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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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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9.6-1910.10
CC列宁全集第19卷1909.6-1910.10/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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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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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为军队担忧

    （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杜马中就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分子对沙皇政府破坏根本法第96条提出的质询展开的讨论还没有结束。但是，讨论已经把情况摆得很清楚，各报已经就声名狼藉的斯托雷平“3月31日声明”[132]叫嚷得很厉害，所以现在谈一谈六三制度史上这个颇有教益的事件是完全适宜的。

    我们的杜马党团做得完全正确，它对政府破坏根本法第96条提出了质询，掌握的分寸是，它好象在“维护”合法性，“维护法律”，“维护六三合法性”等等。我们说“掌握分寸”，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此时所面临的为一项复杂的任务，无疑必须处理得当；他们使用的一个武器无疑两面带刃，如果使用这种武器的人稍微出点差错或者甚至不够灵活，就会伤害拿武器的人自己。直截了当地说，这个武器会不知不觉地使社会民主党人离开阶级斗争的立场而滑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单纯讲“维护”根本法，而对这种“维护”的特殊性不加说明，那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他们把维护根本法以至整个合法性变成“为合法性而斗争”之类的口号，那就会犯更大的错误，因为这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提法。

    幸而我们在杜马中的同志这两种错误都没有犯。质询时第一个发言人格格奇柯利一开始就专门阐明了社会民主党人维护根本法的特殊性。格格奇柯利非常得体地从鲍勃凌斯基伯爵的告发谈起，这位伯爵在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气急败坏地叫嚷必须“从国家杜马内部清除这帮捣乱分子”[133]，这明明是暗指社会民主党人。格格奇柯利回答说：“我声明，无论是告发也罢，暴力和威胁也罢，我们这个在会议厅开会的党团丝毫都不会因此背弃它既定的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任务和目标。”

    鲍勃凌斯基请求政府把一贯鼓动反对六三合法性的人赶出杜马。格格奇柯利则一开始就声明，无论是暴力或威胁都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自己的活动。

    格格奇柯利特别着重指出：“同其他人相比，我们当然是不大关心维护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威信的，如果它还有所谓威信的话……”“我们是根本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但是每当反动派为了自己的利益力图削减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的时候，提出抗议的正是我们……”“虽然我们是根本反对根本法的，但是当有人公然破坏根本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起来保护根本法”。格格奇柯利在结束演说时为了同那些迷信合法性的人划清界限，他说：“……我们提出这种质询，并且离开本题从法律上作一番说明，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再一次揭露政府的虚伪……”（速记记录第1988页）

    格格奇柯利表达了社会党人一贯的民主共和观点，他说：“我们的法律只有由人民的直接意志来决定，才符合大众的利益和需要”，速记记录在这里记下的“右面哗然”这几个字，特别突出地表明这句话打中了要害。

    另一个社会民主党发言人波克罗夫斯基在谈到质询的政治意义时说得更加明确，他说：“他们〈十月党人〉尽可以直接公开地这样做，尽可以毫无顾忌地接过右派的‘打倒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内阁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多数人正在努力争取有一天在俄国使立宪幻想完全破灭，那时，黑暗的现实照旧原封不动，俄国人民会从中作出相应的结论。”（引自4月1日《言语报》的报道）

    整个问题通过揭露政府和十月党人的虚伪，通过打破立宪幻想而提出来，这是社会民主党向第三届杜马提出的关于根本法第96条被破坏的唯一正确的质询。我们党的鼓动工作，在工人会议上，在小组里，以及在同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工人个别交谈中，谈到杜马的事情时首先必须提出的正是问题的这个方面，必须说明工人政党的作用就是在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揭穿资产阶级黑帮分子的骗局。由于在这样的杜马中问题不可能提得十分明确，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可能讲得非常透彻，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我们的同志在塔夫利达宫讲坛上的发言加以补充，向群众作通俗的说明，使他们讲的易于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破坏根本法第96条这一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这一条是第9章《关于法律》中的一条，其中对例外情况作了规定，即陆海军机关的条例和命令可以直接呈送沙皇批准，而不经过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新的开支要根据国家杜马的决定拨给，——这一条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

    一年前，国家杜马讨论了海军总参谋部的编制问题。关于该机关编制是否应由杜马批准的问题争论很激烈。右派（黑帮分子）断言，不应由杜马批准，杜马无权干预这个问题，杜马不得侵犯军队“最高首领”即沙皇的权利，只有沙皇才有权批准陆海军编制，不用经过任何杜马。

    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则断言，这是杜马的权利。可见问题就是：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黑帮分子想把杜马权利说成是有限的，想把本来已被削减得不象样的杜马权利再削减。黑帮地主和他们的头子，最有钱最反动的黑帮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把一个局部性的小问题变成了原则问题，即关于沙皇权利的问题，关于专制制度的权利的问题，并且指责资产阶级（甚至指责十月党人资产阶级）蓄谋削减沙皇权利，限制沙皇权力，“把军队首领和军队分隔开来”等等。

    怎样解释沙皇权力，它仍然是过去的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制度呢，还是沙皇权力也要加以限制，哪怕是最起码的限制，——这就是争论焦点之所在。一年前这种争论之激烈几乎达到“政治危机”的程度，险些儿要赶走斯托雷平（黑帮分子指责他搞“立宪主义”），险些儿要解散十月党人的杜马（黑帮分子把十月党人叫作“青年土耳其党人”[134]）。

    于是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批准了海军总参谋部的编制，也就是说认为这个问题是属于自己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大家都等着看尼古拉二世是否批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决定。1909年4月27日，尼古拉二世下圣谕给斯托雷平，拒绝批准编制，并责成大臣们拟订一个第96条的实施“细则”。

    换句话说，沙皇一次又一次公开坚决站到黑帮分子一边，反对限制他的权力的任何尝试。他责成大臣们拟出新的细则，这是用无耻的命令来破坏法律，把法律解释成无足轻重的东西，按照臭名昭著的俄国参议院的“说明”来“说明”法律。此外，当然还提到细则应“不超出根本法的范围”，但这些话都是最虚伪不过的表面文章。大臣们拟订了这样的“细则”，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些细则（因为是1909年8月24日批准的，所以就称之为1909年8月24日细则），所以法律就被抛开了！根据对这个未经任何杜马而被批准的“细则”的说明，根本法第96条被一笔勾销了！根据这个“细则”，陆海军编制的问题杜马无权过问。

    这就非常清楚地勾画出俄国的“宪制”是多么虚假，黑帮分子是多么无耻，沙皇同黑帮分子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专制制度对根本法的戏弄是多么放肆。当然，1907年六三政变已经把这种情况暴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广大民众对此也了如指掌了。如果说我们在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对六三法令破坏根本法一事提出质询（其所以未能提出，只是因为包括劳动派分子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上面签名的人数不够，没有达到提出质询要有30人签名的要求），那么，这表明纯杜马式的宣传鼓动受到多么大的限制。尽管不能对六三法令提出质询，但是并没有妨碍社会民主党人经常通过自己的发言说明这个法令的性质是国家政变。所以不言而喻，即使在比较次要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拒绝揭露专制制度是怎样戏弄根本法和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的。

    象海军总参谋部编制这种并不重要、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却特别突出地说明了我国反革命势力是多么敏感，说明了他们在为军队担忧。杜马中的十月党报告人舒宾斯科伊先生在他3月26日的第二次发言中就非常明确地转到黑帮分子一边，从而暴露了反革命势力正是由于在为军队担忧，才对代表机关可否稍加干预陆海军编制的批准问题这样敏感。血腥的尼古拉的这个资产阶级奴仆喊道：“……大俄罗斯军队首领的名字是真正伟大的名字……”“……不管你们〈国家杜马代表〉在这里提出些什么主张，不管你们怎样说要取消某种人的某种权利，但是对于军队，你们是取消不了它的最高首领的。”

    同时，斯托雷平在他3月31日的“声明”中，虽然极力使自己的答复含糊其词，用一些十分空洞、毫无内容、显然虚假的词句大谈其“安抚”和所谓放松镇压，但是仍然十分明确地站到了黑帮分子一方来反对杜马的权利。如果说十月党人终于同斯托雷平取得了一致意见，那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如果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的《言语报》说斯托雷平的答复“更象是对国家杜马的权利的迁就”（4月1日《言语报》第89号紧接着社论的一篇编辑部文章），那我们就又一次看到立宪民主党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斯托雷平说：“最近几年的历史表明，革命不能锈蚀掉我们的军队……”说不能锈蚀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众所周知的1905—1906年陆海军士兵起义事件、众所周知的这一时期反动派报刊的反应，证明革命曾锈蚀过军队，就是说，革命是能够锈蚀掉军队的。军队没有被彻底锈蚀掉，这是事实。但是，在反革命势力盛极一时的1910年，即在军队发生最后一次“骚动”几年以后，斯托雷平（在上述声明中）说他“听了前面几个发言人的讲话非常担心”，这种“担心”就在于“不同的国家要素对待我们的武装力量有某种不一致使人感到不安”，这就把斯托雷平和同他一起的尼古拉二世皇室的整个黑帮匪徒暴露无遗了！这证明沙皇匪徒不仅仍在为军队担忧，简直是在为军队提心吊胆。这证明反革命势力至今继续坚决主张国内战争，认为需要用军事镇压手段平息人民的骚乱是当务之急。现在再看看斯托雷平下面这一段话吧：

    “历史……教导说，军队一旦不再是服从一个神圣意志的统一的军队，就会瓦解。如果对此原则采取有害的怀疑态度，如果向军队灌输以为军队的整饬取决于集体意志的想法，即使只有一点这种想法，那么军队的威力就会不再以不可动摇的力量即最高当局作基础。”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想……挑起对我们军队有致命的危险的关于权利问题的争论”（即关于国家杜马权利问题、“集体意志”权利问题的争论）。

    就象杀人犯觉得冤魂索命一样，反革命的英雄们想到了“集体意志”对军队有“致命的”影响。黑帮分子的忠实奴仆斯托雷平觉得十月党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正在用使军队服从集体意志的办法，用使军队产生服从集体意志的“一点想法”的办法来“瓦解军队”！

    如果六三君主制的刽子手和杀人犯们把十月党人看成青年土耳其党人，那他们是在大白天说梦话，精神完全错乱了。这种梦呓，这种精神错乱是由于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感到军队非常令人担忧而产生的一种政治病。如果斯托雷平之流，罗曼诺夫之流以及他们那一伙先生们对待“集体意志”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多少能够稍微冷静一点，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发现，由沙皇不声不响批准杜马和国务会议关于海军编制问题的决定，比起让杜马就杜马权利的问题、就有可能“瓦解军队”的问题展开讨论，引起军队的注意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这正是我国反革命派的特点：他们本身的恐惧心理暴露了他们自己，同时他们也根本无法平静地对待瓦解军队的问题，正象杀人犯听人说起凶杀案的同谋犯和和凶杀案的情况时不能平静一样。

    把海军编制这个相对来说不重要的小问题当作原则问题提出来的人正是黑帮分子，正是尼古拉二世，正是斯托雷平先生，看见他们由于感到恐惧而显得很狼狈，我们只觉得很高兴。我们只要拿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关于“立宪幻想”破灭，关于必须由人民自己根据无可置疑的“黑暗现实”作出结论的出色谈话同《莫斯科新闻》对“3月31日声明”所作的坦率极了的议论对比一下。

    4月3日该报的社论写道：

    “……我们去年已经说明，这一事件本身很简单。皇帝陛下没有批准按立法程序提出的编制，而是通过最高当局把编制定了下来，这个决定权，甚至现行法律（更不必谈最高当局的当然权利的问题）也规定得清清楚楚……”

    是的，是的。俄国君主制的“当然权利”——就是破坏根本法。整个关键就在这里。

    “……然而杜马中的反对派竟敢对此提出质询，涉及最高当局的行动……”

    正是这样！《莫斯科新闻》准确地说清楚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不能说清楚的话。这次质询正是认定沙皇（和沙皇属下的大臣斯托雷平）的行动就是破坏根本法。

    接着，《莫斯科新闻》便攻击“革命反对派”和“革命刊物”，攻击它们坚持通过革命夺取人民权利的理论，并且驳斥了关于“3月31日声明”中可能有某些“诺言”的说法。

    “……关于‘诺言’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这种说法表明，甚至那些没有正式名列革命营垒的人的头脑也被革命思想搞得多么糊涂。内阁会许下什么样的‘诺言’呢？……忠实于最高当局领导的内阁将执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所以只希望杜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这个声明的全部意义，从而使这个声明有助于治愈革命‘命令’传染给诸位代表先生们的痼疾。”

    确实应该这样：更深刻地领会政府的声明（和立场），用它来“治愈”立宪幻想，——这恰好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对于破坏第96条所提出质询的政治教训。

    载于1910年4月26日（5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23—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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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月31日声明》是俄国报纸对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在1910年3月31日（4月13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上的讲话的称呼。这个讲话是为答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就沙皇政府1909年8月24日（9月6日）颁布的关于应用根本法第96条的程序的《细则》所提质询（由32名代表签署）而发表的。该《细则》禁止杜马过问有关陆军和海军部门的一切问题。——221。

    [133]指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在1910年3月14—20日（3月27日—4月2日）于彼得堡召开的贵族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国家杜马中发生的对社会制度和贵族的攻击”的报告。鲍勃凌斯基在这个报告中似乎不反对人民代表制的原则本身，但却指出必须从国家杜马中清除“污秽”，亦即从杜马讲坛上清除一切“扰乱人心”的演说，并立即摘引了一系列左派代表的演说，作为“污秽”的典型。3月26日（4月8日），在国家杜马会议上讨论对沙皇政府1909年8月24日（9月6日）颁布的关于应用根本法第96条的程序的《细则》的质询时，社会民主党代表叶·彼·格格奇柯利从杜马讲坛上抨击了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主席的这个报告。

    贵族联合会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222。

    [134]青年土耳其党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参加者的泛称，也专指1889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组织“统一与进步”的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限制苏丹的专制权力，把土耳其从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加强土耳其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挽救陷于瓦解的奥斯曼帝国和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它的领土。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的叛乱被粉碎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了新政府。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很快就失去了革命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府保存了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动政策。它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1918年11月，“统一与进步”党（由“统一与进步”组织改组而成）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行解散。——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