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
FB
YB
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JJ
RQ1907.2-1907.6
CC列宁全集第15卷1907.2-1907.6/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15
XH038
TY
GJ列宁/列宁全集
ML
ZW
    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

    （1907年4月21日〔5月4日〕以前）

    最近一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注:1907年3月6日第23期（第25年卷第1册）。］刊登了一篇附有该刊常任“社论作者”弗兰茨·梅林这一常用标志的社论。作者指出，社会民主党人辛格尔和大卫在例行的预算辩论中利用发言的机会表明，在最近的选举中似乎遭到失败的社会民主党［139］是如何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而德国自由派则恰恰相反，他们在选举中同政府勾结起来，反对教权主义“中间派”和社会民主党，结果落到做反动派卑贱的同盟者的可耻下场。梅林说：“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了得到一星半点的施舍而给易北河东部的容克充当恭顺的奴婢〈德语“Dirne”的原意是“卖淫妇”〉。”

    我们一字不差地引出这句尖刻的话，是为了让读者清楚地看到，社会民主党对德国自由派问题的提法和现在俄国立宪民主党报纸上常见的那种提法在语调上和内容上是多么不同。大家知道，俄国这些报纸对德国选举的结果完全唱着另一种调子，它们说社会民主党犯了错误，说它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了“片面的敌对的态度”，如此等等。

    不过这只是顺便谈谈。这篇文章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倒不是梅林对德国自由派的评价，而是他对俄国杜马和俄国自由派的评价，因为他对俄国自由派的口号（“保全杜马”，进行“有益的工作”）作了十分中肯和透彻的分析。

    现在我们把梅林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的译文全部引出来。

    德国自由派和俄国杜马

    ……要想了解这次辩论［注:这里指的是帝国国会就预算问题进行的辩论。］是多么无聊，回顾一下60年前的柏林联合议会是不无益处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是第一次披挂上阵参加议会斗争。当时的资产阶级很少有什么英勇举动。请看马克思对他们的描绘：“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7页。——编者注］

    尽管如此，当时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以前，也仍然善于扣住每一个铜板，并限制国王和容克的收入；它宁肯失掉国王的宠爱，也不愿牺牲自己的长子继承权来帮助国王免除破产的命运。

    当时，联合议会里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也比现在的自由思想者精明。他们愿意唾弃关于“有益的工作”的空谈，他们宁肯停办当时象建筑东方铁路这样的对国家富强十分重要的工程，也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制宪权利。

    在帝国国会结束预算辩论的同时，俄国召开了第二届杜马，这更容易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俄国革命时期议会的情形与其说象1789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还不如说更象1848年普鲁士革命时期的议会；俄国第一届杜马的情形在某些方面同过去在柏林剧院召开的臭名远扬的“妥协者议会”非常相似，甚至连某些细节也几乎一样，如议会被解散后立宪民主党多数都曾发表过没有结果的拒绝纳税的号召。而普鲁士政府召集的第二届议会也同本届俄国杜马一样，带有更鲜明的反对派色彩，可是一个月之后就又被强迫解散了。现在有不少人已经预言，新的俄国杜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那些绝顶聪明的自由派却冠冕堂皇地劝告人们：要保全杜马，要以多做“有益的工作”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这一点的含义如果是象自由派所解释的那样，那么它就是对新杜马的所有的劝告中最愚蠢的一个。

    历史不会重演。新杜马是革命的产物，它同过去的第二届普鲁士议会完全不一样。它是在选举遭到极端卑鄙无耻的压制下选举出来的，这种对选举的压制，连德国“帝国撒谎同盟”的所作所为同它比起来都大为逊色。在这一届杜马的左派中，立宪民主党已经不再占统治地位；现在的左派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党团的影响下已经是一支受过锻炼的队伍。要想迅速地解散杜马并不那样简单。如果杜马的解散与否完全取决于沙皇政府的意志，它就不会花费精力制订一套既可憎又可恶的程序来压制选举了。沙皇政府需要一个人民代表机关来应付债权国，以挽回它破产的命运，同时它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即使它的情况没有困难到那样的程度——来制造更卑劣的选举制度，更粗暴地压制选举。

    在这一方面1849年的普鲁士反动派还有一张最大的王牌：取消普选权，实行三级选举，这样选出来的所谓人民代表机关就不会对它进行任何严重的反抗，而它对国家债权人来说毕竟是一种保证。

    新杜马的选举恰恰表明了俄国革命的规模比过去的德国革命要大得多。另外，革命选举出新杜马无疑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革命打算利用杜马。然而，如果革命听从德国自由派的英明劝告，努力去做自由派所谓的“有益的工作”来争取人民的信任，那它就背叛了自己；如果它这样做，它就会走上德国自由派已走了60年的那条卑鄙可耻的老路。这位奇妙的英雄所指的“有益的工作”只会使新杜马去帮助沙皇政府摆脱财政困境，从而得到一点可怜的施舍，即只有斯托雷平之类的内阁才能处心积虑地制造出来的“改良”。

    现在让我们引一个史例来说明“有益的工作”的含义。1789年夏天，当国民议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法国农民的解放的时候，天才的卖身求荣的冒险家米拉波，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最伟大的英雄曾经把这一事件比作“可恶的狂饮节”。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却是“有益的工作”。与此相反，普鲁士农民的解放却象乌龟爬行一样，从1807年到1865年几乎拖了60年，并且无数农民被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国自由派认为这是“有益的工作”而大肆宣扬。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可恶的狂饮节”。

    总之，如果新杜马愿意执行自己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应当从事“有益的工作”。可喜的是关于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问题只在于，这项“有益的工作”应当是什么样的工作。从我们方面来看，我们希望并预祝杜马成为生育它的俄国革命的工具。

    梅林这篇文章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当前存在的流派。

    首先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在比较1905年及以后几年的俄国革命和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时，把第一届杜马比作有名的“妥协者议会”。妥协者这个名词是马克思创造的。马克思在他办的《新莱茵报》［140］上就这样称呼当时的德国自由派。这个绰号已经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在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方面的一项永恒的财富载入史册。

    马克思所以把革命时期的德国自由派叫作“妥协者”，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当时以“妥协论”作为自己政治策略的基础，要求人民同王权妥协，要求革命力量同旧政权妥协。这种策略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害怕把革命进行到底，害怕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害怕农民完全战胜他们中世纪的剥削者，即在经营上当时仍然保留着不少农奴制特点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它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妥协”）反对革命，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创造出一种“妥协论”来掩饰自己对革命的背叛。

    梅林引用的那一段精彩的论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革命时代怎样鞭笞了这种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凡是熟悉梅林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在《新莱茵报》上所写的论文的人，一定都了解这样的论述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

    让那些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企图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社会民主党右翼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辩护的人考虑考虑这一点吧！这些人依靠不恰当地摘录一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抓住关于支持大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原理，不加鉴别就把它用于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俄国革命。

    梅林给这些人上了很好的一课。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难怪我国孟什维克如此胆战心惊地回避这些论断了！因为这些论断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同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无情斗争最完整最鲜明的写照。

    马克思认为，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领导权，揭露“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使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注:1848年马克思在评论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德国资产阶级出卖了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农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摆脱这种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只有那些徒具马克思主义者虚名的人才会隐瞒和回避这一事实。

    梅林作出“有益的工作”和“可恶的狂饮节”的评价，是同这一点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梅林的这个对比对俄国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他们正在第二届杜马里设法批准依靠战地法庭的专制政府的预算）真是击中了要害，要想给这些话再作什么补充，那只会削弱它们的力量。

    我们现在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提法同梅林的提法对比一下。读者当然都知道，梅林以及整个《新时代》编辑委员会采取的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伯恩施坦派则站在相反的机会主义立场上。伯恩施坦派的主要机关刊物是《社会主义月刊》。在这个杂志的最近一期（1907年4月）上，我们看到一位罗曼·斯特列尔佐夫先生写的一篇题为《第二届俄国议会》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的言词，作者看来是出于恶意，把布尔什维克叫作“列宁分子”。这位作者把列宁在彼得堡选举时期写的小册子中措辞最激烈的几段话摘引出来，而对孟什维克阴险地制造分裂并因而引起一场斗争的事实却只字不提，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位射手［注:这里是指斯特列尔佐夫。在俄语中，斯特列尔佐夫（Стрельцов）和射手（Стрелец）一词词根相同。——编者注］向德国公众报道时态度是多么诚实了！

    但这还是次要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位伯恩施坦派对问题的原则提法。作者赞扬孟什维克，尤其是普列汉诺夫，说他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现实主义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141］只因为说了一句“人民派到第二届杜马里去的不是请愿者（F？rsprecher），而是战士（Vork？mpfer）”，结果就遭到这位“现实主义者”的斥责：“看来《前进报》也同列宁分子一样，把俄国目前的局势看得太乐观了”（上述杂志最近一期第295页）［注:顺便说一句。也许作以下补充是必要的：由于斯特列尔佐夫先生竭力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前污辱布尔什维克，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深深的衷心的感谢。斯特列尔佐夫先生干这一行干得如此……出色，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盟友替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了。加油干吧，加油干吧，斯特列尔佐夫先生！］。作者的结论非常明确。他在文章结尾时写道：“总之，所有一切反对党当前的目标就是保全杜马（Erhaltung  der  Duma）。”其次，社会党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毫无益处的斗争上”（同上，第296页）。

    请读者自己把梅林谈论“可恶的狂饮节”的思路和斯特列尔佐夫之流先生们谈论“保全杜马”的口号的思路加以比较并从中得出结论吧。

    这种比较完全能够代替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本届杜马中的政策的评论，代替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草案的评论。

    载于1907年4月圣彼得堡出版的《策略问题》文集第2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259—266页

ZS
    ［139］在1907年1月德国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36个席位，从79席减少到43席。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德国首相伯·毕洛在支持德国积极的殖民政策的口号下，成功地团结了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自由思想派”，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257。

    ［140］《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261。

    ［141］《前进报》（《Vorw？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