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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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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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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列宁全集第16卷1907.6-1908.3/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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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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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1908年3月12日〔25日〕）

    2月27日的杜马“大议会日”，博得我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致好评。从黑帮分子和《新时报》到立宪民主党人和《首都邮报》，大家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深受感动。《首都邮报》甚至赶在“临终之前”写道（2月28日）：

    “总的印象〈对2月27日杜马会议的印象〉非常之好……在俄国的社会和国家生活中，政府第一次公开地向全国介绍了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也愿意承认，大议会日确实暴露了黑帮分子、政府、自由派和《首都邮报》之类的“民主派”都是一鼻孔出气的，暴露了他们在“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根本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次暴露如果不是“第一次”，那也是最突出的一次。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介绍一下各政党在这一天和同这一天有关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绝对必要的。

    古契柯夫先生是代表政府的十月党的领袖。他“请求政府代表”说明远东地区的真实情况。他站在高高的杜马讲坛上大谈其节约开支的重要性，说什么例如可以把驻东京大使的年薪从60000卢布改为50000卢布。我们是在进行改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说，“在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有关远东政局和即将对日开战的令人忧虑的消息。自然，关于俄国报刊被戴上笼嘴这一点，资本家的领袖是不会说的。为什么要说呢？在纲领中可以提出出版自由。这是“欧洲式的”政党所必需的。但是指望古契柯夫先生会真正起来为反对封住报刊的嘴而斗争，指望他会公开揭露俄国有影响的报刊的公然叛卖行为，就象指望米留可夫先生会这样做一样，是非常可笑的。不过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古契柯夫先生倒是说了真话，他无意中泄露了2月27日杜马演出的这出滑稽剧的真实背景。

    他宣称：“我们正沿着安抚和绥靖的道路迅速前进，这个事实定会向我们的敌人表明，〈俄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这一次一定能够成功。”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报以掌声。那是当然的啦！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讨论的问题以及伊兹沃尔斯基先生代表政府所作的整个庄严的发言的焦点，就是要把我国穆拉维约夫式刽子手的反革命政策说成是为了绥靖和安抚。应当让欧洲和全世界看一看，出现在“外敌”面前的是一个“统一的俄国”，它正在绥靖和安抚一小撮叛乱者（总共只有1亿农民和工人！），以便保证“捍卫自身利益的尝试”得以成功。

    是的，古契柯夫先生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说出了沆瀣一气的地主和资本家要他说的话。

    卡普斯京教授是个“左派”十月党人，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希望，是拥护社会同当局和解的人们的指靠，他赶忙跟着古契柯夫讲了一通谄媚的令人作呕的自由主义谎言，来美化古契柯夫的政策。“愿上帝保佑，让赞美声〈对杜马的〉响彻四方，赞美我们珍惜人民钱财的善举吧。”把大使的年薪改为50000卢布，这岂不是就节省了整整1万卢布吗？这岂不是“我们那些意识到俄国正处在紧要关头的显贵大臣们将要作出的”“良好范例”吗……“我们正面临着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改革，而这就需要大批的资金。”

    ……同这位议员相比，连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215]也望尘莫及！这位教授站在杜马讲坛上，对显贵大臣的良好范例赞不绝口……既然连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都还有与此相差无几的奴才相，那么十月党人就更不用说了。

    再来谈谈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先生的发言。当然，他只须抓住卡普斯京恭恭敬敬递上的话头就够了。大臣果然就大谈特谈必须缩减开支，或重新审查编制以帮助“经费匮乏”的使节。伊兹沃尔斯基强调指出，他这席话是得到尼古拉二世赞许的，他歌颂“俄国人民的力量、智慧和爱国主义”，称赞他们“把全部力量，无论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都用来巩固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地和全面开发这些领地”。

    大臣说，是奸党让他这样讲的。接着发言的是反对派首领米留可夫先生。他立刻宣布说：“人民自由党以其参加会议的党团为代表，极满意地听取了外交大臣的讲话，并且认为有义务对大臣第一次向全国代表机关说明有关俄国对外政策问题的讲话表示欢迎。毫无疑问，在目前……俄国政府应当……依靠俄国社会舆论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的确，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反革命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依靠那种在国外可能被当作（或冒充为）俄国社会舆论的东西。为了取得贷款，尤其应当如此，而不取得贷款，沙皇政府的整个斯托雷平政策，即指望长期用持续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的政策，就有崩溃和破产的危险。

    米留可夫先生完全懂得伊兹沃尔斯基、古契柯夫先生之流隆重登台的真正意义。他们是在尼古拉二世黑帮小集团的预先策划下登台的。这场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预先周密策划好的。杜马傀儡们在专制奸党的摆布下演了这出滑稽剧，因为没有西欧资产阶级的支持，尼古拉二世就维持不下去。应当让全俄国所有的资产阶级，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郑重地表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相信它的“和平政策”，相信它坚如磐石，相信它进行绥靖和安抚的决心和能力。这如同在期票上签字一样地必要。为此，他们就让最为立宪民主党人“敬爱”的伊兹沃尔斯基先生出场了；为此，他们预先策划了这一整套恬不知耻的骗人把戏，谈什么珍惜人民钱财呀，实行改革呀，政府“公开”“说明”对外政策呀，虽然人人都很清楚，他们根本不想说明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

    于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就俯首帖耳地充当了黑帮警察君主国手中的傀儡！当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如果能够毅然决然地说几句真话，无疑会起很大作用，会妨碍（或阻止）政府借贷亿万卢布去组织新的讨伐队、去设立绞刑台、修建监狱和强化警卫，而立宪民主党却“跪倒在”敬爱的君主陛下“膝前”，使劲地摇尾乞怜。米留可夫先生剖白了自己的爱国心迹，想以此得到赏识。他把自己装成精通对外政策的行家，因为他曾经在有些人家的前厅里收集到有关伊兹沃尔斯基的自由派观点的传闻。米留可夫先生代表整个立宪民主党郑重其事地对沙皇大臣表示“欢迎”，也就是自觉地在期票上签了字，他很清楚，全欧洲报纸第二天就会象听到一声号令似地同时报道说：杜马一致（社会民主党人除外）表示信任政府，赞同政府的对外政策……

    俄国自由派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从自由的拥护者到听命于专制制度的意志薄弱的下贱的帮凶的演变，而在德国，完成这一过程花了30多年，在法国甚至花了100多年。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拥有一件特殊武器：他们可以握紧钱袋，制造资金的困难，阻断获取新的贷款的“巧妙的”门路。在俄国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本来有过许多次机会可以使用这件武器。但是，无论是1906年春天，或者是1908年春天，每次他们都亲自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了敌人，向大暴行制造者献媚，发誓要效忠于他们。

    司徒卢威先生及时地设法为这种实践活动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司徒卢威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216]（其实应当叫作《黑帮思想》杂志）上就鼓吹过“大俄罗斯”思想，鼓吹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谴责“知识界对国家的敌对态度”，一千零一次地对“俄国革命主义”、“马克思主义”、“背叛行为”、“阶级斗争”、“庸俗激进主义”大张挞伐。

    对于俄国自由派的这种思想演变，我们只能表示高兴。这是因为实际上这种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早已成了司徒卢威先生想系统地、完整地、缜密地、“哲学式地”加以论证的东西。既然已经存在完全成熟的并在国家生活的严重关头起了反革命作用的阶级，那么制定一套系统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就是关键了。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政策的思想体系，将帮助每个人消除对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的最后幻想。消除这种幻想是有好处的。必须消除这种幻想，以使我们能在争取俄国民主化的真正群众性的斗争事业中向前迈进。司徒卢威先生希望有一种露骨的反革命自由主义。我们也希望有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因为“露骨的”自由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农民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都将是一种最好的教育。

    再回过来谈谈2月27日的杜马会议。应当指出，民主派的唯一诚实的和值得自豪的话，是由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说出来的。齐赫泽代表上台声明社会民主党党团将投票反对法案，并且开始申述投反对票的理由。但是当他刚刚开始说到“我国在西欧所奉行的外交，一贯是反动势力和利益的支柱……”主席就制止了这位工人代表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低声嘟哝着：“议事规则规定可以陈述投票理由的啊！”被称为第三届杜马主席的那个暴徒回答说：“除了理由，方式也是重要的。”

    在这个暴徒自己看来，他这样做是对的：既然现在已下了赌注，决心要通力合作进行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还顾得上什么议事规则呢？

    这位工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是孤立的。因而他的功绩也就更大。无产阶级应当表明而且一定会表明，它能够不顾自由派的种种叛变和市侩的动摇，而坚持民主革命的传统。

    载于1908年3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55—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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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彼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口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441。

    [216]《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