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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不应当怎样写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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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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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7.2-1907.6
CC列宁全集第15卷1907.2-1907.6/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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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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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当怎样写决议［71］

    （1907年3月19日〔4月1日〕）

    孟什维克同志们在《俄国生活报》第47号（2月24日）上公布了第一个决议草案（由唐恩、柯尔佐夫、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涅哥列夫等同志在一批实际工作者参加下拟定），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草案还印成了单页。）为了认真准备党的代表大会，预先公布决议草案并详细地加以研究，是很必要的。
    这个决议案谈的是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

    第1条：

    “在经历了七个月最横暴的独裁统治而没有遭到被吓倒的人民群众有组织的反抗以后，现在，国家杜马的活动引起了人民群众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关注，这种活动能够而且一定会促使他们动员起来和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这些话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说有杜马比没有杜马好呢？或者，这是想说明需要“保全杜马”吧？看来，决议案起草人的想法正是这样，但没有说出来，只是作了暗示。可是，决议案是不应当用暗示的口吻来写的。

    第2条：

    “抬到〈可能印错了，应是“提到”〉俄国革命中心地位的直接为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在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下，主要归结为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的问题。”

    这一条博得《言语报》的赞扬（该报2月27日的社论说：“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大进步”……“是政治觉悟的胜利”），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条确实是荒唐透了。

    怎么能把这个为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归结为“为维护代表制而斗争”的问题呢？！“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是怎样的呢？？上一条只说“七个月最横暴的独裁统治没有遭到被吓倒的人民群众有组织的反抗”。既然群众在七个月结束时的选举中表现了明显和强烈的左倾，难道七个月中群众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能够说明什么“社会力量对比”吗？？

    这种政治观点上的混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在最近半年中，社会力量的对比起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在：“中间派”即自由派削弱了；两极即黑帮和“左派”壮大和加强了。第二届杜马的选举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社会力量的对比由于政治矛盾（也由于经济矛盾——同盟歇业、绝食抗议等等）尖锐化而更加革命化了。究竟是什么怪事使我们的孟什维克得出相反的结论，竟然要缩小革命的任务（“为政权而斗争”），把革命的任务降低为自由派的任务（“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呢？

    显然，从“横暴的独裁”和左派的杜马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在人民代表制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或者为保存人民代表制而斗争这种自由派的任务，是小市民的空想，因为，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这个任务离开“直接为政权而斗争”是不能完成的。

    孟什维克的政治观点象虾那样前进。

    从第2条得出的结论是：孟什维克从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歪到自由派的立场上去了。第2条最后那个“含糊的”措辞（“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实际上表达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派资产阶级把自己被革命“吓倒”说成是“人民群众被吓倒”，并以此为借口赶忙放弃革命斗争（“直接为政权而斗争”），要进行所谓合法斗争（“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斯托雷平大概很快就将教会孟什维克懂得“在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下”“为维护人民代表制而斗争”是什么含义！

    第3条：

    “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使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当选，表明人民群众愈来愈清楚这种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样理解呢？第2条从当前的社会力量对比中得出结论说，要以为维护代表制而斗争来代替为政权而斗争，而现在从选举的结果又得出结论说，群众愈来愈清楚“这种”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

    同志们，这是一团混乱。应当大致改成这样：第2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表明，人民群众愈来愈清楚直接为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第3条：“所以，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把自己的政治活动限定为在当前人民代表制基础上进行斗争，就是表明我们的自由派在思想上无比愚蠢，而在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同反动派的勾结来阻止革命（这种企图在目前是实现不了的）。”除了这些修改之外，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在第1条中尽可能具体指出，是哪些经济原因使得居民中间政治上两极的划分加剧，那么前后还能有一点联系。

    其次，“彻底的革命拥护者”是指什么人呢？？显然，这里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是指农民民主派，即劳动派（广义的，包括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因为这正是第二届杜马不同于第一届杜马的地方。但是，第一，这又是暗示，而决议案是不应当用暗示的口吻来写的。第二，同志们，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把劳动派称为“彻底的革命拥护者”，我们应当严正地加以谴责，指出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式的胡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拥护者，因为小生产者阶级即小业主阶级必然会在业主的倾向和革命的倾向之间摇摆不定，例如社会革命党在彼得堡选举中就在投靠立宪民主党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这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同志们，你们大概会同意我们这样一个意见：应当把话说得慎重一些——大致就象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见2月27日《新光线报》）的写法那样：

    “……劳动派的政党……多少还能代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它们在接受自由派的领导权〈例如彼得堡的选举和选举立宪民主党人为杜马主席〉和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农奴制国家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注:见本卷第4页。——编者注］

    同时不能不指出，在这个决议案中，柯尔佐夫同志（以及其他的孟什维克）把劳动派算作彻底的革命拥护者，而在《俄国生活报》第49号上，同一个柯尔佐夫又把劳动派算作农村民主派，说农村民主派不同于城市民主派（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将坚持陈腐过时的生产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同志们，这是自相矛盾！

    第4条：

    “在杜马代表中有这样一些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就能增加和加强人民群众对这个机构的信任，使它有可能成为争取自由和政权的全民斗争的真正中心。”

    这自然是一个“吸引人”的结论，但逻辑上又是有缺陷的。孟什维克用这一条结束了决议案的论据部分。在决议案中他们再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问题。因此，这个结论是有缺陷的。

    如果“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在杜马中不是多数，而只是“很多”（第3条是这样说的，而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有反对革命的人和不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就是说，整个杜马也有“可能”“成为”不彻底的民主主义政策的“真正中心”，而根本不是“争取自由和政权的全民斗争的真正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有两种结果：（1）或者人民群众对这个机构的信任不是增加和加强，而是减少和削弱；（2）或者人民群众把不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的政策当作彻底的民主主义政策，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政治觉悟。

    因此，十分明显，从孟什维克提出的前提中，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不知为什么被他们丢掉了）：作为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不十分彻底的革命拥护者（例如劳动派）跟工人阶级走，而不跟不彻底的革命拥护者走，特别是不跟公然主张阻止革命的人（例如立宪民主党人）走。

    孟什维克缺少这个结论，结果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结果成为：由于在杜马中有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应当把票……投给公然主张阻止革命的人！

    同志们，这听起来太不象话了！

    下面是决议案的结论部分（我们逐条来看）：

    “社会民主党在揭穿把国家杜马当作真正立法机关的幻想的同时，一方面要向人民群众说明杜马的真正性质，说明它实际上是一个讨论法案的机关，另一方面还要说明有可能也有必要利用这个机关（不管它多么不完善）来进一步为民权制度而斗争，并根据下列原则参加杜马的立法工作：……”

    这是在软弱无力地表达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决议中更有力地表达出来的如下思想：要把杜马“变成”“革命的工具”，要使群众认识到“杜马是毫不中用的”，等等。

    “……一、（1）社会民主党从城乡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彻底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提案和法案，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提案。它在这个工作中要把当前的政治任务同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经济需要、同一切形式的工人运动的要求结合起来。

    附注。必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其他政党的法案中的这样一些法案作为较小的危害给予支持：这些法案一旦实现，就能成为人民群众用来进行革命斗争以争取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工具……”

    这个附注的意思是说，社会民主党必须参加杜马中的资产阶级改良工作。同志们，这个结论不是下得太早了吗？你们自己不是也说，把杜马当作真正的立法机关是一种幻想吗？可是你们却要支持那些一旦实现就能给今后的斗争带来好处的资产阶级法案。

    想想这个条件吧：“一旦实现”。你们支持的目的是帮助实现“较小的危害”。但是实现者不是杜马，而是杜马加国务会议［72］再加最高当局！就是说，你们想通过自己的支持来帮助实现“较小的危害”是毫无保障的。而支持“较小的危害”，投票赞成它，你们无疑就使自己，使无产阶级政党，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即为实质上是做戏的（你们自己也承认它是做戏的！）杜马立法工作负一部分责任！

    究竟为什么要作这种冒险的“支持”呢？要知道这种支持冒了直接降低群众的革命觉悟的危险（而群众的革命觉悟，也是你们自己所指望的），而它的实际好处却是“虚幻的”！

    你们所写的决议案不是谈一般的改良工作（如果是，那只须指出，社会民主党并不根本拒绝这种工作），而是谈第二届杜马。你们已经指出，在这届杜马中有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就是说，在你们心目中杜马代表的党派成分已经明确。这是事实。你们知道，在这届杜马中不仅有“彻底的［注:请读者时刻记住我在上面对这个词所作的必要的修正。］革命拥护者”，而且有“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不仅有左派和劳动派，而且有立宪民主党人，而后者本身就比右派强大（立宪民主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包括民族民主党人在内，约有150席，而右派只有100席）。杜马中的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你们为了实现“较小的危害”，就不需要支持它，只要在反动派同“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作斗争时弃权就行了。实际结果（即通过法案）反正是一样的，而在思想和政治方面，你们无疑还可以保持自己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立场的完整性、纯洁性、彻底性和坚定性。

    难道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无视这一点吗？

    孟什维克只注意上层而不注意下层。他们过于注意通过“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同反动派的勾结来实现“较小的危害”（因为通过法案的实际意义就是如此）的可能性，而不大注意提高“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用他们的话说，这些人在杜马中是“很多”的）的觉悟和战斗力。孟什维克自己注意并且要人民也习惯于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同专制政府的妥协（实现“较小的危害”，即改良），而不注意使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面向群众。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自由派的政策。这就等于口头上宣布杜马的立法权是虚幻的，实际上却要人民更多地相信通过杜马进行的立法改良，而更少地相信革命斗争。

    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应当彻底一些和诚实一些！如果你们确信革命已经结束，如果你们由于这个（也许是用科学方法获得的？）看法而失去了对革命的信念，那就用不着谈什么革命了，那就应当把自己的直接任务归结为为争取改良而斗争。

    如果你们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你们真的认为第二届杜马的“很多”代表是“彻底的革命拥护者”，那么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不应当是支持（这种支持在实践上是无益的，在思想上是有害的）改良，而应当是提高这些拥护者的革命觉悟，通过无产阶级的压力来加强他们的革命组织性和革命决心。

    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自相矛盾，混乱不堪，因为，为了发展革命，一个工人政党竟然只字不提自己应当怎样对待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却专门写了一个附注，提出要支持“较小的危害”，支持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

    应当把“附注”大致改成这样：“鉴于杜马中有很多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讨论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想通过的法案时，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批评这些法案的不彻底性和不可靠性，指出法案中所包含的自由派同反动派的妥协，向比较彻底的革命拥护者阐明坚决无情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在就那些危害较小的法案进行表决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弃权，让自由派自己去在纸上‘战胜’反动派，自己为在专制制度下实现‘自由派’的改良向人民负责。”

    “……（2）社会民主党要利用讨论各种不同的法案和国家预算的机会来进行揭露，不仅揭露现存制度的弊病，而且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阶级矛盾……”

    目标很好。而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就应当指出党同阶级的联系。必须同那种喜欢标榜杜马中“非党的”“统一的”“反对派”的习气作斗争，无情地揭露象立宪民主党人这样一些人的阶级狭隘性，指出他们最想用所谓“人民自由”这个名称来掩盖“阶级矛盾”。

    希望孟什维克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要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而“不仅”是专制制度的丑恶），而且要见诸行动……

    “……（3）社会民主党在预算问题上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不给不负责任的政府一文钱’……”

    这个原则很好，如果能把“不负责任的”改成别的词，不是表明政府对杜马负责（这在当前的“宪制”条件下是一种虚构），而是表明政府对最高当局“负责”（这不是虚构，而是现实，因为实际权力不掌握在人民手里，就连孟什维克自己也说“为政权而斗争”已不可避免），那这个原则就完美无缺了。

    应当这样说：“只要全部政权还不在人民手中，就不给政府一文钱。”

    “二、社会民主党利用质询权向人民揭露现政府的真正性质，指出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完全违反人民利益的，说明城乡工人阶级的状况及其为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条件，阐明政府和政府的代表以及有产阶级和代表有产阶级的政党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所起的作用……”

    这一条很好。遗憾的只是直到现在（3月19日）我们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还很少利用这种质询权。

    “……三、社会民主党在进行这种活动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自己的立法活动中努力成为他们的有组织的运动的代表，帮助组织工人群众和全体人民群众来支持杜马同旧制度作斗争和创造能使杜马的活动不受根本法约束的条件……”

    第一，不应当说社会民主党人的“立法”活动。应当说：“杜马的活动”。

    第二，“支持杜马同旧制度作斗争”的口号同决议案的前提完全不符合，所以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在决议案的论据部分谈到为政权进行革命斗争，谈到在杜马中有“很多彻底的革命拥护者”。

    为什么这里把“为政权而斗争”这个非常明确的革命概念偷换成“同旧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直接包含着改良斗争的暧昧说法呢？是不是要修改论据部分，抬出“为改良而斗争的任务”来代替“虚幻的”为政权而斗争呢？

    为什么这里所说的是群众对“杜马”的支持，而不是对“彻底的革命拥护者”的支持呢？这样一来，孟什维克岂不是叫群众去支持不彻底的改良拥护者！！同志们，这听起来太不象话了。

    最后，支持“杜马”同旧制度作斗争的说法实际上造成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支持“杜马”就是支持杜马的多数。而杜马的多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加劳动派。这就是说，你们implicite（即拐弯抹角地）对立宪民主党人下了一个评语：他们在“同旧制度作斗争”。

    这个评语是不正确的和不全面的。谈论这样的事情不能吞吞吐吐，而应当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立宪民主党人不是在“同旧制度作斗争”，而是力图改良和革新这个最陈旧的制度，而且现在已经在明目张胆地追求同旧政权妥协了。

    决议案中不提这一点，讳言这一点，就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滑到自由派的观点上去。

    “……四、社会民主党将以自己的这种活动来推动以争取召集立宪会议为目的的人民运动，并把国家杜马控制行政权的一切努力看作这一人民斗争的一个阶段而加以支持，从而为全部政权转入人民手中打下基础……”

    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它包含着“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应当先从提法上，然后再从实质上对这一条加以分析。

    这一条的提法非常奇怪。孟什维克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其次，他们不会不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过去在第一届杜马时期曾经一度提出过这个口号，而当时党没有接受这个口号。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甚至第一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大家知道，这个党团全部由孟什维克组成，它的领袖是饶尔丹尼亚同志这样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也没有接受“责任内阁”的口号，他们不论在杜马的哪一次演说中都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

    看来，对于认真对待问题的人来说，事情是太清楚了。可是我们看到，在决议案中却写出了这么一条拟得非常草率、根本没有经过郑重考虑的条文。

    为什么要用一个新的含糊得多的提法来代替“责任内阁”（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提出的）或“杜马多数组阁”（第一届杜马时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提出的）这样明确的口号呢？这仅仅是“责任内阁”的翻版还是一种新东西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杜马怎样才能控制行政权呢？或者采取合法手段，即在现行的（或者说稍加改变的）君主立宪制基础上进行活动；或者采取非法手段，即“不受根本法约束”，推翻旧政权，使自己变成革命的国民公会，变成临时政府，等等。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通常所说的“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杜马”（即杜马的多数）积极参加为政权进行的直接革命斗争。再没有别的办法能使杜马“控制”行政权了。至于不同的办法可能怎样交错在一起这样一个局部问题，这里是不必加以研究的，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般可能出现怎样的形势这样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社会民主党应当支持什么和不应当支持什么这样一个实际政治问题。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是很清楚的。新的提法好象是故意想出来掩饰有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掩饰代表大会的真正意志，而决议案却是应该表达这种意志的。“责任内阁”的口号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引起激烈的争论。而支持杜马的革命行动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意见分歧，而且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一项决议案，用一个笼统的含糊不清的说法把有争论的和没有争论的东西混在一起，以此来掩饰意见分歧，——对于这种人，应当给他们下个什么评语呢？有人提议，在写代表大会的决定时，使用一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说法，这种说法被一些人理解为杜马的革命行动，理解为“不受约束”等等，而被另一些人理解为米留可夫同斯托雷平在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内阁问题上的勾结，——对于这种人，应当给他们下个什么评语呢？

    对于这种人，最客气的评语是：他们在倒退，把那本来很明确的、本来意思很清楚的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纲领弄得含糊不清。

    因此，下面我们不再谈这个把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的混乱的提法。我们将只谈问题的实质，即支持组织“责任”内阁（或者说立宪民主党内阁，反正一样）的要求这个问题。

    决议案用什么理由来说明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的必要性呢？理由是：这是“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民斗争的一个阶段”，这是“全部政权转入人民手中的基础”。这就是全部理由。为了驳斥这些理由，我们简要地说说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支持杜马组阁这一要求的几个论据。

    （1）仅仅抽象地从法律上把“责任”内阁同“不负责任的”内阁、把“杜马”组织的内阁同专制内阁等等对立起来（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就是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也经常是这样做的），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这是自由派的唯心主义的论断，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论断。

    应当分析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措施的阶级意义。谁这样做了，他就会明白，这个措施的内容就是专制政府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或者试图勾结起来阻止革命。杜马组阁的客观经济意义就是如此。所以布尔什维克有充分的权利和理由说：杜马组织的内阁或责任内阁实际上就是立宪民主党内阁。孟什维克大动肝火，叫喊什么这是偷梁换柱，故意歪曲，等等。他们之所以大动肝火，是因为他们不想了解布尔什维克的论据怎样把法律上的虚构（杜马组织的内阁对皇上将比对杜马更“负责”，对自由派地主将比对人民更“负责”！）归结到阶级基础上去。不论马尔托夫同志怎样大动肝火，怎样叫喊什么甚至现在杜马也不是立宪民主党的，他也丝毫不能动摇这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从实质看，这里说的正是立宪民主党内阁，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杜马组织的可能是混合内阁（立宪民主党人加十月党人加“无党派人士”甚至再加上一个差劲的“劳动派”或一个所谓的“左派”，等等），但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象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那样回避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回避马克思主义。

    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实质上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具体说就是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在布尔什维克向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第一项决议草案中就是这样说的）。谁害怕承认这一点，谁就是承认自己的立场有弱点，承认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立宪民主党的那些论据有弱点。

    我们历来主张而且现在仍然主张社会民主党不能支持专制政府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了阻止革命而进行的勾结。

    （2）孟什维克总是把杜马组阁看成是好转的一步，看成是有助于今后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因素，上述决议案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但是孟什维克在这里犯了错误，犯了片面性的毛病。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担保俄国目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获得彻底的胜利，那样做就是陷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力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忘记，过去有过而现在还会有未完成的、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革命。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案中把杜马组阁说成是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中一个必要的阶段等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权利只从这个方面来看杜马组阁，而忽视俄国经济发展的两种形式的客观可能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变革可能采取保存地主经济和使地主经济逐渐转化成容克－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斯托雷平的和自由派的土地改革），也可能采取消灭地主经济而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的形式（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所支持的农民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只从一方面，而应当从两方面来看立宪民主党内阁：它可能是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的一个阶段，也可能是消灭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根据立宪民主党和斯托雷平的意愿，杜马组阁应当起第二种作用；而根据客观的情况，它既可能起第二种作用，也可能起第一种作用［注:我们作了对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最有利的假定：立宪民主党将提出杜马组阁这一要求。很可能，它根本不提出这个要求。那么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主张“支持”自由派根本没有提出的口号，就将成为笑柄，就象他以前主张“全权杜马”成为笑柄一样。］。

    孟什维克忘了自由派限制和阻止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滑到美化君主制、赎买、两院制、阻止革命等自由派的观点上去了。

    （3）现在我们把问题从经济和阶级方面转到国家和法律方面来。应当指出，孟什维克把杜马组阁看成是走向议会制的一个步骤，看成是可以完善宪制并帮助无产阶级利用宪制来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改良。但是，这又是只看到“可喜现象”的片面观点。从杜马的多数中任命大臣（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努力争取的）并不是任何重大的改良征兆，并不是在法律上承认对宪制作了某种根本的变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孤立的行为，甚至是关于个别人员的行为。它通过幕后的交易、谈判和协商来进行。无怪乎《言语报》现在（1907年3月！）承认，立宪民主党1906年6月同政府举行过谈判，但其内容还不能（！）公布。甚至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同志报》也认为这种躲躲闪闪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无怪乎波别多诺斯采夫（据报载）会提出这样的办法：先任命一些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当大臣，然后解散杜马和撤换内阁！这不是取消改良，改变法律，这是皇上的完全合法的、“合乎宪制的行为”。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关于杜马组阁的要求，实际上（不管他们的意愿和认识如何）就是支持背着人民进行秘密的谈判和勾结。

    而孟什维克从立宪民主党人方面却得不到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孟什维克对立宪主党人赠送和预付自己的支持，也就是模糊和降低工人阶级的觉悟。

    （4）我们对孟什维克可以再作一个让步。我们假定可能出现最好的情况，即杜马大臣的任命并不仅仅是关于个别人员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对人民的欺骗和装装样子，而是真能改善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真正的宪制改良的第一步。

    即使这样，也决不能证明社会民主党应当提出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这一口号。

    你们不是说这是好转的一个阶段，是今后进行斗争的基础吗？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普遍而非直接的选举权想必也是好转的一个阶段了？为什么不宣布，社会民主党支持普遍而非直接的选举权这一要求，认为它是争取实现“四原则选举制口号”的斗争的一个“阶段”，是向这个口号“转的基础”呢？在这一点上，不仅立宪民主党人，而且民主改革党和一部分十月党人，都会站在我们一边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普遍而非直接和非无记名的投票，这可以称为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人民斗争的“全民性”阶段了！

    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和支持普遍而非直接和非无记名的投票的要求绝对没有任何原则的区别。

    为了证明应当提出“责任内阁”的口号，就说它是好转的一个阶段等等，这就等于不了解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问题上的基本原则。

    任何改良之所以为改良（而不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措施），完全是因为它是好转的一步、一个“阶段”。但是任何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重性。改良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力量和精力，模糊他们的觉悟，等等。

    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决不拒绝利用改良来发展革命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说：“我们当作分期偿付的债款来接受”（wir  nehmen  auch  Abschlagszahlung）［注:见《马克思恩格全集》第22卷第516页。——编者注］），另一方面决不能把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口号“变成自己的”［注: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不能不把上述要求〈组织“责任内阁”〉变成自己的要求……”］口号。

    那样做，就是完全照着伯恩施坦的样子干（普列汉诺夫为了替自己现在的政策辩护，将不得不为伯恩施坦恢复名誉！伯恩施坦的机关报《社会主义月刊》［73］一定会对普列汉诺夫赞不绝口，这是毫不奇怪的！），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主社会改良党”（这是伯恩施坦的名著《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中的名言）。

    社会民主党把改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来看待和利用。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我们用来反对上述那个口号的最后一个论据了。

    （5）社会民主党怎样做才能在实际上加速实现各种改良，其中包括俄国的宪制改良，尤其是杜马组阁及其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后果呢？是社会民主党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呢，还是坚决拒绝把这样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坚持自己完整的不打折扣的口号而始终不渝地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我们如果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那种总是不彻底的、总是打折扣的、总是虚伪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这在实际上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实现改良的或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因为实现改良的实际力量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它在斗争中的自觉性、团结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的力量。

    我们如果在群众中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那就会使群众运动的上述特性减弱甚至丧失。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资产阶级诡辩：在自己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口号上作一些让步（例如提出“杜马组阁”来代替“人民专制”和立宪会议，把它当作一个“阶段”，如此等等），我们就能使这种削弱了的措施更有可能实现，因为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将支持这种措施。

    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诡辩。相反，我们这样做只会使改良更少可能实现，因为我们一味想博得资产阶级的同情（而他们是永远不会自愿让步的），结果就会削弱群众的革命意识，降低和模糊他们的革命意识。我们迎合资产阶级，任凭他们同沙皇政府勾结，只会妨害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倒头来往往适得其反：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改良不是化为乌有，就是完全成为骗局。实现改良的唯一可靠的支柱，唯一使改良不致落空而能用来造福人民的切实的保证，就是无产阶级在不降低自己口号的情况下进行独立的革命斗争。

    孟什维克从1906年6月起，就在群众中宣传支持杜马组阁的要求这个口号。这样他们就削弱和模糊了群众的革命意识，缩小了鼓动工作的范围，减少了实现这种改良和利用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应当在群众中加强革命鼓动，更广泛地传播、更清楚地阐明我们完整的不打折扣的口号。这样，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就能促使革命的彻底胜利早日到来，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争取到一些不彻底的让步（如杜马组阁、普遍而非直接的选举权等等），并保证自己有可能把这些让步变成革命的工具。改良——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把取得副产品变成“自己的”任务，那就是陷入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决议案的最后一条：

    “五、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把杜马中的活动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它保持完全的独立，但在每个特定场合，有时为了采取侵略行动而同那些其任务在当前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致的政党和集团达成协议，有时为了采取旨在保护人民代表制本身及其权利的防御行动而同那些能从反对旧制度、争取实现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好处的政党达成协议。”

    这一条的前一部分（“但在每个特定场合”这一句以前）很好，而后一部分却很糟，简直是荒谬透顶。

    怎么会这样可笑地把行动分成“侵略”行动和“防御”行动呢？我们的孟什维克是不是想起上一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新闻》［74］的话了？当时自由派证明说，俄国的自由派是在“维护”，而反动派是在“侵略”。真是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按“旧的”划分把政治行动分成革命的和改良主义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议会的和议会外的，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类法——“防御”行动在“维护”现状，“侵略”行动则更进一步！快别作孽了，孟什维克同志们！对革命阶级斗争的嗅觉要丧失到何种程度，才会闻不出“防御”和“侵略”这种划分的庸俗气味啊！

    这个荒谬的提法象凹面镜反映物体一样十分可笑地反映出了孟什维克所不愿公开承认的那个痛苦的（对孟什维克来说）真相！孟什维克习惯于泛泛地谈论政党而不敢具体地点明这些政党和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习惯于把立宪民主党和左派都统称为“反对派－民主派政党”而遮住它们的真面目。现在他们感到情况在变化。他们感到，自由派现在实际上只能维护（通过屈辱的方式，如《俄罗斯新闻》在80年代“维护”地方自治机关那样！）现在的杜马和我们现在的——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宪制”了。孟什维克感到，自由派资产者已不能也不想更进一步（采取“侵略“行动，——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可鄙的字眼！）。孟什维克把对真相的这种模糊认识反映在上面这个可笑的和混乱透顶的提法中，从这个提法的字面上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为了采取行动可以达成一些“其任务”同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一致的协议！

    孟什维克决议案的这个结尾，这种害怕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真相就是：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完全停止帮助革命）的可笑的恐惧心理，很好地表达了我们所分析的整个决议案的全部精神。

ZS
    ［71］《不应当怎样写决议》一文是为《策略问题》文集写的，载于这个文集的第2集。《策略问题》文集是布尔什维克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而编的文集，由新杜马出版社于1907年4月出版，共两集。除这篇文章外，文集还载有列宁的《气得晕头转向》和《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见本卷第243—256页和第221—236页）两文。——87。

    ［72］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1810年设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92。

    ［73］《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03。

    ［74］《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年起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被查封。——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