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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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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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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3.9-1914.3
CC列宁全集第24卷1913.9-1914.3/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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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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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

    （1913年9月）

    1913年7月19日，《现代生活报》[19]第8号刊载了一篇维·查苏利奇为取消主义辩护的精采文章（《关于一个问题》）。我们提醒一切关心工人运动和民主问题的人，要特别注意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这位权威作者的坦率态度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一

    维·查苏利奇首先同一切取消派一样，对党进行百般非难，然而作者的坦率却使她自己暴露无遗。维·查苏利奇的文章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知识分子为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创建但马上又分裂了的地下组织。”实际上，党成立于1898年[20]，以1895—1896年兴起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为基础。早在1894—1895年就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如彼得堡已故的巴布什金）不仅在小组里听讲，而且还亲自做鼓动工作，然后又到其他城市去建立工人组织（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一些组织就是由彼得堡派去的巴布什金等人创建的）。

    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占较大优势的情况不仅俄国有，而且到处都有。维·查苏利奇把这个事实当作诽谤工人政党的某种口实，这样她就毁掉了取消主义对经历过1894—1896年鼓动和罢工的一切有头脑的工人的影响。

    查苏利奇写道：“……进行这项工作的各个地下小组1903年联合成一个秘密社团，拟订了等级制章程。很难说这样的新组织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当前的工作……”

    任何一个不愿当健忘的伊万[21]的人都了解，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小组不仅在1903年，而且从1894年起（有些还更早），就既帮助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鼓动，又帮助罢工和宣传。公开声明，“很难说这个组织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工作”，这不仅是歪曲历史的弥天大谎。这意味着背弃党。

    确实，既然很难说这个组织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工作，那为什么还要珍视党呢？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而是安息日为人而设，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取消派所以要事后背弃过去的党，就是要为背弃现在的党进行辩护。

    维·查苏利奇在谈到这个现在，谈到六三时代的时候写道：“我听到的消息说，各地区的组织部门人都跑光了……”

    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无论是地区组织部门还是一切其他组织部门，人都跑光了。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说明组织中这种开小差的现象，以及怎样对待这种现象？

    维·查苏利奇回答说：“人都跑光了，因为当时那里无事可做。”

    回答是坚决的，这等于坚决谴责地下组织并为组织中开小差的行为进行辩护。然而，维·查苏利奇是怎样证明她的论断的呢？（1）宣传员无事可做，因为有“许多工人”把自由时期的出版物“组成了自己的许多小书库，它们还没有被警察抄走”。

    可笑的是，维·查苏利奇竟然未能察觉她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如果警察“抄走了”这些小书库，那就是说要讨论和领会读过的东西，并进一步加以研究，都得进行地下工作了！维·查苏利奇要想证明“无事可做”，可是从她的自供中却得出有事可做的结论。

    （2）“至于在这一期间进行地下政治鼓动工作的可能性，是根本谈不上的。况且提倡这种‘行动’也不属于各地区的权利和义务。”

    维·查苏利奇重复取消派的言论，她却并不了解情况。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有困难，比以前更困难，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永远是“困难的”，而他们和自由派的区别恰恰在于：他们不把困难说成无法做到。自由派则把困难的工作说成是做不到的，以便为自己背弃这种工作开脱。困难的工作会使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把那些优秀分子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去克服困难。

    客观事实是，这种工作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是能做到的，而且也做了，只要看看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22]的选举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其实，维·查苏利奇也不想想，要是没有地下组织的参与，地下组织的拥护者能够进入国家杜马吗？

    （3）“……地下小组内无事可做，而在小组以外却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要做……”俱乐部、各种社团、代表大会和演讲等等。

    这就是一切取消派所作的而为维·查苏利奇所重复的议论。她的文章可以直接推荐给各个工人小组，作为分析取消主义灾难的教材！

    除此以外，地下组织所以需要，其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俱乐部、社团和代表大会等方面进行的工作都是同地下组织相联系的。

    不妨把我的这个论点和维·查苏利奇的论点作个比较。请想一想，维·查苏利奇把在合法社团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在”各地下小组工作“以外”进行的工作，这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说“在……以外”，而不是“密切配合”，不是“方向一致”呢？？

    维·查苏利奇是没有丝毫事实根据的，因为谁都知道，没有地下小组成员参加的合法的社团和其他组织大概几乎一个也没有。维·查苏利奇的论断唯一的根据，就是取消派的主观情绪。取消派的情绪，就是他们在地下组织内无事可做，他们只支持在地下组织以外的工作，只支持在地下组织思想路线以外的工作。换句话说，维·查苏利奇的“根据”无非是为取消派从地下组织开小差辩护！

    可怜的根据。

    但是，我们不能只限于指出维·查苏利奇写的这些东西的主观根据，指出她的这篇文章句句都有事实错误和逻辑错误。我们还必须查一查造成“各地区人都跑光了”，即从地下组织开小差这一确凿事实的客观根据。

    不必到远处去查。大家知道，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中反革命情绪大肆泛滥。大家知道，在自由时期暴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严重对抗，而这种对抗便产生了这种反革命情绪，同时又使无产阶级的许多不坚定的朋友思想混乱，苦闷消沉，灰心丧气。

    在上面所谈到的时期，各阶级之间的这种客观的相互关系向我们充分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特别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手中的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已被夺走）必定要恨地下组织，说地下组织是毫无用处的和“无活动能力的”（维·查苏利奇语），谴责和否定地下的政治鼓动工作，谴责和否定本着地下组织的精神、根据它的口号并且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它密切配合进行的合法工作。

    从地下组织开小差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受反革命情绪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同路人”，在我国也和欧洲一样，这些人感兴趣的只是无产阶级（在欧洲是一般平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解放作用。1905年以后，很大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离开了地下组织而分别投入各种合法的知识分子安乐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不管维·查苏利奇的主观愿望如何“善良”，但是她所重复的取消派议论客观上就是和反革命自由派的庸俗见解相呼应。取消派关于“工人独立”等等叫嚷得最厉害，实际上他们所代表和维护的正是那些脱离工人运动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

    地下组织中开小差的现象，对某些人说来，可能是由疲惫和消沉造成的。对这样的人只能表示遗憾；只要他们不再消沉下去，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抛弃庸俗观念，愿意脱离自由派，放弃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愿意重新加入工人的地下组织，那就应该给他们以帮助。但是，如果疲惫和消沉的人们爬上了报刊论坛，宣布他们开小差不是疲惫、不是软弱、不是知识分子精神空虚的表现，而是他们的功劳，并且把过错归咎于“无活动能力”、“毫无用处”、“死气沉沉”等等的地下组织，那么，这些逃兵就会变成可恶的叛徒、变节者。那么，这些逃兵就会变成最坏的谋士，因而也是工人运动的危险敌人。

    当你看到取消派在替这帮家伙作辩护和唱赞歌，并且赌咒发誓说他们这些取消派是主张统一的时候，那你只能耸耸肩，问自己：他们打算用这些蠢话和这种伪善态度来欺骗谁呢？不同为叛党言论唱赞歌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工人政党就不可能存在，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取消派（追随他们的还有维·查苏利奇）沾沾自喜，把这些变节者和逃兵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有生力量”。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些遁词早就被全俄规模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驳倒了。工人选民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第二届杜马[23]中占47％，在第三届杜马中占50％，在第四届杜马中占67％。这就是1907—1913年时期工人脱离取消派的铁证。而第一家工人日报[24]的出现以及目前在工会中所看到的现象，都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如果看客观事实，而不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些大言不惭的和毫无根据的声明，那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有生力量都是拥护地下组织、反对取消主义的人。

    但是，维·查苏利奇关于过去的一切议论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为背叛和背弃党的行为辩护，仅仅是为破坏党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序曲。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维·查苏利奇文章中的这些最重要的部分。

    二

    文章写道：“……地下组织始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最薄弱的一个方面……”（不多也不少，恰恰是“始终”！）我们的取消派是大胆的历史学家。“始终”，就是说1883—1893年，即党有组织地领导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开始以前就是这样；就是说1894—1904年也是这样。那1905—1907年呢？

    “……不过，它即使好上10倍，也承受不了革命和反革命。我不记得，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革命组织挺过了革命，而在反动关头又是有活动能力的。”

    这种议论“妙语”连珠，简直叫人不知从何分析起！

    维·查苏利奇“不记得”欧洲历史上使她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查苏利奇记不记得，在邻国已有几十万上百万党员的独立工人政党存在，而本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形成了团结一致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全国规模的工人运动的情况下，“欧洲历史上”可曾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呢？

    维·查苏利奇不可能“记得”这样的事，因为“欧洲历史上”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在20世纪以前的这段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事。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位取消派援引“欧洲历史上”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不曾有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性罢工为例，是为了背弃或者贬低、减少、缩小、削减过去曾经具备，现在仍然具备上述两个根本条件（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国家所担负的任务！

    维·查苏利奇不懂得（这种无知也是取消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她用另一种说法，根据另一条理由，从另一个观察问题的方面，把普罗柯波维奇这个自由派的思想重复了一遍。这位自由派恰恰在他还作为极端“经济派”（1899年）[25]而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时候，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由派搞政治斗争，工人搞经济斗争”。

    1895—1913年的俄国工人运动中，整个机会主义都趋向于这种思想，都倒向这种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在向这种思想进行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也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有可能成长起来。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使群众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俄国的独立工人运动而斗争。

    普罗柯波维奇是针对当前的任务，用请求或者说希望的形式来说出这种思想的。

    维·查苏利奇则以似乎是回顾历史、追溯往事的议论形式或评述事态的形式把这个思想重复了一遍。

    普罗柯波维奇直接、坦率、明确、不客气地说：工人兄弟们，打消政治独立的念头吧！而维·查苏利奇却不明白取消主义把她带到了什么地方，正在通过曲曲折折的道路走向同一个深渊。她说什么，工人兄弟们，即使仿效欧洲的榜样，你们也不应该有象1905年那种你们原有的、经受过考验的类型的“有活动能力的”组织。自由派从1905年起就抛弃了对“地下组织”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成立了“有活动能力的”、公开的组织，虽然它并未被六三体制承认是合法的，但毕竟得到六三体制的默许，它还保留着自己的议会党团、自己的合法刊物、自己的实际上尽人皆知的地方委员会。而你们呢，工人兄弟们，你们的原有的组织是无活动能力的，而且根据“欧洲历史”的教训，也必定是无活动能力的，而我们取消派则天天都答应和许诺你们建立一个新的“公开的党”。你们还要怎么样呢？你们应该为我们取消派的诺言感到满足了，要狠狠地斥责你们原有的组织，唾弃它，背弃它，在我们关于建立“公开的党”的诺言实现以前不要任何组织！

    这就是维·查苏利奇的取消主义议论的真实含义，这种含义不取决于她的意志和意识，而取决于俄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运动的客观条件。这也正是自由派所希望的。维·查苏利奇不过是附和普罗柯波维奇罢了！

    俄国与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不同，正是它提供了证明原有组织仍然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的一个国家的范例。这个组织即使在反动时期也保存下来了，尽管取消派和一批庸人都脱离了它。这个组织保存了自己原来的类型，并且善于使自己的形式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善于根据局势的要求更改这种形式，而目前的局势正标志着“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26]

    我们认为，第四届杜马的选举结果就是原有的组织具有这种适应能力的客观证明（如果拿最简单、最明显、最易于为自由派所了解的一个证明来说）。正如已经指出的，拥护原有组织的有22/3的工人选民团的代表，其中包括所有6个主要工业省份的代表。在这些省份中，有近100万各类工厂工人。这些真正的群众，即无产阶级的群众，其中一切有朝气的、一切有觉悟的、一切有威信的都参加了选举，都在改变自己的原有组织的形式，改变它的活动的条件，但保持它的方向、它的思想政治原则和活动内容。

    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这个立场从1908年起就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而取消派在没有成立新组织以前，是没有任何立场的，这正是他们的悲剧。他们只是对令人厌恶的过去叹息，幻想美好的未来。

    三

    维·查苏利奇写道：“……组织对党是需要的。”她已经对斯德哥尔摩的（1906年）决议表示不满了，当时孟什维克虽然占优势，还是不得不通过了有名的党章第1条。[27]

    如果说这是正确的（而这无疑是正确的），那么，维·查苏利奇就不对了，那她只好背弃孟什维克的斯德哥尔摩的决议。组织不仅“对党是需要的”，——任何一个想“利用”工人政党来执行反工人政策的自由派和资产者都承认这一点。党是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下面又分成密如蛛网的各种地方的和专门的、中央的和普通的组织。

    取消派在这方面又没有任何立场。1903年，他们对党员资格采取了这样一种看法：不但加入组织的算是党员，而且在组织监督下工作（在组织以外）的也算是党员。维·查苏利奇回顾这个细节时，显然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她写道：

    “……10年前，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就感到不可能再把整个党隐藏在地下组织中了……”

    既然孟什维克在1903年就厌恶地下组织，那为什么在1906年，在党已经处在“公开”得多的时代，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时候，却撤销了他们1903年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决定，而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定呢？维·查苏利奇写的党的历史竟处处都惊人地、难以置信地歪曲事实！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孟什维克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党是各个组织的总和这一定义，既然维·查苏利奇及其伙伴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现在认为他们1906年的那个决议又错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一点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总的说来，对这个问题维·查苏利奇看来很重视，因为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是她自己提起1903年的！

    读者会看到，没有什么比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更糟糕更混乱的了。根本毫无观点可言。这是优柔寡断和出尔反尔的样板。维·查苏利奇大发脾气，高声叫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是荒谬的说法。”然而“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切列万宁本人就公开说过，1907年孟什维克党团在伦敦召开的几次会议都指出过未来的取消派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在当时或者是在现在，取消派的头面人物都落到了毁掉取消派这一如此奇特的境地。

    维·查苏利奇写道：“……组织对党是需要的。”“但是，要在较长的时期掌握全党，并且和平地〈！〉存在于同一形式之中，遵守同一党章〈什么话！〉，那只有在法制已经确立并得到巩固〈如果法制有朝一日能在俄国得到巩固〉，俄国的社会生活走完了崎岖的山路，终于踏上坦途的情况下才可能办到；俄国的社会生活沿着这条山路加速步伐走了整整一个世纪，时而攀援而上，时而堕入反动的深渊，待到创伤痊愈后，又开始攀登山峰……”

    这段取消派的宏论作为思想混乱的样板值得给予嘉奖。作者究竟要干什么，谁能懂得呢？

    要修改“党章”吗？那么，先生们，你们说的修改党章是什么意思，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说吧！不过不要让自己变成笑柄，不要“高深莫测地”去证明党章不是不可修改的东西。

    但是，维·查苏利奇含糊其词地谈“同一党章”（顺便指出，党章恰恰在1912年作了修改[28]），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改。

    维·查苏利奇究竟要干什么呢？她要说，在俄国走完崎岖的山路而开始踏上坦途的时候，党才能成为组织。这是自由派和路标派[29]非常值得称道的思想：他们说，在踏上坦途之前，到处乌烟瘴气，党不象党，政策不象政策。踏上“坦途”之后，一切都将“秩序井然”，而走“崎岖的山路”的时候只是一团混乱。

    这些议论我们早就在自由派的言论里见到过了。从自由派对地下组织和“崎岖的山路”的仇恨来看，这些议论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在这里事实被歪曲了（因为在俄国，党的组织有许多是地下组织），但是我们知道，对地下组织的仇恨怎样蒙住自由派的眼睛，使他们对事实视而不见。

    但是还要再问一次，维·查苏利奇究竟要干什么呢？她认为在我国，似乎党作为组织所以……是不可能的？思想暧昧，吞吞吐吐，把人头脑搞胡涂了的又臭又长的语句，官样文章，从本丢推给彼拉多[30]。只能使人觉得作者想偷偷否定一切组织。但是，当维·查苏利奇偷偷这样干的时候，终于还是讲出来了……请看她的思想的精粹吧：

    “我国有一个广大的工人阶层，这个阶层如果在西方不论哪一个社会党里，都有充分的权利占一席地位。这个迅速成长的阶层具有一切力量（它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不管我们给这个阶层定个什么名称，我们想到它和说到它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

    因此，在争论取消党的时候，必须明白，取消派把党理解成某种别的东西。他们把党究竟理解成为什么呢？

    原来：“广大的工人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

    这真是妙不可言。党就是那些“缺少正式参加党的机会”的人。党就是站在党外的人。

    维·查苏利奇确实为我们搜罗了不少妙语，坦率地说出了一切取消主义者拐弯抹角想说的话。

    四

    德国现在有近100万党员。在那里，将近425万人是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而将近1500万人是无产者。请看，这个简单而又生动的例子就足以使被取消派弄乱了的问题得到澄清。100万人，这就是党。100万人加入了党的组织。425万人，这就是“广大阶层”。事实上，这个阶层还要大好多倍，因为妇女无权投票，而不具有居住资格、年龄资格等等的许多工人也无权投票。

    这个“广大阶层”几乎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他们，党就没有力量。一旦发生任何行动，这个广大阶层都会扩大2－3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非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会跟着党走。

    这难道不清楚吗？这个简单道理还要反复加以说明，简直叫人有些难为情！

    德国和俄国又有什么不同呢？问题完全不在于我国“党”和“广大阶层”之间没有差别！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法国。我们看到（大致情况；数字愈精确只会使我的结论更有分量）法国的情况是：

    党员将近700000人[注：根据1913年布列斯特最近一次代表大会[31]的报告，准确数字是68903人。]

    “广大阶层”（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人）将近1000000人

    无产者将近10000000人

    而在俄国呢？1907年有15万党员（伦敦代表大会统计核实）。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大概减少了很多，但是减少了3万还是5万，不能确定。

    我国的“广大阶层”，如果加上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人数，是30万到50万。最后，我国无产者大约将近2000万人。我再说一遍，这里也是一个大概数字，但是任何其他数字（如果谁想更准确地论证这些数字），只会更加有力地肯定我的结论。

    结论是：在一切国家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除了“党”以外，还有靠近党的“广大阶层”和组成党、为党提供成员和养料的这一阶级的广大群众。取消派不懂这个简单明了的事情，因而重犯1895—1901年“经济派”的错误；而“经济派”是根本不能理解“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的。

    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

    这是否可能呢？100人的力量是否能够超过1000人的力量呢？

    有组织的100个人，不但可以超过而且一定会超过。

    组织能使力量增加10倍。这个道理实在并不新鲜。如果对维·查苏利奇和取消派非得从头讲起不可，那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先进队伍的自觉性也表现为它有组织起来的本领。当它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获得统一意志，而先进的1000人、1万人、100万人的这个统一意志就会变成阶级的意志。党和阶级之间的媒介就是“广大阶层”（比党大但比阶级小），这就是那个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阶层，那个帮助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阶层，如此等等。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党与阶级的关系，由于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而各不相同。例如，在德国，参加党组织的人数将近占阶级的1/15；在法国则将近占；1/140。在德国，“广大阶层”每4—5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就有1名党员；在法国，14个中有1名。事实上，在法国，即使在组织“公开”和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也不曾有过10万人的政党。

    每一个明白道理的人都了解，德国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原因允许一个阶级1/15的人组成一个政党，在法国则难以办到，而俄国目前就更难了。

    如果有一个法国人忽然间说：我们党是一个小组，不是一个党，党不能关进组织里去。党就是一个广大阶层，其中有一切力量，等等。你们会说他什么呢？也许，你们会为这个法国人没有呆在精神病院而感到惊奇吧。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感到、看到和知道我们走的还是崎岖的山路，也就是说，组织的条件比较困难，但是又声称，“他们想到和说到广大阶层〈没有组织起来的！〉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但是，在我们俄国，却有人对这些人说的话信以为真了。这些人都是党内惊慌失措的逃兵，是一些丧魂落魄的党外的或者是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在自由派的灰心丧气、苦闷消沉和背弃思想的压力下抵不住了。

    五

    维·查苏利奇在那篇精彩文章的结束语中写道：“为了成为有用的力量，这种地下组织（虽然也只有它称为党）必须象党的负责人对待党那样，来对待这个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即对待维·查苏利奇认为有“一切力量”的那个广大阶层，关于这个阶层，她声称：“我们想到它和说到它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

    请琢磨琢磨这段议论吧！在维·查苏利奇这篇妙语连珠的文章中，这段议论是最妙的了。第一，她明明知道，在现代的俄国什么称之为党。而好几十个取消派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都要公众相信：似乎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关于取消党的争论就被这些先生弄得混乱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些反对粗俗、平庸的取消派，关心工人运动命运的读者们应该向维·查苏利奇的这篇文章请教，到她那儿去寻求关于什么是党这个过去和现在都被弄得模糊不清的问题的答案吧。

    第二，请仔细读读维·查苏利奇的结论。她告诉我们，地下组织应该象党的负责人对待党那样，来对待广大阶层。试问，任何一个社团的负责人同该社团的关系的实质何在呢？显然，实质在于，负责人不是实现他个人的（或集团的或小组的）意志，而是实现这个社团的意志。

    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的广大阶层的意志呢？如果广大阶层没有组成一个组织，要确定它的意志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连小孩子也明白。维·查苏利奇以及其他的取消派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站到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斜坡上，一直滚向最恶毒的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维·查苏利奇本人承认“广大阶层”“所缺少的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因而“没有机会”“组成政党”，她还声称，取消派想到和说到这个广大阶层时，都将把它当作一个政党，而地下组织必须把这个阶层当作上级机关，当作处理有关“负责人”等等问题的最高的决定者。这样的看法才恰恰是最完整最确切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

    承认组织这些广大阶层或这些群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反对组织的时候却又求助于广大阶层或群众，——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是工人运动中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一贯高谈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或者甚至高谈整个被压迫群众），一贯破坏一切社会主义组织的名声，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不能建立起什么别的组织来与之抗衡。

    至于如何看待没有组织起来的（和长时期、有时是几十年没有组织要求的）群众对党、对组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不同的看法。正是为了使一定阶级的群众能够学会认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处境，学会推行自己的政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必须立即建立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建立这个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即使起初这些人只占本阶级的极少部分也无妨。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

    如果由于直接或间接被吸收参加竞选工作或参加选举的所有群众开展了政治活动，结果所有当选的工人代表就是地下组织和地下组织的政治路线的拥护者，即党的拥护者，那么，我们就获得一个客观事实，足以证明同群众联系密切，证明这个组织有权成为并有权称之为群众的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表达者。任何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工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任何一个工人团体都可以参加选举工作，并且对选举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指导；假使结果正是被取消派嘲笑、责骂和藐视的组织带领群众跟随自己前进，那就表明，我们党对群众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广大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这种论调就是无政府主义。俄国工人阶级如果不同腐蚀群众、破坏组织的根本概念和根本原则的这种论调作最无情的斗争，就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运动。

    用“广大阶层”代替党，这种论调就是为极端专横和嘲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进行辩护（而且，这些嘲弄者言必称“群众”，口口声声“群众长”，“群众短”）。大家都知道，取消派就是用这种论调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知识分子小组装扮成“广大阶层”的代表者和表达者的。他们说，既然我们代表的是“广大阶层”，那么“狭隘的”党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我们代表的是“广大阶层”，想必是代表几百万几千万人，那么领导100万工人参加选举的某个地下组织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是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还是工人报纸的出现，无论是为这些报纸捐款还是彼得堡五金工会、店员代表大会，[32]——所有这些客观事实都清楚地证明，取消派是一个由脱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而“广大阶层论”使取消派可以不顾种种客观事实，踌躇满志，自以为了不起……

    六

    从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来看，维·查苏利奇的这篇文章笑话百出。读者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难道这篇胡说八道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了吗？这里面倒是有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来看，维·查苏利奇的文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乎逻辑和正确的，如果我们不指出这一点，那我们的分析就不充分了。这就是分裂的观点。

    工人运动史上，有过许多失败的、一事无成的甚至是害人的政党的先例。暂且假定我们的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吧。那么容忍这个党存在，尤其是同它的代表和解，是有害的，是犯罪的。那么，就必须与之斗争，消灭这个党，用新的党来代替它。

    如果对地下组织是有害的这个观点深信不疑，那么，她的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那么，“不知道它（党）过去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现在究竟是帮助还是妨碍之类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将为离开党的人辩护并赞扬[注：顺便指出，这种为脱离党辩护的言论在维·查苏利奇的下面一段话中也可以找到：“广大阶层要组成政党，所缺少的只是正式参加党的机会”。成千个事实都说明恰恰相反。维·查苏利奇说“缺少机会”，事实上是为庸俗观念辩护，要不然就是为恶劣的品质辩护。]他们，将说明这是原有的党“无活动能力造成的结果”。我们将代表这个原有的党向非党人士呼吁，要他们加入新党。

    维·查苏利奇没有说出这个分裂的观点。也许，作者主观上认为这个事实是重要的和很有意义的。但是客观上这个事实的意义并不大。既然作者说出俄文字母а，б，в，并且把字母表上所有的字母都一一列出，只是不提最后一个，那可以打赌，1000个读者中有999个自己会把最后一个字母念出来（或出声或不出声）的。一切取消派都处在这样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们举出一大堆分裂的理由，然后要么缄默不语，要么补充说，他们“赞成统一”。

    我们无论对维·查苏利奇的文章，还是对尔·谢·、唐恩、列维茨基、叶若夫、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人的数十篇这类文章，只能作这样的回答：统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坚决批判“以广大阶层代替党的理论”，批判对地下组织的一切攻讦，批判维·查苏利奇的文章并且概不接受一切类似的言论。党如果不同那些驳斥党存在的必要性的人进行斗争，它就不可能是“统一的”。

    从分裂的观点来看，维·查苏利奇的文章是合乎逻辑的和正确的。假如取消派能够创建一个新党，假如这个新党确实比原有的党好，那么，维·查苏利奇的文章（以及取消派的全部著作）就为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创造真正属于工人的好的政党的人有权破坏一个无活动能力的、一事无成的原有的党，否认这一点就是一种愚蠢的脉脉温情。如果取消派任何一个新党也组织不起来，任何别的工人组织也建立不起来，那么，他们的全部著作和维·查苏利奇的这篇文章将会成为记录那些脱离了党的、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惊慌失措的文献，这些知识分子受反革命浪潮的冲击，苦闷消沉，丧失信心，庸庸碌碌，已成为自由派的尾巴。

    二者必居其一。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在这里没有“调和”的余地；不能说“埋葬一点儿”原有的党或者是“创建一点儿”新党。

    顺便提一下，俄国当前经历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恰恰在于：有一个并不怎么大的党的核心，能够在暴风雨时期坚持下来，尽管同这里那里个别组织会失去联系仍能保存下来，能够确保自己对广大工人群众的（自然不是同现在的欧洲相比，而是同1849—1859年的欧洲相比）强大影响，——而且这个核心处在许许多多反党的、无党性的、党外的以及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准社会民主党人的包围之中。

    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的，也必然是这样的，同我国比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象勃朗峰一般巍然耸立，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国内甚至连自由派除了“崎岖的山路”以外，什么别的道路也看不见，况且司徒卢威先生之流十几年来还培养出成百上千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来表达自由派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拿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来说吧。他在我国的新闻界和社会活动中是一位知名人物。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派。但是，担心他会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反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再拿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先生来说吧。他是一位气质比较忧郁、对工人比较热情的自由派。他无疑也是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无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再拿《基辅思想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33]、《光线报》[34]等等中的著作家们来说吧。这是一大批党外的、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有一些人多半在幻想创建一个新的、公开的党，但是，如果“过早”着手实行天才计划，那是不是太丢脸了，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另外一些人则专爱发誓赌咒，硬说他们什么都不想取消，他们主张统一，并且完全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

    再看一看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吧。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就是齐赫泽；涅克拉索夫仿佛象先知一样预见到了这个人物，他写道：

    “……遇到困难棘手的问题，

    有时要从旁边绕过去……”[35]

    在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初期这段时期内，社会民主党人最困难最伤脑筋的年代是1911—1912年。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工人刊物逐渐创立。齐赫泽却“从旁边绕过去了”。他既不沾这一边，又不沾那一边。他是一个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似乎是在期待和观望：一方面，除了原有的党，不存在别的党；另一方面，说不定“他们”会把它埋葬一点儿……你要是听听他的言论，就会拍手叫好：他俏皮而辛辣地抨击右派，他谈得热烈而一针见血，他为原有的传统辩护，——但是当你打开取消派的报纸的时候，你就会捂住鼻子，原来里面在猛批“狂热”，轻蔑地踢开传统，教工人鄙视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好象得到齐赫泽的赞同，因为撰稿人名单中就有齐赫泽的大名。当你读到阿恩代表《光线报》编辑部严厉斥责齐赫泽的文章时，不禁会想到：我们这位可怜的齐赫泽和我们这位好心的阿恩在试图推翻唐恩的压制时，是不是遭到了啼笑皆非的失败……

    有一些人为了无产阶级统一的伟大原则，劝党同那些同党貌合神离的准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或那个集团妥协，而这些集团在关于埋葬还是巩固原有的东西的问题上想“从旁边绕过去”，或者是摇摆不定。不难了解，这些人要么是自己摇摆不定，要么是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一个想生存的政党，在它自己的存亡问题上是不能允许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允许同那些要埋葬它的人作任何妥协的。想在这类妥协中充当中介人的不乏其人，但是所有这些人，用一句古话来说，都是白耗灯油，浪费时间。

    附言：《现代生活报》第13号（1913年7月25日）上刊登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题为《过去和现在》的结论性文章，极其清楚地证实了我们的话。这篇空空洞洞的文章的真正实质当然并不在于可笑地吹嘘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而在于重新提出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言而喻，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不愿意重提他在1906—1907年主张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一痛苦而可悲的经验的：干吗要翻老帐！当前时局的种种特殊条件，如有可能召开所谓专门性的和专题的工人代表大会（今天是店员代表大会，也许明天就是保险业人员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也没有提及。店员代表大会的经验，大概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也不中意，因为大多数出席这个代表大会的人（根据取消派自己在《现代生活报》上被迫承认的）都是反对取消派的。

    阿克雪里罗得不谈过去的事，也不谈现在的事。他宁愿幻想未来的“解冻”——还好，那些解冻的具体条件我们一无所知！他幻想召开“即使不是全俄国的，也是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而这个代表大会后来也确实叫作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了。

    总之，原来的天才计划有两点变动：第一，不单是工人代表大会，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是一个进步。我们欢迎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6年中前进了这么一步。如果他确信与左派民粹派实行“联合”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是有害的，那我们也欢迎。第二，以全俄罗斯的代表大会代替全俄国的代表大会。这就意味着拒绝同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工人实行完全统一（阿克雪里罗得认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在非俄罗斯民族工人中间已经彻底破产！）这就后退了两步。这是在工人运动中把分离主义奉为准则！

    但是，厉害的还在后头哩。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什么一心想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呢？且看看为什么吧：

    “……在农奴制国家和等级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原有的党的规章制度，近年来正经历着取消的过程。而工人代表大会将结束这一过程，同时又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存在中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和西方各社会民主党完全相同的原则上发展的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些“完全相同的原则”就是合法的党的原则。明确地讲，这就是说，取消派所以需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是为了“结束取消”原有的党的“过程”，并创建新的、合法的党。

    这就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长篇大论的简要含义。

    你们看，这就是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最新发明！至于党员必须在党内担任工作并且要巩固党，——这个陈旧的、过时的思想，已被阿克雪里罗得送进档案库了。我们什么也不取消，这是诬蔑，我们只是站在“旁边”，大声疾呼“结束取消党的过程”罢了。而且我们赌咒发誓：明天我们将成为未来的合法政党的优秀党员。

    这些1913年的热情的、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很象1903年的自由派，这些自由派曾经断言，他们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一定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自然，是在党成为合法政党的时候。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俄国获得政治自由的时刻将会到来，那时我国也会有一个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也许，现在的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一些人会加入这个党。

    好吧，我们未来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未来的合法政党的队伍中再见吧！不过，请原谅，同党貌合神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先生们，目前我们走的并不是一条路，因为目前你们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而是自由派的工作。

    载于1913年9月《启蒙》杂志第9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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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现代生活报》（《Жи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7月11日（24日）—8月1日（14日）代替《光线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9号。该报被查封后又于8月8日（21日）起继续出版《新工人报》。《现代生活报》和《新工人报》的实际编辑是费·伊·唐恩。关于《光线报》见注34。——25。

    [2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1898年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阿·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5。

    [21]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26。

    [22]第三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11月1日（14日）召开，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根据六三选举选出的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一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集团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团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第三届杜马，可参看列宁的《第二届杜马》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29—138页）。

    第四届国家杜马于1912年11月15日（28日）召开，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在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和民族党人185名，十月党人98名，立宪民主党人59名，进步党人和民族集团69名，劳动团10名，社会民主党人14名，无党派人士7名。这就是说，和上届国家杜马一样，这届杜马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的没有全权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这届国家杜马赞成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为了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力量战胜德国这一纲领上达成协议而结成的同盟。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成员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27。

    [23]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中党65名。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30。

    [24]第一家工人日报是指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真理报》，见注1。——30。

    [25]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同上，第6卷第1—183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32。

    [26]这句话引自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7页），列宁用它来说明沙皇制度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发生变化的实质。——33。

    [27]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废除了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尔·马尔托夫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并通过了列宁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38页）——34。

    [28]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对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组织章程所作的修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61页。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5—217页。——36。

    [29]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36。

    [30]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36。

    [31]指法国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13年3月23—29日在法国的布列斯特市举行。——38。

    [32]指1913年6月29日—7月3日（7月12—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工商企业职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378名代表，其中几乎有半数代表是靠近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还领导了大会上的一部分左派民粹主义者，同他们一起形成了大会的多数。取消派的代表只有一小撮人。《真理报》详尽地报道了大会的工作。这个代表大会中途被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勒令停开。——42。

    [33]《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щ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5。

    [34]《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的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改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45。

    [35]此处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讽刺诗《40年代的人》，文字略有改动。该诗写道：“我善良，我正直，我决不同意干坏事，做好事我废寝忘食，不过，遇到严重的要害的问题，有时要从旁边绕过去……”——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