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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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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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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12.7-1913.6
CC列宁全集第22卷1912.7-1913.6/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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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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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派内部的情况怎样？农村中的情况又怎样？

    （1913年2月）

    《俄国财富》杂志使我们看到的正是俄国生活中民粹派或劳动派的巨流或潮流中的那两股支流；这两股支流，根据其他更为明显、更为直接的政治知识史料也是可以研究清楚的。

    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争论。可惜现在这两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已经停止出售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些记录中可以用来研究俄国农民和俄国劳动派的观点、意向的大量政治材料，一部分已为一切有学识的人所掌握，另一部分也必将为他们所掌握。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知识分子劳动派（包括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农民劳动派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政治派别。

    知识分子民粹派爱讲调和的或“全人类的”词句。这些词句总令人感觉到他们是自由主义者。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他们是空谈家。他们拖民主派农民倒退，使农民不再向阶级敌人作生气勃勃的面对面的斗争，而去附和含糊不清、牵强附会、软弱无力的准社会主义的词句。

    在头两届杜马中，农民民粹派是一团火，热情奔放。他们满心渴望采取直接的坚决的行动。他们愚昧、没有知识、幼稚，但是当他们奋起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时候，却表现得那么直截了当、毫不调和、切齿痛恨，使您感到这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民粹派是最糟糕的社会主义者和最差劲的民主主义者。农民劳动派决不玩弄他们十分陌生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是“本能的”、真诚的、热情有力的民主主义者。俄国农民民主派会不会取得胜利，这一点谁也不能预言，因为这要受非常复杂的客观条件所制约。但是毫无疑问，劳动派农民只有抛弃民粹派知识分子带进他们运动中来的那些倾向，才可能取得胜利。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生气勃勃的新生的真诚的民主派是可能取得胜利的，而“社会主义的”词句，民粹主义的空谈，则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这个结论，我认为是俄国革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我希望我将来能够通过对民粹派在头两届杜马中的发言作详尽分析，并运用1905—1907年的其他政治材料，来论证这个结论。而现在我想指出，民粹派的主要的最有份量的机关刊物《俄国财富》杂志的最近一期（1912年第12期）精彩地证实了这个结论。

    这一期杂志上的两篇文章给人印象无疑是很典型的。阿·瓦·彼·先生的文章（《人民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典型的知识分子议论。

    如果俄国农民的群众力量一定要按照阿·瓦·彼·之流的先生们的推论所“得出的”结论那样行动，那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事业便无可指望地输定了，因为花言巧语和夸夸其谈是不可能产生历史性的行动的。这种民粹主义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在克留柯夫先生的文章《无火》中，通过某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的嘴谈到农民、农民生活以及农民心理，这个小神父把农民描述得正象农民自己过去和现在所表现的那样。如果这种描述是真实的，那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正是农民），肯定会有大规模的历史性行动，这种行动在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各种现象的比较有利的形势下，是很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简单地介绍一下阿·瓦·彼·先生的“思想”，并且引证那个甜言蜜语的神父对俄国农民的几段描述。

    阿·瓦·彼·先生是在捍卫民粹主义的原则，反对《箴言》杂志的撰稿人苏汉诺夫，因为苏汉诺夫把民粹主义的一系列根本性理论前提出让给马克思主义，同时还鼓吹一种类似要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者联合的主张。

    阿·瓦·彼·先生不反对联合，但是并不打算“出让”民粹主义的原则。于是，正是阿·瓦·彼·先生这样一位无疑很有权威、很有名气的民粹主义者对民粹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和坚定性所作的这种捍卫，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的立场是完全没有前途的，这种民粹主义是绝对没有生命力的。

    苏汉诺夫先生甚至说到，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如果对此稍微深入地推想一下，这当然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全盘否定民粹派社会主义。

    阿·瓦·彼·先生反驳苏汉诺夫先生，可是他的论据却是些十分可怜的东西：他只能提出一些保留意见，修正意见，打上一些问号，发表一些折中的看法，比如说修正主义“不适当地宣扬”生活对理论的修正，而正统派又白费力气地反驳这种修正。阿·瓦·彼·先生的这类糊涂议论，和欧洲各国流行的“人道的”资产者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社会主义的言论如出一辙。

    阿·瓦·彼·先生不敢否认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基本事实：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每天都在进行反对资本的一贯的斗争，无产阶级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支柱。阿·瓦·彼·先生不会不知道，国家在政治方面愈自由，农民就愈少表现出哪怕是微弱的社会主义性。为了模糊问题，他一味玩弄欧洲资产阶级教授和机会主义者的支离破碎的思想，甚至没有打算提出哪怕是某种类似完整的、直截了当的、明确的社会理论的东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比阿·瓦·彼·先生的文章更枯燥乏味的了。没有任何东西更能说明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死亡。这种社会主义已经死亡。阿·瓦·彼·先生的全部“思想”，你们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派的任何刊物中都可以找得到。连驳斥这种思想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然而，如果说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它已经被1905年革命处死并由阿·瓦·彼·先生之流埋葬了，它剩下的只是陈词滥调，那么俄国农民民主派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派，而是同1860年美国的民主派、18世纪末法国的民主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民主派等等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还活着。

    克留柯夫先生转述的那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关于农村的谈话，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顺便指出，克留柯夫的报道，也许比民主派的著名敌人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根据多方面的观察在《俄国思想》杂志（1912年第11期：《在选举中》）上写出来的还要鲜明，还要准确。

    克留柯夫文章中的那个小神父在谈到俄国的僧侣时说道：“自卑和怯懦，这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但不同的是，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象现在这种平静得出奇地、不声不响地脱离教会的现象。仿佛教会的生气消失了。我再说一遍：不单是知识分子离开了，人民也离开了……必须承认这一点。要知道，我已经在农村当了两年司祭。”

    这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回想起1905年的情形。当时这个小神父曾向农民解释过宣言。

    他哭诉说：“我曾经希望人们醒悟、紧密联合、博爱、戒酒、思想健康、朝气蓬勃、精力充沛……醒悟倒似乎是醒悟了，然而代替团结和联合的却是敌意和内讧。在农村首当其冲地受到触动的正是我，而且触动得很厉害。我觉得，我是一心一意维护农村的……我对这些自由以及其他一切问题都作了解释。人们听得多么入神啊！我曾以为，已经不可能比我说出更多的东西了，可情况并不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些议论流传到农村中来了。另一些解释者把问题弄得一团糟，他们谈到土地、平等、地主老爷。当然，庄稼汉对这些话马上就心领神会了。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来对我说，他们以后不给我200卢布的薪水，只给100卢布了……

    ……但是，特别使我伤心的不是100卢布这件事，而是所有那些忽然之间构成农村新面貌的现象。真可以说人们是从各个方面努力使农村打开眼界，摆脱束缚，摆脱这种愚昧状态！说实在的，他们是成功了。失明的人一旦能看见一丝光亮，他就不再是瞎子了……即使他还没有完全复明。但是这种半复明状态只会使他认识到最痛苦的事情，产生最恨之入骨的敌意……有时他也许会为自己一无所见而叹息。这种敌意在农村里已经愈来愈深，现在似乎整个空间都充斥了这种敌意……动辄挥刀舞棒，动辄付之一炬。明显的无能为力，有冤无处申的痛苦情绪，斗嘴吵架，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对一切生活得较为优裕安逸的有产者的嫉妒。从前，当然也有嫉妒，也有敌意，也有不幸和万恶的罪孽，但是人们听天由命，承认世俗的幸福是空虚的，相信死后的善报，并从中得到一种忍耐的力量。现在这种信仰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那里存在着这么一种信仰：我们是奴役者，他们是被奴役者。一切关于自由的解释在农村的土壤上产生出各种毒草……现在请看这个新的土地法，——兄弟反对兄弟，儿子反对父亲，邻居反对邻居！敌意和混乱十分严重，农村会因此憋死，一定会憋死。”

    我们给这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彻头彻尾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关于农村状况的出色描述的某些特别值得注意的字眼用黑体标出。

    这个小神父是“博爱”的拥护者，是“仇恨”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完全同意我国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准立宪民主党人正在不断发挥的托尔斯泰的（也可以说基督教的）反动透顶的观点。幻想一下什么“土地社会化”，空谈一下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意义、“土地份额”，这个小神父大概是不反对的，但是一旦仇恨代替了“博爱”，他马上就招架不住，软作一团，痛哭流涕。

    口头上的、空谈的“社会主义”（“人民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不论多少，欧洲每一个有知识的小市民都赞成。而一旦“仇恨”代替了“博爱”，那就通不过了。人道词句的社会主义——我们赞成；革命的民主——我们反对。

    实际上，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关于农村中“胡闹行为”的老一套的说法，丝毫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从他的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闹行为”只不过是农奴主提出的概念。“有冤无处申的痛苦情绪”，这才是这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肯定的事实。而这毫无疑问，远远不是什么“胡闹行为”。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自己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是，摧毁马尼洛夫精神[245]、甜言蜜语、多愁善感的超阶级观点，摧毁对法国任何一个善于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激进社会党人”也很合适的庸俗的“人民”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取出民粹主义观点中的民主主义核心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民粹派社会主义，是腐烂发臭的尸体。如果克留柯夫文章中的那个甜言蜜语的小神父对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描述合乎实际情况，那么俄国农民民主派就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还在横行霸道的时候，在还有3000万人挨饿的时候，它也不可能不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

    有人对我们说什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首先，这说得不完全正确。看不见“青红皂白”的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是官僚，是好心肠的知识分子。其次，要知道，就是在俄国工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一定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的因素，例如19世纪60—80年代罢工时破坏机器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消失了。这不是主要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失去耐心的人“带着白手套行动”是卑鄙的。

    最主要的是，要彻底同旧的、反动透顶的世界观决裂，深刻领会关于“被奴役者”的学说，这个学说保证的不是沉沉酣梦，而是朝气蓬勃的生活。

    民粹派社会主义，包括最左的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完全腐烂了。在自觉地同“博爱”、“忍耐”等等说教决裂的基础上，净化、启发、唤醒、团结民主派，则是一项朝气蓬勃的、有生命力的任务。甜言蜜语的小神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则有充分理由为规模宏大的朝气蓬勃的工作而兴高采烈。

    载于1913年2月《启蒙》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363—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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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