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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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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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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20.11-1921.3
CC列宁全集第40卷1920.11-1921.3/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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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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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

    （1920年12月6日）

    1

    报告

    同志们，我看到租让问题引起很大的注意，感到十分高兴，虽然，说实话，也有点惊异。到处都在大声疾呼，而且这些呼声主要来自基层。人们在问：我们把本国的剥削者赶走了，又要把外国的剥削者请进来，怎么能这样呢？

    为什么这些呼声使我高兴，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层发出了担心旧日的资本家卷土重来的呼声，既然这种呼声是因为象租让法令这种极其次要的法令引起的，那显然说明，人们还是极其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有多么危险，低估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有多么危险。这当然很好，尤其好的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些担心来自基层。至于说到法令，主席同志已经指出，这个法令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确实如此，但是问题是，作这样的解释并不是法令的任务。法令的任务是吸引外国资本家先生。要吸引他们，显然就不能象在党的会议上那样说话。而《真理报》恰恰把不该登的登了出来。在党的会议上我不能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出现，也不能象对外国资本家那样说话。在党的会议上讲的，不应该让外国资本家知道。《真理报》不仅面向党员，而且面向国外。我非常感谢斯捷潘诺夫同志对我的发言作了澄清[51]。为了今后不再让我陷于这样的境地，我请求不要发表党的会议上的讲话，如果要发表，就必须经过再三检查，而且要由确实懂得向外国资本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人审订。我在讲了这几句开场白之后，现在来谈实质问题，也就是租让问题。我先谈谈政治上的一些考虑。

    租让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从政治上来考虑（对这个问题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就是：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争斗。这个原则我们不仅理论上已经懂得了，而且实际上已经在运用；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最终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还没有夺得全世界，只要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比资本主义世界弱，就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应该善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大家早就被绞死了，这正合资本家的心意。这方面的基本经验，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条约时就有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条约只能象布列斯特和约或凡尔赛和约那样。这是不正确的。也可能有对我们有利的第三种条约。

    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第一次在很大的范围里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有两个特别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即德奥集团和英美法集团。它们在进行一场要决定近期内世界命运的激烈的斗争。当时，我们在军事方面等于零，在经济方面一无所有，并且在急转直下地走向崩溃的深渊，可是我们支持下来了，这种奇迹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我们正确地利用了德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我们向德帝国主义作了极大的让步，我们向一个帝国主义作了让步，一下子就避开了两个帝国主义的夹攻。德国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不能扼杀苏维埃俄国，它顾不上这一点。我们把乌克兰割给它，那里的粮食和煤炭要多少可以拿多少，当然，这也要有本领、有力量去拿才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无法进攻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向他们建议媾和。现在美国出版了罗宾斯的一本厚厚的书，他说：我同列宁和托洛茨基进行了谈判，大家同意缔结和约。虽然他们曾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卷入武装干涉，他们却忙于自己的战争，无法进行干预。

    结果可能使人觉得，似乎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德帝国主义结成了一种反对另一帝国主义的类似联盟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同他们结成什么联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越轨，没有破坏或损害社会主义政权，我们倒是利用了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结果是它们两败俱伤。德国除了拿走几百万普特粮食，再没有从布列斯特和约得到任何东西，却把布尔什维主义催发的瓦解带到德国去了。我们则赢得了时间，在此期间开始建立红军。甚至乌克兰所受的巨大创伤已证明是可以治好的，虽然为此历尽了艰辛。我们的敌人曾指望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迅速崩溃，但是这并没有发生。我们正好利用了历史给予我们的喘息时机来巩固自己，使敌人不可能用武力征服我们。我们赢得了速度，我们赢得了一些时间，不过我们为此交出了很多空间。记得当时有人大谈哲理，说要赢得时间必须交出空间。我们在实践上和政治上所采取的行动，正好符合哲学家的时空理论；我们交出了许多空间，但是赢得了使自己得以巩固的时间。在这以后，一切帝国主义者再想对我们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那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既没有财力又没有人力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当时我们并没有牺牲根本的利益，我们牺牲了次要的利益而保存了根本的利益。

    在这里顺便谈一下机会主义的问题。机会主义就是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好处而牺牲根本的利益。如果要在理论上给机会主义下个定义，这就是它的中心内容。这一点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我们正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中牺牲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俄国的次要利益（这里说的是从爱国主义意义上所理解的利益）；我们承担了巨大的牺牲，但这毕竟是次要的牺牲。德国人恨透了英国。他们也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招引了他们一下，他们就进来了。他们一直要人相信，他们不会象拿破仑那样长驱直入，确实，他们没有到达莫斯科，但是到了乌克兰，并且在那里遭到了失败。他们以为从拿破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却不是那样。而我们则赢得了很多好处。

    布列斯特和约这个例子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现在我们处在两个敌人之间。如果不能同时战胜这两个敌人，那就应该想办法使他们互相打起来，因为两贼相争，好人总会得利，但是，一旦我们强大到足以打倒整个资本主义，我们立刻就要把它推翻。我们的力量正在增长，并且增长得很快。如果说布列斯特和约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课，从中得出的结论要比任何宣传说教都更为丰富，那么现在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已经站稳了脚跟。我们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它们恨透了布尔什维克，它们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动用了思想界和出版界的许多力量，等等。虽然我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力量极弱，但是它们三年来在军事方面也没有能够战胜我们。我们的力量赶不上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的百分之一，但是它们却没有能扼杀我们。它们没有能扼杀我们，是因为它们的士兵不听指挥，它们的工人和农民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不愿再同苏维埃共和国打仗。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一切都应当从这一情况出发。几年之后情况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西方列强正在一年年地恢复战争中所伤的元气。

    从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站稳了脚跟，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都站住了。现在，各国都有这样的一些核心，它们正在进行独立工作，而且将要进行下去。这件事情已经办到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慢得多。显然，当各国人民得到和平之后，革命运动必然会缓慢下来。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对未来的猜测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速度会变快上面。我们的任务是决定我们现在怎么办。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而每个国家又生存在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中，这些国家彼此都处于一定政治均势的体系中。

    如果注意到世界各地大多数盛产原料的地方都被资本家买下了，即使没有被买下，也在政治上被侵占了；既然这种均势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那就应该善于估计到这一点，善于利用这一点。我们不能对目前的协约国进行战争。我们的鼓动工作一直都做得很出色，我们是相信这一点的。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分歧，并且只利用由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如果我们企图利用微小的偶然的分歧，我们就会成为渺小的政客和一钱不值的外交家。而这样做是干不成大事的，玩弄这套把戏的外交家大有人在，他们混上几个月，飞黄腾达于一时，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有没有我们应该利用的根本性的对立呢？有三种根本性的对立，这是我想指出来的。第一种对立，也是同我们最有关系的对立，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它们之间正在酝酿战争。虽然太平洋两岸相隔3000俄里，但是它们不能和睦相处。这种角逐无疑是由它们的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现在有许多书刊谈到未来的日美战争问题。战争正在酝酿中，战争不可避免，这是毫无疑问的。和平主义者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用泛泛的议论来掩盖这个问题，但是每一个学过经济关系史和外交史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这场战争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在政治上正在酝酿中。读了任何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书，都不会不看到战争已经成熟。世界被瓜分完了。日本侵占了大量的殖民地。日本有5000万人口，它在经济上比较弱。美国有11000万人口，虽然它比日本富裕很多倍，但是它没有任何殖民地。日本侵占了拥有4亿人口和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大的中国。怎么保住这块地盘呢？如果认为比较强大的资本主义不会抢走比较弱小的资本主义所掠夺到的一切东西，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美国人能够漠然置之吗？难道大资本家能同小资本家相处在一起而不会去抢夺吗？那他们还有什么用处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能够漠然置之，只是说“我们将在这些国家里宣传共产主义”吗？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共产党的政策的实际任务是利用这种仇视，使他们互相争吵。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拿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它们想打仗，它们将为占据世界首位，为取得掠夺的权利而打仗。日本将为继续掠夺朝鲜而打仗，它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酷刑结合在一起，空前残暴地对朝鲜进行掠夺。不久以前我们收到了一份朝鲜报纸，上面谈到日本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日本人在那里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同纯粹亚洲式的酷刑和空前的残暴行为结合了起来。但是，美国人也想夺取朝鲜这块肥肉。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当然是极大的犯罪，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支持一个国家去反对另一个国家，那当然是一种违反共产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利用一个国家去反对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做，我们是不是犯了违反共产主义的罪行呢？不是，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做法的，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且不得不利用形势给予它的每一小时尽快巩固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巩固了，但是巩固得很缓慢。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发展得非常快。不管我们怎样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我们的发展还将缓慢得多。

    我们应当利用既成的局势，这就是租让堪察加的全部实质。有个叫万德利普的到我们这里来过，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有名的亿万富翁的远亲，可惜我们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出色的反间谍机关还没有掌握北美合众国的材料，我们暂时还不能断定这两个万德利普之间的亲戚关系。有人说，他们甚至根本不是亲戚。我不来判断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的只限于我读过的万德利普的一本小册子，写小册子的不是到过我们这里的那个万德利普，而是另一个万德利普，有人把他描写成一位显贵，连国王和大臣都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由此应该断定，他的钱包是塞得满满的，而他同这些人谈话的口吻，就象在我们的会议上人们彼此谈话的口吻，他不慌不忙地谈论着如何复兴欧洲的问题。既然大臣们很恭敬地和他交谈，可见万德利普同亿万富翁们是有关系的。万德利普的那本小册子说明了生意人的眼光，这种人除了生意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观察欧洲时说：“也许事情不妙，一切都要完蛋。”这本书充满了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他还谈到如何安排好生意方面的关系。从鼓动的意义上说来，这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册子，它比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好，因为它的最后结论是：“我担心这位病人难以治好了，虽然我们可用来治病的钱和药很多。”

    万德利普随身带来了一封给人民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很有意思，因为他用美国盘剥者十分露骨、无耻、粗鲁的口吻说道：“1920年我们是很强大的；到1923年我们的海军还要强大，可是日本妨碍我们扩张势力，所以我们要同它打仗，而打仗没有煤油和石油是不行的。假如你们把堪察加卖给我们，那我敢向你们保证，美国人民的热情就会大大高涨，使我们能承认你们。3月新总统的选举，我们党将获得胜利。假如你们把堪察加租给我们，我可以说，那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热情。”[注：此处和本卷第96—97页都是转述华盛顿·万德利普来信的内容，而不是引用他的原信。——编者注]这就是他那封信的几乎一字不差的全部内容。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它认为它是那样的了不起，甚至不需要有任何掩饰。当我们接到这封信时，心里就在想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共和党即将取得胜利，这证明在经济上他的说法是对的。美国南部有人投票反对民主党，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显然，这就是说，我们听到的这个帝国主义者的议论在经济上是正确的。堪察加属于前俄罗斯帝国。这是对的。现在它究竟属于谁，还不知道。它好象属于那个叫作远东共和国[52]的国家所有，但是这个国家的疆界还没有确定。诚然，有关这方面的某些文件正在起草，但是，第一，这些文件还没有拟好，第二，这些文件还没有得到批准。日本统治着远东，它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我们把法律上属于我们而事实上却被日本占领的堪察加让给美国，我们显然会得到好处。这就是我的政治论断的基础，根据这个论断，我们立即决定必须同美国订立合同。当然，这要讲讲价钱，如果我们不讲价钱，任何商人都不会尊重我们。因此，李可夫同志就去讲价钱，我们还起草了合同草案。到了快要签字时，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而您的身分是什么呢？”原来，万德利普并不能向我们提供保证。于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让步，本来这只是个草案，您自己说过，你们的党在大选获胜以后，这个草案才能生效，但是你们的党还没有获胜，因此，我们就等一等吧。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们起草了一个合同草案，还没有签字，草案规定把堪察加这块位于西伯利亚最东头和东北角的大片领土租给美国人60年，他们有权在那个有石油和煤炭的不冻港建造军港。

    合同草案并没有什么约束力，我们随时都可以说还有不明确的地方而拒绝签订。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过是浪费了与万德利普会谈的时间和很少的几张纸而已，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好处。只要看看欧洲的消息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好处。来自日本的每一条消息都谈到日本对拟议中的租让表示极大不安。日本声称：“我们不能容忍这样做，这侵犯了我们的利益。”——那就请你们去打败美国吧，我们对此是不会反对的。说得粗鲁些，我们已经挑唆日本和美国干起来了，并且我们从中得到了好处。在对美国人方面，我们也得到了好处。

    万德利普的身分是什么？我们没有弄清楚，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证明他是什么人，为一个普通公民，人们是不会向全世界发电讯的。当他启程离开我国时，电讯传向世界各地。他一再说取得了有利的承租权，并且到处赞扬列宁。这倒有点幽默的味道，但是，我想指出，在这种幽默中有一点政治。万德利普在这里结束了所有会谈之后，希望同我会晤。我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商量了一下，问他们我是否应当接见他。他们说：“让他更满意地回去吧。”万德利普来了，我们谈到所有这些事情，他还谈起他到过西伯利亚，熟悉西伯利亚，他和美国多数亿万富翁等等一样是工人出身，他还说他们只重视实际，只重视亲眼见到的东西。我就回答他说：“你们这些重视实际的人，可以看一看苏维埃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国内也来实行这种制度吧。”他朝我看了一下，对这种谈话方式感到吃惊，并且用俄语（全部谈话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对我说：“也许吧。”我惊奇地问他从哪里学的俄语。“那有什么，我在25岁的时候，骑马走遍了西伯利亚的很大一部分。”我再谈一个万德利普的带有幽默味的看法。在我们分别时，他说：“我回美国后一定说，密斯特列宁（密斯特就是我们所说的“先生”）头上没有长犄角。”我没有马上悟过来，因为总的说来，我的英语不好。“您说什么？请再说一遍。”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小老头儿，他用双手在太阳穴做了一个手势说：“没有长特角。”当时有翻译在场，翻译说：“就是这个意思。”在美国，大家都以为我的头上一定长了犄角，也就是说，整个资产阶级都说我是魔鬼。万德利普说：“现在我应当说，没有长犄角。”我们非常客气地道别了。我表示，希望在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不仅签订租让合同，而且正常地发展经济互助。一切都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后来就发表了报道从国外归来的万德利普谈话的一篇篇电讯。他把列宁比作华盛顿和林肯。万德利普曾经向我要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我拒绝了，因为送相片就要写“送给某某同志”，而写“送给万德利普同志”是不行的。写送给同我们签订租让合同的万德利普，也不行，因为租让合同将由正式上台的政府来签订。究竟该怎么写，我不知道。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一个分明是帝国主义分子的人总是不合情理的。尽管如此，这种电讯还是传来了，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整个这件事在帝国主义的政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万德利普取得承租权的消息传出以后，哈定（他现在已经当选为总统，但到明年3月才能就职）正式辟谣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同布尔什维克没有来往，没有听说过什么租让。”这是在选举时说的，要是在选举时期承认同布尔什维克有来往，恐怕难免会失掉选票。所以他正式否认这一点。他们把这种消息提供给正在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各家报纸，这些报纸完全控制在各帝国主义政党手中。我们从美国和日本得到的政治上的好处无疑是明显的。这种报导是有作用的，因为它具体地说明了我们愿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签订什么样的租让合同。当然，在报刊上不能谈论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只有在党的会议上可以谈，在报刊上我们不应该隐瞒这笔生意，它是有好处的，凡是会妨碍做这笔生意的话，我们一句也不应该讲，因为这件事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它会削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付我们的力量。

    这整个生意都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势力从我们这里引开，现在帝国主义者正坐在那里喘气，等待有利时机以便扼杀布尔什维克，而我们则在推迟这个时机。当日本在朝鲜干冒险勾当的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说：“当然，我们能够战胜布尔什维克，但是你们为这件事给我们什么报酬呢？把中国给我们吗？中国我们本来就能占领，我们要走上1万俄里路去打布尔什维克，而美国人却在我们的背后。不，不能实行这样的政策。”假如当时有一条双轨铁路和美国在运输上的援助，日本人不消几个星期就会战胜我们。日本正在蚕食中国，不可能再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向西推进，因为后边有美国，它不愿意为美国火中取栗，正是这种情况解救了我们。

    假如帝国主义列强打起仗来，那就更能解救我们。既然资本主义强盗个个都在磨刀霍霍，想杀死我们，而我们又不得不容忍这些恶棍，那我们确有必要让这些拿着刀子的人互相厮杀起来。两贼相争，好人得利。另外一个好处是纯粹政治上的好处，即使这项租让不能实现，只是一个租让草案也会带来好处。经济上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提供一部分产品。即使美国人拿走一部分产品，这也是有利的。堪察加有那么多的石油和矿藏，这些东西我们显然没有力量去开采。

    我向你们指出了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这就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另一个矛盾是美国和其余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战胜国”都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美国很强大，现在所有国家都欠它的债，一切都仰赖于它，所以它们也就愈来愈恨它，它掠夺它们大家，而且是用非常独特的方式进行掠夺的。它没有殖民地。英国在战争中夺得了很多殖民地，法国也是如此。英国要把它抢来的一块殖民地的委任统治权（现在通用这样的说法）让给美国，但是美国不接受。美国商人显然打的是另一种算盘。他们看到，战争无论对于经济破坏还是对于工人的情绪来说都起了很明显的作用，并且断定，接受委任统治权对他们没有好处。当然，他们也决不容许其他国家来利用这块殖民地。一切资产阶级的书刊都证明反美情绪正在增长，而在美国主张同俄国达成协议的呼声也愈来愈高。美国同高尔察克缔结过关于承认和支持高尔察克的条约，然而他们吃亏了，得到的只是损失和耻辱。可见，我们所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它到1923年将有一支比英国的还要强大的海军，然而这个国家却日益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这种事态的发展我们应当估计到。美国不可能同欧洲国家和解，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事实。谁也没有象英国派往凡尔赛的代表凯恩斯在他的小册子中那样生动地描绘了凡尔赛条约。他在这本书中嘲笑了威尔逊，嘲笑了他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所扮演的角色。威尔逊在那里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被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当作傀儡任意摆布。可见，一切都表明美国同其他国家是不能和解的，因为它们之间有着极严重的经济上的矛盾，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有钱。

    因此，我们考察有关租让的一切问题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任何能够加剧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最小机会，都要用双手抓住不放。美国必然同殖民地发生矛盾，如果它试图进一步触犯它们，那就会给我们以十倍的帮助。在殖民地，愤怒的情绪在沸腾，一旦触犯它们，那就不管你是否愿意，不管你是否有钱（愈有钱愈好），那你就是在帮我们的忙，而万德利普先生们就会完蛋。正因为如此，这个矛盾是我们主要的着眼点。

    第三个矛盾是协约国同德国之间的矛盾。德国战败了，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但是它拥有极大的经济潜力。按经济发展程度来说，如果美国占世界第一位，那德国就占世界第二位。专家们甚至认为，在电力工业方面，它超过了美国，你们知道，电力工业有极大的意义。在广泛使用电力方面，美国领先，而在技术的完善方面，德国居上。凡尔赛条约正是强加在这样一个国家头上，它当然不能忍受。德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不可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然而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要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一个情况。凡是能够加剧美国和协约国其他国家之间、整个协约国和德国之间对抗的因素，我们都应该从租让的角度加以利用。因此必须设法吸引他们，因此米柳亭答应送来而且已经送来，即将散发的小册子中刊载了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这些法令的写法就是为了使目前这些租让项目具有吸引力[53]。这本小册子还附了地图，加了说明。我们要把它译成各种文字，想方设法广泛发行，争取德国去反对英国，因为对德国来说租让是一条生路。我们要争取美国反对日本，争取整个协约国反对美国，争取整个德国反对协约国。

    这就是完全打乱了帝国主义者的一切阴谋诡计的那三个矛盾。这就是关键所在。因此从政治观点看来，必须真心赞成租让，或者不说什么真心，而是经过通盘考虑赞成租让。

    现在我来谈谈经济。当我们谈到德国时，我们已经谈到了经济。在凡尔赛和约缔结之后，德国在经济上是不能生存的，而且不仅是德国，一切战败国都是如此，例如原来的奥匈帝国，尽管它的一部分成了战胜国，但是它在凡尔赛条约束缚下也不能生存。在中欧，这是一个有着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最大的联盟。从经济观点看来，恢复世界经济是需要它们的。如果仔细地读几遍11月23日的租让法令，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强调世界经济的意义，并且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观点。要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利用俄国的原料。不利用俄国原料就不行，这样说在经济上是正确的。研究经济学并且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的十足的资产者承认这一点，写《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凯恩斯承认这一点。走遍整个欧洲的金融巨头万德利普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经济所以不能恢复，是因为现在全世界原料太少，战争把原料消耗殆尽。他说，必须依靠俄国。于是俄国现在出现在全世界的面前了，它声明：我们正着手恢复国际经济，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这样说在经济上是正确的。苏维埃政权在这个时期巩固了，不仅本身巩固了，并且还提出了恢复全世界经济的计划。提出把国际经济同电气化计划联系起来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我们依靠自己的计划确实不仅得到了全体工人的同情，也得到了明智的资本家的同情，尽管他们认为“这是些可怕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等等；因此，我们的经济计划是正确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读了这个计划，都会倒向我们这一边，因为帝国主义者已经互相厮打够了，而我们提出了连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也无法反对的计划。我们正在转向经济方面，并向全世界提出积极的建设纲领，阐明在经济上有根据的远景，俄国考察远景，不再把自己当作象以往那样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利己主义的中心，俄国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提出恢复经济的建议的。

    我们再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一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把全世界建立在合理的经济基础上，这无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如果很好地采用现代化的机器，那么依靠科学的帮助便可以迅速地恢复整个世界经济。

    我们是在进行一种特殊的生产宣传，我们向老板们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真不中用；你们在破产，我们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建设，因此，先生们，不是到了同我们妥协的时候了吗？”全世界所有的资本家尽管有些犹豫，但不得不回答说：“大概是时候了，让我们来签订通商条约吧。”

    英国人已经拟了一个草案送给我们[54]。这个草案正在讨论中。现在一个新的时期到来了。他们在战争中已经失败了，现在要在经济方面作战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懂得。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我们打完仗，和平就会到来，社会主义牛犊和资本主义豺狼就要互相拥抱了。没有这样想。你们要在经济方面同我们作战，这是一大进步。我们向你们提出一个世界性的纲领时是从世界国民经济的观点来考察租让问题的。这在经济上是不容争辩的。任何一个提出国民经济问题的工程师和农艺师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很多资本家也在说：“没有俄国，就不会有巩固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但是，我们是作为按另一计划来建设世界经济的人提出这个纲领的。这有很大的宣传意义。即使我们一项租让也没有实现（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即使纷纷谈论租让，结果只是召开几次党的会议，颁布若干法令，而租让一项也没有实现，我们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且不说我们已经提出了经济建设计划，我们正在把一切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说过，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后第229页。——编者注]。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1亿或15000万人口。

    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各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不久以前共产国际出版了一种叫作《东方民族》[55]的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各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有同志问道：“执行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下命令更改口号的？”这一点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治情况来看，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各种关系已经尖锐化了。整个德国在沸腾，整个亚洲在沸腾。你们知道，印度正在酝酿革命运动。中国对日本人的仇恨是很强烈的，对美国人也是如此。德国对协约国的那种切齿仇恨，只有见过德国工人怎样仇恨本国资本家的人才能体会到；结果俄国就成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的直接代表；事物的进程已使各族人民习惯于把俄国看作向往的中心。不久以前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报纸写道：“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协约国和苏维埃俄国。”孟什维克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些看风使舵的人。当我们在国际上软弱无力的时候，他们高喊“打倒布尔什维克”。当我们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高喊：“我们是守中立的”。当我们打退了敌人的时候，他们说：“是的，现在有两种力量。”

    在租让法令中，我们代表全人类提出了在利用世界各地原料的基础上恢复世界经济力量这样一个在经济上无可非议的纲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使什么地方都没有饥饿。你们资本家不能消灭饥饿，而我们能够消灭它。我们是全世界70％的人口的代表。这一点将产生影响。不管草案结果如何，它在经济上是不容争辩的。甚至不管租让合同是否签订，它在经济方面是具有意义的。

    正如你们所见到的，我不得不作了很长的说明来证明租让的好处。当然，从获得产品的意义上说来，租让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主要点还在于政治方面。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你们会拿到一本厚达600页的书，这是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这个计划是许多优秀的农艺师和工程师周密考虑过的。没有外国的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很快执行这个计划。但是，要取得帮助，就必须付出代价。在这以前，我们同资本家打仗，他们向我们说：我们不是扼死你们，就是强迫你们偿还200亿债务。但是，他们并不能扼死我们，我们也不会向他们偿还这些债务。现在我们还能拖一些时间。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时，我们就同意偿付你们，这就是问题的提法，其他任何提法在经济上都是毫无根据的。俄国的工业已经破产，工业水平降到战前的1/10，甚至更低。如果三年以前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要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三年仗，我们是不会相信的。现在有人对我们说：但是，在战前的国民财富只剩下1/10的情况下，要把经济恢复过来，这是更加困难的任务。的确，这比打仗更困难。打仗只要依靠工人群众的热情和农民防备地主的热情就可以了。现在不需要防备地主了，现在是在农民从未经历过的条件下来恢复经济。在这方面要取得胜利不是靠热情、冲击、自我牺牲精神，而是靠枯燥的、琐碎的每天的日常工作。这项工作无疑是更加困难的。从哪里取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呢？要吸引美国人，就得付给他们代价，因为他们是做买卖的。而我们拿什么来支付呢？拿黄金吗？可是，黄金我们不能随便浪费。黄金我们剩得不多了。我们的黄金甚至还不够实现电气化纲领用的。制定这个纲领的工程师认为，至少要11亿金卢布才能实现电气化纲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多的黄金储备。给原粮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养活我国所有的人。当人民委员会讨论给意大利人10万普特粮食问题时，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人就站起来拒绝了。我们对每一列火车的粮食都要进行争论。没有粮食就不能发展对外贸易。那么，我们到底给什么呢？不值钱的东西吗？不值钱的东西他们自己有的是。有人说，我们拿粮食来做买卖吧，可是我们拿不出粮食来。因此，我们要靠租让来解决问题。

    现在我来谈下一点。租让会产生新的危险。我指的是我在开始时已经谈过的那一点，就是来自基层，来自工人群众的呼声：“不要听从资本家的，这是一些精明狡猾的家伙。”听了这种话令人很高兴，因为可以看到，誓与资本家斗争到底的广大群众正在成长起来。斯捷潘诺夫同志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象讲课似地作了全面论述（我先把反对租让的理由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再说明为什么必须实行租让。但是，有的读者还没有读到精彩的部分，就会以为不需要租让，而把这些文章丢下不读了），他的文章中有正确的见解。不过，他认为不要对英国实行租让，以免召来洛克哈特，这一点我不同意。当肃反委员会刚刚成立，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严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够对付洛克哈特了。如果在三年战争之后我们还不会抓特务，那应当说，这种人不配管理国家。我们正在完成无比困难的任务。例如，克里木现在有30万个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将来投机倒把、间谍活动以及给资本家各种帮助的根源。但是，我们并不怕他们。我们说，我们要掌握他们，安排他们，制服他们，改造他们。

    所以，认为某些租让项目引来的外国人对我们很危险，或者说我们管不了他们，那是可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何必多此一举，何必去管理国家。这纯粹是一种组织任务，不值得多谈。

    但是，如果认为租让就是和平，那当然是极其错误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租让不过是战争的新形式。欧洲同我们作过战，而现在战争正转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前战争是在帝国主义者无比强大的方面即军事方面进行的。如果计算一下双方的加农炮和机枪的数目，计算一下双方政府能够动员的士兵的数目，就会知道，我们本来在两周内就会被击溃。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挺住了，而且我们正在继续打下去，正在转向经济战争。我们说得很明确，租让的地块、租让的方格一边将是我们的方格，接下去又是他们的方格；我们要挨着他们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因为依靠任何学校、大学、训练班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按棋盘的格式设置租让企业：来吧，就在这里学习。

    租让企业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更有力量。有人对我们说：“好吧，你们在外部战线上挺住了，开始建设吧，去建设吧，看看究竟谁胜利……”当然，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说：“社会主义有榜样的力量。”暴力对那些想要恢复自己政权的人能起作用。但是暴力的作用也仅限于此，超出这个范围，起作用的则是影响和榜样。必须实际地表明，即用榜样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我们没有机器，战争破坏了我们的经济，战争耗费了俄国的经济资源，但是我们仍然不怕这种较量，因为它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利。

    这也将是一场不能作丝毫让步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利，由旧的战争转到这场新的战争对我们就有利，何况对和平还有某些间接的保障。我在一次会议（《真理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是不成功的）上说过，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注：见本卷第43页，——编者注]。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如果他们接受建议，签订租让合同，他们就会更加困难。一方面，一旦战争爆发，我们有最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那些要打仗的人是不会接受租让的。租让的存在就是反对战争的经济根据和政治根据。如果那些可能同我们作战的国家接受租让，这就使它们受到约束，不能同我们作战。我们十分重视这种约束，所以我们不怕付出代价，况且我们是用自己开发不了的生产资料来支付的。为了开发堪察加，我们要付出10万普特石油，我们自己得该数的2％，我们是用石油偿付的。如果我们不付出代价，那我们连两普特石油也得不到。不错，这是重利盘剥的价格，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就不能期待它会同意公道的价格。但是好处是明显的。从资本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冲突的危险性来看，应当说租让是战争的继续，但这是另一种范围内的战争。必须监视敌人的每一个行动。需要用各种办法来进行管理、监督、影响和诱导。这同样是一场战争。我们已经在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战争中战斗过，而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动员比上次更多的人来参加。要动员每一个劳动者参加这场战争，要向他们说明：“如果资本主义做了一点事情的话，那么你们工人和农民在推翻资本家之后，就不应当比他们做得少。学习吧。”

    我相信苏维埃政权一定会赶上和超过资本家，我们将不仅赢得纯粹经济方面的好处。我们将得到这微不足道的2％，这确实很少，但毕竟有了一点东西。此外，我们一定会获得科学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实际本领，任何学校、任何大学都是一钱不值的。你们会从米柳亭同志要拿给你们的小册子所附的地图上看到，我们要租让的地方大部分是在边疆地区。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有7000万俄亩森林。要租让的有1700万俄亩。我们的林场已经按棋盘格式划好，这些森林都在西西伯利亚和北部边远地区。我们任何东西都不会丧失。主要的企业在物产无限丰富的西西伯利亚。我们在10年内连这些宝藏的1％也无法开发。如果我们把一个矿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就有可能开发自己的矿。至于租让哪些地区，我们是有选择的。

    从监督的观点来看怎样安排租让呢？他们企图腐蚀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群众。作为小业主的农民，其本性是倾向自由贸易的，而我们则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的。国家要同这种行为进行斗争。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经营方式较量较量。这也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也应当进行坚决的战斗。我们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此外，还有大片土地弃置未耕。最近将颁布一项关于尽力争取全部播种和改善农业的法令[56]。

    其次，我们还有100万俄亩荒地没有开垦，因为我们没有耕畜，没有必要的工具。如果用拖拉机，这些土地要耕多深就可以耕多深。因此，出租这些土地对我们有利。即使我们交出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的产品，那对我们还是有好处。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政策，而且我可以说，不仅经济上的考虑和世界经济的形势应该是行动的基础，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也应该是行动的基础。对这件事情的任何其他看法都是目光短浅的看法。如果提到租让在经济上的利害问题，那它在经济上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而只有我们恢复了经济，我们才不会被资本打败。租让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讲和，而是一场新领域内的战争。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诚然，这场战争也包含着新的困难和新的危险。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和危险。我坚信，如果这样提出租让问题，我们就容易使党内大多数同志相信实行租让是必要的，而我所谈的那种本能的恐惧则是一种有益的和健康的恐惧，我们要把这种恐惧变成一种动力，来推动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经济战争中更快地取得胜利。

    载于1923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5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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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发言

    同志们！递给我的字条太多了，我不能全部答复。不过，大部分论据在辩论中已经遭到了反驳，因此我先就《论租让》这本小册子发表一些意见。我要谈得比较详细一点。洛莫夫同志在一页半的序言中把问题叙述得太简略了。接着是11月23日的法令，这个法令阐明了关于世界经济利益的思想。“恢复俄国生产力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过程，可以通过如下途径而大大加速，这就是吸引外国的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和工人组织来参加开发和加工俄国的天然财富。”当然，这只有宣传上的意义，但是在经济上也是无可争辩的。世界经济需要恢复。资本主义正是这样在行动，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然而现在世界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我们想吸引外国人。因此，在法令的结尾部分列举了如下一些条件：

    第一条：“承租人将按照合同规定，得到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并有权运出国外。”不这样规定他们是不会干的。至于多大一部分，没有讲。在这种情况下，将为这一部分产品而发生斗争。我们将同他们讨价还价，将同他们争来争去，而且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会盘算得失。这里有同志说，要特别注意。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条：“如果大规模地采用特殊的技术革新，承租人将获得贸易上的优惠权（例如：在机器采购方面，在签订大宗订货的专门合同方面，等等）。”什么是贸易上的优惠权呢？这就是我们把签订合同的优惠权给予某个公司，而不给予其他公司。而如果哪个公司获得承租权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它那里把租让企业赎回来，也许我们要多付给它一点钱。但最主要的是，他们要给我们机器。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够清楚的了，因此我们将仍然对宣传要点表示支持。

    第三条：“长期租让的期限将根据租让企业的性质和条件来定，以保证充分补偿承租人所担的风险和投入租让企业的技术设备。”这里谈的是租让期限的长短问题。这种期限根本没有规定，我们不可能用另外的条件把堪察加租出去。费多托夫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讲得对，这是一种特殊的租让。我们实行这种租让是基于一些重大的政治上的考虑。在这种条件下实行租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租让出去；虽然失去一些东西，但我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会吃亏。

    第四条：“俄罗斯联邦政府保证承租人投入企业的财产既不会收归国有，也不会没收或征用。”而你们没有忘记我们还有法院吧。这是一句仔细斟酌过的、对我们极有利的话。起初我们想讲明这一点，后来作了反复考虑，决定还是不讲为好。开口为银，闭口是金嘛。既不会没收，也不会征用，而法院还在嘛，况且法院是我们的。据我所知，我们的法院是由苏维埃选派的人组成的。至于我个人，那我根本没有那种阴暗的看法，认为我们的法院不行。因此我们就是要利用法院。

    第五条：“承租人有权为自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企业雇用工人和职员，但要遵守劳动法典或专门合同的规定，专门合同要保证遵守对工人和职员所规定的劳动条件，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健康。”这里没有任何要小心谨慎的地方。如果工人举行罢工，而且罢工又是合理的，那我们就可以暗中支持罢工者。资本家拿什么来威胁呢？“我们要把你赶到马路上去，你就得挨饿。”而这时，罢工者也许会从一个什么地方得到口粮，要知道这是由我们掌握的。我们可以而且要发给他们口粮。而如果罢工是不明智的和不合理的，那可以把他们送交苏维埃，在那里把他们好好地批一下，就象让他们洗一个澡。这里已经写上，说有一个专门的合同，这一点说得很谨慎。不过，这是一个例外，只适用于堪察加，因为我们还无法在那里建立任何苏维埃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万德利普一定会说：那就订立一个专门合同吧。但是，把我们的法律用于堪察加，我们自己还没有试过。

    第六条：“俄罗斯联邦政府向承租人保证决不以政府的任何命令或法令单方面改变租让合同的条款。”我们不会单方面改变合同条款，因为那样的话谁也不会来承租。这就是说需要一些中间人。谁来当中间人呢？中立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组织来当吗？也许我们不得不邀请孟什维克的工人组织来当。在西欧，这种组织占多数。也许孟什维克将按数序来决定：双数的话，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单数的话，他们支持资本家。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可以撕毁合同。就是存在着这种危险，但是，如果合同是财产方面的，这是允许的。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是一种私人合同，你可以撕毁它，但要赔偿。如果你撕毁了合同，你就得赔偿。在以往实行国际法方面有过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因误会而击沉了别国的船只。原以为这是敌国的船只，而结果却是中立国的船只。怎么办？赔偿。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万不得已时只有赎免。摆脱战争的出路始终是存在的。当然，战争归根到底是主要的和根本的理由。当然，在世界上还存在资本家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就要准备打仗。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焦急了，可是还没有一个人来承租。有些同志说：“好啦，战争终于结束了，现在人们会纷纷向我们涌来了”，而我一再说，还有可能根本没有人想来承租。

    第一章：《西西伯利亚的森林租让》。北方的海路已打通，我们可以向外运输了，但是我们没有船只。一位同志告诉我说，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代表，他们想得到按棋盘格式划分的6000俄亩森林。一本关于北方的小册子谈到，如果把彼得格勒目前多余的电站拿出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用于北部地区木材的外运，还可以发展这种生产，使我们一年能得到50万金卢布。而实行全部电气化，根据国家委员会的计算，要花11亿金卢布。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是个问题。但是实行租让就能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要是日子好过，就不会提出租让，但是现在过着挨饿的生活，需要想方设法摆脱困境，让人民休养生息，那就只好另作打算了。

    第三章：《西伯利亚的矿业租让》。西伯利亚的铜矿资源极为丰富。铜在世界经济中非常有价值，它是电气化所需的主要金属之一。我们提出租让，不知道谁会来承租。是美国呢，还是德国人？美国会考虑，如果它不承租，那德国就要承租。

    一旦我们实行了电气化，我们在经济上就会强大百倍。那时，我们将用另一种语言来讲话。那时，我们将要谈赎买问题。他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能很快地建立起红军，而且在某些其他方面也能取得较快的进展。

    下面讲讲单项租让。光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就有300万俄亩土地。其中，在原先的顿河军屯州有80多万俄亩。没有建立国营农场，也没有耕畜。沿乌拉尔河一带，整个整个的村镇被破坏，大片上好的生荒地无人开垦。我们即使把种出来的小麦的3/4给人家，那还将得到1/4。我们的运输需要加强，我们可以谈好条件，争取买到较便宜的拖拉机。

    如果我们不能开垦这300万俄亩上好的土地（每俄亩可以提供100普特麦子），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呢？

    这件事对意大利人有好处，意大利正处于革命的前夜。在意大利，人们反对革命的主要论据是：“我们会没有吃的，资本主义列强是不会给我们粮食的。”而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则说：“我有300万俄亩土地，我有石油和汽油。”应当懂得，鼓动可以从各方面进行，说明资本主义是一只快死的野兽，应当把它勒死。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欧洲人所处的情况正如过去俄国人从痛苦的战争走向革命的情况一样。在他们那里，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现在靠掠夺别的民族来生活。因此，这个论据就更有分量。他们不能够恢复经济，而我们却提出现在开始恢复经济的问题。这里既有政治上的论据，又有社会主义的鼓动，二者结合起来，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应当善于进行宣传鼓动，否则国民经济计划就要落空。而我们不仅是鼓动家，我们还是一个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不会经营管理，而我们却会。这方面是可以比一比的。

    载于1963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79—83页

ZS
    [51]1920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269号摘要发表了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见本卷第41—44页）。其中某些内容，列宁认为从政治上考虑当时不宜公开发表。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在《对什么人不应该实行租让》（载于1920年12月5日《真理报》第274号）一文中纠正了《真理报》编辑部的错误。他写道，肃反委员会的机关将进行监督，不让承租人从事敌视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而列宁同志在他的讲话（11月30日《真理报》第269号发表的报道过于简略，而且有不少地方与原意不符）中提到存在着全俄肃反委员会、莫斯科肃反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时，显然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同样，他说一旦发生战争，根据战争法规全部财产将归我们所有，也说得完全正确，他是说只有那些确信其本国利益不要求同我们作战，而要求同我们进行贸易的集团才会记住这一点，而愿意向我们承租。”——59。

    [52]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成立的民主共和国，首都在上乌金斯克（现称乌兰乌德），后迁到赤塔。政府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亚·米·克拉斯诺晓科夫、彼·米·尼基福罗夫等。苏维埃俄国政府于1920年5月14日正式承认远东共和国，并提供财政、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远东共和国是适应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而成立的，目的是防止苏维埃俄国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为在远东地区消除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创造条件。为了领导远东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后改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这个特别党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俄共（布）中央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对远东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在远东大部分地区肃清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后，远东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922年11月14日作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1922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远东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66。

    [53]指1920年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关于租让。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法令。法令全文。租让项目。地图。》。——71。

    [54]指1920年11月29日由英国贸易大臣爱·弗·怀斯交给在伦敦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列·波·克拉辛的英苏贸易协定草案。

    苏俄同英国进行的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从1920年5月开始，至1921年3月16日双方签订通商条约后结束。——73。

    [55]《东方民族》杂志（《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是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刊），在1920年9月1—7日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该杂志只于1920年10月用俄、土、波斯和阿拉伯四种文字在巴库出版了一期。——73。

    [56]指人民委员会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该法案刊载于1920年12月14日《消息报》第281号。法案规定把国家调节农业发展的措施同农民个人从提高本农户生产率中得益的原则结合起来。法案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