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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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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1.12-1912.7
CC列宁全集第21卷1911.12-1912.7/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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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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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和新的

    （1911年12月10日〔23日〕）

    尼·尼科林在《明星报》第29号上以非常醒目的标题《旧中有新》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对阐明俄国工人民主派的精确的、鲜明的、确定的活动方针，无疑是有好处的。

    尼·尼科林这篇文章的主要缺点是他的许多论点极不明确。这位作者说，他“可能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同意”我的看法，可没有说明为什么，其实我倒应当说，尼·尼科林没有什么论点会引起分歧，因为他根本没有完整的论点。

    例如，尼·尼科林坚决反对那些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近似于1900年代初期的情况”的人。他说，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就是否认旧中有新。当然，如果他们否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当然，尼·尼科林认为，旧中有新，应该很好地估计和很好地利用这种新事物，这是万分正确的。但是，这新事物究竟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估计它等等，尼科林都没有谈到；另一方面，从他的引文中也看不出，他的对方所说的“近似于”指的是什么。如果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好在三年以前估计三年狂飙突进时期之后（即1905—1907年以后）所形成的政治形势那样来估计旧中有新的话，那我认为，说“我国目前的情况近似于1900年代初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在提出这个论点之前没有先对时局作出精确的、鲜明的、确定的估计，没有对任务作出估计，那这个论点当然是不正确的。

    旧的任务及其旧的完成办法、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新的准备手段——在我看来，这些大致可以包括在三年前作出的回答中。从这个回答来看，参加第三届杜马是绝对必要的，而尼·尼科林是非常热烈非常正确地拥护参加的。如果哪个“流派”反对参加，或者至今还犹豫不决，不敢公开地、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表示赞成参加第三届杜马，那它就是徒有其名的工人民主派。这种流派实际上已经置身于工人民主派之外，成为属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范畴的，而决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的“一种合理的色彩”了。

    就拿“上层建筑”的问题来说。尼·尼科林写道：“从前可能以为，官僚制度是‘全俄’唯一的主要的敌人，现在谁也不再这样认为了……我们很清楚，马尔柯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沃尔康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霍米亚科夫、阿夫达科夫等等之流，都是官僚制度从中汲取力量、据以活动的那个社会阶层的代表。”

    尼·尼科林在这里强调“官僚制度”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的联系，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可贵的。只有那些根本没有仔细思考20世纪头10年所产生的新情况、根本不理解俄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互依赖以及第三届杜马的意义的人，才会否认这种联系，才会否认目前土地政策的资产阶级性质，才会根本否认这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

    但是只承认联系还是不够的，还应当确切指出这种联系的具体性质。向某种新制度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丝毫不会消除旧制度，比如消除“官僚”制度及其极大的自主性、独立性、托尔马乔夫—雷因博特（等等，等等）式的“特点”、财政上的不受监督的状况。官僚制度虽然从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中“汲取力量”，但并不吸收他们参加，而是吸收旧的、非常旧的、不仅是革命前的（1905年以前的），而且是改革前的（1861年以前的）领地贵族和担任公职的贵族参加。官僚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从资产阶级上层“获得活动的根据”，却使资产阶级的活动具有纯粹农奴制的，彻头彻尾农奴制的方向和形式。这是因为，如果说普鲁士的容克和美国的农场主的资产阶级性有所区别（尽管他们二者无疑都是资产者），那么，普鲁士容克的资产阶级性和马尔柯夫及普利什凯维奇的“资产阶级性”的区别也同样很明显，同样很大。与马尔柯夫及普利什凯维奇比较起来，普鲁士的容克简直就是“欧洲人”了！

    忽视“官僚制度”的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米·亚历山德罗夫在他那本名著中所犯的主要的根本性的致命的错误，而尼·罗—柯夫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又把这个错误弄到十分荒谬的地步。在所谓“官僚”制度方面旧的究竟保存下来多少，“新的”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确切些说，哪些形式上的变化，关于这些，只有上面谈到的三年以前作出的回答作了确切的阐述。

    我决不是否定“寻找其他的途径和手段”，我认为讨论和反复讨论一些该死的问题的直接答案是有巨大意义的，但我也不能不反对例如取消派在“寻找”的幌子下所干的偷天换日的勾当。显然，“寻找者”尼·罗—柯夫和“寻找者”波特列索夫、叶若夫、查茨基之流的分歧，是涉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细节的分歧。所有这些“寻找者”都是站在自由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政策的立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书刊杂志等等上“寻找途径”，进行讨论，是一回事，在实际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刊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就是另一回事了。

    再拿“浪漫主义”的问题来说。尼·尼科林斥责了浪漫主义，说它是完全过时了的“旧的东西”，还举例说：“自由派以为，他是一切被压迫者的维护者，而社会主义者以为，他领导着俄国整个思想界和劳动界”。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是不懂得阶级斗争；当然，如果尼科林说，这种“社会主义者”（显然是民粹主义者）实际上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用假社会主义的词句把自己的民主主义掩盖起来的民主主义者，那就完全正确了。但是，说到浪漫主义，就不能不提到在销路最广的刊物也就是自由派刊物上流行的对这个术语所作的路标派的解释，即反革命的解释。对这种解释不能不表示反对。不能不指出一个“新情况”：自由派在俄国建立了自由主义的路标派的方针，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只是口头上，只是用外交辞令屏弃这个方针，而实际上却在执行路标派的政策。

    由此可以得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实际结论：根据20世纪头10年的“新”经验，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应该划得更加清楚了。“把自由主义反对派和反动派混同起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没有我刚才指出的结论，只有这个结论（尼科林作出的）是根本不够的。

    总之，尼·尼科林的结论恰恰反映了他的基本错误是含混不清、吞吞吐吐。就拿他的第一个结论来说：“不管是荒唐地迷恋于旧的行动方式，还是对这种方式持断然否定的态度，都同样是有害的。”我认为，这个结论不是辩证的，而是折中主义的。荒唐就是荒唐，因而无疑永远是有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想赋予这一部分结论以生动的即辩证的意义，那就应当大致这样说：企图借口是旧的行动方式而为自己拒绝参加第三届或第四届杜马进行辩护，那是极大的错误，是讲空话，是毫无意义的叫喊，尽管必须（确切些说，正是因为必须）对这种旧的方式采取坚决肯定的态度。

    顺便说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不可能作更详细的论述，所以我指出，我上面援引的结论的第二部分，我认为应当进行修改。

    载于1911年12月10日《明星报》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5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