不是靠自己的份地：他们购买许多土地，或者是买成“死契”（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是买“若干年”（即租地）；他们既从地主那里买地，也从自己的农民弟兄那里买地，从抛弃土地的人和因为贫穷而出让份地的人那里买地。所以，最正确的办法，就是按马匹的多少来分富裕农民、中等农民和无产农民。马匹多的农民几乎总是富裕农民；既然他耕畜多，就说明他种的地多，他除了份地之外还有别的土地，还有存款。而且我们能够弄清楚，在全俄国（即整个俄国欧洲部分，不算西伯利亚和高加索），马匹多的农民有多少。当然，不应该忘记：谈到全俄国，我们只能讲平均数，因为在县与县、省与省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比如，城市附近往往有这样的富裕农民－土地占有者，他们的马匹根本不多。有的人经营赚钱的蔬菜业，有的人虽然马匹少，但是奶牛很多，他们做牛奶生意。俄国各地也有这样的农民，他们不靠土地发财而靠买卖发财，他们开榨油厂、碾米厂和其他工厂。凡是住在农村里的人，对本村或本专区的富裕农民都很了解。但是我们应该弄清楚，在全俄国一共有多少富裕农民，他们的力量有多大。这样，贫苦农民才不会盲目地去瞎碰，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敌人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马匹多的农民和马匹少的农民多不多。我们已经说过，俄国的农户总共大约有1000万。他们现在大概一共有1500万匹马（14年以前有1700万匹，可是现在少了一些）。也就是说，平均每10户有15匹马。不过问题是，少部分人有许多马，而很大的一部分人或者根本没有马，或者马很少。无马的农民至少有300万户，有一匹马的农民大约有350万户。这些或者都是完全破了产的农民，或者是无产农民。我们把他们叫作贫苦农民。他们在1000万农户中占650万，就是说几乎占了2/3！接着就是中等农民，他们每户有2头耕畜。这样的农民大约有200万户，他们大约有400万匹马。然后是富裕农民，他们每户有马2匹以上。这样的农民有150万户，可是他们有750万匹马。[注：我们再说一遍：这里取的是大约的平均数。富裕农民不一定是整整150万，而是125万或者175万，也许甚至是200万。差别不大。问题不在于把每1000户或10万户都算准确，而在于弄清楚富裕农民的力量有多大，他们的地位怎样，这样才能够分清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朋友，才不会受各种胡说和无聊空话的欺骗，而对贫苦农民的状况，特别是富裕农民的状况有个确切的了解。

    希望每个农村劳动者都能仔细看一看自己的乡和邻近的乡。这样他就会看到，我们是算得对的，平均数字各地都是这样的：每百户中有10户、顶多20户富裕农民，20来户中等农民，而其余的都是贫苦农民。]也就是说，大约六分之一的农户拥有全部马匹的一半。

    知道了这点，我们对富裕农民的力量就能够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他们人数很少：在各村团、各乡里，每百户中只有一二十户富裕农民。可是这些数目不多的农户是最富的。所以在全俄国，他们的马几乎同所有其余农户的马加在一起一样多。也就是说，他们种的地也几乎等于全体农民所种的地的一半。这些农民打的粮食要比他们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他们把很多粮食卖出去。他们的粮食不只是自己吃，而主要是为了出售，为了赚钱。这些农民能攒钱。他们把钱存到储金局和银行里去，他们买地置产业。我们已经说过，全俄国农民每年都买很多地：这些地几乎全是这些少数富裕农民买的。贫苦农民想的不是买地，而是怎样把肚子吃饱。他们常常连买粮的钱都不够，哪里还谈得上买地。所以，一切银行，尤其是农民银行，决不是帮助全体农民弄到土地（只有欺骗庄稼人的人或者头脑太简单的人有时才这样说），而只是帮助为数很少的农民，只是帮助富人弄到土地。所以，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庄稼人的拙劣谋士在谈到农民买地时，说这种土地是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他们这是在撒谎。土地永远不会转到劳动手中即无产的劳动者手中来，因为土地是要用钱买的。而贫苦农民从来就没有多余的钱。土地只会转到有钱的富裕农民手中去，转到资本手中去，只会转到贫苦农民应当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与之斗争的那些人手中去。

    富裕农民不但把土地买成死契，他们最多的是把土地租赁若干年，即租地。他们租了大片土地，也就是夺去了贫苦农民的土地。比如，在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县（康斯坦丁格勒县）曾经有人计算过富裕农民租了多少土地。结果怎样呢？一家农户租地30俄亩以上的，为数很少，每15户中只有2户。可是这些富人搞到了全部租地的一半，每个富人平均有75俄亩租地！又如塔夫利达省，有人计算过，富人所霸占的农民以村社、村团的名义向国家租来的土地有多少。计算表明：只占农户1/5的富人，霸占了全部租地的3/4。土地在哪儿都是按钱的多少来分配的，而钱，只是少数富人才有。

    其次，现在农民自己也出租很多地。他们放弃份地，是因为没有牲畜，没有种子，无法经营。现在要是没有钱，有了地也无用。例如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每三户富裕农民中就有一户，有时有两户在本村团或别的村团租种份地。而出租份地的都是无马农户和有一匹马的农户。在塔夫利达省，有整整三分之一的农户出租份地。出租的份地占全部农民份地的1/4，共25万俄亩。在这25万俄亩份地中，有15万俄亩（3/5）落在富裕农民手里！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村社联盟、村团对贫苦农民是否适用。在村团里是谁有钱，谁就有势力。可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切村团的贫苦农民结成的联盟。

    正如关于买地的说法一样，还有一种欺骗农民的说法，说他们可以很便宜地买到铁犁、收割机和其他一切改良农具。建立地方仓库和劳动组合，并且说，改良农具会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这完全是一种欺骗。能够得到所有这些改良农具的只是富人，贫苦农民几乎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根本顾不上买铁犁和收割机，只要能维持生计就不错了！所有这种“对农民的帮助”，只不过是帮助了富人而已。广大的贫苦农民没有地，没有牲畜，也没有积蓄，改良农具的价钱再便宜一些，对他们也无所帮助。就拿萨马拉省的一个县来说吧，有人计算过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各有多少改良农具。发现全部农户中的1/5，即那些最富裕的农户，几乎拥有全部改良农具的3/4；而在全部农户中占半数的贫苦农民，总共只有全部改良农具的1/30。在全县28000个农户中，无马农户和有一匹马的农户共有10000户；这10000户总共只有7件改良农具，而这个县的全部农户一共有改良农具5724件。5724件农具中只有7件——这就是贫苦农民在好象是帮助“全体农民”的这一切经济改善中，在铁犁、收割机的推广中所占有的份儿！这就是贫苦农民从空谈“改善农民经济”的人那里所能指望的东西！

    最后，富裕农民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雇用雇农和日工。富裕农民象地主一样，也是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他们象地主一样，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农民大众受穷和破产。他们象地主一样，想方设法压榨自己的雇农，要雇农尽量多干活，少拿钱。要是千百万农民没有完全破产，没有被迫去给别人干活，没有被迫当雇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富裕农民就存在不下去，他们就无法经营了。那时他们就无从搜刮“丢掉的”份地，无法找到工人。在全俄国，150万富裕农民大概至少雇了100万雇农和日工。自然，在私有主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厂主和工人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大搏斗中，——富裕农民必定要站在私有主方面反对工人阶级。

    现在我们知道了富裕农民的状况和力量，再来看一下贫苦农民的生活情况吧。

    我们已经说过，全俄国农户的绝大多数即几乎2/3都是贫苦农民。首先，无马农户怎么也不止300万，现在大概还要多些，可能有350万。每逢荒年，每逢歉收，总有几万农户破产。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愈来愈大，而所有较好土地又都落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这样，破产的人年年增加，他们进了城市，进了工厂，当雇农，做粗工。无马的农民，已经是一贫如洗。他们是无产者。他们的生活（姑且算是生活，而确切些说不能算生活，只是勉强度日）不靠田地，不靠家业，只靠当雇工。他们是城市工人的亲兄弟。无马的农民，有地也没有用，所以无马农户中有一半出租自己的份地，有时甚至把份地无偿地交给村团（而且有时竟还得倒贴！），因为他们没有力量种地。无马的农民种上一俄亩地，最多两俄亩。他们总得再买些粮食（假使有钱买的话），——自己的粮食总不够吃。有一匹马的农民在全俄国大约有350万户，他们的景况也好不了多少。当然，也有例外；我们已经讲过，有些地方，有一匹马的农民也有生活平平，甚至富裕的。可是我们所说的不是例外的情形，不是个别地方，而是整个俄国。如果把广大有一匹马的农民作为整体来看，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贫苦大众。即使在农业省份，有一匹马的农民也只耕种三四俄亩地，种五俄亩地的很少；他们的粮食自己也不够吃。即使在好年成他们的生活也并不比无马的农民强，就是说他们总是吃不饱，总是挨饿。家业完全破落，牲畜不好，饲料欠缺，要好好侍弄土地也没有力量。例如在沃龙涅日省，有一匹马的农民花在自己全部家业上的钱（牲畜的饲料除外）至多一年20个卢布！（而富裕农民花的钱是这个数目的十倍。）一年20个卢布，又要租地，又要买牲畜，又要修理木犁和其他农具，又要雇牧人，又要派其他用场！难道这算经营家业吗？这是受罪，是服苦役，是劳碌终身。有一匹马的农民也有出租自己份地的，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这是很自然的。穷人就是有地也没有多大用处。没有钱，靠土地不但得不到钱，而且还吃不上饭。处处都要钱：吃饭要钱，穿衣要钱，经营家业要钱，纳税也要钱。在沃罗涅日省，有一匹马的农民单是纳税，通常一年就要18个卢布左右，而他一年总共也搞不到75个卢布来应付各项开支。说什么买地，什么改良农具，什么农村银行等等，都不过是一种嘲弄罢了，因为这根本不是为贫苦农民着想的。

    究竟到哪里去搞钱呢？只得去找“外水”。有一匹马的农民，同无马的农民一样，也只能靠“外水”来勉强度日。而“外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别人干活，当雇工。也就是说，有一匹马的农民已经不完全是业主了，成了雇工，无产者。因此，这样的农民就称为半无产者。他们也是城市工人的亲兄弟，因为各种业主也在用各种方法剥削他们。他们同样除了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同一切富人、一切私有主作斗争外，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生路。修建铁路的是谁？承包人掠夺的是谁？砍伐和浮运木材的是谁？当雇农的是谁？当日工的是谁？在城市里和码头上当粗工的是谁？都是贫苦农民。都是无马的农民和有一匹马的农民。都是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这样的人在俄国该有多少啊！有人计算过，全俄国（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每年发出的身分证是800万张，有时达900万张。这些都是零工。他们只在名义上是农民，实际上是雇工，是工人。他们都应该同城市工人结成一个联盟；而投入农村的每一线光明和每一点知识，都将加强和巩固这个联盟。

    讲到“外水”，还有一点不要忘记。所有的官吏和象官吏那样思考问题的人都爱说，农民，庄稼汉“需要”两件东西：土地（只是不会很多，——要想多，也无处可得，因为富人早已把土地搜刮光了！）和“外水”。所以，他们说，要帮助人民，就应该在乡村里多办副业，就应该多“给”“外水”。这样的话全是伪善。对贫苦农民来说，外水就是当雇工。“给”农民“外水”，就是把农民变成雇佣工人。多好的帮助啊，真没说的！对于富裕农民，则有另外一些要花本钱的“外水”，——比如开磨坊或者别的作坊，买脱谷机，做买卖和干其他行当。把有钱人赚外水同贫苦农民当雇工混为一谈，就是欺骗贫苦农民。这种欺骗对富人当然有利，他们最愿意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一切“外水”所有农民都能担得起办得到。但谁要是真心想为贫苦农民，谁就会把一切真情实况，而且只是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还要谈一下中等农民。我们已经说过，从全俄国平均数来说，凡有两头耕畜的农民都可以算是中等农民，这样的农户在1000万农户中大约有200万户。中等农民介于富人和无产者之间，——所以他们就被叫作中等农民。他们的生活也是平平：逢到好年成，收支勉强相抵，可是贫困随时可能降临；积蓄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寥寥无几。所以，他们的家业是不稳定的。钱，他们很难弄到，因为种庄稼所得的钱他们总不够用，就是够用也是将就凑合。要是去找外水，就得把农活丢掉，田园就要荒芜。可是许多中等农民还是离了外水就没法过，他们不得不去当雇工，贫困迫使他们去受地主的盘剥，去借债。中等农民几乎永远也摆脱不了债务，因为他们不象富裕农民那样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只要欠了债，就等于给自己套上了绞索。他们一身债务，最后落到完全破产为止。中等农民受地主的盘剥最多，因为地主需要没有破产的、既有两匹马又有全套农具的庄稼人去干计件活。中等农民要到外地谋生是很困难的，——为了得到粮食，为了能够放牧，为了租到割地，为了归还冬天欠下的债，他们只得受地主的盘剥。除了地主和富农以外，压迫中等农民的还有富有的乡邻：这些富有的乡邻总是同他抢购土地，决不肯放过可以用某种手段压榨他们的机会。中等农民正是过着这种不上不下的生活。他们既不能算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业主，又不能算是工人。所有中等农民都争当业主，想做私有主，可是能够做到这点的很少很少。雇得起雇农或日工、拼命靠别人的劳动发财、踩着别人脊背爬上富人地位的这种人，是很少的。大多数中等农民谈不上雇用别人，他们自己还得受人雇用呢。

    凡是富人同贫苦农民、私有主同工人发生斗争的地方，中等农民总是处在中间，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富人叫他们到自己那边去，说道：你也算是业主，也是私有主，你同那些穷光蛋工人呆在一起干什么？工人则说：富人会欺骗你，要把你抢光；你除了帮我们同一切富人作斗争而外，别无生路。在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为解放劳动人民而斗争的所有国家里，到处都在进行这场争取中等农民的争论。在俄国，这场争论正好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琢磨这件事，要搞明白富人在干哪些欺骗勾当来引诱中等农民，我们怎样才能揭穿这种骗局，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等农民找到真正的朋友。要是俄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马上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就能比德国工人同志快得多地建立起农村劳动人民同城市工人的巩固联盟，就能很快地战胜劳动者的一切敌人。

    4．中等农民向何处去？是到私有主和富人那边去，还是到工人和无产农民这边来？

    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都竭力要把中等农民拉到自己一边去，答应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经济（价廉的铁犁、农村银行、播种牧草、廉价出售牲畜、肥料等等），让农民加入各种农业联合组织（书本上把这些联合组织叫作合作社），即各种业主的联合组织来改善经济。资产阶级竭力用这种办法来使中等农民、甚至小农、甚至半无产者不去同工人联合；竭力怂恿他们和富人、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同工人、同无产阶级作斗争。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回答说：改善经济是件好事情。买一部铁犁能够便宜些，这并没有什么坏处；现在甚至每个聪明一点的商人都尽量把东西卖得贱些，好招徕顾客。可是，如果向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说：改善经济和铁犁减价就能帮助他们大家摆脱贫困而自立，同时一点也不触动富人，——那么，这就是欺骗。从所有这些改善、减价和合作社（买卖商品的联合组织）中，得利最多的是富人。富人愈来愈强大，他们对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的压迫愈来愈厉害。只要富人还是富人，只要他们还掌握着大部分土地、牲畜、农具和金钱，那么不但贫苦农民，就是中等农民也永远摆脱不了贫困。一两个中等农民靠这些改善和合作社的帮助能够爬上富人的地位，可是全体人民和全体中等农民却会更加贫穷。要使全体中等农民都能变富，就得打倒富人，而要打倒富人，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才行。

    资产阶级向中等农民（甚至小农）说：我们把土地、铁犁贱卖给你们，你们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我们，你们要拒绝参加反对一切富人的斗争来作为报答。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则说：假使他们真是贱卖，那么有钱为什么不买呢？这是做买卖。可是，自己的灵魂却永远出卖不得。不同城市工人一起进行斗争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就是让自己永远受穷受苦。商品减价，富人从中得利更大，更加大发其财。至于那些从来就没有钱的人，只要他不把这些钱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东西无论怎么便宜，对他也并无好处。

    举个例子来说吧。拥护资产阶级的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各种合作社（贱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联合组织）。甚至有一些自称“社会革命党人”的人，也跟着资产阶级瞎嚷嚷，说什么农民最需要的是合作社。在我们俄国，也开始办起了各种合作社；不过我国的合作社还很少，而且在没有得到政治自由以前，合作社也多不了。而在德国，农民中间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是很多的。看看这些合作社对谁的好处最大吧。全德国一共有14万农村业主参加牛奶和奶制品的销售协作社。这14万农村业主（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还是取整数吧）共有奶牛110万头。在全德国一共有400万贫苦农民，其中加入协作社的只有4万人，这就是说，每100个贫苦农民当中只有1个人得到这些合作社的好处。这4万贫苦农民总共只有10万头奶牛。其次，中等业主即中等农民有100万，其中加入合作社的有5万人（就是说100个人里有5个人加入），他们有奶牛20万头。最后，富有业主（地主和富裕农民算在一起）有33万多人，其中加入合作社的有5万人（这就是说每100人里有17人加入！），而他们的奶牛则有80万头！

    由此可见，合作社首先对谁好处最大。由此可见，那些叫嚷要用各种贱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联合组织来拯救中等农民的人，是在怎样愚弄庄稼人。资产阶级想出很低的价钱“收买”庄稼人，使他们不靠拢那些号召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站到自己那边去的社会民主党人。

    我国也办了各种干酪劳动组合和牛奶收集站。我国也有好多人在叫嚷说，劳动组合、村社联盟、协作社——这就是庄稼人所需要的。可是请看看这些劳动组合、协作社、村社租地对谁有利吧。在我国，每100个农户中间，至少有20户根本没有奶牛；30户只有1头奶牛：这些农户是因为穷得没办法才把牛奶卖掉，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奶喝，挨饿，大批大批地死去。而富裕农民则每户有3头、4头或者更多的奶牛。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奶牛占全体农民的奶牛的一半。干酪劳动组合到底是对谁有利呢？很明显，首先是对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有利。很明显，对他们有利的是：中等农民和贫苦农民跟着他们走，并认为要摆脱穷困，不靠全体工人同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而靠各单个小业主的努力来改变现状，爬上富人的地位。

    一切拥护资产阶级、冒充小农的支持者和朋友的人，用各种方法来赞助和鼓励这样的努力。而很多天真幼稚的人认不清披着羊皮的狼，跟着资产阶级说谎，以为这样做对小农和中等农民有好处。例如，他们在书本上和讲演中论证说，小经济是最有利和最能赚钱的经济，小经济正方兴未艾；说什么正因为这样，在农业中，小业主到处都是这么多；说什么正因为这样，这些人才死死地守着土地（而不是因为所有的较好土地都被资产阶级占去了，所有的钱也都在他们手里，贫苦农民只好一辈子挤在一小块地上受煎熬！）。这些善于花言巧语的人又说：小农并不需要很多的钱；小农和中等农民比大农更加节俭勤劳，善于过更简朴的生活：他们喂牲畜不必买干草，用麦秆就行；他们不必买昂贵的机器，起早贪黑地干就能赶上机器；他们修理东西用不着出钱找人，节日里自己拿起斧头干干木工活就行了——结果比大业主省钱得多；他们不必去养价钱很贵的马匹或者犍牛，用奶牛耕地就行——德国的贫苦农民就是用奶牛来耕地的，而我国的人民已经贫困到极点，不仅用奶牛耕地，甚至开始用人来耕地了！这多么合算！多么便宜！中等农民和小农是这样勤劳，这样刻苦，生活这样节俭，规规矩矩，不想社会主义，而只想自己的家业——这多么值得赞赏！他们不跟那些举行罢工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走，而跟富人走，老想做个体面人！要是大家都这样刻苦，这样勤劳，生活这样节俭，不喝酒，多存钱，少买各色花布，少生儿育女，——那么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什么贫穷困苦都不会有了！

    资产阶级把这样的花言巧语说给中等农民听，有些头脑简单的人就信以为真，自己也跟着说起这些话来！[注：在我们俄国，那些想为庄稼人好，可是时不时难免冒出这些花言巧语的头脑简单的人，就叫作“民粹派”，或者也叫作“小经济的拥护者”。由于缺乏理智而跟着他们走的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在德国，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也不少。其中有一个叫作爱德华·大卫的，他不久以前写了挺厚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说道：小经济比大经济不知要合算多少；因为小农不乱花钱，耕地不用养马，用奶牛就行了，奶牛除了耕地，还可以挤牛奶。]其实，这些花言巧语不过是对农民的欺骗和戏弄罢了。这些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把贫穷，把赤贫叫作便宜而有利的经济。贫穷迫使中等农民、小农起早贪黑地干活，每块面包节省着吃，每个戈比紧抠着花。当然啦，一条裤子穿三年，夏天出门打赤脚，木犁坏了用绳子扎一扎，奶牛用房顶上拆下来的烂麦秆来喂养，还有什么比这更“便宜”更“有利”的呢！可是随便请哪一个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来经营经营这种“便宜”而“有利”的经济吧，——大概他们马上就会把自己的花言巧语忘得一干二净的！

    赞扬小经济的人有时也想让农民得点好处，其实只是害了农民。他们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庄稼人，正象用开彩来骗人一样。我现在来说一下开彩是怎么回事。比如我有一头奶牛，值50个卢布，我想把这头奶牛拿来开彩，叫大家都来买一个卢布一张的彩票。出一个卢布可能得一头奶牛！人们中彩心切，于是一个个卢布源源而来。收齐100个卢布之后，我就来开彩：谁中彩，谁就用一个卢布换到了一头奶牛，其余的人什么也没得着。这头奶牛对人们来说是不是“便宜”呢？不，很贵，因为多付了一倍的钱，因为只有两个人（开彩的人和得到奶牛的人）毫不费力地发了财。他们是靠其余99个人送掉了自己的钱而发财的。所以，谁要是说开彩对人民有利，谁就简直是在欺骗人民。同样，谁要是答应用各种合作社（高价卖出贱价买进的联合组织）、各种经济改善、各种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使农民摆脱贫穷困苦，谁也就是在欺骗农民。正象开彩时一人中彩，而其余的人都吃亏一样，这儿也是一个中等农民走运成了富人，而他的99个同伴则一辈子当牛做马，摆脱不了穷困，甚至更加破产。让每个农村居民好好地留意一下自己的村团和整个周围地区吧：中等农民变成富人而不再受穷的到底多不多？一辈子摆脱不了穷困的有多少？破产之后离乡背井的又有多少？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全俄国中等农户不出200万户。假定贱价买进高价卖出的一切联合组织为现在的10倍。结果会怎么样呢？顶多能有10万个中等农民上升为富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中农里有5个人发了财。而其余95个人呢？他们的生活仍然困难，而许多人的生活还会更加困难得多！至于贫苦农民，那就破产得更厉害了！

    很明显，资产阶级正是要使尽量多的中等农民和小农跟富人走，要他们相信不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也能摆脱穷困，要他们指靠自己勤勉、自己刻苦、自己致富，而不要指靠同农村工人和城市工人的联盟。资产阶级一心只想让庄稼人去这样空想空指望，一心只想用各种花言巧语来哄骗他们。

    要揭穿所有这些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的骗局，只要问他们三个问题就行了。

    第一个问题。既然俄国24000万俄亩宜耕种的土地中有1亿俄亩是私人土地占有者的地，既然16000个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占有6500万俄亩地，劳动人民能摆脱贫穷困苦吗？

    第二个问题。既然150万户富裕农户（农户一共是1000万）占了农民的全部所种的地、农民的全部马匹和农民的全部牲畜的一半，并且占了农民的全部积蓄和存款的一大半，既然这个农民资产阶级靠压迫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靠榨取雇农和日工的劳动变得愈来愈富，既然650万农户都是破产的贫苦农民，总是挨饿，靠当各种雇工挣口饭吃，劳动人民能摆脱贫穷困苦吗？

    第三个问题。既然金钱成了支配力量，既然用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可以买工厂、买地，甚至可以买人当雇佣工人，当雇佣奴隶，既然没有钱就无法生活、无法经营家业，既然小业主、贫苦农民必须为了挣钱而同大业主进行斗争，既然几千个地主、商人、厂主和银行家拥有几亿卢布，而且还支配着一切集中了几十亿卢布存款的银行，劳动人民能摆脱贫穷困苦吗？

    无论用多少花言巧语来说明小经济或合作社如何有利，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能够解救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合作社”，是贫苦农民同城市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结成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扩大和巩固得愈快，中等农民就会愈快地懂得资产阶级答应的东西完全是骗人的，中等农民也就会愈快地站到我们这边来。

    资产阶级知道这点，所以除了花言巧语之外，它还到处造社会民主党人的谣。它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剥夺中等农民和小农的财产。这是造谣。社会民主党人要剥夺的，只是大业主的财产，只是靠他人劳动过活的人的财产。社会民主党人决不会剥夺不雇用工人的小业主和中等业主的财产。社会民主党人捍卫和维护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不但卫护最有觉悟、最团结的城市工人的利益，而且也卫护农村工人的利益，以及卫护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只要他们不雇用工人，不跟富人走，不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争取工人和农民生活中的一切改善而斗争，只要这些改善在我们摧毁资产阶级统治以前可以马上实行，只要这些改善可以促进同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不过，社会民主党人不欺骗农民，他们把全部真情实况都告诉农民，他们事先就直截了当地对农民说：只要资产阶级还在统治，任何改善都不能使人民摆脱贫穷困苦。为了使全体人民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的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就制定了自己的纲领[注：见本篇末尾附录——社会民主党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62]。]。纲领就是简要、清楚、准确地宣布党所努力争取和为之斗争的一切目标。社会民主党是唯一提出清楚、准确的纲领的党，它使全体人民知道并看到这个纲领，使党内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真正愿为把全体劳动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而且正确了解谁应当联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和怎样进行这种斗争。另外，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须直截了当地、公开地和准确地在纲领中讲清楚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受穷受苦，为什么工人的联盟愈来愈扩大和加强。只说生活太坏，只号召造反是不够的，这一点随便哪个说空话的人都做得到，就是没有多大用处。要使劳动人民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受穷，他们应当同谁联合起来为摆脱贫穷而斗争。

    我们已经说过了，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受穷受苦，贫苦农民应当同谁作斗争，应当同谁联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

    现在我们来说说工人和农民生活中有哪些改善是我们马上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争取到的。 

    5．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人民和工人争取哪些改善？

    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使全体劳动人民从一切掠夺、一切压迫、一切不公平中解放出来而斗争。要得到解放，工人阶级首先应当联合起来；而要联合，就应当有联合的自由、联合的权利，就应当有政治自由。我们已经说过，专制的管理机关就是官吏和警察对人民的奴役。所以，全体人民都需要政治自由，只有一小撮宫廷的和能够接近宫廷的达官显贵除外。不过最需要政治自由的是工人和农民。富人可以贿赂官吏和警察，不至于吃他们胡作非为的亏。富人可以向最高当局告状。所以，警察和官吏向富人找碴儿的时候比向穷人找碴儿的时候要少得多。工人和农民没有钱去贿赂警察和官吏，有冤没处申，也打不起官司。只要国内还没有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没有人民代表会议，工人和农民就永远无法免受警察和官吏敲榨勒索、胡作非为和欺凌侮辱之苦。只有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才能使人民免受官吏的奴役。每个觉悟的农民都应该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向沙皇政府要求的，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注：1905年版本中，从“支持”至“就是”这一段文字改为：“赞成要求立即”。——俄文版编者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应该由全体人民选举，不分等级，不分贫富。选举应该是自由的，不受官吏的任何干扰；监督选举的应该是人民代理人，而不是巡官和地方官。到那个时候，全体人民的代表就能讨论人民的一切需要，就能在俄国建立起更好的制度[注：1905年版本中，在“制度”后面加了如下一段文字：

    “我们已经说过，国家杜马并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是警察的骗局，因为它的选举是不平等的（贵族和商人对农民和工人占有优势），它的选举不是自由的，而是在警察的强制下进行的。国家杜马不是人民代表会议，而是贵族和商人的警察会议。召开国家杜马并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和保证建立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而是为了欺骗工人和农民，进一步奴役他们。人民需要的不是御用的杜马，而是经全体公民无区别地和对等地自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俄文版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未经法院判决，警察不得把任何人监禁起来。官吏如随便抓人，应予严办。要使官吏不再横行霸道，就要让人民自己选举官吏，使每个人都有权直接到法院去控告每一个官吏。不然的话，向地方官控告巡官，或者向省长控告地方官，那有什么用呢？地方官当然只会包庇巡官，省长当然只会包庇地方官，结果还是控告人遭殃：不是坐牢，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我们俄国（象其他各国一样），只有当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向国民会议和选举产生的法庭控告，都有权在口头上或者在报纸上自由地诉说自己的疾苦的时候，官吏才不敢胡来。

    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处于对官吏的农奴制依附地位。没有官吏的许可，人民不能开会，也不能出书办报！这难道不是农奴制依附吗？既然不能自由开会，不能自由出书，又怎么去管束官吏和富人呢？自然，任何真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书籍和言论，官吏都要禁止。拿这本书来说，社会民主党就得秘密印刷，秘密散发才行。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查出他有这本书，他就得吃官司，坐监牢。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却不害怕，这类说实话的书，他们出版得愈来愈多，并且愈来愈多地散发给人民阅读。无论什么样的监狱和迫害，都阻止不了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等级，要求国内全体公民完全平等。现在我们这里有不纳税等级和纳税等级[63]，有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有贵族出身和平民出身；对于平民甚至还可以拷打。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和农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除了俄国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法律。现在，该是俄国人民也要求每个庄稼人都享有贵族享有的一切权利的时候了。农奴制度已经废除40多年了，还有拷打，还有纳税等级，这不是耻辱吗？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人民有迁徙和从业的完全自由。迁徙自由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农民有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迁哪儿就迁哪儿，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乡村或者城市居住，不必经过任何人批准。这就是说，俄国也应当取消身分证（在其他国家身分证早就没有了），无论哪个巡官，无论哪个地方官，都不得妨碍任何一个农民随意选择居住和做工的地点。俄国的庄稼人被官吏管得紧紧的，不能自由地迁居城市，不能自由地上新的地方落户。大臣命令省长不要准许随便迁移！庄稼人该上哪儿去，省长比庄稼人自己还清楚！庄稼人象小孩子一样，不得到官长许可就不敢动一下！这难道不是农奴制依附吗？随便哪一个破落的贵族都可以对成年的种地的业主发号施令，这难道不是对人民的侮辱吗？

    现任“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作《歉收和人民的灾难》（饥荒）。他在这本书里直截了当地说：既然本地的地主老爷需要人手，庄稼人就不应该迁移。这位大臣老实不客气地公开这样说，他以为这些话庄稼人听不见，也听不懂。既然地主老爷们需要廉价的劳动者，为什么要让人迁走呢？人口密度愈大，对地主就愈有好处，人民愈穷，雇人就愈便宜，人民就愈顺从地去忍受各种压迫。从前是总管维护老爷的利益，而现在是地方官和省长维护他们的利益。从前是由总管下命令在马厩里惩罚，现在则由地方官下命令在乡公所里鞭打。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常备军，而代之以民兵，让全体人民都武装起来。常备军是脱离人民的军队，是训练来向人民开枪的军队。如果不在军营里把士兵关上几年，不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严格训练，难道他们会向自己的弟兄工人和农民开枪吗？难道他们会去反对饿着肚子的庄稼人吗？为了保卫国家不受敌人进犯，根本不需要常备军，有民兵就足够了，如果全国每个公民都武装起来，那俄国就什么敌人都不用害怕了。人民也可以不受军阀制度的压迫了：军阀制度每年耗资好几亿卢布，所有这些钱都是从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因此，捐税这样重，生活愈来愈苦。军阀制度更加强了官吏和警察对人民的统治。为了掠夺别的民族，例如夺取中国人的土地，就需要军阀制度。人民的负担并不因此减轻，反而由于征收新税更加沉重了。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就能大大减轻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的负担。

    同样能大大减轻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的负担的是取消间接税，这点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争取做到。间接税就是不直接按土地或家业征收的税，而是由人民在购买商品时付更多的钱来间接交纳的。国家对白糖、烧酒、煤油、火柴和其他各种消费品征税，这种税是由商人或者厂主交给国家的，自然，他们并不是用自己的钱来交纳，而是用买主付给他们的钱来交税。烧酒、白糖、煤油、火柴的价钱提高了，每个买主买一瓶烧酒或一俄磅白糖时不但要付商品价，而且要付商品税。比如，假使你花14个戈比去买一俄磅白糖，那么大约就有4个戈比是税：糖厂主已经把这笔税款交给了国库，现在是从每个买主身上把钱收回来。所以，间接税就是消费品的税，就是用抬高商品价格的办法由买主来交的税。人们有时说：间接税是最公道的税，买多少东西，就交多少税。这种说法不对。间接税是最不公道的税，因为穷人付的间接税要比富人重得多。富人的收入相当于农民或者工人的十倍，甚至百倍。可是，难道富人需要的白糖也多百倍吗？难道他们需要的烧酒、火柴或者煤油也多十倍吗？当然不会的。富人家买的煤油、烧酒、白糖，比穷人家不过多一倍，至多也不过多上两倍。这就是说，富人交纳的间接税在他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穷人少。假定一个贫苦农民的收入一年为200卢布；假定他花60个卢布去买那些上了税的、因而涨了价的商品（白糖、火柴、煤油都加上了消费税，即商品没有运到市场以前厂主就得交纳的税；官卖烧酒的价钱，国家直接提高了，花布、铁和其他商品涨价，是因为便宜的外国货不纳很高的关税就不准运进俄国）。这60个卢布中间有20个卢布是税。也就是说，贫苦农民收入的每一个卢布中要纳10戈比的间接税（还没有算上直接税：例如赎金税、代役税、土地税、地方自治机关税、乡镇税和村社税等等）。可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收入有1000卢布，他花150个卢布买那些上了税的商品，这150个卢布中他只付了50个卢布的税。这就是说，富裕农民收入的每一个卢布中只交5戈比间接税。一个人愈富，他所交纳的间接税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愈少。所以，间接税是最不公道的税。间接税就是向穷人抽的税。农民和工人合起来占全国人口的9/10，他们交纳了全部间接税的9/10或8/10。而在全部收入中农民和工人得到的大概至多也只是4/10！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间接税，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也就是说：收入愈多，税就应当愈重。谁有1000卢布的收入，就让他每卢布交1戈比的税；谁有2000卢布的收入，就让他每卢布交2戈比的税；以此类推。收入最少的（例如收入在400卢布以下的）完全用不着交税。最大的富翁要交最多的税。这种所得税，或者更正确些说，累进所得税，要比间接税公道得多。正因为这样，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取消间接税，征收累进所得税。但是，一切私有主、整个资产阶级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当然要反对的。只有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结成坚固联盟，才能从资产阶级手里争得这种改善。

    最后，对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于贫苦农民，一个很重要的改善，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所要求的儿童的免费教育。目前农村的学校要比城市里少得多，并且无论哪里都只有富有阶级、只有资产阶级才能让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只有使所有儿童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才能使人民摆脱，哪怕是部分地摆脱目前这种愚昧状态。贫苦农民深受愚昧之苦，特别需要受教育。不过，我们需要的当然是真正的、自由的教育，而不是官吏和神父所希望的那种教育。

    其次，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权利。欧洲各国中只有俄国和土耳其还保留着一些可耻的法律，来整治不信正教而信其他教的人，整治分裂教派[64]，整治其他教派信徒，整治犹太人。这些法律或是干脆禁止某种宗教，或是禁止传布这种宗教，或是剥夺信仰这种宗教的人的某些权利。所有这些法律，都是极不公道、极专横、极可耻的。每个人不仅应该有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任何一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官吏都根本无权过问任何人信什么教，因为这是个信仰问题，谁也不能干涉。不应该有什么“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或教会。一切宗教，一切教会，在法律面前应该一律平等。各种宗教的教士可以由信那种教的教徒来供养，国家不应该用国库的钱来资助任何一种宗教，不应供养任何教士，不管是正教的，分裂教派的，还是其他任何教派的教士。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此而斗争。在这些措施还没有无条件实行以前，人民就一直要因为信教问题而受到警察的可耻迫害，就一直避免不了警察给某一种宗教同样可耻的施舍。

    ***

    我们已经知道了社会民主党人要为全体人民，尤其是为贫苦农民争取哪些改善。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要为工人——不仅为工厂工人和城市工人，而且也为农村工人——争取哪些改善。工厂工人住得更挤更集中；他们在很大的车间里干活；他们更容易得到有教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城市工人开始同业主斗争的时间比所有其他工人都要早得多，他们争得了更大的改善，还争取到了工厂法的颁布。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为一切工人争取这种改善：既为城市和农村中那些在家里给雇主干活的手艺人，又为那些被小作坊主和手工业者雇用的工人，为建筑工人（木匠、泥水匠等等），为林业工人，为粗工，也同样为农村工人争取这些改善。所有这些工人，以工厂工人为榜样并且在工厂工人的帮助下，现在开始在全俄国团结起来，为改善生活条件、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而斗争。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支持一切工人为改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帮助他们大家把最坚定可靠的工人组织成为（联合成为）坚固的联盟，用散发书籍传单、派遣有经验的工人到新参加斗争的工人那里去的办法帮助他们，总之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当我们争得了政治自由，我们在人民代表会议中就会有自己人即工人代表，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会象其他国家中自己的同志一样，要求颁布有利于工人的法律。

    这里我们不打算把社会民主党要替工人争取的一切改善都一一列举，因为这些改善在纲领中已经写清楚了，而且在《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书里也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我们只要指出其中几项主要的改善就够了。工作日应规定一昼夜不超过8小时。每星期应有一天休息不做工。加班加点应该绝对禁止，做夜工也应该绝对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应该受到免费教育，因此不准雇用不满16岁的儿童做工。妇女不应在对身体有害的生产部门做工。因工受伤致残时——如因管脱谷机和风车等等而受伤致残时——雇主应给予工人赔偿。对一切雇佣工人都应该发工资，而且应该总是每星期发一次，而不应象对农村雇工那样，常常两三个月才发一次。每星期按时领工资，工资必须是现钱而不是商品，这对工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雇主老爱把各种质次价高的商品硬塞给工人顶工资；为了杜绝这种不合理现象，就一定要用法律来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其次，年老的工人应该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所有富有阶级和整个国家，所以他们同官吏一样有权领取养老金。为了使业主不敢滥用自己的地位去破坏有利于工人的规章，就应当指派视察员，他们不但应该视察各个工厂，而且也要视察大的地主田庄，视察所有雇用工人的企业。这些视察员不应该是官吏，不应该由大臣或省长委派，不应该替警察办事。视察员应该由工人选出；国家应该给工人自己自由选出来的代理人支付薪金。这些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还应该注意使工人的住房有较好的设备，使业主不敢强迫工人居住那种象狗窝似的房子或土窑（这在农村干活是常事），使他们遵守关于工人休息的条例，等等。同时不要忘记，只要没有争得政治自由，只要警察拥有无限权力，用不着对人民负责，无论工人选出什么代表都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谁都知道，现在警察未经审问就擅自抓人，不但抓工人代表，还抓一切敢替大家说话、敢揭露违法行为和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的工人。但是，当我们有了政治自由，工人代表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应该绝对禁止一切雇主（厂主、地主、承包人、富裕农民）任意克扣工人的工资，比如因出了废品扣钱，以罚款的形式扣钱等等。雇主任意克扣工资，这是违法行为，是暴行。业主不得以任何形式、以任何克扣的办法来减少工人的工资。业主不得私设公堂，擅自审判（扣下工人工资往自己腰包里装的法官真是个好法官！），而应该由真正的法庭来审理，这个法庭应该由对等的工人代表和业主代表选出。只有这样的法庭，才能公正地判断业主对工人、工人对业主的各种不满。

    社会民主党人要为整个工人阶级争取的就是这些改善。每个田产上、每个庄园里、每个承包人那里的工人，都应该想办法同可靠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应该争取什么改善，应该提出什么要求（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庄园以及在不同的承包人那里，工人的要求当然会各不相同）。

    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委员会帮助全俄国工人明确地规定自己的要求，同时还帮助他们编印传单等等来申述这些要求，好让全体工人、业主和长官都知道。只要工人能够同心同德地坚持自己的要求，业主就不得不让步，不得不同意。在城市里，工人已经用这个办法争得了很多改善，现在手艺人、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也在开始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斗争了。在我们还没有争得政治自由以前，我们只能秘密地进行这种斗争，避开警察的耳目；因为警察是禁止任何传单和工人的任何联合的。一旦我们争得了政治自由，我们就能在大家面前更加广泛地公开进行这种斗争，让全俄国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联合起来，能够更加同心协力地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人愈多，他们的力量就愈大，他们就能愈快地使工人阶级得到完全的解放，不再受任何压迫，不再去当任何雇工，不再替资产阶级干任何活。

    ***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工党不但在为工人争取改善，而且在为全体农民争取改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社会民主工党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6．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为了完全解放全体劳动者，贫苦农民应该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富裕农民会付给自己的雇农尽量少的工钱，逼着他们干更多更重的活；城市和农村的工人则要求：替富裕农民做工的雇农也能够拿较多的工钱，干较轻的活，并且要有休息。这就是说，贫苦农民应该组织自己单独的、没有富裕农民参加的联盟，——关于这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并且还要反复地讲。

    可是，俄国所有的农民，无论富裕农民还是贫苦农民，在许多方面仍旧是农奴：他们都是卑微的、下贱的、纳税的等级；他们都受到警官和地方官的奴役；他们往往为了使用割地、饮马场、牧场、草地而照旧替老爷干活，——这同在农奴制度下替老爷干活真是一模一样。所有的农民都想要摆脱这种新的农奴地位，大家都希望享有充分权利，大家都仇恨地主：地主直到现在还在强迫农民服徭役——因使用土地、牧场、饮马场和草地为贵族老爷“服工役”，“为践踏了庄稼”而干活，“为表示尊敬”而派女人去收割庄稼。由于这种种工役，贫苦农民承受的负担比富裕农民更重。富裕农民有时可以出钱顶替为老爷做工，但是大部分富裕农民毕竟还是受到地主沉重的压迫。所以，贫苦农民应该同富裕农民一起为反对自己的无权地位、反对一切徭役、反对一切工役而斗争。我们只有打败整个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也包括在内），才能摆脱各种盘剥和任何贫困。可是有的盘剥，我们是可以早些摆脱的，因为这种盘剥连富裕农民也受不了。在我们俄国，还有好多这样的地方和专区，那里所有的农民直到现在还常常完全同农奴一样。所以，俄国的全体工人和全体贫苦农民应该左右开弓进行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方面和全体工人结成联盟同一切资产者作斗争；另一方面和全体农民结成联盟同农村中的官吏，地主－农奴主作斗争。假使贫苦农民不组成自己单独的、同富裕农民无关的联盟，那么富裕农民就要欺骗他们，耍弄他们，富裕农民自己也将变成地主，穷人不但永远当穷人，而且还得不到联合的自由。假使贫苦农民不和富裕农民一起同农奴制盘剥作斗争，那么，他们仍旧会被束缚、被限制在本地，他们也不会有充分的自由来同城市工人实行联合。

    贫苦农民首先要打击地主，至少要甩掉老爷的最可恶、最有害的盘剥，——在这一点上，许多富裕农民和拥护资产阶级的人也会支持贫苦农民的，因为地主的耀武扬威搞得大家都很厌烦了。可是，只要我们一缩小地主权力，富裕农民马上就会现出原形，伸出手来什么都想捞，他们的手可是贪得无厌的，现在就已经捞到好多东西了。可见，贫苦农民要十分警惕，要同城市工人结成坚固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城市工人既会帮助农民打掉地主的旧的老爷气派，又能把富裕农民稍稍制服一下（他们已经稍稍制服了一下自己的厂主）。不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贫苦农民就永远摆脱不了一切盘剥和一切贫穷困苦；在这方面，除了城市工人，谁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在这方面，除了指靠自己，他们谁也指靠不上。不过有些改善我们可以早些争取到，可以在这场伟大斗争一开始就马上得到。俄国有许多盘剥是别的国家里早已绝迹了的。这种官吏的盘剥，这种老爷的农奴制的盘剥，俄国全体农民是能够立刻摆脱掉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了使俄国全体农民哪怕摆脱掉最可恶的农奴制盘剥，为了使贫苦农民能够放开手脚同俄国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先争取的是哪些改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要求是：马上取消“纳税”农民负担的一切赎金、一切代役租[65]、一切义务。贵族委员会[66]和俄国沙皇的贵族政府当初把农民从农奴制依附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硬要农民赎买农民自己的土地，赎买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这是掠夺。是贵族委员会在沙皇政府帮助下公开掠夺农民。在很多地方，沙皇政府派军队用武力来实行规约[67]，对不愿接受被割剩下来的“极小一块”份地的农民实行军法制裁。如果没有军队的帮助，不靠拷打和杀人，贵族委员会决不可能象他们在解除农奴制依附时那样蛮横无礼地掠夺农民。农民应当永远记住，地主的贵族委员会当初是怎样欺骗他们、掠夺他们的，——因为就是现在，只要沙皇政府想为农民颁布新法律，也总是要叫贵族委员会或者官吏委员会去办。不久以前，沙皇下了一道诏书（1903年2月26日）。在诏书中，他答应修订和改善关于农民的法律。让谁来修订呢？让谁来改善呢？还是贵族，还是官吏！只要没有争取到设立农民委员会来改善农民生活，农民总是要受人欺骗的。地主、地方官和一切官吏对农民一向发号施令，这种情况该结束了！对一切巡官、一切喝得醉醺醺的、被称为地方官、县警察局长或省长的贵族子弟一向存在农奴制依附，这种情况该结束了！农民应该要求得到自己处理自己事情的自由，得到自己考虑、提出和通过新的法律的自由。农民应该要求成立自由的、经选举产生的农民委员会，——只要他们还没有争取到这个，他们就一直要受贵族和官吏的欺骗和掠夺。如果庄稼人自己不来解放自己，如果他们不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谁也不会把庄稼人从官吏吸血鬼的手里解放出来。

    社会民主党人不但要求立刻完全取消赎金、代役租和各种义务，而且还要求把从人民那里勒索去的赎金还给人民。自从贵族委员会把庄稼人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以后，全俄国的庄稼人已经交了好几亿卢布。这笔钱，农民应该要求归还。政府应该对贵族大土地占有者征收特别税；应该夺回寺院的和皇族的（即沙皇近支的）土地；人民代表会议应该用这笔钱来为农民造福。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农民，都没有象俄国农民这样受屈辱，这样贫穷化，这样骇人听闻地大批大批地饿死。我国农民所以落到了饿死的地步，还因为贵族委员会早就掠夺了他们，因为从那时起就连年不断地掠夺他们，从他们那里为旧的农奴主余孽榨取旧的贡赋，榨取赎金和代役租。那些掠夺农民的人应该对这点负责。应该把贵族、大地主的钱拿出来切实救济挨饿的人。挨饿的庄稼人不需要施舍，不需要小恩小惠。庄稼人应该要求把历年交给地主和国家的钱归还他们。到那个时候，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委员会就能对挨饿的人给予真正的、切实的救济了。

    其次，社会民主工党要求马上完全废除连环保和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沙皇1903年2月26日诏书答应废除连环保。现在，废除连环保的法律已经颁布了[68]。可是这还不够。除此而外，还应当马上废除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要不然，即使取消了连环保，农民也仍旧不可能完全自由，仍旧是半农奴。农民应当得到支配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就是可以把土地随便让给或者卖给什么人，不必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这正是沙皇的法令所不准许的：一切贵族、商人和小市民都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土地，农民却不行。庄稼人是小孩子，要派地方官象奶妈一样地看管他们。应该禁止庄稼人出卖自己的份地，不然他会把钱挥霍一空的！——农奴主就是这样推论的，而现在有些头脑简单的人竟相信农奴主的话，他们想为庄稼人好，也说什么应该禁止庄稼人卖地。甚至民粹派（这些人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和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的人，对这一点也同意了，认为宁可让我们的庄稼人仍然带点儿农奴性质，地是不能让他们卖的。

    社会民主党人说：这全是伪善，全是老爷腔调，全是花言巧语！当我们到了社会主义，当工人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一切土地才会归公，那时谁也没有权利出卖土地。那么在此以前怎么样呢？贵族和商人可以卖地，农民就不行！？贵族和商人有自由，农民就仍旧要做半农奴！？农民仍旧要恳求长官的允许！？

    这全是欺骗，尽管用花言巧语打掩护，但终究是欺骗。

    只要准许贵族和商人卖地，农民就应该同贵族和商人完全一样，有出卖自己土地和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土地的充分权利。

    当工人阶级战胜了整个资产阶级，它就会剥夺大业主的土地，就会在大的庄园上办起协作农场，工人大伙一起种地，自由选举代理人来当管理人员，会有减轻劳动的各种机器，轮班工作，每天不超过8小时（甚至6小时）。那时候，就是还想照旧单干的小农，他的经营也不会为了市场，不会为了卖给别的什么人，而是为了工人协作社，小农将为工人协作社供应粮食、肉类、蔬菜，工人则把机器、耕畜、肥料、衣服和农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无偿供给他们。那时候，大业主和小业主之间再不会为了钱而进行斗争，那时候，再不会有人替别人当雇工，所有的劳动者都是为自己工作，工作中的一切改善和全部机器都是为工人自己造福，都是为了减轻他们的劳动，改善他们的生活。

    可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懂得，社会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同整个资产阶级、同形形色色的政府进行殊死的斗争；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使全俄国所有的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一起结成坚固的牢不可破的联盟。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为了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就是献出全部生命也在所不惜。而只要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大业主总是会为了钱同小业主作斗争的：难道大业主可以自由卖地，小农就不行吗？我们再说一遍：农民不是小孩子，不许任何人对他们发号施令；农民应该同贵族和商人一样，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一切权利。

    还有个说法：农民的土地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公有的。公有的土地不许每个人随便出卖。这也全是欺骗。贵族和商人不也有团体吗？贵族和商人不也在组织公司，不也在一起买地买工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吗？为什么对贵族团体没有想出任何限制的办法，而对于庄稼人，一切警察恶棍却竭力想出限制和禁令来呢？农民从来没有从官吏那里得到过什么好处，而只有挨打、受勒索和侮辱。只要农民还不能亲自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只要农民还没有争得完全的平等权利和完全的自由，就永远得不到好处。农民想使他们的地成为公有的土地，——谁也不敢去阻止他们；他们可以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来组织团体，让什么人参加，要怎么样组织，要订立什么样的团体合同，他们都有完全的自由。要使哪一个官吏都不敢干涉农民团体的事情。要使任何人都不敢作弄农民，不敢胡编一些对农民的限制和禁令。

    ***

    最后，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农民争取的还有一种重要的改善。他们要求马上限制老爷对庄稼人的盘剥，农奴制的盘剥。自然，只要世上还有贫困，我们就不可能摆脱一切盘剥；而只要土地和工厂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只要金钱还是世上的支配力量，只要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实现，我们就不能摆脱贫困。可是，在俄国农村里还有很多特别可恶的盘剥，那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虽然别的国家同样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在俄国还有很多对一切地主有利而压迫所有农民的农奴制盘剥，这种盘剥可以而且应该首先立即消灭。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所说的农奴制盘剥是怎样的盘剥。

    每一个农村居民都知道下面的情况。地主的土地和农民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在解放农民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割去了农民所必不可少的土地，割去了牧场和草地，割去了森林，割去了饮马场。没有这种割地，没有牧场，没有饮马场，农民就毫无办法。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得跑到地主那里去，求他准许饮牲畜或者放牧，等等。而地主并不经营自己的田庄，也许一点钱也没有，专靠盘剥农民过日子。农民借用了割地不得不无偿地替地主干活，用自己的马给地主耕地，替他收庄稼割青草，替他打谷，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用自己的农家肥来上老爷的地，给老爷家送麻布、鸡蛋以及各种家禽。这同在农奴制度下完全一样！那时候，农民住在哪个老爷的世袭领地上，就要无偿地替那个老爷干活；现在，农民还常常为了贵族委员会在解放农民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那块土地而无偿地替老爷干活。这和徭役制完全一样。在有些省份里农民自己也把干这种活叫作徭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奴制盘剥。地主的贵族委员会在解放农奴的时候，故意使它们能够照旧盘剥农民，它们故意割去了庄稼人的份地，故意把地主的土地象楔子似地插到庄稼人的地里，使庄稼人连放鸡的地方也没有，它们故意让农民迁到较坏土地上去，故意用地主的地把通饮马场的路隔开来，——总而言之，它们的安排使农民落入了圈套，使农民仍象过去一样很容易束手就擒。我国还有无数农村的农民仍旧象在农奴制时那样，当邻近地主的俘虏。在这样的农村中，无论富裕农民或贫苦农民，大家都被捆住了手脚，完全听凭地主的摆布。这样一来，贫苦农民要比富裕农民艰难得多。富裕农民有时还有自己的地，可以叫雇农替他去服徭役；但是贫苦农民却毫无办法，只好听任地主摆布。在这样的盘剥下，贫苦农民往往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为了要替老爷做工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至于同全体贫苦农民和同城市工人自由结成一个联盟、一个政党，那就想都不用想了。

    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现在马上就消灭这种盘剥呢？社会民主工党给农民提出达到这个目的的两个办法。不过我们还要再说一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全体贫苦农民摆脱一切盘剥，因为只要富人还有力量，他们反正总是要压榨穷人的。要一下子完全消灭一切盘剥是办不到的，但是可以大大限制那些既压迫贫苦农民、又压迫中等农民、甚至还压迫富裕农民的最可恶、最卑鄙的农奴制盘剥，可以现在就争取做到减轻农民的负担。

    要做到这点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成立由雇农和贫苦农民、以及富裕农民和地主自由选举的代理人组成的法庭。

    第二个办法——成立自由选举的农民委员会。这些农民委员会不但应该有权讨论和采取各种消灭徭役制、消灭农奴制残余的措施，而且也应该有权夺回割地并且把割地归还农民[注：1905年版本中，在“农民”后面加了如下一段文字：

    “农民委员会应该有权剥夺地主和一切私有者的全部土地，而且由人民代表会议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这些转归全民所有的土地。”——俄文版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谈一下这两个办法。由自由选举的代理人组成的法庭，可以审理农民控告地主盘剥的一切案件。假使地主乘农民急需土地把地租定得过高，这样的法庭就有权减低地租。这样的法庭有权使农民不接受过低的工钱，——例如，地主在冬天用一半价钱雇定庄稼人干夏天的活，那么法庭就要审理这个案子并且规定公道的工钱。这样的法庭当然不应该由官吏组成，而应该由自由选举的代理人组成，雇农和贫苦农民一定要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其人数不应少于富裕农民和地主。这样的法庭也要审理工人同业主之间的一切案件。有了这种法庭，工人和全体贫苦农民就会比较容易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比较容易联合起来并了解清楚，哪些人能够忠实可靠地支持贫苦农民和工人。

    另外一个办法就更加重要了。这就是由每个县的雇农、贫苦农民、中等农民和富裕农民选举代理人，成立自由的农民委员会 （假使农民认为必要，一县也可成立几个农民委员会；也许他们甚至可以在每一个乡或者每一个大的村子里成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受了些什么盘剥，农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至今仍靠农奴制盘剥过活的地主是些什么人，农民自己揭露得最清楚。农民委员会要弄清楚哪些割地、草地或者牧场等等是从农民手里不公道地割去的，要弄清楚这些土地是应该无偿地夺回呢，还是应该由大贵族出钱补偿这些土地的买主。农民委员会至少要使农民从许许多多贵族的地主委员会陷害他们的圈套中挣脱出来。农民委员会要使农民摆脱官吏的干涉，表明农民自己愿意而且能够安排自己的事情，要帮助农民商定自己的需求，使他们认清那些能够忠心耿耿地维护贫苦农民、维护同城市工人的联盟的人。农民委员会是使穷乡僻壤的农民也能自力更生、也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所以，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预先提醒农民：

    不要相信任何贵族委员会、任何官吏委员会。

    要求召开全民代表会议。

    要求设立农民委员会。

    要求有出版各种书报的完全自由。

    当所有的人都有权在全民代表会议上、农民委员会里和报纸上自由地、无所畏惧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的时候，马上就能看出谁站到工人阶级一边，谁站到资产阶级一边。现在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有些人是隐瞒了自己真正的意见，有些人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有些人则是故意骗人。而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这一点，用不着遮遮盖盖，什么事情就很快都搞清楚了。我们已经说过，资产阶级会把富裕农民拉到自己那边去。农奴制盘剥消灭得愈快愈多，农民获得的真正的自由愈多，贫苦农民自己的联合就会愈加迅速，富裕农民同整个资产阶级的联合也会愈加迅速。让他们去联合好了：我们不怕，虽然我们很清楚富裕农民由于这种联合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不是也在联合吗？况且我们的联盟——贫苦农民同城市工人的联盟——人数不知要多多少，我们是几千万人的联盟，而他们只是几十万人的联盟。我们也知道：资产阶级会想办法（而且现在已经在想办法！）把中等农民甚至小农都拉到自己那边去，想办法欺骗他们，引诱他们，离间他们，许愿把他们每个人都变成富人。我们已经看到过资产阶级是用什么方法和骗局来引诱中等农民的。所以我们应该事先擦亮贫苦农民的眼睛，事先巩固他们同城市工人的单独的联盟来对付整个资产阶级。

    让每个农村居民都好好地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吧。富裕农民不是时常在抱怨老爷，抱怨地主吗？他们不是在抱怨人民受压迫，抱怨老爷白白荒废土地吗？他们不是喜欢（私下）议论，主张要把这些地交给庄稼人吗？

    富裕农民说的话能相信吗？不能。他们要地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自己。他们现在就已经为自己弄到了土地，有买来的，有租来的，可是还嫌少。这就是说，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一起反对地主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只有第一步我们能同他们一起走，往后就要分道扬镳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这第一步同别的许多步以及我们最后的主要的一步区分清楚。农村中的第一步就是完全解放农民，给农民以充分的权利，建立农民委员会以收回割地[注：1905年版本中，在“割地”后面还加了如下的字样：“并剥夺地主的全部土地”。——俄文版编者注]。而我们在城市和农村里的最后一步是一样的：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全部土地和全部工厂，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注：1905年版本中，从“剥夺”至“社会”这一段文字改为：“消灭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俄文版编者注]。在第一步和最后一步之间，我们还必须经过不少的斗争，谁要是把第一步同最后一步混淆起来，他就是在损害这场斗争，他就是在不知不觉地蒙蔽贫苦农民。

    第一步将由贫苦农民和全体农民一起走：也许会有一些富农掉队，也许一百个庄稼人中会有一个不厌恶任何盘剥。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会一致行动的：全体农民都需要平等的权利。地主的盘剥捆住了全体农民的手脚。可是，最后一步却决不会由全体农民一起走：那时所有富裕农民都要起来反对雇农。那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贫苦农民同城市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固联盟了。谁要是对农民说他们一下子就可以走完第一步和最后一步，他就是在欺骗庄稼人，他就是忘记了农民自己之间的大搏斗，忘记了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之间的大搏斗。

    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向农民许愿说一下子就能进入人间天堂。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求有进行斗争、进行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广泛的、全民的大斗争的充分自由。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小小的、却是稳当的第一步。

    有些人认为，我们要求设立农民委员会来限制盘剥和收回割地，那是筑了一道篱笆，砌了一堵墙。站住，别再往前走了。这种人根本没有好好地考虑过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是什么。要求设立农民委员会来限制盘剥和收回割地，这并不是一堵墙。这是一道门。首先要走出这道门，才能继续往前走，顺着宽广的大道走到头，直到彻底解放俄国全体劳动人民。只要农民没有走出这道门，他们就仍然是愚昧的和受盘剥的，没有充分的权利，没有充分的真正的自由，甚至彼此都不能彻底弄清谁是劳动者的朋友，谁是劳动者的敌人。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这道门，并且说，全世界、全体人民应该首先挤开这道门，把它彻底冲破。但是有些自称为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他们也想为庄稼人好，吵吵嚷嚷，挥舞双手，想要帮忙，却看不见这道门！这些人太盲目无知了，居然说：根本不需要给庄稼人自由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他们想为庄稼人好，可是他们发的议论有时竟同农奴主一模一样！这样的朋友是帮不了什么忙的。既然你看不清应当冲破的第一道门，那么你尽管想为庄稼人好，又有什么用呢？既然你看不见应该怎样走上自由的人民斗争的道路，不仅为城市中的社会主义而斗争，而且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而斗争，不仅同地主作斗争，而且同村团内部、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作斗争，那么，你尽管也向往社会主义，又有什么用呢？

    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十分坚定地指出眼前这第一道门，原因也就在这里。现在的困难不在于表示各种各样的美好祝愿，而在于正确地指明道路，在于弄清楚应当怎样迈出这第一步。俄国的庄稼人受尽盘剥，俄国的庄稼人仍旧是半农奴，——关于这一点，庄稼人的所有朋友已经讲了40年，写了40年。地主怎样利用各种割地来蛮横地掠夺庄稼人和盘剥他们，——关于这一点，早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出现以前很久，庄稼人的所有朋友就已经写了许多书。现在应该马上帮助庄稼人，应该使他们多少摆脱一些盘剥，——关于这一点，目前所有正直的人都已经看到了，连我们警察政府里的官吏也在开始谈论了。全部问题在于：怎样着手干，怎样迈出第一步，首先要冲破哪道门。

    不同的人（指那些想为庄稼人好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答案。每个农村无产者都应该尽量把这两个答案弄清楚，并形成自己明确的、坚定的意见。一个是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答案。他们说：首先应该在农民中间开办各种协作社（合作社）。应该巩固村社的联盟。不应该给每个农民自由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让村社有更大的权利，让俄国全部土地都逐渐变成村社的土地[注：1905年版本中，在“土地”后面加了如下一段文字：“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并且只将土地平均分配给那些自己耕种土地的人。”——俄文版编者注]。在买地方面应该给农民提供种种方便，使土地更容易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

    另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答案。农民首先应该完全争取到贵族和商人所有的一切权利。农民应该有自由支配自己土地的充分权利。为了消灭最卑鄙龌龊的盘剥，应该设立农民委员会来收回割地[注：1905年版本中，在“割地”后面加了如下一段文字：“农民委员会应当有权剥夺地主的全部土地。人民代表将会确定如何处理人民的土地。但是我们应当争取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忘记：只要金钱的权力、资本的权力还存在，任何的平分土地都无法使人民摆脱贫困。”——俄文版编者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村社的联盟，而是全俄国各种村团中贫苦农民的联盟，是农村无产者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成立各种协作社（合作社）和由村社来买地，总是给富裕农民带来更大的好处，总是对中等农民的欺骗。

    俄国政府知道应该减轻农民的负担，可是它想拿些小事情应付过去，它想一切都由官吏来包办。农民应该保持警惕，因为官吏委员会也会象从前贵族委员会那样欺骗他们。农民应该要求选举自由的农民委员会。农民不能等待官吏来减轻负担，而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开始可以只走一步，开始可以只摆脱那些最可恶的盘剥，——只要农民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只要他们能够自由地达成协议和联合起来就行。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否认，割地往往成为极蛮横的农奴制盘剥的工具。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的要求是最起码的和最公正的：让农民自由选举自己的、没有官吏参加的委员会来消灭一切农奴制盘剥。

    在自由的农民委员会里（如同在自由的全俄代表会议里一样），社会民主党人要马上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农村无产者同城市无产者的单独的联盟。社会民主党人会支持一切有利于农村无产者的措施，帮助他们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尽量迅速尽量同心协力地迈出第二步、第三步等等，直到最后的一步，直到无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可是，为了迈出第二步，明天该提什么要求，现在就能马上说得出吗？不，这是没法说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富裕农民和许多忙于各种合作事业、忙于用各种办法使土地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的有教养的人，明天将有什么举动。

    也许到明天他们还不会马上同地主勾结在一起，也许他们愿意彻底消灭地主的权力。那就太好了。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求之不得的，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就将建议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要求剥夺地主的全部土地并且把土地交给自由的人民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将保持警惕，不使农村无产者在这个过程中受人欺骗，而使他们更好地壮大力量，为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进行最后的斗争。

    不过，也许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甚至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只要最恶劣的盘剥一受到限制和缩小，富裕农民和许多有教养的人明天马上就会同地主联合起来，那时候起来反对整个农村无产阶级的将会是整个农村资产阶级。那时候如果我们单单同地主作斗争就可笑了。那时候我们应该同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且首先要求有尽量多的自由、尽量多的活动余地来进行这种斗争，要求改善工人生活以促进他们的斗争。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第一项的，我们主要的和责无旁贷的任务是：巩固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为了这个联盟，我们要马上使人民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使农民得到完全的平等权利和消灭农奴制盘剥。而一当这个联盟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揭穿资产阶级用来引诱中等农民的种种骗局，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很快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政府一切势力而迈出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一步，我们就能坚定不移地走向胜利，很快地争得全体劳动人民的完全解放。

    7．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就是广大无权者、被压迫者和劳动者反对特权者、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俄国农村中，这场大斗争一直在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着，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它的意义。在农奴制时，全体农民群众曾经同受到沙皇政府保卫、袒护和支持的压迫者即地主阶级作过斗争。当时农民还不能联合起来，当时农民还十分愚昧无知，农民在城市工人中间还没有帮手和兄弟；然而农民仍然尽一切力量进行了斗争。农民不怕政府的野蛮迫害，不怕受刑和枪杀，农民不信神父的话，神父们拼命证明农奴制是圣经赞同的，是上帝法定的（当时菲拉列特都主教正是这样公开宣称的！）；农民到处起来进行斗争，政府终于让步了，它害怕爆发全体农民的总起义。

    农奴制废除了，但是并不彻底。农民仍旧没有权利，仍旧是卑微的、纳税的、下贱的等级，仍旧逃不出农奴制盘剥的魔掌。农民还是在继续骚动，继续寻找充分的真正的自由。同时，在农奴制废除之后，已经出现了新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财富增多了，铁路和大工厂修建起来了，城市的人口更多了，城市更加繁华了；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被极少数人攫为己有，人民反而更加贫穷、破产、挨饿，替别人去当雇工。城市工人开始进行全体穷人反对全体富人的新的伟大的斗争。城市工人已联合成为社会民主党，坚定顽强、同心协力地进行着自己的斗争，稳步前进，准备作伟大的最后的斗争，并要求全民的政治自由。

    最后，农民也忍不住了。去年，也就是1902年的春天，在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和其他省份里农民起来反对地主了，他们打开地主的粮仓，分掉地主的财产，把由庄稼人播种和收获、却被地主攫为私产的粮食分给挨饿的人，他们要求重新分地。农民已经忍受不了无限度的压迫而开始寻求较好的境遇了。农民打定主意——而且主意打得一点不错——与其不斗争而饿死，不如在同压迫者的斗争中牺牲。可是，农民没有争得较好的境遇。沙皇政府宣布他们只是一些暴徒和强盗（因为他们从强盗地主那里夺回了由农民播种和收获的粮食！），沙皇政府派军队象对付敌人一样对付他们，结果农民被打败了，军队向农民开枪，很多人被打死，对农民野蛮地毒打，甚至毒打致死，就连土耳其人也从未这样残酷地虐待过自己的敌人基督教徒。沙皇的使者、省长对农民的虐待最残酷，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刽子手。兵士强奸农民的妻女。农民受尽了这一切，反而还要受官吏法庭的审判，还要被迫向地主交纳80万卢布，而且在法庭上，在这个可耻的、秘密的、刑讯室式的法庭上，甚至不准辩护人讲沙皇的使者、省长奥博连斯基和别的沙皇走狗是怎样残酷虐待和折磨农民的。

    农民为正义事业进行了斗争。俄国的工人阶级将永远纪念被沙皇走狗枪杀和打死的殉难者。这些殉难者是争取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战士。农民被打败了，但是他们还要不断地起来斗争，不会因为初次失败而灰心丧气。觉悟工人要倾全力使尽量多的城乡劳动人民了解农民斗争的情形，使他们准备进行新的更有成效的斗争。觉悟工人要倾全力帮助农民弄清楚：为什么第一次农民起义（1902年）被镇压下去了，应当怎样才能使农民和工人得胜，而不是使沙皇的走狗得胜。

    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因为这是愚昧的不觉悟的群众的起义，起义没有确定的鲜明的政治要求，就是说没有要求改变国家制度。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因为它没有准备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因为农村无产者还没有同城市无产者结成联盟。这就是农民第一次失败的三个原因。要使起义能够胜利，就要使起义成为自觉的和有准备的，就要使起义席卷全俄，并且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而城市工人斗争的每一步，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本书或每一份报纸，觉悟工人对农村无产者的每次演说，都能使下次起义的时间、起义以胜利告终的时间更加临近。

    农民不自觉地起来斗争，那只是由于他们已经忍无可忍，那只是由于他们不肯不声不响、不加反抗就死掉。农民受尽了种种掠夺、压迫和折磨的痛苦，以致他们一刻也不能不相信所谓沙皇仁慈的谣言，不能不相信：凡是明白事理的人都会认为，把粮食分给挨饿的人，分给那些一辈子替人家干活、播种和收割粮食而现在却要守着“老爷的”粮仓饿死的人是公道的。农民好象忘记了，富人、地主和资产阶级把较好土地和一切工厂攫为己有，其目的正是要挨饿的人去替他们做工。农民忘记了，为了保护富有阶级，不仅神父在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教，连拥有无数官吏和士兵的整个沙皇政府也出动了。这点，沙皇政府已经向农民作了提示。沙皇政府那野兽般的暴行使农民看到，什么叫作国家政权，它为谁服务，它保护谁。我们只要常常提醒农民记住这个教训，农民就容易懂得，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国家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有政治自由。只要愈来愈多的人懂得这一点，只要一切识字的和有头脑的庄稼人都知道首先应当争取的三个主要要求，农民起义就不再是不自觉的起义了。第一个要求——召开全民代表会议，以便在俄国建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不是专制的管理机关。第二个要求——所有的人都有出版各种书报的自由。第三个要求——法律上承认农民和其他等级权利完全平等并且召开经选举产生的农民委员会来首先消灭一切农奴制盘剥。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的根本的要求，农民现在就不难了解这些要求，不难了解：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应该从何着手。而只要农民懂得这些要求，那他们也就会懂得，应该及早地、持久地、顽强地、坚决地准备进行斗争，并且不是单独准备，而是同城市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准备。

    每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应该把最明事理的、最可靠的和最勇敢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应该尽量向他们讲清楚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是什么，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应该进行怎样的斗争，应该提出什么要求。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开始逐步地、慎重地、然而坚持不懈地给农民讲授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给他们读社会民主党的书籍，在可靠的人的小会上讲解这些书籍。

    但是，解释社会民主党的学说，不能光是照本宣读，还要举出实例，举出我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压迫人和不公平的件件事实。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是关于反对一切压迫、反对一切掠夺、反对一切不公平的斗争的学说。只有知道压迫的原因并毕生同一切压迫进行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做呢？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本城和本乡集合起来以后，要自己来决定：应当怎么做才对整个工人阶级更有利。我举一两件事例来谈吧。假定说，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回到本乡住几天，或者某个城市的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到了外乡。整个农村，就象蜘蛛网上的苍蝇那样落入邻近地主的魔掌，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盘剥，没有办法逃脱这种盘剥。应当马上挑选出一些最有见识、最明事理、最可靠、追求真理、不是一见到警察狗腿子就害怕的农民，向他们阐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无止境的盘剥，说明地主怎样在贵族委员会里欺骗农民和掠夺农民，说明富人的力量和沙皇政府给富人撑腰，说明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当农民弄明白所有这些并不奥妙的情况，就应该在一起好好地思索一番，能不能齐心协力地来反抗这个地主，农民能不能提出自己首要的和主要的要求（象城市的工人向厂主提出自己的要求那样）。如果受到这个地主奴役的是一个大村子或者几个村子，那么，最好是通过代理人，从附近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那儿弄到传单：在传单上，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开头就会正确地说明农民受到怎样的盘剥，他们首先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租地的租金便宜些，或者要求在冬季雇工也按实价、而不是按半价计算工钱，或者要求在践踏了庄稼时不予追究，不加迫害，或者其他各种要求）。所有识字的农民从这样的传单中可以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可以向不识字的农民作解释。那时候，农民就会看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支持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谴责一切掠夺的。那时候，农民就会开始懂得，有哪些改善，虽然是极小的改善，然而终究是改善，只要同心协力地坚持，现在就能马上争取到；有哪些全国范围的大改善，应该同城市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一起通过大斗争去争取。那时候，农民会愈来愈广泛地去准备进行这场大斗争，会学匀应该怎样寻找可靠的人，应该怎样共同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有时候或许可以象城市工人那样举行罢工。诚然，农村中搞罢工要困难一些，不过有时还是可能的，而且在别的国家里，比如在地主和富裕农民非常需要人手的农忙季节，也曾有过成功的罢工。如果贫苦农民已经准备好举行罢工，如果大家早已就共同的要求取得了一致意见，如果这些要求已经在传单上作了解释，或者只是在集会上作了很好的说明，——那时候，大家就会同心协力地站在一起，地主就不得不作出让步，或者至少不得不在掠夺方面稍有收敛。如果能在农忙季节同心协力地举行罢工，那么地主，甚至带兵的长官，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地主面临破产的威胁，于是他很快就会变成好商量的人了。当然，这是件新事。新事往往开头并不顺当。城市里的工人开头也不善于同心协力地进行斗争，不知道他们应该共同提出哪些要求，而只是去捣毁机器，破坏工厂。而现在工人就学会同心协力地斗争了。一切新事情开头都要学习。现在，工人懂得，只要一致奋起，马上能争取到的只是一些改善，——而人民却会习惯于同心协力地反抗，愈来愈广泛地准备进行坚决的伟大斗争。农民也同样能学会怎样反抗最残酷的掠夺者，怎样同心协力地要求改善，应该怎样逐步地、坚定不移地到处为争取自由准备进行大搏斗。觉悟的工人和农民的人数会愈来愈多，农村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会愈来愈巩固，而地主的盘剥、神父的勒索、警察的横行霸道和长官的迫害等件件事实，都会愈来愈擦亮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习惯于同心协力地进行反抗，习惯于必须用暴力来改变国家制度的思想。

    我们在这本书一开头就说过，城市劳动人民现在走上街头和广场，当众公开要求自由，在旗帜上写着并且高喊着：“打倒专制制度！”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那时候，城市劳动人民行动起来不仅是为了沿街呼喊，而是为了进行最后的大斗争，那时候，工人就会万众一心地说：“不获自由，战斗到死！”那时候，几百个人在斗争中倒下去，就会有几千个更加坚决的新战士站起来接替他们。那时候，农民也会在全俄国奋起，援助城市工人，为农民和工人的自由而战斗到底。那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沙皇军队都抵挡不住。胜利将属于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将沿着康庄大道前进，去解除全体劳动者的一切压迫，工人阶级将利用自由来为社会主义斗争！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是纲领，为什么需要纲领，为什么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有明确的纲领。能够最后通过纲领的，只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全体党工作者的代表的会议。现在，组织委员会就在筹备这样的代表大会。可是，我们党的很多委员会都已经公开声明自己同《火星报》意见一致，承认《火星报》是领导报纸。所以，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我们的纲领草案（也就是建议采用的纲领）完全可以使大家确切地了解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本书附录中全文引用这个草案。

    当然，如果不作解释，并不是每个工人都能懂得纲领中所说的一切的。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曾致力于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完成的社会民主党的学说；世界各国的工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了我们要加以利用、我们要用来作为我们纲领基础的那个经验。所以，工人应该学习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弄懂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战斗旗帜上的每一句话。工人特别容易明白和领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所说的，全是每一个有头脑的工人看见过、经历过的东西。要一下子理解纲领是困难的，希望谁也不要被这个“困难”所吓倒：每个工人阅读和思考得愈多，斗争的经验愈丰富，他对纲领的理解就愈透彻。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和讨论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纲领，每个人都应该时刻记住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要求以及他们关于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全部想法。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有一个彻底的了解。

    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地解释全部纲领。这需要专门写一本书。我们只是简要地指出纲领讲的是什么，并且向读者推荐两本参考书。一本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这本书已经译成俄文。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尔·马尔托夫的《俄国的工人事业》。这两本书可以帮助了解我们的全部纲领。

    现在我们给我们纲领的每个部分标上号码（见下面纲领），并且指出每个部分的内容。

    （一）纲领一开头就说，全世界无产阶级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俄国无产阶级只是各国工人阶级的世界大军中的一支队伍。

    （二）其次论述包括俄国在内的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度是怎样的。大多数居民怎样为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干活，而自己却受苦受穷，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怎样日渐破产，而大工厂却在日益发展，资本怎样压迫工人本身和他的妻子儿女，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怎样恶化，失业和贫穷怎样愈来愈严重。

    （三）随后讲到工人的联盟，工人的斗争，斗争的伟大目的：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彻底消灭富人对穷人的一切压迫。这里还解释了为什么工人阶级愈来愈强大，为什么它一定会战胜自己的一切敌人，战胜资产阶级的所有保护人。

    （四）再次又说，为什么要在世界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它们怎样帮助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怎样联合和指导工人，教育工人，训练他们去进行大斗争。

    （五）接着又说，为什么俄国人民的生活比别国人民还要差，沙皇专制制度是怎样的一大祸害，我们首先必须怎样推翻它并且在俄国建立选举产生的人民的管理机关。

    （六）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应该为全体人民带来哪些改善？这点我在本书里讲到了，在纲领中也谈到了。

    （七）接着纲领指出，为使工人阶级能够生活得比较好些和比较自由地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应该马上为整个工人阶级争取哪些改善。

    （八）纲领中特别指出为使贫苦农民能够较容易较自由地同农村中的以及全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应该首先为全体农民争取哪些改善。

    （九）最后，社会民主党告诫人民不要相信警察和官吏的任何许诺和花言巧语，而应该坚决为立即召开自由的全民代表会议而奋斗。

    1903年5月由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印成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129—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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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写于1903年3月。列宁在1903年3月2日(15日)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曾谈到他给农民写这本通俗小册子的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所写的小册子的提纲和其他有关材料收在本卷《附录》中(见第344页)。

    《告贫苦农民》最初由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于1903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1904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国外再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在国内曾多次翻印，1905年又由在梯弗利斯的党的阿弗拉巴尔秘密印刷所出版。小册子曾流传到俄国各城市、农村以及陆军、海军和大学生中。

    1905年，列宁准备了小册子的合法版本，并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同彼得堡铁锤出版社达成了出版协议。1905年底，铁锤出版社用《农村需要什么(告贫苦农民)》这个书名出版了小册子，1906年又用初版纸型出了第2版。合法版本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时期准备的，所以列宁对小册子的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评论了日俄战争，阐述了国家杜马的作用问题，并且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明党在土地问题上提出的要求。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对小册子也作了一些删节(关于1902年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关于沙皇1903年2月26日诏书的论述等)，并改写了一些地方。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中，这个著作是按照1903年版本刊印的，列宁在准备合法版本时所作的一些重要改动，都用脚注加以说明。——111。

    [59]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成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116。

    [60]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118。

    [61]荣誉公民是沙皇俄国从1832年起开始采用的特权称号，以敕令授予“小市民”或“僧侣”这些等级中的有一定学历和地位的人。荣誉公民不服兵役，不纳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加城市自治机关。1858年，俄罗斯帝国共有荣誉公民21 400人。十月革命后，这一称号被废除。——127。

    [62]小册子1903年版书末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和列宁写的纲领草案简要说明(见本卷第175—178页)。——144。

    [63]纳税等级原指俄国交纳人头税的居民，包括农民、小市民，手艺人等。在废除人头税以后，由于他们同其他居民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另外的差别，所以这个称呼仍然存在。属于纳税等级的人，不能免除体罚，要服劳役，并且没有迁徙自由。——147。

    [64]分裂教派也称旧教派或旧礼仪派，是17世纪从俄国正教分裂出来的教派，1906年以前受沙皇政府的迫害。——150。

    [65]赎金指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为赎取份地每年交纳的款项。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的宅地可以随时赎取，而份地则须经地主与农民自愿协议或地主单方面要求始可赎取。份地的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6卢布，赎价就是100卢布。所以农民所赎取的在名义上是土地，实际上也包括人身自由在内，赎价远远超过了份地的实际价格。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20一25％(如果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75—80％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因此赎金实际上成了前地主农民交纳的一种沉重的直接税。由于农民赎取份地的最后限期为1883年，赎金的交纳要到1932年才最后结束。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1907年1月起废除了赎金。

    代役租是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实物或货币，也指沙皇政府向国家农民、皇族农民征收的一种税，这种税起初按人口征收，后来改为按土地和手工业收入征收。在农民改革以后，代役租逐渐为赎金所代替。——156。

    [66]贵族委员会指1857—1858年在俄国欧洲部分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以外)成立的省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解除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方案。这些委员会成员都是从贵族中选出来的，故有贵族委员会之称。这些委员会在寻求进行“农民改革”的方式方法时，主要考虑如何使贵族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156。

    [67]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而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约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156。

    [68]指沙皇政府1903年3月11日颁布的《关于在已实施1899年6月23日征收村团份地直接税程序条例的地区废除农民交纳直接税方面的连环保的法令》。——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