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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政治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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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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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5.3-1905.6
CC列宁全集第10卷1905.3-1905.6/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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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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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诡辩

    （1905年5月5日〔18日〕）

    俄国革命才刚刚开始，然而它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一些通常的特点。下层作斗争，上层享其成。革命斗争的一切重担过去和现在都完全落在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肩上，落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出身的人的肩上。已经争得的部分自由（确切些说：有限的一点自由）十之八九落到社会上层分子，即不劳动的阶级手里。在俄国，尽管受到法律限制，现在却有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比十年前，甚至比一年前都大得多，但是能够比较广泛地享受到这些自由的，只有资产阶级报纸，只有“自由派的”集会。工人们渴望自由，他们为自己开辟着通往常常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而且被认为是完全达不到的领域的道路。然而无产阶级因素的这种渗透，不是推翻而是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和积极占有斗争成果成反比。这个或那个阶级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处的地位愈有利，合法运动和不合法运动（即法律允许的运动和违反法律的运动）之间的对比关系就愈“有利”。自由派资产阶级运动，特别是在1月9日之后，以法律认可的形式如此广泛地蓬勃开展起来，而不合法的自由派运动却在我们眼前以惊人的速度急剧衰落下去。尽管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它的一段最重要的时间里采取了最“合法的”形式（彼得堡的劳动人民向沙皇呈递请愿书），然而它却是最不合法、应遭到最严酷的军事镇压的运动。工人阶级的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但是合法成分和不合法成分的对比关系几乎没有发生过有利于合法成分的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是因为俄国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所保证的是劳动最少的人得到的成果最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不是这样。这是资本的规律，它不但支配经济生活，而且还支配政治生活。下层的运动唤起了革命的力量，这个运动所唤起的是这样的人民群众，第一，他们能够真正摧毁整个摇摇欲坠的大厦，第二，他们处境的特点使他们和这座大厦毫无牵连，因而乐意摧毁它。此外，他们甚至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仍然能够而且愿意摧毁它，因为这些人民群众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因为长期的压迫把他们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摇摇欲坠的大厦的统治者们十分害怕无产阶级这股人民力量，因为无产阶级的处境本身，就是对一切剥削者的某种威胁。因此，最小的无产阶级运动，不管它最初怎样不显眼，也不论它的起因多么微不足道，都必然要超出它的直接目的，成为整个旧制度不可调和、不可摧毁的力量。

    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境的最基本特点，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趋势，是要为争取一切，为彻底战胜一切黑暗、剥削、奴役而进行殊死的斗争。相反，由于同样的原因（即由于资产阶级地位的基本特点），自由派资产阶级运动的趋势，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以机会主义代替激进主义，斤斤计较最有可能得到的眼前利益，放弃“不讲分寸地”、坚决果敢地争取彻底胜利的雄心。凡是在真正进行斗争的人，自然都会为争取一切而斗争；凡是宁肯妥协不愿斗争的人，自然都会预先指出他在最好的情况下感到满足的“一星半点的东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甚至满足于没有斗争，就是说，长期和旧世界的统治者们和解）。

    因此很自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十分关切自己的纲领，早就十分周密地确定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使劳动人民得到彻底解放的目的），决不容忍一切企图切削这个最终目的的行为[注:手稿上是：“……（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任何压迫，得到彻底解放的目的），决不容忍一切企图切削、贬低这个最终目的或者使其庸俗化的行为。”这里和下面的脚注中按手稿恢复了在报上发表时经米·斯·奥里明斯基改动过的最重要的地方。——俄文版编者注]。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民主党总是把眼前微小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同最终目的断然严格分开。凡是为争取一切、为争取彻底胜利而斗争的人，都不能不提防：不要让小利益束缚手脚，引入歧途，使人忘记道路还很漫长，不这样考虑，一切小胜利都会是一场空。相反，对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即使是对最热爱自由和最热爱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对纲领的关注，对逐步的小改善所持的一贯批判态度，是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的[注:手稿上是：“……对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即使是对最自由主义的、最有教养、最热爱自由和最热爱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对最终目的所持的严峻态度，这种对纲领的关注，这种对逐步的小改善所持的一贯批判、一贯不满的态度，是不可理解和格格不入的。”——俄文版编者注]。

    《解放》杂志编辑部最近以《俄罗斯帝国国家根本法》为题发表的《俄国宪法草案》，就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草案在俄国早已尽人皆知，这次发表时附有注解和说明，是“经起草人校订过的唯一完整的定本”。看来，它不是属于“解放社”，而仅仅是由这个社的部分成员拟定的。这样，我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自由派所固有的[注:手稿上是：“……俄国自由派，而且不单单是俄国自由派所固有的……”——俄文版编者注]对明确的、肯定的和公开的纲领的恐惧心理。比起社会民主党来，自由派在俄国拥有多得无法计量的资金和写作力量，多得无法计量的在合法基础上开展运动的自由。然而，在纲领的明确性方面，自由派却引人注目地落后于社会民主党。自由派干脆规避纲领，他们宁愿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一些矛盾百出的声明（例如关于普选制问题）或者与全党（或整个“解放社”）这个整体毫不相干的个别团体的“草案”。当然，这不会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个阶级受到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夹攻，由于微小的利害差别而分成各个派别。从这种处境中产生政治诡辩也是完全自然的。

    现在，我们想请读者注意这些诡辩中的一个诡辩。解放派的宪法草案的基本特征是人所共知的：保持君主制，——关于共和制的问题甚至可以不讨论（显然，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家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建立议会两院制，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产生众议院，通过二级选举产生参议院。参议院的议员由地方自治会议和市杜马推选。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谈这个草案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总纲和它的“根本”论点。

    我们好心肠的自由派力求在君主、参议院（地方自治院）、众议院（人民代表院），即专制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和全体小资产阶级）这三种力量之间尽可能“公平地”平分国家政权。自由派政论家心灵深处所渴望的是取消这些不同力量之间以及这些力量的各种联合体之间的斗争，而代之以这些力量的“公平的”联合统一体……在纸上！应当关心循序渐进的平衡的发展；应当从保守主义的观点论证普选制的正确性（司徒卢威先生为上述草案所写的前言）；应当通过君主制和参议院的形式确保各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即现实的保守主义）；应当用冠冕堂皇的诡辩把这个看来是巧妙的，实际上是最幼稚的构想装饰起来。俄国无产阶级势必长期同自由派的诡辩打交道。现在是进一步熟悉它们的时候了！

    自由派从分析对两院制可能提出的异议入手来为两院制辩护。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异议同我们的合法报刊广泛宣传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一般主张如出一辙。据说，俄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民主主义性质”，在俄国根本不存在那种由于有政治功劳和有钱等等而显得强大的上层阶级，因为我们的贵族是没有“政治野心的”官吏阶层，而且他们的物质作用也已遭到“破坏”。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如果把这些民粹派的字字荒谬的空话当真，那就可笑了。俄国贵族的政治特权是尽人皆知的，他们的力量从温和保守派或者希波夫派的倾向中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他们的物质作用只是被同贵族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所破坏，而且这种破坏丝毫也不妨碍巨额资产集中在贵族手里，使他们能够掠夺千百万劳动者。觉悟的工人在这方面不应当抱幻想。自由派之所以需要这种所谓俄国贵族无足轻重的民粹派论调，只是为了把贵族将来的宪法特权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自由派的这种逻辑，在心理上是必然的：应当把我们的贵族看成是无足轻重的，才可以把贵族特权[注:手稿上是：“……贵族的政治特权”。——俄文版编者注]背离民主制说成是无足轻重的。

    由于资产阶级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我们的自由派，特别是自由派宠爱的哲学家，现在也常常很不得体地运用种种唯心主义词句，在心理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说明里读到：“对于俄国的解放运动来说，民主不仅是事实，而且是道义上政治上的公理。俄国的解放运动认为，对一切社会形态来说，道义的公正高于历史的公正。……”我们的自由派用华而不实的词句为自己背叛民主的行径“辩护”，这倒是一个挺不错的例子！他们抱怨“更极端的分子的代表人物臭骂〈？〉俄国自由主义政党，好象自由主义政党力图用资产阶级贵族专制制度取代官僚专制制度”，同时，我们的自由派却迫使自己的草案中唯一的真正民主主义机构——人民代表院同君主制与参议院即地方自治院分掌政权！

    下面就是他们主张设立参议院的“道德上”和“道义上政治上”的论据。首先，“两院制遍布全欧洲，只有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卢森堡例外……”既然有许多例外，那就不是遍布了。其次，这又算什么论据呢？因为在欧洲也有许多反民主主义的机构，因此……因此我们“深刻的民主主义的”自由派是不是应当把它们照搬过来呢？第二个论据，“将立法权集中在一个机关手里是危险的”，应当另设一个机关来纠正错误，纠正“过于仓促的”决定，“……俄国是否应当比欧洲更大胆呢？”欧洲的自由派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显然”已经失掉了它的全部进步性，看来俄国的自由派不愿比它更大胆！不用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是好样的！俄国还没有向自由迈出稍微象样的一步，而自由派就害怕起“仓促性”来了。先生们，难道这些论据还不能证明放弃普选制也是正确的吗？

    第三个论据：“威胁着俄国一切政治秩序的最主要危险之一，是把雅各宾的中央集权转化为制度。”太可怕了！看来，自由派的机会主义者不反对借用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新火星派分子的武器来对付下层人民的民主制。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之流搬出来吓人的“雅各宾主义”这个可笑的稻草人，给解放派帮了大忙。不过，先生们，如果你们真的害怕集中制的偏激（而不是彻底民主制的“偏激”），那么为什么选举地方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政机关时要限制普选权呢？？要知道，你们是在限制普选权。你们的草案的第68条规定：“凡有权参加人民代表院选举的人，也有权参加地方选举，只要他在该县或市定居一定的时间，不必超过一年。”这一条规定的就是资格，它实际上使选举权成为非普遍的，因为谁都知道，恰恰是工人、雇农、日工经常从一个市流到另一个市，从一个县流到另一个县，没有定居点。资本把大批工人从国家的这个角落抛到那个角落，剥夺了他们的定居权，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工人阶级就得丧失自己的部分政治权利！

    这种对普选权的限制，正是用来对付选举参议院即地方自治院的那些地方自治机关或市政机关的。为了消除所谓雅各宾集中制的偏激，采取了违反民主的双重做法：第一，用定居资格限制普选权，第二，实行二级选举，放弃直接选举权的原则！雅各宾主义的稻草人只能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注:手稿上是：“……各种机会主义者、各种政治上的叛徒”。——俄文版编者注]效劳，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难怪司徒卢威先生对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新火星派从原则上表示同情，难怪他吹捧马尔丁诺夫是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卓越战士。社会民主党里反对雅各宾主义的人，过去和现在都是在直接为自由派资产者铺路。

    解放派硬说，正是地方自治机关所选举的参议院，能够反映“分权的原则”，反映“俄国各个部分的多样性因素”，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限制选举的普遍性并不能反映分权制；限制直接选举的原则也不能反映多样性。解放派竭力掩盖的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实质在于，根据他们的制度，参议院必然首先是而且主要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机关，因为定居资格和二级选举制最先排挤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问题的实质对任何一个多少了解一点政治问题的人来说都很清楚，甚至连草案的拟定人也预料到必然要遭到反对。

    我们在说明中读到：“然而人们会说，不管选举是怎样组织的，在当地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大土地占有者和企业主阶级。我们认为〈多么深刻的民主主义思想！〉，这里也表现了对‘资产阶级分子’言过其实的恐惧心理。使土地占有者阶级和工业阶级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充分的〈！〉可能性〈对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普选权是不够的！〉，同时也为其他各界居民的代表权提供广泛的可能性，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只有特权在道义上是不能允许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工人们要牢牢记住这种“自由派”道德。它吹嘘民主主义，指责“特权”，为定居资格、二级选举、君主制度辩护……应该说，君主制不是“特权”，或者它是道义上允许的、政治上并不危险的特权！

    我们的这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干得不错嘛！他们甚至在那些与他们全党毫不相干的最大胆的草案中，事先就为反动派辩护，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诡辩地证明特权并非特权。他们甚至在自己的最超脱物质打算，最远离直接政治目的的写作活动中，就已经玷污了民主主义概念，诽谤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今后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最富有空想的自由派现在已经在为背叛行为作理论上的准备，那么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党负责的实干政治家将怎么说呢？如果解放派的极左翼的最大胆的愿望也不超出两院议会制的君主制，如果自由派思想家的要价只这么多，那么自由派交易人谈妥的价格是多少呢？

    自由派的政治诡辩，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了解甚至是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真正阶级本质，提供的材料不多，但却是宝贵的。

    载于1905年5月5日（18日）《前进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195—2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