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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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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1920.11-1921.3
CC列宁全集第40卷1920.11-1921.3/列宁全集(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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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列宁/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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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危机

    （不晚于1921年1月19日）

    代表大会前的辩论已经开展得够广泛的了。一些小的矛盾和分歧变成了大的矛盾和分歧，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是由于坚持小的错误并且竭力不让这个错误得到纠正，有时是由于犯了大错误的人紧紧抓住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小错误不放。

    分歧和分裂，常常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也就是这样从小的分歧“发展成为”工团主义的，如果党不够健全有力，不能迅速地彻底地把病治好，那么这种工团主义就会完全背离共产主义并使党不可避免地分裂。

    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党生病了。党在发高烧。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生病的只是“发烧的上层”或者说只是莫斯科的上层呢，还是这种疾病已经侵入整个肌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肌体是能够在几个星期内（在党代表大会举行以前，以及在大会举行期间）完全痊愈并且旧病不再复发呢，还是久治不愈而日趋危险。

    为了最迅速和最有效地把病治好，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全体党员十分冷静和极其细心地研究：（1）分歧的实质，（2）党内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因为分歧的实质是在斗争过程中展开、明朗化和具体化（并且常常有所变化）的，而斗争包含着不同的阶段，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在各个阶段上，参加斗争的人和参加斗争的人数都是不同的，斗争中的立场也是不同的，等等。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而且一定要有最精确的即刊印出来的文件，以便能从各方面加以检查。谁相信口头上说的，谁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十足的傻瓜。如果没有文件，就需要审问双方或者几方的见证人，一定要“严加审问”，而且审问要有见证人在场。

    现在我试把我所理解的分歧的实质和斗争阶段的更替大致地叙述一下。

    第一阶段。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斗争的开始。在中央委员中，“斗士”只有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两人。托洛茨基抛出了“整刷”工会这个“惯用语”。托姆斯基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在留心观察。他们最大的错误（首先是我的错误）就在于把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通过的鲁祖塔克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忽略”了。这是整个争论中最重要的文件。

    第二阶段。11月9日的中央全会。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提纲草稿”：《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这个提纲谈论工会“极严重的危机”以及新任务和新方法，在这种议论的掩盖或粉饰下推行“整刷”，政策。鉴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和官僚主义的过头行为，托姆斯基在列宁的竭力支持下，认为争论的重心，正是“整刷”问题。同时在争论中，列宁作了若干显然过了头的因而是错误的“攻击”，因此就有组织“缓冲派”的必要，于是就产生了由10位中央委员组成的“缓冲派”（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都参加了，托洛茨基和列宁都没有参加）。“缓冲派”决定“不对分歧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决定取消列宁的报告（对工会的报告），而指派季诺维也夫为报告人，要他“作一个实事求是的不带论战性质的报告”。

    托洛茨基的提纲被否决了。列宁的提纲被采纳了。最后定稿的决议以10票对4票（托洛茨基、安德列耶夫、克列斯廷斯基、李可夫）通过。这一决议也支持“健全的劳动军事化形式”，而对“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和因循守旧”等等提出谴责。决议责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更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推选了一个工会问题委员会，托洛茨基同志也被选入这个委员会。但托洛茨基拒绝在该委员会工作，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使它后来发展成为派别活动。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提出错误的提纲）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错误，象这样的小错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犯过。

    第三阶段。12月间水运员工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12月7日的中央全会。主要的“斗士”已经不是托洛茨基和列宁，而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了。季诺维也夫以工会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调查了12月间水运员工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争执。12月7日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季诺维也夫提出了立即改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实际建议。大多数中央委员对此表示反对。李可夫转到了季诺维也夫方面。会上通过了布哈林提出的决议，在该决议的实际部分中有3/4是支持水运员工的，而在引言里，则反对“自上而下地改造”工会（第3段），同意有名的“生产民主”（第5段）。我们这一派中央委员仍旧是少数。我们反对布哈林的决议，主要是由于我们认为“缓冲”只是纸上谈兵，而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实际上就意味着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并且扩展到中央委员会的范围以外了。我们提议1921年2月6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这个提议被通过了。后来根据边远地区的请求，决定延期到3月6日举行。

    第四阶段。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2月25日托洛茨基发表“纲领性的小册子”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12月24日中央准许进行自由辩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样做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这个小册子从12月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上摘引的只是同“生产民主”有关的话，而决议上反对“自上而下地改造”的话却没有引用。12月7日布哈林在托洛茨基支持下制造的缓冲，在12月25日却遭到托洛茨基的彻底破坏。小册子的整个内容，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整刷”的精神。至于应当用来粉饰和掩盖“整刷”或者为“整刷”辩解的“新任务和新方法”，小册子却没有能够提出来，——如果我们不把知识分子那种标新立异的名词（“生产气氛”、“生产民主”）算在内的话；这些名词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其中切实的部分又已经完全包括在生产宣传的概念、任务和范围内了。

    第五阶段。在12月30日全俄数千名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即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国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辩论。争论进行得十分激烈。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为一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布哈林想要“缓冲”，但说的话都是反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没有一句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布哈林读了他的提纲（发表于1月16日）中的一小段，而这一段话恰恰没有提到背离共产主义，转向工团主义的问题。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宣读了工团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早已被托洛茨基同志驳得体无完肤（在他的提纲第16条里），它（或许多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我个人认为，宣读鲁祖塔克的提纲在12月30日整个争论中是一个关键。事实上，无论布哈林同志或者是托洛茨基同志，不仅都找不出任何话来反对这个提纲，而且还编造了一种神话，说这个提纲的“精彩部分”是由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哥尔茨曼、安德列耶夫、柳比莫夫草拟的。于是托洛茨基就很得意又很委婉地讥笑列宁的“外交手腕”没有成功，说列宁想“取消和破坏”辩论，想找一个“避雷针”，而“结果出乎意料，他抓到的不是避雷针，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这种神话在当天（12月30日）就被鲁祖塔克戳穿了，他指出：“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面根本”就没有柳比莫夫；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进行表决时，哥尔茨曼是反对鲁祖塔克提纲的；草拟该提纲的小组是由安德列耶夫、策彼罗维奇和鲁祖塔克组成的[112]。

    我们姑且假定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神话是事实。那么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象这种假定那样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了。因为，既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曾把自己的“新”思想写进鲁祖塔克的决议，既然鲁祖塔克接受了它们，而所有的工会（在11月2日至6日！！）又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既然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对它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切分歧都是虚构的，不论托洛茨基也好，“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也好，都没有提出任何“新任务和新方法”，一切切实的和本质的东西，都已经由工会说明、采纳和决定了，而且在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如果需要把谁狠狠地责骂一顿和“整刷”一下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不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而是俄共中央，因为它“忽略”了鲁祖塔克的提纲，而由于它的这个错误，才掀起了一场毫无意义的辩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错误（其实，它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而是很普通的错误，即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过头行为）是无法掩盖的。对于这种错误，不应当掩盖和粉饰，不应当为它辩护，而应当纠正它。整个问题就是这样。

    我在12月30日，把鲁祖塔克的提纲的实质，归纳成下面四点[注：见本卷第206—212页。——编者注]：（1）普通的民主（没有任何过头行为，丝毫不否认中央的“委派”权等等，但是也不固执地袒护某些“被委派者”的需要纠正的错误和极端行为）。（2）生产宣传（那些拙劣的、可笑的、理论上错误的“公式”，如“生产民主”、“生产气氛”等等中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包括在这里面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机关——全俄生产宣传局。我们必须尽力支持它，而不要用生产……拙劣的提纲去损害生产工作。整个问题就是这样。（3）实物奖励。（4）同志纪律审判会。没有第3点和第4点，所谓“在生产中的作用和任务”等等的议论就只能是知识分子的空谈，而在托洛茨基的“纲领性的小册子”中，这两点恰好都被遗忘了。然而鲁祖塔克的提纲里却有这两点。

    讲到12月30日的辩论，我还需要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我当时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注：见本卷第204页。——编者注]。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愿意读完我的讲话全文的读者可以发现，不论我的全部论证或我的结论，都不会因这一修正而有所改变。

    第六阶段。彼得格勒组织发表《告全党书》，反对托洛茨基的纲领，莫斯科委员会发表与之对立的宣言（1月13日《真理报》）。[113]从上层进行派别斗争，发展到下层组织参与斗争。这是向康复前进了一大步。奇怪得很，莫斯科委员会看到了彼得格勒组织发表纲领的“危险”方面，却不愿看到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25日组织派别的危险方面！！！爱开玩笑的人把这种失明（瞎一只眼）叫作“缓冲”失明……

    第七阶段。工会问题委员会结束工作，并且发表了纲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114]，日期为1月14日，署名的有9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加里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阿尔乔姆、列宁，以及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洛佐夫斯基；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两位同志显然是“逃到”“工人反对派”那方面去了）。这个纲领发表在1月18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时又有施米特、策彼罗维奇和米柳亭参加署名。

    1月16日，《真理报》上出现了布哈林的纲领（署名是“布哈林、拉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雅柯夫列娃受部分同志的委托”）和萨普龙诺夫的纲领（署名是“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批同志”：布勃诺夫、博古斯拉夫斯基、卡缅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奥新斯基、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115]。在1月17日莫斯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这些纲领的代表们和“伊格纳托夫派”[116]（他们的提纲登载在1月19日的《真理报》上，署名的有伊格纳托夫、奥列霍夫、科尔济诺夫、库拉诺娃、布罗夫采夫、马斯洛夫）都发了言[注：顺便指出：党应当要求在提出每一个“纲领”时，对该纲领负责的全体同志都在上面署名。“伊格纳托夫派”和“萨普龙诺夫派”做到了这一点，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施略普尼柯夫派”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据他们说还有一些对有关纲领负责的同志没有署上名字。]。

    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团结的增长（因为9位中央委员的纲领是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则是涣散和瓦解。而布哈林等人的提纲，则是思想瓦解达到顶点的表现。这里发生了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很早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这样嘲笑过：“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历史性的，不如说是歇斯底里的”[注：在俄文中“历史性的”（исторический）和“歇斯底里的”（истерический）两个词的音很相近。——编者注]。提纲第17条上这样说：“……在目前，必须使这些人选成为必须接受的”（指工会派到相应的“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去的人选）。

    这就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这实质上是在重复施略普尼柯夫的“国家工会化”的口号；这就是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机关化整为零地交给相应的工会去管。“我提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和“我委派”，这两种说法是没有什么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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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

    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

    工团主义则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来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

    俄共党纲说：“……工会应当做到”（就是说，还没有做到，甚至还没有做）“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就是说在工会的手中，就是说在组织起来的全体群众的手中；谁都能看到，我们就连初步接近这种切实的集中也还远没有做到）……集中什么呢？集中“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就是说，不是各工业部门的管理，也不是工业的管理，而是工业加上农业等等的管理。我们是否已经接近于把农业的管理切实集中在工会的手中呢？）。俄共党纲接着还谈到了“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问题，谈到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如果工会，十分之九的会员都是非党工人的工会，可以委派人（“必须接受的人选”）管理工业，那还要党做什么呢？不论在逻辑上，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布哈林所说的都意味着党的分裂，确切些说，意味着工团主义者对党的背离。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一直是斗争中的“主角”。而现在布哈林已经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创造了斗争中的完全新的相互关系，因为布哈林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

    布哈林怎么能说出这种背离共产主义的话来呢？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人们因此非常喜欢他，而且不能不喜欢他。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作“软蜡”。原来，在这块“软蜡”上，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煽动者”都可以任意刻写。这些带引号的尖刻的字眼是加米涅夫同志在1月17日的辩论中使用的（他有权这样使用）。然而，无论加米涅夫或任何别的人，当然都不会想到用无原则的煽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会想到把一切都归结于这个原因。

    恰恰相反。派别斗争有它客观的逻辑，甚至最杰出的人，如果他坚持错误立场，都会不可避免地落到在实际上同无原则的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地步。派别斗争（例如“前进派”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117]）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分歧的抽象本质，而且还要研究这种分歧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阶段上怎样展开和变化的具体情况。1月17日的辩论，反映了这一发展的结果。[118]“整刷”也好，“新的生产任务”也好，都不能再加以维护了（因为一切有用的和切实的东西都已经包括在鲁祖塔克的提纲中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或者在自己身上找到——用拉萨尔的话来说——“智慧的物质力量”（和性格的物质力量）来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把俄共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或者……或者牢牢地抓住残留下来的同盟者不放（不管是什么样的同盟者）而“不顾”任何原则。现在残留下来的是一些狂热的“民主”拥护者，而布哈林正在滚向他们那方面去，滚向工团主义方面去。

    当我们在逐渐吸收“民主的”“工人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的时候，布哈林却牢牢抓住不健康的因素。布马日内同志，这位有名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托洛茨基派，1月17日表示愿意接受布哈林的工团主义的建议。“萨普龙诺夫派”竟达到这种地步，在同一条提纲（第3条）中，一方面大谈工会的“深刻的危机”和工会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同时又建议“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大概是由于工会存在“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才要这样做吧？对这样的一批人难道能够认真吗？他们一听到人家说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为了要比别人喊得更响，便信口开河地说道：由于存在“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必须“扩大权力”。他们的“实际”建议一开头写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提名，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批准，”只要读一下这几行就够了，用不着再读下去了。而他们的“原则的”民主立场是怎样的呢？请听听吧：（提纲第2条）“……他们（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实际上是从前的经济军事化分子这同一个集团中的两派！！”

    如果对他们认真，那就应当指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思想。但我们对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是不能认真的，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在我看来是很宝贵的工作人员）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前（“每次都在这个地方”[119]），总要发一阵狂，总要竭力叫喊得比任何人都更响（可以把他们叫作“喊得最响”派），总要大模大样地出丑一番。“伊格纳托夫派”是跟着“萨普龙诺夫派”跑的。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可以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允许的）。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工团主义）的范围内，而且要做得不致闹出笑话来。谁要作更多的许诺？谁向非党群众许诺给更多的“权利”，那就在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候联合起来吧！……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主张：不要为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辩护，而要纠正它。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极端行为却可以而且必须立即加以纠正。破坏军事工作人员和被委派者威信的，并不是指出有害的极端行为并且加以纠正的人，而是抵制纠正这些极端行为的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某些委员的极端行为正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将来都是（过去也是）宝贵的和有用的工作人员。当工会已经把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新的、有用的和切实的东西接受下来并且作了决定时，就不应当再去打扰工会，再去捏造同工会的分歧了。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地齐心协力地从事实际工作吧。

    现在我们还主张：必须同思想上的涣散以及反对派中的不健康分子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人甚至说要反对任何的“经济军事化”，不仅反对“委派方法”——直到现在这还是一种主要的方法——而且反对任何的“委派”，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作用。必须同工团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如果不把这种倾向彻底治好，就会亡党。

    毫无疑问，协约国资本家力图利用我们党的疾病来进行新的侵犯，社会革命党人也力图利用它来组织阴谋暴乱。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大家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我们不怕承认有病，但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大家在一切冈位上更守纪律，更加顽强，更加坚定。到3月间举行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以及在大会之后，党决不会削弱，而一定会更加巩固。

    1921年1月19日

    载于1921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234—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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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920年12月3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发生了一场关于扬·埃·鲁祖塔克是不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这个提纲的作者问题的争论。为此，列宁要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提供有关这个提纲的来源的确凿材料。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随即将11月1日理事会主席团会议第44号记录的摘抄件送给了列宁，并附送了索·阿·洛佐夫斯基的报告。这个摘抄件证明，主席团讨论鲁祖塔克的提纲以后，基本上予以通过，并委托米·巴·托姆斯基和鲁祖塔克修改定稿。所附报告说，托姆斯基未参加工作，提纲是鲁祖塔克修改定稿的。之后，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听取了鲁祖塔克的报告并基本上通过了他的提纲，委托由安·安·安德列耶夫、格·弗·策彼罗维奇和鲁祖塔克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个提纲进行最后审订。委员会集体对提纲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列宁于1921年1月19日将收集到的材料和鲁祖塔克的提纲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同时还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列宁的信和他所寄的材料刊登于1921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3号，材料的标题是《关于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的来源问题的材料》。——235。

    [113]1921年1月3日，俄共（布）彼得格勒组织在该市各区党组织代表的讨论会上通过了《告全党书》。《告全党书》叙述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观点，表示完全赞同列宁的立场，号召所有其他党组织支持列宁的纲领。《告全党书》要求全党注意列·达·托洛茨基纲领的危险性，指出实行这一纲领就意味着在事实上取消工会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告全党书》于1月6日在民众文化馆召开的全市党员大会上得到批准并发表于1921年1月13日《真理报》第7号。

    当时持“缓冲”立场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针对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告全党书》作出一项决议，发表在同一号《真理报》上。决议声称“绝对不能”赞同《告全党书》中所提出的建议，并指责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活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是要使自己成为筹备党代表大会的特殊中心。决议对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只字不提，从而支持了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237。

    [11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即所谓《十人纲领》，是部分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所属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提交中央审议的。草案根据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向和平建设后出现的新任务规定了工会的任务，明确说明了工会的作用，指出工会应该是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时规定了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在工会内部广泛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草案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得到了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成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的基础。——237。

    [115]指民主集中派。

    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派别性集团，1919年初开始出现，1920年最终形成，首领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主张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要求取消地方政权机关对中央的从属关系。他们还反对中央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力图把组织局排除于政治领导之外。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民主集中派曾公布该派的纲领。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后，该派某些成员仍继续进行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活动。1923年，他们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结成联盟。1926年，他们结成了以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所谓“十五人集团”，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派分子共23人开除出党。——238。

    [116]伊格纳托夫派（也称“莫斯科市各区的一批积极工作者”）是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的一个以叶·尼·伊格纳托夫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该派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提出了两个纲领：关于工会当前任务的纲领和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纲领。伊格纳托夫派同意“工人反对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把工会同苏维埃国家对立起来，否定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辩论自由，要求党“工人化”。他们要求将国民经济交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选出的机关管理，与“工人反对派”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主张这一选出的机关还应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伊格纳托夫曾作为“工人反对派”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正式报告人发言。代表大会后，伊格纳托夫派不再存在。——238。

    [117]为了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的“前进”集团（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结成了联盟。他们分裂革命工人运动，瓦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提出的所谓“改造”党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取消党。这个建立在取消主义基础上的联盟不久就瓦解了。——240。

    [118]指1921年1月17日在有莫斯科各市区和各县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辩论。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各派提出的纲领草案。在初步表决中，各派纲领得票数为：列宁纲领76票，托洛茨基纲领27票，布哈林纲领5票，施略普尼柯夫纲领4票，萨普龙诺夫纲领11票，伊格纳托夫纲领25票，诺根纲领0票，梁赞诺夫纲领0票。在就两个主要纲领再次表决时，列宁纲领得84票，托洛茨基纲领得27票。列宁及其拥护者提出的纲领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而被通过。1月18日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通过了《告各级党组织书》，号召全体党员团结一致支持列宁的纲领。——240。

    [119]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241。
