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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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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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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22.3-1923.1
CC列宁全集第43卷1922.3-1923.1/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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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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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142]

　　（1922年5月5日）

　　致斯大林同志并请交政治局委员以及瞿鲁巴同志传阅（勿复制以免争论外传。各人要在文件上注明何时收阅）

　　我因取子弹手术[143]回信迟了，请原谅。

　　李可夫同志的意见是“批评性的”，但不明确，因此用不着答复。

　　托姆斯基同志关于奖励制度的意见，我认为是不正确的。照托姆斯基同志的说法，工会奖励制度已蜕化成“对国家的掠夺”，其实工会奖励制度的失败，应当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研究和改进实行奖励制度的方法，而决不是放弃奖励制度。

　　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有一部分也不明确（如第4节里的“担心”）[144]，也用不着答复；另一部分则是重新引起我同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局曾一再发生的旧的意见分歧。[145]就简短地答复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1）工农检查院和（2）国家计划委员会

　　（1）在工农检查院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根本不对的。目前，甚至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沾染了恶劣的“本位主义”，职员的水平很低，各部门内部倾轧（比工农检查院的任何倾轧都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工农检查院是不行的。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对工农检查院下点功夫，使它成为一个能检查和改进全部国家工作的机关。否则就没有什么检查工作、改进工作、指导工作的切实有效的手段了。既然工农检查院现在是一个拥有约12000人的工作差、报酬低的机关，那就应该加以精减和改进，例如，留下六分之一的人员，而保留原薪水额的二分之一，即把薪水提高两倍；先挑选几十个，再挑选几百个最优秀的、绝对忠诚而有才干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有的，但没有登记上来，没有挑选出来，没有集中起来，没有组织起来。这是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的。否则就不能同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就不能教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学会管理，而这个任务目前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能放弃的。

　　（2）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仅根本不对，而且对自己所批评的事毫不了解，简直令人吃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毛病不仅不是学院气，恰恰相反，而是被大量非常细小而紧迫的“杂务”所缠。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心肠软，对那些硬要他马上“帮忙”的人有求必应。我希望新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能“严一些”，能促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克服这个同“学院气”截然相反的缺点。

　　我非常了解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真正缺点，为了用客观的实际材料，而不是凭想象向政治局委员们介绍情况，我问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他的工作是否太“抽象”了，是否有关于他的工作的确切材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给我寄来一张单子，开列了1922年2月和3月两个月内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所处理的问题。总计：（1）计划问题占17％；（2）重要的经济性质问题占37％；（3）“杂务”占46％。我可以把这些材料寄给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审阅。

　　1922年4月23日托洛茨基同志给副主席并抄送政治局书记处（抄件大概是偶然送给我的）的第二个文件的内容是：第一，非常激动地、然而极不正确地“批评”了政治局关于成立财政三人小组（索柯里尼柯夫和两位副主席）的决定，说它是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之间的障碍。把这种批评送给副主席，是不符合任何国家工作的要求的，既不符合有计划的国家工作的要求，也不符合多少有组织的国家工作的要求。

　　第二，这个文件还有一个内容是指责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学院气，这种指责同样是根本不正确的，完全违背事实的，托洛茨基同志在指责时竟说了一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不了解情况的话。他写道：“目前，不确定发行额，不把资金分配给各部门，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经济计划。其实，我可以断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加上着重标记的话，只能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情况，为什么要“断定”呢？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和任何一个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要了解情况，都是很容易的。了解了情况，就会知道国家计划委员会设有财政经济处，它正是处理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的。当然，这个工作有缺点，但缺点不在于学院气，而是恰恰相反。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0—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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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文件上有列宁给秘书的批示：“勒柏辛斯卡娅同志：请复制3份：2份给斯大林，1份给我。亲自把复制件核对两次。列宁。5月5日。”

    列宁收到的对《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见本卷第147—155页）的意见，看来曾由秘书根据列宁的委托综合整理，分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亚·德·瞿鲁巴。在装着此问题文件的信封上有列宁手书：“1922年4月11日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和1922年5月的‘辩论’”。——181。

　　[143]1922年4月23日列宁在索尔达坚科夫医院（现波特金医院）动手术，取出了一颗1918年8月30日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181。

　　[144]列·达·托洛茨基在这一节里说：“我非常担心，副主席间的相互关系会成为困难的根源。在这里，录音机是无济于事的。”——181。

　　[145]列·达·托洛茨基提的意见中说：《决定》中规定的任务包罗万象，这等于什么任务也没有规定。要实现这种包罗万象的任务，工农检查院是不中用的，也不可能中用。“在工农检查院工作的主要是各部门出过问题的工作人员，无视这一点是不行的。顺便说一下，正是因此，在工农检查院机关里内部倾轧特别厉害，这早已成为全国的话题了。认为可以健全和加强这个机关（不是其人数不多的上层，而是整个组织）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优秀的工作人员今后仍将被派去做实质性工作，而不是去做检查工作。由此可见，利用工农检查院为杠杆来振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计划乃是幻想。”也不可能利用工农检查院从非党工人和农民中培养行政管理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为此需要有一整套学校和训练班，其中包括同经济工作和国务工作的某些部门有关的训练班。”——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