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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农奴主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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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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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1.5-1901.12
CC列宁全集第5卷1901.5-1901.1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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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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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奴主在活动

    （1901年8月）

    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1901年6月8日新法令颁布了。要知道新法令的执行情况，还有待于将来。但是这个新法令的性质本身就大有教益，它十分明显地暴露了沙皇政府的真面目和它的真实意图，所以值得把这个法令详尽地分析一下，并且设法让工人阶级和农民都能普遍了解这项法令。

    我国政府给予高贵的贵族地主赏赐是由来已久的：政府为他们开设贵族银行，在贷款和延长付款期限方面给予无数优惠条件，帮助百万豪富的制糖厂厂主组织同盟歇业来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照顾荡尽家业的贵族子弟获得地方官的职位，现在又为高贵的酿酒厂厂主们打开有利的销路，由国家收购他们的伏特加酒。可是，政府通过拨给私人土地的手段，已经不仅是给予最富有、最显贵的剥削者赏赐，而且是在造成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使千百万农民和工人长期遭受新地主的奴役。

    让我们来看看新法令的主要根据吧。首先应该指出，在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大臣把这个法案提交国务会议以前，已先在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上讨论过了。大家知道，目前俄国最穷困的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贵族地主，所以“特别会议”迫不及待地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摆脱穷困。西伯利亚的官地将出售或出租给“私人”以供“私人经营”，并且永远绝对禁止非俄罗斯臣民和异族人（异族人中也包括犹太人）获得这些土地，而只允许贵族租赁土地（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于未来的地主是最有利的做法），法令宣称：“贵族在经营方面稳妥可靠，从政府的意图来看，他们是西伯利亚理想的土地占有者。”可见，政府的意图就是要劳动居民完全受大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奴役。这些大土地占有者究竟有多大，从下面情况可以看出来，按照法令，购买土地的数量不得超过3000俄亩，租赁土地的数量完全不受限制，而租期竟规定为不超过99年！西伯利亚的农民每户分得15俄亩土地，而一个穷困的地主，按我们政府的计算，却需要比农民多200倍的土地。

    此外，法令给予地主的优待和特权，真是应有尽有！租地者头五年可以不交纳任何租金。如果他要购买他所租的土地（按照新法令他有这个权利），地价可以在37年内分期付清。经特别许可，拨出供出售的土地可以超过3000俄亩，而且可以按自由价格出售而不公开拍卖，付款可以延期一年，甚至三年。不要忘记，享受新法令的只是一些高级官员以及同宫廷等有关系的人物，他们只须在客厅里同省长或大臣谈上三两句话，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这些优待和特权。

    可是，倒霉的事也就来了。所有这些占有土地的官员们要是找不到不得不为他们干活的“庄稼人”，那纵然有3000俄亩的土地，又有什么用处呢？不管西伯利亚人民的贫困增长得怎样快，当地农民比起“俄罗斯”农民来，还是要独立得多，他们很不习惯在棍棒下工作。新法令竭力要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法令第4条说：“预定拨给私人经营的土地应尽可能同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沙皇政府是在关心贫苦农民的“谋生”问题。就是这位现在向国务会议提出了关于西伯利亚官地拨给私人的法令的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大臣叶尔莫洛夫先生，在10年前就出版了《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没有署名）。在这本书中，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理由允许那些在当地的地主那里可以“谋生”的农民迁往西伯利亚。俄国的国家要人毫不客气地表达彻头彻尾的农奴主观点：农民生来就是为地主工作的，既然农民移居会使地主失去廉价的工人，就不应当“允许”他们随意迁移。但是农民不顾一切困难，不顾拖延刁难，甚至不顾公开的禁令，成千上万地继续迁往西伯利亚，于是沙皇政府就象过去老爷家的总管那样，紧跟在他们后面，以便在新的地方压榨他们。如果高贵的地主的3000俄亩土地同贫瘠的份地和农民的土地（其中好的土地已被占去）“交错在一起”，那么向西伯利亚移民的吸引力也许很快就会减退。附近农民的生活愈艰难，新地主的土地的价格就上涨得愈快，因为这些农民将不得不廉价受雇于地主，或高价租地主的土地，这样一来就和“俄罗斯”完全一样了。新法令直接关心的就是要尽快地为地主建造新的天堂，为农民建造新的地狱。新法令对于出租一茬土地作了特别的保留。一般说来，要转让租来的官地必须得到特别的许可，但是转让一茬土地可以完全自由。地主须要费心的只是雇一个管家，由他把土地按俄亩租给居住在同地主领地“交错在一起”的土地上的农民，并且将现钱寄给老爷。

    但是，贵族们就连这样的“经营”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愿意的。他们要是把官地转卖给真正的业主，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得到一笔巨款。新法令在现在这样的时刻颁布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已经铺设好了[58]，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已经废除了[59]，西伯利亚的移民大量增加，这一切必然会造成（而且已经造成）土地价格的上涨。所以，在目前把官地拨给私人，本质上就是让贵族盗窃国家资产：官地的价格正在上涨，把这些土地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出租或出售给各种各样的官员，让他们从涨价中捞到好处。例如，乌法省有一个县的贵族和官吏用他们买来的（根据类似的法令）土地做了这样一笔交易：他们花6万卢布买下官地，两年后又以58万卢布的价格出售，这就是说，一转手之间就获得了50多万卢布！从这个例子可以想见，由于整个西伯利亚的土地拨给私人，会有多少百万的卢布落入穷困的地主的腰包。

    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的盗窃，提出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谈到要发展西伯利亚的文明，说什么建立示范农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逼得邻近的农民走投无路的大领地，在目前只能加强最不文明的剥削手段。靠盗窃国家财产建立不了示范农场，土地拨给私人，只是使贵族和官吏能够利用土地居间渔利，或者使盘剥性的和高利贷的经营方式更加盛行。高贵的贵族同政府勾结，排斥犹太人和其他异族人（在无知的人民面前，贵族力图把这些人说成是最无耻的剥削者），不让他们获得西伯利亚的官地，以便使自己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最卑劣的富农盘剥。

    他们还谈到西伯利亚的贵族领主等级的政治意义，据说，在那里的知识分子中间，过去的流放犯这种不可靠的人特别多，所以应该建立可靠的国家政权支柱，培养可靠的“地方”分子，来同这些人相抗衡。这些议论所包含的道理比《公民》[60]和《莫斯科新闻》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警察国家触犯了众怒，因此必须人为地建立起能作为国家支柱的集团。它必须造成一个大剥削者阶级，使这些人在一切方面都对政府感恩戴德，都依靠政府的恩赐，让他们用最卑劣的手段（居间渔利，高利盘剥）攫取巨额收入，从而会始终成为任何专横和任何压迫的可靠支持者。亚洲式的政府需要有亚洲式的大土地占有制作为支柱，需要有农奴制的“分配领地”制度作为支柱。既然目前不能分配“有居民的领地”，那可以分配同贫苦农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的领地；既然不便直接把几千俄亩土地分送给宫廷的走狗，那可以用附有无数优惠条件的出售和“出租”（为期99年）来掩盖这种分配。这种土地政策同现代的先进国家如美国的土地政策相比，怎能说不是农奴制政策呢？在美国，谁也不敢议论允许不允许移民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随意迁移的权利。那里，凡是愿意从事农业的人，在法律上都有权利占用本国边疆地区的空地。那里形成起来的不是亚洲式的暴吏阶级，而是发展本国的一切生产力的积极肯干的农场主阶级。那里由于空地很多，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居于首位。

    而我国政府是在什么时候提出它的农奴制法令的呢！是在发生最严重的工业危机，数万、数十万人找不到职业，几百万农民遭到新的饥荒的时候。政府煞费心机要制止叫苦的“喊声”。为此，它把失业工人遣送回乡；为此，它把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的粮食工作交给警官管理；为此，它禁止私人为饥民开办食堂；为此，它封住了报纸的嘴巴。这样一来，饱腹者所讨厌的叫饿“喊声”总算停止了，慈父沙皇就开始援助穷困的地主和不幸的宫廷官员们了。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广为传播新法令的内容。最不开展的工人阶层和最无知最闭塞的农民了解了这个法令，他们就会懂得，政府是为谁服务的，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政府。

    载于1901年9月10日《火星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87—92页

    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
    （1901年8月）

    今年春天的事件引起的社会骚动，象潮水般波及全国各地，至今还没有停止。在今年1月间，俄国社会还是那样死气沉沉，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是那样难于进行自觉的工作，而现在这一骚动对俄国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政府竭尽全力，想拿惯用的肥皂泡来尽快地平息社会上动荡不安的心情，比如发表3月25日那种“殷切关怀”的宣言，实行所谓万诺夫斯基改革，或者派西皮亚金和沙霍夫斯科伊到俄国各地作一次隆重而可笑的视察……某些天真的俄国小市民真的会对这些措施感到快慰，但决非所有的人都会如此。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士有一半是吓破了胆的官吏，他们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沙皇－和平维护者”的苦难时代，一直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看来，现在连他们也开始摆脱这种状态了。恬不知耻的官僚大人，使他们这些几乎失去公民的勇气和美德的怯懦者也感到愤慨和厌恶了。

    据悉，在6月底某城（为谨慎起见，我们不说出城市的名字）举行了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据说，出席大会的有几个省的40—50位地方自治人士。

    地方自治人士开会，当然不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和平的、纯属地方自治机关的任务，他们开会，正象地方自治条例（第87条）所描述的那样，并“不侵犯主管机关的管辖范围和管辖权限”；但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得到行政当局的批准，也没有通知行政当局，因而，用这个条例的话说，会议的召开“违反了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程序”，而参加会议的地方自治人士竟不知不觉地从和平的、无害的问题转而讨论了总的局势。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尽管诚实的地方自治人士有时拒绝激进主义，拒绝非法活动，但是在形势的推动下，他们必然要去成立非法的组织，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当然，我们不会斥责这条顺乎自然的、完全正确的道路。以前政府一直为所欲为，扼杀农村自治，破坏城市和地方自治，并且一意孤行地要彻底砍掉最后剩下的一些地方自治机关。现在地方自治活动家给予政府以有力的、有组织的回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听说在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反对关于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抽税限额的法律时，一位年高德劭的地方自治人士高声喊道：“地方自治人士终于该说出自己的意见了，不然他们就永远不能说了！”我们完全同意自由派活动家这种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地方自治机关正处在内部破产的前夕。要是杰出的地方自治人士不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不抛弃自己平时那种马尼洛夫精神[61]，不抛弃细小琐碎的、无关紧要的问题（如一位德高望重的地方自治人士所说的“脸盆镀锡”问题），地方自治机关就会名存实亡，变成一个普通的“政府机关”。这种不光彩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来地方自治机关一向畏首畏尾、对政府感恩戴德、低声下气地上书请愿，这不能不受到应得的惩罚。现在应该威胁政府，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要再干那些无聊的事，而应该着手进行真正的工作了。

    载于1901年9月10日《火星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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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指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于1891年开始铺设，至1901年竣工（包括外贝加尔铁路在内）。此后，从欧俄向西伯利亚的移民迅速增多。——79。

    [59]《关于废除流放和批准以其他刑罚代替终身和短期流放的暂行条例的命令》于1900年6月10日（23日）经沙皇签署，6月20日（7月3日）连同暂行条例一并公布于《政府通报》。根据这个命令，犯人不再往西伯利亚（它的边远省份除外）和外高加索流放，而改为交感化所管教或流放萨哈林岛（库页岛）。——79。

    [60]《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的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1874年担任过它的编辑。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80。

    [61]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