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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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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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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列宁全集第16卷1907.6-1908.3/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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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29]

    （1907年11—12月）

    1905年秋天到1907年秋天这两年的革命，提供了大量有关俄国农民运动、有关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历史经验。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演进时期（即千百万人听任一万个上层分子宰割的时期），无论在农民群众同地主直接作斗争方面，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稍微自由地表达农民要求方面，都不可能象这两年那样提供如此丰富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社会制度的内部机制。因此，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来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绝对必要的，何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行的土地纲领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1906年4月通过的，即在全俄农民代表初次公开提出农民的土地纲领同政府的纲领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纲领相抗衡的前夕通过的。

    修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必须拿有关俄国土地占有情况的最新材料作基础，以便尽量确切地判明当代各种土地纲领的经济背景究竟是什么，伟大的历史性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应该把实际斗争的这个经济基础同它在各阶级代表的纲领、声明、要求和理论中的思想政治反映作一对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也只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后者总是从“抽象的”正义，从“劳动原则”理论等等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官僚也不同，后者在任何一次变革中总是大谈改良实际可行，大谈“国家”观点，以此来掩饰其对剥削者的利益的维护。

    第一章

    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

    1．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1907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公布的《1905年度地产统计》，使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欧俄50个省的农民和地主分别占有的土地面积。我们先举出一些总的材料。欧俄（50个省）的总面积是4230500平方俄里，合44080万俄亩（见1897年1月28日的调查材料）。1905年度的地产统计只统计了39520万俄亩，这些土地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gif}[130]

    从这个总数中首先应该除去远北方的官地，其中一部分是冻土带，一部分是最近还无法用于农业的森林。这种土地在“北方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2.gif}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3.gif}
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奥洛涅茨和沃洛格达三省）有10790万俄亩。不言而喻，我们如果把所有这些土地统统抛开不算，那就把不宜耕作的土地估计得太多了。我们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象亚·阿·考夫曼先生这样一位谨慎的统计学家，就认为沃洛格达和奥洛涅茨两省有2570万俄亩森林（已经除去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可以补分给农民[注：见《土地问题》文集，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1907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305页。]。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全部土地，并没有把森林除开，在确定用于农业的土地资产时，最好谨慎一点。除去10790万俄亩，还剩下28730万俄亩。凑成整数，我们就算作28000万俄亩，把一部分城市土地（共200万俄亩）和维亚特卡、彼尔姆两省的一部分官地（该两省的官地共为1630万俄亩）抛开不算。

    欧俄可耕地总的划分如下：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4.gif}    

    现在必须把小地产和大地产（尤其是最大的地产）的数字分别列出，以便具体地了解在俄国革命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背景。不过这类数字是不完全的。在13880万俄亩份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13690万俄亩。在1017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有8590万俄亩；其余1580万俄亩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我们研究一下后一类土地的构成，就会看到其中有1130万俄亩土地是属于各农民村团和协作社的；就是说，总的说来这是小地产，可惜没有按地产大小来划分。其次，有370万俄亩土地属于1042个“工商业的、工厂的以及其他的”协作社。其中占有土地1000俄亩以上的协作社有272个，共占有土地360万俄亩。这显然是些地主的大地产。这种大地产主要集中在彼尔姆省。该省9个这样的协作社竟占有土地1448902俄亩！大家知道，乌拉尔的工厂有好几万俄亩土地，这是农奴制领主大地产在资产阶级俄国的直接残余。

    这样我们便从属于各村团和协作社的土地中划出360万俄亩作为最大的地产。其余的土地虽然没有划分，但总的说来都是小地产。

    在3950万俄亩官地及其他土地中，只有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131]按地产大小划分。这也是半中世纪式的特大的地产。按地产大小划分和未按地产大小划分的土地总数如下：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5.gif}
    
    现在来看看份地按地产大小划分的情况。把我们的资料的数字归纳为比较大的几类，其结果如下表：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6.gif}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农户（1230万户中有620万户）每户只有8俄亩以下的土地，一般说来，这是绝对不够维持全家生活的。每户占有土地15俄亩以下的为1010万户（他们共有土地7290万俄亩），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下，有4／5以上的农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中等的富裕农户（按私有土地数量来说）在1230万户中占220万户，拥有13690万俄亩土地中的6390万俄亩。能称得上富有的只是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这类农户一共只有6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20。它们拥有的土地则几乎占总数的1／4：在13690万俄亩中占有3270万俄亩。为了判断这类土地富有的农户包括哪几种农民，我们要指出，哥萨克[132]在其中占第一位。在每户拥有超过30俄亩土地的农户中，有266929户是哥萨克农户，共有土地14426403俄亩，也就是说，这类农户在哥萨克农户中占绝大多数（在欧俄有278650户哥萨克农民，共有土地14689498俄亩，平均每户52．7俄亩）。

    要对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而不是所占的份地多少）的大致情况作出判断，我们现在可以依据的全俄材料只有马匹的统计材料。根据1888—1891年最新的军马调查，欧俄48个省各类农户的情况如下：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7.gif}

    总之，贫苦农户占一半以上（在1010万户中占560万户），中等农户约占1/3（每户有2—3匹马的为330万户），富裕农户占1/10强（在1010万户中占110万户）。

    现在再来看看私有地产分配情况。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没有把最小的地产划分得十分清楚，却提供了关于特大地产的详细材料。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8.gif}

    第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地产占绝对优势，619000户小土地占有者（每户不到50俄亩）一共只占有650万俄亩土地。第二，我们看到有占地极多的大地产：699个私有者，几乎每人占有3万俄亩土地！28000个私有者集中了6200万俄亩土地，即平均每个私有者占有2227俄亩土地。这些大地产绝大多数都属于贵族，在27833户中他们占了18102户，共占土地44471994俄亩，即占大地产总面积70％以上。从这些数字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中世纪农奴主－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2．斗争是为了什么？

    1000万个农户拥有7300万俄亩土地。28000个贵族大地主和暴发户大地主却拥有62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主要背景。在这一主要背景下，耕作技术惊人地落后，农业荒废不堪，农民群众备受压迫和折磨，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剥削形式花样百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在有关农民经济的大量著作中已有极详细的描述，为了不离开本题，我们在这里只极简单地提一提。上述地产面积同农户规模是极不相符的。在清一色的俄罗斯人居住的省份中，资本主义大农业无疑居于次要地位。这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大地产中的小农业：这里有形形色色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工役（徭役）经济、“冬季雇佣制”，以及用牲口毁苗作为借口或者利用割地来进行盘剥，如此等等。受尽农奴制剥削的农民群众都惨遭破产，其中有的把自己的份地出租给“殷实的”业主。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逐渐变成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租赁土地，用以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剥削数以十万计的雇工和日工。

    考虑到俄国经济学界已经完全肯定的这些事实，在谈目前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把土地占有情况分为四大类：（1）大量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户，剥夺大地产同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可以从中直接获得最多的好处。（2）为数甚少的中等农民，他们现在占有的土地面积接近中等水平，勉勉强强可以维持经营。（3）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他们正在变成农民资产阶级，并且通过一系列逐步的过渡同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产联系起来。（4）农奴制大地产，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现阶段俄国资本主义农庄，其大部分收入是靠盘剥农民和对农民进行工役制剥削得来的。

    自然，根据现有的地产材料，只能大致地、约略地、概括地分出这四大类。但是我们至少必须这样来划分，不然的话，就不能勾画出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全貌。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数字的局部修正，这一类或那一类上下限的局部变动，都不会使总的情况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重要的不是这种局部的修正，重要的是把力求获得土地的小地产占有者同垄断大量土地的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作一个鲜明的对照。无论是政府的（斯托雷平的）经济学或是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的）经济学，其主要的虚伪之处就是隐瞒或掩盖这种鲜明的对照。

    我们假定上述四类土地占有情况如下：（1）15俄亩以下；（2）15—20俄亩；（3）20—500俄亩；（4）超过500俄亩。为了从整体上来看争取土地的斗争，我们自然要把每一类中的份地和私有地产算在一起。私有地产在我们的材料中分为10俄亩以下和10—20俄亩两类，因此把土地在15俄亩以下的都划为一类就只能是一种大致的划分。由于这种大略的算法和我们采用的凑成整数的办法而可能出现的误差是微不足道的（读者马上就会确信这一点），决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

    按照我们的分类，目前欧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9.gif}

    这就是产生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种种关系。这就是农民（平均每户7—15俄亩土地，加上盘剥性的租佃制等等）反抗特大地主（平均每个农庄有2333俄亩土地）的斗争的起点。作为这一斗争的终点的客观趋势是什么呢？显然，这一趋势就是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地主占有的土地（根据一定的原则）转交给农民。在受农奴制大地产盘剥的小农业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客观趋势的产生是完全必然的。要象我们说明这场斗争的起点，即说明目前的情况那样，用直观的图表来表示这种趋势，就必须假设一个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情况，即假定所有的农奴制大地产以及所有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交给破产农民。这是所有参加当前土地斗争的人多多少少都能清楚地设想到的最好的情况。政府说要“分地”给“穷人”，自由派官吏（立宪民主党人也是这样）说要给少地农民补分土地，劳动派农民说要把占有的土地增加到“消费的”或“劳动的”土地份额，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地给贫苦农民的设想（1907年5月26日，策列铁里在第二届杜马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同意民粹派分子卡拉瓦耶夫的估计，认为5700万俄亩转让的土地价值65亿卢布，其中25亿由占有土地不到5俄亩的贫苦农民承担。见速记记录第1221页）。总之，尽管地主、官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对改革的任务和条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指出同一个趋势，即大地主的土地将转让给最贫穷的农民。至于各阶级对转让土地的规模和条件有哪些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们下文另谈。现在，我们再列一个表格来说明斗争可能达到的终点，作为说明斗争起点的那张表格的补充。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目前的情况，现在再来说明到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假定3万个地主每个留下100俄亩土地，总共留下300万俄亩，其余的6700万俄亩土地和5000万俄亩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归1050万户贫苦农民。结果如下：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0.gif}

    这就是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这一斗争的起点和这一斗争的趋势即终点，也是（在斗争的参加者看来）最好的结果。

    在研究这一经济基础及其思想（以及思想政治的）外衣之前，我们还要先讲一讲可能产生的误会和反对意见。

    第一，有人会说，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只是假定了分配土地，却还没有研究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分配、土地国有化和社会化等问题。

    这是一种误会。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土地占有制的条件是完全抛在一边的，土地转交农民的条件也完全没有涉及（是归农民所有，还是归农民按某种形式使用）。我只是笼统地讲土地都转交给小农，而我国土地斗争的这种趋势是不容怀疑的。小农正在斗争，争取土地转到他们手中。小农业（资产阶级的）正在反对大地产（农奴制的）[注：我在括号中指出的这两点，是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思想家没有意识到或加以否认的。关于这点下面再谈。]。土地变革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我所描述的结果，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第二，有人会说，我没有权利设想把全部被没收的土地（或被剥夺的土地，在我的叙述中还没有讲到剥夺的条件）统统转交给土地最少的农民。有人会说，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土地应该转归较为富裕的农民。然而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误会。为了证明土地变革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必须假设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的最好的情况，我必须假定斗争的参加者自己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我必须假设最接近于所谓“土地平分”[133]的情况，而不谈土地变革以后的结果。如果群众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群众就会为自己取得胜利的果实。至于这些果实以后会落到谁的手里，那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有人会说，我所以能得出非常有利于贫苦农民的结果（把全体贫苦农民变成每户有18俄亩土地的中等农民），是由于我夸大了闲置土地总额。有人会说，森林不能作为分给农民的份地，应该把它除外。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营垒里的经济学家很可能甚至一定会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但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一）只有一辈子在农奴主－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官吏才会以为农民不会合理经营森林，不会利用森林为自己（而不是为地主）取得收益。在警官和俄国自由派看来，问题是：怎样保证庄稼汉有份地？在觉悟工人看来，问题是：怎样把庄稼汉从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中解放出来？怎样粉碎农奴制大地产？（二）我已经把整个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奥洛涅茨三省）以及维亚特卡和彼尔姆两省的一部分地区除外了，那些地方要想在最近的将来把森林地开发成农业用地是困难的。（三）单独计算森林面积，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而对结果不会有多大改变。例如考夫曼先生，他是个立宪民主党人，可见对待地主的土地是相当慎重的，他认为除去占土地面积25％的多林地区，还有森林地可以用来弥补土地的不足，这样一来，44个省提供的土地总数就有10170万俄亩了。据我计算，47个省约有土地10100万俄亩，也就是7000万俄亩农奴制大地产中的6700万俄亩土地，以及3400万俄亩的官地和其他机关的土地。如果把超过100俄亩的地产一律加以剥夺，那么总数还会增加900—1000万俄亩[注：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1.gif}]。

    3．立宪民主党的著作家们掩盖斗争的实质

    上面所举的地主大产业对于俄国争取土地的斗争所起的作用的材料，还应该作一补充。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纲领的特征，就是用所谓“土地份额”的种种设想混淆了究竟哪一个阶级是农民最强大的敌人，哪些地产是剥夺的主要对象等问题。

    有些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主要谈按照某种“份额”分地给农民需要多少土地，而不谈更具体更实际得多的问题：究竟有多少土地可供剥夺。前一种问题提法抹杀了阶级斗争，妄想用所谓“国家”观点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后一种问题提法把问题的重心完全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最能代表农奴制倾向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阶级利益上。

    关于“土地份额”这一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这里只先提一下劳动派中的一个“侥幸的”例外和一位典型的立宪民主党著作家。

    在第二届杜马中，人民社会党人杰拉罗夫讲到转让土地究竟会触动百分之几的私有主（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杰拉罗夫所讲的正是转让土地（强制转让）问题，没有提出没收的问题，而且看来是采取了与我在表格中的假设相同的转让标准，即500俄亩。可惜，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第1217页）把杰拉罗夫的这段话记错了，或者是杰拉罗夫先生自己弄错了。记录中写道：强制转让将涉及32％的私有主及其占总数96％的私有土地，据他说，其余的68％的私有主只有4％的私有土地了。其实，不是32％，而应该是3．7％，因为27833个私有主只占总数752881的3．7％，而他们的土地有6200万俄亩，占8580万俄亩的72．3％。不知道是杰拉罗夫先生说错了，还是他引用的数字不对头。但无论如何，在杜马的许多发言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谈到了斗争（最直接最具体的意义上的斗争）是为了什么。

    那位立宪民主党著作家，就是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他的“大作”。不错，他其实是个“无题派”，他同资产阶级《同志报》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有时以立宪民主党人的身分出现，有时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身分出现。这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小撮彻头彻尾的伯恩施坦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参加任何政党，经常在自由派的刊物上唱一些比普列汉诺夫稍右的调子。这里要提一提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因为他是最早在报刊上引用1905年地产统计数字的人之一，而且实际上采取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的立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同志报》（1907年3月13日第214号和4月10日第238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同官方统计编制人佐洛塔列夫将军进行论战，因为佐洛塔列夫将军力图证明政府完全可以不采用任何强制转让的办法便把土地改革搞好，证明每一农户只要有5俄亩土地就能经营了！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更具自由派特色：他认为每户要有8俄亩。他不止一次说明，这个数目是“根本不够的”，这样的计算是“最起码的”等等，然而在确定“土地的需要量”（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上述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时，仍旧提出了这个数字。他解释说，他用这个数字是“为了避免多余的争论”……大概指的是同佐洛塔列夫先生之流的“多余的争论”吧？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样算出“明显少地”的农户占总数的一半，他正确地计算出，为了每户补足到8俄亩，需要1860万俄亩土地，但是政府似乎总共只有900万俄亩，因此，“不采取强制转让的办法是不行的”。

    这位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者说立宪民主党化的孟什维克先生，他的计算也好，论断也好，都绝妙地表现了自由派土地纲领的精神实质。关于农奴制大地产以至一切大地产的问题完全被抹杀了。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只引用了所有50俄亩以上的私有地产的材料。这样一来，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点被掩盖起来了。一小撮（确确实实是一小撮）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被巧妙地掩饰起来了。这里并没有揭露大地主的阶级利益，而是向我们提出所谓靠官地“不行”的“国家观点”。假如靠官地就行的话，那么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从他的论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一点也不会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

    农民靠这点份地（8俄亩）是要挨饿的。地主被“强制转让”的土地是微不足道的（1800万－900万＝900万俄亩。500俄亩以上地产共有6200万俄亩，而这只占900万俄亩！）。为了实现这样的“强制转让”，就得让地主去强制农民，1861年的情形[134]就是这样！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有意也好，无意也好，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他是正确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地主实质。不过立宪民主党人是很谨慎很狡猾的：他们究竟想剥夺地主多少土地，关于这一点他们认为还是绝口不谈为好。

    4．土地变革的经济实质及其思想外衣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土地变革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产，造就自由的和富裕的（在目前可能的范围内）农民，使他们不是勉强地混日子，不是在地里苦熬，而是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这种变革完全不触动，也不可能触动农业中的小规模经营、市场对生产者的统治即商品生产的统治，因为争取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并不能改变这块土地经营中的生产关系。然而我们看到，这一斗争的特点就是：小农业在原属农奴制大地产的土地上蓬勃发展。

    民粹派理论是当前这场斗争的思想外衣。全俄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公开提出土地纲领，完全证实了民粹派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

    我们已经指出，农民所要争取的土地资产，其中主要的基本的部分就是农奴主的大领地。我们采取了500俄亩这一很高的剥夺标准。但是不难相信，不管怎样降低标准，比如降低到100或50俄亩，我们所作的结论仍然是完全有效的。现在我们把20—500俄亩这第三类再分为三小类：（1）20—50俄亩；（2）50—100俄亩；（3）100—500俄亩。然后再看看这三小类农户各有多少份地和私有地产：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2.gif}

    由此可见：第一，上面已经讲过，没收超过100俄亩的土地，能增加土地资产900—1000万俄亩，如果按照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契热夫斯基的假设，超过50俄亩的土地一概没收，那土地资产就会增加1850万俄亩。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制大地产也还是土地资产的基本部分。当代土地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这种大地产同高级官僚的联系也是众所周知的。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引用了鲁巴金先生的一项材料，说明俄国高级官吏的田庄规模有多么巨大。第二，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即使把超过100俄亩的份地和田庄除外，最大份地（以及小田庄）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变革时的农民，在占有的土地多少方面，尤其是在拥有的资本大小、牲畜数量、农具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分化。农民在份地范围以外的财产分化比份地方面的分化大得多，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学著作已经予以充分证实。

    民粹派的理论多少正确地反映了农民对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看法，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呢？民粹派理论的实质就是两个“原则”：“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两个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马克思主义著作多次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证，这里就不必再谈了。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两个“原则”中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没有给以应有评价的一个特点。这些原则以模糊的形式确实反映了当前历史时刻的某种现实的和进步的东西，即反映了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殊死斗争。

    请看上面那张表明我国农业制度从目前这种状况向当代资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的演变情形的表格。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将来的“那时”和当前的“现在”的差别在于，那时的土地占有情况要“平均”得多，新的土地分配情况将更加符合“劳动原则”。这不是偶然的。在一个通过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来挣脱农奴制束缚的农民国家里，情况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大地产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必然意味着土地占有较为“平均”。资本主义在粉碎中世纪大地产时，从土地占有较为“平均”开始，并且由此建立起新的大农业，在雇佣劳动、机器和高超的农业技术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工役和盘剥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大农业。

    一切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受到小业主的狭窄眼界的局限，看不到农民在挣脱农奴制枷锁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以及“平均制”这两个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立自在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批判得对，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每户只有7俄亩份地、受尽地主剥削的1000万户破产农民要求分配[注：这里讲的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有财产，而是分给农民经营使用。这种分配是可能的，而且在小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土地地方公有化还是土地国有化时都是如此。]平均占地2300俄亩的农奴制大地产的愿望。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愿望，并且推动人们去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错误地用一些含混暧昧的、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泛词句把这一点掩盖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口号的社会主义字句的虚伪性时，要是看不到这些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口号在反对农奴制斗争中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民粹派看作“社会化”的变革，其实际内容是最彻底地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最坚决地铲除农奴制度。我上面所列的那张表格正是表明了在消灭农奴制方面的最高限度和由此所能达到的“平均制”的最高限度。民粹派以为“平均制”能消除资产阶级性，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除此以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小资产者思想上的幻影、空想而已。

    有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粹派理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意义作了眼光短浅的和非历史的评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考虑过民粹派所主张的“没收”地主地产的意义。我们只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占有制条件下这种变革的经济基础，就不仅能懂得民粹派理论的虚妄，而且能懂得这种虚妄理论的现实内容，即受到一定的历史任务局限的斗争的真谛，反农奴制斗争的真谛。

    5．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

    现在再往下讲。我们已经说过，民粹派的理论从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虽是荒谬的、反动的，而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史任务而言）和进步的。我们说俄国土地占有制和俄国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农奴制度必然消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变革必然发生，那么试问，这是不是说这一变革只能有一种确定的形式呢？还是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革命，对于正确认识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拿上面引的那些关于革命的经济基础的材料作依据。

    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因为这是俄国农奴制残余最突出的体现和最坚固的支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可避免地会消灭这种残余。在这方面，俄国只有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这一条道路。

    但是发展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

    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135]，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

    在俄国经济史中，这两种演进方式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拿农奴制崩溃时代来说吧。当时地主和农民之间在实行改革的方法问题上有过一场斗争。双方都主张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前者主张这种发展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地主产业，保留地主的收入和地主的（盘剥性的）剥削手段。后者的利益却要求这种发展在当时经营水平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的福利，消灭地主的大地产，消灭一切农奴制的和盘剥性的剥削手段，扩大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不言而喻，同按地主的办法实行的农民改革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注：关于这一点，我在《科学评论》杂志[136]（1900年第5期和第6期）上写过：“……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情况：（1）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77—578页。——编者注）]。只有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民粹派所极力描绘的那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农民在1861年被剥夺土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恰恰相反，这一事实可能成为而且确实成了盘剥性的即半农奴制租佃制的保证，成了大大阻碍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力增长的工役经济即徭役经济的保证。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不是什么“人民生产”或“劳动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象我国民粹派过去和现在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一场争取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反对普鲁士式的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的斗争。

    在俄国那些没有农奴制、农业完全由自由农民或主要由自由农民经营的地方（例如在改革后才有移民的伏尔加左岸、新罗西亚以及北高加索一带的草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背着农奴制残余的重负的中部地区[注：关于俄国边疆地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待垦土地的作用，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经详细谈过了（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185、444页及其他许多页）。1908年圣彼得堡出了第2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1—222、495、522—526页。——编者注）]要快得多。

    如果说俄国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农业区，向我们表明了由这两种农业演进方式分别占优势的两种不同地区在所谓空间上或地理上的分布情形的话，那么这两种演进的基本特点，在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并存的一切地区同样可以看得很明显。民粹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只是把地主经济看成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根源，对于农民经济，却从“人民生产”和“劳动原则”的角度来观察（现在的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如此）。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地主经济在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逐渐用“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用集约化耕作代替三圃制，用地主农庄的改良农具代替农民的古老农具。农民经济也在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村社”[137]情况愈好，农民一般生活水平愈高，农民分化为资本主义农业中两个对抗阶级的过程也就愈迅速。所以，农业演进的两种潮流随处可见。贯穿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作为我国革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的农下面谈到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时，再来专门讲这一点。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就是争取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的斗争。

    只有清楚地了解到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才能正确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才能正确理解各党派所提出的各种土地纲领的阶级意义[注：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少人往往非常糊涂，彼·马斯洛夫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上指出了下面两条道路：（1）“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2）“反对经济发展的无谓斗争”。他说：“第一条道路把工人阶级以及整个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第二条道路则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手中〈！〉，推到大私有者和小私有者之间的斗争中去，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除了失败得不到任何东西。”（第92页）第一，“第二条道路”是一句空话，是一种幻想，而不是什么道路；这是一种虚妄的思想，而不是发展的实际可能性。第二，马斯洛夫没有看到，斯托雷平和资产阶级也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现实斗争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问题。第三，认为俄国可能有某种不“把”工人阶级“推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去的道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第四，认为在某种“道路”上可以没有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之间的斗争，那也是胡说八道。第五，马斯洛夫用欧洲的一般的范畴（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抹杀了在目前革命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俄国历史特点——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同封建大私有者的斗争。]。再说一遍，斗争的关键是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大地产要循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但是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场主－农民用革命手段铲除和消灭这种农奴制大地产；一种是逐渐转变为容克式农场（并且相应地把受奴役的庄稼汉变成受奴役的雇农）。

    6．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线

    如果现在拿各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土地纲领同上述经济基础作一番对照，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纲领中同上述两种农业演进方式相应的两条路线。

    拿右派地主和十月党人所赞同的斯托雷平纲领来说吧。这是公开的地主纲领。但是能不能说，它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是排斥或力图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呢？能不能说它是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呢？绝对不能这样说。相反，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这是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这项法律呢？不是。只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才会作出这样的推论，目前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正在加紧散播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他们又唱又叫，又喊又闹，说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同旧制度作斗争。不！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我们应该支持的不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而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前一种演进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保留盘剥制和农奴制（按照资产阶级方式加以改造了的农奴制），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缓慢、资本主义的发展放慢速度，意味着广大农民群众，自然还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痛苦、剥削和压迫。后一种演进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迅速，意味着农民群众获得最好的（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能的范围内）生活条件。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并非如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决定于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任务，而是决定于支持斗争中的农民这一任务。

    再拿自由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的纲领来说吧。他们恪守“有何吩咐？”（即看地主老爷有何吩咐）这个信条，在第一届杜马提出了一个纲领，在第二届杜马又提出了另一个纲领。他们同欧洲一切无原则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样，可以轻而易举、不声不响地变换纲领。在第一届杜马中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从革命势力方面剽窃了主张国有化的片言只语（“全国土地资产”）。在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显得强大，于是自由派纲领就把国家土地资产的说法抛到一边，接受了斯托雷平巩固农民地产的主张，增加和扩大不强制转让地主土地的例外情况。对自由派的这种两面派手法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指出罢了。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另外一点，即自由派土地纲领两种“面目”共同的原则基础。这一共同的原则基础就是：（1）主张赎买；（2）保留地主产业；（3）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

    赎买是社会发展所承担的一种贡赋，是交给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的一种贡赋。赎买就是用官僚警察手段，通过资产阶级“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来保证实现农奴制的剥削方法。其次，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的两个纲领都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地主产业，尽管资产阶级政客竭力对人民隐瞒这一事实。再其次，在立宪民主党对于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举地方土地委员会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上，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们主张在实行改革时保留地主特权。详细情况[注：见1906年5月24日第一届杜马第十四次会议的记录，当时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同（当时的）十月党人葛伊甸一起，用最卑鄙的诡辩反对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萨韦利耶夫转弯抹角地反对成立地方委员会（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而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则是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第1783页）。1906年5月25日《言语报》第82号转载了米留可夫的一篇出色的社论（原载《斗争的一年》第117期，第457—459页）。下面就是这位乔装打扮的十月党人所写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我们认为，用普遍选举的办法成立这种委员会，那就不是要它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当地的土地问题，而是完全为了其他某种目的。改革的总方针应该由国家来掌握……各地方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平均地〈原文如此！〉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使之彼此达到调和，而不致破坏国家在这种改革中的作用，不致把这种改革变为单方面的暴力行动……”（第459页）在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第2卷中，库特列尔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保证地主（加上官吏）在全国的和各省各县的土地委员会中都能取得对农民的优势地位（第640—641页），而亚·丘普罗夫先生（“自由派”！）在原则上拥护这一欺骗农民的卑鄙的地主计划（第33页）。]本书其他地方还要谈到，这里就不多讲了。这里我们只是要确定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受立宪民主党“强制转让”这一口号的迷惑。问题在于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出很高的价钱买沙地），还是农民强制地主。立宪民主党人说什么“平均地代表有利害冲突的各方的利益”，不宜使用“单方面的暴力”，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说，立宪民主党的所谓强制转让是地主强制农民！

    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所遵循的是斯托雷平式的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进步路线。这是事实。有些社会民主党人象某些孟什维克那样，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比民粹派的土地政策进步，他们的根本错误就是不明白这一事实。

    我们看到，农民的代言人，即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尽管有过多次的犹豫和动摇，但是他们在两届杜马中都有十分明确的反对地主、维护农民利益的路线。例如，劳动派纲领在赎买问题上有过动摇，但是首先，他们往往把赎买说成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地主的社会救济[注：参看《〈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斯报〉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一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汇编），如《是补偿而不是赎买》（第44—49页）及其他许多文章。]；其次，你们在第二届杜马记录中可以看到许多极其典型的农民的发言，他们反对赎买，提出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口号[注：参看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他说，库特列尔提出的条件是很好的……“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要的价太高；我们这些贫苦农民付不起这么多钱”（第1616页）。右派农民比玩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客还要左一些。再请参看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的一篇充满农民自发革命斗争气息的发言]。在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上，在谁强制谁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上，农民代表是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倡议者和拥护者。

    我们暂且既不谈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也不谈社会民主党人土地纲领的内容。我们首先应该确认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在俄国革命中公开活动的所有政党和阶级，它们的土地纲领明显地分为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相适应的两种基本类型。“右派”和“左派”的土地纲领的分界线，并不是如孟什维克所经常完全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存在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孟什维克被“立宪民主”这个响亮的字眼给震昏了，因而用对党派名称的分析代替了阶级分析）。分界线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之间。决定这条分界线的是俄国社会中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两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即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即农民代表和无产阶级代表，则主张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应该把各种土地纲领的思想外衣及其种种政治上的细节等等同这些纲领的经济基础严格区别开来。现在的困难不在于弄清地主和农民各自提出的土地要求和土地纲领的资产阶级性质，这项（1907年4月12日）及其他许多发言。工作早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以前完成，而且已为革命所确认。困难在于如何明白地了解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演进的基础上两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根源。如果不把这场斗争看作资本主义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那就无法理解这一斗争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

    上面我们说明了俄国革命中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方式之间的联系，现在来研究问题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7．俄国的土地面积。垦殖问题

    上面已经说过，经济分析要求我们在谈论俄国资本主义问题时必须把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地区区分开来，前者保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后者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残余，带有自由农民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

    边疆地区指的什么呢？显然是指的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尚未充分用来发展农业的土地。现在我们应该从欧俄转而来谈整个俄罗斯帝国，以便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情况及其经济意义有一个确切的概念。

    在普罗柯波维奇和梅尔特瓦戈两位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少土地和我们怎样使用这些土地》（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中，后一位作者试图把书刊上所有关于全俄土地面积和已知的耕地面积的统计材料归纳到一起。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梅尔特瓦戈先生所作的比较列成一张表，并且加进1897年人口调查材料。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3.gif}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俄国有多么辽阔的土地，说明我们对边疆地区土地及其经济意义还知之甚少。当然，如果认为这些处于目前状况下的土地现在就能满足俄国农民的土地需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反动著作家[注：还有反动的代表们。在第二届杜马中，十月党人捷捷列文科夫引用了舍尔比纳的调查数字（草原边疆区有6500万俄亩土地，阿尔泰有3900万俄亩土地），以此证明在欧俄不必实行强制转让。这是同农奴主－地主联合、按斯托雷平精神共同“进步”的资产者典型（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8—661页）。]经常所作的这种计算，都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亚·阿·考夫曼先生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嘲笑了那种根据平方俄里的材料为移民寻找闲置土地的做法。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目前俄国边疆地区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很少，那种认为移民可以解决俄国农民少地问题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注：见《土地问题》，多尔戈鲁科夫和彼特龙凯维奇印行，第1卷，考夫曼先生的文章《移民及其在土地纲领中的作用》。并见该作者的另一著作：《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

    但是，自由派考夫曼先生的这些正确论断也有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考夫曼先生说，“就目前这批移民来看，就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来看”（上述著作第129页），要靠移民来满足俄国农民的需要，土地绝对不够。他为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辩解说，因此必须在欧俄强制转让私有土地。

    这是我国经济学家的常见的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断。从这一论断所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足够数量的适宜于移民的土地，就可以不去触动农奴制大地产了！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以及诸如此类的政治家们满脑子都是好心肠的官吏的观点，总自以为是超阶级的，是超越阶级斗争之上的。照他们这样说来，要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并不是因为这种大地产意味着千百万当地居民受到农奴制剥削和盘剥、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而是因为现在无法把数百万农户打发到西伯利亚或土耳其斯坦去！重点不是放在俄国大地产的农奴制的阶级性质上，而是放在阶级调和即不触犯地主而满足农民要求的可能性上，总之，是放在所谓“社会和平”的可能性上。

    考夫曼先生及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无数志同道合者的论断，必须倒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正因为俄国农民受着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所以，无论是居民在俄国境内自由迁徙，还是经济上合理利用俄国边疆地区的大量土地，都受到极大的阻碍。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使俄国农民处于备受压制的状态，正因为农奴制大地产通过工役制和盘剥制使最落后的土地经营方法一成不变，所以，农民群众的技术进步也好，他们的智力发展，主动性、教育程度和创造性的提高也好，都遇到了困难，而这一切的发展和提高对于经济上利用比目前已利用的要多得多的俄国土地储备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农奴制大地产的存在以及盘剥制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意味着黑帮地主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居民处于无权地位，行政机关盛行古尔柯—利德瓦尔之道[138]，如此等等。

    俄国中部农业区的农奴制大地产，对整个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农业状况，对农民群众的整个生活水平都具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我只提一下，俄国有大量的经济著作都证明在俄国中部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工役制、盘剥制、盘剥性租佃制、“冬季雇佣制”以及诸如此类美妙的中世纪制度。[注：参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3章，关于徭役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以及工役制度的盛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60—220页。——编者注）]

    农奴制的崩溃，为居民离开农奴主余孽长期盘踞的巢穴逃往各处创造了条件（这点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中部农业地带的居民有的逃到各工业省份，有的逃到两个首都，有的逃到欧俄南部和东部的边疆地区，在一向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梅尔特瓦戈先生在上述小册子中说得很对，他说不宜耕作的土地这一概念是会很快改变的。

    他写道：“塔夫利达草原，‘就其气候和水源不足的情形来说，将永远是最贫瘠最不宜耕作的土地。’贝尔院士和格尔梅尔先院士这两位权威的自然观察家在1845年曾经这样说过。当时塔夫利达省的人口比现在少一半，生产谷物180万俄石……60年过去了，人口只增加了1倍，而1903年谷物的产量是1760万俄石，差不多增加了9倍。”（第24页）

    不仅塔夫利达省的情形如此，欧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的许多省份也都是如此。南方草原区和伏尔加左岸各省的谷物产量，在60年代和70年代比中部黑土地带省份低，到80年代却超过了这些省份（见《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86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25—227页。——编者注]。1863年至1897年，整个欧俄人口增加了53％，其中乡村人口增加了48％，城市人口增加了97％。同一时期，新罗西亚、下伏尔加和东部各省的人口却增加了92％，其中乡村人口增加87％，城市人口增加134％（同上，第446页）[注：同上，第519页。——编者注]。

    梅尔特瓦戈先生接着写道：“我们毫不怀疑，目前官方对我国土地储备的经济意义的估计，也同1845年贝尔和格尔梅尔先对塔夫利达省的估计一样错误。”（同上）   

    这话说得很对。但是梅尔特瓦戈先生没有看到贝尔的错误和一切官方估计的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只注意当时的技术和经营水平，而没有估计到这一水平的提高。贝尔和格尔梅尔先没有预见到在农奴制崩溃以后可能发生的技术上的变化。现在丝毫不容怀疑，在欧俄农奴制大地产崩溃之后，生产力必将蓬勃发展，技术和经营水平必将大大提高。

    许多评论俄国土地问题的人，往往错误地忽视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欧俄农民真正获得自由和完全摆脱农奴制的压迫，这是广泛利用俄国大量待垦土地的条件。目前这些土地有相当一部分还不适用，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或那些边疆地区土地的自然特点，还不如说是由于俄罗斯内地经济的社会特点，正是这些社会特点使技术停滞不前，使居民陷于无权、受压、愚昧、无援的境地。

    考夫曼先生正是忽略了问题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说：“我预先声明，我不知道移民能移多少，是100万，300万还是1000万。”（同上，第128页）他指出，所谓土地不宜耕作是个相对的概念。他说：“盐沼地不仅不是毫无指望的土地，而且在采用一定的技术措施以后，可以变成很肥沃的土地。”（第129页）在平均每平方俄里只居住3．6人的土耳其斯坦，“辽阔的土地仍然无人居住”（第137页）。“土耳其斯坦的‘不毛之地’，许多地方是有名的中亚细亚黄土地，只要得到充分的灌溉，土地是非常肥沃的……至于有没有可灌溉的土地，这个问题根本不必提出：无论你往哪一方向横穿这个地区，都可看到许多几百年前的村落和城镇的废墟，其周围几十平方俄里的土地上曾经用来灌溉的大小渠道往往交织成网，而有待人工灌溉的黄土荒地，其总面积无疑有数百万俄亩。”（同上，第137页）

    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其他许多地方的数以千百万俄亩计的土地，不仅“期待着”灌溉和各种土壤改良设施，而且“期待着”俄国农业人口摆脱农奴制残余，摆脱贵族大地产的压迫，摆脱国家的黑帮专政。

    猜测俄国究竟有多少“不宜耕作的”土地能够变成可耕地，这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俄国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大特点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俄国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这一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俄国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那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所创造的新东西，仅仅是出现了将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土地的可能性。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里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和扩大居民的真正自由方面的每一进步，不仅创造了在原有土地上追加投入劳动和资本的可能性，而且创造了利用邻近的“一望无际的”新土地的可能性。

    8．第一章经济结论的小结

    现在我们对几个经济结论作一个小结，这些结论应该作为我们重新研究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问题的引子。

    我们看到，我国革命中土地斗争的“关键”就是农奴制大地产。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首先是和主要是争取消灭这些大地产的斗争。消灭这些大地产，使之完全转到农民手中，这无疑是符合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趋势的。这样的资本主义演进道路，就意味着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居民群众享有最好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在自由农民变为农场主的情况下获得最迅速的发展。但是也有可能走另一条资产阶级农业演进道路，那就是地主产业和大地产在农奴主盘剥的地主产业缓慢地转变为容克农场的情况下保留下来。各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两种类型的土地纲领，其基础就是这两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演进方式。但是俄国拥有大量待垦土地这一特点，是可能按“美国式”道路演进的经济基础之一。这种土地丝毫不能使欧俄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但是，俄国内地的农民愈自由，生产力发展的天地愈广阔，这种土地就会愈广泛、愈容易被利用起来。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

    现在来研究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土地问题的观点的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书的第一节[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20页。——编者注]已经谈过了。这里，我们应该稍微详细地说明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去的土地纲领，即1885年和1903年的土地纲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的土地纲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885年公布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中，土地纲领是这样表述的：“彻底改变我国的土地关系，即改变赎买土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村社的条件。农民有权自由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等等”。

    整个条文就是这样。这个纲领的错误并不在于其中有什么错误的原则或错误的局部要求。不是的。纲领的原则是对的，它所提出的唯一的局部要求（有权放弃份地）也完全是无可争辩的，甚至现在已经通过独特的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这个纲领的错误在于它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其实，这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极笼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声明。纲领起草人是初次阐述这些著名的原则，而且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因此把这个错误归咎于起草人，当然是很荒谬的。相反，应当特别着重指出，这个纲领早在俄国革命爆发前20年就已经认定“彻底改变”农民改革事业势在必行了。

    在理论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说明我们土地纲领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说明彻底改变（不同于不彻底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的要求可以而且应该以什么为依据，最后，还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任何激进派的观点根本不同的观点）来具体确定这一改变的内容。在实践上发展这个纲领，就应该吸取农民运动的经验。没有群众性的以至全国性的农民运动的经验，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就不可能具体化，因为，我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程度究竟如何，农民究竟有多大能力进行革命民主主义的变革，这些问题单靠理论上的设想，是很难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的。

    1903年，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当时我们同样缺乏有关农民运动的性质、规模和深度方面的经验。1902年春季的南俄农民起义[139]，仍然是一次个别的爆发。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土地纲领时持审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替资产阶级社会“拟订”土地纲领，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而无产阶级理应支持的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运动究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无从知道。

    1903年的纲领试图具体确定社会民主党人在1885年只是笼统地谈到的“改变”有哪些内容，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一尝试表现在纲领关于“割地”的那一段主要的条文中，它的出发点是想把用于农奴制盘剥式经营的土地（“1861年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土地”）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土地大致地区分开来。这种大致的区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农民群众运动的矛头不可能指向某几种地主土地，而只会指向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1903年的纲领提出了1885年还没有提出的问题，即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然要改变的土地关系发生改变时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问题。但是1903年的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正确的，它不是把实现资产阶级变革的两种方式——彻底的农民方式和彻底的容克方式——对立起来，而是人为地杜撰某种中间办法。诚然，这里也应该考虑到，当时还没有公开的群众运动，因而无法根据确切的材料来解决问题，难免象社会革命党人那样靠纸上谈兵、凭着天真的愿望或小市民的空想来解决问题。当时，谁也不能有把握地预先断言，在地主局部地放弃工役制、改用雇佣劳动的影响下，农民会分化到什么程度。谁也无法估计1861年改革后形成的农业工人阶层究竟有多大，他们的利益同破产农民的利益差别有多大。

    1903年土地纲领的基本错误，至少是对于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土地斗争为什么可能而且一定会开展起来这一问题缺乏确切的认识，对于在这种或那种社会力量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客观上可能出现的几种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方式缺乏确切的认识。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现行土地纲领同上一个纲领相比，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承认要没收地主土地[注：在纲领的正文（第4段）中讲到私有土地。在纲领所附的决议中《土地纲领第2部分）讲到没收地主土地。]，从而坚决走上了承认农民的土地革命的道路。纲领中“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这番话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是报告人之一，他同约翰一起提出这个纲领，他在讨论中公开地说，必须不再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见普列汉诺夫的报告，《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1907年莫斯科版第42页）。

    既然承认我国在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土地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重大意见分歧，似乎应该从此结束了。然而，事实上在下面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人究竟应该主张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呢，还是主张地主土地地方公有化或全部土地国有化。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的一条原则，即这些问题只有从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正确解决。当然，问题并不是要社会民主党放弃独立地确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在这场农民革命中的利益。不是的。问题是要明白了解，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它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能“臆造出”什么特别的改革“方案”。我们应该研究清楚在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俄国，农民土地变革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根据这种客观的分析把某些阶级的错误思想同经济变革的现实内容区分开来，并且确定，在这些实际的经济变革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行土地纲领赞成（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赞成）把没收来的土地变成公有财产（森林、水域和移民所需的土地国有化，私有土地地方公有化），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应该如此。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赞成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赞成农民以至一切小土地占有者现有的土地仍然归他们所有。可见，纲领规定革新后的资产阶级俄国存在两种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以及（至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以地方公有和国有为形式的公有制。

    纲领起草人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两重性呢？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要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担心同农民分裂，担心引起农民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革命。纲领起草人及其拥护者提出这样的理由，就是采取了承认农民土地革命、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农民一定的要求的立场。而且提出这一理由的，正是以约翰同志为首的最有影响的纲领拥护者！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相信了。

    约翰同志在报告中直率而坚决地提出了这个理由。他说：“如果革命象列宁同志所建议的那样，要把农民的份地或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收归国有，那么这不仅会在边疆地区、而且会在中部地区引起反革命运动。那时就不仅会出现一个旺代暴动[140]，而是会发生一场反对国家干涉对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份地的支配、反对私有土地国有化做法的农民总暴动。”（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0页）

    这看来是很痛楚了吧？农民私有土地的国有化竟会引起农民总暴动！为什么伊克斯提出的最早的地方公有方案，不仅主张把私有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且主张“可能时”把全部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7—21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引证过这一点），而马斯洛夫提出的代替伊克斯方案的地方公有方案，却把农民土地除外，其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怎么能不考虑到1903年以后发现的必然会爆发反对全盘国有化的农民暴动这件事呢？怎么能不接受另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科斯特罗夫的观点呢？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大声疾呼：

    “带着这个主张〈国有化主张〉到农民中去，就等于把农民推开。农民运动就会避开我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就会被革命所抛弃。国有化会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使它同农民隔绝，从而也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第88页）

    不可否认，这个论据的确有说服力。在农民土地革命中竟然试图违反农民意志，把他们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既然听信了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话，那么否决国有化主张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但是，代表大会听信他们两人的话真有道理吗？

    鉴于这是关系到爆发反对国有化的全俄旺代暴动的重大问题，这里不妨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3．实际生活对地方公有派的主要论据的检验

    我方才引用的约翰和科斯特罗夫两人的措辞坚决的讲话，是在1906年4月即第一届杜马召开前夕发表的。我曾经论证农民是拥护土地国有化的（见我的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15—241页。——编者注]。有人反驳我说，农民协会[141]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足为凭，这些决定是由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家搞出来的，农民群众决不会拥护这样的要求。

    后来，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已经用文件解决了这个问题。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在第一届杜马，特别是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表过意见。只有《俄国报》[142]或《新时报》的政论家，才会否认农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在两届杜马中已经表达出来这一事实。现在，农民代表已经在其他政党面前独立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农民土地国有化这一主张，似乎应该被彻底埋葬了吧？约翰和科斯特罗夫的拥护者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发出不许实行国有化的叫嚷了吧？孟什维克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真的能把势必引起反革命的全俄旺代暴动的国有化拥护者们同革命“隔绝”开来了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为农民私有（黑体是约翰用的）土地操心的是斯季申斯基和古尔柯。在两届杜马中，主张土地私有制的是一些极右分子，他们同政府代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地方公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社会化也好，都一概加以反对。在两届杜马中，来自全俄各地的农民代表都主张国有化。

    马斯洛夫同志在1905年写道：“土地国有化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目前在俄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首先〈请注意这“首先”二字〉因为这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土地国有化要求把一切土地交给国家。但是，农民特别是个体农民，会自愿同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什么人吗？”（彼·马斯洛夫《土地纲领批判》1905年莫斯科版第20页）

    总之，在1905年，国有化“首先”是一种无谓的空想，因为农民不会同意。

    到了1907年3月，同一位马斯洛夫又写道：“一切民粹主义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主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化。”（1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0页）

    看，这就是新的旺代暴动！这就是全俄农民反对国有化的总暴动！

    但是，彼·马斯洛夫不去想一想，在经过两届杜马之后，那些说过和写过农民会举行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旺代暴动的人，陷入了多么可笑的境地，他也不去追究自己在1905年犯错误的原因，却去效法健忘的伊万[143]。他认为还是忘记我所引用的他的上述文字和他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为好！不仅如此。他在1905年轻率地断定农民不会同意，而现在他又同样轻率地说起相反的话来了。他说：

    “……反映小私有者的〈听听吧！〉利益和希望的民粹派，不得不主张国有化”（《教育》杂志第100页）。

    看，这就是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的科学的老实态度的典范！在全俄农民代表发表政治主张以前，他们解决这个困难问题时替小私有者说的是一套，而在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中发表意见之后，他们替同样这些“小私有者”说的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另外一套。

    这里应该指出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马斯洛夫认为俄国农民倾向于国有化，并不是由于农民土地革命的特殊条件，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小私有者的一般特性。这真是难以置信，然而这是事实。

    马斯洛夫郑重地说：“小私有者最怕大私有者的竞争和统治，最怕资本的统治……”马斯洛夫先生，您搞错了！把大（农奴制的）土地私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相提并论，那就是重复市侩的偏见。农民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因为他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是农业的资本主义自由演进的代表者。

    “……小私有者没有能力在经济方面同资本作斗争，便指望政权来帮助小私有者反对大私有者……如果说俄国农民若干世纪以来一直希望中央政权保护他们免遭地主和官吏之害，如果说法国拿破仑依靠农民扼杀了共和国，那么这都是因为农民希望得到中央政权的援助。”（《教育》杂志第100页）

    彼得·马斯洛夫说得妙极了！第一，如果说俄国农民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所表现的特性和拿破仑时代法国农民所表现的一样，那么这和土地国有化又有什么相干呢？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从来没有拥护过国有化，也不可能拥护。马斯洛夫先生，您这不是生拉硬扯吗？

    第二，这与同资本作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里讲的是农民土地私有制同包括农民土地在内的全部土地国有化之间的比较。法国农民在拿破仑时代死死抱住小私有制不放，认为这是抵御资本的壁垒，而俄国农民呢……可敬的先生，请让我再问一次，您的话前后又怎么连得起来呢？

    第三，马斯洛夫讲到对政权的指望时，竟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农民都不了解官僚制度的危害，不了解自治制度的意义，只有他这位先进的彼得·马斯洛夫才重视这一点。这样来批评民粹派，未免太简单化了！我们只要查一查劳动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提出的有名的土地法案（104人法案[144]），便可以看出马斯洛夫的论断（或暗示？）是错的。恰恰相反，事实说明，在劳动派的法案中，自治原则和反对用官僚手段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比在按马斯洛夫意见写成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表现得更加鲜明！我们党的纲领只讲到地方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而劳动派的法案（第16条）则准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仅如此，该法案还提出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大家知道，这一点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这种委员会也应该用上述方式选举产生，它应负责组织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第17—20条）。主张用官僚主义办法实行土地改革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劳动派，是自由派资产者，而不是农民。为什么马斯洛夫硬要歪曲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第四，马斯洛夫在说明小私有者为什么“不得不主张国有化”的那段绝妙的“解释”中，强调庄稼汉指望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这是地方公有化区别于国有化的地方：一个靠地方政权；一个靠中央政权。这是马斯洛夫十分欣赏的思想，关于这种思想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实质，我们到下面再作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指出，马斯洛夫回避了我国革命历史向他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农民不怕自己的土地收归国有。这是问题的关键！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特别有趣的是，马斯洛夫在试图说明劳动派不主张地方公有化而主张国有化的阶级根源时，竟向读者隐瞒了民粹派也是主张由地方自治机关直接支配土地这一事实！马斯洛夫说庄稼汉“指望”中央政权，这不过是知识分子对庄稼汉的诽谤。请看劳动派提交两届杜马讨论的土地法案第16条。该条原文如下：

    “全民土地资产应由经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主管，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

    试把这一条同我们党的土地纲领中相应的要求作个比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4）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并将其转交给根据民主原则选举出来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据第3项，包括城区和乡区的机关〉支配……”[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页。——编者注]

    从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权限来看，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主管”和“支配”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马斯洛夫讲到劳动派对国有化的态度时，要向读者（可能也向他自己？）隐瞒第16条的内容呢？因为这一条完全粉碎了他那荒谬的“地方公有化”主张。

    读者只要看看马斯洛夫向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地方公有化主张的理由，只要读一读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他口口声声强调不能镇压各民族，不能压迫各边疆地区，不能忽视不同的地方利益，等等，等等。早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我就向马斯洛夫指出（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编者注]），所有这些论据“完全是误会”，我当时说，我们的党纲既承认了各民族的自决权，也承认了广泛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所以在这方面，不必要也不可能再想出任何防止过分集中、防止官僚化和防止规章过死的补充“保证”，因为这种“保证”要么毫无内容，要么会被人解释成反无产阶级的联邦制的办法。

    劳动派向地方公有派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现在马斯洛夫也该承认，所有代表农民的利益和观点的集团，都主张这样一种形式的国有化，即它们所主张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和权力并不比马斯洛夫所要求的少！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权限的法律应当由中央议会颁布，这一点马斯洛夫闭口不谈，但是任何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的做法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根本不能设想会有什么别的办法。

    “转交给……支配”这几个字把问题弄得十分糊涂。不知道究竟谁是被没收的地主土地的所有者[注：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否决了把“支配”改为“所有”的修正案（《记录》第152页）。只是在策略决议中提到，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交给……“所有”，而根本没有比较明确地交代“革命胜利发展”是什么意思。]！既然不知道，那么所有者就只能是国家。“支配”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范围、形式和条件怎样，——这又要由中央议会来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我们党的纲领还专门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才能从全部森林中分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从全部土地中分出“移民所需的土地”。

    总之，现在特别不伦不类地成了我们党的纲领的马斯洛夫纲领，同劳动派的纲领相比，显得十分荒谬。无怪乎马斯洛夫讲到国有化问题时要扯到拿破仑时代的农民，他为的是不让大家知道，我们提出这种糊涂的“地方公有化”主张，已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面前，使自己落到多么荒谬可笑的境地！

    两个纲领唯一的区别，十分现实的、毫无疑问的区别，就是对待农民份地的态度不同。马斯洛夫把这种土地除外，是因为他害怕“旺代暴动”。结果却是，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农民代表嘲笑了尾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惧心理，主张把自己的土地全部国有化！

    地方公有派现在不得不去反对劳动派农民，向他们证明，他们不应该让自己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用马斯洛夫、约翰、科斯特罗夫之流的论据打了他们自己的耳光。

    4．农民的土地纲领

    现在我们来探讨彼·马斯洛夫感到束手无策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所有反映小私有者的利益和希望的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首先来分析一下，104人土地法案，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劳动派的土地法案，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全俄农民的要求。两届杜马的代表成分，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在“议会”讲坛上就土地问题所开展的政治斗争的性质，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关于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关于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主张，在杜马中不仅没有被推到次要地位，恰恰相反，经常被某些政党提到首要地位。政府通过斯季申斯基、古尔柯和所有的大臣先生，通过所有的官方报刊，专门向农民代表表示赞成这个主张。右派政党，由第二届杜马中“大名鼎鼎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带头，也喋喋不休地对农民大讲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好处。这个问题上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已由大量的材料说明，因而对于这一情况的正确性（从阶级利益来看）便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在第一届杜马中，当时自由派认为革命人民是一种力量并向革命人民献殷勤，立宪民主党由于大势所趋，也曾主张土地国有化。大家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土地法案中提到“国家土地储备”，凡是可转让的土地都算作这类土地，它将交给农民长期使用。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是出于某种原则——说立宪民主党有什么原则是很可笑的。不是的，自由派提出这一要求，那不过是农民群众的要求引起的微弱反响。农民代表早在第一届杜马就立即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104人”土地法案，是全俄农民这一觉悟的社会力量的主要和基本的政纲。农民代表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发言、“劳动派”报纸（《农民代表消息报》和《劳动俄罗斯报》[145]）上刊登的文章，都说明104人法案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希望。因此，关于这个法案应该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

    看一看在这个法案上签字的代表的构成情况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届杜马的时候，在法案上签字的有70名劳动派分子，17名无党派人士，8名政治派别不明的农民，5名立宪民主党人[注：加甫·祖勃琴科、季·沃尔柯夫和马·格拉西莫夫三人都是农民；还有医生谢·洛日金和司祭阿法纳西耶夫。]，3名社会民主党人[注：彼尔姆省的工人安东诺夫、略山省的工人叶尔绍夫和莫斯科省的工人瓦·丘留科夫。]和1名立陶宛自治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在“104人”法案上签了99个名字，把重复的除外，共有91人签名，其中79名劳动派分子，4名人民社会党人，2名社会革命党人，2名哥萨克集团分子，2名无党派人士，1名比立宪民主党人稍左的分子（彼得松），1名立宪民主党人（农民奥德诺科佐夫）。在签名者中间农民占多数（第二届杜马91人中不少于54人；第一届杜马104人中不少于52人）。有意思的是：彼·马斯洛夫对那些他认为不会赞同国有化的个体农民（见前面的引文[注：见本卷第227页。——编者注]）所抱的特别的期望，也被两届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全部推翻了。例如，波多利斯克省几乎全体农民都是个体农民（1905年，个体农户共有457134户，村社农户只有1630户）。而波多利斯克省代表在“104人”土地法案上签名的，第一届杜马中有13人（大部分是种地的农民），第二届杜马中有10人！有个体农户拥有地产的其他省份如维尔纳省、科夫诺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比萨拉比亚省和沃伦省，这些省的代表也在104人法案上签了名。只有持有民粹派偏见的人才会认为，从土地国有化的角度来看，村社农民和个体农民的差别是极其重要的。顺便说一句，全俄农民代表第一次提出土地纲领，已使这种偏见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并不是由于特殊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也不是由于农民的“村社习惯和本能”，而是由于全部小农地产（村社地产和个体农户地产都在内）都受农奴制大地产压迫这个总的情况。

    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提出104人国有化法案的有全俄各地的代表，其中不仅有中部农业区和非黑土地带工业省的代表，不仅有北部边疆地区（在第二届杜马中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两省的代表）、东部边疆地区和南部边疆地区（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库班、塔夫利达、斯塔夫罗波尔等省和州）的代表，而且有小俄罗斯各省、西南各省、西北各省、波兰（苏瓦乌基省）和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的代表。显然，在俄国中部农业区表现得最厉害最直接的农奴制地主土地占有制对小农的压迫，在全俄各地都有表现，致使各地的小农都支持争取土地国有化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性质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征。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着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报刊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遭到最沉重的打击，是在农民提出独立的土地纲领，第一次登上公开的全俄政治舞台的时候。只有少数先进的农民代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法案（第一届杜马中的“33人”法案[146]）。大多数代表都站在104人方面，拥护人民社会党人的法案。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把人民社会党的纲领叫作个人主义的纲领。

    例如，在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文集》中（“我们的思想”出版社，1907年圣彼得堡版第1集），有潘·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一篇题为《人民社会党和土地问题》的文章。作者批评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并且还引了他的一段话：“104人法案反映了我们〈人民社会党人〉对于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得土地的观点”（见该《论文集》第81页）。社会革命党人直截了当地说，104人法案“将会否定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根本原则”，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同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一模一样”（原文如此！）（同上，第86页。我们下面再来说明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是如何妨碍他们去认清斯托雷平的道路和劳动派道路之间实际的经济区别的）。社会革命党人把彼舍霍诺夫的纲领观点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第89页），是“用个人主义脏水污染了思想的巨流”（第91页），是“怂恿人民群众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潮”（同上，第93页）。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不过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机会主义，而是在于小农的个人主义，社会革命党人想用“有力的”言词来掩盖这一事实是徒劳的。问题不在于彼舍霍诺夫之流污染了社会革命党的思想的巨流，而在于多数先进农民代表暴露了民粹主义的真实的经济内容，暴露了小农的真实的意图。社会革命党的主张在广泛的、真正是全俄的农民群众代表中遭到了破产。这就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土地法案向我们表明的情况。[注：从第二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人穆申科提出了一项由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147]。可惜我没能弄到这个法案。我手头有关杜马的材料中，只有劳动派在第二届杜马中再次提出的104人法案。有了劳动派的这两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104人法案，社会革命党的105人法案因此至多也只能表明某些农民动摇于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却推翻不了我在文中所谈到的问题。附带说期一点。亚·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在对农民协会的以至全体农民的国有化要求的严肃性和自觉性提出异议时，引用了弗·格罗曼先生的说法，说什么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什么代价”，不了解级差地租应该交给整个集体（亚·芬《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9页）。104人法案第7条和第14条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两条中，劳动派既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代价（土地税随着份地扩大而提高），又预见到级差地租将转交给国家（“限制”对土地“增值部分的权利，因为土地增值不取决于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和资本〈这一点请注意！劳动派并不反对资本！〉而取决于社会条件”）。诚然，关于城市土地和其他土地，第7条说：“在这些财产没有变为全民财产之前”，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等等应该受到限制。不过这大概是一种失言吧，不然的话，就成了劳动派从私有者那里征收地租，却又把地租交还给租种全民土地的占有者！]

    劳动派在主张土地国有化时，通过自己的法案十分清楚地表露出小农“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要求。他们主张把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留在现在的占有者手里（104人土地法案第3条），条件只是要采取立法措施来保证“这些土地逐步转为全民财产”。把这句话译成能说明真实经济关系的语言，那就是说：我们是从真正业主的利益出发的，是从真正的而不只是名义上的农民的利益出发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的经济活动能在国有化[注：租应该交给整个集体（亚·芬《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9页）。104人法案第7条和第14条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两条中，劳动派既预见到使用土地要付代价（土地税随着份地扩大而提高），又预见到级差地租将转交给国家（“限制”对土地“增值部分的权利，因为土地增值不取决于土地占有者的劳动和资本〈这一点请注意！劳动派并不反对资本！〉而取决于社会条件”）。诚然，关于城市土地和其他土地，第7条说：“在这些财产没有变为全民财产之前”，土地占有者的权利等等应该受到限制。不过这大概是一种失言吧，不然的话，就成了劳动派从私有者那里征收地租，却又把地租交还给租种全民土地的占有者！]土地上完全自由地开展起来。法案第9条规定“本地人比外来的享有优先权，农业人口比非农业人口享有优先权”，这再次说明劳动派把小业主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平等的土地权”是一句空话；由国家给“没有足够资金购置经营所必需的一切用具的人们”发放贷款和补助金（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这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其实得利的必然只是那些现在能成为殷实业主、能从受盘剥的农民变为自由而富裕的农民的人。自然，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支持那些可以最有力的促使俄国农业从农奴主－地主的手中，从受盘剥的、愚昧的、贫困的、因循守旧的农民手中转到农场主手中的措施。而“104人”法案无非是一个争取把受盘剥的农民中的一部分殷实户变成自由农场主的纲领。

    5．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革命

    现在要问，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变革的经济条件下，有没有使得小私有者要求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或者这一要求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不过是无知庄稼汉的天真愿望，是宗法式的农民的一种空想？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更具体地设想一下农业中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条件，然后拿这些条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俄国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作一比较。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ber  den  Mehrwert》）（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册）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从土地占有关系来看，农业中资产阶级变革的条件是什么。

    马克思分析了洛贝尔图斯的观点，提示了这位波美拉尼亚[148]地主的理论的全部局限性，并且详细列举了他的愚钝的种种表现（同上，第2卷第1册第256—258页，洛贝尔图斯先生的第一个谬论到第六个谬论），此外还分析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上，第2卷第2册第3节ｂ《李嘉图理论的历史条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4—97页和第262—267页。——编者注]

    马克思谈到李嘉图和安德森时说：“他们两人都是从一种在大陆上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1）根本不存在妨碍对土地进行任意投资的土地所有权；（2）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在李嘉图看来，如果把由于科学和工业的反作用造成的中断除外，这一点是绝对的；在安德森看来，较坏的土地又会变成较好的土地，所以，这一点是相对的）；（3）始终都有资本，都有足够数量的资本用于农业。

    说到（1）、（2）两点，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在这样一个他们看来最顽固地保存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国家里，经济学家们——安德森也好，李嘉图也好——却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出发。这种情况可用以下两点来解释：

    第一，英国的‘公有地圈围法’（《law  of  enclosures》）[149]〈即圈围村社土地的法令〉有它的特点，同大陆上的瓜分公有地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完善的〈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举例来说，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关系是由村社土地〈Feldmarken〉的传统关系、经济中心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的历史条件则是从15世纪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国的常用术语‘clearing  of  estates’〈直译是清扫领地或清扫土地〉，在任何一个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叫作‘clearing  of  estates’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本——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币收入。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脑袋里只有祖传的〈angestammten〉村社土地、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而这只说明他天真地混淆了波美拉尼亚关系和英国关系。可是决不能说，这里从英国关系出发的李嘉图会同那个思想局限于波美拉尼亚关系的波美拉尼亚地主一样眼光短浅。因为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合适〈十分完善的〉发展的唯一关系。在这里，英国的观点对于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具有古典意义。相反，波美拉尼亚的观点却是按照历史上处于较低阶段的、未完全形成的〈不合适的〉形式来评论已经发展了的关系。”（第5—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63—264页。——编者注]

    这是马克思的一段极其深刻的论断。我们的“地方公有派”是否曾经思考过呢？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156页）中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时在历史上所遇到的那种土地所有权形式，是不适应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自己从封建地主、农民村社、克兰等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中，创造出相应的土地关系形式。[注：同上，第25卷第696页。——编者注]在上面引证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把资本在创造适合自己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时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作了比较。在德国，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的改造是通过所谓改良的方式来进行的，迁就旧习惯，迁就传统，迁就缓慢地变为容克农场的农奴主领地，迁就那些正艰难地由徭役制农民变为雇农和大农的懒惰的农民[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80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Gesch?ftsmann）所取代”（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16页。——编者注）]所习惯的地块。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农民苦于苛捐杂税的盘剥，被赶出农村，离乡背井，家破人亡，流落国外。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注：见考茨基《土地问题》（德文本第132页及以下各页）中有关美国南方由于奴隶制崩溃而引起小农场的发展的部分。]。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说来，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150]等等来完成的。当德国共产主义者赫尔曼·克利盖在1846年鼓吹美国的土地平分时，马克思嘲笑了这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偏见和市侩的理论，但他同时也充分估计到美国反对土地私有制[注：见1905年《前进报》第15号（4月7日（20日）日内瓦出版）上的《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0—56页。——编者注）（梅林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马克思在1846年写道：“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页。——编者注）]运动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是代表美国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代表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进步运动。

    6．为什么俄国小私有者不得不主张国有化？

    用上述观点来考察一下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的农业演进情况吧。

    我国“伟大的”农民改革，割取农民土地，强迫农民迁往“沙地”，依靠武力、枪杀和体刑来施行新的土地制度，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农业中正在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所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这是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法，这种对富农掠夺村社的怂恿，这种以群众迅速破产为代价、为着一小撮富裕业主的利益对旧的土地关系的破坏，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对农民施行大规模暴力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是第二次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劳动派在俄国革命中提出土地国有化主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土地”。

    我国地方公有派的一切荒唐主张的基本根源，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可能出现的两种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即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变革和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经济基础。不“清扫”中世纪的（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细亚式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农业中的资产阶级变革便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在土地关系方面，首先是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方面“清扫”中世纪废物，主要应涉及到地主的土地和农民的份地，因为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在目前的状态下都只适合于工役制，适合于徭役制的残余，适合于盘剥制，而不适合于按资本主义方式自由发展的经济。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无疑是遵循俄国资本主义进步发展的路线的，只是这种清扫完全迎合地主的利兹：让富裕农民付给“农民”银行（应读作：地主银行）高价，我们就给他们以自由——他们可以掠夺村社，用暴力剥夺群众，扩大地块，强迫贫苦农民搬走，破坏整个整个村庄的生活基础，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一切，也不管有多少“历来的”份地农民的经济和生活受到破坏，划出新的单独的地块，创立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这条路线无疑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它如实反映了在逐渐变为容克的地主的统治下应有的现实发展进程。

    另一条路线，即农民路线，又是怎样的呢？要么这条路线在经济上不可能实现，那样一来有关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农民土地革命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招摇撞骗或想入非非。要么这条路线在资产阶级社会某一种成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另一种成分的条件下，在经济上可能实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并且明确地向人民指出这一发展的具体条件，即农民按照新的方式，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旧的土地占有关系的条件。

    这里自然会产生一种想法，即认为这条农民路线就是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好极了。但是，要使这种分配适合农业中真正新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必须按照新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旧的方式来进行。作为这种分配的基础的，不应该是旧有的份地，即早在100年前按地主指定的总管或亚细亚式专制政府的官吏的意志分给农民的份地，而应该是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要求。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要求，土地应在农场主中进行分配，而不是在“懒惰的”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后者绝大多数都是按旧习惯、旧传统来经营的，只适合于宗法经济的条件，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条件。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行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是用许多无法成为农场主、从来不能适应环境的“懒汉”来加重资本主义的负担。进步的分配必须是建立在种地的农民新的分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农场主从废物中分化出来的基础上。这种新的分化就是土地国有化，就是完全消灭土地私有制，就是经营土地的充分自由，就是农场主可以从旧式农民中自由地产生。

    请想象一下现代的农民经济以及份地占有制即旧的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性质吧。“农民被村社联合成为行政兼征税性的土地占有者的极小联合体，但他们同时是分散的，被大量按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形形色色的方法划分成各种等级和类别。姑且拿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来说吧。这里的农民分为以下各种等级：有赐地的农民、私有农民、完全私有农民、国家农民、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皇族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赎买了宅院的农民、前皇族农民中的私有农民、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有赐地农民、前国家农民中的私有农民、脱离农奴籍的农民、免缴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暂时义务农、前工厂农民等等，此外还有注册农民、外来农民等等。[151]所有这些等级，都有不同的土地关系史、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等。而且在这些等级内部又有很多类似的区分：有时甚至同一乡村的农民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民’。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类别，在中世纪……是很自然的和必要的。”[注：见《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章第9节：《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几点意见》，第29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343—344页。——编者注）]如果重新分配地主土地，还是按照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制来进行，那么无论是补足到统一的土地份额，即实行平均分配，还是按照新旧之间的某种比例或是按照其他标准来分配，都是一样的，都不但不能保证分配的地块符合资本主义农业技术的要求，反而会巩固这种显然不相符合的情形。这样的分配将使社会的演进遇到困难，不是把新事物从旧事物中间解放出来，而是使新事物受旧事物的束缚。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是真正的解放，才能造就农场主，才能使农场主经济在不受旧经济束缚，不受中世纪份地占有制任何牵连的情况下形成起来。

    在改革后的俄国，中世纪的农民份地上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表现在进步的经济成分逐渐摆脱份地的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是无产者得到解放，他们出租自己的份地，或者抛弃份地，让土地荒芜起来。另一方面是业主得到解放，他们买地租地，用中世纪旧土地占有制下的各种土地建立起新的农场。目前俄国殷实一点的农民，即在对革命有利的结局下确实能够成为自由的农场主的农民，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一部分是自己的份地，一部分是从邻近的村社农民那里租来的份地，一部分也许是长期租用的官地，按年租赁的地主土地，向银行买来的土地，等等。资本主义要求把所有这些类别一概取消，要求土地上的任何经营一律适应市场的新条件和新要求，适应农业技术的要求。土地国有化就是用革命的农民的办法来实现这一要求，一下子使人民完全摆脱种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这类腐朽货色。无论是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是份地占有制都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只是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这就是激进农民的口号。这一口号最忠实、最彻底、最坚决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要求（尽管激进农民出于幼稚，画着十字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袭），表达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土地生产力的要求。

    根据这点就可以判断彼得·马斯洛夫的机智程度了，他的土地纲领同劳动派农民的土地纲领的全部差别，就在于他要巩固旧的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农民份地好比一种犹太人居住区[152]，农民在里面被禁锢得透不过气来，急切地想得到自由的[注：“社会革命党人”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最完整地叙述了该党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我们举起土地解放的旗帜。”（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174页）只要不是瞎子，就不但能看到这面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帜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彼得·马斯洛夫也看到了），而且也能看到这种土地革命同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相比，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这一点彼得·马斯洛夫却没有看到）。]土地。可是，彼得·马斯洛夫却无视农民对自由土地即国有化土地的要求，要永远保有这种犹太人居住区，巩固旧制度，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转归公共使用的优等地置于旧土地占有制和旧经济条件的支配之下。劳动派农民行动上是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口头上却是市侩空想家，以为“土地平分”是和谐和博爱[注：参看“人民社会党人”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关于“平等、博爱、自由”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幼稚地表述了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观点（1907年3月26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六次会议，第1077—1080页）。]的起点，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起点。彼得·马斯洛夫行动上是个反动分子，他因为害怕将来反革命的旺代暴动而要巩固目前旧土地占有制的反革命成分，要永远保存农民的犹太人居住区；他在口头上说的却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下来的有关资产阶级进步的词句。至于俄国农业中真正自由资产阶级式的而不是斯托雷平资产阶级式的进步的实际条件，马斯洛夫之流是一窍不通的。

    彼得·马斯洛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实际运用的那些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在对待民粹派（其中也包括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态度上，可以看得最清楚。1846年间，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社会革命党人赫尔曼·克利盖的市侩思想，当时克利盖主张在美国实行真正的土地平分，并且把这种分配称为“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辩证的和革命的批判，剥掉了市侩学说的外壳，显露出“抨击土地私有制”和“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内核。而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平分土地”、“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表现在“地方公有派”纲领中就是主张巩固最落后的中世纪土地所有制，而马斯洛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对这种蠢笨的学理主义大加发挥，竟然在第二届杜马中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说出了确实十分可耻的话：“……在转让土地的方法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这些〈民粹派〉党团比同人民自由党党团接近得多，而在土地使用的形式问题上，我们却离前者要远一些。”（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230页）

    的确，在农民土地革命中，孟什维克同革命农民的国有化主张离得较远，而同自由派地主保存份地所有制（并且不只是份地所有制）的主张却比较接近。保存份地所有制，也就是保存愚昧、落后和盘剥。自然，自由派地主渴望着赎买，竭力主张保存份地所有制[注：顺便说几句。孟什维克（其中包括策列铁里同志，他的发言我已经引用过了）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多少能彻底地维护农民的自由所有权，其实是大错特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库特列尔先生代表立宪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发表演说，赞成私有权（这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关于国家土地储备的法案不同），但同时又说，“我党认为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也就是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1907年3月9日第十二次会议，速记记录第740页）这是乔装打扮成自由派的官僚提出的极反动的纲领。]……同时也保存绝大部分的地主所有制！而让“地方公有派”弄糊涂了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懂得，话说完就消失了，事实却终归是事实。关于平均制和社会化等等的话语是会消失的，因为在商品生产下不可能有什么平均制。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在资本主义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尽量破除旧的封建制度，破除中世纪的份地占有制，破除种种陈规和传统，这一事实不会改变。人们说：“平分土地不会有任何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是就社会主义任务而言，只是说这种办法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然而这种分配的做法，甚至这种分配的想法却会产生许许多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果。

    这是因为这种变革要么是通过地主比农民占优势的道路来实现，这就要求保存旧的所有制并且完全依靠卢布的力量对它进行斯托雷平式的改良；要么是通过农民战胜地主的道路来实现，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彻底消灭中世纪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改革，要么是农民革命的国有化。只有这两种解决办法在经济上才是现实的。一切中间的办法，从孟什维克的地方公有化到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统统是市侩的局限性，统统是对学说的愚蠢的歪曲，统统是拙劣的臆造。

    7．农民和民粹派论份地的国有化

    废除份地所有制，是建立符合资本主义新条件的自由的农民经济的前提，这一点农民自己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格罗曼先生详细而确切地描述了农民代表大会上[注：《农民问题材料》（全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记录，1905年11月6—10日，格罗曼作序，1905年圣彼得堡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2页）]的讨论情况，引用了一位。农民的精辟见解：

    “在讨论赎买问题时，一位代表说：‘有人说，要是不用赎买办法，许多用血汗钱买地的农民就会吃亏。这样的农民很少，地也不多，他们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番话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驳。这就是愿意把份地和购买地的所有权一概放弃的原因。”

    过了没几页（第20页），格罗曼先生又把这话当作农民的共同见解重复了一遍。

    “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分到土地”！这个论据出于何种经济必要性，难道不清楚吗？包括地主土地和份地在内的全部土地重新进行分配，9／10。（确切些说，是99％）的农民占有的土地将不会少于原有的土地；根本不必害怕。重新分配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使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业主能够根据新的条件，根据资本主义的要求（从个别生产者说来，是根据“市场的命令”）来规划自己的土地怎样使用，而不受那些决定份地大小、份地位置和份地分配情况的中世纪关系的支配。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一个讲求实际、头脑冷静的“人民社会党人”（应读作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能够迎合全俄为数众多的小业主的要求，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

    他写道：“份地是生产方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土地，可是它被固定于一个等级，更糟糕的是被固定于等级中的一些小集团，被固定于单个的农户和村庄。这样一来，即使在份地范围内，农民大抵都不能自由迁徙……这种人口分布状况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市场要求的〈请注意这一点！〉……应该取消关于官地的禁令，应该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应该废除私有土地的地界。应该把俄国人民的土地归还给俄国人民，这样他们能根据自己经济的需要在这片土地土自由居住。”（阿·瓦·彼舍霍诺夫《农民运动提出的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83、86、88—8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希望自立的农场主在借这位“人民社会党人”之口讲话，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为了重新分布人口，为了造成“符合市场要求”即符合资本主义农业要求的新地块，农场主的确需要“使份地摆脱私有制的束缚”，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我们再提醒一句，彼舍霍诺夫先生头脑很冷静，他屏弃任何社会化、任何适应村社制度的主张（难怪社会革命党人骂他是个人主义者！），他屏弃任何禁止农民经济中的雇佣劳动的规定！

    在农民这样要求国有化的情况下拥护农民份地所有制，其反动本质是十分明显的。亚·芬在他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彼舍霍诺夫先生的上述某些论断，批评他是民粹派，并且向他证明说，资本主义必然会从农民经济中，在农民经济的内部发展起来（见上述小册子第14页及以下各页）。这种批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亚·芬只讲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问题，而忽略了一个具体问题，忽略了资本主义农业在份地上更加自由地发展的条件！亚·芬只是笼统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早已被打败的民粹主义。但这里讲的是比较具体的[注：亚·芬十分正确地自问自答说：“彼舍霍诺夫的这种劳动经济最终会导向什么呢？会导向资本主义。”（上述小册子第19页）这一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确必须对民粹派讲清楚，但还应该进一步阐明，在农民土地革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要求有哪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可是，亚·芬没有这样做，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写道：“试问，为什么我们要往回走，要沿着某些独特的道路打圈子，而最终再回到我们已经在走的道路呢？彼舍霍诺夫先生，这是白费劲！”（同上）不，这不是白费劲，也不是“最终”回到资本主义，而是最直接、最自由、最迅速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亚·芬没有认真想一想，俄国斯托雷平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同俄国农民革命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相比，各有什么特点。]问题，即用地主方式与用农民方式来为资本主义“废除地界”（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说法），“清扫”土地。

    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发言人穆申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马中就土地问题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同彼舍霍诺夫先生一样明确地表明了土地国有化的资本主义实质，小市民社会主义者是喜欢把土地国有化称之为“社会化”，称之为“平等的土地权”等等的。

    穆申科先生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散居。”（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172页）正是如此！“合理的”人口分布正是市场即资本主义所要求的。而妨碍“合理的”业主的“合理”分布的，不但有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且还有份地占有制。

    对于农民协会代表的言论的另一考察，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格罗曼先生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写道：

    “作为新旧民粹主义思想基石的有名的‘村社’问题，根本没有人提出过，并且被默默地否决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规定，土地应该交给个人和协作社使用。”（第12页）

    可见，农民明确而坚决地反对旧的村社，拥护自愿结合的协作社，拥护个人使用土地。毫无疑问，这确实是全体农民的呼声，因为连劳动团的104人法案也根本没有提到村社。而村社是共同占有份地的联合体！

    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马斯洛夫之流主张资产阶级进步，却又在违反这种进步的基本要求，维护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我们可千万不能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8．主张分配的Ｍ．沙宁等人的错误

    Ｍ．沙宁在他写的小册子[注：Ｍ．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中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结果却违反自己的本意，再次证实了他所十分仇视的国有化主张是正确的。Ｍ．沙宁以爱尔兰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在农业方面的条件，以此只证明了一点，即土地私有制原则同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是不相容的（要证明这一点，还应该作总的理论分析，可是这种分析沙宁连想也没有想到）；其次他似乎还证明了，在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业方面进行任何国家改良活动，都必须承认私有权。然而，沙宁这一切论证都是无的放矢。在资产阶级改良的条件下，当然只有土地私有制才是可能的；既然联合王国保存着绝大部分土地的私有制，那么，作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爱尔兰，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外，当然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但这跟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有什么关系呢？Ｍ．沙宁可说是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指出的是斯托雷平式土地改革的正确道路，而不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注：沙宁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私有制比租佃制（而不是比全部土地国有化）优越，这也并不新鲜。“自由派”教授亚·伊·丘普罗夫先生，也完全一样地引用爱尔兰的例子来论证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优越性（《土地问题》第2卷第11页）。至于这位“自由派”，甚至可以说是“立宪民主派”的真面目，看他的文章第33页就清楚了。丘普罗夫先生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只有俄国自由派才做得出来）要农民在所有土地规划委员会中服从地主的多数！！5个委员是农民，5个委员是地主，而主席“由地方自治会议指定”，也就是说，由地主会议指定。在第一届杜马中，右派分子德鲁茨基－柳别茨基公爵也曾经援引爱尔兰的例子来证明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反对立宪民主党的法案（1906年5月24日会议，速记记录第626页）。]。Ｍ．沙宁根本不了解这两者的区别。而没弄清这一区别就来谈论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那是可笑的。Ｍ．沙宁不用说是从最善良的动机出发，反对赎买，拥护没收，然而他却没有指出任何历史前途。他忘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收土地即不付赎金地剥夺土地，也象土地国有化一样，是同改良绝对不相容的。又要讲没收土地，又要容许采用改良的办法而不是采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无异于向斯托雷平递送呈文，祈求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沙宁这本小册子的另一方面就是特别强调我国的农业危机是农业技术的危机，强调绝对必须过渡到更高的经营形式，必须提高俄国目前极低的农业技术，等等。沙宁把这些正确的论点作了片面到极点的发挥，完全避而不谈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和改变土地占有关系是这种技术变革的条件，这样，前途就完全是虚假的了。这是因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也会导致农业技术的提高，而且从地主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途径。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等等强迫拆散村社，另建独立农庄，资助独立田庄经济，这决不是象某些夸夸其谈的民主派记者有时所讲的那种海市蜃楼，这是在保存地主政权和地主利益的基础上经济进步的现实。这是一条发展极其缓慢的道路，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又是一条极其痛苦的道路，但是，如果农民土地革命不能取胜的话，这条道路在资本主义俄国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请从这样的革命的观点来看一下沙宁提出的问题吧。新的农业技术要求改造份地上那种祖传的、落后的、不开化的、不文明的、贫穷不堪的农民经济的一切条件。三圃制、原始的劳动工具、宗法制下的那种农民一文不名的状况、因循守旧的畜牧业、对于市场情况和市场要求的幼稚无知等等，这些都应当一概加以抛弃。那又怎么样呢？在保留旧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经营可能发生这样的革命性变化吗？而在目前的份地所有者中间分配土地，那就是把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保留了一半[注：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欧俄的28000万俄亩土地资产中有一半，即有13880万俄亩是份地。（见本卷第187页。——编者注）]。如果土地分配能巩固新的经济和新的农业技术，能把旧的东西完全抛掉，那它可能是进步的。而既然这种分配是以旧的份地所有制为基础的，那就不可能起到促进新农业技术的作用。主张分配土地的波里索夫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土地纲领是革命发展时期的纲领，是破坏旧制度、创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时期的纲领。这就是纲领的基本思想。社会民主党不应该用必须支持某种经济形式的决议来束缚自己。在这场新的社会力量反对旧制度基础的斗争中，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坚决手段。”（《记录》第125页）这些话都讲得非常正确非常精彩。这些话都说明要实行国有化，因为只有国有化才能真正“破坏”一切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只有国有化才真正是快刀斩乱麻，使新农场能够在国有化土地上充分自由地创立起来。

    试问，究竟用什么标准可以断定新农业已经充分形成，已经足以使土地的分配和它相适应，而不至于去巩固妨碍新经济的旧障碍呢？这种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世界上任何统计都无法估计出某一国家农民资产阶级成分是否已经“巩固”到了足以使土地占有制适应这种土地上的经济的程度。这一点只有广大的业主自己才能估计到。农民群众在我国革命中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纲领，这也证明目前要作这种估计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小农向来同自己的田产结合得很紧（当然要真正是他自己的田产，而不是在俄国常见的那种工役制地主经济的小块土地），以致他们对土地私有制的“狂热”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时期，大多数俄国农民屏弃了私有者的狂热，即一切当权阶级和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所煽起的狂热，普遍地和坚决地要求土地国有化，如果认为这是由于受了《俄国财富》杂志[153]的政论家或者切尔诺夫先生那些小册子的影响，那未免太幼稚，太书呆子气了。这种情形所以发生，是由于小农即农村小业主的现实生活条件向他们提出的经济任务，不是用把土地分归私有的办法来巩固业已形成的新农业，而是为了在“自由的”即国有化的土地上创立（由现有的成分创立）新农业扫清地基。私有者的狂热到一定的时候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那是已经破壳而出的农场主为保障自己的经济而提出的要求。在俄国革命中，土地国有化本来应该成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成为渴望啄破中世纪蛋壳的农场主的口号。因此，当农民群众刚要进入最后的“分野”，刚要分化出能够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农场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向一心要国有化的农民群众鼓吹分配土地，是未免太不识时务，太看不准具体历史时机了。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分配派”芬、波里索夫、沙宁等同志，没有象“地方公有派”那样陷入理论上的二元论，没有象他们那样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庸俗的批评（下面将要谈到这点），却犯了另一种错误，在历史前途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在理论方面的立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地方公有派”不同），但是他们重犯了我们党1903年的“归还割地的”纲领的错误。1903年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当时正确地判明了发展的方向，却没有正确地判明所处的发展时机。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革命证实了我们所判明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于俄国社会各阶级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被整个事态的发展、尤其被头两届杜马极好地证实了。这样一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便彻底崩溃了。然而乡村中的农奴制残余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厉害得多，这种残余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运动，把这一运动变成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历来都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现在必须说得更确切一些：这就是带领农民前进的领袖的作用。带领农民干什么呢？带领农民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这里所说的改正错误，就是我们应当提出同整个旧农业制度作斗争的任务，而不是提出只同农业制度中的旧残余作斗争的局部任务。我们提出了消灭地主经济而不是清扫地主经济。

    在发人深省的事态发展的影响下我们改正了错误，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把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作出的新判断思索到底。既然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这种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要求有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就是说为了在革新了的小经济基础上广泛而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应该牺牲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赞成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也就是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业经济有革新的可能和必要。

    这能容许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持小经济不是冒险吗？革新小农业不是一种空想吗？这种“对农民的诱骗”（Bauernfang）不是蛊惑人心吗？有许多同志无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如果历史任务还是反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革新小经济也是可能的。美国就是这样革新小经济的，那里用革命手段粉碎了奴隶主大地产，创造了资本主义最迅速最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无非就是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革新道路的斗争。这种革新的彻底的口号就是土地国有化。把份地排除在国有化范围之外，在经济上是反动的（关于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我们还要专门来讲）。“分配派”则超越了当前革命的历史任务，把刚刚开始的群众性农民斗争所争取的东西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不是去推动革新的进程，不是去向农民解释彻底革新的条件，而是替已经革新的心满意足的农场主裁剪长袍[注：分配派常常引证马克思的下面这段话：“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自由农业要完全胜利，可能需要私有制。然而现在的小农业是不自由的。官地“与其说是农民手中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手中的工具，与其说是供农民自由劳动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地主实行工役制的工具”。摧毁一切形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实现自由迁徙，是建立自由小农业的必要条件。]。

    “凡事各有其时。”社会民主党不会发誓永远不赞成分配土地。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农业演进的另一阶段，这种分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用土地分配来表述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就完全不正确了。

    第三章

    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

    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一大缺点，尤其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几次讨论的缺点，都是实践上考虑多，理论上考虑少；政治上考虑多，经济上考虑少。[注：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竭力维护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本小册子，十分确定地（不过很简短，整个小册子就很简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前提。我在书中指出，“干脆否定国有化”就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该小册子旧版第16页，新版第4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再请参看我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旧版第27—28页（新版第63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7页。——编者注）“根据严格的学术观点，根据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愿意背离《资本论》第3卷，我们无疑应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国有化是可能的，它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促进竞争，使资本更好地流入农业，使粮食价格降低等等。”另外在同一报告第5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60—61页。——编者注）上又说：“右翼〈社会民主党右翼〉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恰巧没有‘从逻辑上’把农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逻辑上’（和从经济上）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只有实行消灭绝对地租的土地国有化。”]当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是在党的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来讨论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起初是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在革命爆发之前的几个月（1905年春，布尔什维克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同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少数派代表会议），然后是在十二月起义的第二天[154]和在第一届杜马前夕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但是这个缺点现在无论如何应当纠正，至于对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问题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那就尤其必要了。

    1．什么叫作土地国有化？

    上面我们引用了目前公认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所有的民粹主义派别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事实上，这种流行的说法很不确切，如果指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对这种“国有化”的认识的真正一致，那么这一说法包含的“公认的”东西是很少的。受尽农奴制大地产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是自发地要求土地，根本没有把土地转归人民同任何稍微确切的经济学概念联系起来。农民只有一种十分迫切的、可以说是饱经苦难、长期受压迫而悟出来的要求，要求革新、加强、巩固和扩大小农业，使它居于统治地位，如此而已。农民所想象的只是把地主大地产转到他们自己手中；农民用所谓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词句来表达全体农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态度一致这一模糊思想。农民按业主的本能行事，但是遇到了以下的障碍：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在目前层出不穷，只要这种花样繁多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还完全保存下去，农民就无法完全根据“业主的”要求来耕种土地。在经济上必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同时也消灭份地占有制的“羁绊”，——农民的国有化思想所包含的就是这些否定的概念。对于所谓“消化了”地主大地产的革新了的小经济来说，将来究竟需要哪些土地占有形式，这一点农民并没有想到过。

    在反映农民的要求和希望的民粹主义思想中，占主导的无疑也是国有化概念（或者说模糊思想）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消除旧障碍，赶走地主，“废除”地界，摆脱份地占有制的羁绊，巩固小经济，用“平等、博爱、自由”来代替“不平等”（地主大地产）——民粹主义思想中十分之九都是这些东西。平等的土地权、平均使用土地、社会化，这一切都不过是同一种思想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切多半都是否定的概念，因为民粹主义者无法想象作为社会经济关系某种结构的新制度。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土地变革就是从农奴制、从不平等、从一切压迫过渡到平等和自由，如此而已。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的局限性，他们看不到自己所缔造的新社会的资本主义属性。

    同民粹主义的幼稚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正在形成的新制度。农民经济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在全民的或者说不属于谁的或者说属于“上帝的”土地上经营的小业主相互之间完全平等，——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制度。市场把小生产者联系起来，使他们受市场的支配。产品的交换造成了货币的权力，随着农产品变为货币，劳动力也变为货币。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理论并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对目前俄国农民经济中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简单描述和概括。这种经济愈少受土地的牵掣，愈彻底地摆脱地主的压迫，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的压抑，摆脱盘剥和专横现象，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愈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是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所确凿证明了的事实。

    由此可见，以经济现实为依据的土地国有化概念，是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现实内容，并不是农民所想的或者民粹派所说的东西，而是由当前社会的经济关系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呢？这决不是从土地上得到的任何收益。这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可见，地租的先决条件是农业中采用雇佣劳动，农民变成农场主、企业主。土地国有化（纯粹的国有化）的先决条件就是国家从农业企业主那里收取地租，而这些企业主付给雇佣工人工资并获得自己资本的平均利润，即对本国或若干国家的所有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来说是平均的利润。

    土地国有化的理论概念就是这样同地租理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里说的地租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特种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特种收入——资本主义地租。

    马克思的理论把地租分为两种：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有限，土地被资本主义农场占用而产生的，它同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同土地占有形式完全无关。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地块离市场的远近不同，往土地上追加的投资的生产率不同，各个农场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差别。简单说来，这些差别（不过不要忘记这些差别的来源不同）可以概括为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差别。其次，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由中等土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而是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的，因为光靠优等地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个别生产价格同最高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构成了级差地租。（这里提醒一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是指资本用于生产产品的费用加上资本的平均利润。）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土地私有制已全部废除，级差地租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的。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这笔地租由土地占有者获得，因为资本的竞争迫使农场主（租地者）只能获得资本的平均利润。在土地私有制被废除的情况下，这笔地租就由国家获得。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这种地租就不可能消灭。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垄断价格的成分[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中揭示了“各种地租理论的实质”：农产品垄断价格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他指出了这两种理论的正确之处，因为绝对地租包含有垄断成分。参看第125页对亚当·斯密理论的评语：说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完全正确”，因为土地私有权保持着比平均利润更高的利润，妨碍了利润的平均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9—390页。——编者注）]。土地私有制妨碍自由竞争，妨碍利润的平均化，妨碍在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中平均利润的形成。同工业相比，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比不变资本更大，农产品的个别价值也就高于平均价值。因此，土地私有制阻碍农业企业的利润同非农业企业的利润彼此自由拉平，使人们能够不是按最高的生产价格，而是按更高的产品个别价值来出卖农产品（因为生产价格是由资本的平均利润决定的，而绝对地租借助垄断保持了比平均价值更高的个别价值，使“平均利润”无法形成）。

    级差地租因此是一切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绝对地租却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而只是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只是在历史上[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德文本第2卷第1册第259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差别，是会消失的。”（并见第275页以及第2卷第2册第1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6、110—111、270—271页。——编者注）]形成的、凭借垄断保持下来的农业落后状况下才有的。

    考茨基在以下这段文字中把这两种地租作了比较，并且特地谈到了这两种地租同土地国有化的关系：

    “级差地租是由竞争产生的。绝对地租则是由垄断产生的……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地租并没有分为两个部分；我们无法知道，其中哪一部分是级差地租，哪一部分是绝对地租。此外，土地占有者所耗费的资本的利息，也常常同地租掺杂在一起。如果土地占有者同时又是农村业主，地租总是同农业利润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这两种地租的差别还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级差地租产生于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不是产生于土地私有制。

    即使在主张〈在德国〉进行土地改革、同时保留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实行以后，这种地租也仍然会保留下来。只不过那时候这种地租不是交给私人而是交给国家了。

    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产生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同社会其他人的利益的对立。实行土地国有化就能消灭这种地租，降低相当于这种地租总数的农产品价格〈黑体是我们用的〉。

    其次，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第二个差别在于，前者并不作为价格组成部分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而后者则影响到这种价格。前者是从生产价格中产生的，后者是从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部分中产生的。前者是由于土地较为肥沃或位置较好因而劳动生产率较高所得来的盈余即超额利润。后者并不是从某几种农业劳动的附加收入中得来的，而全靠从现有的价值量中，从剩余价值额中扣除一部分给土地占有者，也就是说，或者靠降低利润，或者靠克扣工资。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也跟着提高，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会降低。如果粮食价格上涨，工资不提高，那么工人就会受到损失。最后，还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甚至应该认为是一般的常规），就是绝对地租使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受到损失。”[注：《土地问题》德文本第79—80页。]

    由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国有化问题分为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级差地租问题和绝对地租问题。国有化更换级差地租的占有者，并根本消灭绝对地租。因此，国有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改良（更换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取消阻碍整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

    分不清级差地租国有化和绝对地租国有化这两个方面，就不能理解俄国国有化问题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过这里我们看到了彼·马斯洛夫对绝对地租理论的否定。

    2．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155]

    1901年，我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谈到马斯洛夫发表于《生活》杂志的那些文章时，曾经指出他对地租理论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注:见《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78—179页的注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6页。——编者注）]。

    我已经说过，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过于偏重问题的政治方面。然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后，米·奥列诺夫在《论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1907年《教育》杂志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马斯洛夫论述俄国土地问题的著作，特别着重指出，马斯洛夫根本否认绝对地租的经济理论是不正确的。

    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反驳奥列诺夫的文章。他斥责自己的论敌，骂他“无理取闹”、“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等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彼得·马斯洛夫才是无理取闹、愚蠢透顶的骑士，坚持自己旧错误的马斯洛夫自以为是地“批评”马克思，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马斯洛夫先生写道：“绝对地租理论同第3卷所论述的全部分配理论之间的矛盾实在太明显，因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第3卷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把作者的草稿也收进去了。”（《土地问题》第3版第108页的注释）

    只有对马克思地租理论一窍不通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对草稿作者的那种故作大度的藐视态度，实在是无可比拟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教训别人，不必熟悉马克思的著作，甚至也不必钻研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这部著作可以说已经反复地解释了地租理论，连马斯洛夫之流也该懂了！

    请看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论据：

    “据说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的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资本构成既不影响产品价格，也不影响利润率，不影响剩余价值在各企业主之间的分配，所以它不可能产生任何地租。即使农业资本构成低于工业资本构成，级差地租仍然是从农业中获得的剩余价值中提取的，这对于地租的形成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见，资本‘构成’即使发生变化，也丝毫不会使地租受到影响。地租的大小丝毫不取决于地租起源的性质，而完全取决于上面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别。”（上述著作第108—109页，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

    恐怕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也从来没有轻率到这样的地步吧？我们这位超群绝伦的马斯洛夫老是乱搅和，甚至在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是如此（不过，这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和其他所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特点，但他们有一点比马斯洛夫诚实，即他们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这是不对的。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私有制造成一种特殊的垄断，这种垄断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在村社土地上或国有化土地上都可以存在。[注: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马克思在该处解释说，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物；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页。——编者注。）]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非资本主义垄断，使那些遇到这种垄断障碍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利润平均化受到阻碍。要使“资本构成不影响利润率”（应该补充一句：个别资本构成或个别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马斯洛夫在这里叙述马克思的理论时也在乱搅和），就是说，要形成平均利润率，必须使各企业和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平均化。而平均化来自竞争自由、来自向所有生产部门任意投资的自由。有非资本主义垄断存在的地方，能有这种自由吗？不，不可能有。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投资自由，妨碍竞争自由，妨碍高得不相称的（农业资本构成低下所造成的）农业利润平均化。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十分浅薄，在过了两页（第111页）谈到……烧砖业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烧砖业的技术也很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也同农业一样低于中等水平，而那里并没有地租！

    可尊敬的“理论家”，烧砖业不可能有什么地租，因为绝对地租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农业资本构成的低下，而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这种垄断妨碍竞争把“构成低下的”资本的利润拉平。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土地私有权的经济意义。

    马斯洛夫用来反驳马克思的第二个论据是：

    “从‘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所取得的地租，即洛贝尔图斯所说的地租和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地租，一定会消失，因为只要资本除通常的利润外还能提供别的东西，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第112页）

    彼得·马斯洛夫把问题搅乱了，简直是“无理取闹”。

    第一，在地租问题上，把洛贝尔图斯同马克思相提并论，这就是十足的无知。洛贝尔图斯理论的根据就是假设资本家农场主也一定会重复这位波美拉尼亚地主的错误计算（“不算”农业中作为原料的产品！）。洛贝尔图斯的理论中丝毫没有历史主义，也丝毫没有历史现实性，因为他讲的是笼统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农业，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农业。而马克思谈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技术比发展农业技术更快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谈的是受到非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限制的资本主义农业。

    第二，说租地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这表明超群绝伦的彼得·马斯洛夫不仅不懂得马克思的绝对地租，而且也不懂得马克思的级差地租！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在租赁期内，既然租地者“把最后一次投资变为倒数第二次投资”，说得简单和（我们马上就可看到）正确一些，既然他把新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去，那他“总是能够”并且总是在把一切地租攫为己有。在租约有效期间，土地私有权对于租地者是不存在的：他付出了租金，也就“赎得了”不受这种垄断限制的自由，这种垄断权已经不能妨碍他了。[注:如果马斯洛夫稍微用心地读过第3卷“草稿”，那他不能不看到马克思常常反复地解释这一点。]所以，当租地者在他经营的地块上新投入的资本既提供新的利润又提供新的地租时，得到这种地租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租地者。只是在旧租契期满，新租契签订以后，土地占有者才能得到这种新增加的地租。那么，是什么机制把新增的地租从农场主的口袋转到土地占有者口袋中去呢？是自由竞争的机制，因为租地者不仅获得平均利润而且还获得超额利润（＝地租）这一情况，会把资本吸引到特别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由此可以理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为什么订长期租契对租地者有利，而订短期租契对土地占有者有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在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在租约上要农场主每英亩至少付12英镑租金（约合110卢布）而不再是8英镑的租金。土地占有者就是这样把谷物法废除以后社会必要的农业技术的进步考虑在内了。

    现在要问，在租约有效期间，租地者攫为己有的究竟是哪种新地租呢？仅仅是绝对地租呢，还是也有级差地租？两者都有。如果彼得·马斯洛夫在可笑地“批评草稿”之前去设法领会一下马克思的理论的话，他就会知道，不仅不同的土地地块会产生级差地租，而且同一地块上不同的投资额也会产生级差地租。[注:马克思把由于土地优劣不等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一形式，把同一块土地上由于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同所获得的级差地租称为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第3卷“草稿”对这一区别分析得非常详细（第6编，第39—43章）。只有布尔加柯夫先生这样一些“马克思的批评家”才“看不见”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1—831页。——编者注）]

    第三，（请读者原谅，我们列出马斯洛夫每一句话的错误，列了长长一串，会使读者感到厌倦，但是我们遇到的是德国人所说的那种“硕果累累的”（Konfusionsrat）“糊涂顾问”，又有什么办法呢？）马斯洛夫关于最后一次投资和倒数第二次投资的论断，是以有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根据的。马斯洛夫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承认这个规律（“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甚至把这种愚蠢的捏造称为事实）。马斯洛夫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这个规律和地租理论联系起来，他由于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大胆宣称：“要是没有最后投入的资本生产率降低这一事实，那就没有地租了。”（第114页）

   有关这种庸俗资产阶级提出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读者请看我在1901年批判布尔加柯夫先生时说过的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87—98页。——编者注]。在这个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同马斯洛夫两人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

    为了补充我对布尔加柯夫的批判，这里再从第3卷“草稿”中引证一小段，这段话特别鲜明地显示出马斯洛夫—布尔加柯夫的批判是多么超群绝伦！

    “人们不去研究土地枯竭的现实的自然历史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因），而竟然求助于一种庸俗的见解：在一块空间有限的土地上，并不是任何数量的资本都可以投入。例如《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在反驳理查·琼斯（Jones）时写道，不能靠耕种索荷广场[注:伦敦的一个广场。]来养活整个英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9页。——编者注]

    这一反驳是马斯洛夫和其他拥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人们的唯一论据。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个规律，如果后投入的资本也能和先投入的资本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就用不着扩大耕地面积，只要增加对土地的新投资，就能从一块极小的土地上获得任何数量的农产品，也就是说，“光靠耕种索荷广场”就可以“养活整个英国”，或者说“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注: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马斯洛夫也说过这样的蠢话，他说：“如果新投资能产生同样的利润，那么，企业主就会把自己所有的〈！〉资本连续地投到一俄亩的土地上去”（第107页）等等。]等等。所以，马克思分析的是维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主要论据。

    马克思接着写道：“……如果把这看作农业的一种特别的缺陷，那么，事实的真象却正好相反。在农业中，各个连续的投资是会有成果的，因为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而就工厂来说，土地只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基地发生作用，所以情况就不是这样，或只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才是这样。当然，和分散的手工业相比，人们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中巨大的生产设施，大工业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投在机器等等上的固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得到改良，相反，它会因为使用而受到磨损。新的发明在这里也会引起一些改良，但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机器只会日益陈旧。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全部旧机器必然会被更有利的机器所取代，也就是说，必然会丧失作用。与此相反，只要处理得当，土地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1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9—880页。——编者注]

    马斯洛夫宁愿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陈词滥调，却不愿意仔细想想马克思的批判。马斯洛夫在这些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的理论，却还有脸以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者自居！

    马斯洛夫用他对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所持的彻底资产阶级的观点，究竟把地租理论丑化到了什么地步，从下面这段马斯洛夫用黑体刊出的话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实行集约经营，能够有同样的生产效率，那么争夺新土地的竞争就会马上消失，因为除了生产费用外，运输费用也是要加在粮食价格上的”（第107页）。

   这样说来，海外竞争只有靠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才能得到解释！简直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出一辙！不过要是马斯洛夫读不懂或者说理解不了《资本论》第3卷的话，那他至少也应该读读考茨基的《土地问题》或帕尔乌斯论农业危机的小册子。马斯洛夫看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俗解释，也许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在增加工业人口的同时抬高地租。而地价（＝资本化的地租）则把大大抬高了的地租保持下来。级差地租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马斯洛夫甚至对于马克思所讲的最简单的地租形式也是一窍不通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争夺新土地的竞争”，那是因为资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问题的社会历史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认为海外竞争的原因是海外那些不用付地租的土地在破坏过分昂贵的粮食价格，而这种粮价过去是欧洲各古老国家的资本主义靠极大地抬高地租来保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或者是故意瞒着自己和别人）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昂贵的地租是农业进步的障碍，而把这一切归咎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天然”障碍。

    3．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吗？

    在彼得·马斯洛夫看来，必须这样。他在《教育》杂志上继续“发挥”自己的糊涂“理论”，教训我们说：

    “如果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率会不断降低这一‘事实’不存在的话，那也许还能实现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所描绘的那种美景，即每个农民可以使用他应得的一小块土地，随心所欲地投入自己的劳动，而且他‘投入’多少劳动，土地就会‘偿给’他多少产品。”（1907年第2期第123页）

    总之，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被彼得·马斯洛夫推翻，那么民粹派也许就是正确的了！我们这位“理论家”竟然抛出了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向简单地认为：小生产万古长存的美梦并不是被资产阶级荒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打破的，而是被商品生产的事实，被市场的统治，被资本主义大农业对小农业的优越性等等打破的。马斯洛夫却把这一切都改了样！马斯洛夫发现，如果没有那条被马克思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臆造的规律，民粹派就是正确的了！

    不仅如此，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也是正确的了。请看我们这位不大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另一个论断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彼得·马斯洛夫〉曾经第一个〈看，我们怎么样！〉特别强调农艺措施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尤其对于大生产和小生产的斗争有不同的作用。如果说农业集约化即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在大小经济中同样会出现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那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也同在工业中一样，会使大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技术条件……”最可爱的先生，你是在乱搅和。应当说，大生产在商业方面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反，农艺措施通常可以同样地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农艺措施“可以”采用。

    见解深刻的马斯洛夫显然知道有一种可以不采用农艺措施的经济。“……例如，用多圃制代替三圃制、增加肥料以及深耕等措施，无论在大经济或小经济中，同样可以采用，而且同样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象采用收割机这类措施，只有在较大的农场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小块粮田用人工收割更方便……”

    是的，马斯洛夫无疑是“第一个”把问题搅得如此乱的人！真难以设想：蒸汽犁（深耕）是“农艺措施”，收割机是“技术”。按照我们这位举世无双的马斯洛夫的学说，蒸汽犁就不是技术，采用收割机就不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了。施用人造肥料，采用蒸汽犁，种植牧草，这是“集约化”。采用收割机和其他“大部分农业机器”，则是“技术进步”。马斯洛夫“不得不”编出这套蠢话来，因为他总得给自己和那个被技术进步推翻了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找到脱身之计。过去布尔加柯夫的脱身之计是：硬说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停滞则是经常的。现在马斯洛夫的脱身之计是极其可笑地把农业的技术进步分为“集约化”和“技术”。

    什么是集约化？就是更多地投入劳动和资本。根据伟大的马斯洛夫的发现，采用收割机不是投入资本。采用条播机也不是投入资本！“用多圃制代替三圃制”的办法在大小经济中都能同样采用吗？不对。采用多圃制也需要追加投资，因此在大经济中采用的多得多。关于这一点，请看上面有关德国农业的材料（《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58—160页。——编者注]）。俄国的农业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多圃制决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增加肥料的办法也不能在这两种经济中“同样采用”，因为（1）大经济的大牲畜多，这有极重要的意义；（2）它的牲畜喂养得好，不那么“爱惜”草料等等；（3）它有较好的贮存肥料的设备；（4）它施用的人造肥料较多。马斯洛夫真是在“无理取闹地”歪曲人所共知的现代农业材料。最后，就是深耕也不可能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同样采用。只要指出两个事实就够了：第一，大经济愈来愈多地使用蒸汽犁（参看上面关于德国的材料[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111页。——编者注]；现在大概还使用电犁）。也许，连马斯洛夫也会明白蒸汽犁不能“同样”在大经济和小经济中采用。在小经济中，把牝牛当耕畜用的情况却愈来愈常见了。伟大的马斯洛夫，请想一想，这能说是同样可以采用深耕吗？第二，即使大小经济都使用同样种类的耕畜，小经济的耕畜比较瘦弱，因此在深耕方面不可能有相等的条件。

    总而言之，凡是马斯洛夫拼命想表现出“理论”思维的词句，其中不可思议的糊涂话和最令人吃惊的无稽之谈真是多得数不胜数。然而马斯洛夫一点也不害臊，竟在结尾说道：

    “谁弄清了农业发展的上述两个方面（改进农艺和改进技术）的区别，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修正主义——在我国就是民粹主义——的全部论据。”（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第125页）

    是啊！是啊！马斯洛夫所以是非民粹主义者，所以是非修正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他能超出马克思的草稿以致“弄清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陈腐偏见。真是旧调新唱！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曾经大叫：马克思反对马克思。马斯洛夫则郑重宣布：不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就不能推翻修正主义。

    最后，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事。如果创立绝对地租理论的马克思错了，如果没有“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不会有地租，如果没有这个规律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会是正确的，那么在马斯洛夫的“理论”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改”似乎应该占主要地位了。是的，这种“修改”是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马斯洛夫宁愿把这些“修改”隐藏起来。不久前，他的《俄国土地问题》一书德译本出版了。我有意看了一看，马斯洛夫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把自己那套庸俗不堪的理论介绍给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原来什么也没有介绍。马斯洛夫在欧洲人面前把自己的“全部”理论都隐藏了起来。他把有关否认绝对地租、有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等等的话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陌生人初次参加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座谈会，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当时有一位哲学家对他说：如果你很聪明，那你做得很愚蠢；如果你很愚蠢，那你做得很聪明。

    4．否认绝对地租同地方公有化纲领有没有联系？

    无论马斯洛夫怎样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卓越发现的重要性，对于这种联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他好象还是有所怀疑的。至少在这里所引的那篇文章中（《教育》杂志第2期第120页），他否认地方公有化同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的联系。这就奇怪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同否认绝对地租有联系，同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也有联系，但是同马斯洛夫的土地纲领却似乎没有联系！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认为马斯洛夫的整个土地理论同他的俄国土地纲领没有联系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否认绝对地租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意义。谁只承认级差地租的存在，谁就必然要得出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丝毫不会因为土地属于国有或是属于私人所有而有所改变。按照否认绝对地租的理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存在级差地租。显然，这种理论必然会否定国有化这一措施具有任何加速资本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等等的作用。这是因为，肯定国有化具有这种作用的观点，是从承认两种地租出发的：一种是资本主义地租，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是在国有化土地上也废除不了的地租（级差地租）；另一种是非资本主义地租，即由资本主义不需要的并且妨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所造成的地租（绝对地租）。

    因此，马斯洛夫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必然得出结论说：“称它〈地租〉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教育》杂志第3期第103页），问题只在于这种地租是交给地方机关还是交给中央政权。不过这种看法是出于理论上的无知。由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条件的改变的问题，是个深刻得多的问题，它同地租将交给谁、将用于何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完全无关。

    这个纯粹经济性质的问题，马斯洛夫根本没有提出过，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否认绝对地租，他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他那种荒谬的、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客式的”态度，竟把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仅仅归结为谁得到地租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纲领中荒谬的二元论，虽然这个纲领指望着“革命胜利发展”（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附在马斯洛夫纲领后面的策略决议所用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实现基本的经济改造，切实把一切封建残余和中世纪垄断的残余一扫而光。但是从地方公有化中看到的却是真正的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一方面是保存最古老的、陈旧过时的中世纪份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又废除土地私有制，想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先进、理论上最理想的土地关系。这种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是无法实现的。这里，土地私有制同公有制的结合完全是生拉硬扯的，是被人“臆造出来的”，这种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在土地私有制存在或不存在的情况下会有任何差别。在这样的“理论家”看来，问题仅仅在于地租的转手，“称它为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

    事实上，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要保留一半土地（28000万俄亩中的13800万俄亩）在私人手里是办不到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土地私有制的确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要求的，的确符合资本主义土地经营者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话，土地私有制作为按某种方式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在各处存在。要么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所必需的，并不是由农场主阶级利益必然产生的，甚至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那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这种陈旧的所有制。

    在一半耕地面积上保存垄断，为小业主一个阶层建立特权，企图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保存把私有者和公有土地租赁者分开的“犹太区”[156]，这就是同马斯洛夫的荒谬经济理论密切联系的荒谬主张。

    现在我们应当来考察一下被马斯洛夫及其拥护者[注: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也是拥护者之一。历史竟开了这样的玩笑，使这位貌似严正的正统维护者没有发现或不愿发现马斯洛夫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歪曲。]放在次要地位的国有化的经济意义。

    5．从发展资本主义着眼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

    绝对地租是在资本主义收入中实现土地私有制的一种形式，错误地否认绝对地租，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有关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的书刊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自己担当起批判土地私有制的任务，不是把这一批判建立在经济分析、对某种经济演进的分析的基础上，却跟在马斯洛夫的后面把这一批判任务交给了民粹派。这样一来，就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歪曲了在革命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他们在杜马的演说以及各种宣传鼓动文字等等中，只是用民粹主义的即市侩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土地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善于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中提取现实的内核，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应该在研究问题时考虑到历史因素，应该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土地私有制这一斗争的真实根源的看法）代替小资产者的观点（关于平均制、正义等等的抽象观念）。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记起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着眼批判土地私有制的那些“被忘记的言论”。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针对大土地占有制，而且也针对小土地占有制。小农的自由土地私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农业小生产的必要的伴侣。亚·芬在反驳马斯洛夫时强调指出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承认这种已经被经验证实的历史必要性，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必全面地来评价小土地私有制。没有土地买卖的自由，这种私有制的真正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土地私有制就意味着必须投资购买土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就是由于耕者必须投资购买土地而产生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2页）“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同上，第3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信用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即使购买的是大田庄，这种支出也是农业的一个障碍。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土地所有者是否负债，整个说来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他的土地是继承来的，还是购买来的，反正都一样。”（第344—345页）[注:同上，第913—914页。——编者注]

    土地私有制是资本自由渗入农业的障碍，抵押土地和高利贷可以说都是资本绕过这些障碍的方式。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农民和他们的民粹派思想家都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可见，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资本是能够完全自由地直接流入农业呢，还是要经过高利贷者和信贷机关。农民和民粹主义者一方面没有认识到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已占完全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听凭幻想和空想的支配，不愿看见不愉快的现实，总想获得外来的资助。104人土地法案第15条写道：“凡是领得全民土地而无足够的资金购置为经营所必需的一切资料者，国家应以贷款和补助金的形式给予帮助。”当然，一旦胜利的农民革命对俄国农业进行改造时，这种资助无疑是必需的。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所有这些“贷款和补助金”的社会经济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民粹主义者没有看到的。国家只能做一个资本家的钱款的经手人，它本身只能从资本家那里取得钱款。所以在国家援助组织得最好的情况下，资本的统治也丝毫不会受到触动。问题仍然是：资本用于农业有哪几种可能的形式。

    探讨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这种所有制是阻挠向土地自由投资的障碍。要么是这种投资有充分的自由，那就要废除土地私有制，即实行土地国有化。要么是保存土地私有制，那就是资本用迂回的形式渗入农业，即地主和农民抵押土地，农民受高利贷者盘剥，土地出租给拥有资本的租地者。

    马克思说：“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本身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46—34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916页。——编者注]

    可见，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铲除一切阻挠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阻挠资本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生产部门的障碍。让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广阔和迅速的发展，让阶级斗争有充分的自由，不让任何把农业变得同“血汗制”工业相似的多余的中介人插手——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

    6．土地国有化和“货币”地租

    主张土地分配的亚·芬用一个很有趣的经济论据来反对国有化。他说，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都是把地租转交给一定的社会集体。但是试问，这里讲的是什么地租呢？这里讲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因为“农民通常从自己土地上得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77页，参看第63页），这里讲的是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

    马克思说的货币地租是指农民用货币形式把全部剩余产品交给地主。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赖形式最初是工役租（Arbeitsrente）即徭役租，然后是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最后是货币地租。亚·芬说，这种地租“直到现在还是我国最普遍的地租”（第63页）。

    毫无疑问，农奴制盘剥性的租佃制在我国是非常普遍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这种租佃制下农民所付的地租相当大一部分是货币地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究竟是什么力量提供了从农民身上榨取这种地租的可能性呢？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吗？根本不是。是农奴制大地产的力量。既然农奴制大地产将被摧毁（而这是农民土地革命的出发点和基本条件），那就用不着讲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地租”了。可见，芬的反驳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又一次强调了在革命的土地变革的情况下把农民份地同其他土地分开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份地周围往往都是地主土地，而目前这样划分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又产生盘剥，所以保存这种划分是反动的。而地方公有化同土地分配和国有化都不同，它正是要保存这种划分情况。

    小地产的存在，确切些说，小经济的存在，当然会使资本主义地租的理论的一般原理有某些改变，但决不会推翻这种理论。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在主要是为了满足耕作者本人需要的小农业中，真正的绝对地租通常是不存在的（第3卷第2册第339、34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7、913页。——编者注]。但是，商品经济愈发展，经济理论的一切原理就愈适用于农民经济，因为农民经济也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不要忘记，任何土地国有化，任何土地平均使用制，都消灭不了俄国的富裕农民已经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这一既成的事实。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指出，根据上一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统计材料来看，将近1/5的农户集中了近一半的农民农业生产以及远不止一半的租地，这些农民的经济现在多半是商品经济，而不再是自然经济了，这种农民没有上百万的雇农和日工，就无法生存。[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2—115页。——编者注]在这种农民中早已有了资本主义地租的成分。这种农民借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的口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这班先生们“很清醒”，既反对禁止雇佣劳动，也反对“土地社会化”；他们清醒地坚持正在抬头的农民经济个人主义的观点。我们如果把民粹派空想中的现实经济成分同虚假的思想体系严格分开，那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实行土地分配也好，实行国有化也好，实行地方公有化也好，从消灭农奴制大地产中获利最多的正是资产阶级农民。国家发放的“货款和补助金”，也同样不可能不使这种农民首先获得好处。“农民土地革命”无非是让整个土地占有制适应能使这些农场发展和繁荣的条件。

    货币地租是正在消逝、也不可能不消逝的昨天。资本主义地租则是正在诞生的明天，它无论在斯托雷平主张的剥夺贫苦农民（“按照根本法第87条”）的条件下，或者在农民剥夺最富有的地主的条件下，都不可能不发展起来。

    7．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

    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国有化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已经为“土地占有者脱离农业”（通过出租和抵押）完全创造好条件的时候，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在实现取消地租而又不触动经济机体的土地国有化之前，资本主义大农业已经形成了。[注:主张土地分配的波里索夫同志在下面这段话中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将来，当小资产阶级经济日渐退化、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夺取了巩固的阵地、俄国已不再是农民国家的时候，历史就会提出这个要求〈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27页）]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它在理论上找不到根据；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言论也不能给它以支持；实际经验的材料更是否定了这种观点。

    从理论上来说，国有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得到“理想的”彻底发展。至于历史上是否经常出现这样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国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国有化不仅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认为国有化只是在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才能实现，那就等于否认国有化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到了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即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到一定时候其他国家也必然会提出这一任务）。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既然是资产阶级措施，那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条件下就不可能实行。这种措施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还比较可能实现，因为“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彻底暴露自己的矛盾，还没有造成十分强大的、直接追求社会主义变革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甚至直接主张过国有化，他不仅主张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国有化，而且主张在1846年的美国实行国有化，当时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工业”发展还刚刚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没有向我们展示过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在年轻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新西兰可以看到类似比较彻底的土地国有化的情况，那里还谈不上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在美国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国家颁布过宅地法，把地块发给小业主，小业主交纳名义地租。

    不，认为国有化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情，那就等于否认它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措施。否认这一点是同经济学理论直接相抵触的。据我看来，在下面这段引自《剩余价值理论》的论断中，马克思所拟订的实现国有化的条件和人们通常所设想的不同。

    马克思指出，土地占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多余的人，如果土地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完全可以达到”。他接着写道：

    “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0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9页。——编者注]

    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指出农业资本主义不发达是实现国有化的障碍。他指出了其他两个障碍，这两个障碍更能说明国有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可能实现的。

    第一个障碍：激进的资产者害怕社会主义攻击一切私有制，即害怕社会主义变革，因此缺乏向土地私有制进行攻击的勇气。

    第二个障碍：“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显然，这里马克思所指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已经在土地私有制下巩固起来了，也就是说，这种私有制已经更多地是资产阶级性质而不是封建性质的了。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广泛的、占优势的范围内同土地占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当它已经“自己弄到土地了”，“定居在土地上”，使土地占有制完全服从于它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争取国有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阶级会自己起来反对自己。

    总的说来，这两个障碍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的时代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终结的时代，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才可以消除。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有化的见解，不能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它既同马克思理论的大前提相抵触，也同马克思的上述言论相抵触。国有化作为某些势力和某些阶级所推行的措施，有它的具体历史环境，然而这种见解却把国有化的具体历史环境问题简单化了，把问题弄成公式化的、纯粹的抽象概念。

    “激进的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勇气的。在这样的时代，这种资产者必然大都已经成为反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资产阶级必然是几乎全都已经“弄到土地了”。相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客观条件迫使“激进的资产者”很有勇气，因为在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时，就整个阶级来说，他们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在那样的时代土地占有制还带有极浓厚的封建主义的色彩。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大批资产阶级的耕作者即农场主起来为废除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而斗争，进而实现资产阶级的彻底的“土地解放”，即国有化。

    在所有这几个方面，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都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我们无疑应该承认：无论在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或农民份地占有制中，都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封建残余。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农村中骇人听闻的落后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种矛盾推动人们去进行最深入的资产阶级革命，去创造农业取得最迅速进步的条件。土地国有化正是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取得最迅速的进步的条件。在我们俄国，这种自己还没有“弄到土地”、目前还不会害怕无产阶级“攻击”的“激进的资产者”是有的。这种激进的资产者就是俄国农民。

    从上述观点出发，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大俄国自由派资产者和广大俄国农民对土地国有化抱着不同的态度了。自由派地主、律师、大工业家和商人都已经自己“弄到了”足够的“土地”。他们不会不害怕无产阶级的攻击。他们不会不倾心于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的道路。真叫人难以置信，“农民”银行[157]发给那些受惊的地主的亿万卢布竟象一条金河，源源地流入地主、官吏、律师和商人的腰包！如果实施立宪民主党人的“赎买”办法，这条金河的流向也许会稍有改变，流量也许会稍微减少，但它还是流入这班人的腰包，数量还是有好多亿卢布。

    以革命手段废除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官吏和律师从中一个戈比也捞不到。至于商人，他们多半没有远大的眼光，他们不会放弃马上从老爷那里捞一把的机会，却去等待将来国内农民市场的扩大。只有被旧俄折磨得要死的农民，才能做到彻底革新土地占有制。

    8．国有化是向土地分配的过渡吗？

    如果把国有化看作最有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实现的措施，那么这种观点必然会使人以为国有化可能只是向土地分配的一种过渡办法。迫使农民群众去争取实现国有化的那种现实的经济需要，就是必须根本革新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关系，也就是“清扫”一切土地，使之适应新的农场主经济。既然如此，那么很清楚，适应了新环境、革新了全部土地占有制的农场主就会要求巩固这种新土地制度，即要求把他们从国家那里租来的地块变成自己的财产。

    不错，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我们得出国有化的结论，并不是根据抽象的考虑，而是根据对具体时代的具体利益所作的具体估计。当然，如果认为大批的小业主都是“理想主义者”，如果认为在他们的利益要求实行土地分配的时候他们会对土地分配望而却步，那是很可笑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下：（1）他们的利益会不会要求分配土地；（2）在什么条件下会有这个要求；（3）这对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会有怎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目前还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在用革命手段实现国有化的时期过去之后，由于力图尽最大可能巩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可能产生土地分配的要求。由于那时的土地占有者力图借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最后，由于力图“安抚”（说得简单明了一点，就是扼杀）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因为土地国有化会成为“激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实行全部社会生产社会化的“欲望”的一种因素。所有这三种可能都是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为新的农场主要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自然会产生反无产阶级的情绪，他们也自然会力图为自己造成新的特权，即新的所有权。由此可见，问题正是由这种经济上的巩固引起的。妨碍这种巩固的一个经常的对抗因素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加强大农业的优越性，并要求小农场地块能够随时很容易“结合”成大农场。全俄的待垦土地将是一个暂时的对抗因素，因为巩固新经济就意味着提高耕作技术。而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耕作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从俄国待垦土地中不断地“开辟出”新的耕地。

    分析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之后，应当作出一个结论：要想确切地预料到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新农场主要求分配土地的趋势会压倒一切对抗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估计到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造成这种条件，却是必要的。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工人政党对新农场主可能提出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倒可以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当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制度作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支持勇于战斗的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支持安于现状的资产阶级。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就不可能获胜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接下去转向分配土地不可能不引起某种“复辟”，不可能不使农民（确切些说，从未来的关系来看，就是农场主）转向反革命方面，这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将坚持反对所有这类要求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支持这种要求。

    如果认为国有化在新农场主转向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就会成为没有多大意义的转瞬即逝的现象，那无论如何是大错特错了。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大的意义，既有巨大的物质意义，又有巨大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地推动农艺上的进步。用任何其他办法解决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都不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那样有利的起点。

    革命时代的国有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帮助打击“一种私有制形式”，这种打击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无产阶级主张实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就能最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不会不表现出来的犹豫动摇、萎靡不振、意志薄弱、消极被动等种种特性。

    第四章

    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上面已经说过，正是这种考虑在我们党关于土地纲领的争论中占的比重过于大了。我们的任务是尽量系统又尽量简要地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考虑，指出各种政治措施（以及观点）同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1．“防止复辟的保证”

    在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我凭记忆谈到了当时的讨论情况，并且对这一论据作了分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1—21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已经有准确的记录稿了。

    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声叫道：“我的看法的关键就是指出复辟的可能。”（第115页）现在就来仔细看一看这个关键吧。下面是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发言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关键的地方：

    “列宁说：‘我们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但是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证，而这种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吧，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吧。这两个国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以后都发生过复辟。我国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党的纲领应当是一种在实施后可以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纲领。我们的纲领应能消灭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却不能消灭这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国有化的要求是反革命的要求。”（第44页）“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国的情况是土地和农民都受到国家的奴役，而俄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在这种奴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推翻专制制度，就必须消灭它的经济基础。所以我反对现在提出国有化。”（第44页）

    请先看看这一段关于复辟的论断的逻辑吧。第一，“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第二，要“把复辟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要想出一种防止复辟的保证，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而在下一页即第45页上（同一次发言），普列汉诺夫完全想出了这种保证，他直截了当地说：“一旦发生复辟，它〈地方公有化〉是不会把土地〈请听！〉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找到了，尽管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戏法变得真漂亮，孟什维克的书刊对这位魔术师手脚的灵巧赞不绝口。

    普列汉诺夫发言的时候，挖苦取笑，吵吵闹闹，一串串漂亮话就象轮转烟火那样叫人晕头转向。但是，如果这样的演说家把自己的发言逐字逐句记下来，事后人们再从逻辑上去加以分析，那就糟了。

    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防止这种复辟的保证可能有吗？不，这种保证是不可能有的。因此我们就想出这样一种保证，即实行地方公有化，地方公有化“不会把土地交给”……请问，地方公有化给“交出土地”设置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革命的议会颁布一道法律宣布某些土地（过去地主的土地和其他土地）归地方议会所有罢了。而法律又是什么呢？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这样的法律就是在国家政权转归“旧制度的代表”时也“不会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代表”，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竟在宣扬这种愚蠢已极的思想，甚至还拿到杜马讲坛上去宣传！[注:策列铁里在1907年5月26日的演说，见第二届杜马速记记录第1234页。]

    讲到所谓“防止复辟的保证”问题的实质，必须指出如下几点。既然我们不可能有防止复辟的保证，那么在讨论土地纲领时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转移听众的注意力，搅乱他们的思想，把辩论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引起西欧的社会主义变革，然而这一变革才是防止在俄国复辟的唯一的绝对的保证。至于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证”，即尽量给复辟造成困难，那就是在俄国尽量深入、彻底、坚决地进行革命性变革。革命愈深入，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刨得愈深，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在政治方面，建立民主共和国是比实行民主地方自治更为深刻的变革，建立民主共和国需要（并且能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更大的革命毅力、更高的觉悟和组织性，而且会留下更加难以消除的传统。所以当代社会民主党人高度评价法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尽管后来发生过多次的复辟。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那些情愿把君主制下的民主地方自治机关作为“防止复辟的保证”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一样的。

    在经济方面，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因为它能摧毁整个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现在农民在经营一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份地，在经营一小块向地主租来的土地，等等。实现国有化就能最彻底地摧毁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障碍，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经济“清扫”全部土地。诚然，即使经过这样的清扫，也不会有防止旧制度复辟的保证，向人民许诺这种“防止复辟的保证”，那就等于骗人。但是这样清扫旧土地占有制，会使新经济大大巩固，从而使旧土地占有制的恢复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实行地方公有化后，旧土地占有制却比较容易恢复，因为地方公有化会使“犹太区”，即分隔中世纪地产和新的地方公有的土地的地界永远保存下来。土地收归国有以后，要搞复辟，要恢复旧土地占有制，就必须摧毁数以百万计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农场。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以后，要搞复辟，不必摧毁任何农场，不必重新划定地界，简直只要写一张字据把某一“地方自治机关”的土地拨归某某贵族地主所有，或者把“地方公有”土地的地租转交给地主就行了。

    上面谈到了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的逻辑错误，谈到政治概念上的混乱，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复辟的经济实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完全证实了我在《报告》中所讲的话，即普列汉诺夫不可宽恕地把法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复辟同“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复辟混为一谈（见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116页）。所以我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对《报告》中已经讲过的话再作什么补充了。我们只谈谈“消灭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的问题。下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发言中与此有关的最重要的一段话：

    “复辟〈在法国〉没有恢复封建制度的残余，这是事实；但是在我国与这种封建制度残余相应的，是我国土地和农民受国家奴役的旧制度，是我国旧有的独特的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自己要求土地国有化，既然你们原封不动地保存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遗产，那我国的复辟势力就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原文如此！〉国有化了。”（第116页）

    总之，复辟势力“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国有化，即半亚洲式的国有化，因为列宁（和农民）现在要求国有化！这算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呢，还是纯粹唯理论的“文字游戏”？[注:施米特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58]，见大会《记录》第122页。]使半亚洲式的制度容易恢复的是“国有化”这个字眼呢，还是某种经济变动？要是普列汉诺夫考虑过这一点，那他就会明白，土地地方公有和土地分配只能消灭亚洲式制度的一个基础，即消灭中世纪地主土地占有制，却要保留另外一个基础，即中世纪份地土地占有制。因此，就实质来说，就变革的经济实质来说（而不是就表示变革的某一术语来说），正是国有化能更加彻底得多地消灭亚洲式制度的经济基础。普列汉诺夫的“戏法”就是他把中世纪那种人身依附、交纳贡赋，有服兵役义务的土地占有制称为“独特的国有化”，而跳过了这一土地占有制的两种形式，即份地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断章取义的结果就歪曲了一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即这种或那种土地变革措施究竟会消灭哪种形式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障眼法太不高明了！

    普列汉诺夫在复辟问题上为什么糊涂到这样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其真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普列汉诺夫讲到“农民土地革命”时，完全不了解它是资本主义演进这一特点。他把民粹主义这种认为可能有非资本主义演进道路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的观点混为一谈了。普列汉诺夫随时都隐约地表现出“对农民革命的恐惧心理”（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见大会记录第106—10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0页。——编者注]），害怕这一革命会成为经济上反动的东西，不会走向美国式的农场制度，而会走向中世纪农奴制度。其实，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农民改革和改革后的演进情况就是明证。在农民改革中，封建制度（地主封建制度以及马尔丁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跟着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国家封建制度”）的外壳是很强大的。但是经济演进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它在这个封建制度的外壳里装满了资本主义的内容。尽管有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障碍，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都在沿着资产阶级道路发展，虽然发展得非常缓慢。如果普列汉诺夫害怕恢复亚洲式制度是有道理的，那么国家农民（80年代以前）或前国家农民（80年代以后）的土地占有制就应该是最纯粹的“国家封建制度”了。事实上这种土地占有制却比地主土地占有制自由，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封建剥削已经不可能了。在“地多的”[注:当然，我国的前国家农民只有同前地主农民相比才是“地多的”农民。据1905年的统计，前者每户平均有份地12．5俄亩，后者有6．7俄亩。]国家农民中间，盘剥情况要少一些，农民资产阶级发展得要快一些。目前在俄国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要么是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其余一切都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

    某些同志头脑中产生“复辟的糊涂观念”的第二个原因，就是1906年春季的形势还很不明朗。当时农民总的说来还没有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还可以认为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没有最终地表示出绝大多数农民的真正意图。专制政府的官僚和维特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仍然以为“乡巴佬会来搭救的”（维特的《俄罗斯国家报》[159]在1906年春所用的警言），即以为农民会向右转。因此1905年12月11日的杜马选举法规定的农民代表名额很多。当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觉得专制政府可能利用农民“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是不要归地主”的思想来采取某种冒险举动。但是两届杜马的经过、1907年六三法令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应当使大家醒悟过来了。专制制度为了挽救可以挽救的一切，只得用暴力破坏村社来建立土地私有制，也就是说使反革命势力不是依靠农民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含混不清的言论（土地“归大伙”等等），而是依靠唯一可能保持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即依靠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演进。

    现在形势完全明朗了，害怕“亚洲式制度”可能在农民反对土地私有制的运动的基础上复辟的隐隐约约的恐惧心理，应该永远抛掉了。[注:用复辟进行恐吓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在这方面需要讲的在《报告》中全都讲到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9—20页。——编者注）]

    2．地方自治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土地地方公有化〉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而且这将是很强大的支柱。拿我国哥萨克来说吧……”（第45页）好吧，我们马上“拿我国哥萨克”来作例子，看看把哥萨克搬出来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的观点的总的根据吧。这种观点已经被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引用过无数次了，除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只要再从约翰的讲话中引上一段就行了。约翰说：“既然我们承认土地国有化和土地地方公有化都可能实现，并且同样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有关，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在于地方公有化能够更好地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民主制度，并且能成为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国有化却只能巩固国家政权。”（第112页）

    孟什维克骨子里是先否认有防止复辟的保证，然后又象个吞刺剑的魔术师在观众面前把“保证”和“支柱”变了出来。地方自治机关怎么能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怎么会巩固革命成果呢，各位先生总得稍微想想吧！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在一个并不是根据官僚的意志而是顺应不可遏止的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集中统一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组织性就应当表现为大家团结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力量。没有集中的农民运动，没有集中的无产阶级所率领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集中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巩固”的重大的“革命成果”，就不可能有任何“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不彻底推翻地主政权和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要实行真正带一点民主的地方自治是不可能的。孟什维克在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非常轻率地拒绝考虑这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实际上，革命阶级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夺得政权，这种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两年革命的经验似乎应该使最固执的“套中人”也认识到了，在俄国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成为这种革命阶级。先生们，你们所说的“农民土地革命”作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

    民主自治机关只能是这种民主派农民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只有同农民的地方分散性作斗争，只有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性的即全俄的集中的运动，才能算真正致力于“农民土地革命”，而不至于助长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约翰先生，你们宣传地方自治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这样一种荒谬的极其反动的思想，就是在助长这种闭塞愚昧。俄国两年革命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的地方分散性。

    提出“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但只是把它同地方自治机关民主化而不是同中央政权民主化联系起来，并且把地方自治机关当作真正的“支柱”和“巩固”的手段，——这实际上无非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反动派搞交易[注:我在《报告》中已经更为详细地发挥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18页。——编者注）这里我再加上我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听到的（见《报告》）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讲话，他的话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诺沃谢茨基反对把“民主国家”改为“民主共和国”，他说：“……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领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可以称为最高程度的民主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第138页。黑体是我们用的）这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立宪民主党人一味强调地方“民主”自治，不愿触及或者害怕触及更重要的问题。孟什维克没有想一想，他们在肯定“农民土地革命”是当代的任务时，用了多么堂皇的字眼，他们在说明对自己的土地纲领的政治考虑时，却对地方上的偏狭落后推崇备至。

    请看约翰的一段议论：

    “列宁同志担心反动派会从地方自治机关手里夺走已被没收的土地。如果对于落到国家手中的土地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公有土地就根本不能这么说。甚至俄国专制政府也没有能夺去亚美尼亚自治机关的土地，因为它引起了居民的激烈反抗。”（第113页）

    说得妙极了，不是吗？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却来安抚那些住在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说什么“甚至专制政府”也没有夺去亚美尼亚教会的土地，尽管它已经开始掠夺，尽管实际上只是由于有了全俄革命才没有能夺去……在中央是专制制度，在地方上是“谁也不敢夺取的”“亚美尼亚土地”……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市民的蠢见呢？

    再看看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哥萨克吧。

    “拿我国的哥萨克来说吧。论行为他们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如果（专制〉政府忽然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见，地方公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第45页）

    的的确确，是用了“可见”二字！如果专制制度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维护者，那么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就会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啊！但是哥萨克的土地占有制不单在复辟时有用，并且对于保持复辟以前就应该加以推翻的东西也是有用的。施米特在反驳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注意到了地方公有化的这一很有意思的方面：

    “……我要提醒一点，就是专制政府早在一个月以前就给了哥萨克一些优待，可见，它并不怕地方公有化，因为哥萨克土地目前就是用同地方公有化相当近似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它〈地方公有化会起反革命的作用。”（第123—124页）

    普列汉诺夫听了这番话十分激动，竟一度打断发言人的讲话（是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究竟他讲的是不是奥伦堡的哥萨克），并且试图不按会议的规则，要求让他优先发表声明。下面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书面声明：

    “施米特同志把我提到哥萨克的那段话转述得不确切。我根本没有提到过奥伦堡的哥萨克。我只是说：看看哥萨克吧；他们的行为是极端反动的，但是，政府如果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人人都会起来反对政府。将来革命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交给区域机关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企图，这些区域机关也会程度不同地采取同样的行动。它们的这种行动在一旦发生复辟时就是抵御反动势力的一个保证。”（第127页）

    这自然是一个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推翻专制制度的妙不可言的计划：从专制制度手里夺取某些区域，然后再让它试着设法夺回去。这几乎同主张用储蓄银行剥夺资本主义的主意一样妙不可言。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应该”起奇妙作用的区域地方公有化，现在起的却是反革命的作用。这就是普列汉诺夫避而不谈的问题！

    哥萨克的土地现在是真正地方公有的土地。有好几个大区域属于各哥萨克部队，如奥伦堡军、顿河军等等。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俄亩土地，而农民每户平均只有11俄亩。此外，属于奥伦堡军的还有150万俄亩部队之地，属于银河军的还有190万俄亩，如此等等。在这种“地方公有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纯粹封建的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地方公有化意味着农民的等级和地区的封闭状态，他们由于占有土地和纳税的多少不同，由于享受中世纪俸禄制土地使用权的条件等等不同而四分五裂。“地方公有化”无助于一般民主运动，反而是促使这种运动分散，促使那种只有作为集中的力量才能获得胜利的运动因分散各地而失去力量，造成各个区域互相隔绝。

    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届杜马中，拥护斯托雷平（说斯托雷平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容许用强迫手段改动地界）的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也同普列双诺夫一样大骂国有化的主张，并且公开主张按区域实行地方公有化（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366页）。

    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比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正确千倍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区域分散性是防止革命的保证。如果俄国农民（在集中的而不是“区域的”无产阶级运动帮助之下）不能冲破自己那种区域隔绝状态，不能组织全俄性的运动，那么革命总是会被处境优越的个别区域的代表人物所击溃的，因为旧政权中央集权的势力会根据需要利用这些人物去作斗争。

    地方公有化是个反动的口号，它把各个区域中世纪式的各自为政理想化，模糊农民对于进行集中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3．中央政权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

    地方公有派最反感的就是中央政权。在分析有关的论断之前，我们应该先说明一下从政治司法方面来看国有化是什么意思（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它的经济内容）。

    土地国有化就是全部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所谓归国家所有，就是说国家政权机关有权获得地租、有权规定全国共同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规则。在国有化的情况下，这种共同的规则肯定包括禁止一切中介行为，即禁止转租土地，禁止将土地让给并不亲自经营的人等等。再者，如果这里讲的国家是真正民主的（并不是象诺沃谢茨基所说的那种孟什维克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国家土地所有制丝毫不排斥在全国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土地转交地方和区域自治机关支配，反而要求这样做。我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在谈到民族自决权、谈到广泛的区域自治等等的时候，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此，规定因地制宜的细则、实际拨给土地或者在各个户主或各个协作社之间分配土地等等事宜，必然要交给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即地方自治机关办理。

    如果关于这一切还可能产生什么误会，那要么是由于不了解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概念的区别，要么是由于蛊惑人心地玩弄省区自治和联邦制[注:马斯洛夫就玩弄过这种手法。他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第104页）上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许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一个大地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谈了。”这就是庸俗论据的典型，其中没有任何思想，而只有字句的堆砌。条件特殊的一个地区表示“拒绝”，不会改变总的纲领，也不会使这个纲领变为无稽之谈。有的地区也可能“拒绝”地方公有化。然而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和大规模的国有制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能并存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占上风。工人政党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较为优越的、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能保证自由地开展阶级斗争的制度。]。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的基本区别并不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权限的划分，更不在于中央的“官僚主义”（只有十分无知的人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而在于实行地方公有化后还会保存某一类土地的私有制，实行国有化后则完全废除了这种私有制。基本区别在于前一种纲领容许“土地关系上的复本位制”，而后一种纲领却能加以消除。

    如果你们从中央政权可能恣意妄为等等的观点（庸俗的地方公有化拥护者往往想利用这个观点）来考察现行纲领，你们就可以看出，现行纲领在这方面极其混乱极其模糊。只要指出下面这点就行了：现行纲领规定既要把“移民所需的土地”、又要把“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交归“民主国家掌握”。显然，这些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这里可能引起无限的纠纷。拿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问题》文集第2卷考夫曼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关于补充份地的份额问题》）来看吧。作者在文章中把44省所有可以按1861年最高份额补发给农民的土地储备作了一个统计。“非份地的土地资产”一项，起初没有把森林计算在内，以后又把森林（除去25％的多林地区）计算在内。谁来决定哪些森林是“有全国意义”的呢？当然只有中央国家政权；由此可见，孟什维克纲领是主张把大量的土地（据考夫曼计算，44省有5700万俄亩土地）交给中央政权掌握。谁来决定哪些是“移民所需的土地”呢？当然只有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它才能决定，比如奥伦堡哥萨克所占有的150万俄亩部队土地或顿河哥萨克所占有的200万俄亩土地算不算用于全国需要的（因为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7俄亩）“移民所需的土地”。显然，问题完全不是象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所提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用一纸决定来捍卫地方区域自治，使它们不受中央政权的侵犯，这样的事情不但靠一纸空文办不到，就是靠大炮也办不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在走向集中化，要把大权集中在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手中，“区域”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力与之对抗的。问题在于同一个阶级应当既在中央又在地方掌握政权，在中央和地方都要完全彻底地实行同样程度的民主制，以保证（比如说）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完全占统治地位。这才是防止中央“过分”侵犯地方、侵犯地方“合法”权利的唯一实际的保证。孟什维克杜撰的其他一切保证都统统是愚蠢的想法，是地方上的庸人用以抵御被资本主义集中在中央政权的权力的纸帽子。诺沃谢茨基也同现行纲领一样持有这种庸人的蠢见，竟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要完全民主化，而中央政权可以“不是最高”程度的民主化。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就意味着中央政权不归大多数居民掌握，不归那些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的分子掌握，而这就意味着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必然发生冲突，由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冲突的结果一定是不民主的中央政权获得胜利！

    从问题的这一方面来说，拿“地方公有化”当作区域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某种“保证”，纯粹是庸人的妄想。如果这可以叫作同集中的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反犹太主义者同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那种“斗争”：同样是一些引诱愚昧无知的群众上当的大吹大擂的诺言，这些诺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都不可能兑现。

    拿地方公有派反对国有化的一个最“流行的”论据来说吧。据说国有化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国家（记得约翰有一句妙言：“只会巩固国家政权”），会增加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收入，然而（确实是这样说的：然而）地方公有化却能提供满足人民需要、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收入。居然提出这样的论据，真要使人替社会民主党感到羞耻了，因为这纯粹是反犹太主义的蠢见和反犹太主义的妖言。我们不拿受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迷惑的某个“小角色”作例子，就拿马斯洛夫“本人”来说吧：

    他教训《教育》杂志的读者说：“社会民主党总是希望它的计划和任务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够被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设想到，带有种种缺点的资产阶级制度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自治机关也会象整个国家制度一样是资产阶级性的，那里也同西欧的市政局一样，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自治机关和国家政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力求不把土地交给国家，而要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呢？

    为了确定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任务，我们把两者的预算作一比较。”（1907年《教育》杂志第3期第102页）

    接着他作了比较：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军费占预算支出的42％。法、英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俄国“地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支出中，医疗费占27．5％，国民教育费占17．4％，修路费占11．9％。

    “我们把最民主的国家的预算同最不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预算作了比较以后可以看到，就各自的职能来说，前者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的资金耗费在压迫的工具上面，耗费在镇压民主的工具上面；反之，最不民主、最坏的地方自治机关却不得不为民主服务（虽然服务得不好，毕竟是在服务），不得不满足本地的需要。”（第103页）

    “社会民主党人不应该太幼稚，比如说，不应该因为国有土地上的收入供养的是共和国的军队就同意土地国有化……相信奥列诺夫那种说法的读者是十分幼稚的，奥列诺夫硬说，马克思的理论只‘允许’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也就是把地租（叫它绝对地租也好，级差地租也好，反正都一样）用于陆海军的要求列入纲领，而不容许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也就是不容许把地租用于居民的需要。”（第103页）

    好象是很清楚了吧？国有化是为了供养陆海军。地方公有化是为了满足居民需要。犹太人是资本家。打倒犹太人就是打倒资本家！

    好心的马斯洛夫没有考虑到，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开支只是在次要开支部分中占了较高的百分比。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和财政权限还是由那个中央国家政权规定的，而且按照这个规定，应把巨额的款项用于军费和其他费用，而把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必定这样分配吗？必定这样分配，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要是不用巨额的款项来保证本阶级的统治，把剩下的零头用作文化费用，那它就不能进行统治。只有马斯洛夫这样的人才会产生这个神妙的想法：我要是把另一笔巨额款项宣布为地方自治机关的财产呢？我不就绕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吗！如果无产者都象马斯洛夫这样来考虑问题，那他们的任务就再简单不过了：只要要求把铁路、邮电和酒类专卖方面的收入不“收归国有”而是“收归地方公有”，这些收入就不会用到陆海军方面，而会用在文化方面了。完全用不着推翻中央政权或者对它进行根本改造，只要做到把一切大宗收入款项都“收归地方公有”，就万事大吉了。啊，真聪明！

    在欧洲和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市政局的收入都是（愿好心的马斯洛夫记住这一点吧！）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同意用于文化目的的收入，因为这些收入是次要的收入，而且中央要征收这些钱也很不方便，同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的、根本的、基本的需要已经由巨额款项来加以保证。因此替人民出主意，说人民可以从地方公有土地上得到另一笔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可以把这笔巨款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而不是交给中央政权）以保证用于文化事业，这种主意是骗人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真正用于文化目的的只能是小小的零头，因为巨额的款项它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为什么中央政权自己拿9／10的土地税、商业税和其他捐税，而只许地方自治机关得到1／10，并且用法律规定地方自治机关征收的附加税不得超过某一极低的百分比呢？因为巨额款项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既然是资产阶级，它就只能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文化事业。[注:从考夫曼的极为详尽的著作（理·考夫曼《地方财权》190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2部，由弗兰肯施泰恩创始、由海克尔续编的国家科学手册和教程丛书第5册。）（Kaufmann  R．《Die  Kommunalfinanzen》，2  B?nde  Lpz．1906，ⅡAbt．5．Band  des  Hand－und  Lehrbuches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begr．von  Frankenstein，fortges．von  Heckel）中可以看出，就地方开支和中央国家开支间的分配情况来说，英国地方自治机关所占的比重比普、法两国大一些。在英国，由地方机关支出的有30亿马克，由国家中央政权机关支出的有36亿马克；在法国分别为11亿和29亿；在普鲁士分别为11亿和35亿。单拿情况最好的（从地方公有派的观点来看）英国用于教育事业的文化经费来说吧。我们可以看出，在15160万英镑的地方开支（1902—1903年）中，教育费占1650万英镑，即占110强。按1908年的预算（见《哥达年鉴》），中央政权的支出总数是19860万英镑，其中教育费占1690万英镑，即不到110。陆海军军费为5920万英镑。这里还要加上国债支出2850万英镑，法院和警察局的费用380万英镑，外交费用190万英镑，税务机关费用1980万英镑。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花在文化事业上的只是零头，用于保证本阶级统治的则是巨额款项。]

    欧洲社会党人把这种一方面是零头一方面是巨款的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很清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如此。他们把这种分配情况看作既成的事实，他们说，我们不能参加中央政权，因为它是压迫的工具；而市政局我们可以参加，因为那里在将小小的零头用在文化事业上。如果有人劝工人政党去进行鼓动，要求把真正巨额的收入，把地方上的全部地租，把地方邮政机关、地方铁路等等的全部利润都归欧洲的市政局所有，那欧洲的社会党人听了会对这种人说些什么呢？他们会认为，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误入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有些人在讨论俄国目前的（即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任务时，说我们不应该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权，这正好暴露出他们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德国人可以而且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因为他们面对的只有容克－资产阶级的德国，而且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决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德国。而我国当前群众革命斗争的全部内容就是：俄国是成为容克－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所向往的），还是成为农民－资产阶级的俄国（这是农民和工人所向往的）。要参加这样的革命，就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去反对另一个阶层，不能不支持资产阶级演进的一种方式去反对另一种方式。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在我国目前的革命中，要么是成立农民－农场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是成立容克地主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君主国，此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抉择”。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我们只要有比较民主一点的地方自治机关就行了”，以回避上述困难的“抉择”，那是最鄙俗的庸人的做法。

    4．政治变革的规模和土地变革的规模

    我们说“抉择”很困难，那当然不是指主观的抉择（哪个更合心意），而是指解决历史问题的各种社会力量彼此斗争的客观结局。有些人说我在土地纲领中把共和国同土地国有化联系在一起是太乐观了，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要得到对农民有利的结局，“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

    “列宁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这是常见的空想思维的方法；比如，无政府主义者说：‘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组织’。我们反驳说，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组织，那社会的个别成员就可能危害这整个社会，只要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回答说：‘这不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一些乐观的假设回避了问题的困难。列宁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许多乐观的‘假如’来掩饰他提出的办法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如列宁对马斯洛夫的责难就是证明。列宁在他那本小册子第23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3页。——编者注]上说：‘其实，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们最低政治纲领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制不会得到保障，常备军不会取消，官员民选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我们的民主革命，也象欧洲大多数民主革命一样不会进行到底，也象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残缺不全，受到歪曲，“被拖向后退”。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专门给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完全的或者被反动派弄得残缺不全和“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设计的。’就假定他对马斯洛夫的责难是有根据的吧，但是上面这段引文表明，列宁自己的草案只有在他提出的种种‘假如’全都实现的情况下才是好的。如果这些‘假如’不能实现，那实现他的草案[注: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我的草案了！普列汉诺夫的议论不合逻辑！]就会是有害的。我们不需要这种草案。我们的草案应该在四只脚都钉上马掌，就是说应该准备应付种种‘假如’未能实现的情况。”（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第44—45页）

    我把这段议论全文照录，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他根本不懂得把他吓坏了的那种乐观态度。所谓“乐观主义”并不是假定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而是假定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真正的“困难”在于：在一个至少从1861年起就是按容克－资产阶级式道路发展的国家里要使农民土地革命获得胜利。既然您承认经济方面的这种基本困难，那您把实现政治民主制的困难看成同无政府主义差不多，就未免太可笑了。忘记土地改革规模同政治改革规模之间不能不相适应，忘记经济变革必须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为前提，那是很可笑的。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间题上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我们共同的（既是孟什维克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持“乐观”态度的根源是什么。

    请具体地设想一下，没收地主地产的“农民土地革命”在现代的俄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地主经济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这种地主经济在目前总的说来无疑比农民经济强，不但在收成方面是如此（这方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地主的地好），而且在广泛采用改良农具和轮作制（种植牧草）[注:参看考夫曼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所综合的关于地主经济在推广种植牧草方面比农民经济优越的大批新资料。]方面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地主经济不但同官僚而且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收土地将会损害大资产阶级的许多利益，而农民革命——正如考茨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将使国家趋于破产，也就是说，不但损害俄国一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革命的胜利、小资产者对地主和大资产者的胜利，就需要有各种情况特别有利的凑合，需要实现非同寻常的、在庸人或庸俗历史学家看来是“乐观的”种种假设，需要大大发挥农民的主动性、革命毅力、觉悟、组织性和丰富的人民创造力。这是无可争辩的。普列汉诺夫讲到“人民创造力”这个字眼时开了一个庸俗的玩笑，这无非是一种想回避严肃问题的廉价遁词。[注: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嘲笑说，“人民创造力”就是“民意主义”。这种批评正好象从前有人对《乞乞科夫奇遇记》的批评一样，这种人拿“乞乞科夫”这个姓开玩笑：“乞乞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160]只有那些认为承认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农民革命就是民意主义的人，才会严肃地把关于俄国革命需要“人民创造力”、需要有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农民组织形式的思想看作民意主义。]由于商品生产不会使农民联合起来，集中起来，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涣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

    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完全抛弃关于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呢？不是。只有那些把拙劣模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当作自己世界观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由此只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局联结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估计到俄国农业可能有两种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并且向人民明确说明每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和意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激进的政治变革也可能实现激进的土地变革的观点。

    （1）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所有比较彻底的民粹派一样，不懂得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把自己的整个冒牌社会主义同这一革命连在一起。在民粹派看来，农民革命的有利结局就是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其实这样的结局将是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最迅速、最彻底的破产。农民革命的胜利愈完全愈彻底，农民就会愈快地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农场主，而这种农场主是会请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引退”的。反之，不利的结局倒会使民粹派的社会主义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使那种以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变种就是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还能勉强保持下去。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决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这两种结局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受压迫，无论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地主君主国或者在尽管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农场主共和国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绝对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情况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1页。——编者注]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正是我在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的末尾部分所说的（这一部分已经列入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

    （2）但是土地变革两种结局的资产阶级性质，决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争取这种或那种结局的斗争可以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工人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工人阶级最坚决地支持农民革命，不仅如此，而且要求它在农民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在争取农民革命有利的结局时，应该使广大群众十分清楚地了解到，保持地主式的农业演进道路意味着什么，这样会给全体劳动群众带来怎样无穷无尽的祸害（这种祸害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说明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革命上面是毫无根据的。      既然我们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变革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我们的纲领在形势有利和“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决不能都是一样的。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不需要有专门预察到这两种情况的（也就是由许多“假如”构成的）草案，他不过是在信口开河。正是从他的观点出发，从很可能产生最坏的结局或必须估计到这种结局的观点出发，才尤其需要象我提出的纲领那样把纲领分成两个部分。必须指出，在目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上，工人政党一方面主张采取某些措施，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从而有可能得到更广泛更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关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在《报告》中已经谈得很详细（关于租佃的条文，在纲领中必须有这一条，以应付“最坏的情况”；马斯洛夫的纲领中没有这一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3—24页。——编者注]。现在我只补充一点，正是在目前，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眼下所处的条件同乐观的假设相差最远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更为明显。第三届杜马决不会使我们想到停止争取农民土地革命的斗争，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在目前这种保证地主能够进行最野蛮剥削的土地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活动。正是这位特别关心最坏情况的普列汉诺夫现在却拿不出一个能应付最坏情况的纲领！

    （3）既然我们把促进农民革命当作自己的任务，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认识到政治改革同土地改革必须相适应。否则就会把土地问题上的“乐观”（没收土地加上地方公有化，或者加上土地分配）同政治上的“悲观”（如诺沃谢茨基所说的：中央政权“相当程度的”民主化）捏合在一起，而这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则是反动的。

    孟什维克很象是违心地承认农民革命的，而且不愿意让人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革命的全貌。他们的言论贯穿着孟什维克普季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表述得无比天真的那种观点，他说：“革命的骚乱过去以后，资产阶级生活又会重新进入常轨，如果西欧不发生工人革命，我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上台执政。这一点是列宁同志不会否认、也否认不了的。”（《记录》第91页）结果是，资产阶级变革这一肤浅的抽象概念遮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变革的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骚乱”，只有“常轨”才是现实的。这里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庸人的观点，表现出对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无知。

    农民要实现土地变革，就不可能不铲除旧政权、取消常备军和官僚制度，因为这一切都是地主土地占有制最可靠的支柱，都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有地方机关的民主化、不必彻底粉碎中央机关就可以实现农民变革的想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想法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因为它助长小资产阶级的愚钝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土地是需要的，至于政治嘛，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土地要全部夺到手，至于是否要夺取全部政权，能不能夺取全部政权，怎样夺取，农民是不去考虑的（或者说直到两届杜马被解散的事实开导他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所以“农民立宪民主党人”彼舍霍诺夫先生的观点是极其反动的，他早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就说过：“目前对土地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比对共和国这类问题作出肯定回答要迫切得多。”（第114页）大家知道，这种政治上的装疯卖傻（干反动勾当的老手瓦·沃·先生的遗风）在“人民社会党人”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中都表现出来了。农民不了解激进的土地改革同激进的政治改革之间的相互联系，“人民社会党人”不是去克服农民的这种无知，反而迁就这种无知。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实际”，其实这种做法就使得农民土地纲领必然遭到失败。不用说，激进的政治变革是困难的，但土地变革也是困难的。后者同前者不可能没有联系，社会党人不应该向农民隐瞒这一点，不应该象我们土地纲领那样，用“民主国家”这类不很明确的、半立宪民主党式的词语来蒙蔽农民，而应该把话说明白，应该教导农民，如果在政治上不取得彻底胜利，就休想没收地主的土地。

    这里重要的不是纲领中有没有“假如”。重要的是指出土地改革同政治改革应该彼此适应。可以不用“假如”而用别的说法来表达同一个思想，比如这样说：“党说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最好的土地占有方式是取消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即把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但是要实施这种办法，使之产生实际效果，就不仅一定要有地方机关的彻底民主化，而且一定要有全部国家机构的彻底民主化，直至成立共和国，消灭常备军，官吏由人民选举，等等。”

    我们没有把这种说明写进我们的土地纲领，于是就向人民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思想，似乎中央政权不彻底民主化也可能没收地主土地。这样我们就降低到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即“人民社会党人”的水平，因为在两届杜马中他们的纲领（104人法案）和我们的纲领都是把土地改革仅仅同地方机关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是市侩的蠢见，1907年的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教训应该使许多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抛弃这种想法了。

    5．农民革命不需要由农民夺取政权吗？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在一场以消灭农奴制残余、消灭我国土地制度中一切中世纪成分为目的的农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纲领。我们看到，孟什维克在理论上也承认这个论点（见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但是孟什维克完全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论点，没有看到这一论点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的总原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考虑不周的毛病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恰恰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农业已经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农业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说消灭了土地私有制，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土地制度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联成一体，以致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这种土地制度的国家里发生了革命，比如说工业资产阶级代替专制官僚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可能有一种没有农民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能有发生在这种国家里的没有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中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并不是农民革命，就是说它并不在只同农民有关的土地关系方面进行革命，并不把农民当作进行革命的、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一般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原理无疑适用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农民革命，但是这个一般概念丝毫没有说明，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获得完全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就客观必要性来说）成为农民革命。

    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即1905—1907年）所采取的整个策略路线，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孟什维克的书刊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常有的吓人的叫嚣[注:在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札》（格拉戈列夫出版社，圣彼得堡版）一书中这种叫嚣简直滑稽可笑。通篇是吓人的字眼、对布尔什维克的谩骂和装腔作势的调子，而思想却一点也没有。]不过是对这种无知的掩饰。其实，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在革命以前或在革命期间，都没有放弃如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故意把派别意见分歧“简单化”、庸俗化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党内的右翼，总是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笼统、抽象、死板的概念来敷衍搪塞，不懂得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即它是一场农民革命。因此发生以下情况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无法理解我国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无法明确地肯定究竟哪些阶级能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不能不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被吓跑了，革命的声势便会减弱，如此等等。

    相反，早在1905年春天和夏天革命刚刚开始，当无知的或愚蠢的人还根本没有象现在这样普遍地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冲击主义等等混为一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就清楚地指出了我们在策略上意见分歧的根源，划分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这个概念，并规定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是农民革命的胜利。从那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获得的一个极大的思想上的成就，就是考茨基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1907年莫斯科新时代出版社版，俄译本由列宁校阅并作序[注: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编者注]）。大家知道，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开始分裂的时候，考茨基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到了1907年，考茨基观察了他曾多次论述过的俄国革命，他立即看出给他寄去有名的调查表的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这张调查表上，普列汉诺夫只问到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没有划分出农民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反对党”这些一般提法的范围。考茨基在回答时纠正了普列汉诺夫这个错误，他说：资产阶级不是俄国革命的动力；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存在着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上述小册子第30—31页），“正是它〈这种持久的共同利益〉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础”（同上，第31页）。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同孟什维克策略相反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在《……新信札》中对这一点大为恼火。但是他的恼怒只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据软弱无力。普列汉诺夫断言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毕竟还是资产阶级性的危机”，骂布尔什维克“没有知识”（第127页）。这种谩骂是色厉内荏的表现。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同非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夸大了我国农民发展的速度”（第131页），说“我们〈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看法不同只能是细微的差别”（第131页）等等，这些都是最可怜最怯懦的遁词，因为任何一个肯动一点脑筋的人都会看出，事实正好相反。这里不是“细微的差别”，不是发展的速度问题，也不是普列汉诺夫所叫喊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对能够成为俄国革命动力的阶级的基本看法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必然有意无意地陷入支持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因为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在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则从一开始就确认，这个革命要取得胜利，一般的、基本的阶级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就实质上来说，考茨基在《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见解，并且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又重申了这一见解。他说：“它〈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将来的胜利〉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einer  Koalition）的事业。”（卡·考茨基《社会革命》，1907年柏林第2版第62页）（因为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再谈考茨基在第2版中所作的另一个补充，即他对于1905年12月的教训所作的评价[161]，这个评价同孟什维主义有着根本的分歧）。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完全解决不了如下问题：在一场只有作为农民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总的策略基础究竟是什么。我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1906年4月）曾经说[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9—331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反对农民在农民革命中夺取政权，从而使孟什维主义变得荒谬已极，我的这番话在后来的书刊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而策略路线方面的这一基本错误不能不反映在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中。上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地方公有化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充分表达农民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条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夺取政权的条件。在经济方面，这样的胜利同巩固旧份地占有制是不相容的；在政治方面，这样的胜利同仅仅地方机关民主化而中央政权不完全民主化这种情形也是不相容的。

    6．土地国有化是不是相当灵活的手段？

    约翰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土地地方公有草案是更可取的，因为它更灵活，它估计到形形色色的经济条件，它能够在革命过程中就得到实现。”（见《记录》第111页）上面我已经指出地方公有化在这方面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把份地固定为私有财产。国有化在这方面却灵活得多，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得多地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组织新农场。约翰还提出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理由，这里也需扼要地谈一谈。

    约翰说：“土地分配在某些地方会重新建立起旧的土地关系。在某些地区，每户平均会得到200俄亩的土地，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象乌拉尔这样的地方造成新的地主阶级。”这正是责备他们自己那套理论的典型的论据！而在孟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就是靠这种论据来决定问题的！其实正是地方公有化，也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有上述那种毛病，因为只有地方公有化才把土地永远归各个地区所有。同犯了可笑的逻辑错误的约翰所想象的相反，这不能怪土地分配，而要怪地方公有派的地方主义。按照孟什维克的纲领，乌拉尔土地收归地方公有之后，仍然要归乌拉尔人“占有”。这就是说会造成新的反动的哥萨克，其所以反动，是因为这些享有特权的小农有了比所有其他农民群众多9倍的土地，就不可能不起来抗拒农民革命，不可能不起来保护土地私有制特权。完全可以预料，按照同一个纲领，“民主国家”可能把乌拉尔几千万俄亩的森林宣布为“有全国意义的森林”，或宣布为“移民所需的土地”（立宪民主党人考夫曼不是认为占总面积25％的多林地区中的乌拉尔森林可以作这样的用途吗，这样在维亚特卡省、乌法省和彼尔姆省就能得到2100万俄亩的土地！），并以此为理由，把这些土地收归国家“占有”。地方公有化的特点不是灵活，而是混乱，如此而已。

    其次，我们来看看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实现地方公有化吧。在这方面，有人攻击我提出的“农民革命委员会”，说这是一种等级机关。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学着自由派的腔调说：“我们赞成不分等级！”真是廉价的自由主义！我们那些孟什维克却没有想一想，要实现不分等级的自治，必须先取得胜利，先剥夺作为斗争对象的特权等级的权力。在约翰所说的“革命过程中”，即在驱逐地主的过程中，在孟什维克的策略决议所说的“农民采取革命行动”的过程中，能建立起来的恰恰只有农民委员会。实行不分等级的自治在我们的政治纲领中已经作了规定，而在胜利以后，在全体居民不得不承认新秩序的时候，这种作为管理组织的自治机关必然会成立起来，也应该成立起来。我们的纲领说要“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如果这不是一句空话，那就必须设法组织群众来采取这些“行动”！孟什维克的纲领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纲领写得就是要便于把它完全变成一项跟各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法案一样的议会法案，而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要么仇视任何“革命行动”（如立宪民主党人），要么用机会主义态度来回避有步骤地促进和组织这种行动（如人民社会党人）。但是这样来写纲领，是同一个主张农民土地革命的工人政党不相称的，因为工人政党所追求的目的，不是要安抚大资产阶级和官僚（如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也不是要安抚小资产阶级（如人民社会党人那样），而只是要在广大群众反对农奴制俄国的斗争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和主动性。

    请回忆一下，哪怕是大致地回忆一下1905年春天和秋天以及1906年春天俄国发生的无数次农民“革命行动”吧。我们要不要答应支持这种行动呢？如果不答应支持，那我们的纲领就没有讲真话。如果答应支持，那么纲领对于怎样组织这些行动的问题，显然没有作出指示。对这些行动的组织只能在斗争的当地直接进行，这种组织只能由直接参加斗争的群众来建立，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农民委员会这种类型的组织。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等待建立大的区域自治机关，那简直是可笑的。扩大已经取得胜利的地方委员会，扩大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及它们对于邻村、邻县、邻省、邻市、邻区以至对于全国的影响，那当然很理想，也很必要。在纲领中指出这种扩大的必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那时就决不能局限于区域，应当把中央政权也包括在内。这是第一。第二，那时候就不是什么自治机关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术语表明管理组织对国家制度的依附关系。“自治机关”是按照中央政权所制定的规章、所规定的范围活动的。而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着的人民的组织，则应该完全不依附于旧政权的一切机关，应该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斗争，应该是行使人民的无限权力（或人民专制）的工具和保证这种权力的手段。

    总之，从“革命过程本身”来说，孟什维克的纲领在各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反映出孟什维克在临时政权等等问题上的糊涂观念。

    7．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把这两者相提并论的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土地纲领并获得通过的孟什维克自己。我们只要举出科斯特罗夫和拉林这两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就行了。科斯特罗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有些同志好象是第一次听到地方公有制的说法。我可以告诉他们，在西欧有整整一个流派〈！正是！〉叫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英国〉，它主张扩充市政局和乡政局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也拥护这种主张。许多地方自治机关拥有不动产，这同我们的纲领并不矛盾。现在我们有可能无偿地〈！！〉为地方自治机关弄到〈！〉不动产，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不动产。被没收的土地当然应该收归地方公有。”（第88页）

    认为“有可能无偿地弄到财产”这种幼稚观点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发言人在把英国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当作例子举出来时，却没有想一想，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这个“流派”作为主要是英国的一个特殊流派为什么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流派？为什么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评论英国费边社这种知识分子的极端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那种“地方公有派的”要求带有市侩性质呢？[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页。——编者注]

    拉林同科斯特罗夫一唱一和，他在解释孟什维克的纲领时说：“也许在某些地方，地方人民自治机关可以自力经营这些大农场，就象市杜马经营有轨马车公司或屠宰场一样，那时从这些大农场获得的全部〈！！〉利润就会归全体〈！〉居民支配”[注:《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66页。]，而不会归当地资产阶级支配，亲爱的拉林，是这样吗？

    西欧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市侩英雄的市侩幻想在这里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他们既忘记了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也忘记了只有在无产阶级居民占很大百分比的城市里才能从市政局那儿为劳动者争得一点残羹冷炙！不过这只是附带提到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土地地方公有化主张的主要谬误还在下面。

    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在前一种问题方面，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触及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基础本身。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面，局部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尤其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富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既然突出的是关于怎样利用一笔微不足道的（同剩余价值总量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支出总额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这样的问题，而这笔钱又是资产阶级自己同意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城市中的传染病使资产阶级自己感到害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60页。——编者注]），用在国民教育事业（资产阶级需要有训练有素的、能够适应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这样的小问题方面，当然可以就“社会和平”、就阶级斗争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谈了。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

    这一“流派”的小市民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忘记了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公有资本主义，正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费边社分子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的狭小范围。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他们忘记了，如果说资产阶级容许、容忍“地方公有社会主义”，那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触动它的统治基础，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财源，而只是涉及资产阶级自己交给“居民”支配的、范围很小的地方开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市政局只要试图稍微超出通常的经营范围，即超出狭小的、无足轻重的、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经营范围，只要试图稍微触动一下资本，随时都会而且一定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中央政权的严厉禁止。

    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所承袭的正是西欧费边派分子、可能派[162]和伯恩施坦派的这种基本的错误思想，这种市侩机会主义思想。

    “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地方管理问题方面的社会主义。凡是超出地方利益范围，超出国家管理职能范围，即触及统治阶级收入的基本来源，触及保证其统治的基本手段的问题，凡是不涉及国家管理而涉及国家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就超出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范围。而我们那些聪明人把土地问题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直接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算作“地方管理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俄国浅薄的知识分子推论道，既然西欧把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收归地方公有，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全部土地中最好的一半收归地方公有呢？这既可用以对付复辟，又适用于中央政权民主化不彻底的情况！

    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事实上，关于一半优等地上的经营问题既不可能是地方性问题，也不可能是管理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地主国家制度，而且关系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所以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宣传。马克思主义允许将国有化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因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性的措施，因为绝对地租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土地私有制对资本主义是个障碍。但是，要把将大地产收归地方公有的措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那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费边社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

    这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所以无产者可以让小业主们去讨论各种地产“份额”；无产者感到兴趣的只是消灭地主大地产，消灭土地私有制这一在农业中开展阶级斗争的最后障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

    地方公有化给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纲领带来的，正是这种反无产阶级的精神，因为，同孟什维克极其错误的见解相反，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最纯粹、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纲领，直至提出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

    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

    8．地方公有化造成的混乱思想举例

    “地方公有派”纲领把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搞得十分模糊，把宣传员和鼓动员弄得手足无措，这从如下几件怪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尤·拉林无疑是著作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孟什维克。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记录可以看出，为了让这次大会通过土地纲领，他在会上十分活跃。他那本已编入“新世界”丛书的小册子《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几乎是对孟什维克纲领所作的一个正式注解。请看这位作注解的人写的是什么吧。他的小册子的最后几页对土地改革问题作了总结。作者预料这种改革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有偿地把份地补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这是“对工人阶级、下层农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为不利的结局”（第103页）；第二种结局是最好的结局；第三种结局（虽则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用正式文件宣布必须平均使用土地”。看来，我们可以预期，按照这位地方公有派纲领的拥护者的意见，第二种结局应该是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了吧。然而不是。请听：

    “也许，一切没收来的土地以至一切土地都会被宣布为国家公有财产，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支配，以便无偿地〈？？〉分发给所有真正在这些土地上经营的人去使用，当然这不一定要在全俄范围内实行平均使用的办法，不必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能最好地保证无产阶级眼前的利益，又能最好地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利益，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俄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和实行的正是这种性质的土地改革〈？〉。当社会发展的自觉因素在达到高度发展的革命中变得十分强大时，这种改革便将实现。”（第10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如果尤·拉林或其他孟什维克认为这里所叙述的是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那这种错误真叫人啼笑皆非。一切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就是土地国有化，至于土地的支配问题，那只能由在全国性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的地方自治机关来处理。对于这样的纲领（当然不是“改良”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无偿地”把土地分发给那些甚至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者这一条除外。代表资产阶级社会来许这样的愿——这应该是反犹太主义者做的事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没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可能有这样的结局，那种认为地租最好交给农场主－企业主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然而，除了这一条以外（这一条多半是作者偶然的失言吧），孟什维克的通俗小册子无疑是将土地国有化作为革命高度发展时的最好结局来加以宣传的。

    这位拉林在讲到怎样处理私有土地的问题时又写道：
    “至于那些生产率高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占用的私有土地，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认为没收这种土地是为了要分给小农户。在俄国，自己有地或租地经营的小农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每俄亩还不到30普特，而资本主义农业的平均生产率，却是每亩50普特以上。”（第64页）

    拉林这样说，实际上是抛弃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说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平均数字是指所有地主土地而言的。如果不认为摆脱了农奴制束缚的小农业会更广泛、更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所有关于“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议论都没有意义了。还有一点，拉林忘记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收资本主义农场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已经作出了决定[163]。

    是斯特卢米林同志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他建议在（决议中）“经济发展”这几个字后面加上：“因此坚决主张，凡是没收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庄，今后仍然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并且为了全民的利益、在最充分地保证农业无产阶级的需要的条件下来经营”（第157页）。这个修正案在全体反对、一票赞成的情况下被否决了（同上）。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顾大会的决定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地方公有化纲领主张保留份地私有制，这样一来纲领就变得混乱不堪，使人们对这个纲领的解释会不由自主地同大会的决定背道而驰。

    卡·考茨基的言论往往被人毫无道理地引用来为这个或那个纲领辩护（说毫无道理，是因为他总是坚决拒绝对这一问题确切地表示意见，而只是说明某些一般的道理），有人象开玩笑似的甚至把他拉来为地方公有化的主张辩护，其实他在1906年4月给Ｍ．沙宁的信中就说过：

    “显然，我对地方公有的理解和您不同，可能和马斯洛夫也不同。我的理解是这样：大地产被没收以后，这些土地将由村社〈！〉或者由更大的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或者是租给各生产协作社。我不知道这在俄国能否办到，我也不知道农民是否会同意这样做。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我想：如果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是完全可以同意的。这将是一种很有趣的试验。”[注:Ｍ．沙宁《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维尔纳版第4页。Ｍ．沙宁对能否把考茨基算作地方公有化的拥护者表示怀疑，反对孟什维克拿考茨基作广告（如1906年孟什维克出版的《真理》杂志[164]），这是有道理的。在马斯洛夫公布的考茨基的来信中，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可以让农民来决定，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夺来的地产应该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我认为在这方面想强迫农民接受某种办法是错误的。”（马斯洛夫、考茨基《论土地纲领问题》1906年莫斯科新世界出版社版第16页）考茨基的这个十分明确的声明，恰恰把孟什维克强加给农民的地方公有化排除在外。]

    看来，这些引文足以说明，那些曾经完全同情或现在还同情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纲领的人，正在用自己的解释推翻这个纲领。这要怪纲领中那些混乱不堪的思想，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同否定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脉相承，在实践上是为了适应中央政权非民主化而地方实行民主化这一不可能有的“中间”情况，在经济上是把冒牌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掺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    

    第五章

    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我们觉得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来考察一下工人政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已经分析了变革的经济条件以及主张这个或那个纲领的政治上的考虑，还应该补充描绘一下表明各阶级、各政党的斗争的图景，尽可能把各方面的利益直接进行对比。只有这样一幅图景才能使我们对所考察的现象（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才能排除某些意见的片面性和偶然性，并且用有关者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检验理论上的结论。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的。

    为了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在两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中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材料。我们只引用第二届杜马的记录，因为这届杜马无疑是更充分、更彻底地反映了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第二届杜马的选举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政党的抵制。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在政治上的分野更加明确得多，各杜马党团更加团结，它们同相应的政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第一届杜马的经验已经提供不少的材料，帮助了各政党更缜密地决定自己的路线。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主要地应该用第二届杜马的材料。关于第一届杜马的讨论情况，只有在需要对第二届杜马中的某些声明作出补充或解释时，我们才加以引述。

    为了充分地确切地说明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时的斗争情况，必须把每个重要的、各具特色的杜马党团单独列出，摘引它们就土地问题的主要议题的主要发言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至于次要发言人的发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加以引用，我们只是指出其中哪些人提出了某个新意见或者对问题的某一方面作了值得注意的说明。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杜马代表显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集团：（1）右派和十月党人（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两者在第二届杜马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区别）；（2）立宪民主党人；（3）右派的和十月党的农民，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一些；（4）无党派农民；（5）民粹派或劳动派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右；（6）劳动派农民；（7）社会革命党人；（8）“民族代表”，即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9）社会民主党人。至于政府的立场，我们将在讲到同政府的观点实质上相同的杜马集团时附带加以说明。

    1．右派和十月党人

    右派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在鲍勃凌斯基伯爵1907年3月2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八次会议）的发言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这位伯爵首先同左派司祭提赫文斯基争论圣经和圣经劝人服从当局的训诫问题，接着又提到“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第1289页）[注:以下注明的页码，凡未另加说明的，均为速记记录的页码。]，即农民的解放（这一点下面我们要专门讲到），然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讲到了土地问题。“大约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第1293页）发言人接着说，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第1294页）“从上一世纪中叶起，农业化学在植物营养方面有了惊人的……发现，外国农民——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并驾齐驱地〈？？〉——利用了这些科学发现，应用人造肥料，使收成有了更大的提高。目前我国在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每俄亩只收获30—35普特的谷物，有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国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每年平均收获70—120普特不等。请看，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这是很有教益的历史上的先例。俄国农民不会步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的后尘，高喊‘上船头去！’[165]〈哎呀，伯爵，可别打这个保票！〉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走西欧邻邦和波兰弟兄的道路，走俄国西部农民的道路，这些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村社所有的土地和农户所有的土地犬牙交错的情况有多大的害处，并且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第1296页）接着鲍勃凌斯基伯爵又说，并且说得很对：“这条道路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就已经指出来了。”他建议不惜花上“几千万”，以“造成富裕的农民私有主阶级”。他说：“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土地纲领的概要。这不是带有竞选的鼓动性诺言的纲领。这不是破坏现存的社会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纲领〈这是用暴力逼千百万农民去死的纲领〉，这不是带有危险幻想的纲领，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和经受过考验的〈这倒真是实话实说〉纲领。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但是，为什么象劳动派的和人民自由党的这些根本实现不了的法案竟会提到庄严的立法会议上来呢？世界上任何议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把伊万的土地拿来交给彼得……这些法案的出现是不知所措的结果〈解释得真好！〉……这样，俄国农民们，你们要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一条是宽阔的、看来很好走的道路，也就是有人在这里号召你们走的那条夺取土地和强制转让土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头很诱人，是下坡路，但它的尽头却是悬崖峭壁〈对地主来说吧？〉，这对农民和整个国家说来都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是上坡路，但是这条道路能引导你们到达真理、权利和长久幸福的高峰。”（第1299页）

    读者可以看到，这就是政府的纲领。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就是要实现这个纲领。普利什凯维奇在土地问题提纲中（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532—1533页）所表述的也是这个纲领。十月党人，从讨论土地问题第一天（3月19日）发言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直到卡普斯京（他说：“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不是有人提议的土地归农民使用。”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805页。卡普斯京的发言博得了右派“和一部分中派”的掌声），他们逐章逐节地为之辩护的，也是这个纲领。

    在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的纲领中，丝毫没有提到要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比如丝毫没有赞扬宗法式的农业等等。不久以前在高级官僚和地主中间还有不少人热烈拥护村社，现在他们对村社已经不再拥护，而是深恶痛绝了。黑帮分子也完全赞成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他们所描述的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因为在我们中间对地主反动政策的性质普遍有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看法。自由派常常把黑帮分子形容成小丑和傻瓜，其实这样来形容立宪民主党人倒要恰当得多。我国反动派的阶级意识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在往哪里走，他们可以指靠的是什么力量。他们一点也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至少在第二届杜马中是如此。在第一届杜马中，鲍勃凌斯基先生之流曾经有过“不知所措”的表现！）。令人明显地感到他们同一个十分确定的阶级的联系，这个阶级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已经正确地估计到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保持自己统治的条件，并且肆无忌惮地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千百万农民会加速死亡、受尽压迫、流离失所也在所不惜。黑帮纲领的反动性并不表现在要永远保存什么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或制度（在这方面，所有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实际上都已经采取了承认资本主义是既成事实的立场），而表现在要按容克式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以便加强地主的权力和增加地主的收入，以便将专制制度的大厦建立在新的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这班先生没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拉萨尔曾说德国的反动派和自由派不同，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166]，我国的反动派也是“讲究实际的人”。

    这些人对于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抱什么态度呢？比方说，对于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要求实行的、有赎买条件的、部分的国有化（就是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留小地块私有制并且把其他土地变成国家土地储备），究竟抱什么态度呢？他们是不是把国有化的主张看作巩固官僚制度、巩固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恢复“国家封建主义”和“中国式制度”[167]的机会呢？

    恰恰相反，任何有关土地国有化的暗示都会使他们勃然大怒，他们反对土地国有化的那些论据，好象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搬来的。请听右派贵族地主韦奇宁是怎么说的吧。他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上说：“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对于强制转让的问题应该作否定的回答。拥护这一主张的人们忘记了，侵犯私有者权利的现象是处在社会和国家发展低级阶段的国家所固有的特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莫斯科国时期就行了，当时沙皇常常把私有者的土地夺过来，然后再赐给他的亲信和寺院。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后果怎么样呢？后果是很可怕的。”（第619页）

    你看，普列汉诺夫说的“莫斯科罗斯的复辟”竟有了怎样的用途！而且不是韦奇宁一个人唱这个调子。在第一届杜马中，地主尼·李沃夫（在选举时曾经是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向右转，在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同斯托雷平谈过担任大臣职位的问题）这家伙也完全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谈到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提出的法案时说，“在42人法案中，令人惊异的就是它仍然有那种力图使一切都平均化的旧官僚主义专制的痕迹。”（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79—480页）他完全同马斯洛夫一样地“袒护”非俄罗斯民族，他说：“怎样能使整个俄国，使小俄罗斯、立陶宛、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都贯彻这一点〈平均制原则〉呢？”（第479页）他威胁说：“你们不得不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庞大的地政机关……在每个地方都得派上一整批官吏。”（第480页）

    这种说国有化主张会造成官僚主义和奴役的叫嚣，即我国那些不合时宜地抄袭德国模式的地方公有派发出的叫嚣，竟成了所有右派发言的基调。比如十月党人施德洛夫斯基，他反对强制转让，责备立宪民主党人鼓吹“农奴制”（1907年3月19日第二届杜马第十二次会议，第752页）。比如舒利金，他大叫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说强制转让是“文化和文明的坟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33页）。舒利金也举出12世纪的中国作例子（不过没有说这是不是从普列汉诺夫的《日志》[168]中看来的），说当时中国国有化的试验结果很可悲（第1137页）。又如斯基尔蒙特在第一届杜马中的发言，他说，国家将成为所有者！“这对埃尔多拉多[169]官僚制度又将是一个福音”（1906年5月16日第十次会议，第410页）。又比如十月党人坦佐夫，他在第二届杜马中大声叫道：“把这种责备〈关于农奴制的责备〉加在左派和中派头上更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为农民准备的法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无非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吏罢了。”（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3页）  

    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嚣的虚伪性，因为正是要求国有化的农民提出了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出色主张。但是黑帮地主不得不抓住一切理由来反对国有化。阶级嗅觉告诉他们，在20世纪的俄国实行国有化同成立农民共和国是密不可分的。在其他国家里，由于客观条件的关系，不可能有农民土地革命，情形就自然不同了。例如在德国，那里卡尼茨之流会同情国有化计划，那里社会党人对于国有化连听都不要听，那里争取国有化的资产阶级运动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宗派活动。右派为了扼杀农民革命，不得不在农民面前扮演维护农民私有权、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角色。我们看到，鲍勃凌斯基就是一个例子。韦奇宁也是一个例子，他说：“这个问题〈土地国有化问题〉当然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甚至不会得到农民的同情，农民希望根据所有权而不是根据租佃权占有土地。”（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21页）只有地主和大臣才会这样替农民说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古尔柯先生、斯托雷平先生以及诸如此类拚命维护私有权的英雄们的发言，我看就用不着再引用了。

    右派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捷列克州的哥萨克卡拉乌洛夫。[注: 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卡拉乌洛夫也部分地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的意见，说哥萨克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土地村社”（第1363页），说“应该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村社，他拥护“实行广泛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把土地转归各个区域所有”（第1367页）。同时，他又埋怨官僚的无理挑剔，埋怨“我们不能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第1368页）。哥萨克对地方公有化的同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2．立宪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其他政党一样极充分、极完整地表明了自己真正的本性。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采取了中派立场，从“国家观点”出发既批评右派也批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公然向右转，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向右转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残存的一点土地国有化思想都彻底抛弃了，完全放弃了“国家土地储备”的计划，主张土地归农民私有。目前俄国革命中的局势的确是如此：所谓向右转，也就是转到土地私有制方面去！

    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正式发言人前任大臣库特列尔，一下子就转过来批评左派（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这位维特和杜尔诺沃的可尊敬的同僚大声喊道：“既然谁也没有提议消灭一切私有权，那就必须无保留地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第737页）这种论据同黑帮的论调是完全吻合的。黑帮分子克鲁平斯基也同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一样叫嚣：“要分就统统分。”（第784页）

    这位名副其实的官吏库特列尔特别详尽地说明了“分地”给农民的不同份额。这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玩弄自由主义的官吏不依靠任何一个利益一致的阶级，他避而不谈地主土地究竟有多少、可以剥夺的有多少的问题。他宁可大谈“份额”，装出一副从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的样子而把问题搞得模糊不清，隐瞒立宪民主党人主张保留地主经济的事实。库特列尔先生说：“甚至政府也主张扩大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734页）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那个同样是官吏性质的方案就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在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切实可行时，自然就掩盖了下面这一事实，即他的标准是否能劝得地主同意，换句话说，就是能否使自己的方案符合地主的利益，在阶级调和的堂皇的幌子下巴结黑帮分子。库特列尔说：“诸位先生，我觉得，使土地国有化法案获得法律效力的政治条件是可以设想的，但是我不能设想在最近的将来会有使这项法律真正付诸实现的政治条件。”（第733页）说得干脆一点就是：推翻黑帮地主政权一般是可以设想的，但我现在却设想不出，所以我要讨好现政权。

    库特列尔先生坚持说农民土地所有制比劳动派的方案，尤其比“平均使用”原则更好，他的理由是：“如果为了这个〈为了平均土地〉将任命专职官吏，那就会产生闻所未闻的、不堪设想的专制和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当然，这件事可以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交给居民自己选出的人员去办理，但是能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保证这些人员不对居民恣意妄为呢，能不能认为，这些人员总是会按照居民的利益行事，居民根本不会吃他们的苦头呢？我想在座的农民都知道，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乡长和村长，往往同官吏一样压迫老百姓。”（第740页）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伪善吗？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提议成立地主占优势的土地委员会（地主的和农民的代表各占一半，由官吏或地主任主席），同时却警告农民说，农民选出的人员有办事专制和恣意妄为的危险！只有恬不知耻的政治骗子才会这样来反对平均土地，因为这些人既没有社会主义原则（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原则，他们虽然证明平均土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完全赞成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也没有那种认为地主私有制是唯一救星的原则（鲍勃凌斯基之流有这样的原则）。

    立宪民主党的计划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并不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那些东西，而是他们避而不谈的那些东西，即土地委员会的成分问题，这些委员会要强迫农民接受“第二次解放”，也就是花高价得到“沙地”。为了抹杀问题的这一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同在第一届杜马中一样）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请看盛加略夫先生的手法。他装作进步人士，重弹流行的反对右派的自由主义论调，他照例痛哭流涕，抱怨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说法国曾为此“付出一百年剧烈动荡的代价”（第1355页）。但是在土地规划委员会的问题上，请看他用了怎样的脱身之计：

    他说：“叶夫列伊诺夫代表在土地规划委员会问题上向我们提出反驳。[注:社会革命党人叶夫列伊诺夫在同一次会议上（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说道：“按照人民自由党的意图，这些〈土地〉委员会应该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调解人则由官吏充任，这些官吏无疑会使非农民方面获得优势。为什么标榜‘人民自由’的人民自由党，不信任用民主方式而不是用官吏方式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委员会如果用这种方式选举，那么农民即代表农民利益的人一定会占绝大多数。那么我要问，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是不是信任农民呢？我们记得，1858年政府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地方，即交给各委员会去决定。诚然，这些委员会是贵族的委员会，可是政府并不是人民自由党，政府是有钱人和一切有产阶级的代表。它依靠贵族，并且信任这些贵族。人民自由党呢，它想依靠人民，却又不信任人民。”（第1326页）]我不知道〈原话如此！！〉他的反驳的根据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一点〈撒谎！〉；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法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到不信任人民的话。这样的法案还没提到国家杜马中来，看来他的反驳是出于误会吧。我完全同意左派的两位代表乌斯宾斯基和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的意见，他们谈到暂行条例，谈到必须设立地方土地规划机关。我想这样的机关是会建立起来的，也许最近几天内人民自由党就会提出相应的法案，那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个法案。”（第1356页）

    看，难道这不是欺骗吗？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既不知道第一届杜马中讨论地方委员会问题的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言语报》上的文章吗？难道他会不明白叶夫列伊诺夫的十分清楚的声明吗？

    你们会说，他已经答应“最近几天内”就提出法案。但是第一，答应交回骗去的东西，并不能消除欺骗这一事实。第二，请看“最近几天内”发生了什么事。1907年3月29日盛加略夫先生发了言。1907年4月9日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也发了言，他说：“诸位，我还要讲一个问题，我觉得〈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会引起大的争论，这就是比我们左的所有各政党提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所有这些政党都提议必须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各地的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去年就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样的委员会，现在还是坚决表示反对。”（第1783页）

    由此可见，在立宪民主党主张的“强制转让”的实际条件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两位立宪民主党人说的话是不同的，他们在左派政党打击下动摇不定，这些左派政党把立宪民主党人想保守秘密的东西公开出来了！盛加略夫先生起先说“我不知道”，后来说“我同意左派的意见”，后来又说“最近几天内就会提出法案”。塔塔里诺夫先生却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决反对。”他还补充说，不能把一个杜马分为一千个杜马，不能把土地问题拖到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拖到采用普遍……的选举制的时候再解决。然而这又是一种遁词。问题完全不在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的时机，在这点上，第二届杜马中的左派不会有任何怀疑。问题在于立宪民主党人真正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他们说的“强制转让”，是谁强制谁？是地主强制农民，还是农民强制地主？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土地委员会的组成才能作出回答。立宪民主党人在《言语报》的社论（米留可夫写的）中，在库特列尔的方案中，在丘普罗夫的文章（上面已引录过了）中[注:见本卷第211页。——编者注]，已经确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却闭口不谈这个组成，没有回答叶夫列伊诺夫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

    必须坚决指出，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议会里采取这种行为，就是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骗。未必有人会受鲍勃凌斯基和斯托雷平之流的骗。至于立宪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不愿意分析或者不能理解政治口号和政治用语的真实含义的人，就会受他们的骗了。

    总之，立宪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用原则[注:在这方面，第一届杜马就33人土地法案的方针（即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穆哈诺夫、沙霍夫斯科伊、弗连克尔、奥夫钦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科科什金）疯狂地反对把这样的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而且得到葛伊甸的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对于稍微有一点自尊心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是很不体面的。这是反动政府的奴仆用警察式的官腔在支吾搪塞。例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说，提交委员会就是承认这个法案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采纳的“可能”。日尔金先生挖苦立宪民主党人说（1906年6月8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他可以把这个法案和极右派的法案一并提交委员会审议。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以140票对78票否决了把这个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提案！]，反对无偿地转让土地，反对农民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农民土地革命。他们对于1861年农民“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他们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看风使舵的立场（目的是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左派（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出）讲到这次“改革”时全都带着反感和愤懑的心情，把它看作地主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沆瀣一气，对这样的改革感激涕零。

    鲍勃凌斯基伯爵说：“这里有人玷污了俄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光辉的一页……解放农民这一事业是无可非难的……1861年2月19日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的日子。”（3月29日，第1289页和第1299页）

    库特列尔说：“1861年伟大的改革……以大臣会议主席为代表的政府正在屏弃俄国历史，屏弃俄国历史上最出色最光辉的一页。”（5月26日，第1198—1199页）

    对实际进行的强制转让的这一评价，比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掩盖自己想法而写的一切法案和发言稿都更能说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既然人们认为地主剥夺农民土地、农民用贵两倍的价钱赎买“沙地”、政府用军事刑罚实施规约[170]等等是最光辉的一页，那就很明显，他们是在力求实行“第二次解放”，力求再次用赎买的手段盘剥农民。鲍勃凌斯基和库特列尔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是一致的。不过鲍勃凌斯基的评价直接地、如实地反映了地主的真正利益，因此它能澄清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鲍勃凌斯基之流赞不绝口，那就是说地主得到了好处。库特列尔的评价表现出一个毕生在地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小官吏的智力不足，充满了伪善，因而会模糊群众的意识。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立宪民主党在土地问题政策上的另一个方面。所有的左派都公开站在作为斗争力量的农民方面，阐明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政府是地主的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一起站在“国家观点”方面，否定阶级斗争。

    库特列尔声明说不必“根本改造土地关系”（第732页）。萨韦利耶夫警告不要“触动大宗的利益”，他说：“完全否定私有制的原则未必妥当，而且运用这一原则时会遇到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注意到拥有5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很多，共有7944万俄亩，那情况就尤其复杂了”（1907年3月26日，第1088页。农民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消灭这些大地产；自由派提到大地产，是为了证明必须屈从大地产）。盛加略夫认为，要是人民自己夺取土地，那是“最大的不幸”（第1355页）。罗季切夫则象夜莺那样唱道：“我们不来激起阶级仇恨，我们愿意忘记过去。”（1907年5月16日，第632页）卡普斯京也是这样，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到处传播和平和正义，而不是传播和煽起阶级仇恨。”（4月9日，第1810页）克鲁平斯基对社会革命党人季明的发言表示愤慨，因为这个发言“充满了对有产阶级的憎恨”（3月19日，第783页）。总之，在谴责阶级斗争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是一致的。不过右派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鼓吹阶级斗争，对于作为斗争对象的阶级只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右派忠实地维护农奴主－地主的利益。而立宪民主党人呢？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说他们在进行斗争！——他们想“强制”掌握政权的地主，同时他们又谴责阶级斗争！难道真正进行斗争而不是在地主面前摇尾乞怜的资产阶级，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是这样干的吗？难道它没有号召过人民起来斗争，没有激发过阶级仇恨，没有创立阶级斗争的理论吗？

    3．右派农民

    在第二届杜马中，真正的右派农民是绝无仅有的，也许只有列缅奇克（明斯克省代表）一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村社和“土地资产”，并且坚决拥护私有制（在第一届杜马中有许多波兰农民代表和俄国西部农民代表是拥护私有制的）。连这位列缅奇克也主张“按公道的价格”（第648页）转让土地，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我们把第二届杜马中的其他“右派农民”划为一个特别的集团，因为他们无疑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左。就拿彼得罗琴科（维捷布斯克省代表）来说。他开头说他“至死也要保卫沙皇和祖国”（第1614页）。右派都拍手叫好。但是接着就讲到“缺地”问题，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讨论，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就是说，得把现有的土地交给我们。这儿有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农民愚昧无知，给他们那么多土地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反正土地不会给他们什么好处。从前土地给我们的好处自然不多，因为我们没有土地。至于说到我们愚昧无知，那么我们要求的只是土地，就让我们这些笨人来翻地吧。我个人认为让贵族去种地当然是很不体面的。这儿还有个说法：按照法律私有土地是不能触动的。我当然同意要遵守法律，不过为了消除缺地现象，需要制定一项法律，使这一切都合法化。为了不让任何人吃亏，库特列尔代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条件。当然，他是个有钱人，他出的价钱太贵；我们这些穷庄稼汉付不起这么多钱。至于我们应该怎么过活，是搞村团，是各户占有土地，还是搞独立农庄，我看还是让大家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第1616页）

    这些右派农民同俄国自由派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口头上忠于旧政权，行动上是在争取土地，在同地主作斗争，不同意照立宪民主党人的标准付赎金。后者口头上说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行动上却在策划让地主和旧政权再次盘剥农民。后者只可能向右转，从第一届杜马到第二届杜马，从第二届杜马到第三届杜马都是在向右转。前者等待人家把土地“交给”他们，然而大失所望，因此会走向另一面。看来，跟我们同路走的将是“右派”农民，而不是“自由派的”、“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人……

    再请看农民希曼斯基（明斯克省代表）。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保卫宗教、沙皇和祖国，是为了要求土地……当然不是用抢劫的办法，而是用和平的办法，按公道的价格……所以我代表全体农民请杜马的地主代表上台来表示他们愿意按公道的价格把土地让给农民，这样我们农民当然会感激他们，我想沙皇老爹也会感激他们。至于不同意这样做的地主，我向国家杜马提议，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累进税，到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向我们让步，因为他们会认识到，东西大了不好吞。”（第1617页）

    这位右派农民所说的强制转让和公道价格，其含义同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完全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不但欺骗左派农民，而且也欺骗右派农民。右派农民要是知道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建立土地委员会的计划（按库特列尔或丘普罗夫的办法，见《土地问题》第2卷），他们对这个计划会抱什么态度，这一点可以从农民梅利尼克（十月党人；明斯克省代表）的下列建议中看出。他说：“我认为有责任使〈土地〉委员会中有60％的委员是实际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民等级状况的农民，而不是那些也许只是徒有农民称号的人。这是事关农民以至一切穷人的福利的问题，这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应该选那些能够在实际上而不是在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以造福人民的人。”（第1285页）一旦反革命势力向这些右派农民表明“穷人福利问题”的政治意义，他们是会向左走得很远的！

    为了说明君主派农民代表同君主派资产阶级代表彼此有多大的距离，可以从有时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讲话的“进步人士”提赫文斯基司祭的发言中摘录几段。他说：“我国广大农民是爱戴皇上的，我恨不得能戴上隐身帽，踏着飞毯，飞到皇上宝座的前面，禀告皇上说：陛下的头号敌人，也是人民的头号敌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内阁……劳动农民要求的只是严格遵守‘全部土地归全体人民……’的原则〈关于赎买问题：〉……右派先生们，别害怕，指靠我们人民吧，人民不会让你们受苦的。（右边高喊：“多谢！多谢！”）现在我要讲一讲人民自由党报告人的发言。他说人民自由党的纲领同农民和劳动团的纲领相差不远。不！先生们，相差很远。我们听到报告人说：‘就假定我们的法案不够公正吧，但是它比较实际。’先生们，有人为了实际起见竟不惜牺牲公正！”（第789页）

    拿这位代表的政治世界观来说，他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但是，这种乡下人的纯朴同律师、官吏和自由派新闻记者中的“生意人”有着多大的差别啊！

    4．无党派农民

    无党派农民反映了乡村中觉悟最低、组织程度最差的广大群众的意见，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因此我们把所有无党派农民[注：我们在确定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属于哪个党派时，利用了国家杜马刊印的按党派排列的代表名单这一正式文件。有些代表常从这一政党转到另一政党，但是无法根据报上的消息将这种变动考虑进去。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只会引起混乱。]的发言都摘引一下。这样的农民并不多，只有萨赫诺、谢苗诺夫、莫罗兹、阿法纳西耶夫这几个人。

    萨赫诺（基辅省代表）说：“各位人民代表先生！农民代表要走上这个讲坛来反驳有钱的地主老爷是很困难的。现在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农民在吃地主的苦头，地主在无情地压迫他们……为什么地主可以有很多土地，农民却只有进天国的份呢？……各位人民代表先生，所以农民派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嘱咐我，要我坚持他们的要求，要求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要求把一切官地、皇室土地、皇族土地、私有土地和寺院土地都无偿地强制转让……各位人民代表先生，你们要知道，一个饿肚子的人看到当局不顾他的痛苦，站在地主老爷那边，他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坐下去的。他不可能不要求土地，虽然这是违法的事；是贫困迫使他这样做的。一个饿肚子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为贫困迫使他顾不得一切，因为他挨饿，他贫穷。”（第1482—1486页）

    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波多利斯克省农民代表）的发言也同样地开诚布公、简洁有力：

    “……最伤心的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终身受苦。200年来他们一直盼望天上给他们掉下点财富来，但是始终没有掉下来。财富在大地主老爷那里，他们同我们的祖父和父亲一起获得了这些土地，但是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地主的……我很清楚，土地是属于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普利什凯维奇代表说：‘革命了，救命啊！’这是什么话？如果强制他们转让土地，那闹革命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是战士，是很客气的人……难道我们象司祭一样每人有150俄亩的土地吗？寺院和教会要这些土地干什么呢？先生们，够了，不能再把宝贝搜括起来藏在口袋里了，要切实生活才是。先生们，国家会弄明白的，我什么都很清楚，我们是诚实的公民，我们不搞政治，前面有个发言人已经说过了……他们〈地主〉只是游手好闲，靠吸我们的血、榨取我们的脂膏把自己养肥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委屈他们，我们也要给他们土地。如果计算一下，我们每户可以分摊到16俄亩土地，大地主老爷每户还会剩下50俄亩……千百万人民在受苦受难，老爷们却在花天酒地……我们知道，农民当兵要是有了病，人家就说：‘他家乡有土地。’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根本没有家乡。他的家乡只是在花名册上才有，那里写着他生在什么地方，注明他信什么宗教，可土地他是没有的。我现在对大家说：人民叫我来要求把教会的、寺院的、官家的、皇族的土地，还有强制地主转让的土地，都交给将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人民，而且要在当地交给农民，那里会把土地分好的。我告诉诸位，人民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土地、自由和完全的公民自由。这样我们大家都将活下去，不去指明谁是老爷，谁是农民，那时我们大家都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各得其所的主人。”（第1930—1934页）

    读读“不搞政治的”农民的这样的发言，就会十分清楚，不仅实现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就是实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也需要有几十年功夫来对农民群众不断施行暴力，不断用鞭笞、酷刑、监狱和流放来对付一切向往和试图自由行动的农民。斯托雷平懂得这一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懂得这一点，那是由于自由派官吏和自由派教授所特有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在伪善地掩饰这一点，“羞羞答答地默不作声”，他们对1861年和以后一些年实行的军事刑罚就是抱的这种态度。如果这种一贯的、不顾一切的暴力手段因碰到国内或国外的某种障碍而遭到挫折，那么“不搞政治的”、无党派的诚实农民便会把俄国建成为农民共和国。

    农民莫罗兹在简短的发言中干脆说：“必须剥夺司祭和地主的土地”（第1955页），接着他引用了福音书（资产阶级革命家从福音书中找到自己的口号，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说：“要是不给司祭面包和半俄升烧酒，他就不会给小孩举行洗礼……而他们还讲什么福音书，并且念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一求再求，但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一叩再叩，还是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是不是得把门撞破去抢呢？先生们，不要弄到把门撞破吧，请你们自愿地拿出来，这样就会有自由了，这样对你们对我们都好。”（第1955页）

    再请听无党派农民阿法纳西耶夫的言论，他不是从哥萨克的观点，而是从“差不多是外来人”的观点来评价哥萨克的“地方公有化”的。“先生们，我首先要告诉你们，我是顿河州的农民代表，那里有100多万农民，代表他们到这里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我们在那里差不多是外来人……我觉得非常奇怪：难道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吗？不是的，恰恰相反。我曾经在彼得堡干了20多年，那时我就发现，不是彼得堡在养活农村，而是农村在养活彼得堡。现在我也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最漂亮的建筑，所有这些高楼大厦，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所有这一切，跟25年前一样，都是农民建造起来的……普利什凯维奇举例说，哥萨克每人有20多俄亩土地，但还是挨饿……他为什么不说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呢？土地是有的，俄罗斯也有土地，但是占有土地的是谁呢？如果他知道那里有多少土地而不说出来，那他就是个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不知道，那就不应该提起这件事。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那么先生们，让我来告诉他土地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占有土地的究竟是谁吧。要是把土地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在顿河军屯州，私人养马场有753546俄亩土地。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卡尔梅克的养马场，也就是所谓游牧场。那里总共有165708俄亩土地。其次，富人临时承租的土地有1055919俄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不在普利什凯维奇列举的那些人手中，而是在压迫我们的富农、有钱人手中；他们得到耕畜，就要榨取我们一半的收成，每俄亩要交一个卢布，我们租一头牲口耕地又要交一个卢布，可是我们总得养活自己的儿女，养活老婆孩子呀。所以我们那里就要闹饥荒。”这位发言人又讲到，每个租地者交8匹“军马”可以得到2700俄亩土地；农民是可以比他们交出更多的军马的。“我讲给各位听，我想说服我国政府，让它知道不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我给《农村通报》[171]编辑部写过信，要他们发表。但是他们答复我说，教训政府不是我们该做的事。”由此可见，在交归地方所有的“地方公有”土地上，“不民主的中央政府”事实上在造成新的地主，而据普列汉诺夫发现，地方公有化是防止复辟的保证……

    “政府通过农民银行为我们获得土地大开方便之门——这是1861年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政府想要把我们迁到西伯利亚去……要是让那些有几千俄亩土地的人搬到西伯利亚去，把地留下，许多人就可以靠这片土地解决温饱问题了，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左面鼓掌，右面高喊：“老一套，老一套”）……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带领一批应征的士兵通过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地主的〉土地。我们骑马走了两天两夜多才到达集合地点。士兵问我：‘你把我们往哪儿带？’我说：‘去打日本。’——‘为什么要打仗？’——‘保卫祖国呗。’我自己是个军人，我觉得应当保卫祖国。但是士兵对我说：‘这算什么祖国？这都是利谢茨基、别祖洛夫、波德科派洛夫他们的土地。这里有什么是我们的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对我讲的这些话，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法从我的心中抹掉……所以，各位先生……总括起来我应该说，在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中，从公爵、贵族、哥萨克到小市民（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大家都应该成为俄国公民，都应该有权使用土地，凡是在土地上劳动、在土地上出力、珍惜和爱护土地的人，都有权使用土地。谁劳动，谁流汗，谁就使用土地。谁不愿靠土地生活，不愿在土地上劳动，不愿在土地上出力，那他就没有权利使用土地。”（第1974页）（1907年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这是从一个农民“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一句绝妙的名言，这位农民想打破土地占有制的等级性（“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想根本消灭农民这一最低等级的名称。“让大家都成为公民。”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土地权——这无非是把业主的观点彻底地用于土地方面。除了业主享有的对土地的权利，除了“珍惜”土地的理由，除了在土地上“出力”的关系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占有土地的根据（如哥萨克“因服役”而占有土地等等），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农场主肯定会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想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想消除一切局外的、有阻碍作用的旧东西，消除一切原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劝这样的业主拒绝国有化，教他们懂得份地私有制的好处，那岂不是在愚蠢地运用不够成熟的学说吗？

    在第一届杜马中，农民梅尔库洛夫（库尔斯克省代表）也对农民份地国有化问题表明了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我们在上面引用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经提到了。梅尔库洛夫说：“有人吓唬人说，农民也不愿同现在占有的小块土地分开。关于这一点我想说：谁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即使全盘国有化，也只有不是业主自己耕种、而是靠雇佣劳动耕种的土地才要交出来。”（1906年5月30日第十八次会议，第822页）

    讲这话的是一个自称有60俄亩私有地的农民。当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灭或禁止雇佣劳动，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消除错误的想法，应该从产生错误的根源，从所谓的“社会化”和禁止雇佣劳动等方面[注：这种错误思想我们甚至用不着去“消除”，因为以“冷静的”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冷静的”劳动派自己已经把它消除了。]着手，而不应该从国有化着手。

    梅尔库洛夫这位农民还反对立宪民主党的42人法案，这个法案和地方公有化相同的地方，就是份地仍然私有，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这是“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某种过渡阶段……结果不是一种占有制而是两种占有制：土地私有制和租地使用制，这两种土地占有制形式不但合不到一起，而且是截然相反的”（第823页）。

    5．民粹派知识分子

    应该把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发言中，特别是民粹派的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的发言中的两股潮流分开：一方面是真心实意地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他们的发言自然远不及“不搞政治的”农民的发言给人的印象那么深；另一方面，是有某种立宪民主党人的味道，有某种知识分子市侩气息，总想用国家观点来处理问题。自然，他们和农民不同，他们是有某种学说的：他们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消除直接感觉到的贫穷困苦，而是为了贯彻某种学说，即贯彻一整套歪曲斗争内容的观点。

    卡拉瓦耶夫先生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宣称：“土地归劳动者”，他说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土地法是要“消灭村社”，是抱有“政治目的”的，即要“造成一个特殊的乡村资产者阶级”。

    “我们知道，这些农民的确是反动派的首要支柱，是官僚制度可靠的后盾。但是政府打这个算盘，是大大失算了，因为与此同时还将出现农民无产阶级。我不知道究竟哪个好：是农民无产阶级好呢，还是目前少地而采取某些措施之后可能获得足够数量土地的农民好。”（第722页）

    这段话流露出瓦·沃·先生那种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谁来说“好”呢？是对于国家吗？对于地主国家，还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无产阶级就不“好”呢？是因为少地农民“可能获得”土地，也就是说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容易安抚，更容易被拉进维护秩序的营垒中去吗？从卡拉瓦耶夫先生的言论中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他要为斯托雷平之流提供更可靠的防止社会革命的“保证”！

    如果卡拉瓦耶夫先生确实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支持在俄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但是卡拉瓦耶夫先生错了，因为斯托雷平的“道路”同农民革命相比，会延缓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比无产者更多的贫民。卡拉瓦耶夫自己也说，而且说得很对：斯托雷平政策是使目前一半还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地主发财致富（而不是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农场主－资本家发财致富）。1895年，通过“农民”银行出卖的土地，价格为每俄亩51卢布，在1906年则为126卢布（卡拉瓦耶夫在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发言，第1189页）。卡拉瓦耶夫先生的党内同僚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和杰拉罗夫先生把这些数目字的意义说得更加明显。杰拉罗夫指出：“截止到1905年，在农民银行开办以后的20多年内，一共只收买了750万俄亩土地”；而从1905年11月3日至1907年4月1日这段时期内，该银行共收买了380万俄亩土地。每俄亩土地的价格1900年为80卢布，1902年为108卢布，1903年，在土地运动和俄国革命爆发以前，成了109卢布。现在是126卢布。“当全俄国因革命而遭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俄国大地主却发了大财。在这段时间内人民有6000多万卢布的金钱落入他们手中。”（第1220页——这是按109卢布的“正常”地价计算的）但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先生的计算要准确得多，他不承认什么“正常”价格，而是简单明了地指出，从1905年11月3日以后，政府拿农民买地的款项付给地主5200万卢布，同时又自己出钱付给地主24200万卢布，总共“有29500万卢布的人民金钱付给了贵族地主”（第1080页，黑体都是我们用的）。当然，这只是俄国为容克－资产阶级式的农业演进所付出的代价的极小部分，这是为了农奴主和官僚的利益向生产力发展收的贡赋！立宪民主党人也主张保留这种为俄国的自由发展而付给地主的贡赋（赎金）。反过来说，在新制度下，农场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不得不用这笔款项去发展农业生产力[注：参看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必须将大量资本用于改进农民农作技术的论断[172]。“地方公有派”在这里可能提出反驳，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会把钱用于共和国的军队，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却……最可爱的地方公有派先生们，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会从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那里把钱夺走的！况且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要成立这种地方自治机关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不过是市侩的天真愿望。只有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其他的国家相比，这种国家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开支最多，例如美国）同资产阶级君主国（向容克地主付几十年的贡赋，例如德国）作对比才是现实的。]。

    最后，无疑应该提到民粹派知识分子的一个长处，即他们和鲍勃凌斯基、库特列尔之流不同，知道人民在1861年受了骗，他们没有把臭名昭著的改革称为伟大的改革，而是称为“为地主利益实行的改革”（卡拉瓦耶夫语，第1193页）。卡拉瓦耶夫先生谈到改革后的时期时正确地指出，现实“比”那些在1861年捍卫农民利益的人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还糟”。

    讲到农民土地所有制问题时，卡拉瓦耶夫先生公开针对政府对这种所有制的关心，向农民提出问题：“各位农民代表先生，你们是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生活是农民的生活，你们的意识是农民的意识。当你们启程来开会的时候，你们的选民是不是抱怨过，说他们对占有土地没有信心呢？他们是不是提出过，你们在杜马中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要求就是‘设法巩固土地私有制，不然你们就是没有履行我们的委托’。你们一定会说：我们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委托。”（第1185页）

    农民没有驳斥这一声明，而是用自己发言的全部内容证实了这一声明。这当然不是因为俄国农民是“村社拥护者”，是“反私有主义者”，而是因为经济条件现在要求他们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以便建立新的经济。

    民粹派知识分子的短处就是他们侈谈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土地份额”。卡拉瓦耶夫先生声明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就是要妥善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有下列的材料：首先是为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消费土地份额，再就是使用全部劳动量所需要的土地份额，即劳动土地份额。必须确切知道农民有多少土地，这样就能算出究竟缺多少土地。还应该知道可以拨给的土地有多少。”（第1186页）

    我们根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根据农民在杜马中的声明可以断定，这里有同农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成分。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土地份额是官僚主义者臆造出来的，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可恶的遗毒。农民凭正确的阶级直觉，把重点放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上，而不放在什么“土地份额”上。问题不在于“需要”多少土地。上面提到的那位无党派农民说得再好不过了：“你们总造不出另外一个地球来。”问题在于如何消灭起压迫作用的农奴制大地产，即使不做到这一点就能达到“土地份额”，也应该消灭这种大地产。照民粹派知识分子看来，似乎只要“土地份额”一达到，也许就用不着去触动地主了。农民的思路却不是这样的。“农民们，打倒他们〈地主〉！”——农民皮亚内赫（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这样说道（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第1101页）。要打倒地主并不是因为“土地份额”不够，而是因为耕作者－业主不愿意让蠢驴和吸血鬼骑在他们头上。这两种见解真有“天壤之别”。

    农民不讲什么土地份额，而是凭着极好的实际的直觉“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是谁来规定这些土地份额。关于这一点，波亚尔科夫司祭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得很好。他说：“计划要规定每个人应得的土地份额，试问谁来规定这个土地份额呢？如果由农民来规定，那他们当然不会让自己吃亏了，如果由地主和农民一同来规定，那么在制定土地份额时谁占上风，还是一个问题。”（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488页）

    这真是切中要害地道破了关于土地份额的种种空谈的实质。
    从立宪民主党人说来，这不是空谈，而是直接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好心肠的乡村司祭波亚尔科夫先生大概在自己乡下看清了自由派地主的真面目，于是就本能地明白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这位波亚尔科夫还说：“另外，有人还担心会产生很多官吏！农民自己会把土地分配好的！”（第488—489页）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土地份额”的确有官僚气味。农民却不这样，他们说：我们自己来就地分配土地。由此产生了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农民在革命中的正当利益，理所当然地引起自由派坏蛋[注：城市中的工人政府，农村中的农民委员会（到一定时候会变为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机关）——这就是胜利的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自由派对争取自由的阶级的这些组织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是不足为奇的！]的憎恨。实现了这样的国有化计划，国家要做的只是决定哪些土地可以作为移民所需的土地，或者需要进行特别的干预（如我们现行纲领中所说的，“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也就是说，要做的只是连“地方公有派”也认为必须交给“民主国家”（应该说是共和国）办理的事情。

    把关于土地份额的议论同实际的经济情况加以对照，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人，民粹派知识分子则是讲空话的人。“劳动”土地份额只有在试行禁止雇佣劳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重大意义。但是大多数农民抛弃了这种做法，人民社会党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土地份额”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在现有的业主之间分配土地。“消费”土地份额是贫困的土地份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总是会为了逃避这种“土地份额”而跑到城市里去（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可见，这里的问题也完全不在于“土地份额”（它是随着文化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于现有业主之间的土地分配，在于两种业主之间的“分解”：一种是能够（用劳动和资本）“珍惜”土地的真正的业主，另一种是不能留在农业中（硬要留下他们是反动的）的不中用的业主。

    为了表明民粹派先生们的民粹主义理论有多么荒谬，我们来谈一谈卡拉瓦耶夫先生引用的丹麦的例子。你们要知道，欧洲“都以私有制为依靠”，而我国的村社“有助于解决合作社问题”。“丹麦在这方面是个光辉的例子。”对于驳斥民粹派来说，那确实是个光辉的例子。丹麦有既集中了产乳牲畜（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0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00—211页。——编者注]）又集中了土地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农民。在丹麦的所有农户中，68．3％的农户每户有地不到1哈尔特康，即大约不到9俄亩。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11．1％。另一个极端是，占总数12．6％的农户每户有地4哈尔特康以上（36俄亩以上）。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62％（尼·斯·《土地纲领》新世界出版社版第7页）。这里不用再作解释了。

    有趣的是，自由派分子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中把丹麦当作一张王牌，而右派（在两届杜马中）则反驳说：在丹麦是农民所有制。我国需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好让旧的农场能在“废除了地界的”土地上“按丹麦方式”进行改造，至于把租佃权变为所有权的问题，只要农民自己有这个要求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全体资产阶级和官僚随时都会支持农民这样做的。此外，在国有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按丹麦方式”的发展）将因土地私有制的废除而更加迅速。

    6．劳动派（民粹派）农民

    劳动派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同无党派农民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要把两者的发言比较一下，你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需要相同，要求相同，世界观也相同。不过有党派的农民觉悟更高，表达方式更清楚，对问题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了解得更全面。

    劳动派农民基谢廖夫在第二届杜马第二十六次会议上（1907年4月12日）的发言，要算是最出色的发言了。同自由派小官吏的“国家观点”相反，他直截了当地着重指出：“我国政府的、实际上受到地主－土地占有者左右的全部对内政策，其目的是把土地保留在目前的占有者手里。”（第1943页）这位发言人指出，正因为如此，有人要使人民处于“十足的愚昧状态”。他还讲到了十月党人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的发言。“各位当然没有忘记他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话，说什么‘应该彻底抛掉扩大农民土地占有面积的想法。应该保留和支持私有主。我国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农民同志们，难道还要作什么补充，你们才能明白我们的这些恩人、这些老爷心里怀着怎样的欲望吗？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他们至今仍在怀念农奴制度吗？牧人老爷们，够了……我只希望全俄罗斯的愚昧的农民、全俄罗斯的人民都牢牢记住这位留里克宗族的子孙说的话，希望这些话能激起每个农民心中的怒火，能比太阳更明亮地照出横在我们同这些自封的恩人之间的鸿沟。够了，牧人老爷们……够了，我们需要的不是牧人而是领袖，没有你们，我们也能找到领袖，我们将同领袖们一起找到通向光明、通向真理的道路，找到通向乐土的道路。”（第1947页）

    这位劳动派完全站在革命资产者的立场上，这种革命资产者向往土地国有化能造成“乐土”，他们为当前的革命奋不顾身地斗争，对削弱革命声势的想法深恶痛绝，他说：“人民自由党拒绝公正地解决土地问题……各位人民代表先生，难道象国家杜马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在自己的活动中可以照顾实际而牺牲公正原则吗？难道你们会颁布你们预先就知道是不公正的法律吗？……难道你们认为我国的官僚赏赐给我们的不公正的法律还嫌太少，我们自己还要制定一些这样的法律吗？……你们很清楚，出于安抚俄罗斯这种实际考虑，派出了许多讨伐队，全俄各地都宣布处于非常状态；出于实际考虑到处设立了战地法庭。请告诉我，我们中间有谁赞赏这种照顾实际的精神呢？诸位不是都诅咒这种精神吗？不要象这里有些人那样来提出问题吧。〈这里，发言人大概是影射立宪民主党人地主塔塔里诺夫，此人在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过：“先生们，公正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公正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始终”（对于立宪民主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理想，将来能不能实现，我看还是一个问题。”第1779页〉公正是什么呢？人就是公正。一个人生了下来，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生活；要让他能够生活，公正就要求让他能够用劳动挣得一块面包……”

    请看，这位农民思想家采取了典型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立场。他不了解他那种公正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确定的内容。但是他要求彻底扫除中世纪的一切残余，而且他所代表的阶级也能够为了这种抽象的公正这样去做。这一提法的现实历史内容就是：绝对不许为了“实际”起见而损害公正。这应该理解为：绝对不许向中世纪制度、向地主和旧政权让步。这是法国国民公会活动家的口气。对自由派分子塔塔里诺夫来说，资产阶级自由这一“理想始终不过是一个理想”，他不愿意切实地为这一理想而斗争，不愿意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牺牲一切，却宁愿同地主搞交易。基谢廖夫们能够领导人民去进行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塔塔里诺夫们却只会出卖人民。

    “……人民自由党为了实际起见，主张不要规定任何对土地的权利。它担心这种权利会吸引大批人从城市迁往乡村，结果每个人只能得到很少的土地。我首先想问一问，什么是对土地的权利？对土地的权利就是劳动的权利，就是吃饭的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试问我们怎么能剥夺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利呢？人民自由党说，如果让全体公民都享有这种权利，把土地分给他们，那每个人得到的土地就会很少。但是，有权利同实际行使权利完全是两回事。比如说吧，在座的各位都有权住在丘赫洛马，然而你们却住在这里；反过来说，住在丘赫洛马的人也有权住在彼得堡，然而他们还是呆在他的老家。所以，担心让所有愿意耕种土地的人都享有对土地的权利就会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迁往乡村，这是毫无根据的。只有那些至今还没有同乡村断绝联系的人，只有不久前到城里来的人才会跑到乡下去……凡是在城里确有固定而有保证的收入的人，是不会到乡下去的……我想只有彻底地、永远地废除土地私有制……等等……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才能使我们满意。”（第1950页）

    这一段典型的劳动派议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同1848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有没有区别？二者无疑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模糊地表述了斗争的实际历史内容的宣言。不过劳动派的宣言模糊地表述出来的，是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在20世纪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是可能实现的）的真正任务，而1848年法国小资产者的宣言，却是模糊地表述了在上一世纪中叶的法国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换句话说，19世纪中叶法国工人要求劳动的权利，是希望根据合作制和社会主义等原则革新整个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办不到的。20世纪的俄国农民要求劳动的权利，则是希望在国有化土地上革新农业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20世纪俄国农民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现实的资产阶级的内容。在19世纪中叶法国小市民和工人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一无所有了。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就是这个区别。

    劳动派自己表明了自己理论的现实内容：尽管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去种地的。显然只有业主才会去种地或者说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排除妨碍业主在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一切障碍。

    无怪乎对农民革命抱有无限的信心、立志为农民革命效忠的基谢廖夫以蔑视的口吻谈到立宪民主党人，谈到他们主张不必转让全部土地而只要转让一部分土地、强迫支付地价、把事情交给“某种土地机关”办理的思想，总之，谈到“人民自由党把小鸟的羽毛拔光的办法”（第1950—1951页）。无怪乎司徒卢威之流特别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要痛恨劳动派，因为只要俄国农民还是劳动派，立宪民主党的计划就不能得逞。然而到俄国农民不再是劳动派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之间的区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这里再简单地谈谈其他几名发言人。农民涅奇泰洛说：“那些喝足农民的血、吸够农民脑浆的人把农民叫作愚民。”（第779页）戈洛文插了一句：地主可以侮辱农民，但是庄稼汉可以侮辱地主吗？“这些土地是属于人民的，有人却对我们说，要花钱买地。难道我们是从英国、法国等国家来的外国人吗？我们都是本地人，为什么我们要花钱买自己的土地呢？我们流的血汗、花的金钱已经可以把这些土地赎回十次了。”（第780页）

    农民基尔诺索夫（萨拉托夫省代表）说：“现在我们除了土地什么也不谈；有人又对我们说：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认为土地决不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人民想要，什么东西都不是不可侵犯的[注：这是普通农民用来表达人民专制这一革命思想的典型的说法。在我国革命中，除了农民，没有其他的资产阶级能实现无产阶级纲领中的这一要求。]。（右边喊道：“真的么！”）是真的！（左边鼓掌）贵族老爷们，你们拿我们当过赌注，用我们去换过狗，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全都是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你们偷去了我们的土地……派我到这里来的农民这样说过：土地是我们的；我们来这里不是购买土地，而是收回土地。”（第1144页）[注：劳动派农民纳扎连科（哈尔科夫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如果你们要议论农民对土地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婴儿离不开母亲的奶，我们农民离不开土地。我们谈论土地只从这一点着眼。你们大概也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老爷还逼迫我们的母亲用自己的奶去喂他们的小狗。现在也在这样干。不过现在老爷的小狗吮的不是生养我们的母亲的奶，它们吮的是养育我们的母亲——大地的奶。”（第495页）]

    农民瓦秀京（哈尔科夫省代表）说：“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大臣会议主席先生，他不是全国的大臣，而是130000个地主的大臣。9000万农民在他的心目中算不了什么……你们〈他转过身子向右派说〉从事剥削，高价出租自己的土地，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你们要知道，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不会恳求你们同意，他们要夺取土地……我是乌克兰人〈他叙述了叶卡捷琳娜如何赠给波将金一小片林地：27000俄亩土地和2000个农民〉……过去土地的卖价每俄亩不过25—50卢布，现在每俄亩的租金就要15—30卢布，草场每俄亩要35—50卢布的租金。这是在剥人的皮。（右边高喊：“什么？剥皮？”笑声。）你们别害臊，安静一些吧（左边鼓掌），我说这是剥下农民身上最后一层皮。”（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3页）

    劳动派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农奴制记忆犹新。他们都同样地切齿痛恨地主，痛恨地主国家。他们身上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在沸腾。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将来建立的是什么制度，而只是自发地竭尽一切力量来“打倒他们”。有些人则在想入非非地描绘这种制度，但是他们都憎恨同旧俄国的妥协，都在为彻底铲除万恶的中世纪制度而奋斗。

    只要把革命农民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同革命工人的发言作个比较，就可以马上看出如下的区别：农民直接的革命性要高得多，他们渴望立刻打垮地主政权、立刻创立新制度的热情要高得多。农民恨不得马上扑上去把敌人扼死。工人的革命性要抽象一些，这种革命性好象是移到了较为遥远的目标上。这种区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农民要立即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看不到这场革命内部的矛盾，甚至想不到这种矛盾。社会民主党工人却看到了这些矛盾，他们抱定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就不可能把工人运动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连在一起。不过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应该支持自由派。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决不同其他任何阶级融合，但应该用全力帮助农民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7．社会革命党人

    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发言（关于该党农民的发言，我们在上面谈劳动派农民时已经谈到过），也处处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并向地主猛烈开火。我们不再重复上面已经说过的话了，只是指出这一部分代表的另外的特点。人民社会党人不喜欢描绘社会主义理想，而喜欢描绘……丹麦的理想，农民则根本不谈什么学说，他们所反映的是把摆脱当前这种剥削形式当作直接理想的被压迫者的直接感觉，社会革命党人跟前两者都不同，他们在发言中加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例如乌斯宾斯基和萨加捷良（“达什纳克楚纯”分子，这个党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其中“青年派”甚至还加入社会革命党）就提到过村社问题。萨加捷良相当天真地说：“我们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指出，人们在发挥土地国有化的高论的时候，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唯一可以作为前进的基础的有效的制度……村社能防范所有这一切惨祸（欧洲的惨祸，小经济被破坏等等）。”（第1122页）

    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是讨论土地问题时的第26个发言人，那么这位可敬的村社骑士的“痛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他以前发言的至少有14个左派分子、劳动派等等，他们都并“没有特别着重指出现存的有效的制度”！眼看农民杜马代表同农民协会历次代表大会一样地对村社无动于衷，这怎么不令人“痛心”呢。萨加捷良和乌斯宾斯基抓住了村社，他们在不愿意承认旧土地团体的农民革命中是真正的宗派主义者。萨加捷良悲伤地说：“我真有点为村社担忧。”（第1123页）“正是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村社。”（第1124页）“这种形式〈即村社〉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指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世界运动。”（第1126页）萨加捷良先生关于村社的这一切议论，显然是“悲伤的和不合时宜的”。而他的同僚乌斯宾斯基则在批评斯托雷平反对村社的法令时表示了一种“使地产转移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减到最低程度”的愿望（第1115页）。

    民粹派的这种愿望无疑是反动的。然而可笑的是，用自己名义在杜马中提出了这种愿望的社会革命党，却又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殊不知这种办法会造成土地最大的转移，会使土地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由这个业主手中转到另一个业主手中，使资本最自由地最轻而易举地渗入农业！把土地私有制和资本在农业中的统治混淆起来，是资产阶级土地国有派（包括乔治和其他许多人在内）的典型错误。社会革命党人在“减少转移现象”的要求上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致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库特列尔在报告中公开说：“人民自由党打算只对他们〈农民〉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加以限制，即防止将来土地买卖的盛行。”（1907年3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740页）

    立宪民主党人把这种反动愿望同这样一些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结合起来（即同地主和官僚统治制度结合起来），这些办法可以保证颁布官吏的荒谬的禁令，保证用文牍主义的拖拉作风来帮助奴役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则把反动的愿望和根本排除官吏压迫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即同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结合起来）。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动性表现在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全部政策（官僚地主的政策）上。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性则表现在他们那种错误地强加给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市民“社会主义”上。

    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经济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杜马代表有关土地改革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的论断。在这里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用民粹主义学说稍加掩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幼稚观点。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卡巴科夫（彼尔姆省代表）在乌拉尔是农民协会著名的组织者，是“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173]的总统”，并且还被称为“普加乔夫”[注:见《第二届杜马代表名册》，无名氏编，私人出版，1907年圣彼得堡版。]。他纯粹按农民方式来论证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并且还拿农民从来没有拒绝保卫俄国免受敌人侵犯这一点作为根据（第1953页）。他大声疾呼地说：“份地制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公开宣布说，土地应该是劳动农民的公共财产，农民自己能够就地分配土地，根本不需要什么官吏来干预，我们早就知道官吏没有给农民带来过任何好处。”（第1954页）“在我们乌拉尔有整批工厂停工了，原因是铁皮没有销路，而另一方面，俄国所有的农舍却都是草屋顶。本来这些农民的房屋早就该是铁皮屋顶了……有市场，却没有买主。在我国谁是大宗买主呢？一亿劳动农民，这就是基本的大宗买主。”（第1952页）

    是的，这里正确地表述了在乌拉尔改变历来那种半封建式的“使用农奴的企业的”生产停滞状态、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条件。无论是斯托雷平的还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都不能使群众生活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做不到这点，乌拉尔的真正“自由的”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农民革命才能迅速地把木头的俄罗斯变成钢铁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农民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理解，比那些资本的忠实奴仆来得正确和广泛。

    另一个社会革命党农民赫沃罗斯图欣（萨拉托夫省代表）说道：“各位先生，人民自由党的人已经讲了很多，他们责备劳动团，说劳动团居然想把土地交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他们说，那样一来许多人会离开城市，结果情况会更糟。可是，各位先生，我认为只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才会离开城市，至于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都习惯了工作，既然有工作可做，他们就不会离开城市。其实何必要把土地给那些不愿意种地的人呢？……”（第774页）这个“社会革命党人”根本不想要什么普遍的土地平均使用制，而只是想要在自由的土地上造成平等的和自由的农场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无论如何要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那些年复一年地受苦挨饿的人民放开经济自由”（第777页）。

    不要以为这一正确表述了社会革命党思想真实内容的说法（“放开经济自由”），只是农民措辞不当的结果。其实并不尽然。社会革命党首领、知识分子穆申科代表社会革命党对土地问题作总结发言时，他的经济观点比农民卡巴科夫和赫沃罗斯图欣还要幼稚得多。

    穆申科说：“我们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移居和散居。其次，大臣讲到我国人口的增殖问题……据他说，单是为了满足这一〈160万人口〉增殖的需要，就要有将近350万俄亩土地。他说：这样一来，如果你们想实行平均土地，那么你们从什么地方拿土地来满足这种人口增殖的需要呢？然而我要问问：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原文如此！〉增殖的全部人口都是由农业来吸收的呢？那种按等级、按职业调节人口分布的规律，恰好是一种相反的规律。〈黑体是我们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在工业上不是退化而是发展的，那就是说，在满足食品和原料的基本需要的农业这个基础上，正在盖起不断加高的经济建筑。需求日益增长，新的产品、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加工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城市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增殖的人口都被城市吸收了。各位先生，有时农业人口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如果说这种〈！〉过程在我国进行得很缓慢，那是因为没有地基，无法不断加高经济建筑。农民经济这个基础太不稳固了；工业的市场太狭小了。在土地归人民使用的条件下，将形成健全的、人数众多的、充满生命力的农业人口，那时你们会看到，对工业品的需求将有多大，城市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有多大。”（第1173页）

    这位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称为土地社会化纲领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是说得很妙吗？他甚至没有料到城市人口增长较快的规律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规律”只有通过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农民之间的“分解”，即通过“真正的业主”排挤掉“穷光蛋”才起作用，才能起作用。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在资本主义规律的条件下所描绘的那种经济上的和谐，真是幼稚得可怜。但这并不是一心想把劳动同资本的斗争掩盖起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和谐。这是想把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消灭的不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讲的和谐。

    我们现行的土地纲领所向往的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进行。因此，觉悟的工人为了社会的发展应该支持他们，但是自己一分钟也不要被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幼稚梦话所迷惑。

    8．“民族代表”

    非俄罗斯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发表过意见的有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乌克兰人。请看他们是怎样叙述自己的观点的。

    民族民主党人[174]德莫夫斯基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波兰王国及与其毗邻的我国西部地区的波兰人”（第742页）说道：“虽然我们那里土地关系已在向西欧式的土地关系转变，然而我们那里还是存在土地问题，并且缺地还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症结。我们纲领中关于社会问题的首要条文之一就是增加农民占有的土地面积。”（第743页）

    “在我们波兰王国曾经有过夺取地主土地的大规模的农民骚动，这只是在东部地区，即弗沃达瓦县发生的，那里有人对农民们说，他们既然是正教徒，就应该分得地主的土地。这种骚动只是发生在正教徒居民中间。”（第745页）

    “……这里〈在波兰王国〉的土地事宜，也同其他一切社会改革一样……只有通过边疆区代表会议，即只有通过自治议会，根据实际情况的要求来办理。”（第747页）

    波兰民族民主党人的这篇发言，引起了白俄罗斯右派农民（来自明斯克省的加甫里尔契克，还有希曼斯基、格鲁金斯基）对波兰地主的猛烈抨击，叶夫洛吉主教自然抓住这个机会，并以1863年俄国政策的精神作了一次狡狯的警察式的发言，说波兰地主压迫俄罗斯农民（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回答说：“你看他想得多么简单！”（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农民将得到土地；俄国地主将仍然保留自己的土地；农民将象从前那样拥护旧制度，而波兰人却因为提出波兰议会问题将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第62页）发言人激烈地揭穿了俄国政府的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要求“把我们那里的土地改革问题交给波兰议会去解决”（第75页）。

    这里要补充说一点，上述那些农民要求补分份地作为私产（例如第1811页）。在第一届杜马中，波兰和西部的农民要求土地时也曾表示拥护私有制。纳科涅奇内于1906年6月1日说过：“我是卢布林省的一个少地农民。在波兰也必须实行强制转让的办法。与其不定期占有5俄亩土地，倒不如永久占有1俄亩土地。”〈第881—882页）波尼亚托夫斯基（沃伦省代表）代表西部边疆区（5月19日，第501页）以及维切布斯克省代表特拉孙（1906年5月16日，第418页）也这样说过。吉尔纽斯（苏瓦乌基省代表）还表示反对只建立全俄的土地资产，主张也建立地方的土地资产（1906年6月1日，第879页）。梯什克维奇伯爵当时就指出，他认为建立全民的土地资产的主张是“不切实际和不无危险的”（第874页）。斯捷茨基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他主张个人所有制而反对租佃制。1906年5月24日，第613—614页）。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代表在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有尤拉舍夫斯基（库尔兰省代表），他要求取消大地主的封建特权（1907年5月16日，第670页〉，主张要地主转让超过一定标准的土地。他说：“我们承认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现在的农业在该地区原来实行的私有制或世袭租佃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作出结论，要进一步调节农业关系，就必须立即在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实行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自治制。只有自治制才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第672页）

    爱斯兰省代表进步人士尤里涅，为爱斯兰省提出一个单独的法案（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第1210页）。他主张“妥协”（第1213页），即主张“世袭的或永久的租佃制”（第1214页）。“谁使用土地，谁能更好地使用土地，谁就应该拥有土地。”（同上）尤里涅要求实行这个意义上的强制转让，反对没收土地（第1215页）。查克斯捷（库尔兰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要求除地主的土地外还要把教会（教区）的土地转归农民（1906年5月4日第四次会议，第195页）。捷尼松（里夫兰省代表）同意投票赞成强制转让的办法，认为“一切主张土地私有的人”（同上，第209页）都会这么做。克雷茨贝格（库尔兰省代表）代表该省农民要求“剥夺大地产”，并且一定要把土地“作为私产”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1906年5月19日第十二次会议，第500页）。留特利（里夫兰省代表）要求实行强制转让等等。他说道：“至于把土地变为国家土地资产，我们农民很清楚，这是又一种奴役农民的办法。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小农经济和劳动生产率，并使之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可见，我们把土地变成国家土地资产，就会造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同上，第497页）奥佐林（里夫兰省代表）代表拉脱维亚农民发言，主张强制转让并主张私有制；他坚决反对建立全国土地资产，只同意建立各区域的土地资产（1906年5月23日第十三次会议，第564页）。

    列昂纳斯，“苏瓦乌基省代表，即立陶宛族代表”（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54页），发言拥护他所在的立宪民主党的计划。该省的另一个代表、立陶宛的自治派分子布拉特对劳动派的意见表示赞成，但关于赎买等等问题，他主张留待各地方土地委员会讨论决定（同上，第651页）。波维柳斯（科夫诺省代表）代表“杜马中的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集团”（同上，第681页，附录）提出了该集团拟订的措辞确切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同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大致一样，不同的是他们主张把“立陶宛境内的地方土地资产”交给“立陶宛独立的自治机关”支配（同上，第2条）。

    可汗霍伊斯基（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代表穆斯林集团在第二届杜马中说：“在俄国总人口中，我们穆斯林有2000万以上，我们都敏感地注意着土地问题上的一切变动，迫不及待地期望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1499页）他代表穆斯林集团表示赞成库特列尔的意见，赞成按照公道的价格强制转让（第1502页）。“但是这些已转让的土地应该归谁呢？穆斯林集团认为这些已转让的土地不应该作为全国土地资产，而应该作为各该区域的土地资产。”（第1503页）“克里木鞑靼人代表”梅季耶夫（塔夫利达省代表）作了热情洋溢、充满革命精神的发言，要求“土地和自由”。他说：“讨论愈深入，人民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就愈突出。”（1907年4月9日第二十四次会议，第1789页）发言人指出了“在我们边疆区神圣的土地私有制形成的情形”（第1792页），指出了巴什基尔人的土地被侵占的情形，说大臣、四等文官、宪兵署长官每人得到了2000至6000俄亩的土地。他举出了“鞑靼兄弟们”的一份委托书，他们对侵占卧各夫[175]土地一事提出控诉。他摘引了土耳其斯坦总督于1906年12月15日给一个鞑靼人的复函，说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权移居到官地上去。“难道这些文件不是带有上个世纪阿拉克切耶夫政策的霉臭味么？”（第1794页）

    代表高加索农民发言的，除了下面就要说到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上面已经提过的那位拥护社会革命党人立场的萨加捷良（埃里温省代表）。“达什纳克楚纯”的另一个代表捷尔－阿韦季克扬茨（伊丽莎白波尔省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土地应按村社所有制原则属于劳动者，即属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4页）“我代表高加索全体农民声明……在紧急关头，全体高加索农民将和自己的兄长俄国农民并肩携手，为自己争得土地和自由。”（第646页）埃尔达尔哈诺夫“代表他那些选民——捷列克省土著居民——请求在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前制止一切侵吞天然资源的行为”（1907年5月3日第三十二次会议，第78页），可是侵吞土地的就是政府，它夺取山区最肥沃的土地，掠夺库梅克人民的土地，宣布占有地下矿藏（这事大概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吧，可是普列汉诺夫和约翰在代表大会上长篇大论地说非民主制国家政权无法侵犯地方公有土地）。

    哈萨诺夫（乌法省代表）代表巴什基尔人发言，他指出政府掠夺了他们200万俄亩土地，要求把这些土地“收回”（1907年5月16日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41页）。出席第一届杜马的乌法省代表瑟尔特拉诺夫也提出过这种要求（1906年6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第923页）。卡拉塔耶夫（乌拉尔州代表）代表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在第二届杜马中说：“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深深懂得和感觉到我们农民兄弟缺少土地的痛苦，我们很愿意自己挤一挤”（第三十九次会议，第673页），但是“多余的土地很少”，而“现在移民，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把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迁走”……“不是把吉尔吉斯人从土地上迁走，而是把他们从他们的住房里迁走”（第675页）。“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对一切反对派党团始终表示同情。”（第675页）

    1907年3月29日在第二届杜马中代表乌克兰党团发言的有波尔塔瓦省哥萨克赛科。他举出了哥萨克所唱的一支歌：“嗨，卡捷琳娜女皇！你干些什么呀？辽阔的草原、欢乐的地方，全都赏给了地主公王。嗨，卡捷琳娜女皇！怜恤怜恤我们吧，发还给我们土地、森林、欢乐的地方。”他赞同劳动派的意见，只是要求把104人法案第2条中的“全民土地资产”几个字改为“应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的边疆区民族的〈原文如此！〉土地资产”。“乌克兰党团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第1318页）

    波尔塔瓦代表契热夫斯基在第一届杜马中说：“我热烈拥护自治思想，尤其热烈拥护乌克兰自治，所以我很希望土地问题能由我们的人民来解决，很希望土地问题在我理想中的我国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由各个自治单位来解决。”（1906年5月24日第十四次会议，第618页）同时，这个乌克兰自治派分子又承认国家土地资产是绝对必要的，并解释了被我国“地方公有派”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契热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坚决地肯定地规定一个原则，就是国家土地资产的管理事宜应该完全由将来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单位处理。诚然，如果‘国家土地资产’在所有具体的场合都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那么‘国家土地资产’这个名称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意义是很大的。首先……国家土地资产中的一部分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支配……即我们全国的待垦土地……其次，建立国家土地资产的意义以及这一名称的意义就是：地方机关虽然可以自由地支配本地的这种土地，却毕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第620页）在由于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集中的社会中国家政权究竟有什么意义，对此，这位小资产阶级自治派分子比我们那些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要明白得多。

    顺便说说。提到契热夫斯基的发言，不能不谈谈他对“土地份额”的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劳动土地份额是一句空话”。他举出了农业条件千差万别这一理由，还据此反对“消费”土地份额。“我觉得分地给农民不应该按什么份额，而应该是有多少分多少……凡是当地可以交出的土地，都应该交给农民”，例如，在波尔塔瓦省，“要所有地主都转让土地，他们每户平均最多留下50俄亩”（第621页）。立宪民主党人空谈土地份额问题，是为了掩饰自己究竟打算转让多少土地，这有什么奇怪呢？契热夫斯基在批评立宪民主党人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注：契热夫斯基还非常明白地说出了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劳动派提出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论点：完成了彻底的农民革命，工业就会发展起来，流入土地方面的资本就会减少。“我们那里的农民，那些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选民，曾经这样盘算过：‘如果我们稍微富足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花五六个卢布买糖吃，那么在每个产甜菜的县里，除了现有的糖厂外，就会再开办几个糖厂。’很自然的，要是开办了这些工厂，集约化的经营该需要多少劳动力啊！那时糖厂的产量就会增加”等等（第622页）。这正是在俄国造成“美国式”农场并使资本主义“按美国方式”发展的纲领。]。

    上面我们扼要地叙述了“民族代表”在杜马中就土地问题所作的发言，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发言充分证明，我在小册子《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第1版）上谈到地方公有化同各民族的权利的相互关系时，对马斯洛夫的反驳意见是正确的，我当时说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我党纲领的政治部分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庸俗的地方主义作祟才硬把它加到土地纲领中去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费尽心机想“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这是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中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话，第146页）。诺沃谢茨基说：“某些历史上形成的区域，例如波兰、立陶宛，正好是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域，所以把土地交给这些区域，就可能促使民族主义联邦主义趋向大发展，这样实质上又会把地方公有化变成一部分一部分实行的国有化。”于是诺沃谢茨基同唐恩一起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并且使大会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即把马斯洛夫法案中的“区域大自治组织”改成了“包括若干城乡的地方大自治机关”。

    “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中的国有化”，说得真是太巧妙了！把一个字眼换成另一个字眼，结果自然就会把“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打乱再重新划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先生们，无论你们怎样改换字句，都不能清除地方公有化纲领所固有的“民族主义联邦主义的”糊涂思想。第二届杜马表明，“地方公有派的”主张事实上只是助长了各种资产阶级集团的民族主义趋向。只有这些集团（如果不算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的话）才“出面”保护过各种“边疆区的”和“区域的”土地资产。同时，民族代表还把归省区所有的（因为马斯洛夫实际上是主张把土地“交给”省，而不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以省区所有一语要确切一些）土地问题内容都一笔勾销了：预先什么也不决定，一切事情，无论赎买问题、所有权问题或其他问题都交给自治议会或区域等自治机关去处理。结果完完全全证实了我所说的话：“对外高加索的土地实行地方自治机关所有的法令，反正须要彼得堡的立宪会议来颁布，因为马斯洛夫并不想使任何一个边区有权自由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总之，事态已经证明，以各民族是否同意为理由来维护地方公有化，是一种庸俗的论据。我党纲领中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是同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民族明确表示的意见相抵触的。

    事态已经证明，地方公有化事实上无助于对全国规模的广大的农民运动实行领导，而是使这个运动按省和民族化整为零。马斯洛夫的建立区域土地资产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民族自治的“地方主义”。

    “民族代表”对我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我们革命的中心是独立的农民运动，然而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民族代表”在他们的纲领中对俄国的土地问题有点持旁观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了。他们认为这与他们不相干，他们应该自己搞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必然的。

    无产阶级持这种观点是不能容许的，而我们的纲领实际上却正是陷入了这种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族代表”至多不过是赞同全俄运动，而不是力求以运动的团结和集中来大大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同样，孟什维克制定的纲领也只是一种赞同农民革命的纲领，而不是领导革命、团结革命力量和推动革命前进的纲领。地方公有化并不是农民革命的口号，而是一种臆造出来的小市民的改良主义计划，是从革命的角落里给革命硬加上去的计划。

    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能根据个别民族“同意”与否来改变自己的纲领。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最好的道路，宣传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好的土地制度，同一切传统、偏见、顽固的地方主义等势力作斗争，从而把运动的一切力量团结和集中起来。小农“不同意”土地社会化，这不会改变我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只能迫使我们以实例来影响他们。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表示“不同意”土地国有化，都不能迫使我们改变关于彻底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废除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全体人民这一学说。某个民族的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不同意”某种办法，这只能迫使我们通过实例而不是用其他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一方面是待垦土地国有化，森林国有化，俄国中部所有的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又是国内某部分地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这二者并存的局面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既然俄国的统一是由本国经济演进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这两种制度中总有一种要占上风。这点将由实际经验来决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注意向人民阐明，哪些条件最有利于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9．社会民主党人

    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共有8次发言，其中只有两次发言是为土地地方公有化辩护的，而不只是提一下。这就是奥佐尔的发言和策列铁里的第二次发言。其余的发言差不多都是抨击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从政治上来阐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的朴实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言陈述了一位农村代表听了各个政党的发言后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不想重复这里已经讲过的东西来打扰你们。我只想对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在这里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他这次发言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简括地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我或由我占有的土地，你们是没有权利拿去的，而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就这个问题，库特列尔代表回答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交出来，你们交出来，就可以拿到钱。’德莫夫斯基代表说：‘对土地随便怎么办都行，自治却是一定需要的。’与此同时，卡拉瓦耶夫代表却说：‘两者都需要；但是要先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分配。’策列铁里说：‘各位先生，不行，要分配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它就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最好是先设法夺取政权，然后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第1615页）

    可见，这位农民抓住了在他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同劳动派发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说明了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即“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他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抓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揭露了一个事实：“我国的官僚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贵族。”（第725页）发言人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把属于全国的土地即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分归私人所有”（第724页）。他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声明，重申了我党的土地纲领，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把我党的土地纲领和其他“左派”政党的纲领进行对比。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责备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简短明了，集中地阐明地主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一发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右派农民根本看不出（大概所有农民也看不出）我党纲领独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次发言，是由工人佛米乔夫（塔夫利达省代表）在杜马随后的一次“土地问题讨论会”上作的（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常常说“我们农民”如何如何。佛米乔夫很激烈地驳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意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所谓农民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这一句名言比“左派”的几次发言还更能鼓动农民代表。佛米乔夫说：“库特列尔代表在长篇发言中，发挥了强制转让而又支付赎金的思想。我们农民代表不能承认赎买办法，因为赎买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第1113页）佛米乔夫最后要求“根据策列铁里代表提出的那些条件把一切土地交归劳动者掌握”（第1114页）。

    随后发言的伊兹迈洛夫也是一个工人，他是诺夫哥罗德省农民选民团选出的（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他反对他的同乡、农民博加托夫所发表的意见，因为博加托夫以诺夫哥罗德农民代表的名义同意赎买的办法。伊兹迈洛夫愤怒地批驳了赎买办法。他叙述了诺夫哥罗德农民获得“解放”的情况，说他们在1000万俄亩耕地中只获得了200万俄亩，在600万俄亩森林中只获得了100万俄亩。他描述了农民的贫困，说他们穷到不仅“几十年来就是拆自己房舍周围的篱笆当柴烧”，而且“把自己木屋的边角也锯下来当柴烧了”，“他们把旧的大木屋改为小木屋，为的是省出一抱生火用的劈柴”（第1344页）。“我们农民的处境这样，而右派先生们却为文化问题而苦恼。据他们说，庄稼汉没有文化。难道饥寒交迫的庄稼汉顾得上什么文化吗？右派先生们是希望农民要文化而不要土地；我在这一点上也信不过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不过他们会讨价还价，要庄稼汉付出更高的地价。这就是他们表示同意的原因。各位先生，在我看来（农民尤其应该知道这一点）问题完全不在于土地。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土地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农奴主贵族害怕交给人民的，害怕它会同土地一起失去的；各位先生，这种力量就是政权。他们会交出土地，也愿意交出土地，不过要我们照旧给他们当奴隶。只要我们欠着债，我们就总是挣脱不了地主－农奴主的权力的。”（第1345页）对立宪民主党计划的实质的揭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工人更鲜明更一针见血的了！

    社会民主党人谢罗夫在1907年4月2日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资本的代表”（第1492页）、作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代表”的观点。发言人引用一些数字详细说明了1861年的赎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驳斥了所谓公道价格这一“橡皮原则”。库特列尔提出不没收资本便不能没收土地，谢罗夫对库特列尔的这个理由给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回答。“我们根本就不提那种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的论据。”（第1497页）“在这个会上由社会民主党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觉悟，它反对一切剥削，既反对封建剥削，又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在无产阶级看来，并不存在这两种剥削形式中哪一种更公正的问题。在它看来，问题始终在于摆脱剥削的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第1499页）“据统计学家的计算，土地没收以后，地主不劳而获的、为数大约5亿卢布的收入将归人民所有。农民当然会拿这笔款项去改善自己的经济，扩大生产，增加自己的消费。”（第1498页）

    在杜马第二十二次会议上（1907年4月5日）就土地问题发言的有阿尼金和阿列克辛斯基。前者着重指出“高级官僚同大地产”的联系，并且证明争取自由和争取土地这两种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后者在长篇发言中阐明了在俄国占优势的工役经济的农奴制性质，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反地主土地占有制斗争的基本观点，说明了村社的双重作用（既是“旧时代的残余”，又是“影响地主庄园的机构”）以及1906年11月9日和15日颁布的两个法令的意义（除地主外现在又加上富农这个“支柱”）。发言人用数字表明“农民缺地就是贵族地多”，并说明了立宪民主党所主张的“强制”转让等于是“强制人民做有利于地主的事情”（第1635页）。阿列克辛斯基直接援引“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言语报》上所说的话”（第1639页），该报承认立宪民主党人说了真话：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土地委员会是由地主构成的。在阿列克辛斯基发言后隔了一次会议才发言的立宪民主党人塔塔里诺夫，被驳得无话可说，这点我们已经讲过了。

    奥佐尔在第三十九次会议（1907年5月16日）上的发言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说明马斯洛夫对马克思地租理论所作的有名的“批判”以及对土地国有化概念所作的相应的歪曲，竟使得我们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去求助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多么不体面的论据。奥佐尔是这样反驳社会革命党人的，他说：他们的“草案在我看来是毫不中用的，因为它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同时却又主张保存厂房私有制，不仅保存厂房私有制，甚至还保存住宅和建筑物私有制。草案第2页说到凡是建造在土地上面并且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建筑物，都仍旧是私有财产。这样每个私有主都会说：请你们支付使用国有化土地以及铺设街道等等的一切费用吧，这些房屋的租金却由我来收。这不是什么国有化，只不过是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获得资本主义收入的更简易的方法而已”（第667页）。

    看，这还不就是马斯洛夫的那一套！第一，这是重复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所谓不触动资产阶级剥削便不能消灭封建剥削的庸俗论据。第二，这暴露出了他在经济问题上惊人的无知，他竟认为城市住宅等等的“租金”绝大部分是地租。第三，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如马斯洛夫一样完全忘记了（或是否认？）绝对地租。第四，照他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较好的形式！这真是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主张最精彩的地方……

    策列铁里在一次长篇总结发言中（1907年5月26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为地方公有化进行了辩护，他当然比奥佐尔想得周到；然而正是策列铁里为这一主张所进行的缜密的、深思熟虑的和一清二楚的辩护，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地方公有派所持的基本论据的虚伪性。

    策列铁里在发言的开头对右派的批评，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出色地反驳了那班用类似法国革命这样的动荡来恐吓人民的自由派骗子。他说：“他〈盛加略夫〉忘记了，法国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正是由于没收了地主土地才重新强盛起来的。”（第1228页）策列铁里提出的“完全消灭地主地产和完全肃清地主官僚制度”（第1224页）的基本口号，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谈到立宪民主党人，他那种错误的孟什维主义立场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策列铁里说：“强制转让土地的原则在客观上是解放运动的原则，然而并非所有赞成这一原则的人都意识到或都愿意承认从这一原则中必然得出的一切结论。”（第1225页）这是孟什维主义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我国革命中划分基本政治派别的“分水岭”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右面，而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立宪民主党的左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从策列铁里的明确的表述中看得尤为清楚，因为有了1861年的经验之后，实行主要是保护地主利益、保存地主政权和巩固新盘剥制的强制转让，毫无疑义是完全可能的。策列铁里下面这个声明就更加不对了，他说：“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民粹派〉的距离”比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距离“更远。”（第1230页）发言人接着就批评劳动“土地份额”和消费“土地份额”。在这点上他说得完全正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也不比劳动派好，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把“土地份额”一语用得更滥。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胡扯那些荒唐的“土地份额”，是因为他们有官僚主义的思想，有出卖庄稼汉的倾向。对庄稼汉说来，“土地份额”是民粹派知识分子从外面带来的，我们从上面第一届杜马代表契热夫斯基和波亚尔科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农村中的实际工作者如何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所谓的“土地份额”。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点向农民代表们解释清楚，如果他们对劳动派的法案提出否认土地份额的修正案，如果他们在理论上说明与“土地份额”毫无共同之点的国有化的意义，那么农民革命的领袖就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自由派了。而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无产阶级屈从于自由派的影响。特别奇怪的是居然在第二届杜马中说什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距离民粹派远，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表示赞成限制土地的出卖和抵押！

    策列铁里接着在批评国有化主张时举出了三条理由：（1）“官吏成群”，（2）“对待小民族极不公正”，（3）“一旦发生复辟”“武器会落入人民的敌人的手中”（第1232页）。这是如实陈述了那些使我党的纲领得以通过的人的观点，策列铁里既然是党的一员，他当然不得不陈述这些观点。至于这些观点如何站不住脚，这种纯政治上的批评是何等的肤浅，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

    策列铁里提出了赞成地方公有化的六条理由：（1）在实行地方公有化时“可以保证把这些资金〈即地租〉真正用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原文如此！第1233页）——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看法；（2）“地方自治机关将努力改善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例如在民主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美国就是如此（？）；（3）“地方自治机关可以占有这些〈大的〉农场，并组织示范农场”；（4）“在农业危机时期……将无偿地把土地租给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原文如此！第1234页）。这已经是比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还糟糕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了，这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纲领了；（5）“是民主制度的支柱”——哥萨克自治机关之类的东西；（6）“转让份地……可能引起可怕的反革命运动”——大概是违反一切主张土地国有的农民的意志吧。

    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总结起来就是：在赎买问题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同当前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上起着领导作用，而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则堕落到立宪民主主义的立场，证明他们不了解农民革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第二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讨论，总结起来就是：右派地主对本阶级的利益认识最清楚，对于在资产阶级的俄国为维持本阶级的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认识也最明确。自由派实际上是附和右派地主的，企图以最卑鄙最虚伪的方式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民粹派知识分子使农民纲领具有官僚主义的味道和小市民那种夸夸其谈的味道。农民最激烈最直接地表现了他们反对一切中世纪残余和一切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形式的自发的革命性，但是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条件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天真地把资产阶级自由的“乐土”理想化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代表由于小民族所处的隔绝状态在颇大程度上持狭隘观点和偏见，所以他们参加农民斗争时总是有些胆怯。社会民主党人坚决维护农民革命，他们阐明了当前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但是由于党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未能始终一贯地领导农民革命。

    结束语

    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民为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了消灭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

    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是经济意义上的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名门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即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盘剥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佣制、年租、对分制地租、工役租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森林、草地、饮马场等等来进行盘剥）的经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的斗争已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社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176]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钝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官僚式的态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顽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疆地区[注: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重的。]。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象把人赶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份地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清扫”。

    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1905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1907年第二届杜马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中斗争着的各阶级对土地私有制问题持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也不是由于受了哪一种理论的影响（如有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不同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在当前这个发展时期提出的要求。全体黑帮地主、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包括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拥护土地私有制。全体农民和整个无产阶级则反对土地私有制。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以及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担保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都永远巩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的不巩固和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内在的固有的现象。“臆造”“防止复辟的保证”不过是糊涂的表现。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正如我党纲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政治改革的一定形式和一定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政治变革和土地变革的规模不可能不一样。正如我党纲领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应该把土地国有化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官僚知识分子关于“土地份额”的废话、同巩固村社或平均使用土地这类反动的空话严格地区别开来。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的不是为某一资产阶级变革臆造出特殊口号、特殊“计划”或“体系”，而只需要彻底地表明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清除对经济上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的幻想和空想。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暂时拒绝这个正确的土地纲领，有三个原因。第一，俄国“地方公有化”的倡导者彼·马斯洛夫“修改了”马克思的理论，屏弃了绝对地租理论，翻新了半陈腐的资产阶级学说，即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这一规律同地租理论的联系等等的学说。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观点。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具体看到农民革命的开始，他们对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不能不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要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有许多特别有利的条件，需要有群众特别高涨的革命觉悟、革命劲头和革命首倡精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自然就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然而，他们却犯了如下错误：甚至在革命开始以后他们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7]），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采纳马克思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一切旧纲领，这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德国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那里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都已经成为过去，那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拥护国有化的人民运动。由于容克－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德国人拒绝谈论什么国有化，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个结论搬到俄国来（其实，我国那些看不出地方公有化思想同马斯洛夫修改马克思理论有什么联系的孟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那就是不善于思考各个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的任务。

    第三，地方公有化纲领明显地表现出孟什维主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错误的策略方针，即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注：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中就是这样说的。]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力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观，使它去适应不彻底的革命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帮手（其实是替自由派资产阶级当粗工和奴仆）。“工人们，不要迷恋吧，要适应情况，慢慢前进”——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针对“经济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第一批机会主义者）说的这句话[178]，充分表达了我党现行土地纲领的精神。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迷恋倾向”进行斗争，不应该缩小而应该扩大革命的规模和无产阶级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彼此隔绝。不，我们应当向农民讲清楚统一对于胜利的意义，应当提出口号，使运动的范围扩大而不是缩小，将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圆满完成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不是归咎于无产阶级的考虑不周。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阶级革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

    不要认为在当前这种历史时刻，当黑帮死硬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疯狂叫嚣，反革命势力猖狂到了极点，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尤其对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野蛮地进行政治报复的时候，“不宜于”提出“广泛的”土地纲领。这种想法是同那些加入或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背叛变节、灰心丧气、四分五裂、颓废堕落一脉相承的。把这些垃圾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动势力愈猖獗，实际上它就愈是阻碍必然的经济发展，就愈是有效地促进民主运动更大规模的高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现在群众行动暂时沉寂的时期，有批判地对大革命的经验进行研究，进行检验，去掉其中的糟粕，并且把这种经验交给群众作为未来斗争的指南。

    1907年11—12月
    1908年由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93—411页

    1917年由彼得堡生活和知识出版社第二次印成单行本

    跋[179]

    本书写于1907年年底。1908年在彼得堡印好后，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抄获销毁了。保全下来的只有一本，书末还缺了几页（本版第269页以后的几页），这个结尾是现在补写的。

    目前，革命提出的俄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比1905—1907年间要广泛、深刻、尖锐得多了。我希望，了解我党在第一次革命中的纲领的历史，会有助于大家更正确地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

    特别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到空前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实际生活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已经把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强迫辛迪加化（合并成为联合组织）等等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纲领中的土地国有化问题也必然要有另一种提法。这就是说，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农民代表苏维埃转到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上来，另一方面必须要求把地主田庄的耕畜和农具收归国有，并在这些田庄上成立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的示范农场。

    这里我当然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了，只好请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阅读目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和我的两本小册子：《论策略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5—149页。——编者注]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注：同上，第150—185页。——编者注]。

    作者
    1917年9月28日
    1917年载于《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12—413页

ZS
    [129]《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写于1907年11—12月间。列宁在1907年12月初给米·谢·克德罗夫的信、1908年1月7日和2月2日之间给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以及1908年2月17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分别谈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具体内容和撰写进度等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和第53卷）。这部著作在1908年被收入《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但在印刷厂里就被警察没收和销毁了，只保存下来一本，而且缺了最后几页。1908年7月23日（8月5日）的《无产者报》第33号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了该书第3章的第2节和第3节。

    1917年，彼得格勒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书名再版此书时，列宁在《结束语》最后缺页处，即在“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见本卷第391页）这段文字之后补写了如下几句：“对农民群众缓慢地、有步骤地、极残酷地施行暴力。革命的道路就是建立农民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它必要的前提是破坏一切旧土地占有制、废除土地私有制。”

    后来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库发现了列宁这部著作的手稿，标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论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首次按手稿发表了《结束语》全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中，这部著作是按手稿刊印的，并根据此书1917年版作了核对，《跋》是按1917年版刊印的。——185。

    [130]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186。

    [131]皇族土地是指俄国18世纪末—20世纪初属于皇族而由皇族领地司（1826年起属于宫廷事务部，1892年改称皇族领地管理总署）管理的土地。这部分土地是根据1797年沙皇保罗一世颁布的《皇亲条例》从官地中连同耕种土地的农民一起划归皇族成员所有的。这些土地上的收入不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不受国家监督，只用来供养皇族成员（大公及其妻子、女儿等）。1863年改革中分了一部分给农民后，还有800万俄亩，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租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皇族土地按照《土地法令》全部被收归国有。——188。

    [132]哥萨克（突厥语译音，意思是好汉、自由人）原指莫斯科国边疆地区的受雇佣的自由人和服军役的人。15—16世纪，在俄国和波兰—立陶宛国家的边境（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和捷列克河一带），出现了主要由逃亡农奴组成的所谓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它们有独特的武装组织，是16—17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和17—18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沙皇政府于18世纪降服了哥萨克，改哥萨克村社为哥萨克军，进而使之成为有特权的军人等级。按规定，男性哥萨克满18岁一律自备军服、装具、冷兵器和战马在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哥萨克军队里服役，凡服役者均赐予土地约30俄亩供长期使用。至20世纪初，全俄国共有11个哥萨克军。1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3万多人，拥有土地6300万俄亩，服军役者285000人。哥萨克军队参加了18—20世纪俄国的历次战争。沙皇政府曾广泛地利用哥萨克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贫穷的哥萨克则支持苏维埃政权。1920年，哥萨克这一等级被废除。——189。

    [133]“土地平分”这一口号反映了农民要求普遍重分土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愿望。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在“土地平分”这个要求中，除了要使小农生产永恒化这种反动的空想之外，也有革命的一面，即“希望用农民起义来铲除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10页）。——196。

    [134]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这次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暴力掠夺。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地主割去了农民土地的1／5，甚至2／5，特别是这些土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转到了地主的手中，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农民为了取得法定的份地还要支付赎金。赎金的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只值5亿多卢布。所有这些最终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200。

    [135]容克经济是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语Ｊｕｎｋｅｒ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205。

    [136]《科学评论》杂志（《Научнов　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科学杂志（1903年起是一般文学杂志）。1894—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1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206。

   [137]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实行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督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赎金和赋税。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和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207。

    [138]古尔柯—利德瓦尔之道是指俄国高级官吏和商人中盛行的贪污盗窃之风。1906年，沙皇政府副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同瑞典奸商埃·莱·利德瓦尔签订了一项由后者在1906年10—12月供应俄国南方饥荒省份1000万普特黑麦的合同，并预支给利德瓦尔80万卢布。这位瑞典商人把大约60万卢布装入自己的腰包和用于贿赂包括古尔柯在内的各方面的官员。而到1906年12月中旬运到火车站的黑麦还不到100万普特。古尔柯和利德瓦尔的舞弊行为使饥荒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严重恶化，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不满。沙皇政府被迫在1907年10月演出了一场审讯古尔柯的闹剧。古尔柯除被撤职外，未受其他处分。——216。

    [139]指1902年3月底—4月初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两省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拥有15万人口的165个村庄，是20世纪初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的原因是：这两省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原来就极端困苦，遇到1901年歉收引起的饥荒，到1902年春季更加恶化。农民们群起夺取地主庄园中储存的粮食和饲料。受到农民袭击的地主庄园，在波尔塔瓦省有56个，在哈尔科夫省有24个。农民还要求重新分地。沙皇政府派军队镇压起义农民。许多农民遭杀害。许多村子的农民人人被鞭打。成百的农民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农民还被迫赔偿地主80万卢布“损失”。列宁在《告贫苦农民》这本小册子中分析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70—171页）。——222。

    [140]旺代暴动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爆发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参加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225。

    [141]农民协会即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26。

    [142]《俄国报》（《Россия》）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226。

    [143]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227。

    [144]104人法案即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229。

    [145]《农民代表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Крестьгнских Депугагов》）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日报），1906年5月17—31日（5月30日—6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号。该报编辑是国家杜马代表ｃ．И．邦达列夫，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劳动派杜马代表И．Г．索洛姆科、П．И．采洛乌索夫、伊·瓦·日尔金等。

    《劳动俄罗斯报》（《Трудовая Россия》）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机关报，1906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233。

    [146]《33人法案》是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劳动团代表非正式会议制定的《土地根本法草案》。这个法案由33名代表（主要是劳动派）签名，于1906年6月8日（21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法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33人法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平均重分土地。

    《33人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235。

    [147]105名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是社会革命党人伊·瑙·穆申科在1907年5月3日（16日）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以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名义提出的。这个法案与第一届杜马的33人法案基本相同。法案第1条说：“今后永远废除俄国境内的各种土地所有权。”——236。

    [148]波美拉尼亚原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公国（1170年起），1815—1945年是普鲁士的一个省。——238。

    [149]“公有地圈围法”是指18世纪英国议会根据地主的申请通过的一些圈地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圈地经许可后，被圈土地就要在土地占有者中间重新分配，使交错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所谓重分，实际等于没收，受害者都是小农户。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使资本主义大农场迅速发展起来，而大部分小农则陷于破产，流向城市，加入雇佣工人的行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里对“公有地圈围法”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92—793页）。——238。

    [150]宅地法是美国国会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根据这项法律，任何美国公民或声明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交付10美元登记费后，都可以从国有土地中领得160英亩（65公顷）土地。在所得的这份土地上耕种满5年或按每英亩交纳1．25美元者便成为这份土地的所有者。

    颁布宅地法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措施，它促使南北战争发生了有利于北部的转折。——241。

    [151]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和特殊类别。1861年的农民改革保留了五花八门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17年。现将这里提到的主要农民类别解释如下：

    有赐地的农民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

    暂时义务农是指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民一类。1881年12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1883年1月1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地。

    私有农民是指根据1861年改革法令赎回自己的份地，从而终止了暂时义务农身分的前地主农民。

    完全私有农民是指提前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私有权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国家农民是按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一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间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利。在1861年改革的前夜，即1859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别。

    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年、1859年和186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

    自由耕作农是指根据沙皇俄国1803年2月20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

    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17世纪末—18世纪，沙皇政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辅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19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244。

    [152]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中欧的城市中划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1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246。

    [153]《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В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55。

    [154]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议于1905年12月12—17日（25—30日）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说：“我党的土地纲领需要作如下的修改：取消关于割地的条文；增加这样的字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措施，直到没收全部官家的、教会的、寺院的、皇族的、皇室的和私有的土地。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的经常的任务是，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组织，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从土地纲领中删掉归还赎金和用所归还的赎金建立特别基金的要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9—120页）——259。

    [155]《彼得·马斯洛夫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一节和下节《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吗？》以《彼得·马斯洛夫是怎样修改卡尔·马克思的草稿的》为题发表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后面附有列宁写的《编辑部的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264。
    
    [156]“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18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15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列宁在这里借用“犹太区”这个词来形容限制农民的份地所有制。——277。

    [157]农民银行（农民土地银行）是俄国国家银行，1882年设立，在各省有分行。设立农民银行的目的是向农民发放购置私有土地的贷款，其贷款利率为年利7．5—8．5％。1895年农民银行获得了向地主购买土地的权利。1895—1905年共购买100万俄亩。每俄亩地价由1898年的49卢布涨至1901年的111卢布。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农民银行抑制了地价的下跌，以每俄亩107卢布的价格买进了270万俄亩土地。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期间，农民银行的活动促进了独立农庄和田庄的成立。1906—1916年农民银行共买进460多万俄亩土地，总价为5亿卢布左右，在此期间卖出380万俄亩给个体农户。从1906年到1915年，农民从农民银行手中以及在它的协助下购买的土地共计1040万俄亩。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苏维埃政权撤销了农民银行，其土地按照土地法令被收归国有并转交给了农民。——287。

    [158]指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土地纲领报告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甚至没有试图去攻击他的主要堡垒，从而暴属了自己完全软弱无力。这个堡垒是什么呢？就是国有化一旦实现就会造成未来复辟的基础这一论点。我认为，只凭发音相同和文字游戏才谈得到莫斯科罗斯的国有化和把这种国有化同列宁现在设计的国有化相比拟。”（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7年俄文版第148页）——294。

    [159]《俄罗斯国家报》（《Русское В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政府机关报，1906年2月1日（14日）—5月15日（28日）在彼得堡出版。——298。

    [160]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总之，用这个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你不要以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你听，这位先生如此写作，只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310。

    [161]卡·考茨基在1906年10月写的《社会革命》一书第2版序言中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象1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时为数很少的人在街垒战中同整整一支大军相持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其他城市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援部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他们是几乎就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革命者，而军队的士气却十分低落。但是谁能够肯定地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呢，”——319。

    [162]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325。

    [163]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的策略决议》。决议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将一贯不变地反对任何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企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图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把被没收的土地交给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所有，而在没有这样做的顺利条件的情况下，将主张把那些实际上是经营着小经济的或为满足小经济所必需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50—151页）——329。

    [164]《真理》杂志（《Правда》）是俄国孟什维克杂志（月刊），主要登载艺术、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1904年1月—1906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正式的编辑兼出版者为Ｂ．Ａ．科热夫尼科夫，他也是这个杂志的创办人。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等。——330。

    [165]“上船头去！”传说是伏尔加河上强盗劫船时对被劫船只全体船员下的命令。——333。

    [166]出自斐·拉萨尔1862年4月16日在柏林区市民协会举办的集会上的演说《论宪法的实质》。演说中说：“国王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中常有的那种花言巧语之徒，而是认真办事的讲究实际的人，他们靠某种本能总是抓住问题的本质。”——336。

    [167]中国式制度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了反对土地国有化纲领而造的一个词。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上发表了《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文中引用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所载的关于王安石的材料，认为王安石变法就是搞土地国有化。据此他进而把土地国有叫作“中国式制度”，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称为“俄国的王安石”。——336。

    [168]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 Демокраг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337。

    [169]埃尔多拉多是西班牙语el  dorado的音译，意为黄金国。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欧洲就流传着新大陆有一个遍地是黄金珠宝的“黄金国”的传说。这种传说曾驱使西班牙殖民者在16—17世纪到南美洲的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流域千方百计寻找这个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后被人们用作想象中的富庶神奇之邦的代称。——337。

    [170]规约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中规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一种文书。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与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以前，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这种暂时义务农的份地面积以及他们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负担的义务，都规定在规约中。规约上还记载其他用地的分配．宅地的迁移等情况。规约由地主草拟，通过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调停官订立。规约如被农民拒绝，也可以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得到批准。规约的订立，引起了农民的广泛抵抗。政府往往动用军队进行镇压。——344。

    [171]《农村通报》（《Сель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附属于沙皇政府正式机关报《政府通报》的一种向农村发行的通俗报纸（周报），1881—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351。

    [172]显然是指卡·考茨基《俄国土地问题》中的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祸患（指干旱、牲畜倒毙、森林消失、土壤侵蚀等等）应当消除，以便使俄国农民农业摆脱目前这种悲惨处境。仅仅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是非常不够的，而且甚至能成为俄国农业彻底衰败的原因（如果上述其他因素还在起作用的话），因为这一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那些合理经营并购置了改良工具和机器的农场的消失。整个俄国农业会下降到贫苦农户的水平。但是怎样消除这些祸患呢？需要修建国民学校，扩大国民教师的编制；需要供应农村公社以优良的农作工具和机器、数量充足的牲畜，以便进行组合经营或者在农户之间分配；需要合理经营林业：最后还需要使林木稀少地区的农民有可能使用石料、砖和铁来修建建筑物。可是为了这一切就需要钱、钱、钱，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从哪里弄到这些钱呢？”——355。

    [173]阿拉帕耶夫斯克共和国是沙皇政府官员给彼尔姆省上图里耶县阿拉帕耶夫斯克乡起的诨名。Г．И．卡巴科夫于1905年曾在那里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农民协会，会员达3万人。——368。

    [174]民族民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371。

    [175]卧各夫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宗教基金”，指所有捐赠给伊斯兰教组织专供宗教事业使用的财产（包括土地）及其收益。——374。

    [176]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出现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389。

    [177]见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信中批评德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393。

    [178]这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该诗载于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马尔托夫发表此诗时使用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诗中借用经济派的口吻嘲笑经济派的观点和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94。

    [179]这篇《跋》是列宁在191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出版时写的。——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