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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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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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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08.3-1909.2
CC列宁全集第17卷1908.3-1909.2/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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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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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1909年4月4日〔17日〕）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已经对“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作了一个总的评价[注：见本卷第340—343页。——编者注]。上面所载的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议，是他们在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议代表时的纲领（遗憾的是，直到代表会议开过以后《无产者报》编辑部才收到这个决议），谈到这个决议，我们不得不把在那里讲过的许多话重复一下。

    这个决议满篇都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几乎每一条都表明，起草人的思想还不成熟，或者他们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起码的常识。第1条写道：“……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大概不是。起草人指的是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免得把十分荒谬的思想加在召回派身上。既然是这样，那他们也就是承认目前不具备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条件。然而，为情况所迫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召回派却不能从这里想出结论，不能自圆其说……“俄国……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不错！还只是正在走向高潮，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高潮，——根据逻辑和语法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个还没有到来的高潮的“特点”却是“尖锐冲突”等等。结果弄得很荒谬：召回派不会说明现在的特点，而去说明我们“正在走向”的未来的“特点”，以掩盖对这个现在的无知。例如，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个“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不经过分析就使用这个提法；为什么未来高潮的“特点”是贫困化的小市民的尖锐冲突，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出来。为什么恰好现在需要加上一个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得而知；其实，流氓无产阶级的特点，有时候是尖锐冲突，有时候是异常不坚定和毫无斗争能力。召回派的思想是极不明确的，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上，同两个召回派一起投票赞成加上“贫困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说法的，只有两个崩得分子！我们认为，召回主义是改头换面的机会主义，这种看法得到了极好的证明。

    同谁发生尖锐冲突呢？“同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农奴主的统治集团”。而不是同专制制度？召回派不会把在上述两个阶级之间看风使舵的专制制度同这两个阶级的直接统治区别开来，结果弄得很荒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组织力量的秘密工作正在进行……”吸取经验，消化新的教训，积聚力量，这些事可以并且经常是秘密进行的，但是组织力量的工作，甚至在不合法活动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也不可能是秘密进行的。在1901—1903年间，组织力量的工作是非法进行的，而不是秘密进行的。召回派是在重复而且在歪曲那些死记硬背的片言只语。

    第2条写道：“在俄国阶级矛盾发展得很尖锐的时候，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解决这种冲突……”俄国的阶级矛盾不象已经没有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的欧洲那样尖锐。召回派没有注意到，他们在想深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却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了机会主义者。

    “……革命将导致武装起义……”

    关于斗争的目标，一点也没有说清楚，关于目前专制制度发展的局势，也根本没有说清楚，但是，关于斗争的手段，召回派却急于发表意见，以便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幼稚的做法，因为你们再一次表明，你们死记硬背的片言只语虽然很好，但是你们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在1897年、1901年和1905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在1897年和1901年，俄国无疑是“在走向革命高潮”，走向“尖锐冲突”和“革命”，但是直到1905年1月9日以后，他们才把起义提到日程上来。只是死记硬背口号是不够的，应当善于考虑什么时候提出这些口号合适。在“高潮”还没有到来，在最狭窄和最直接的意义上的“革命”还没有成为现实以前（而召回派谈的是将来的革命：“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只提出一种斗争手段的口号，那就使自己成了面目全非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谈到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和斗争的目标（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而更多的东西目前是不能谈，也不需要谈的。

    那些莫名其妙的、甚至当作“彻底改革”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是怎样来的，只有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看来连召回派自己也不明白。

    第3条写道：“因此，社会民主党作为彻底革命的政党，应当把杜马外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

    有人（“最后通牒派”）目光竟这样短浅，甚至觉得我们同召回派的意见分歧只是实际做法上的分歧，只是对实行共同的策略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估价不同而已！1907年夏天，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方面的意见分歧可能只是实际做法上的分歧，抵制派的错误可能只是在选择手段来实行全体布尔什维克共同的策略当中的错误。在1909年还这样谈，那是可笑的。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错误就是在原则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请实际地想一下：“因此”，也就是因为我们“正在走向”高潮，冲突“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因此”，应当把杜马外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同志们，这简直是用文字的堆砌来掩饰惊人的思想混乱！你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根本还没有提到杜马，却造出一个结论：“因此”——“杜马外的斗争”！因为我们不懂得杜马的意义和党在高潮迫近时期的任务，所以我们宣布要进行杜马外的斗争，请看，召回派的论断是多么荒谬。他们片言只语地重复他们所不理解的布尔什维克的论断，这些话却是在不仅宣布要进行而且有群众正进行杜马外斗争的时期说的，而他们重复这些论断是在自己也认为“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即群众直接斗争的条件暂时还不存在的时期。

    他们死记硬背关于杜马活动要服从杜马外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和方向的正确原理，而且把死记硬背的片言只语重复得不是时候，歪曲得面目全非。

    召回派不是强调除了杜马的工作以外，现在还必须尽最大的力量在杜马外面在群众中进行坚定的、长期的、耐心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却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大喝其“杜马外的斗争”、冲击等等“革命的”高调。

    召回派在决议（第1条）的末尾写道，“采取直接的积极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在开头却宣布要进行杜马外的斗争。这难道不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吗？

    “……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而做的工作……”先是片言只语地谈了关于斗争手段的想法，然后再谈关于目标的想法！……“并为了这个目标而把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同志们，在首先的和“首要”的问题是巩固和恢复半瓦解的党组织的时候，这些都是空话。

    第4条（“召回主义”的妙论之一）说：“党只能利用那些不会模糊和削弱革命斗争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

    在“讲求实际的”最后通牒派看来，这就是对问题的“切合实际的”提法！召回派不得不在1909年寻找一些为自己辩护的原则性理由，而这样做必然会使他们陷入泥潭。“只能……那些不会模糊……的活动的形式”这句话显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的杜马工作，指他们利用半合法和合法组织的活动。这样说来，有的“活动的形式”会模糊革命斗争，有的不会模糊革命斗争。为了使不会思考的人不必开动脑筋，我们应该列一个“活动的形式”表，把那些会“模糊”革命斗争的形式划掉，——这才是真正革命的策略吧！！

    亲爱的同志们，拿合法书刊来说吧！这种“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会不会模糊革命斗争？当然，在斯托雷平制度下是会“模糊”的！那就是说，应当把这种书刊取消，——召回派的结论就是如此，他们不能指出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的条件，因而大发谬论。布尔什维克提出和通过的代表会议决议写道：“党应当特别注意利用和巩固现有的组织，并且建立新的、非法的、半合法的和尽可能合法的组织，这些组织可能会成为党的据点。”这个决议同召回主义有天壤之别。“只能……那些不会模糊……的形式”，这是一句空话，只不过是个“高调”，而不是革命性。建立党的非法的“工人委员会”来利用“半合法的和尽可能合法的组织”，这是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他们考虑到了在当前局势下必须采用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善于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真正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方式。

    取消社会民主党的合法书刊，这是一句空话，是做不到的，因而只是对那些明知做不到的机会主义者有利。划清愿意对自己的合法著作向党负责的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没有党性的投机著作家的界限，这是一个困难的、然而是能够实现的任务，这会给愿意同党一起工作的人们指出实际的工作方向。取消合法的杜马党团，取消合法组织，这是一句只是对那些很想摆脱党的监督的机会主义者有利的空话。不断进行这种监督，“利用”合法组织，纠正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种错误和错误的策略，——这是党的任务，我们和一切愿意执行代表会议决定的人将来完成这个任务。

    ……第4条最后写道：“坚决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的任何勾结。”

    哎！召回派总是不合时宜地重复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一些思想中的片言只语。同志们，应当把情况弄清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政府还在摸索勾结的道路，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把这种勾结当作“斗争”的口号来向人民宣传（这些口号甚至迷惑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当时坚决反对这种勾结才是真正及时的口号，迫切的任务，才能把骗局揭穿。现在，勾结的道路已经摸索到了，沙皇政府同被召回派称为“集团”的那些阶级已经勾结起来了，而且，谁也不会被第三届杜马中实现的勾结迷惑了。现在，把“坚决反对任何勾结”当作鼓动的中心，那就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第5条写道：“不能把我国的国家杜马看作是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和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一定的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议会，它不过是沙皇政府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这里有两个错误。不能说，不是议会，而是勾结，因为世界上的许多议会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同各式各样中世纪制度残余的勾结。为了不让黑帮－十月党人的议会成为俄国的第一个议会，我们当时应当斗争，而且我们也进行了斗争，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这已成了事实，既然历史迫使我们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那么，只靠感叹，只靠唱高调来逃避这个不愉快的现实，就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行为。第二个错误是，在决议的起草人看来，如果有“一定的自由”，那就是“议会”，如果没有，那就是“假玩意儿”。这是庸俗的民主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三届杜马时期的自由比第二届杜马时期要少得多，然而第三届杜马却是比较不那么虚假的议会，因为它比较真实地表现了当前各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的实际关系。只要政权还掌握在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手中，在资产阶级的俄国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议会。这个毫无虚饰的真理，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加以抹杀，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第6条倒是例外，它是正确的。不过这个例外所证实的是相反的常规，因为……因为召回派在这一条中叙述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代表会议决议的反召回派的思想。

    几点结论。（一）“……杜马是……勾结……和反革命的工具……”说得正确！“……只是巩固专制制度……”这个“只是”是不对的。专制制度终于组织起这个杜马，从而延缓了自己的灭亡，但它不仅没有因此而巩固，反而逐渐瓦解了。杜马是一种“掩饰”，但是也是一种“暴露”，因为它第一次公开地在成千的问题上表明沙皇政府是依赖反革命阶层的，第一次大规模地显示了罗曼诺夫同普利什凯维奇、沙皇政府同“俄罗斯人民同盟”[188]、专制制度同杜勃洛文—伊利奥多尔一波洛夫涅夫之流的内在联盟。

    至于说杜马会使沙皇政府的罪行合法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是一定的阶级为了一定的阶级的利益而使之合法化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正是要在杜马讲坛上阐明这些很有教益的阶级斗争的真理。

    “……第三属国家杜马8个月的活动表明，社会民主党不能利用杜马……”

    这才是召回主义的中心思想，而我们的“最后通牒派”说，既然我们花了许多力量来建立党团，就不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召回来！这种可笑的狡辩只能掩饰召回主义的错误，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

    问题是明摆着的，狡辩在这里无济于事：8个月的活动证明，究竟有没有可能利用杜马讲坛呢？召回派的回答是不正确的。虽然党对党团进行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一工作毫无疑义地证明，利用杜马讲坛是可能的。遇到困难和犯了错误就垂头丧气，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是用知识分子的“高调”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耐心的、坚定的和顽强的工作的表现。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在议会活动初期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犯的错误也多得多，但是它们没有抛开任务，而是克服了困难，改正了错误。

    （二）“……我们的党团……坚持机会主义策略，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一贯忠诚的代表……”

    召回派同志们，最伟大的真理也可以被庸俗化，最伟大的任务也可以变为空谈，而你们正是在这样做。你们把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空谈，这只对机会主义者有利。我们的党团过去有错误，现在还有错误，但是党团工作的经验证明：党团“过去能够、现在也能够”坚定地、一贯地代表无产阶级。说它过去能够、现在也能够，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党要指导党团，帮助它，派最好的干部去领导，草拟指示和发言，向党团说明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主张的危害性，因为这种知识分子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总是最容易进入各种接近议会的机关的。

    同志们，要有勇气承认，在切实指导党团的工作、给党团以实际帮助这方面，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要有勇气承认，如果我们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团结自己的党，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创办一些经常影响广大的无产者阶层的党的机关报，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多做出十倍的事情。我们就是在向这方面努力，凡是愿意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人，都应该向这方面努力。

    召回派把同党团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空谈，因为他们只死记硬背了一些词句，却不懂得无政府主义者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和社会民主党人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有什么不同。拿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老是抓住每一个错误，抓住每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老是叫嚣什么甚至倍倍尔也曾经作过几乎是爱国主义性质的发言，也曾经在土地纲领问题上采取过错误的立场，等等。的确，甚至连倍倍尔在自己的议会生涯中也曾经犯过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结论就是应当召回所有工人代表。无政府主义者责骂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要同他们决裂，并且一面责骂，一面反对锻炼无产阶级的政党、制订无产阶级的政策和培养无产阶级的议员。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使他们成了机会主义的最可靠的帮凶，成了变相的机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些错误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论是：如果党没有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建立一个真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那么甚至倍倍尔也不能成其为倍倍尔了。但愿人们不要对我们讲：“我们党团里没有倍倍尔这样的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189]，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谁要说，我们这里没有倍倍尔这样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不知道有一个时期，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奥古斯特·倍倍尔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是党纠正了这些错误，党给倍倍尔指出了方向[注：我们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谈谈这段有教益的历史，谈谈这段历史怎样驳斥了德国那些同我国的召回主义近似的流派。]。

    （三）“社会民主党党团继续参加国家杜马……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害处……降低社会民主党的尊严和威信……”只要指出1909年的预算辩论，指出别洛乌索夫的发言[190]，就可以说明，在这些极端夸张的说法中“量变怎样进到质变”，从这种极端夸张的说法中怎样产生了（不以召回派同志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如果认为这些讲话“带来了害处”，不能证明利用杜马讲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意见分歧就超出了对讲话作估价的范围，而成为在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

    ……（1）“开始广泛的鼓动……宣传‘打倒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口号……”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已经说过，这个一度迷惑了某些反召回派工人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注：见本卷第266—282页。——编者注]。这要么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选举改革的口号，要么就是重复在自由派杜马掩饰反革命的沙皇制度、力图妨碍人民看清自己的真正敌人的那个时期里背熟了的词句。

    （2）“召回……党团，就是强调……杜马的性质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

    这是套用莫斯科召回派的论点：召回党团就是强调革命并没有被埋葬。这样的结论（我们把《无产者报》第39号的话再说一遍）不过是“强调”那些善于这样议论的社会民主党人被埋葬了。他们就这样埋葬了自己，使自己不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丧失了鉴别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能力，所以才挖空心思想出这个“强调”革命空话的手法。

    （3）“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组织和准备……公开的……斗争〈因此就要放弃杜马讲坛上的公开宣传！〉……和宣传”等等。

    社会民主党放弃杜马讲坛上的宣传是很不体面的，这一点召回派忘记了。

    他们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某些最后通牒派不断重复的论点：“把力量花在这种没有希望的杜马工作上是不合算的，让我们更有成效地使用一切力量吧。”这不是什么合算不合算的论点，而是诡辩，这种诡辩必然会产生（这也不以起草人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因为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指出社会民主党议员的错误的时候，都号召他们不要再“和资产阶级议会打不合算的交道”，把“所有这些力量”都用到组织的“直接行动”上。但是，这样就会瓦解广泛的全面的工作，而空喊一些由于脱离群众而软弱无力的“口号”。只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才会以为这是新的只是由于第三届杜马才出现的论点。不是的，这是一个全欧洲的常见的非社会民主党的论点。

    总之，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是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孟什维克赶忙说，当然是由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错误造成的。这样的结论对孟什维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不过很可惜，客观事实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个结论。这些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不仅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中，而且在整个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都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的时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克服这种成长过程中的毛病、克服自己的影响范围扩大过程中的毛病的同时巩固和成长起来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

    但是，只是从上一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起，当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浪潮”出现的时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和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怎样呢？这个浪潮带来了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司徒卢威主义，一个是工人事业主义和“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就是因为它不掩饰分歧，不玩弄外交手腕（不象孟什维克对马斯洛夫、切列万宁、库斯柯娃、普罗柯波维奇、瓦连廷诺夫、叶尔曼斯基之流那样玩弄外交手腕），而是对俄国生活的可悲条件和俄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所产生的歪曲进行了并且完成了胜利的进攻。布尔什维主义不掩饰俄国生活的可悲条件和反革命时期的转折所造成的歪曲正在开始把布尔什维主义弄得面目全非这一事实，而是公开向群众解释，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要把党团和党引向什么样的泥潭，因此，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成长和巩固起来。

    载于1909年4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44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94—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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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内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它的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09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74。

    [189]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语源于古罗马的神话传说。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来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376。

    [190]指1909年2月21日（3月6日）捷·奥·别洛乌索夫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讨论内务部预算案时的发言。——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