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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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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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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0.11-1911.11
CC列宁全集第20卷1910.11-1911.11/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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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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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1911年3月19日〔4月1日〕）

    罗曼诺夫老爷们的王朝对之如此胆战心惊，俄国自由派为之如此动情的纪念日，已经庆祝过了。沙皇政府是这样来庆祝这个纪念日的：加紧“向人民”推销“民族俱乐部”出版的黑帮的纪念小册子，加紧逮捕一切“嫌疑分子”，禁止那些可能发表即使有一点类似民主主义思想的演说的集会，对报馆处以罚款，予以查封，迫害“叛乱的”电影院等。

    自由派是这样来庆祝这个纪念日的：一再哭诉必须要有“第二个2月19日”（见《欧洲通报》杂志[93]），表白自己的忠君感情（沙皇肖像登在《言语报》的最显著地位），诉说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诉说祖国的“立宪”不稳固、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毁灭性地破坏了”“历来的土地原则”，等等。

    尼古拉二世在给斯托雷平的诏书里说，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把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小撮豪绅、富农、富裕农民去任意掠夺，把农村交给农奴主－地主去支配，恰恰就是1861年2月19日的“伟大改革”的完成。

    应当承认，血腥的尼古拉这个俄国的头号地主，比我们那些好心肠的自由派要更接近历史的真理。这个头号地主和农奴主头头懂得，更确切些说是从贵族联合会的教导中领会到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真理，即农奴主实行的“改革”，按其全貌来说，不能不是农奴制的改革，并且不能不是随之施行各种暴力的制度。只有群众的革命运动能够彻底消灭农奴主－地主和他们在俄国的无限权力，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以至我国全体自由派害怕这种运动；这种害怕心理妨碍他们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要农奴主没有被推翻，任何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只能具有农奴制形式，带有农奴制性质和采用农奴制方法。害怕革命，幻想改革，而又抱怨“改革”实际上是由农奴主按照农奴制方式进行的，这就是极端卑鄙极端愚蠢的表现。尼古拉二世的做法正确得多，对俄国人民的教诲有效得多，他用实例“让”人民去选择：或者是农奴制的“改革”，或者是推翻农奴主的人民革命。

    1861年2月19日的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我国的自由派所以能够美化这个改革并把它描绘成“和平的”改革，只是因为当时的俄国革命运动薄弱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而在被压迫的群众中还根本没有革命的阶级。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也同1861年的改革一样，都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内容的农奴制改革，但是，自由派不能把它看成是“和平的”改革，不能随随便便地去美化它（虽然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因为人们可以忘记1861年的单枪匹马的革命家，却不能忘记1905年的革命。1905年在俄罗斯诞生了一个能够把农民群众也发动起来进行革命运动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阶级一诞生，它就不可能被任何迫害镇压下去，它只能随着整个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它只能在取得胜利以后才死亡。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61年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臭名远扬的“解放”，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由于“解放”，黑土地带各省农民的土地被割去了1/5以上。有些省份的农民被割去的、被夺走的土地达到1/3，甚至2/5。由于“解放”，农民的土地同地主的土地是这样划分的：农民迁到“沙地”上去，而地主的土地却象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从而使名门贵族们更容易盘剥农民，把土地按重利盘剥的价格租给他们。由于“解放”，农民被迫“赎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而且被勒索走了高于实际地价一两倍的金钱。总之，60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使农民仍旧贫困，受人欺压，愚昧无知，无论在法院还是在管理机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的摆布。

    “伟大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改革，因为它是由农奴主实行的。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搞改革的呢？是把俄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换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的经济形态。克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农民的“骚乱”在解放前每10年都要高涨一次，使得头号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与其等待从下面来推翻，不如从上面来解放。

    “农民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农民改革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土地被割去的愈少，农民的土地从地主的土地中分出的愈多，农民交给农奴主的贡赋（即“赎金”）数目愈小，各地农民摆脱农奴主的影响和压迫的程度愈大，这种资产阶级的内容就暴露得愈明显。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农奴主的统治，他就在多大程度上处于金钱势力的支配之下，处于商品生产的条件之下，处于对产生的资本的依附地位。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就完成了欧洲某些老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完成了的转变。

    我国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史学家们大肆渲染和美化的臭名远扬的农奴主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是让步程度和让步形式引起的斗争。自由派也同农奴主一样，站在承认地主所有制和地主政权的立场上，愤怒地谴责鼓吹消灭这种所有制、彻底推翻这种政权的一切革命思想。

    这些革命思想不能不在农奴制农民的头脑中滋长。虽然几个世纪的奴隶制严重摧残和压制农民群众，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不能有所作为，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进行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就在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十分了解臭名远扬的“农民改革”的狭隘贫乏、它的农奴制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制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俄国的开端。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斗争的结局。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庆祝2月19日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尽量明确地认清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自由派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不摧毁沙皇的君主制度，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政权，只是唤醒他们向时代精神“让步”。自由派过去是现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农奴制的，可是它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因此，自由派只限于进行“争取改革的斗争”，“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就是只限于在农奴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瓜分政权。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除了农奴主实行的改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改革”，除了被农奴主的专横所限制的权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没有认识到而且也不可能在上世纪的60年代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他越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和种种刁难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政权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美化、而后甚至加以歌颂的1861年的“农民改革”称之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性质，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自由派解放者老爷们正在把农民搜刮得一干二净。车尔尼雪夫斯基把60年代的自由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94]，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派在革命面前胆战心惊，在当权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2月19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了，而且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决地分道扬镳了。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起来了，这个阶级鼓吹满足于“文化”工作，逃避革命的地下工作。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增长起来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初在民意党人和革命民粹派的空想思想体系和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从恐怖分子和单枪匹马的宣传家的革命斗争向革命阶级本身的斗争的转变，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从1895年到1904年这革命前的十年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公开行动起来并在不断成长，罢工斗争日益扩大，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日益发展。特别从1902年起，革命民主主义的农民也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开始进行群众性的斗争。

    1861年才在生活中出现并刚刚在出版物上显露出来的两种倾向，在1905年革命中发展和壮大起来了，在群众运动中，在各个党派的种种不同场合的斗争中，在报刊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罢工、起义以及国家杜马中都有所反映。

    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建立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们起初在一个地方自治自由派运动中和睦相处（1905年夏季以前），后来就形成两个单独的党，它们彼此激烈地竞争起来（现在还在竞争），各自展示了自己的“面貌”：一个基本上是自由派的，另一个基本上是君主派的。但是，它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却始终是一致的，如责难革命者，侮辱十二月起义，把专制制度的“立宪”遮羞布当作旗帜来顶礼膜拜。这两个党过去和现在都坚持“严格立宪的”观点，也就是说，把自己限制在沙皇和农奴主的黑帮所规定的活动范围之内，而黑帮既不交出自己的政权，也不放弃自己的专制制度，既不牺牲自己“千百年来神圣的”奴隶占有制收入中的一个戈比，也不舍弃自己“理所应得的”权利中的丝毫特权。

    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倾向，彼此界线分明。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团结在自己的社会民主工党周围，与农民分开行动。农民在革命中组织得非常差，他们的行动涣散得多，软弱得多，他们的觉悟更是低得多，而君主制的幻想（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着的立宪的幻想），又常常使他们失去力量，使他们去依附自由派，有时去依附黑帮，使他们不去对贵族－土地占有者进行冲击以求彻底消灭这个阶级，而是对“上帝的土地”产生了空想。但是总的说来，农民，作为群众，正是同地主作了斗争的，行动是革命的，并且在各届杜马中，甚至在代表资格极反常地有利于农奴主的第三届杜马中，组成了劳动团，劳动团虽然常常摇摆不定，但是他们代表真正的民主派。1905—1907年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出的、并且在政治上形成的立场和倾向，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是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

    1861年产生了1905年。第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农奴制性质使发展受到了阻碍，使农民遭到了无限恶劣的和痛苦的折磨，但是它改变不了发展的方向，防止不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861年的改革打开了一定的阀门，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某些发展，因而延缓了结局的到来，但是却消除不了必然的结局，这个结局1905年时在无比广阔的范围里，通过群众对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专制制度的冲击而出现了。农奴主在被压迫群众极不开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改革，一旦这些群众中的革命分子觉悟成熟，就引起了革命。

    第三届杜马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农奴主实行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改革。如果说，1861年2月19日是在由纯粹的农奴制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么，1908—1910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同一条道路上迈出了更为重要的第二步。从颁布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起，几乎已经过去四年半了，从1907年6月3日起，也已经过去三年半多了，现在已经不只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连十月党资产阶级也确信，六三“宪制”和六三土地政策是“失败”了。那位“极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久以前，人们这样公正地称呼半十月党人马克拉柯夫先生——有充分权利于2月25日在国家杜马中既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又代表十月党人说：“现在，表示不满的是那些最希望长治久安、害怕爆发新的革命浪潮的国家要人。”马克拉柯夫先生接着说，共同的口号只有一个：“大家都说，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人们带领我们走的那条道路前进，那么我们就会被导向第二次革命。”

    1911年春天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资产阶级提出的这一共同的口号证实了我党在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这个决议指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在起作用。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状况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成熟起来。”[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8页。——编者注]

    不久以前，黑帮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宣称，2月19日的改革已经“遭到惨败”，因为“1861年没有能够防止1905年”。如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御用辩护士和议员们又宣布1906年11月9日和1907年6月3日的“改革”失败了，因为这两次“改革”在导向第二次革命。

    这两个声明，如同1861—1905年间自由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一样，对于阐明改革同革命的关系、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材料。
    革命的敌人，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悲伤灰心，但他们都一致承认，1861年和1907—1910年的“改革”是失败了，因为这些改革没有能够防止革命。社会民主党，当代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代表针对这种承认回答说：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和在一切社会危机中，甚至在这些危机只是直接导向不彻底的改革的时候，都起了极重要的历史作用。革命者是那些进行一切改造的社会力量的领袖，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而且他们看来都彻底失败了。实际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愈远，就愈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愈明显地感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平庸。

    1905—1907年的革命阶级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看来彻底失败了。无论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还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取消派，都喋喋不休地叫喊说，无产阶级似乎走得“太远了”，走“过头了”，说它热中于“自发的阶级斗争”，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有害思想迷惑住了，等等，等等。实际上，无产阶级的“过错”只在于它走得还不够远，但是，这个“过错”可以用无产阶级当时的力量状况来辩解，并且可以用无产阶级在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不断进行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同一切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表现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斗争来补偿。实际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一切东西，作为战果而保持住的一切东西，能够夺得和保住的程度如何，要看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进行工作的一切场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活力而定。实际上，只有无产阶级才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民主主义，彻底揭露自由主义的动摇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英勇果敢地发动武装起义。

    谁也不能预言，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真正民主的改革可以实现到什么程度，但是，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决定改革的程度和成就。软弱无力、无气节、无思想原则的自由派和机会主义改良派，只能在以资产阶级精神实行的农奴制“改革”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总的回顾一下俄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回顾一下1861年和1905年，我们可以更加深信不疑地来重述我党决议中的一句话：“我们斗争的目的仍然是由无产阶级来推翻沙皇制度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所依靠的是农民中的革命阶层，并且通过召开全民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9页）。——编者注]

    载于1911年3月19日（4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22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71—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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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172。

    [94]列宁引用的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的主人公沃尔根的话（见该书第1部分《序幕的序幕》第3章）。——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