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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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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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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5.7-1905.10
CC列宁全集第11卷1905.7-1905.10/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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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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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时报》是法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它拼命攻击社会主义，很难看到有哪一天它不指名道姓地对马克思、倍倍尔、盖得、饶勒斯进行极其恶毒的评论和攻击。一谈到社会主义，《时报》就要狂怒得全身发抖。

    该报极其注意俄国的“危机”（用好心的欧洲人的话来说），从不忘记对“友好的有同盟关系的国家”（la  nation  amie  et  alliée）提出有教益的忠告。现在它又就最近一次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发表了一篇社论。它追溯了上次七月代表大会，甚至事情已经过去，它还是忍不住要发泄自己的不满。它写道，这真是一个“思想极度混乱，意图极不明确的场面”：布里根草案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然而代表们仍旧只限于“热烈的发言”，而不能决定是抵制还是参加的问题。法国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甚至气愤地提醒地方自治人士说，他们可没有委托书啊！

    但是现在，吃饱了政权的资产者笑得多么开心呀！他多么亲切地赶忙去握住自己同伴的高贵的手！这个同伴虽然还只是馋涎欲滴地望着政权，但是已经证明自己“成熟”了！抵制被否定了，没有委托书的事现在已经不提了。《时报》说，“地方自治人士的决定给自己增了光。这证明俄国人民中最有教养的分子的政治修养在不断提高，他们正在放弃要政治把戏的模糊计划，勇敢地走上必然进化的道路。”

    吃饱了政权并深知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取得真正胜利会造成什么结果的资产者，毫不犹豫地宣布自由派地主和商人的九月代表大会是演进对革命的胜利。

    他称赞代表大会的“温和”。他喜形于色地指出关于“分散土地”和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决议案没有被通过。“这些决定的英明和温和清楚地表明，极端党派的意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占上风。他们一致同意的纲领相当民主，足以解除革命者的武装。而由于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希望仅仅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大会的纲领还能够联合那些不会因为个人争论而同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成员分裂的改良主义者。”

    吃得饱饱的资产者用鼓励的态度拍拍馋涎欲滴的资产者的肩膀说：你们提出的纲领“相当民主”，足以迷人眼目，解除革命者的武装，你们走上合法的道路——用简单明了的俄国话说，就是和特列波夫—罗曼诺夫们讲好价钱，可真是治国的英才。

    有眼力的资产者对头脑简单的革命者所抱的希望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的新《火星报》的聪明人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放松了缰绳，向圈套奔去，抢着建议温和的资产者担负起民主责任，而这些资产者现在是满心愿意许下任何诺言，担负任何责任的。不仅在敌对政党之间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斗争中（如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从经验里看清了的），只要稍微触及斗争者的根本利益，一切诺言都会成为泡影。英国的谚语说得好：The  promises  like  pie-crust  are  leaven  to  be  broken。“诺言好比馅饼皮，为了撕皮才做皮。”

    火星派在杜马问题上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从思想上和策略上解除革命者的武装。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的聪明人做了这项解除武装的工作，他们痛骂积极抵制的思想，用消极抵制来代替（完全是按照《新时报》[148]的精神，用词也几乎一样）积极抵制，宣传对互相拥抱的米留可夫们和斯塔霍维奇们的信任和轻信，用解放派资产阶级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如“公民革命自治”，来代替起义这一革命口号。

    只有瞎子才会到现在还看不见《火星报》陷入了什么样的泥潭。《火星报》在秘密报刊中是完全孤立的，站在它那边的只有《解放》杂志。连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也不会怀疑崩得会同情“前进派的武器库”，但崩得却坚决主张积极抵制了。在合法报刊中，一切坏蛋和一切温和的自由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同情抵制的和对农民最友好的激进资产者。

    列宁在《两种策略》[注：参看本卷第1—124页。——编者注]一书中分析新火星派的决议时说，《火星报》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无产者报》则竭力提高革命农民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我们已经提到了《新时报》。不仅这家御用报纸，而且连《莫斯科新闻》也在拼命反对抵制的思想，这就向一切人表明了杜马的实际政治意义。现在我们举出《新时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鬼把戏作为例子，我们所以特别愿意谈谈这件事，是因为它甚至能把《俄罗斯新闻》那样“可敬的”自由派机关报的资产阶级丑行彻底揭露出来。

    《俄罗斯新闻》驻柏林的名记者约洛斯先生在第247号上评论了耶拿代表大会[149]。这个市侩首先赞美的是发现了一个善良正直的自由派资产者富翁阿贝，他捐赠给耶拿市一所民众文化馆，供各党派（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自由集会之用。于是，约洛斯先生就得出自己的教训：“在一定的政党范围之外，也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一个著作家在俄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政党斗争的时候去赞美非党性，我们该怎样评论这个著作家呢？难道约洛斯先生不懂得，他是在做一件莫大的政治蠢事，是在为新时派效劳吗？但是，约洛斯先生下面这句话却向读者表明了这个市侩喜欢非党性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更不必说，在某些政治条件下，暂时收藏起最终的目的而记住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的最近任务是有益的。”

    真是够坦率的！约洛斯先生，真应该感谢你说得这样明白！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只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场合，在每次向工人讲话的时候，利用这些话来表明俄国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来向工人说明建立一个同资产阶级（即使是最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但是，我们这位“民主派”的这些话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约洛斯先生不只是奉劝无产阶级“暂时收藏起最终的目的”，即放弃社会主义，不，他还奉劝他们不要把目前的政治革命进行到底。约洛斯先生援引了倍倍尔的演说，并且特别着重提出这篇演说中的一段话，在那段话里倍倍尔怀疑我们能够“这样迅速地”把俄国变成文明的国家，同时还说旧的专制制度再也不会回来了，“旧的俄国一去不复返了”。约洛斯先生就这段话写道：

    “我不认为倍倍尔是俄国问题的权威，但是我应当指出，他演说中的这一部分的看法胜过考茨基及其他一些主张不断革命（Revolution  in  per-manenz）的学理主义者。倍倍尔是聪明人，是政治家，他知道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在人民生活中采取哪些具体的形式，他认为胜利首先是实现文化方面的任务，从他的话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没有在俄国知识分子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大概更不会在他们之间筑一堵墙，至少在实现起码的人权以前是这样。”

    第一，这是对倍倍尔的诬蔑，是纯粹新时报式的诬蔑。倍倍尔历来总是明确地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约洛斯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倍倍尔最坚决地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硬要俄国读者相信倍倍尔由于为“文化”奋斗而曾经忽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和变节以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目的，这就是对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极大的诽谤。

    第二，从倍倍尔的演说中绝对不能得出倍倍尔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和考茨基不同的结论。倍倍尔在这方面“胜过”考茨基，那是约洛斯先生的捏造，他从倍倍尔的演说中断章取义地摘出一段话来，加以歪曲，而对倍倍尔完全赞成俄国革命和相信俄国革命会彻底胜利的一系列言论，却绝口不谈。

    第三，——这也是《俄罗斯新闻》的立场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约洛斯先生的鬼把戏表明，他恰恰害怕俄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约洛斯先生把“经常的革命”叫作“经常的无政府状态”。这样说就是把革命叫作叛乱，这样说就是充当革命的叛徒。但愿那些爱说什么他们没有来自左边的敌人的《解放》杂志的外交家们，别对我们说这是《俄罗斯新闻》的偶尔失言吧。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厂主最深刻的感情和最根本的利益的表现。这也就是那位号召人们起来反对俄国革命走上1789年道路的维诺格拉多夫先生的论调。这也就是那位对沙皇说自己不同情叛乱的特鲁别茨科伊先生的奴才行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干的无数可耻行为的唯一真实的文字叙述，他们厌倦“经常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开始渴望安定和秩序，他们已经对“斗争”感到疲惫（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斗争过），他们一看到工人和农民真正起来进行真正的斗争，希望战斗而不愿意只是任人杀戮的时候，便要退出革命。民主派资产者对于特列波夫们的暴戾、对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的罪行，情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害怕的不是这种而是另一种“无政府状态”：那时将不是特列波夫，也不是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执政，而是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取得胜利。民主派资产者所以这样乐意参加杜马，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杜马能保证出卖革命，能保证防止革命这种可怕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取得完全的胜利。

    我们已正确地指出这种自由派的心理作用，《新时报》就证明了这一点。特列波夫们的这些老练的奴仆一眼便看出《俄罗斯新闻》的全部卑劣货色，赶忙亲热地拥抱自己的伙伴。9月13日（26日）的《新时报》恰恰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约洛斯先生的倍倍尔“胜过”考茨基这一谬论，并且说：

    “这样一来，我们的激进派－‘缺席主义者’就不得不认为倍倍尔也不再是自己的同盟者了。”

    结论是十分自然的。《新时报》的职业叛徒对《俄罗斯新闻》的“失言”的实质和意义估计得很正确。不仅如此，富有政治经验的《新时报》立刻作出了关于杜马的结论。虽然约洛斯先生只字未提倍倍尔对抵制的看法，但是《新时报》正是骂主张抵制的人是“缺席主义者”。《新时报》不仅诬蔑了倍倍尔，而且还诬蔑了“激进派”，但是却表明了这样一种十分正确的看法：指导着“激进派－缺席主义者”的策略的，正是革命完全胜利的思想、不断革命的思想，而支配那些正在奔向杜马的自由派的，则是害怕“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心理。《新时报》说得对。特列波夫的奴仆完全有理由当场把约洛斯先生抓住，并且对他说：既然你不想要“经常的无政府状态”，那你就是我的同盟者，任何的民主高调都改变不了我的这种看法。我们的争吵是一家人之间的小小的争吵，但是反对“学理主义者”，反对“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拥护者，我们将是一致的！

    难道《火星报》现在还不懂得它责备主张抵制的人是弃权，即缺席主义，就是和新时报说一样的话吗？难道它还不懂得它的口号同新时报的口号相吻合，就证明了它的立场有某种极为虚假的东西吗？

    吃得饱饱的欧洲资产阶级称赞馋涎欲滴地看着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温和。特列波夫的奴仆们称赞《俄罗斯新闻》的约洛斯先生责备“经常的无政府状态”的思想。新时派和新火星派讥笑“缺席主义”……

    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

    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92—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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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95。

    [149]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于1905年9月17—23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代表251人。国会党团成员40人，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11名外国来宾也出席了大会。大会议程：党的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议会活动的报告；政治性群众罢工和社会民主党；五一节。

    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决议指出，“广泛地运用群众罢工”是工人阶级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