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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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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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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6.7-1917.2
CC列宁全集第28卷1916.7-1917.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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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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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1917年1月18日〔31日〕)

    和平主义者时来运转了。各中立国的品德高尚的资产者欣喜若狂：“我们靠战争利润和物价飞涨发了大财，难道还不满足吗?再打下去反正得不到什么利润了，何况人民也不会永远忍耐下去……”

    当威尔逊“本人”也在“转述”意大利社会党(该党不久前在昆塔尔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庄严的决议，说社会和平主义完全站不住脚)的和平主义言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

    屠拉梯因威尔逊转述他们的即意大利“冒牌社会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词句而在《前进报》上洋洋得意，这有什么奇怪呢?法国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在《人民报》[152]上同屠拉梯和考茨基情投意合地“联合起来”，这有什么奇怪呢?考茨基曾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发表过5篇非常愚蠢的和平主义文章，当然也是“转述”被种种事件提上日程的关于友善的民主和平的议论。

    现在的这种议论同过去的议论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造成这一基础的是世界政治从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的转变，帝国主义战争赏给各国人民的，是空前的浩劫和普列汉诺夫、阿尔伯·托马、列金和谢德曼等这伙先生们对社会主义的最大的背叛，而帝国主义和平将赏给各国人民的，则是空前的大骗局，即甜言蜜语、小小的改良、小小的让步，等等。

    这个转变已经来到了。

    现在还不可能知道，甚至帝国主义政治的领袖、金融大王和头顶王冠的强盗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肯定：帝国主义和平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在到来之前战局究竟还会发生哪些变化，这种和平的详情究竟会是怎样的。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和平转变这个事实，重要的是这种和平的基本性质，而这两点已由过去事态的发展揭示得相当清楚了。

    经过这29个月的战争，两大帝国主义联盟的后备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具有重大作用的最近的“邻邦”中的可能的盟友，已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被卷入这场大厮杀，陆海军力量已经接受过多次的考验和反复的较量。金融资本发了几十亿横财。巨大的军事债务表明，无产阶级和贫苦群众“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向国际资产阶级交纳巨额的贡赋，因为国际资产阶级曾经大发慈悲地使他们能在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中屠杀数百万雇佣奴隶弟兄。

    看来，依靠这场战争从雇佣劳动这条牛身上再剥下一张皮已经不可能了，这就是在世界政治中现在可看出的转变的深刻的经济根源之一。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后备已经消耗殆尽。美国亿万富翁及其荷兰、瑞士、丹麦等中立国的小兄弟们开始看到，黄金的源泉正在枯竭，——中立的和平主义正在发展的原因就在这里，而决不象幼稚的、可怜的、可笑的屠拉梯、考茨基之流所想的那样，在于什么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感。

    除此之外，群众的不满和愤慨情绪正在增长。我们在本报上一号刊登的古契柯夫和黑尔费里希的供词[153]表明他们两人都害怕革命。难道还不是结束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时候吗?

    这样，除一些客观条件外，发了战争横财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打算的作用，也是促使战争结束的一个因素。

    在这一经济转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治转变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发展：取得了胜利的德国正在使自己的主要对手英国丧失盟国，因为一方面恰恰不是英国而正是这些盟国遭到了(可能还将继续遭到)最沉重的打击，而另一方面，抢得了很多很多东西的德帝国主义能够对英国的盟国作一些小小的让步。

    很有可能，德俄两国的单独媾和已经成立。改变了的只是这两个强盗进行政治交易的方式。沙皇可能对威廉说过：“假使我公开签订单独和约，那么明天你，我的至高无上的缔约者，恐怕就得同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甚至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政府打交道。因为革命正在增长，我不敢担保军队不发生变故，要知道，将军们同古契柯夫有书信往来，而现在的大部分军官都是昨天的中学生。弄得不好，我可能丢掉王位，而你可能失去一个理想的缔约者，冒这样的风险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威廉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些话，他一定会回答说：“当然没有好处。我们何必缔结公开的或任何书面的单独和约呢?难道不能用另外一种更巧妙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吗?我要公开向全人类提出一个使他们享受和平的幸福的建议。我要悄悄地向法国人使个眼色，表示我准备归还整个或者差不多整个法国和比利时，只要他们能‘公正地’让出非洲的殖民地。我还要向意大利人使个眼色，表示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一小块’奥属的意大利人的土地和几小块巴尔干半岛上的土地。我有办法让各国人民知道我的建议和计划，这样一来，英国人还能掌握住西欧盟国吗?我和你瓜分罗马尼亚、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至于君士坦丁堡，你，我的至高无上的兄弟，反正是永远得不到的!波兰嘛，我的至高无上的兄弟，你反正是永远得不到的!”

    是否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无法知道。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如果沙皇不同意德国外交官提出的论点，那么在罗马尼亚境内的马肯森的军队提出的“论点”就一定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有人已在德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上公开谈论俄国同“四国同盟”(即德国的盟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瓜分罗马尼亚的计划!而饶舌的爱尔威已经说走了嘴，他说：如果人民知道我们立刻能够收回比利时和法国，我们就没法强迫他们打仗了。中立国资产阶级中的和平主义的傻子已经被“策动”起来：威廉帮助他们张开口了!而社会党人中的和平主义的……聪明人，如意大利的屠拉梯、德国的考茨基等等，则竭力用他们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天国的美德(和大智大慧)来粉饰未来的帝国主义和平!

    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啊!我们，金融大王和头顶王冠的强盗，曾经被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迷了心窍，非打仗不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在战时赚的钱不比平时少，甚至多得多!而普列汉诺夫、阿尔伯·托马、列金、谢德曼之流这些把我们的战争说成是“解放”战争的奴才，我们有的是!缔结帝国主义和约的时候到了吗?——那又怎么样呢?军事债务不就是使我们有神圣权利向各国人民索取一百倍贡赋的保证吗?而能够用甜言蜜语粉饰这种帝国主义和平和愚弄人民的蠢才，我们有的是，只要提一提屠拉梯、考茨基等等这些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就够了!

    屠拉梯和考茨基的言行的悲剧也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真正的客观的作用，是牧师和资产阶级辩护士的作用，前者不是发动人民进行革命而是安慰人民，后者用关于一般美好事物特别是关于民主的和平的花言巧语，掩盖和粉饰拿各国人民做交易并且任意肢解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平的丑恶面目。

    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谢德曼之流)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屠拉梯和考茨基)原则上的一致性也就在于：双方客观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前者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后者为同一个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空谈民主的和约来粉饰正在酝酿和准备中的帝国主义和平。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需要这两类或者说这两种色彩的奴才：既需要普列汉诺夫之流用“打倒侵略者”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继续进行大厮杀，也需要考茨基之流用甜蜜的和平颂歌来安抚怨气冲天的群众。

    所以，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大联合，即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通告[154]所说的那种共同策划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也就是我们多次说过的那种“普遍大赦”，将不会是偶然的，而只是全世界冒牌“社会主义”的这两个派别在原则上一致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在怒斥谢德曼之流“叛变”的同时，又暗示到时候会同这些先生们言归于好和团结一致，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读者也许会反问：难道可以忘记帝国主义和平“毕竟优于”帝国主义战争，民主和平的纲领即使不能全部实现那也“可能”“部分”实现，独立的波兰比俄属波兰好，把奥属意大利人的土地并入意大利是前进一步吗?

    屠拉梯和考茨基的维护者也用这些理由替自己辩护，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做就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

    如果不是神经失常，难道可以否认：俾斯麦的德国及其社会法律“优于”1848年以前的德国，斯托雷平的改革“优于”1905年以前的俄国吗?难道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根据这种理由而投票赞成俾斯麦的改革吗?难道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要把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之流除外，现在连他们自己的党的党员马尔托夫也鄙弃他们)粉饰过或者哪怕是赞成过斯托雷平的改革吗?

    即使在反革命时期，历史也不是停滞不前的。即使在1914—1916年帝国主义大厮杀(这场大厮杀是过去几十年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时期，历史也向前发展了。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一世纪的60—70年代是自由竞争的先进的、进步的力量，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但是它在这次战争期间，无论在使金融资本更加集中方面，或者在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方面，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民族内聚的力量和民族共同感情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例如，已为爱尔兰人在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行动以及捷克人在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行动所表明。头脑清醒的帝国主义领袖们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扼杀弱小民族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两种扼杀的方法。有时候，更加稳妥同时也更加有利的方法是，通过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得到真诚的“祖国保卫者”，当然，“我们”会设法使这些国家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在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大战的时候，做独立国保加利亚的盟国比做附属国爱尔兰的主人更加有利!完成尚未完成的民族改良有时能从内部巩固帝国主义联盟，这一点，例如德帝国主义的特别卑鄙的奴才之一卡·伦纳就正确地估计到了，不用说，卡·伦纳是坚决主张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特别是同谢德曼和考茨基统一的。

    事物的客观进程是朝着既定方向发展的，正如1848年革命和1905年革命的扼杀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指挥者不得不实行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和某些民族的改良。此外，还必须作一些微小的让步来安抚被战争和物价飞涨弄得怨气冲天的群众：为什么不答应(甚至部分地实施——要知道这没有什么关系!)“裁减军备”呢?反正战争是一个象林业那样的“工业部门”：要几十年的功夫才能生长起足够高大的树木……就是说提供足够丰富的年轻力壮的“炮灰”。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一定会产生新的普列汉诺夫、新的谢德曼和新的甜蜜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照例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被人收买，是因为他们用对资本主义进行修修补补的方法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麻痹人民群众并引诱他们脱离革命斗争。屠拉梯和考茨基这样的社会主义“领袖”正在通过公开声明(1916年12月17日屠拉梯在他臭名远扬的演说[155]中“无意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或者通过暗示(考茨基是长于此道的能手)告诉群众说：在保存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下，在不发动革命起义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关系体系的情况下，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可能产生民主的和平，——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说教是欺骗人民的，它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无非是粉饰帝国主义的和平。

    我们赞成民主的和平。正因为这样，我们不愿象屠拉梯和考茨基那样——当然，他们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和最高尚的动机!——欺骗人民。我们要说明真相：假使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民主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放弃争取一般改良、包括争取“国家建设”的斗争，是荒谬绝伦的。但是，现在欧洲恰恰在经历着这样的时刻，这时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记住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这一真理。因为今天被提上了日程的事情(这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不是根据哪一个人的计划，而是根据事物的客观进程)，是要通过奠定新的基石的群众的直接暴力，而不是通过在腐朽的垂死的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来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

    目前，执政的资产阶级正设法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并且平安无事地把他们从进行大厮杀的又脏又臭的战壕运送到(在冠冕堂皇的思想的掩饰下，并且一定给他们洒上甜蜜的和平主义词句的圣水!)资本家的工厂去服苦役，他们必须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劳动”，以便偿付几千亿的国债，——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在1914年秋天向各国人民提出的口号具有比在战争初期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被判处服苦役刑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赞成这个口号，他曾经在帝国国会的讲台上说：请掉转枪口对准本国内的阶级敌人!现代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恰恰已为战争所证明，因为在战争期间，为了集中人民的力量，不得不由一个中央机关来调节5000多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既然这一点能够在代表少数金融大王利益的一小撮容克贵族的领导下做到，那一定同样也能够在代表饱受饥饿和战争折磨的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做到。

    但是，为了领导群众，觉悟的工人必须充分了解屠拉梯和考茨基等社会主义领袖的腐败。这些先生们自命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听别人说他们应当属于比索拉蒂、谢德曼、列金等先生们的党，他们就愤愤不平。但是，屠拉梯和考茨基完全不懂得只有群众的革命才能解决已被提上日程的重大问题，他们丝毫不相信革命，丝毫不注意和不关心战争怎样促使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情绪成熟起来。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改良上，放在统治阶级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交易上，他们恳求和“劝说”统治阶级，他们企图使工人运动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

    可是现在的全部问题恰恰在于：要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去进行革命斗争，推翻本国政府。屠拉梯和考茨基“准备”承认的那种革命，要求事先便能断定究竟什么时候爆发、究竟胜利的可能性有多大。那样的革命是没有的。欧洲已经具备了革命形势。现在群众极为不满，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集中全力加强这一巨流。在革命运动取得微小的成功的情况下，“许诺”的改良有多少能真正实现，能给工人阶级的进一步的斗争带来多大的好处，这要看革命运动力量的大小。在革命运动获得成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否会在欧洲取得胜利，是否能实现不是帝国主义的停战，即德国同俄英之间、俄德同英国之间或美国同德英之间等等的停战，而是真正持久的和真正民主的和平，这也要看革命运动力量的大小。

    载于1917年1月3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339—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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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人民报》(《Le  Populaire》)是让·龙格于1916年在利摩日创办的月刊，1918年迁巴黎后改为日刊，由龙格和莱·勃鲁姆担任主编。撰稿人有皮·布里宗、阿·普雷斯曼、让·皮·拉芬－杜然、波·苏瓦林、保·福尔等。在原法国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随社长马·加香一起于1920年底转到共产党方面后，《人民报》从1921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机关报。——34。

    [153]指1916年8月15日(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7号刊登的亚·伊·古契柯夫给最高总司令的总参谋长米·瓦·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信和德国内务大臣卡·黑尔费里希在帝国国会回答反对党关于大批逮捕社会民主党人问题的质询的发言摘录。

    古契柯夫的信是和其他材料一起从俄国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参看列宁1916年12月5日(18日)给伊·费·阿尔曼德的信，载于《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这封信流露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日益发展的革命的恐惧心理和对政府不能防止革命而产生的不满。信里说：“洪水来了，可是我们的糟透了的无用的政权却穿上套鞋撑起伞，用对付一场倾盆大雨的办法来迎接这场灾变。”黑尔费里希发言的主要精神是：与其容许革命，不如先逮捕革命的领袖以预防革命的发生。他说：“与其在波获坦广场再看到几具尸体，不如把一些人关起来。”——342。

    [154]指1916年2月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通过的通告《告所属政党和团体书》。通告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党国际局的立场，把社会党国际局的首领们用社会党人“相互赦免”的办法来使第二国际得以恢复的企图叫作“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通告要求社会党人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号召他们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战壕联欢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通告信发表于1916年2月29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和3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345。

    [155]指菲·屠拉梯1916年12月17日在意大利议会的演说。他在发言中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辩护。屠拉梯的这个演说发表于12月18日意大利社会党《前进报》第345号。各国社会党报刊对它的反应发表于12月23日《民权报》第301号，标题是：《屠拉梯关于和平建议的演说》。

    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中曾提到屠拉梯的这个演说(见本卷第223—242页)。——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