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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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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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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4.7-1905.3
CC列宁全集第09卷1904.7-1905.3/列宁全集(第2版)
FLMW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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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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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146]

    (1905年2月23日〔3月8日〕)

    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运动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三个引人注目的过渡。第一是从狭隘的宣传小组过渡到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经济鼓动；第二是过渡到大规模的政治鼓动和公开的街头游行示威；第三是过渡到真正的国内战争，过渡到直接的革命斗争，过渡到人民的武装起义。其中每个过渡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准备起来的：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按着一个方向所进行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整个心理状态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愈来愈多的阶层被唤起进行更自觉、更积极的斗争。这些变化有时是无声无息的，无产阶级聚集力量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因而常常使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的持久性和生命力感到失望。后来，转变关头一到，整个革命运动好象一下子就上升到一个新的高级阶段。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面前，从实际上提出了新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些新的任务，转变前夕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的力量，好象是从地底下生长了出来。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这里并不是没有动摇，社会民主党内各派别之间并不是没有斗争，也并不是没有人要倒退，回到陈腐的、看来早已过时的和被埋葬了的观点上去。

    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经历这样一个动摇时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当时是冲破机会主义理论向政治鼓动过渡的，当时曾有人担心力量不足以应付新的任务，并过分频繁地重复“阶级的”一词或用尾巴主义的观点解释党同阶级的关系，以此来为社会民主党落后于无产阶级的要求的现象辩护。运动的进程清除了所有这些目光短浅的忧虑和落后的观点。现在，反对腐朽集团和派别的斗争，又伴随着新的高潮到来，虽然这一斗争的形式略有改变。工人事业派在新火星派身上复活了。要使我们的策略和组织适应新的任务，必须克服“高级形式的示威”(地方自治运动计划)，或“组织—过程”等机会主义理论的反抗，必须反对那种害怕“规定”起义，或害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反动心理。现在有人又在过分频繁地(而且常常是非常愚蠢地)重复“阶级的”一词和降低党对阶级应负的任务，以此来为社会民主党落后于无产阶级的迫切需求的现象辩护。有人又在滥用“工人的主动性”的口号，崇拜低级形式的主动性，而忽视高级形式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忽视无产阶级本身的真正革命的首创精神。

    毫无疑问，运动的进程这一次也将清除所有这些陈腐的和没有生气的观点的残余。但是，这种清除决不应只限于驳斥旧的错误，而更多的是要进行建设性的革命工作，从实际上实现新的任务，把现在涌上革命舞台的大批新的力量吸引到我们党方面来，让我们党利用这些力量。正是这些建设性的革命工作的问题，应当成为即将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现在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在地方工作和总的工作中，正是应当将自己的全部思想集中到这些问题上。什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我们大体上已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就是：把鼓动扩展到城乡贫民更多的阶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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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创立更广泛的、更灵活的和更牢固的组织，准备起义和武装人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与革命民主派达成协议。什么是实现这些任务的新的力量呢？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关于全俄到处发生总罢工的消息，以及关于青年、整个民主派知识分子甚至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罢业和革命情绪激昂的消息。存在着这些巨大的新生力量，同时又坚信现在俄国这种空前未有的革命震动所波及的也还只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储存的全部大量易燃物的一小部分，所有这些就是新的任务可以解决而且一定会解决的充分的和绝对的保证。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首先就是究竟怎样来利用、指导、联合和组织这些新的力量，究竟怎样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到当前时局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任务上，同时又决不忘记那些旧有的和日常的任务，这些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还存在，这些任务就始终会摆在我们面前。

    为了指出一些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办法，先来谈谈一个个别的、但在我们看来却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不久以前，就在革命开始的前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第63期)谈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工作问题。《解放》密切注视着社会民主党内两派间的斗争，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新《火星报》向“经济主义”的转变，并着重指出(在谈到“一工人”的蛊惑性的小册子时)它对“经济主义”的深刻的原则上的同情。自由派的机关报正确地指出，从这本小册子中(见《前进报》第2号关于这本小册子的评论[注:见本卷第143—149页。——编者注])必然得出否定或缩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结论。而《解放》在谈到“一工人”所说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胜利后经济斗争已被忽视这种完全错误的论断时说道：

    “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有一种错觉，它害怕文化工作，害怕合法道路，害怕‘经济主义’，害怕工人运动的所谓非政治形式；而不懂得，只有文化工作，合法的和非政治的形式，才能为那堪称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建立十分巩固和十分广泛的基础。”于是《解放》就劝告解放派分子“要带头创立工会运动”，不是反对社会民主党，而是与它一道进行活动，并且把这同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相对比。

    这里不是谈论这个极端错误的对比的地方。首先必须重新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合法形式的态度的真相。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该书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不仅必须揭穿祖巴托夫学说，而且要揭穿一切谈论“阶级合作”问题的动听的自由主义言词(《解放》杂志在请求社会民主党合作时，完全承认第一个任务，而对第二个任务则默不作声)。该书继续说：“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我们在合法会议上揭露祖巴托夫派和自由派时，是把莠草和小麦分开的。“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9—110页。——编者注]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所谓“害怕”运动的合法形式问题上，成为“错觉”的牺牲品的完全是《解放》杂志。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害怕这些形式，而且直接指出在这些形式中既有莠草又有小麦。可见，《解放》杂志只是用自己的议论来掩盖自由派的真实的(有根据的)害怕心理，自由派唯恐革命社会民主党会揭穿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

    但是，从当前的任务的角度看来，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关于解除革命者的一部分工作的问题。正是在当前革命开始的局势下，这个问题具有特别迫切和特别广泛的意义。《怎么办？》一书写道：“我们愈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愈会被迫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44页。——编者注]但是，积极的革命斗争解脱“我们的一部分负担”，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条道路，而且还可以通过其他许多道路。当前的局势不仅仅把许多以前被禁止的东西“合法化了”。它使运动大大扩展，以至除了政府承认合法的事物以外，还有许多以前曾被认为只有革命者，而且的确只有革命者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已付诸实践，成为大家都能做到的平常事情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的特征，就是这个运动排除一切障碍，不顾沙皇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各种警察手段，不断取得更大的行动自由。革命无产阶级无论在工人阶级中，或是在其他阶级中(当然，这些阶级只是赞同工人民主派的一小部分要求)好象都处于一种政府无法得到的同情和赞助的气氛之中。在运动开始时，社会民主党人曾不得不完成大量的几乎完全是文化性的工作，力量差不多完全用在经济鼓动上。后来，这些工作便一件一件地逐渐交给新的力量，交给被吸引到运动中来的更广泛的阶层。革命组织逐渐集中掌握真正的政治领导工作，即从工人抗议和人民不满的表现中作出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的工作。起初我们曾不得不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直接意义的和转义的。现在，政治知识水平已大大提高了，可以而且应当把全部力量集中到有组织地领导革命巨流这个更直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上去。现在，自由派和合法报刊正进行着过去曾一直占用我们过多力量的大量“准备”工作。现在，那种没有受到已被削弱的政府追究的公开宣传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要求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广泛，以至我们倒要去适应运动的崭新规模了。当然，在这个准备工作中既有莠草又有小麦：当然，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更加注意清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但是，和以前我们主要是唤醒政治上不觉悟的群众的活动比较起来，这一工作将包含着更多得多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

    人民运动开展得愈广泛，各个阶级的本质就暴露得愈清楚，党领导阶级，做阶级的组织者，而不做事变的尾巴的任务就显得愈迫切。各种各样的革命主动性愈是到处普遍发扬，一切空谈家[注:此处《前进报》上刊印的是：“新火星派”，不是“一切空谈家”。——俄文版编者注]乐于重复的关于一般主动性的工人事业派言论，就更显得空洞无物，社会民主主义主动性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事变对我们的革命首创精神提出的要求也就更高。不断涌现的社会运动洪流愈宽广，能够替这些洪流开辟新河道的巩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就更加重要。不以我们为转移而进行的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愈是有利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为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民主派侵犯而实行的有组织的领导就更加重要。

    革命时代对于社会民主党，就如同战争时期对于军队一样。必须扩大我们军队的干部队伍，把军队从平时的编制改为战时的编制，动员预备军和后备军，召回休假的官兵，建立新的辅助军团、辅助支队和勤务部队。不要忘记，在战争中必然而且必须用训练较少的新兵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经常要用普通士兵来代替军官，必须加速和简化士兵提升为军官的过程。

    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大力扩大党的和靠近党的各种组织，以便多少能跟得上百倍增长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洪流。这当然不是说应当把坚持不懈的训练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系统教育搁置一旁。不是的，但是应当记住，现在，军事行动本身在训练和教育工作上具有更大得多的意义，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正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并且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方向教育着未曾受过训练的人们。应当记住，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的”忠诚现在更进一步加强了，因为革命事变进程到处给予群众实际教育，而这些教育恰恰在证实我们的信条。因此，我们所说的不是放弃信条，不是减弱我们对那些游移不定的知识分子和华而不实的革命家们所持的不信任与怀疑态度，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所说的是关于讲授信条的新方法，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忘记这些新方法是不能容许的。我们是说，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利用伟大革命事变的实际教材，向群众——已经不是向小组——讲授我们旧的“信条”课程，例如，要讲必须在实际上把恐怖手段和群众起义融合起来，应当善于在俄国有教养的社会的自由主义的背后看到我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参看《前进报》第3号上关于这一问题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战[注:见本卷第175—181页。——编者注])。

    所以，问题不是要削弱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严格要求和我们的正统的不调和态度，而是要通过新的途径，用新的教育方法去加强它们。在战争时期，应当通过军事行动直接教育新兵。同志们，更大胆地采用新的教育方法吧！更大胆地组织更多的战斗队，派他们去战斗，吸收更多的青年工人，扩大一切党组织的通常范围，从委员会直到工厂小组、行业工会、大学生小组！要记住，我们在这一工作中的任何拖延，都会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因为新的水流急于寻找出路，如果它们找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河道，就必然会冲入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河道。要记住，革命运动的每个实际步骤，都将不可避免地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来教育青年新兵，因为这一科学是以客观地正确地估计各个阶级的力量和趋向为基础的，而革命不外是对旧的上层建筑的破坏和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向创立新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阶级的独立行动。但不要把我们的革命科学降低为仅仅是一种书本上的信条，不要拿什么策略－过程、组织－过程等这类为涣散、踌躇和消极辩护的可鄙词句来糟蹋我们的革命科学。让各种不同的团体和小组有更多的自由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要记住，就是没有我们的忠告，不要我们的忠告，革命事变进程本身的严峻要求也会保证它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人们早就说过，在政治上常常要向敌人学习。而在革命时期，敌人总是特别有效地和迅速地强迫我们作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总括起来说就是：应当考虑迅猛发展的运动，考虑新的工作速度，更自由的气氛和更广阔的活动天地。要使整个工作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要把训练方法的重心从平时的授课转到军事行动上来。要更大胆、更广泛和更迅速地把年轻的战士吸收到我们各种各样的组织中来。要刻不容缓地为此建立数以百计的新组织。不错，是要数以百计的组织，这不是言过其实，请不要反驳我，说现在进行这样广泛的组织工作已经“晚了”。不，组织工作永远谈不上晚。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合法取得和非法夺来的自由，来增加和巩固各种各样的党组织。不管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如何，也不管革命由于某种情况多么早地受到阻挠，要稳妥可靠地保持革命的一切实际成果，只有看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如何。

    “组织起来！”这个多数派拥护者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想加以明文规定的口号，现在应当立刻实现。如果我们不能够大胆主动地建立新的组织，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起先锋队作用的空洞抱负。如果我们束手无策地停留在已经达到的委员会、团体、会议、小组等的界限、形式和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是以此证明我们自己无能。现在，在事变的影响下，有成千的小组出现在各地，它们没有通过我们，也没有任何固定的纲领和目的。要让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这就是与尽可能多的这样的小组建立和加强直接的联系，让他们给这些小组帮助，用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启发它们，用自己的革命首创精神去鼓舞它们。除了自觉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以外，让所有这样的小组或者直接加入党，或者靠近党。在后一种情况下，既不能要求它们接受我们的纲领，也不能要求它们同我们建立必要的组织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反抗的情感，只要它们同情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那么，在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开展积极活动的情况下，在事变进程的压力下，这些靠近党的小组就会首先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民主主义的助手，然后又成为它的具有坚定信念的成员。

    人才很多又很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生活和组织需求间的矛盾很早就可以用这种矛盾的说法来表达了。这个矛盾现在表现得特别突出：到处都在强烈地呼求新的力量，埋怨组织内缺乏人才，而与此同时，到处又有大批的人自请效劳，年轻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年轻力量在不断增长。做具体组织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埋怨缺乏人才，就是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最高发展时代罗兰女士所陷入过的那种错觉之中。罗兰女士在1793年写道：法国没有人才，遍地都是侏儒。谁这样说，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谁就是承认自己已被事变弄得眼花缭乱，不是他这个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识和活动中支配着事变，而是事变支配着他，事变压倒了他。这样的组织者最好是引退，让位给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充沛精力足以补偿那些陈规老套。

    人才是有的，革命的俄国从来也未曾有过象现在这样多的人才。革命的阶级从来也未曾有过象现代俄国无产阶级所拥有的这样无比有利的条件：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和不自觉的助手。人才多得很，只是需要抛弃那些尾巴主义的思想和训戒，只是需要让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得到充分发挥，让“计划”和“所干的事业”能够充分实现，这样我们才配做伟大革命阶级的代表，这样俄国无产阶级才会象它开始进行革命时那样英勇地把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进行到底。

    载于1905年2月23日(3月8日)《前进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94—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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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是经过几次反复写成的。1905年1月25日(2月7日)以前，列宁就打算写这样一篇文章，并想以《动员无产阶级的军队》为题，把它写成《前进报》第6号的社论，还为此作了笔记(见本卷第386—388页)，但这篇社论没有写成。《前进报》第6号和第7号出版后，列宁又决定以《当务之急》为题来写这篇文章，并拟出了提纲(见本卷第389—391页)。但列宁对已经写出的这篇文章的手稿仍不满意。最后，列宁把《当务之急》改写成了《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本卷《附录》中收载的《〈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材料》，反映了撰写过程中列宁的考虑和想法。——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